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後世唯範文正之《漁家傲》、夏英公之《喜遷鶯》，差足繼武，然氣像已不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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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是詩歌的高峰，這自是毋庸置疑的結論，但李白究竟高在何處，這就是一個言人人殊的話題了。《人間詞話》以為，李白的詩詞純然以「氣象」取勝。換言之，再沒有任何人在「氣象」上超過李白。
「氣象」是傳統文論的專門術語。前一章提及，《滄浪詩話》歸納詩歌的五大要素，「氣象」正是其中之一。陶明濬《詩說雜記》有解釋語：「氣象如人之儀容，必須莊重。」但我們真的很難將李白的詩詞和莊重扯上關係，他寫詩自是「鬥酒詩百篇」，何嘗有半點正襟危坐的樣子呢？
元人范德機《木天禁語》為「氣象」做出十種細分，分別是翰苑氣象、輦轂氣象、山林氣象、出世氣象、神仙氣象、江湖氣象等，還說詩人的「氣象」就像字畫，無論長短肥瘦、清濁雅俗，都是人性的自然流露。這樣看來，我們大略可以把「氣象」理解為「氣質」。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氣質，一個時代也有一個時代的氣質。若體現在作品上，不同時代的作品，不同作者的作品，便各有各的氣質。《滄浪詩話》對照唐宋兩代，說唐朝人和宋朝人的詩，先不必論誰工誰拙，兩者在根子上就是「氣象」不同。
明人鎦績《霏雪錄》有一段極刻薄的話，說唐人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人詩如農村暴發戶，雖然盛裝打扮，打躬作揖，卻無論如何都掩不住鄙俗的嘴臉。這樣的看法無論對錯，至少說明鎦績在唐詩與宋詩的對照中看到了「氣象」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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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氣象」作為詩詞理念的，著名者如被馮煦譽為「北宋倚聲家之初祖」的晏殊。
晏殊在太平時代做著太平宰相，一生順風順水，「愁」對他來說成為一種具有審美趣味的奢侈品，所謂「富貴閒愁」是也，正如今天生活順遂的少男少女們要在甜蜜愛情生活中偏偏找一點不如意一樣。
晏殊所謂的「氣象」，意思是富貴氣象。宋人筆記有記載說，晏殊曾讀李慶孫《富貴曲》，見其中有「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又是金又是玉的，於是不屑地評論說：「真是一副乞丐相，寫這種句子的人一定沒有真富貴過。」那麼，晏殊這個位高權重、真正生活在富貴中的人又怎麼抒寫富貴呢？很簡單，他從不寫什麼金玉錦繡，只把握住富貴的「氣象」，如「樓台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再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晏殊以這些詩句為例說：「窮人家能有這般景像嗎？」
窮人家不但沒有這般景象，就算有，也都在蠅營狗苟地操心著生計，沒有這份閒心。這般景象加上這份閒心，就是富貴氣象。在這簡簡單單的楊花、燕子、月光和微風的背後，呼之欲出的其實是權勢、財富和品位。真正富貴的人，從來不會將那些僅僅體現物質價值的東西放在心上。小富之家和暴發戶總會著迷於金飾、金條，而晏殊這樣的人早已躍過了富貴的低級階段。
這就是晏殊的「氣象」，散淡閒適的背後是富貴逼人，旁人很難模仿。而清貧也有清貧的「氣象」，也同樣可以分出高下。賈島有詩「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有詩「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都是摹寫山邑荒僻、官況蕭條的景象。宋人梅堯臣有評語說：若論造語之工，以上兩者皆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這兩句或是杜甫的逸詩）。
