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可謂顛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金荃》《浣花》，能有此氣象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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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的詞如何「神秀」，《人間詞話》這一章給出答案。
王國維在詞史的脈絡上給李煜確定坐標，認為李煜是詞史的一個分水嶺：在他之前，詞只是伶工歌女之詞；從他開始，詞才升格為士大夫之詞。
要想對這個主張有恰當的理解，我們便有必要簡單追溯一下詞的發展脈絡。
詩和詞的區別現在看來似乎一目瞭然：詩是讀的，詞是唱的。但是，原本的分野並不這樣簡單，詩一樣可以入樂歌唱。儒家以禮樂治國，音樂是關乎國家興衰的大事，所以漢代建有樂府，專管這項堂皇莊重的政治事業。樂府整理出來的歌詞稱為「歌詩」，以與傳統的「詩」相區別。及至六朝，譜入音樂的詩便被人直接稱為樂府了。《文心雕龍》便專設「樂府」一篇，提出這樣一個觀點：音樂以詩為靈魂，以曲調為軀殼，所以樂師必須調正聲律，詩人必須端正文辭。
樂府詩歌大多是五言詩，後來五言詩發展成熟，漸漸脫離音樂而獨立存在，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士大夫之詩。降及唐代，古樂府被時尚潮流拋在身後，各種外來音樂成為最新的流行，而講求聲律的近體詩開始成熟起來，近體詩裡的七言絕句成為最常入樂歌詠的歌詞。旗亭畫壁的故事正反映出這樣的風氣：那是唐玄宗開元年間，高適、王昌齡和王之渙正在一家酒樓飲酒，恰巧皇家梨園主管帶著十幾名歌女也來這裡會飲。三位詩人悄悄避開，在一旁偷看這些歌女們各擅勝場，演習曲目。三人議論說：「我們也算詩壇名流了，但一直不分高下，正好趁這個機會，看看她們唱誰的詩最多。」只見一名歌女唱道：「寒雨連天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王昌齡興沖沖地在牆上畫了一道痕跡說：「這是我的詩。」就這樣歌女輪番演唱，詩人輪番在牆壁上刻畫記號，王之渙眼見自己的詩被唱得最少，便另立規矩說：「這些庸俗脂粉缺乏審美眼光，不妨等那個最漂亮的歌女出場，聽她唱什麼。如果唱的不是我的詩，我今生都甘願向你們稱臣。」終於輪到那位最令人心儀的歌女出場，只聽她唱道：「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正是王之渙的《涼州詞》。
故事本身究竟有幾分真實，幾分傳說，這倒是無關緊要，至少它道出了當時的一種社會風俗：七言絕句是可以入樂歌唱的。而且，還有一個小細節值得留心：王之渙那首奪冠之作，題目叫作《涼州詞》，而不是《涼州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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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推測說：詞是由詩演變而來，古樂府的歌詞就是詩，只是入樂歌唱的時候，中間會夾雜很多泛聲，後人怕把那泛聲丟了，就逐一填上實字，於是就成了長短不齊的句子，這就是詞。（《朱子語類》）
這樣說來，王之渙《涼州詞》如果入樂歌唱，很可能唱成這個樣子：「黃河遠上[呦]白雲間[哎]……」後人將[呦][哎]填入實字，就變成了句式長短不齊的詞。
但這個說法恐怕並不可靠。唐朝的時候或許並存著兩種體裁：一是可以入樂的詩，二是句式長短不齊的詞，只是詩更加受到重視，作為文學創作而被認真保存下來，詞則是不入流的小調，唱過就忘，忘過就丟，沒人認真去收集、保存它們，所以給我們留不下多少線索。
詩，有些可以入樂；詞，則一定是入樂的，所以才有「曲子詞」這個稱呼。「詞」前冠以「曲子」二字，顯然說明它只是花間小唱、下里巴人。
和凝與《香奩集》的故事最能說明詞在當時的地位。和凝是五代時期的著名詞人，但他最大的天賦不是填詞，而是做官，一直將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週五個朝代的高官做遍。和凝年輕時風流浪蕩，很喜歡曲子詞，填寫過許多香艷之作，集為《香奩集》。後來官高位顯，嫌這些小調太失身份，便派人到處搜集銷毀，甚至嫁禍他人，說《香奩集》裡的那些淫詞浪調都是晚唐詩人韓偓寫的，與自己全無干係。與和凝同時代的文人孫光憲在《北夢瑣言》裡議論這件事說：和凝身為宰相，厚重有德，但名聲終被艷詞玷污，連契丹人都稱他為「曲子相公」，可見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士君子們一定要引以為戒！
