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士的噩夢
史書多將公元907年，朱溫廢唐哀帝，自立為皇帝作為五代的開始，公元960年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建立北宋作為五代的結束。前後歷時僅五十三年。但是這五十三年，卻是中國歷時上最混亂動盪、最暗無天日的五十三年。
這五十三年，梁、唐、晉、漢、週五個朝代更迭相替，延續時間最長的後梁，不過十六年，而劉知遠建立的後漢，這個短命朝代，竟然只存在了三年。與此同時，前蜀、後蜀、吳、南唐、吳越、閩、楚、南漢、南平、北漢十國政權相繼建立，中華大地，分崩離析。每一次政權的更迭，都建立在血泊和哀號之上；每一個王朝的覆滅，都將無數的冤魂拉入深淵。這其中，更不會少了文人的哀號和冤魂。
黃巢起義已經為唐王朝的滅亡敲響了喪鐘，公元884年，黃巢起義被撲滅，但是中國分裂割據的局面也拉開了序幕。在這亂世之中，草莽英雄粉墨登場，而文人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慘禍，這慘禍，自黃巢時期就已經開始了。
公元882年春天，有人在尚書省門上題詩嘲諷農民政權，黃巢部將尚讓知道之後大怒，殺死了在該省任職的官員，又殺死京師所有會作詩的人，並將其他識字的人罰做僕役。
黃巢起義被撲滅之後，大權在握的朱溫先後殺害了唐昭宗和唐哀帝，為了掃清自己篡位的障礙，嗜殺成性的朱溫還殘害了大批正直敢言的大臣。
據新舊《唐書》記載，朱溫在手下李振的攛掇下，將朝中三十多位大臣聚集到白馬驛，一夜之間將其全部殺害，並把屍體扔進黃河。李振對朱溫說：「這些人平時都自詡自己是『清流』，現在把他們投到黃河裡去，讓他們永為『濁流』！」朱溫「笑而從之」。
一次朱溫和手下幕僚在一棵大柳樹下乘涼，朱溫隨口說了一句：「這木頭可以用來做車轂。」旁邊就有十多個文士站起來附和：「的確可以做車轂。」誰知朱溫突然臉色一變說：「大凡書生們就喜歡順著別人說話來欺騙人，你們就是這樣！做車轂應該用榆樹，柳樹怎麼能用！」然後對左右說，「你們還等什麼！」於是衛士上前，把這些書生全部用木棍打死。
除朱溫的後梁之外，後唐、後晉、後漢幾個政權的統治者們，其重視武人、凌辱文士的作風也是和朱溫一脈相承的。武夫悍將們聲稱只要兵強馬壯，就可以當皇帝，秩序、倫理、道德被踐踏在腳下，父子反目，兄弟爭位。司馬光說，五代的時候，設立國君就像委任個小吏一樣隨意，改換國家就像換家旅店一樣輕率。正所謂「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捨」。（司馬光《〈新五代史〉序》）政治混亂到了極點。
在軍閥混戰的時代，文人的命運完全操縱在武夫的手中。這些武夫很多大字不識一個，多擅權不法，文人能夠在這亂世中保住自己的性命已屬不易，遑論致君堯舜，經國安邦！
盛唐以功業自詡，以詩歌來表達對那個偉大帝國的希冀的輝煌時代已經成為過去；
中唐盼望中興，希望帝國能夠回歸昔日的輝煌的時代責任感也成為陳跡；
甚至晚唐，對昔日輝煌不再，帝國江河日下的惋歎也沒人再提起。
帝國已經不是以前那個帝國，君王也不是以前那個君王。
國事、天下事，似乎已經不關文人之事。亂世中僥倖保住小命的文人們，不再像他們的先輩——王勃、陳子昂——一樣，將自己的眼光放在山河和廟堂之上；也不像杜甫、白居易一樣，用悲憫的目光關懷塗炭的蒼生；甚至很少像王維、孟浩然一樣，把自己的身體與心靈放逐到山水和信仰之中。談國家、談蒼生顯得太奢侈，也太危險，因此文人們開始把目光由社稷轉移到了閨房，由塞外轉移到了庭院，由建功立業轉移到了兒女私情。唐詩的高歌，就轉變為了花間的淺斟低唱。
且把江山·都換了淺斟低唱
在十國割據政權中，前蜀皇帝王建算是一個尊重文士的武人，他任用韋莊等一批文士為高官即是證明。這種相對的寬鬆政策外加秀麗的巴山蜀水，也使前後蜀成了當時文人難得的一個避難場所，以至於後人有的就直接把花間詞派稱作「西蜀詞派」。
前後蜀君臣都好沉迷聲色，醉生夢死。據清代葉申薌所著《本事詞》記載：
前蜀主王衍好裹小巾，其尖如錐。宮妓多衣道服，簪蓮花冠，施燕支夾粉，號「醉妝」。
從王衍作的一首《醉妝詞》中，我們依稀可以看見前蜀皇帝醉生夢死的情景：
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
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盃酒。
在酒杯和女人堆裡打滾的詞，必然就帶有濃濃的脂粉味。比如王衍描寫宮人的羅裙：
畫羅裙。
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
薄春。
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
這樣的詞，已經拋棄了三百年唐詩建立起來的宏大氣魄與格調，變得跟齊梁時期的淫詞艷曲無異了。