梅堯臣認為的工拙之別其實當屬氣象的高下之別。姚合與賈島的詩句，著眼點僅在飲食日用，而「縣古槐根出」寫出歲月的滄桑味道，「官清馬骨高」寫出政事的高潔格調，雖然同樣裹著清貧的外衣，立意、眼界與格調卻遠非前兩者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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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詩詞如何勝在「氣象」，王國維以「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為例，斷言這「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亦即李白這八個字已經將登高詠懷這一個詩歌類型寫到極致，任後人再如何登臨、再如何詠懷，也沒辦法更上一層樓了。
「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出自李白《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橋傷別。
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這首詞的著作權歸屬其實並不明確，但因為它是如此出色，以至於在感情上人們總願意相信它是李白的作品。不過，感情上的判斷並不儘是感情用事，吳梅認為「太白之詞，實冠古今，決非後人可以偽托」，這個判斷依據其實就是從「氣象」來的，亦即吳梅在這首詞的字裡行間感受到了李白特有的氣質，而這樣的氣質斷非他人可以冒充。
王國維並未深考著作權的問題，畢竟這於美學無關緊要。所以我們只需要關注這首《憶秦娥》究竟好在哪裡。這首詞雖然短小簡單，卻很容易使人誤讀，各家注本每每做出誤釋。誤讀與誤釋的癥結正出在「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這一句，因為它確實氣象高邁，以至於人們不自覺地便將它當作懷古之作來理解了。然而事實上，這是一首閨怨詞。無論其字裡行間是否別有寄托，僅僅從題材上看，它確確實實就是以閨怨為主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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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首句即用典：秦穆公時有一位名叫蕭史的男子，雅擅吹簫，能以簫聲招來孔雀與白鶴。秦穆公之女弄玉愛慕蕭史，兩人遂結為夫婦。婚後的生活是真正字面意義上的夫唱婦隨，蕭史每天都教弄玉鳳鳴之法，數年之後，弄玉果然能夠以簫聲模擬鳳鳴，引鳳凰來止其屋。於是秦穆公為他們修建了一座鳳台，蕭史與弄玉居止其上，數年不下，終於在某日一同隨鳳凰飛去。秦人因此在雍宮營建鳳女祠，祠中時時有簫聲隱現。
這是漢代劉向《列仙傳》記載的一則傳說，後來常被文人們用作夫婦和諧的典故。詞牌《憶秦娥》，秦娥原就是指弄玉的。蕭史與弄玉的簫聲裡只有無限的幸福，但「簫聲咽」，有多少兩情相悅，有多少纏綿繾綣，都已在淒咽的簫聲裡成為傷感的回憶；女子孤單單守在妝樓，夢斷時只有月亮相伴。
思念中的愛人身在何方？不知道他究竟身在何方，只記得「年年柳色，灞橋傷別」，每一次的送別都是最令人心碎的記憶。
灞橋也有過一段和秦穆公有關的故事，卻不是傳說，而是真實的歷史：秦穆公蕩平西戎，為了誇耀自己的武功，改滋水為霸水，將水上之橋稱為霸橋。後來秦始皇一掃六合，親自東出霸橋送大將王翦興兵伐楚；秦王子嬰素車白馬出降劉邦，也在這霸橋之畔。當時劉邦、項羽在軍事文書裡一概黜落秦王朝的誇美之字，將「霸橋」改稱「灞橋」，秦王霸業竟也真的就此終結。及至漢帝國定都長安，凡東出函谷關、潼關，必從灞橋經過。灞水多植垂柳，「柳」諧音「留」，故此親友們每每就在這裡折柳送別，漸漸相沿成俗，至唐而依然。
