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之花》是伊甸園中的一枚禁果，它就盛開在地獄的邊緣，只有勇敢而正直的人才能夠摘食，並且消化。他們無須等待蛇的誘惑。伊甸園中的一枚禁果，逃出樊籠的一隻「天鵝」。 《惡之花》中有一首詩，名為《天鵝》，這首詩中寫道：
我看見了一隻天鵝逃出樊籠，
有蹼的足摩擦著乾燥的街石，
不平的地上拖著雪白的羽絨，
把嘴伸向一條沒有水的小溪，
它在塵埃中焦躁地梳理翅膀，
心中懷念著故鄉那美麗的湖：
「水啊，你何時流？雷啊，你何時響？」
可憐啊，奇特不幸的荒誕之物，
幾次像奧維德筆下的人一般
伸長抽搐的頸，抬起渴望的頭，
望著那片嘲弄的、殘酷的藍天，
彷彿向上帝吐出了它的詛咒。
在這意味深長、充滿象徵的三節詩中，波德萊爾把人的處境和命運濃縮在生動而鮮明的形象之中。「天鵝」象徵著人，「樊籠」象徵著人所受到的困擾和束縛，「雪白羽絨」象徵著人在天堂中的純潔無邪。然而擺脫了桎梏的人並未回到天堂，只是走出了小樊籠，進入了大樊籠，他面前是「乾燥的街石」、「不平的地」和「沒有水的溪」，他只能在心中懷念失去的樂園——「故鄉那美麗的湖」。而那上帝居住的藍天是「嘲弄的」，嘲弄在地上笨拙地掙扎著的人；它又是「殘酷的」，聽憑塵埃玷污雪白的天鵝。終於，天鵝懷著渴望復歸天堂的心情向上帝發出了譴責，「吐出了它的詛咒」。這正是奧維德在《變形記》中描繪的、在混沌中初生的人的形象：
造物主抬起了人的頭，
命他仰望天空，注視星辰。
這個人，無論身在何處，受到何種磨難，終生都將在嚮往希冀中度過，他的嚮往是天堂，他的希冀是獲救。這不也是詩人的一幅自畫像嗎？波德萊爾正是一隻逃出樊籠、在污泥中掙扎而且詛咒上帝、懷念故鄉的白天鵝。
夏爾·波德萊爾於1821年4月9日出生在巴黎。
1925年左右。在盧森堡公園裡，人們常常可以看到一位眉毛漆黑的老人領著一個四、五歲的孩子散步。老人指點著那一座座美麗的雕像，講述著有關它們的神話和歷史，孩子則出神地聽著。這個孩子就是波德萊爾，他後來寫道：「形象，這是我最初的強烈愛好。」那個老人不是他的祖父，而是他的父親，約瑟夫—弗朗索瓦·波德萊爾，那時已經年逾花甲了。
約瑟夫—弗朗索瓦·波德萊爾出生在法國東北部馬恩省的一個農民家庭裡，曾在巴黎大學受過哲學和神學教育。他後來放棄神職，到一位公爵家裡當了家庭教師。那時的家庭教師不像後來那樣地位卑微，寄人籬下。他有相當大的自由，往來的儘是達官貴人，他又愛好文學藝術，結交了不少文人畫家，他自己也喜歡畫幾筆，頗有些收藏。他還與具有自由思想的愛爾維修夫人、卡巴尼斯、孔多塞等人過從甚密。他一方面學得了一套貴族的派頭和習氣，另一方面也接受了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的學說。對於1789年的資產階級大革命，他抱熱烈擁護、積極參加的態度，同時，他也並未因此就忘了老朋友，很幫了他們一些忙，其中有人得以免上斷頭台，保住了性命。大革命以後，他救過命的東家幫他在盧森堡宮中謀得了一個高級職務，但是波旁王朝復辟以後，他旋即辭職，過起了相當優遊的富貴閒人的生活。當他於 1819年續娶卡羅琳·杜費斯的時候，已經是個六十歲的老人了，而新娘是個無依無靠的孤女，年僅二十六歲。
波德萊爾常常認為，父母年齡相差懸殊對他的精神有著某種先天性的影響，這也許可以由醫生作出回答。可以肯定的是，父親的啟蒙思想，對繪畫的愛好，以及貴族的作風，確實給幼年的波德萊爾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波德萊爾才僅六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了，他失去了唯一可能理解他的親人。他和母親相依為命，開始了「一段熱烈的充滿愛的時期」。卡羅琳·杜費斯是個性格憂鬱、感情纖細、篤信宗教的女人。波德萊爾短暫的一生極少快樂的時刻，現在是他體驗愛撫和關懷的時候了。正當他盡情享受這「充滿母性柔情的好日子」的時候，年輕的母親服喪的期限未過，就改嫁歐比克少校了。波德萊爾幼小敏感的心靈第一次受到了巨大的震動。他一直不能理解母親為什麼要再嫁，那美麗溫柔的母親只能屬於他一個人，豈容第二個人來分享她的感情？他覺得父親被出賣了，母親對他的愛被出賣了，他對母親的眷戀被出賣了。他不僅痛恨這個突然闖進來的陌生人，也遷怒於自己的母親。據他自己後來說，新婚之夜，他把新房的鑰匙扔進窗外，讓新婚夫婦進不了新房，以此來發洩心中的怨恨。那時他只不過是個七歲的孩子。這也許不是事實，但足以說明他對這件事一直耿耿於懷。