那時的詞就像我們時代裡的流行歌曲一樣，大家雖然愛聽愛唱，卻也都知道這只是不入流的低級趣味，不能和巴赫、貝多芬那些音樂相提並論。如果有國家領導人深諳古典音樂，我們會稱道他的藝術修養，但如果他去創作流行歌曲，為流行歌曲填詞，人們肯定會生出一種違和的感覺。
但是，流行歌曲為什麼一定只能停留在下里巴人的位置呢？20世紀70年代，台灣音樂人李泰祥倡導大眾歌曲，創作出一批其實很不大眾的大眾歌曲，至今仍在小圈子裡傳為經典；20世紀90年代，古典音樂出身的何訓田屈尊創作流行歌曲，也很有幾分超凡脫俗的味道。李泰祥、何訓田創作的確實是流行歌曲，卻已經完全不再是鄧麗君、劉文正那種意義上的流行歌曲了。如果王國維可以評論他們的創作，一定也會用到「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這樣的評語。李煜正是當時的李泰祥、何訓田，只是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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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的詞原本也是歌女的詞，是富貴生活裡的一點可有可無的調劑，如《一斛珠》：
曉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箇。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
羅袖裛殘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繡床斜憑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
這首詞如果擬一個現代的標題，可以叫作《一名歌女的一天》。她清早梳妝，輕輕地塗抹胭脂。「沈檀」即「沉檀」，是古代的口紅；「些兒箇」是當時的口語，意為「一點點」。塗好口紅，唇色如嬌艷的花蕾（丁香顆），當她婉轉歌唱起來，輕啟的櫻唇最惹人心動。待演唱結束，她卸下優雅，換上奔放，變成酒宴上最歡快的人，一任美酒潑濺在羅裙上。當她醉了，累了，斜倚繡床，那嬌柔的姿態更無以復加。在醉意中嚼著紅色的果子，嬌笑著唾在情郎身上。
這首詞雖然格調不高，卻也見出了李煜的文學天才。寫這一類題材，溫庭筠最是本色當行，但溫庭筠只能寫出靜態之美，李煜卻可以寫出動態的活靈活現。再如兩首同樣以歌女生活為主題的《菩薩蠻》：
其一
蓬萊院閉天台女，畫堂晝寢人無語。拋枕翠雲光，繡衣聞異香。
潛來珠鎖動，驚覺鴛鴦夢。慢臉笑盈盈，相看無限情。
其二
銅簧韻脆鏘寒竹，新聲慢奏移纖玉。眼色暗相鉤，秋波橫欲流。
雨雲深繡戶，未便諧衷素。宴罷又成空，夢迷春睡中。
第一首寫出一場幽會：他悄悄潛入她的房間，看她在百無聊賴中嬌柔的睡態，而她突然驚醒，笑盈盈地看著他，彼此有無限深情。第二首寫出一段戀愛：吹奏著笙管的她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因為她的心思全在他的身上；這樣的愛意不敢在人前表露，只有眉目傳情，秋波欲流；當宴會結束，歌吹結束，一段無言的情愫只好無奈地中斷，徒然留下兩處相思，在迷濛的春雨中愈發不可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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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更可以寫出「富貴氣象」，將晏殊的「樓台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輕易比將下去，如《玉樓春》：
晚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鳳簫吹斷水雲間，重按霓裳歌遍徹。
臨風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味切。歸時休放燭光紅，待踏馬蹄清夜月。
這首詞寫一場盛大的宮廷宴會：宮娥晚妝初罷，行列儼然，鳳簫之聲如雲水悠揚，《霓裳》大樂反覆往還。微風裡蕩漾著美人的脂粉香澤，人已酒醉，已神醉，在意興飛揚中隨著樂舞的節奏拍打闌干。盛筵結束的時候，且不要燃起紅燭，任憑馬兒踏著月色載人歸去。