詞的下闋以「樂游原上清秋節」將視角一轉：清秋節即清秋時節，樂游原本是漢代的苑囿，位於長安南郊，在唐代成為長安人的遊覽勝地，李商隱「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正是在樂游原上發出的感慨。這是一處高地，可以俯瞰整座長安城，俯瞰漢代宮闕與陵墓的遺跡。這一個清秋時節，她在樂游原遠眺，視線盡頭的延長線上，自然是遠行而不知歸期的愛人。他若回來，自會踏上遠方那條咸陽古道，而古道上非但不見他的身影，甚至沒有哪位信使帶來他的書信。「咸陽古道音塵絕」，無限悵惘之下，她的視線再向遠推，視角繼續擴大，只見「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漢代皇陵蒼涼佇立，生之孱弱與死之沉重如何不在這樣的景象裡壓垮一顆思念的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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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家注本解說「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有說詞人在歎息古道不復，哀悼安史之亂；有說詞人在傷今懷古，寓托深遠。這首詞的確像是詠史，卻實在是寫閨怨的。將閨怨詞寫出這種蒼涼而非幽怨的味道，在古典傳統中確實另類了些。而我們只要依循閨怨主題理解全篇，自會發現「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對應的是「秦樓月。年年柳色，灞橋傷別」。前者是對後者的一層遞進，蕩漾出韶華容易去、歲月催人老的情緒。
我們若聯繫《人間詞話》第四章的內容便會理解：「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在這裡不正類同於驚濤駭浪、雷鳴電閃嗎？它所象徵的是那巨大的、無可抗拒的自然力，是如此的震懾人心，而孱弱的人心終於「由動之靜」，生出「宏壯」之感，這便是康德美學之「崇高」，是王國維所謂之「宏壯」。
這首詞自古以來備受推重，因此很有些衍生的逸事。最值得一提的是宋人邵博的一段回憶：他曾在與這首《憶秦娥》同樣的場景下（同樣的季節，同樣的時辰，同樣的地點），在咸陽寶釵樓上設宴為人送別，斯時只見漢代陵墓正在一派殘陽晚照之下。此時忽有人唱起這首詞，頓時滿座淒然，不忍卒聽。
遺憾的是，歷史已經遺失了詞的曲譜，我們已不知道該以怎樣的旋律唱出它來。但只要我們略略掌握一點古音的知識，僅僅讀將起來，自會認可清代詞論家陳廷焯的評語：這首詞音調淒斷，令人茫茫然、百感交集。
聲音和語意應該是融合無間的，文字之美其實離不開聲音的抑揚頓挫。非但詩詞，就連文章也有聲韻的講究。桐城派古文大師方苞回憶幼年讀書，說自己每每陶醉於朗讀的快感之中，即便那時候還渾然不知文章的含義。所以方苞後來提出「因聲求氣」的文學主張，而這樣的主張其實更宜於詩，亦宜於遺失了旋律的詞。西方世界也有過類似的文學現象，如法國興起過一場純詩運動，認為詩歌應該像音樂一樣，在讀者理解語意之前便能以聲音如電流一般直接震懾讀者的心。
前文有述，《滄浪詩話》歸納詩歌的五大要素，末一項便是「音節」。這首《憶秦娥》正是音色與語意輝映的典範，如詞學家唐圭璋所謂：它於音韻之美，有兩個字最耐尋味，一是「灞橋傷別」之「灞」，一是「漢家陵闕」之「漢」，這兩個去聲字「讀之最為警動」。古漢語的四聲分為平、上、去、入，去聲即現代漢語的第四聲，是最響亮的聲音，所以詞牌裡往往在一字帶起全句的時候以去聲字擔當其任，如柳永詞「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一個「漸」字帶出三個短句。這首《憶秦娥》之「灞橋傷別」與「漢家陵闕」，若我們仔細品味句首兩個去聲字的韻味，字裡行間的感染力便容易在我們早已為詞境所蕩漾的心底更加重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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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白《憶秦娥》之後，「後世唯範文正之《漁家傲》、夏英公之《喜遷鶯》，差足繼武，然氣像已不逮矣」。範文正即北宋名臣范仲淹，字希文，死後謚為文正。夏英公即夏竦，字子喬，也是北宋名臣，受封英國公，故稱夏英公。
