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剛好跨越中國詩的黃金時代，成為兩個高峰，他們只相差十一歲，可是兩個人個性明顯不同，我們稱李白為詩仙，稱杜甫為詩聖。
李白之所以被稱為詩仙，是因為在詩的國度裡，他是一個不遵守人間規則的人。「仙」的定義非常有趣，李白本身建立起來的個人生命風範，不能夠用世俗的道德標準去看待，比如李白的好酒，李白的遊俠性格，李白對人世間規則的叛逆。可以說李白把道家的或老莊的生命哲學做了盡情發揮，變成一種典範。杜甫是詩聖，「聖」與儒家學說有關，儒家生命的最高理想是成為聖人。「聖」需要在人間完成。「仙」是個人化的自我解放，「聖」則是個人在群體生活當中的自我錘煉。
雖然同時分享了大唐盛世時的詩歌高峰，李白呈現出來的生命意境，與杜甫呈現出來的生命意境非常不同。很多人喜歡爭辯李白好還是杜甫好，其實生命裡面常常充滿兩難，為什麼一定要非做其中的一個選擇。為什麼不可以同時喜愛李白與杜甫兩個詩人？讀書時，我很大一個困擾就是在李白和杜甫之間的矛盾與游移。
在青春期，很自然會喜歡李白。李白的生命裡所呈現出的自由形態，他的《少年游》、《少年行》中的青春形式，在正統文學當中不被鼓勵。在整個文化體制中，受鼓勵或讚賞的是經過很多歷練之後的成熟與穩重。青春的熱情、衝動、勇氣或冒險，在文化當中是被忽略的。早期思想家並非沒有碰到這個部分，只是生命充滿了兩難，為了有所偏重，勢必造成對某一部分的忽略。李白式的生命形態在我們的歷史當中越來越少，尤其是宋之後。這樣的生命形態，年輕、大膽、冒險。《蜀道難》把我們帶到一個驚險的世界，對非規則世界發出感歎，這是我們很少有的體驗。我們在成長與求知的過程裡，一再聽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可是行萬里路其實很難。大多數時候我們是在書房中，生命的真正歷練，其實非常少。
在青年時對李白的愛好就很容易理解了，因為那個時候很想背叛學校的教育，很想背叛家庭的規矩，很想像李白一樣出走冒險。這未必是對李白絕對正確的理解，可是李白令人感覺到他的生命可以豁達到孤獨地出走。那時候大家聚到一起，念的多是李白的詩句。今天對於杜甫的感動，是在進入中年的滄桑之後，開始明白他對人世間的悲憫，以及他把個人放入群體當中，對使命與責任的承擔。
杜甫的社會性很強，李白根本沒有社會性，「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亮與影子都要解脫社會性。李白鼓勵個人把社會性的部分切斷，從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個人角度思考生命意義和價值。儒家對於一個人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一定是放在群體當中考慮，比如孝與忠，是在家族與國家裡完成自我，如果抽離了家族和國家，個人的意義無從討論。李白不討論這些問題，他就是一個決然的個人。「天生我材必有用」，「我」是一個孤立的個體，杜甫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行為都是把自己放到群體當中。
聖與仙是非常不同的兩種形態。在中國的整個思想極度成熟，文學達到登峰的時刻，李白體現了老莊思想的最高完成，杜甫體現了孔孟哲學的最高完成。
宋朝就開始討論到底李白、杜甫孰優孰劣，從文學的技巧上來講，杜詩可以學，李白不能夠學。李白才氣縱橫，杜甫有嚴格的規範，在杜甫詩的國度中，有蹤跡可循。
宋朝的蘇轍認為李白這樣的詩人完全不道德，說李白，「白晝殺人，不以為非」，白天殺人都不認為不對，因為李白的詩句當中，有「笑進一杯酒，殺人都市中」。其實文學創作與藝術創作一樣，很難用社會的功利去解讀。任何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如果用社會功利去解讀，都沒有辦法存留。比如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兩個十四五歲的小孩愛得天翻地覆，最後自殺。如果多想一點社會道德或者社會現實，可能會覺得這本書應該禁掉。宋朝開始就已經對李白的詩很害怕，因為李白詩裡有很多對個人出走的鼓勵，後來的教育都害怕這種態度。在《蜀道難》中，哪裡有前人開好的路？《蜀道難》最令人感動的是你必須披荊斬棘自己開路，《蜀道難》的快樂正在於此。宋以後的教育體系害怕李白是因為李白的創造力。創造力常常被理解為毀滅力，因為太冒險了，太不遵循人間的規則。杜甫逐漸成為正統文學裡的偉大代表者，而李白則備受爭議。