相比之下，後蜀主孟昶的審美品位似乎要高一些。他自己就曾經對臣下說：「王衍品行浮薄，喜歡作一些輕艷的詞，我是不作這些的。」孟昶是寫春聯的鼻祖，他曾創作了中國有歷史記載的第一副春聯：「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從此開啟了中國貼春聯的習俗，至今不衰。孟昶當蜀主的時候，覺得成都顏色過於單調，就下令讓城上遍種芙蓉，盛開四十里。唐代以來，成都因織錦而被稱為錦城，而從孟昶之後，成都又多了一個新的美稱「蓉城」，這個美稱一直沿用至今。
蘇軾說，他七歲的時候，在眉山遇見一個姓朱的老尼姑，有九十多歲了，老尼說曾經跟隨師父到孟昶宮中。一次天氣很熱，孟昶與寵妃花蕊夫人到摩訶池上避暑，作了一首詞，老尼還能記得。蘇軾說，這事過去四十多年了，老尼已經去世，沒人知道這首詞。蘇軾也僅記得前兩句，於是他就以此為開頭，湊成一首《洞仙歌·冰肌玉骨》。
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
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雖然這首詞大部分出自蘇東坡之手，但是能讓蘇東坡有興趣續寫下去的詞，本身應該不是泛泛之作，這也從側面證明了孟昶的水平。《蜀檮杌》說孟昶「好學，為文皆本於理」，應該是有根據的。
《詞林紀事》載有孟昶的《玉樓春·冰肌玉骨清無汗》，有人說這就是那首原詞：
玉樓春
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
起來瓊戶啟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不過很明顯的是，這首傳說是孟昶的原詞居然與蘇軾續寫的詞驚人的相似，顯然不是蘇軾的記憶力太好。有後人指出，這首詞其實是當時東京的士子隱括東坡詞而來，這種解釋應該是合乎邏輯的。
與前後蜀類似的是，五代時期的南唐也是當時難得的一個尚文好士的政權，而這種尚文好士似乎又走入了另一個極端：上下競相填詞，君臣置江山社稷於不顧，如南唐中主李璟與大臣馮延巳就屬此類。
馮延巳（903—960），又名延嗣，字正中。他學問淵博，文采飛揚。但是作為大臣，他卻是尸位素餐，無能之極。據陸游《南唐書》記載，馮延巳曾經說：「先主李忭（指南唐先主李忭——筆者注）打仗損失幾千人，就愁得吃不下飯，成天唉聲歎氣，這是地道的田舍翁，怎麼能成大事。現在主上（李璟），數萬軍隊在外面打仗，一點不放在心上，照常享樂，這才是有氣魄的皇帝。」馮延巳在朝中結黨營私，專橫跋扈，和其他幾個善於投機鑽營的大臣被別人稱為「五鬼」。但是他又多才多藝，這一點連他的政敵也十分佩服。當時的一個大臣孫晟曾經當面指責馮延巳說：「我文章十輩子都趕不上你，言談詼諧，宴飲喝酒，我一百輩子都趕不上你。」但是孫晟緊接著又說，「說到諂媚奸詐，我萬世都趕不上你。」（陸游《南唐書·馮延巳傳》：鴻筆藻麗，十生不及君；詼諧歌酒，百生不及君；諂媚險詐，累劫不及君。）
馮延巳的人品為人鄙夷，但是在南唐他卻做到了宰相，深得皇帝歡心，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主李璟也十分愛好填詞。李璟流傳下來的詞作有四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這首《攤破浣溪沙·菡萏香銷翠葉殘》：
攤破浣溪沙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細雨夢迴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無限恨，倚闌干。
這首詞雖然仍未脫花間一派的痕跡，但是語句中已經顯露出後代宋詞氣象深遠蘊藉的特點。特別是「細雨夢迴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一聯，回味雋永，餘音裊裊，中主自己也十分得意。
而馮延巳最為人稱道的，則是他那首《謁金門·風乍起》：
謁金門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閒引鴛鴦香徑裡，手挼紅杏蕊。
斗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
這首詞的第一句特別令人擊節：春水如心，心如春水，風乍起，池水泛起的波紋，其實就是女子心中那隱隱的愁思。雖然以水紋比喻心中波瀾並非馮延巳首創，初唐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中就有「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的句子，但是，平心而論，張若虛的詩句遠比不上馮延巳的詞那麼語言清麗，意境深婉。據說這句詞讓皇帝李璟也十分嫉妒，一次他不無醋意地對馮延巳說：「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馮延巳順口回答：「不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這句回答有兩解，一來暗示皇帝，寫淫詞艷曲的不是我一個人，陛下您也未能免俗；二來巧妙地奉承皇帝，我的這句詞雖然好，哪裡比得上陛下的名句，那才是千古少見的才情啊！馮延巳的機敏過人和善於逢迎由此可見一斑。