然而，孩子畢竟是孩子，心靈上的創傷也許要等待多年才會發作。實際上，開頭幾年，父子之間並未發生什麼齟齬。從波德萊爾中學時代的一些家信看，他對繼父可以說懷有某種崇敬卻又不乏親切的好感。歐比克是後來成為七月王朝首領的路易—菲利普的朋友，是個古板、生硬的軍人，資產階級秩序和道德的忠實維護者。他對繼子的聰慧感到驕傲，竭力想博得他的好感，不能說待他不好。他想把波德萊爾培養成一個循規蹈矩的官場中人。但是，波德萊爾年事漸長，日交往強烈地顯露出獨立不羈、藐視習俗的性格，與繼父的意圖恰恰背道而馳。1832年，他隨母親到了繼父的駐地里昂，進了中學。那正是七月革命後的日子資產階級自由派篡奪了勝利果實，建立起銀行家的統治，1831、1834年的里昂工人起義遭到殘酷的鎮壓。波德萊爾在里昂時的最大樂趣就是在城裡遊逛。寄宿學校的生活已經使他感到煩悶和憂鬱，而破敗的街區、骯髒的工廠、工人的悲慘生活、幾乎總是煙霧瀰漫的天空，又使他的「沉重的憂鬱」變得更加沉重。他的學業優秀，在希臘文、拉丁文和法文上顯露出才華。他敏感，激烈，舉止古怪，充滿了奇思異想，有時又有些神秘和玩世不恭，嘴裡還常常吟誦著雨果和拉馬丁的詩句。四年之後，1836年，他隨父母回到巴黎，進入路易大帝中學。他是個才華出眾，卻不守紀律的學生，出語尖刻，常常對學校當局表示不敬，洋溢著反叛精神，終因一次拒絕交出同學傳遞的紙條而被開除，這件事發生在1839年4月18日。這是波德萊爾與社會的第一次衝突。後來他被送進一家寄宿學校，同年8月，他通過了中學畢業會考，據他自己暗示，那是由於他和考官的保姆暗中做了手腳。波德萊爾的中學時代是在孤獨中度過的。他曾寫道：「儘管有家，我還是自幼就感到孤獨——而且常常是身處同學之間——感到命中注定永遠孤獨。」因此，儘管他「對生活和玩樂有著強烈的興趣」，卻並不曾體驗過少年時代的幸福和歡樂。
通過中學畢業會考之後，波德萊爾面臨著職業的選擇。歐比剋夫婦希望他進外交界，而他卻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當作家。有地位的資產階級家庭一向鄙薄作家和藝術家，尤其看不起以此為職業的人。在歐比剋夫婦看來，波德萊爾的行為簡直是一種叛逆。他的母親20年後回憶說：「當夏爾拒絕了我們為他做的一切，而想自己飛，想當作家時，我們驚呆了！那在我們一直是幸福的生活中是多大的失望、多大的悲哀啊！」
波德萊爾離開了中學，在一所法律學校註冊，其實並沒有去上課，而是去過「自由的生活」了。他大量地閱讀羅馬末期的作家，著迷於他們的頹廢情調；他閱讀七星詩社詩人的作品，歎服他們聲律的嚴謹；他閱讀巴爾扎克的作品，並因結交了他本人而感到十分榮耀；他在美術展覽會上留連，重新喚起他「最初的強烈愛好」；他喜歡拜倫、雪萊、雨果、戈蒂耶，為浪漫主義——「美的最新近、最現時的表現」所征服。大約是在這段時期，他通過巴爾扎克接觸到瑞典哲學家斯威登堡的神秘主義。同時，他沉湎在巴黎這座 「病城」中，出入酒吧咖啡館，追歡買笑，縱情聲色，浪跡在一群狂放不羈的文學青年之間。他的不加檢點的生活終於引起了家庭的不安，決定讓他出遊，離開巴黎，試圖通過「改變環境」來把他的生活引入正軌。這是當時富有的家庭針對不聽話的子弟慣用的手段，算不上是什麼懲罰，波德萊爾似乎也沒有什麼怨言。於是，1841年6月9日，他在波爾多登上南海號客貨輪，啟錨遠航。
計劃的的旅行長達十八個月，目的地是印度的加爾各答。然而，二十歲的波德萊爾抵擋不住五光十色的巴黎的誘惑，他當作家的心願又使他對繼父的意圖嗤之以鼻，因此在船上一直悒鬱寡歡，悶悶不樂，每日只以巴爾扎克的小說為伴。他非文學不談，可那些船員和軍界商界的乘客如何能與他談文學呢？不久，歐比克就收到船長的一封信，認為要改變波德萊爾的志向為時已晚。果然，波德萊爾只到了毛里求斯島和留尼汪島（當時叫做波旁島），就迫不及待地搭船返回法國，於1842年2月15日抵達波爾多，並且聲稱： 「我口袋裡裝著智慧回來了。」這次旅行歷時僅九個月，但已經是他一生中為時最長的一次遠行了。旅行固然使他厭倦，卻給他帶來了受用不盡的創作上的財富：他看到了令人遐想無窮的大海，他接觸到了明亮熾熱的熱帶陽光，他聞到了各式各樣濃郁的香氣，他接觸了強壯快樂、接近大自然的男男女女，總之，他領略了異域的風光和情調，開闢了任想像力縱情馳騁的廣闊空間。
