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和時間的擴大使原本定位在穩定的農業田園文化的漢文學，忽然被放置到有一點基於遊牧民族的流浪文化當中來。我們從李白身上看到很大的流浪感，不止是李白，唐代詩人最大的特徵幾乎都是流浪。在流浪的過程中，生命的狀態與家、農業家族的牽連性被切斷了，孤獨感有一部分就來源於不再跟親屬直接聯繫在一起的狀態。杜甫則又重新回到了田園。
在「安史之亂」之前，李白與王維都有很大的孤獨感，都在面對絕對的自我。在整個華文文學史上，面對自我的機會非常少，因為我們從小到大的環境，要面對父親、母親、哥哥、姐姐、太太、孩子，其實是生活在一個充滿人的情感聯繫的狀態裡。我們不要忘記人情越豐富，自我就越少。我們讀唐詩時，能感受到那種快樂，是因為這一次自我真正跑了出來。李白是徹頭徹尾地面對自我。在他的詩裡面讀不到孩子、太太，甚至連朋友都很少，他描述他跟宇宙的對話：「五嶽尋仙不辭遠。」就是為了要成為仙人，在五個最有名的山裡跑來跑去。李白的詩裡面一直講他在找「仙」，「仙」是什麼？其實非常抽像，我覺得這個「仙」，是他一個完美的自我。只有走到山裡去，他才比較接近那個完美的自我。到最後他也沒有找到，依舊茫然，可是他不要再回到人間。因為回到人間，他覺得離他想要尋找的完美自我更遙遠。他寧可是孤獨的，因為在孤獨裡他還有自負；如果他回來，他沒有了孤獨，他的自負也就會消失。李白一直在天上—人間之間游離。他是從人間出走的一個角色，先是感受到巨大的孤獨感；然後去尋找一個屬於「仙人」的完美性，可是他並沒有說他找到了，大部分時候他有一種茫然。
初唐時期，就是在為李白這種詩人的出現做著準備。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邊塞詩的完成。
「邊塞詩」非常重要。中國文人很少有機會到塞外去，很少有機會把生命放到曠野上去冒險，去試探自己生命的極限。宋朝以後，文人寫詩都是在書房裡。我覺得唐詩當中有一個精神是出走和流浪，是以個人去面對自己的孤獨感。當時的詩人到塞外是非常特殊的經驗，因為有很多危險，可是在危險當中，詩人們同時也激發出自己生命的巨大潛能。今天也是一樣。一個在溫室般的環境中長大，一直受到很好保護的孩子，跟一個不斷被帶到高山上去行走的孩子，寫出來的詩絕對不一樣。初唐詩的內在本質，很大一部分是詩人與邊塞之間的精神關係。在講美術史時我曾經提到，唐朝開國的「李家」的母系全部是鮮卑族，不是漢族，所以他們有意地促使漢族通過婚姻跟另外一個遊牧民族不斷混合，產生與農業社會不同的生命情調。
農業社會是將種子放到土裡，等著它發芽。只要是農業的個性，一定是穩定的個性，穩定同時可能是保守，也可能是封閉，會使人有很多東西無法割除。在農村，人們的道德觀念一般是很保守的，因為必須穩定，所以對新事物的接受非常難。只有開始冒險，才能打破農業的固定性與封閉性。唐代很有趣的一點是開國的皇族有意識地去接納外族，尤其是遊牧民族。因為皇族的母系當中有許多鮮卑族，等於是漢族的軍人世家李淵與鮮卑族的皇族之間的聯姻構成了唐朝的歷史。唐朝開國時的那些女人都不是漢族，漢族的女性在農業社會當中一定是扮演在父權結構當中被壓抑的角色，不可能有自主性。大家回顧一下唐代美術史裡面的女性造型，肉體本身那麼飽滿，可以暴露出來，放到其他朝代都令人側目。大概當漢族的文化倫理占主導地位的時候，從來沒有那樣大膽的服裝。武則天、楊貴妃，她們身體的飽滿性根本就是「胡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