巧合的是，為夏竦初擬的謚號也是文正，但當時司馬光提出異議，認為「文正」是文臣謚號的極致，無以復加，夏竦不足以當之。夏竦於是改謚「文莊」，而「文正」之謚自此以後便不再輕易予人。宋以後的文臣，以「文正」為謚者鳳毛麟角。
范仲淹謚文正，可謂實至名歸。范仲淹一生事業以推動慶歷新政為最著，立言則留下名文《岳陽樓記》，世人諷詠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僅如此，范仲淹還是當時有名的易學專家，是開啟宋學先河的人物。——介紹這樣的人物背景並非閒筆，而是要提請讀者在下文中留意：如范仲淹與夏竦這樣的政壇大人物，這樣被奉為或幾乎被奉為文臣楷模的人，是如何看待小詞的。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李元昊正式建立大夏國，史稱西夏，遂成宋王朝最嚴峻的邊患。正是在這個時候，范仲淹臨危受命，以文臣之身出鎮西北邊塞，到任後改革軍制，修繕壁壘，堪堪抵住西夏的攻勢。斯時斯地，人們已不該苛求范仲淹更多了。
西北邊塞是一個風沙至惡、觸目愁人的所在，大約便是電影《新龍門客棧》《雙旗鎮刀客》給我們展現出來的樣子。早在唐代，岑參等人也經歷過這樣的險惡風光，因此而開創出一派邊塞詩風。但邊塞詩人往往只在這裡入幕或遊歷罷了，范仲淹卻肩負著三軍主帥的擔子，萬千將士的性命與大宋王朝的氣運壓得他哪裡還有半點閒情？所以范仲淹寫不出「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這樣的詩句，但他畢竟是個文人，茫茫百感總要憑高對酒，然後賦之以詞，歌以解憂。
史料所載，范仲淹當時填過若干首《漁家傲》詞，皆以「塞下秋來」起首，可惜流傳下來的只是其中之一，也就是《人間詞話》本章所稱的這一首：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漁家傲》句句押韻，以去聲韻腳一韻到底，自有一種蕭瑟蒼涼的味道。這首詞意境太悲，是在邊城的秋色裡感歎離家萬里而功業不就，自己已然熬出了白髮，將士們則在無眠的夜晚流下思家的淚水，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夠太平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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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詞只是士大夫的餘事。對於范仲淹這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更屬餘事之餘事。范仲淹的詞作在《全宋詞》僅存五首，偏偏這五首皆非凡品，還很有革故鼎新的意味。
這五首詞在詞牌之下皆附詞題，當下這首《漁家傲》的詞題是《秋思》。詞題雖然不很起眼，詞牌之下附上詞題的這種形式在詞的發展脈絡上卻很有一番劃時代的意義。詞牌原本只標記某種特定的曲調，詞的內容也無非是花前月下、春愁秋怨，而當內容跳脫出花前月下、春愁秋怨之後，便有必要像寫詩一樣擬一個切合內容的題目。這便意味著詞的內容更加私人化了，意味著五代年間《花間集》所開創的填詞傳統向著士大夫的格調發生了一個轉向，開啟「以詩為詞」的先聲。
在范仲淹之前，只有邊塞詩而無邊塞詞。詞，原本是酒席筵上讓歌女唱來助興的東西，偏偏邊塞只有淒風苦雨，沒有鶯歌燕舞，填詞只能供詞人自己彈鋏高歌而已。這正是一首彈鋏高歌的詞，得不到少年歌女溫潤歌喉的浸潤，只供給范仲淹自己蒼涼而老邁的嗓音。
「塞下秋來風景異」，邊塞風光全然與中原不同，當秋風乍起，高天雁陣南飛，那是「衡陽雁去無留意」。古人相信衡陽是大雁南飛的終點，所以衡山最高峰名為回雁峰。王勃《滕王閣序》有名句「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早已經將衡陽確立為北雁南飛的文學符號。
當雁陣飛盡，似乎帶走了邊塞上最後的一點生氣，只有「四面邊聲連角起」，各種只屬於邊塞的聲音從四面八方向人湧來，最令思鄉的人不堪忍受。所謂邊聲，也早已是一個文學符號了。傳為李陵所作的《答蘇武書》這樣寫過：「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這篇文字為「邊聲」賦予了去國懷鄉的傷感，而回望鄉關，卻只見到「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那是群山層疊、長雲低壓、夕陽西下、孤城閉鎖的景象，一座小小的邊城囚禁著多少在無望中思鄉的人。