有天晚上皓月當空，你一個人喝酒，感覺到生命的孤獨與茫然，體會到李白的詩最美的部分；有一個寒冷的冬天的夜晚，在地下道裡面，你看到一個乞丐在行乞，也許你會想到杜甫詩中最感人的部分，你會想起「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其實是不同的感動，我不覺得在皓月下喝酒的那個我，走到地下道看到乞丐就不會有悲憫之心。這中間並不衝突，而是生命的兩種完成，一味爭論李白與杜甫哪一個更好，是把文化弄得小家子氣了。寫李白寫得最好的詩，是杜甫的詩；對杜甫懷念最深的詩，是李白寫的，他們兩人是很好的朋友，至少在創作領域彼此交匯，在生命領域各自發光。我們看不到他們對立的痕跡。從他們的作品中，可以很自然地看到他們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對於對方生命的懷念與感動。
常常聽到人說李白笑杜甫，杜甫笑李白，似乎很合理，因為這兩個人太不一樣了。按照幼稚簡單的邏輯，不一樣的人彼此會攻擊、批評。其實不一樣常常造成互相欣賞。杜甫一輩子都沒有辦法像李白這麼瀟灑，所以他最喜歡李白；而李白一輩子都沒有辦法像杜甫那樣關心生活裡的小事物，所以李白也喜歡杜甫。這裡有種生命的互補。大唐盛世的迷人不止是李白生命的豐富，更是李白與杜甫一起構成的大豐富，因為他們如此不同，又是同一個花園裡開出來的花朵。他們彼此也知道各自的定位都是對方不能取代的。如果沒有了李白，歷史上很多亮光就沒有了，李白讓人覺得生命還可以發亮。如果沒有了杜甫，也會遺憾得不得了，因為杜甫是照到最角落的地方的光。我們從來沒有發現有人在那個角落生活，可是杜甫看到了。
杜甫說李白「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杜甫曾經在路上看到李白在長安城行走，這個城市中這麼多士紳崇拜他，可是這個人怎麼這麼孤獨、這麼憔悴。他非常清楚李白的孤獨，但李白不會無緣無故地跟杜甫說「我孤獨啊，孤獨啊」，他是從作品裡讀出來的，比如《月下獨酌》，裡面就有繁華里面的荒涼和孤獨。杜甫也預言「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他覺得李白將來在歷史上會留名到千古之外，那個時候李白沒有去世，杜甫已經確定他未來的聲名。「寂寞身後事」，死的時候很潦倒，因為他沒有爭現世的名利，潦倒以終。
杜甫與李白彼此間有種知己情誼，歷史上最讓我感動的畫面，是李白與杜甫共同走過長安城，在酒樓上坐下來喝酒，談他們的生命理想。這種感情就是「永結無情游，相期邈雲漢」。大約五百年後，在佛羅倫薩，達·芬奇與米開朗基羅兩個人的對話關係，是歷史上另一個令我深深感動的畫面。李白與杜甫，達·芬奇與米開朗基羅，他們的相遇是不可思議的生命的撞擊。從李白轉到杜甫，不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更有趣的是在我們自己身上發現屬於李白的部分和屬於杜甫的部分。每一個生命裡面都有這兩個部分：對個體生命完成的追尋，讓我們放歌山林；回到這世界上，對於最卑微的生命又有同情、悲憫。
當杜甫說：「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杜甫非常知道李白的豪邁，他也可以這樣做，可是杜甫好像在生命的兩難裡，先選擇了路邊凍死的那些人，他想要去描述這些人，所以就暫時沒有機會去描述李白那種豪情。這是生命的偏重，對詩人個人而言，他們也有生命的兩難，在這個兩難當中，他們選擇了暫時要完成的角色。李白與杜甫都留下一個風範，但他們兩人的風範是不一樣的。
整整一千年當中，很多人在討論李白、杜甫的優劣，這真是一個很大的精神浪費。文學的美不是生命的窄化，而是讓生命開闊的過程。文學讓生命可以包容更大更多，如果李白能夠以一個「妾」的身份吟唱，如果李白化為飛躍山峰的鳥，我們還在討論李白與杜甫的好壞，會是蠻滑稽的狀態。我希望大家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李白與杜甫的同與不同。同或者不同與好壞無關，他們都是不可取代的，樟樹與榕樹哪種更好？它們是不同的生命，在自然世界裡，一定要分好或不好，是荒謬的，人的世界也是如此。李白、杜甫的生命分別抵達了不同的巔峰狀態，如果非要去比較優劣，會偏離對他們的真正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