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回想一下黃俊雄的布袋戲裡面，有多少唐詩的句子？人物一出場，啪啪啪念的那兩句就是唐詩，我是從這個角度去估量他的價值的。每當我去馬來西亞或其他地方，看到廟宇裡的對聯，聽到那些老先生們吟出的詩句，就感覺到中華文化的根深蒂固。之所以講根深蒂固，是因為這個文化系統不是透過正規的學校教育系統、閱讀系統去傳承，而是演變為傳唱的系統。這個部分傳久以後就會形成一個模式，比如一個人談戀愛的時候怎麼談？失戀的時候會想到什麼哀傷的句子，都有固定的範本。有次我和雲門舞集的人一起去台灣美濃，當地那些從來沒有讀過書的老太太，站起來唱的是「新繡羅裙兩面紅，一面獅子一面龍」，不但整齊而且押韻。她絕對不知道這和唐詩有什麼關係，可是我一聽就感覺到裡面有一種與唐詩一脈相承的東西，而且裡面充滿了色彩感，充滿了一種華麗的美學追求。我一直認為當文學變成了一門專業課程，也就是走入了墳墓。文學當然需要被研究、被分析，可是當文學變成研究對象的時候，也說明它到了博物館時期了，不再是活在民間的一個力量。所以，我們應當進行專業研究，但更應該投入心力去關心那些活在路邊、走在路邊的人，他們口中的語言模式跟文學傳統之間存在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我非常希望大家能感覺到我們自身的語言中所存在的內在衝突。尤其是當下的台灣，受到很多元素影響，比如我們這一代的語言一定有英文的影響。很多發音，很多使用聲音的模式和節奏模式都是從英文中來的。再早一輩人，受日本文化影響很大，所以他們講話的方式跟節奏，與日本文學裡的美感有相通之處。我在這裡所講的受日本文學影響，不是說他們一定讀過川端康成或者三島由紀夫，而是指那代人所接受的教育，以及他們在成長時所接觸到的聲音模式。
我記得小時候我們家附近的那些「歐吉桑」鄰居，講話時發出轟隆隆的聲音，很像日本電影裡面的聲音。他講的是閩南語，他的發音方式、節奏其實很多是出自日本。這個現象真是相當複雜。前段時間我看學生的報告，才明白「哈日」與日本偶像劇的關係有多麼緊密。幾乎每一篇報告他們都會引用日本漫畫和偶像劇裡面的內容。對這些年輕人來說，日本文化的影響不會比老一輩的「歐吉桑」小。我在看待這些文化問題時，沒有任何偏見，只是覺得開心。因為島嶼是一個很有趣的生態現象，可以很封閉，也可以很開放。當我們說島嶼可以很封閉，是指如果要在政治上把它封閉起來很容易，只要把海防一做就可以了。在我成長的年代，台灣是很封閉的，就像一個打不開的貝殼，只要走到海邊拍照就有人出來檢查你拍了些什麼。如果說那時候台灣是一個閉緊的貝殼，現在就是一個打開的貝殼，什麼東西都可以進來。島嶼的文化生態模式如此複雜，語言模式也絕對不可能單純。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到沒有偏見，保持寬容的心態，可是當我看學生的報告時，還是有些震驚。
有個學生在回答「我最愛的電影是什麼？」時，他用了犯罪的「罪」代替「最」。我第一次看的時候，覺得很像一個白字。可是當我接著往下看，看到他回答「我最喜歡的是什麼？」時，還是這麼寫。接著又寫「我最討厭什麼？」時也還是如此。看到這麼高的重複性，我不敢說這是白字了，就問這個學生。他說，用電腦打字時，感覺在一些同音字中，這個「罪」字最重、最強烈，所以就選擇了這個字。
由此我想到我們的文學語言，可能也處於一個幾乎完全失控的狀況。過去如果寫白字，就等於是寫錯了，老師要罰寫一百遍的。我覺得用白字是錯的，這個學生卻有自己的理由：因為在鍵盤上打出音以後，同音字會出來，所有的同音字當中他對這個字的感覺最強烈，就選了這個字。我不知道大家的價值系統有沒有被他打垮。也許你會感歎文學沒落了，可是這會不會成為一個新的創作起點？也許一個用錯的字，會成為新文學的開始。這種用錯字也許是他改換文學形式的一種調皮——用這種方式來打破舊有模式。也許未來我會比他更厲害，有一天真的用「罪」字代替「最」字。「罪」，犯罪，這個字有懺悔感，有很強烈的被懲罰的意義。我用這個「罪」去代替原有的副詞時會產生什麼感覺？這個學生走了以後，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我有時覺得我們彷彿正處於魏晉南北朝的初期，因為我們在實驗新文字。最好的文學，或者說形式與內容完美配合的文學，為什麼不會在魏晉南北朝的初期出現？因為當時的語言太複雜了。我們不要忘記那是「五胡亂華」的年代，有人講匈奴的語言，有人講鮮卑的語言，有人講羯族的語言，有人講羌族的語言，還有人講大月氏的語言，有人講貴霜王國的語言，還有人講梵文。所以在那樣一個語言大混亂的時期，大家其實還在磨那顆珍珠，根本沒有時間去討論什麼叫做完美形式的文學。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完美的詩會在唐代出現，因為經過了三百多年的混合，所有的語言終於到了一個不尷尬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