李煜真是一個太有生活情趣的人，前六句雍容到了極致，結尾忽然以清雅收束，你卻覺得這不是轉折，而是遞進。詞中「重按霓裳歌遍徹」其實不是泛泛的指代，李煜真的得到了失傳已久的《霓裳羽衣曲》的樂譜，與精通音樂的周皇后一起整理改訂，重演盛唐樂章。
歷史上很難再找出李煜和周皇后這樣的帝王夫妻，他們更像是李清照與趙明誠那種類型，在一起賭書潑茶、吟風弄月。但是，當皇后早早染上重病，她的妹妹進宮探視之後，事情便發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李煜那首《菩薩蠻》（花明月暗籠輕霧）便是一首洩密的小詞，他那善於描寫動態生姿的天賦在戀愛的季節更能夠流光溢彩：
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剷16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
畫堂南畔見，一向偎人顫。奴為出來難，教郎恣意憐。
據陸游《南唐書》記載，當時周皇后病重，一日突然見到妹妹正在宮中，不覺驚愕道：「汝何日來？」妹妹年紀尚小，不知避嫌，逕自答道：「既數日矣。」皇后不禁妒恨交加，不幾日便去世了，而在去世之前一直憤憤地面向牆壁躺著，再不肯為李煜轉過臉來。
是女人特有的敏感讓皇后察知了自己的妹妹與丈夫已經發生了不該有的戀情，其實在當時的社會裡，姐妹共事一夫並沒有半點違逆人倫的地方。但女人心性畢竟善妒，無論社會上流行著怎樣的制度與道德，只要有了愛情，嫉妒總會如影隨形。那些被男權社會標榜的賢淑不妒的女子其實是最可憐的，因為她們從來沒嘗過愛情的味道。
後來妹妹成為新的皇后，人們便以大周後、小周後的稱謂來區別她們。回憶當初偷情的場面：她生怕被人看到，於是手提金縷鞋，只穿著襪子輕巧巧地來畫堂南畔見他；正因為偷偷出來一次實在太難，所以既然見了面，便任由他恣意憐愛吧。
這當然不是什麼堂堂正正的事情，所以即便在當時也招來了不小的非議。當小周後正式冊立，群臣上表恭賀的時候，元老大臣韓熙載（名畫《韓熙載夜宴圖》的主角）公然以詩譏刺李煜失德，李煜只沉浸在與小周後的甜蜜愛情裡，對外界的一切風聲物議裝聾作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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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膠似漆的愛情，有紙醉金迷的縱恣，有言出令隨的君權，有當世第一的文學天賦，寫出來的詞自有一番無人能及的神采。下面這首《浣溪沙》正是令人驚歎地寫出了淫靡之美：
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
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遙聞簫鼓奏。
這樣的描寫已經算是公然的白晝宣淫了，「紅日已高三丈透」不是歌舞的開始，而是前夜的持續。金獸香爐裡已不知多少次燒盡了熏香，又多少次添上了熏香；舞女翩翩盤旋，紅地毯隨著舞步生出一個個新的皺褶。看她在舞步迴旋中任金釵從髮髻滑落，手拈花蕊，嗅一嗅花香來緩解酒意。這裡的歌舞尚未闌珊，別殿的簫鼓聲遠遠傳到耳邊，這樣的歌舞歡愉彷彿可以直到天荒地老。
清人賀裳《皺水軒詞筌》特別拈出「酒惡時拈花蕊嗅」，稱之為「入神之句」。確實這一句寫盡了舞女的活色生香，已經有王國維所謂「神秀」的模樣了。而這樣的「入神」或「神秀」並非刻意推敲出來的，而是自然天成，甚至不避俚俗。「酒惡」便是當時形容酒醉的一則俚語，文人一般會用「中酒」這樣的雅詞。後主逕自以俚語寫來，彷彿全然不假思索。這樣的風格，即將塑造出他將來真正當得起「神秀」之評的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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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飲達旦、不知今夕何夕的日子終究不會久長，隨著北方趙宋帝國的興起，南唐王朝國事日蹙，漸漸顯出了風雨飄搖的頹勢。強敵壓境，天知道下一刻會不會就是「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的絕境呢？
無論李煜如何忍辱求全，一代雄主趙匡胤終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數年之間，這個文明鼎盛的江南亡國便冰消瓦解，李煜從一國之君淪為階下之囚，他的詞作也終於「眼界始大，感慨遂深」，正應了清人趙翼那句名言：「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這般刻骨銘心的「傷痕文學」，實在是以天翻地覆的人生落差為代價的。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這樣的詞句，自然是「眼界始大，感慨遂深」，既不是別人寫得來的，也不是歌女唱得來的。後人欣賞著李煜的這些作品，才知道詞原來可以這樣寫。尤其與《花間集》對照，與溫庭筠與韋莊的詞集對照，其間的反差真有驚心動魄的力量。