「城市面貌，唉，比人心變得更快！」波德萊爾彷彿從流亡中歸來一樣，發現了一個新的巴黎：新辟的街道，新開的旅館，新建的劇院，新裝的路燈；拉丁區的「女區」，林蔭道上的「野雞」，酒店裡的醉漢，踽踽獨行的老人……這一切，他竟都像第一次見到一樣。巴黎變了樣，到處充斥著「發財」的叫喊聲，散發著新貴的銅臭味。路易一菲利普王朝越來越反動，基佐的「發財吧」這樣的口號不過是為了保持大資產階級的特權，引起了廣大無產階級、甚至中小資產階級的強烈不滿。政權的平庸和猥瑣更使當年的浪漫派灰心喪氣，而工人們則要求成立共和國。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場新的革命又在醞釀中。
波德萊爾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中回到巴黎的。這時，他和繼父歐比克的關係，已經由於在選擇職業問題上的分歧而迅速惡化，況且他已經成年，更加不能忍受家庭的束縛，終於帶著父親留給他的遺產，約十萬金法郎，離開家庭，過起揮金如土的浪蕩生活。1843年6月，他住進了豪華的皮莫丹旅館。他用黑紅兩色的牆紙裱糊房間，穿著黑外套，繫著牛血色的領帶，雪白的襯衫一絲不皺，一塵不染。他要用與眾不同的裝束和風采來表示他對資產階級的蔑視和唾棄。岱奧多·德·邦維爾這樣描繪當時的波德萊爾：「眉毛清晰，伸展如緩緩的拱形……細長，漆黑，深沉的眼睛……優雅、帶著譏諷意味的鼻子……嘴巴已經由於思想的豐富而變得又彎又薄，……臉上泛起一種溫暖的蒼白，棕色的皮膚下顯露出豐沛而純潔的血液的粉紅色調……高而寬的額頭，線條清晰，濃密漆黑的美發自然地捲曲著……」這是波德萊爾最愉快最樂觀的時期。他要作一個浪蕩子（le dandy）。「浪蕩」（ledandysme）一詞，在他的眼中意味著高貴，文雅，不同流俗，既有著面對痛苦而不動聲色的英雄氣概，又有著忍受塵世的苦難而贖罪的宗教色彩，總之，「浪蕩」一詞意味著/追求崇高」。他自白道：「作一個有用的人，我一直覺得是某種醜惡的東西。」有用，正是資產階級最珍視的品質。他厭惡一切職業，決心不對那個社會有絲毫的用處。於是，他整日在城裡呼朋引類，冶遊濫飲。也正是在這時，波德萊爾真正開始了他的文學生涯。他先是結識了一批年輕的畫家，進入他們的畫室，「開始接觸繪畫的實踐」。那幾年，在法國文學史上又恰恰是極熱鬧的年份：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開始問世，貝特朗的《黑夜中的加斯帕洋》於作者死後一年出版，邦維爾以 《女像柱集》一炮打響，大批以巴黎各色人等為題材的作品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波德萊爾的朋友中又多了一位工人詩人，以謠曲著名的彼埃爾·杜邦。這時的波德萊爾已經以奇特怪異的文學趣味令人瞠目了。也是在這時，一個偶然的機會，波德萊爾在一家小劇場邂逅了一個跑龍套的混血女子，名叫讓娜·杜瓦爾，並從此與她結下了不解之緣，生活和創作都深深地打上了她的印記。杜瓦爾的卑微的身世和獨特的美，使波德萊爾又多了一件向資產者挑釁的武器。還不止於此，他開始吸毒，開始領教放債人的手段。然而，他並未因此而放鬆寫詩的準備，甚至已然開始創作。他發現詩國的領土已被瓜分完畢，諸如天空、大地、海洋、家庭、異域風光等主題都有了各自的開拓者，而充斥詩壇的那些粉飾現實的無病呻吟之作只能讓他感到厭惡，於是，他便暗中寫些不同凡響的詩章。據阿斯裡諾回憶，「這期間（1843—1844），《惡之花》中的大部分詩篇已經寫出，十二年後出版時，詩人無須改動什麼了。他在風格上和思想上都是早熟的。」此時，他還沒有發表過一首詩，卻已在詩人隊伍中被視為一位「有獨創性的詩人」了。1830年後一代青年詩人「似乎對他寄望很高」。他並不急於發表，而是暗中磨礪，積累著產品，打算「日後像一枚炮彈那樣打出去」。