動盪不安的時代，醉生夢死的皇帝，巧於逢迎的大臣，紙醉金迷中的顧影自憐，淺斟低唱中的渾渾噩噩，成了五代大部分花間詞人的共同的底色。男兒的豪氣已經被脂粉氣掃得蕩然無存，唐詩的精神已經被兒女情長的呢喃沖淡乃至掩蓋，整個社會，籠罩在一片娛樂至死的香霧中。國家的淪亡，民生的凋敝，生靈的塗炭，在他們眼中，似乎都算不得什麼。犬儒主義和及時行樂是幾乎所有君臣共同遵奉的準則，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
讓男人蒙羞的「紅顏禍水」
然而，與男性的普遍沉淪相對應，一位女子，卻在一片末世的鶯鶯燕燕桃色文字之中，用自己的歌喉唱出了明亮卻短暫的銀色哀歌，這個女子就是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姓徐（一說姓費），是後蜀青城山人。也許正是清幽深邃的山色養育了女子的蘭心蕙質，花蕊夫人從小就靈氣逼人，長大之後更是才色雙絕，因此被選入後蜀主孟昶的後宮，備受寵愛，賜號花蕊夫人。《能改齋漫錄》評說，其意思是鮮花都不能與她的美麗相比，跟花蕊相較，她都顯得更加美麗輕盈。
公元964年十一月，宋軍六萬伐蜀，蜀軍十四萬不戰自潰，孟昶投降宋朝，花蕊夫人隨其一起到了汴梁。趙匡胤早就聽說花蕊夫人才華過人，便叫她賦詩一首，於是就有了花蕊夫人這首《國亡詩》：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
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一句「更無一個是男兒」，足以使沉迷於酒色之中的鬚眉男子汗顏，足以使流連於花前月下的君臣蒙羞。也許，正是家國的一夜淪亡，使這個女子竟然擁有了超越那一時代多數男子的悲涼，而她也用詩歌來鑄就了屬於那個時代共同的感傷。
據說，在花蕊夫人跟隨孟昶到汴梁的路上，經過葭萌驛站時，她還作了一首詞：
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
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
詞還沒寫完，軍士催促趕路，於是這半首詞就留在了驛站的牆壁上。後來有好事者看見，為它續寫道：
三千宮女如花貌，妾最嬋娟。
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
這樣的續作真讓人哭笑不得：原詞抒寫國破家亡之悲，去國懷鄉之愁，雖然只有半闋，卻是字字泣血，聲聲啼淚，而續寫之作竟將原作變成了後宮女人爭風吃醋的無聊故事，惡俗到了極點，就連《本事詞》也忍不住斥責：「成何語意耶！」按常理，這個續寫的人，定是男子無疑，這也恰好是一個反諷：在這個衰亡的亂世，中國文人的風骨早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奴顏媚骨的臣妾之風，逢迎爭寵的奴婢之態。這些居廟堂之高的鬚眉男子，在面臨家國破亡的關頭，卻只能作鳥獸散，不知他們在花蕊夫人面前，是否會感到慚愧。
可是，歷史的荒謬就在於，當男人們因紙醉金迷斷送了江山之後，卻還要把女人拉出來做替罪羊，而女人的罪，就是她們的美麗和才華。周幽王被流放，據說是因為褒姒；陳後主亡國，則是拜寵妃張麗華所賜；孟昶丟了江山，根據「紅顏禍水」的原則，當然是花蕊夫人的錯。正如魯迅在《阿Q正傳》中寫的：「中國的男人，本來大半都可以做聖賢，可惜全被女人毀掉了。商是妲己鬧亡的；周是褒姒弄壞的；秦……雖然史無明文，我們也假定他因為女人，大約未必不會錯；而董卓可的確是給貂蟬害死了。」
花蕊夫人到宋朝之後，趙匡胤十分喜愛，幾天之後，孟昶暴亡，太祖將花蕊夫人寵之後宮。當時還是晉王的宋太宗趙光義多次勸諫，認為花蕊夫人是蜀國亡國之禍根，必須除去，趙匡胤不聽。一次兄弟圍獵，花蕊夫人跟從，趙光義張弓搭箭瞄準獵物，突然回身射向花蕊夫人，弓弦響處，香消玉殞。宋太祖雖然惱怒，卻也無可奈何。
五代的烽煙和離亂，隨著花間詞的低吟漸漸地成為了歷史的陳跡。雖然花間詞在描摹景物、刻畫內心等方面是詩歌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但是，由於相當一部分詞人的人格低下、境界狹窄，以及大多數詞作格調不高等原因，花間詞一直不為人們稱道，乃至於很多評論家閉口不言五代花間詞。但是，我的宋詞之旅卻不能躲開這一段必經的路程，因為唯有經過這動亂萎靡的五十餘年，我們才能進入下一段期盼已久的旅程；唯有經歷過這些吟風弄月的詞人，我們才有可能與下一位詞人相遇。正是他，用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生命，揭開了宋詞真正的黃金時代的帷幕；也正是他，用自己黯然嘶啞的歌喉，把宋詞從脂粉和酒精中喚醒，從委頓和狹隘中掙脫出來，為宋詞撕開了一片蒼涼但是卻浩渺的天空。這個人，就是李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