「『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金荃》《浣花》，能有此氣象耶？」《金荃》即《金荃詞》，是為後人所輯錄的溫庭筠詞集。《浣花》即《浣花詞》，是為王國維等人所輯錄的韋莊詞集。本章以《金荃詞》《浣花詞》代指溫庭筠與韋莊的詞作，旗幟鮮明地將李煜置於溫庭筠與韋莊之上。後者一以句秀，一以骨秀，一為「畫屏金鷓鴣」，一為「弦上黃鶯語」，在李煜詞前頓覺境界窄小。但是，《人間詞話》第八章明明講過「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如果不是王國維不經意間出現了自相矛盾的失誤，那麼他的意思也許是說：境界的大與小雖無優劣可言，詞人的藝術造詣卻還是可以分出高下的。
「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可謂顛倒黑白矣」，周介存即周濟，清代嘉慶、道光年間的詞學大師，他曾將李煜置於溫庭筠、韋莊之下，王國維直截了當地說他「顛倒黑白」。這樣的評語，在時人看來簡直有點狂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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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濟，字保緒，一字介存，號未齋，又號止庵，別號介存居士。
周濟是個文武全才的人，少年時好讀兵書和史書，而且弓馬嫻熟，練就一身好武藝，為官之後曾親身緝捕鹽梟，鎮壓叛匪，很是建了一些武功。但周濟自負有經世致用之材，毫不將這點勳勞放在心上，一心要做管仲、樂毅的事業。現實偏偏不能令他如意，他便索性隱居南京春水園，潛心著述，決心為後世立言。
有立言志向的人通常不會耽於填詞小技，周濟卻是一個例外。正是在他的身上，濫觴於張惠言的常州詞派才真正發揚光大，成為清代詞壇的一大流派。
當然，周濟的立言成就遠不止於詞學，他以畢生心血完成了一部《晉略》，意在分析五胡亂華的那段歷史，來為嘉慶、道光年間的時局提供某種鏡鑒。太在意實用性的東西往往會隨著世易時移而被人遺忘，《晉略》亦不例外，而周濟的詞學成就卻牢牢鐫刻在文學史上。
文人傳統裡，畢竟以填詞為小道，所以不肯全力以赴，但周濟不同，他完全將詞學當成一件嚴肅正經的事業來做。因為在他看來，音樂是最可以直指人心的藝術，而隨著時代的變遷，詩與音樂漸漸分家，詞卻與音樂的關係最近，所以詞往往比詩更加感人肺腑。
道光十二年（1832），周濟編成《宋四家詞選》，以周邦彥、辛棄疾、王沂孫、吳文英四家分領一派，選錄宋代詞人五十一家，詞作二百三十首。周濟在《序論》裡說自己從年輕時沉迷填詞，與張惠言的外甥兼女婿董士錫切磋經年，觀唸經過三次轉變，直到如今年逾知命，終於找到了詞學的正途。
清代詞家追慕周邦彥、吳文英，與周濟的詞學主張以及這部《宋四家詞選》關係極大。而周邦彥的詞作魅力，在周濟看來屬於「渾化」。若我們以「渾化」為最高標準，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周濟會推崇溫庭筠的作品。
當然，常州派祖師張惠言首推溫庭筠，這是門派家風，而周濟發揮說：溫詞醞釀最深，故而其言不怒不懾，剛柔兼備，不著痕跡。《花間集》極有渾厚氣象，其中以溫詞最是神理超越，不能只從表象理解。然而在細細咀嚼之下，便會發現字字皆有脈絡。（《介存齋論詞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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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認為周濟竟然將李煜置於溫庭筠、韋莊之下，純屬「顛倒黑白」，其實這實在誤解了周濟。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這樣講過：「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粗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己，淡妝也；後主則粗服亂頭矣。」這是用美女來比詞人，說毛嬙、西施都是絕代佳人，濃妝也美（周濟望文生義地將嚴妝理解為濃妝了），淡妝也美，就算只穿著粗布衣裳、蓬頭亂鬢，也遮掩不住天姿國色。溫庭筠、韋莊和李煜彷彿也都是絕代佳人，只不過溫庭筠是濃妝美女，韋莊是淡妝美女，李煜是穿著粗布衣裳、蓬頭亂鬢的美女。