波德萊爾在兩年中花去了他的財產的一半，這又一次引起了家庭的不安。歐比剋夫婦不由分說，找了個公證人替他管理財產，每月只給他可憐的二百法郎。這是在1844年9月21日，這是個重要的日子，對波德萊爾來說，無異於父親去世母親再嫁後的又一次沉重打擊。用米謝爾·布托爾的話說，波德萊爾是被剝奪了成人的資格，被當成了未成年的孩子。從此，波德萊爾就在債主的追索下過日子了。他的眼中除了歐比克之外又多了一個敵人：他的公證人，典型的資產階級秩序的代表。
作浪蕩子要有兩個條件：一是有錢，二是有閒。現在，波德萊爾既已失去了錢，也就不得不去幹他一向最鄙薄的事情：靠耍筆桿子吃飯。他一向認為生活的最高目的是培育美，而現在卻不得不多少投合公眾 （資產階級）和出版商的口味，為生活而寫作了。他的詩神被收買了，他絕望，憤怒，渴望著報復和成功。他寫過一篇文章題為《有天才的人如何還債》，幻想著能像偉大的巴爾扎克那樣在債主的追逼中，突然靈機一動，安然度過難關。但是，他的那些大膽真誠的詩作屢屢遭到編輯先生們的拒絕。1845年5月，波德萊爾發表了畫評《1845年沙龍》，盛讚浪漫派畫家德拉克洛瓦，稱他為「過去和現在最有獨創性的畫家」。這篇長文以新穎、感覺的敏銳和行文的果斷，震動了評論界。不過，批評家本人並不滿意，深為此文「缺乏個性所苦」。也許是因為《1845年沙龍》未曾取得他心目中的成功，也許是因為他的監護人使他惱怒，也許是因為他自覺在這個世界上生活沒有出路，也許是因為這一切的總和，波德萊爾在1845年6月30日這一天起了自殺的念頭，並且紮了自己一刀。由於那是一把小小的水果刀，有人就認為他不過是做做樣子，嚇唬那些剝奪了他的自由的人。然而，他在當天事前給監護人的信中卻說得十分鄭重：「我自殺，是因為我活不下去，是因為睡也累，醒也累，不堪忍受。我這樣，是因為我對別人無用，對自己危險。我自殺，是因為我認為我是不死的，但願如此。」此後，他回到母親和繼父那裡，然而很快、也是最後他離開了他們，住進了拉丁區，開始了真正窮文人的生活。
波德萊爾仍舊筆耕不輟，《1846年沙龍》閃爍著驚人的才華，顯示出他已經是一個完全成熟的藝術評論家了。他提出了現代生活的美等許多重大的美學命題。特別令人驚訝的是，他把這本書獻給了資產者，讚揚了他們的人力和智力，試圖讓他們相信：他們需要藝術和詩，相信「美好的日子將會到來，那時學者成為財富的所有者，財富的所有者成為學者」。這樣，資產階級的力量將會天下無敵。波德萊爾儘管對資產階級充滿仇恨和輕蔑，畢竟還是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一支正在上升的力量。在這部著作中，他把共和派當作 「美」的敵人挖苦了一番。在他的眼中，什麼群眾（包括資產者）、共和派、民主、進步，都是粗俗的，與浪蕩子的美無緣。然而，他當時的好友彼埃爾·杜邦就是一個共和派，兩年以後，他還寫了一篇盛讚這位工人詩人的文章，對其民主、共和思想表示由衷的同情和讚賞。這說明當時波德萊爾的思想處於矛盾之中，一方面他不能不看到資產階級的力量和前途，一方面他又感到在這個階級中受到壓抑，心中充滿著憤懣之情。正是在《1846年沙龍》的封面上，預告了詩集《累斯博斯女人》將要出版。這是《惡之花》的雛型。1847年，波德萊爾發表了兩篇深受夏多布里昂和巴爾扎克影響的中篇小說：《青年巫師》和《舞女芳法羅》。其實，《青年巫師》並非波德萊爾的創作，而是一篇譯自英文的翻譯小說。
1847年1月27日的《太平洋民主》雜誌刊登了埃德加·愛倫·坡的短篇小說 《黑貓》的譯文，波德萊爾讀到之後，立刻被征服了，因為他在這位美國作家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思想，詩情，甚至語言。他從此開始翻譯愛倫·坡的作品，一直持續了十七年，提供了堪稱典範的譯品，使這位在家鄉窮愁潦倒、鬱鬱不得志的詩人在法國成為一代詩人崇拜的偶像。波德萊爾翻譯愛倫·坡，就像他自己進行創作一樣全神貫注，殫精竭慮，精益求精。他長期鬱結在心中的憤懣，他的孤獨感，他對另一個世界的憧憬和追求，都在愛倫·坡哀婉淒清的詩中、陰鬱離奇的故事中、駭世驚俗的文章中，以及他為他寫的評價文章中得到了盡情的宣洩。他們是同病相憐的弟兄，有著同樣的悲慘的一生，同樣的不為世人理解的痛苦，同樣的顧影自憐的高傲；他們厭棄的是同一個世界，他們夢幻的是同一個天堂。波德萊爾把自己當成了愛倫·坡，把他的話拿來當成了自己的話。與其說波德萊爾受了愛倫·坡的影響，不如說他與愛倫·坡不謀而合，早有靈犀，一見之下，立即心領神會，契合無間。他在1864年6月20日的一封信中說得明白：「有人指責我模仿埃德加·坡！您知道我為什麼如此耐心地翻譯坡的作品嗎？因為他像我。我第一次翻開他的書時，我的心就充滿了恐怖和驚喜，不僅看到了我夢想著的主題，而且看到了我想過的句子，他在三十年前就寫出來了。」所以，他曾把愛倫·坡大段大段的話徑直移到自己的名下，而並未曾想到有聲明的必要。與愛倫·坡的接觸，助長了他的神秘主義和悲觀主義的傾向。
