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百姓的古文運動

唐代的官吏在被貶下放的時候，會接觸到民間，對他自己的出身產生慚愧。如果這種感覺可以喚起社會裡面的良知，是一個非常好的啟蒙運動。事實上，這種景象並沒有發生。在唐代，權貴階級與下層階級之間的對立非常嚴重，到宋代好了一點，也還是沒有得到徹底的改善。知識分子在這種狀況下，始終在游離。有時候知識分子會趨附於上層階級去壓迫老百姓，不要忘記拿著紅綾去把牛頭綁一綁就可以「口稱敕」，也都是知識分子制訂出來的政策。有時候，知識分子幫助老百姓去對抗權貴的壓迫。社會裡就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知識分子，兩種不同的行為方式。

在韓愈悼念柳宗元的文章裡，為什麼會那麼強烈地歌頌他？因為他覺得這樣的知識分子太少了，是應該被標舉的。韓愈所談的道德理念，從《祭十二郎文》，到《送孟東野》、《送李願歸盤古》，到《祭柳宗元》，再到柳宗元寫的《捕蛇者說》，然後到白居易寫的《賣炭翁》，一種關注百姓的社會思想慢慢完整起來。這些知識分子努力讓自己接近可能他們已經有一點遠離的民間。韓愈因為出身很苦，比較瞭解民間；柳宗元是世家子弟，可能一開始並不瞭解。最後他們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自覺。白居易也是如此。這群人構成了唐代非常重要的道德自覺的力量。

在文學史上，現在大家熟悉的白居易，還是寫《長恨歌》、《琵琶行》的那個風流倜儻的詩人。這兩首詩在文學上的成就非常高。可是我們要知道為什麼白居易到了晚年，那麼希望這些詩不要再流傳了，他希望能夠流傳的是《新豐折臂翁》或者《賣炭翁》。我想這裡面有一種心痛，一個社會上如果有這樣一群貧苦的人存在，還要吟唱《長恨歌》，他會覺得不安。後來白居易與元稹共同推行社會道德的自覺運動，希望文學能夠走向非常淺白的道路，能夠真正與社會改革結合起來。我在年輕的時候，讀到這種「文以載道」的文學的時候，甚至是反感的，常常覺得裡面有很多八股教條。可是今天常會覺得這些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文學家，他們對自己的反省與批判非常動人。知識分子最可貴的一部分，是對自己道德不完美的檢查。有時候我們常常會誤認為道德是拿來批判別人的，其實不是。韓愈、柳宗元、白居易，都對自我進行了反省與批判。

柳宗元寫過一篇文章《鈷潭西小丘記》，裡面寫到他去看山水，覺得山水好美，有個人說既然你這麼喜歡，我們賣給你吧，因為我們實在受不了稅賦了。柳宗元就買了下來，修建成檯子，用來中秋節賞月。這是一種很誠實的描寫，對於這種狀況，他可以做的無非如是。柳宗元是世家子弟，通常一個文人在清風明月下欣賞山林的時候，不會記得這塊地原來是老百姓用來生活的，柳宗元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很誠實，把這些都記錄下來：他喜歡山水，有些擁有山水的人已經活不下去了，然後他有了山水。那麼柳宗元屬於哪一個階層呢？他對抗權貴被貶了官，可是在當地，他還是一個權貴。他買了當地老百姓的地，他問自己是不是應該喜歡這個地方，決定永遠住在這裡，不再回京城了。這裡有很多伏筆。這類的知識分子很想改換自己，中間又充滿矛盾。

愛山水沒有錯，如果因為愛山水，去買老百姓的地，會使老百姓失去祖居的地。這其間的矛盾在柳宗元的文章裡表達得特別清楚。我希望大家在看白居易、柳宗元的作品時，都可以看到他們的矛盾。這個矛盾也剛好展現了他們的可愛之處。知識分子與民間的矛盾衝突很大，柳宗元也常常透露他的無奈，就像他寫過的，他努力想用他的熱情和改革社會的理想，讓那些窮苦百姓都能夠贖身。有時候他又很無奈，他不知道接下來怎麼辦。在《捕蛇者說》中，他很無奈，他覺得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跟頑固的體制，個人的力量實在微薄。

文學大概在這裡盡到了一定的責任，所以我希望大家先瞭解白居易這一方面的創作。白居易後來寫了很多新樂府。漢代有一個官叫做樂府，負責替皇帝到民間去聽很多民歌，然後把民歌記錄下來呈給皇帝，讓皇帝瞭解民情。樂府裡面保留了很多民間生活中的真實細節。魏晉以後，樂府的傳統中斷了，唐以後曾經有一種仿樂府，李白、杜甫的詩裡都有仿樂府，杜甫寫的《兵車行》、《石壕吏》都是仿樂府。白居易很刻意地希望定出新樂府，他寫了很多，希望這些文字能夠「繫於意，不繫於文」，就是說能夠真正把意思傳達出來，而不要在意文辭修飾。這與古文運動的主旨關係密切，他說「其言直而切」，就是非常直接、切中要害，直接把話講出來。他已經感覺到文學被裝飾得太厲害，真正的主題被掩蓋了。他的目的非常清楚：「欲聞之者深戒也。」聽到的人，能夠真正去改正一些事情，就像《賣炭翁》，他絕不希望人們只是把它當成文學作品來欣賞，而是讀過以後廢掉不合理的制度。他希望「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要為文而文。白居易對「文」這個字深惡痛絕，因為他覺得「文」已經變成修飾，沒有真正為重要的思想服務。

白居易對自己的文學創作有一種期待：「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這與古文運動之間有某些呼應關係，他覺得「欲予何所為，不能發聲苦」，心裡面的鬱悶，如何能夠轉換為樂府詩篇？「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他認為文學裡的格律、形式、文字都不重要，不要去追求這些，這些已經腐爛不堪了，真正要關心的只有三個字「生民病」，也就是老百姓的痛苦，如果能寫出這些，「未得天子知，甘受時人嗤」，如果寫出這樣的東西天子看了沒有感覺，他願意被大家嘲笑。這是非常大膽的言論。皇帝看了都不懂嗎？沒有感覺嗎？這些人後來為什麼被貶官？可能皇帝根本沒有看到，他就已經被貶了。事實上，是整個利益集團而不僅僅是一個皇帝在壓迫百姓，所以這群文人就不斷地在政治上受到壓迫。

「藥良氣味苦」，這樣的東西是好的，可以改革社會，大家可能都不願意吃，因為它就像藥一樣苦。「瑟淡音聲稀」，這個瑟不華麗，不會讓大家覺得很美，可是它珍惜發音。「不懼權豪怒，亦任親朋譏。」韓愈為柳宗元寫的墓誌銘中，也有類似的詩句，寫這樣的詩要不懼權貴豪門，不怕朋友親戚嘲笑。在那個時代，所謂知識分子的良知與自覺，要面臨如此大的壓力。

從上面《寄唐生》這首詩裡面，可以很明顯地看到白居易對自己的一個勉勵，在災難與被貶的痛苦中，他還在提醒自己是為什麼做這些事情，而且無怨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