周濟其實僅僅闡釋了三人風格的不同而已，並不曾認為濃妝勝過淡妝，淡妝又勝過素顏。他對李煜的評價其實中肯而到位，李煜的詞豈不正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嗎？
周濟還編撰有一部《詞辨》，將詞分為正聲與變體兩類。正變之分並非周濟的原創，經學家早已以這樣的方式來論析《詩經》，明人張《詩餘圖譜·凡例》亦早已將詞分為婉約、豪放兩類，以前者為正聲，以後者為變體。周濟襲用前人正變之分，只是有自家的分類原則：以蘊藉深厚、歸諸中正者為正聲，以駿快馳騖、豪宕感激者為變體。
所以周濟《詞辨》《宋四家詞選》為填詞者清晰指點出創作津梁，今天如果仍有人願學填詞，讀周濟這兩部書遠比讀王國維《人間詞話》來得要有實效。朱孝臧曾以一首《望江南》總括周濟一生的詞學事業：
金針度，《詞辨》止庵精。截斷眾流窮正變，一燈樂苑此長明。推演四家評。
周濟用心良苦，終是要把金針度與人的。
《詞辨》十卷，第一卷以溫庭筠為正聲之起首，第二卷以李煜為變體之起首。乍看起來，似乎變體不及正聲，其實在周濟的詞學體系裡，正與變只是美的不同類型罷了，正如「駿馬秋風冀北」與「杏花春雨江南」，各是一種美麗，彼此不分軒輊。尤其所謂變體還意味著獨創性與革命性的一面，既然「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這難道不正是變體應有的模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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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詞話》本章，王國維拈出李煜的兩句詞以為「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的代表，而這兩句詞都是以國破家亡為代價的，使李煜的眼界不得不從「歸時休放燭光紅，待踏馬蹄清夜月」的狹小宮廷中開闊出來，使李煜的感慨不得不從「奴為出來難，教郎恣意憐」的情愛世界裡深入到茫茫宇宙人生。
「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語出《相見歡》：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這首詞化自杜甫「林花著雨燕脂落」，情調卻沒了杜詩的沉靜，只有李煜特有的淒愴。
起句說「林花謝了春紅」，無非見花落而傷春，只是個平常的意思，但「太匆匆」三字一出，情緒便陡然爆發出來。這正是「粗服亂頭」的寫法，平白如話，不假任何思索與雕琢，卻勝過所有的精美修辭，也再難找出另外三個字來取代它們。寫作從來不是要尋找最美麗的詞語，而是要找到最恰當的詞語，並將它放在最恰當的位置上。
「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朝來」和「晚來」構成了修辭的力量，「無奈」不是凡夫俗子的無奈，而是一國之君的無奈——面對自然界的朝雨晚風對花兒的輪番摧殘，面對命運的金戈鐵馬對孱弱者的無休無止的欺凌，縱使貴為帝王又能有幾分還手之力呢？
「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林花著雨，淒美的樣子令人迷醉，不知道還能有花兒重開、故人重來的時候嗎？一切終歸抵擋不住命運，所以花兒必定凋謝，江水必定東流，人生也必定被痛苦佔滿，「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這都是人力所不能扭轉的事情啊。
李煜對江水東流自有一番特殊的感慨，因為金陵城下的長江一向都是南唐的天塹。他曾經相信無論北周也好，趙宋也罷，任憑有武將如雲，謀臣如雨，總還沒有南渡長江的本領。江水滔滔東流，曾經帶給他的不是無休的愁煩，而是無限的安慰。
千軍萬馬橫渡長江，還要衝破南唐的江岸防線，在當時的確不啻癡人說夢，但誰想到人力終於可以勝天呢，更有誰想到完成這件不可能任務的竟然只是南唐的一介書生。沒有人看得起這個名叫樊若水的書生，他是那樣自負才華，卻總也考不中科舉，而一個沒有功名的人注定不會有任何前途。雖說兒不嫌母丑，但一位母親天然便會無條件地愛自己的兒子，一個政權卻未見得天然就會無條件地愛自己的臣民。於是，在國家大義與個人發展的糾結裡，樊若水毫無懸念地選擇了後者。