1847年，法國發生了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本來已在醞釀之中的革命如同箭在弦上，一觸即發。1848年2月22日晚上，人們築起了街壘，起義爆發了。波德萊爾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憤怒和反抗，在革命中找到了噴火口。2月24日晚上，有人看見他背著槍，手上散發著火藥味，和彼埃爾·杜邦一起戰鬥在街壘上。有一個朋友問他：「是為了共和國嗎？」他只以「槍斃歐比克將軍」作答。他早已和不斷陞官的繼父斷絕了關係，在他的眼中，歐比克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法律、制度、道德、秩序的代表，槍斃了他，就等於槍斃了這個社會，就等於他自己獲得了解放。巴黎一夜之間出現了一百多份報紙，其中有波德萊爾與人合辦的、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公安報》，報的名稱令人想起了大革命時期的公安委員會。他參加了布朗基創辦的革命團體，他還被一家保守派報紙聘為主編，因讚揚馬拉和羅伯斯庇爾而立即被辭退。波德萊爾參加了革命，但是他並沒有明確的政治信念，他所一度接近的社會主義也只是傅利葉的空想社會主義。他在1848年革命中的行動，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典型表現。他後來在《打開我的心靈》中這樣寫道：
我在1848年的沉醉。
這種沉醉是什麼性質？
報復的樂趣。對破壞的天生的樂趣。
文學上的沉醉；閱讀的回憶……
這是他的自我剖析，坦率真誠，一語中的。和他一起辦報的夏爾·杜班說： 「波德萊爾愛革命，就像他愛一切暴力、不正常的東西一樣。」引述這段話的呂孚評論說，這是一種「深刻的真理的膚淺表達，」「波德萊爾愛的不是暴力和不正常本身，他愛的是反抗，因為這個世界，無論什麼制度，他都不能容忍」。這是通達之論。無論如何，波德萊爾畢竟是參加了革命，這一次行動顯然是他一生中的重要事件，他的一段話透露了此中消息：「1848年之所以有意思，僅僅是因為每個人都在其中寄托了一些有如空中樓閣一般的烏托邦。」那麼波德萊爾的烏托邦是什麼？當時的波德萊爾還相信社會進步，對人類的前途還是樂觀的，從社會觀上看，他的烏托邦無疑是包括這樣的日子：「學者成為財富的所有者，財富的所有者成為學者」。從宗教觀上看，波德萊爾深受母親的影響，具有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思想，他希望人類回到「原罪」以前的狀態，即回到失去的樂園中，也就是如他的詩表明的那樣，詩人擺脫現實的苦難和罪惡，重新回到上帝的懷抱，再作「青天之王」，「雲中之君」。然而，184年革命是一場無產階級首次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自然不能實現波德萊爾的烏托邦。巴黎工人六月起義遭到血腥鎮壓，為後來以路易·波拿巴為代表的反動勢力的進攻掃清了道路，更使波德萊爾由惶惑而絕望。1848年革命是波德萊爾徹底脫離政治、逃避社會的一個轉折點。而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則最後使波德萊爾與過去的思想、過去的朋友告別。他在1852年3月5日的一封信中說：「12月2日使我實際上脫離了政治。」兩個星期之後，他又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我決定從此不介入人類的任何論爭。」然而，波德萊爾是一位正直的詩人，他的決定事實上並未能嚴格地實行，他在1859年5月16日的信中承認：「我有二十次相信我不再對政治發生興趣了，可是任何重要的問題又都引動我的好奇和熱情。」接著，他就在信中頗有預見地大談第二帝國的意大利政策。這種矛盾說明了波德萊爾何以寫出了像《天鵝》那樣的充滿了深刻的政治含義的和社會同情心的詩篇。