鄉愁無法排解，只有借酒澆愁，於是「濁酒一杯家萬里」。攔阻行程的並非什麼泛泛的宦游或羈旅，而是「燕然未勒歸無計」。燕然即燕然山，今天蒙古國的杭愛山，東漢車騎將軍竇憲北伐匈奴，登燕然山勒石紀功，這一戰幾乎徹底平定了數百年來的匈奴之患。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甚至在後來的三四百年間深刻改變了世界格局：匈奴殘部被迫向西遷徙，推動了歐洲版圖上馬不停蹄的民族大遷徙，最終導致了羅馬帝國的覆滅。回顧燕然山上的那塊紀功石，分明是世界棋盤上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
當然，范仲淹並不曉得遠在歐洲的事情，而燕然勒石早已成為令一切戍邊將帥最為渴慕的神話，尤其在西夏適逢強主而大宋王朝偏偏在右文偃武的基本國策裡萎靡了戰力的時刻。邊城蕭瑟，耳畔是羌管悠悠，眼前是寒霜滿地，折磨人無寐的不僅是濃濃的鄉愁，更有對國運的擔憂。或是無情的歲月，或是多情的憂思，催出將軍頭上的白髮，催落徵人眼中的淚水。一首詞便這樣收尾，悲涼的情緒忽然昇華為悲壯的家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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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宋詞選本每每不會漏選這首《漁家傲》，這是因為時代的審美風氣變了，若在古人的眼裡，這首詞畢竟不太像詞。譬如清代開啟常州詞派的一部極有影響力的唐宋詞選本，即張惠言、張琦兄弟的《詞選》，僅錄范仲淹一首婉轉傷情的《蘇幕遮》（碧雲天，黃葉地）；張惠言的外孫董毅編輯《續詞選》，當世知名，於范仲淹也僅僅選了一首同樣婉轉傷情的《御街行》（紛紛墜葉飄香砌）。
即便從范仲淹當時的身份來看，寫出《漁家傲》這樣的詞似乎也不合宜。宋人魏泰《東軒筆錄》記有一則趣事：范仲淹幾首《漁家傲》流傳之後，歐陽修譏之為「窮塞主之詞」；後來名臣王素出鎮邊關，歐陽修特意以《漁家傲》詞牌填詞贈別，詞中稱「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儘是一派預祝戰功的官場話，但歐陽修別有所指地說：「此真元帥之事也。」
歐陽修以詩詞文章名世，但這首《漁家傲》從不見有選本收錄。有鑒於滿篇平庸空泛的官場套話，被後人遺忘自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歐陽修顯然不會介意，因為在他看來，在這樣的場合，只宜於寫這樣的詞句。
歐陽修其實在暗示這樣的意思：詞的創作理應合乎身份和場合。如果你是一個單純的詞人，自不妨盡情追求藝術效果，盡情抒發自己的真實感慨；但如果你是國家大臣、鎮邊主帥，你的一言一行、一字一句莫不關乎三軍士氣、國家興亡，那麼你就應該遠離那些悲涼愁苦的調子，無論它們是否來自你的真情實感，無論它們達到了多麼高超的藝術造詣。
王國維當然不會以這樣的想法為然，《人間詞話》全然站在美學的立場上評古論今。純粹的美，無關道德，無關功利，無關任何立場。若不能從凡俗的世界中超越而出，美便不成其為美了。所以暴力也可以有暴力之美，邪惡也可以有邪惡之美。在這條路上，尼采那副歷來為千夫所指的論調其實最是極致：我們不妨坐在觀眾席上欣賞世間的一切苦難，戰火與屠殺豈非都是美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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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現實的世界裡，美學的標準並非全然適用，夏竦的《喜遷鶯》恰是一個絕佳的例子。
夏竦以文學起家，滿腹經綸，氣度超然，智商和情商都是當世第一等的，因此一路飆升到宰相的高位。無論從文采、學術、政績來看，夏竦皆有十足的資格知名當世且名垂青史，但今天除了專治宋史的人，很少有誰聽說過夏竦的名字。原委並不難知：夏竦其人貪酷成性，可以說是一個有能力、有作為、有貢獻的貪官，所以評價起來總令人心情複雜。