樊若水是一個有心人，看得出天下大勢的樞紐。自此以後，他時而偽裝成江邊的釣徒，時而為江邊的古剎營建工程，暗地裡完成了採石磯一帶的全部地形測繪，甚至丈量出當地江面的寬度。正是在樊若水這位總工程師的策劃下，浮橋僅三日而成，不差尺寸，趙宋大將潘美率步兵渡江，若履平地。而對於李煜，這支大軍的到來不啻從天而降，他那顆詞人的心許久都不敢相信連滔滔東去的長江也「背叛」了自己。「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李煜的江水確實載滿了太多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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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語出《浪淘沙》：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憑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宋人蔡絛《西清詩話》載有這首詞的來歷：當時南唐已亡，李煜「一旦歸為臣虜」，在趙宋都城汴京過著被軟禁的日子。每次朝覲宋太祖後，最禁不住懷念江國，更念及妃嬪散落，鬱鬱寡歡，於是寫下這首詞自傷自憐。
上闋寫五更驚夢的樣子。五更是凌晨三點到五點的時間，本該是入睡最沉的時候，詞人卻醒著，似乎是被簾外的潺潺細雨聲驚醒，似乎是被春光將盡時的夜寒冷醒，似乎要怪天氣太陰、被子太薄，然而不是，是「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是夢裡又回到金陵，回到曾經有雕欄玉砌的江南國土，回到「歸時休放燭光紅，待踏馬蹄清夜月」的盛宴，在片刻貪歡之後便是陡然的心驚。
簾外是春意闌珊，江南何嘗不是國運闌珊，自己的生命又何嘗不是同樣在闌珊凋萎中。羅衾為什麼耐不住五更的寒意？因為這寒意是從心底來的，是命運壓在自己身上的，是無論如何也抵抗不了的。
上闋是感性的、直接的痛，下闋是理性的、反思的痛：醒來後再也無法入睡，起來披衣遠眺，本想紓緩一下情緒，卻油然生出了故國鄉關之思，所有的慨歎都化作一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命運就是這樣，像流水，像落花，無可挽回。「天上人間」四字最是精彩，最見出詩歌語言「歧義空間」的魅力：這四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和上一句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可以設想出很多種解釋，生發出很多種感慨，而我們的解釋與感慨越多，也就越發能夠感受詞人那種百味雜陳卻難以言表的複雜心緒。
周濟評價李煜「粗服亂頭，不掩國色」，王國維評價李煜「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其實誰都沒有說錯，都說中了李煜詞藝的一面，只是王國維說中的那一面更加探及本質。當然，這還不是全部的本質，因為它難以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宋徽宗與李煜有極其相近的人生經歷，也有極其相近的文藝才華，為什麼宋徽宗在國破家亡、歸為臣虜之後完全不及李煜眼界之大、感慨之深呢？
道理其實也簡單：李煜比起宋徽宗，雖然同屬昏君，卻實在是一個天真的昏君，人們對李煜並沒有太多的譴責，正如人們不忍心去責備一個弄壞了玩具、搞髒了浴室的孩子。
附記：帝王之淚與百姓之淚
帝王的淚水總會贏得人們更多的同情，這實在是人類的天性使然。後人同情李煜，但很少有人念及李煜治下的那些不堪重負的南唐百姓；正如後人崇敬漢武大帝的豐功偉績，但倘若這些崇敬者當真瞭解那些豐功偉績背後的百姓生活，一定沒有誰願意去做這位千古一帝治下的子民。
白居易《長恨歌》寫唐玄宗與楊玉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千家爭誦，罕有人會有金人高有鄰《馬嵬》那樣的視角：
事去君王不奈何，荒墳三尺馬嵬坡。歸來枉為香囊泣，不道生靈淚更多。
清代袁枚也有一首《馬嵬》絕句：
莫唱當年長恨歌，人間亦自有銀河。石壕村裡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
千百萬生靈之淚，石壕村夫妻之別，在唐玄宗與楊玉環美麗愛情故事的光彩下注定黯然失色，這雖然有點荒謬，卻並不令人意外，正如今天明星們發佈在微博上的自作多情的一點點憂傷總是會輕易打動無數人「心底最柔軟的地方」。審美的各種原理，歸根結底都是源於人類共通的心理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