在社會的動亂和政治的風浪中，波德萊爾的「惡之花」也在悄悄地開放。從1847年開始，他已有零星的詩作在報刊上發表。1848年十一月，《酒商回聲報》登出一則廣告，稱波德萊爾的《邊緣》將於次年2月24日出版。一位同時代人對此評論道：「這無疑是些社會主義的詩，因此是些壞詩。」這2月24日正是1848年革命一週年紀念日，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日子。1850年6月，《家庭雜誌》再次預告《邊緣》，並說這本書「意在表現現代青年的騷亂和憂鬱。」 1851年4月9日，《議會信使》又預告了《邊緣》，指出這本書「意在再現現代青年的精神騷亂的歷史」，並且在《邊緣》這一總題下發表了11首詩。「邊緣」這個詞，除了傳統的基督教的含義外，在當時還有一個具體的含義：傅利葉把「社會開端和工業災難的時代」稱為「邊緣地帶」，其後緊接著普遍和諧的社會。波德萊爾當時正受到傅利葉派的樂觀主義吸引，人們有理由把他的詩和空想社會主義聯繫在一起。從《累斯博斯女人》到《邊緣》，波德萊爾的詩的題材已經進入一個更高、更廣、更具現實性的領域，或者他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可以向公眾展示他的詩的這一側面了。
1852年至1856年間，波德萊爾經常出入薩巴蒂埃夫人的沙龍。薩巴蒂埃夫人是一個銀行家的情婦，常在她的沙龍中接待文化界的名流，雨果、戈蒂耶、邦維爾等都是她的座上客。波德萊爾把她當作自己的詩神、保護神和庇護所。她是他夢寐以求的「遠方的公主」，他在她身上寄托了自己精神上的嚮往和追求。他偷偷地寄給她匿名的情詩，當收信人終於發現了詩的作者，並表示以身相許、分享他的感情時，他卻在一夜的親熱之後不無失望地退卻了，因為有了肉體的關係，他理想中的天使不過如普通女人一樣罷了。原以為是一場柏拉圖式的戀愛，終究還是毀於情慾的引誘，只是留下了幾首充滿了逃避醜惡現實、追求美的理想的強烈願望的美麗詩章。對波德萊爾影響最大的女人是前面提到的讓娜·杜瓦爾。這個具有異國情調的「黑維納斯」幾乎是波德萊爾的終生伴侶。雖然在近二十年共同生活中，波德萊爾幾次因不堪其粗俗、貪婪和欺騙而要離開她，終於還是散而復聚，相守在一起，並在她病中百般照料，充當著父親的角色。讓娜·杜瓦爾啟發他寫出許多交織著靈與肉的衝突、混雜著痛苦與歡樂的詩篇。1861年以後，這個女人不知所終。
1852年以後，波德萊爾的創作進入高潮。五年間，他先後在報刊上發表了二十多首詩、十餘篇評論以及大量的譯作。1857年4月，歐比克去世，波德萊爾可以公開地去看望他一直熱愛著的母親了，在此之前他們只是像情人幽會一樣地偷偷見面，因為波德萊爾不願意再見包括繼父在內的資產階級貴人們。1857年6月25日，經過精心的準備，《惡之花》終於在書店裡出售了。詩集包括一百首詩，分為五個部分：《憂鬱和理想》、《惡之花》、《反抗》、《酒》、《死亡》。據說，《惡之花》這題目出自波德萊爾的記者朋友希波裡特·巴布的建議。波德萊爾說過：「我喜歡神秘的或爆炸性的題目。」先前的《累斯博斯女人》表明了同性戀的主題，作為題目頗具爆炸性，《邊緣》透露了一個朦朧的世界，有神秘性，而《惡之花》則是兩者兼有，尤其以其爆炸性引起著人們的好奇。不過，對一本書發生興趣的不單是讀書人。果然，《惡之花》很快就引起了反動勢力的注意，而第二帝國恰恰是視文學為萬惡之源，它的法庭剛剛因《包法利夫人》而審訊了福樓拜，《巴黎的秘密》的作者歐仁·蘇因突然去世才僥倖免遭起訴，現在它的衛道士們又把陰險惡毒的目光投向了波德萊爾。《費加羅報》首先發難，於7月5日刊登了該報記者居斯達夫·布爾丹的文章，指控波德萊爾褻瀆宗教、傷風敗俗，說什麼 《惡之花》中「醜惡與下流比肩，腥臭共腐敗接踵，」並且敦請司法當局注意《聖·彼埃爾的背棄》、《累斯博斯》、《該下地獄的女人》等詩。