無論如何都要承認夏竦是一個做官的天才，他的思維方式是徹底官場化的，即便在談詩論詞的時候。夏竦論詩有一則佳話，也是前面有所提及的：夏竦出任地方官的時候，聽說當地有宋庠、宋祁兄弟文名卓著，於是以「落花」為題請二人即席賦詩。宋庠詩中有一聯「漢皋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連用兩則掌故，將落花比作仙子贈予凡人的玉珮以及墜樓自盡的佳麗；宋祁詩中有一聯「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摹寫落花隨風盤桓的戀戀姿態，即便墜地仍不失風韻。以詩藝而論，我以為宋祁更勝一籌，畢竟宋庠用典略嫌生硬，宋祁事實上也用到兩則典故，卻輕盈如同白描，不帶半點學究氣。但夏竦全然是官場視角，說宋庠詠落花而不言其落，大有狀元、宰相之望。
事情的發展果然應驗了夏竦的預言：宋氏兄弟同科應試，原本是宋祁考中狀元，偏偏章獻太后秉持孝道治國的精神，認為弟弟不可以排名在哥哥之上，於是擢拔宋庠為狀元，將宋祁黜落為第十名。這一節倒可以說是運氣使然，但後來在仕途的發展上，宋庠果然順風順水做到宰相，宋祁始終追趕不及。
這要算是性格決定命運的一個佳例，因為無論科舉考試還是仕途發展，文學才華雖然不可或缺，個人氣質卻往往發揮著決定性的影響。宋庠為人老成持重，宋祁卻很有些輕狂不羈，「紅杏枝頭春意鬧」正是他的風格。如前所述，倘若性格決定命運，那麼命運的端倪在詩句裡總會顯露無遺，而老於世故的夏竦恰恰具有這樣的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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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竦與宋氏兄弟的故事，無論全然屬實抑或僅僅是個傳說，至少反映出古典傳統中的一種經典認識：作品總會帶著作者的獨特氣質，於是觀其文便可以知其人。另外我們可以看到：詩詞除了固有的文學屬性之外，同樣還有社會屬性，所以在很多時候，我們需要以社會學的眼光看待一些詩詞的表現方式，而不能僅僅就文藝來論文藝。
夏竦的《喜遷鶯》就是一篇著眼於「社會功能」的小詞，全非來自敏感藝術心靈的創作衝動。那是宋真宗景德年間，初秋時節，水殿之中正在歌舞昇平。當時夏竦擔任翰林學士，正在宮中當值，忽然有宦官傳旨，要翰林學士進獻新詞。夏竦向來以才思敏捷著稱，一首《喜遷鶯》援筆立成：
霞散綺，月沉鉤。簾卷未央樓。夜涼河漢截天流。宮闕鎖清秋。
瑤階曙，金盤露。鳳髓香和煙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涼州。
這首詞當時得到真宗皇帝的大加稱讚，因為它確實寫盡了皇家氣象：霞光如綺，新月如鉤，帝王在水殿之中欣賞著風景與歌舞；夜色帶來宜人的涼意，天上的銀河彷彿也如水殿前的流水一般靜靜流淌，一切清秋的佳處盡在這皇宮內院裡了；不知不覺間天邊露出了曙光，露水悄悄地凝結成珠，熏香的煙氣靜靜地盤旋、升騰著；無數宮中佳麗陪伴帝王盡興游賞，水殿裡蕩漾著絕美的音樂聲。
營造皇家氣象需要一些特殊的意象，譬如描寫樓閣便不能寫作紅樓、高閣，而是「未央樓」，即未央宮的樓閣。未央宮本是漢代宮闕，借代過來既是恰如其分的，也是詩人的一貫傳統。再如階梯是「瑤階」，露水是「金盤露」，後者仍用漢典典故：漢武帝在宮中鑄造極高的銅柱，稱為金莖，頂端有承露盤，承接露水以供服食。
再如熏香，不是心香，不是篆香，不是水沉香——這些詩詞裡最常見的熏香名都太小家子氣了——而是「鳳髓香」。我特地翻查南宋陳敬的《陳氏香譜》，並未找到「鳳髓香」這樣一個名目。有限的記載裡，甲戌本《紅樓夢》第八回定場詩有「古鼎新烹鳳髓香」，已將這種香氣喻作茶香了。無論如何，曹雪芹的鳳髓香茶未必屬實，夏竦的鳳髓熏香也未必屬實，只不過這樣一個名字會讓人覺得無限高貴罷了。
帝王出遊稱為宸遊，「三千珠翠擁宸遊」似乎過於誇張了些，宋真宗畢竟不是如隋煬帝一般乘龍舟下揚州，只是在水殿之內游賞罷了，恐怕容不下三千人的排場。但是，夏竦即便真有誇張，應該也誇張得不很離譜。宋代帝王文化素養頗高，對雅興總有一些不同凡俗的追求，更何況歌舞昇平既是帝王本人的享樂，更有安定人心的政治意義，排場一些總不是壞事。宋人王珪在頗有紀錄片風格的《宮詞》裡記載宮廷歌舞之盛，有「夜深翠輦歸金殿，十里迴廊錦帳開」，簡直稱得上千古壯觀了。這樣的場面，自然很需要有幫閒文人寫詩詞助興，於是便有「太常備奏三千曲」「學士爭吟應詔詩」。
