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身上有一種很奇怪的孤獨感。他開疆擴土，建立了偉大的功業，被尊奉為「天可汗」。他一生最喜歡的居然是王羲之的《蘭亭序》。他嚮往那種「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的世界，他希望回到南朝文人那種最放鬆、最無所追求的生命情調，這是很荒謬的組合。曹操身上就已經有這種兩極性。唐太宗寫過《溫泉銘》，書法很漂亮，他一生追求的就是王羲之的世界。王羲之是一個不要做官，退隱下來與山水對話的文人。唐太宗的身上好像也有這個部分，這些複雜構成了初唐時期很特殊的一種生命經驗。在這樣的生命經驗當中，我們忽然看到每一個個人都有機會在水到渠成的文字形式當中把內心的生命經驗完整地唱出來。陳子昂站在那邊，「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我們今天活著，不見得會覺得天地悠悠跟我有何干。可唐代的詩人，所體會到的宇宙意識是每個人都覺得天地悠悠與自己的生命有關。這是空間跟時間的放大狀態。
從注重視覺經驗和身體經驗的「邊塞詩」，到書寫奢侈與華美的「貴游文學」，再到「俠」，是初唐文學的發展脈絡。初唐時候，最重要的生命風範是「風塵三俠」，一定要有一個《李娃傳》裡跟著李世民打天下的美麗的女子——李娃，還要有那種虯髯客。虯髯客這些人跟著李世民打天下，打完天下以後不願意被封官，然後在荒沙漫漫的曠野上告別。到現在這還是武俠電影中讓人覺得很美的東西，這裡面有一種俠的精神，而那個俠就是肝膽相照。該走的時候他就走了，沒有任何人世間的依戀。
俠的精神來自春秋戰國的墨家，俠的精神在中央政權非常穩定的時代，是最受忌諱的。凡是俠大概都有打天下的可能性，所以中央政權很害怕俠。可是即位之前的唐太宗，身邊全是俠，他取得帝位以後這些人就離開了。他們覺得自己不是治國的人才，寧願去浪跡天涯，這中間就有了美學意義。現在舞台上很多故事來自《隋唐演義》，有一齣戲叫「鎖五龍」，就是講幫助秦王李世民變成唐太宗的這些俠之間的某種生命關係，非常豪邁。俠的精神後來在李白身上也非常明顯，李白一生當中只希望變成兩種生命形態：一個是仙，一個是俠。他早期是求仙，每天在山上跑來跑去求仙，跟煉丹的道士交往；後來他對仙感覺到幻滅，開始追求俠，自己練劍，去結交俠士。據說他從四川出來短短數年，三十萬耗盡，就是因為跟這些俠來往。跟俠來往就要一擲千金。從講究勤勞、節儉的農業倫理去看李白，他全部不合格。可是流浪性的俠的生命經驗，慢慢累積起來，變成初唐共同的宇宙意識。
唐代是文學史上少有的一個時期，個人有機會把自己解放出來，個人不再是被當做群體的角色來看待，個人就是純粹的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