果不其然，《惡之花》很快受到法律的追究，罪名有二：「褻瀆宗教」和「傷風敗俗」。在司法部門的內部報告中，被指為褻瀆宗教的有 《唱給撒旦的連褥文》、 《醉酒的殺人犯》、《聖·彼埃爾的背棄》，被指為傷風敗俗的有 《首飾》、《可是尚未滿足》、《忘川》、《給一個太快活的女郎》、《美麗的船》、《給一個紅髮女乞丐》、《累斯博斯》、《該下地獄的女人》和 《吸血鬼的化身》。訴訟是在1857年8月二十日進行的。儘管辯護人援引繆塞、貝朗瑞、戈蒂耶、拉封丹、莫裡哀、伏爾泰、盧俊、孟德斯鳩、拉馬丁、巴爾扎克、喬治·桑等著名作家為例，以說明「肯定惡的存在並不等於贊同罪惡」，但是並沒有使充任起訴人的代理檢察長信服。審判結果是：褻瀆宗教的罪名未能成立，傷風敗俗的罪名使波德萊爾被勒令刪除六首詩（《首飾》， 《忘川》，《給一個太快活的女郎》，《累斯博斯》，《該下地獄的女人》和《吸血鬼的化身》），並被罰款三百法郎。審判的結果大出波德萊爾的意料，他不但認為自己會被宣告無罪，甚至還覺得該為自己昭雪，「恢復名譽」呢。然而他錯了。他曾天真地認為這是一場誤會，他的高尚的意圖被人曲解了。使他感到奇恥大辱的是：法庭用對待罪犯的字眼對待一位詩人。薩特指責波德萊爾沒有在法庭上為自己的作品的內容進行辯護，從而表明他不接受警察和檢查官的道德。這無疑是正確的，卻未免失之苛刻。因為波德萊爾畢竟是資產階級中的詩人，他的詩的力量在於揭露，在於撕破那一重用虛偽織成的帷幕，他不可能如薩特所希望的那樣，把法庭的指控當作自己的道德觀念來與之相抗衡。四年之後，波德萊爾親自編定出版了《惡之花》的第二版，刪除了六首詩，增加了三十五首詩，並且重新作了安排，其順序如下： 《憂鬱和理想》， 《巴黎風貌》，《酒》，《惡之花》，《反抗》，《死亡》。 《惡之花》再版本（1861）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他被看作一個詩派的首領，有人恭維他，有人嫉妒他。他在文學界的地位牢固地豎立起來了。他先後出版了《1859年沙龍》、《人造天堂》（1860），《現代生活的畫家》（1863）等長文，發表了不少散文詩。這時的波德萊爾看上去精力充沛，往日的愁雲為之一掃。阿斯裡諾回憶說：「此時的波德萊爾滿面春風，長長的頭髮雖然發白了，卻仍顯得年輕，精神飽滿，見到他的人可以在他身上看到歲月和人們的愛戴所具有的那種有益於健康，使人感到寬慰的作用。」
然而，這似乎只是一種假象。文學上的成功並沒有改善波德萊爾的經濟狀況，他仍然要躲避債主的追迫，要向公證人討價還價，要跟母親要錢，還要照顧病中的讓娜·杜瓦爾。他自己也疾病纏身，早年不檢點的生活終於向他進行報復了，實際上，他孤獨、絕望，常常病得不能起床。他忍受著巨大的精神和肉體的痛苦，「對生活失去了興趣」。他幾度瀕臨自殺的邊緣，只是想到年邁的母親，待了的債務，計劃中的寫作，等待出版的著作等等，才沒有付諸行動。他經歷了一場巨大而尖銳的精神危機。他想得到一筆錢，好好地安排生活，恢復健康，以便完成一系列的創作計劃。
文學上的成功沒有給他帶來金錢，卻給他帶來了信心，他不但相信可以靠寫作掙錢，甚至還使他進入法蘭西學士院。果然，1861年12月11日，他提出申請作候選人。這確是驚人之舉，一個曾被法庭判處有傷風化罪的詩人居然想進入莊嚴神聖的法蘭西學土院，真與發瘋無異。這雖然是一種挑戰的行為，但是，應該指出，這仍然是波德萊爾建立在資產階級價值觀念上的行動，他想通過此舉來恢復名譽，想以此來向母親證明，她的兒子並非一無是處，也能在社會上出人頭地。當然，這並不排除他有文學上的考慮，他認為只有他才能在法蘭西學士院裡維護文學的地位。然而，想當院士，並不是遞一紙申請就能如願以償，更主要的是要登門拜訪院士，爭取選票，也就是說，要想成為「不朽者」，得有已經是「不朽者」的人同意才行。波德萊爾只拜訪了幾位，先就厭煩起來，那些人只是敷衍他，並不當真，甚至有拒而不見者。只有詩人維尼熱情友好地接待了他，並且善意地、明智地告訴他，他的位置不在學士院。極端守舊，被稱為「賦閒的國務活動家的議會」的法蘭西學士院的確不是一位反叛的詩人的去處。波德萊爾終於聽從了聖伯夫的勸告，在選舉前退出了。事實上，像波德萊爾這樣離經叛道的詩人是進不了法蘭西學士院的，「因為政府從來不允許屬於反對派的具有偉大才能的人進入學士院。」