非但夏竦的《喜遷鶯》只是「學士爭吟應詔詩」這個大背景下的小小一幕而已，晏殊「富貴氣象」的文藝主張同樣也是這個大背景下應運而生的產物。宋詞裡留下了大量的《喜遷鶯》這樣的應詔之作，才是當時的主旋律。倘若我們單純懷著審美的目的欣賞宋詞，對大量的應詔之作都可以棄之不顧，但倘若研究宋代社會和世道人心，這些主旋律作品總還是有些價值。而將主旋律的作品寫出藝術性，寫得可以與真正第一流的詩詞比肩，這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至少在王國維看來，夏竦這首《喜遷鶯》成功做到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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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們爭相應詔填詞，樂此不疲，除了出於現實的利害關係之外，大家一般也不覺得如此歌功頌德、粉飾太平有多麼可恥。這正是詩和詞在思想觀念上的一大分野，寫詩要言志，要抒懷，要立言，要有感而發，要憂國憂民，填詞卻可以大大方方地歌舞昇平。
清代康熙年間，文壇宗主號稱「南朱北王」：「北王」即前文所述之王士禎；「南朱」即朱彝尊，在詞壇開創浙西一派。朱彝尊有一番著名的填詞見解：韓愈曾言「歡愉之言難工，愁苦之言易好」，的確切中詩歌創作之肯綮，但填詞恰恰相反，歷來歡愉之好詞佔到十分之九，愁苦之好詞僅佔十分之一。所以天下動亂時好詩便多，詞卻宜於宴嬉逸樂、歌詠太平，所以士大夫對詩與詞採取並存而不偏廢的態度。（《紫雲詞序》）
倘若這樣的見解成立，那麼夏竦的《喜遷鶯》正在那「十分之九」裡，范仲淹的《漁家傲》和李白的《憶秦娥》則屬於「十分之一」。即便朱彝尊有些言過其實，但確實點出了詞的一個特殊地位，我們不能以慣常的對待詩歌的態度來苛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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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憶秦娥》、范仲淹《漁家傲》、夏竦《喜遷鶯》，三者皆屬氣象宏大的佳作，究竟為什麼在「氣象」上有高下之分？學者們提出過很多解釋，比較有代表性的如認為「三千珠翠」脂粉氣太重，所以落了下乘，「四面邊聲」形成了一個封閉的空間，不及「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開闊遠大。在我看來，三者的核心的差異其實只有一點：它們雖然都是從一時、一地、一事寫起，而范仲淹歸結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夏竦歸結到「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涼州」，皆不脫一時、一地、一事，李白則歸結到「西風殘照，漢家陵闕」，超越了一時、一地、一事的限制，讓人頓生古往今來人世代謝的茫茫之悲。
不妨參照一個與李白《憶秦娥》同樣煞尾的例子，那是宋代詩僧仲殊的名篇《訴衷情》：
湧金門外小瀛洲。寒食更風流。紅船滿湖歌吹，花外有高樓。
晴日暖，淡煙浮。恣嬉游。三千粉黛，十二闌干，一片雲頭。
這首詞題為《寒食》，摹寫杭州寒食踏青的一次盛況。西湖之上到處有畫舸優遊，歌吹沸天，遊人恣意狂歡，享受這一場初春的典禮。末三句堪稱神來之筆：「三千粉黛，十二闌干，一片雲頭」，彷彿是電影鏡頭的高明運用，從近景的「三千粉黛」拉開到中景的「十二闌干」，再拉開到遠景的「一片雲頭」，數字遞減，視野漸遠，近景被中景隱沒，中景再被遠景隱沒，而「十二闌干」的顏色與「三千粉黛」的歌聲似乎仍在「一片雲頭」隱現，讓人生出無限遼遠的美感。這樣的美，雖然與李白《憶秦娥》情緒迥異，表現上卻是屬於同一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