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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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文學評論家都會有自己最為標榜的美學趣味，或是性靈，或是興趣，或是舂容大雅，或是雅人深致，每每成為文人或派別頭上的標籤。而為王國維所標榜的，就是「境界」。
作為美學概念，「境界」是指藝術品為我們營造出來的一種幻境，使我們可以輕易地迷失其中，渾然忘記了現實世界的存在。無論你看一幅畫，聽一首歌，讀一首詞，只要你深深陶醉了，陷入物我兩忘的狀態了，那麼你就進入了它的「境界」。
之所以說「詞以境界為最上」，並不意味著詞以外的藝術形式另有審美上的最高標準，只不過相對而言，尤其是相對於詩歌而言，詞於境界上的要求更高。
我們初學詩詞的時候，往往很難分清詩與詞的區別，以為詞就是不整齊的詩，詩就是整齊的詞，於是當我們讀到《浣溪沙》這類整齊的詞牌，便很難理解這為什麼是詞而不是詩，更難理解詩與詞究竟有什麼本質性的區別。
在古代的語境裡，詩與詞的分野好比古典音樂與流行歌曲的分野，更加形象一點來說，好比巴赫與鳳凰傳奇的分野。詩，於詩人自身是「言志」的工具，於社會而言是「教化」的工具；而詞，無論於詞人自身抑或社會，都僅僅是一種娛樂手段罷了。寫詩，總少不得端幾分架子，扮一點端莊；填詞，不妨放浪形骸，聲色犬馬。
宋代是詞的第一個盛世，那時候文人寫詩重在理趣，要把宇宙人生的大道理講給你聽，諸如「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即便藝術性再強一點，也無非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或者「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於是情趣的抒發便完全寄托於詞了。文人在詩中端起架子，在詞中放下架子。編纂文集，詩每每列於全集之首，詞則完全不予收錄。這意味著詩是大雅中的大雅，詞是全然不登大雅之堂的玩物。
所以我們才會發現，同一首詩哪怕流傳有不同的版本，字句出入往往相當細微，而同一首詞的不同版本，非但字句會出入到幾乎看不出是同一首詞來，甚至關於創作者身份的說法也往往五花八門。在很長的時期裡，詞都不曾被人們認真地保存，著作權也不曾得到人們的認真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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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和詞原先都是入樂的，都是作為「歌詞」而存在的。當然，古時候的音樂並不是今天意義上的音樂。
儒家提倡禮樂之道，音樂是作為一種不可或缺的教化手段被標榜出來的。既然意在教化，旋律與歌詞當然不可以輕浮。但是，哪怕是飽讀詩書的士大夫們，也不可能徹底脫離低級趣味，總還想找一點輕浮的娛樂，好比一個人縱是聽慣了瓦格納的恢宏歌劇，甚至自己也能寫出《馳騁的女武神》那樣的莊嚴之歌，但總還喜歡在KTV包間裡胡亂喝些佳釀，和小歌星們合唱幾首通俗歌曲。這就是宋代士大夫經典的生活模式，詞就是他們放縱的休閒。
詞牌就是歌譜，每一個詞牌都是一段固定的旋律。按照旋律的要求撰寫新的歌詞，是謂填詞。一首詞填好之後，便可以當即交給歌女演唱。然而古代樂譜是一種相當不嚴格的事物，於是隨著時代嬗變，詞的唱法漸漸失傳，詞終於變成了一門純粹的文字藝術。
當詩與詞先後脫離了音樂，先後成為純粹的文字藝術之後，原先的森嚴壁壘便顯得毫無必要了。詩已經不再是廟堂雅樂的歌詞，詞也不再是酒筵歌女的淺斟低唱，又何必再存什麼雅俗之分呢？於是到了清代，喜好填詞的人不斷為詞爭取地位，到了王國維的時代，詞與詩幾乎可以並駕齊驅了。時代的文學呼聲也悄然發生了變化，人們不復在意詞與詩是否地位相當，而是在意在旗鼓相當的地位上，較之於詩，詞究竟有哪些特殊的妙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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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可以入詩的題材亦可以入詞，反之亦然，但我們只要多讀同一題材的詩與詞，就會發現兩者在表現形式上最本質的差異：詩永遠是對稱的，詞幾乎都是不對稱的。正是因為這一點差異，詩宜於大開大合、往來暢達，詞宜於吞吞吐吐、欲說還休。所以「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這樣的句子只能是好詩而不能是好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這樣的句子只能是好詞而不能是好詩。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這一聯很宜於舉例，因為作者晏殊既將它放進詩裡，又將它放進詞裡。
詩是一首七律，題為《示張寺丞王校勘》：
元巳清明假1未開，小園幽徑獨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難禁灩灩杯。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游梁賦客多風味，莫惜青錢萬選才。2
律詩章法森嚴，可以說是詩歌裡的八股文，每兩句一聯，四聯以起、承、轉、合的套路銜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位於全詩之頸聯，起到轉折的作用。再看晏殊的《浣溪沙》：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台。夕陽西下幾時回。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
首先要提醒讀者留心的是：今天絕大多數的詩詞選本都是以語意為依據來加標點的，這雖然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卻在相當程度上犧牲了詞的形式美；我這裡是依照詞譜上的韻腳規範來做的標點，每個句號代表一個韻腳，亦即代表語句「形式上的結尾」。這首《浣溪沙》貌似和七言詩區別不大，但讀起來韻味迥然：詞的上闋是獨立的三句，每句一韻；下闋仍是三句，卻只有兩韻，前兩句構成了一聯對仗。
對比之下我們會發現：詩屬於偶數之美，詞屬於奇數之美。前者無論句式、韻腳，都要求兩兩成對；後者即便是貌似齊整的形式（《浣溪沙》即是七言六句），本質上仍然是參差不齊的。所以，詩是閉合性的，有穩定感；詞是開放性的，有不穩定感。正是因為這樣的差異，才有了詩與詞在美學追求上的不同。以古建築來比擬，詩如同北京故宮，詞如同蘇州園林。
詞有開放性，所以更需要讀者來加入其中；詞有不穩定性，所以更需要讀者來「攙扶」。正是因為這樣的緣故，較之於詩，詞更宜於藝術幻境的營造，更容易將讀者帶入物我兩忘的沉迷裡。
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五代、北宋的詞確實勝過南宋，這正是王國維所謂「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的道理。當然，標準不同，優劣之分自然隨之不同。有清一代號稱詞學的中興時代，盛世勝於兩宋，大宗大派各有一套美學標準，對南宋的詞壇名家每多推崇。王國維提出境界說，其實就是在和清代詞壇對話，指出那些前輩名家因為看錯了詞的美學本質，所以才有了或錯誤或偏頗的詞學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