貧病交加的波德萊爾把希望寄托在布魯塞爾。他想到那裡去演講，同時出售自己的作品。1864年6月，他到了布魯塞爾，計劃中的演講遭到冷遇，比利時的出版商拒絕了他的作品。他在布魯塞爾過著比在巴黎更貧困、更悲慘的生活，而債主又在巴黎等他，他不能回去，他的心緒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惡劣，當他聽說有兩個名叫馬拉美和魏爾倫的年輕人著文讚揚他的時候，竟不勝厭煩地說道：「這些年輕人令我害怕，我只想獨自一個人。」儘管如此，波德萊爾仍筆耕不輟。他準備寫作《可憐的比利時》，發洩他對比利時資產者的守舊、猥瑣的假道學的憎惡和痛恨。他發表詩歌，尤其是散文詩。波德萊爾的散文詩大部分寫於1857年後的七八年間，多發表於1862年以後。這正是波德萊爾橫遭指控並且疾病纏身的時期，然而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可以使他纏綿病榻，卻不能消蝕他的想像和創造的能力。他的散文詩發表時常冠以《巴黎的憂鬱》的總題，偶爾也稱作《小散文詩》，在詩人死後結集出版時稱《巴黎的憂鬱》。波德萊爾說，《巴黎的憂鬱》「依然是《惡之花》，但是具有多得多的自由、細節和譏諷」。他在獻詞中明確指出，這些散文詩是要「描繪現代的生活，更確切地說，是一種現代的生活」。不是隨便哪一種，而是當時巴黎這座現代大都會的生活。因此，詩人就像一個漫遊者，在巴黎城中信步來去，他的見聞、感受、夢幻和沉思，就成了這些散文詩的題材。波德萊爾說 《巴黎的憂鬱》「具有多得多的自由、細節和譏諷」，是說他試圖創造「一種詩意的散文的奇跡，它富有音樂性，卻沒有節奏和韻腳，相當靈活，對比相當強烈，足以適應靈魂的抒情性的動盪、夢幻的波動和意識的驚跳」。這使得《巴黎的憂鬱》不單單是《惡之花》的另一種形式，而且在意境上、寓意上、細節上都有所深化，尤其是強化了詩歌所不擅長的現實主義細節描寫。散文詩並非自波德萊爾始，但他的確是第一個把它當作一種獨立的形式，並使之臻於完美而登上大雅之堂的人。
這一團火似乎耗盡了波德萊爾的心力，1866年3月，波德萊爾不慎跌倒，出現大腦活動障礙的徵候，隨即惡化，於7月2日被送回巴黎。次年8月31日，癱瘓了近一年的波德萊爾終於在巴黎的一家醫院裡停止了呼吸。參加葬禮的只有他的母親和一些老朋友，沒有一位官方人士肯來向《惡之花》和《巴黎的憂鬱》的作者最後告別。人們在送葬的隊伍中看見一個年輕人，就是後來震動詩壇的大詩人保爾·魏爾倫。
波德萊爾曾經在寫給母親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如果有一個人年紀輕輕就識得憂鬱和消沉的滋味，那肯定就是我。然而我渴望生活，我想有些許的安寧、光榮、對自我的滿意。某種可怕的東西對我說：妄想，而另一種東西對我說：試試吧。」這希望和失望之間永無休止的交戰，就是波德萊爾一生的總結，就是他的天鵝之歌的主旋律。
波德萊爾是個神秘人物，更確切地說，是個曾被神秘化了的人物。圍繞著這個名字，有過許多可驚可怖的傳說，其中自然有現行制度的維護者因仇慨這位反叛的詩人而惡意中傷的流言，也不乏他本人面對醜惡的現實，悲憤之餘自己編造的故事。屬於前者的如：波德萊爾眼看著一個人被豹子吞掉而幸災樂禍；波德萊爾為了開心，從五層樓上把一個花盆扔在街上一個玻璃匠身上；波德萊爾用雪茄煙燒一頭獅子的鼻子，險些被咬掉手指頭；波德萊爾將一隻貓倒懸在一塊玻璃上，聽貓爪抓在又硬又滑的玻璃上發出的聲響取樂；波德萊爾住在狄埃波旅店時，主人嚇唬孩子說：「別哭了，再哭我叫波德萊爾先生吃了你！」……屬於後者的，我們只須看他信中的一段：「我在此地（布魯塞爾—筆者注）被視為警察（好極了！）（因為我寫了那篇關於莎士比亞的妙文），被視為同性戀者（這是我自己散佈的，他們居然相信了！）我還被視為校對，從巴黎來看下流文章的清樣。他們老是相信，我感到惱怒，就散佈說我殺了父親，並把他吃了；而人們允許我逃離法國，是因為我為法國警察效勞，他們居然也相信了！我在誣蔑中游泳真是如魚得水！」因此，波德萊爾對那些奇談怪論非但不去辯白，反而推波助瀾，添枝加葉，暗中品味著一種報復的快樂。這是一個人對周圍的世界感到深惡痛絕而產生的一種可以理解的態度。實際上，我們認真檢閱他一生短短四十六年的旅程，不難看到，那平凡的一生，是被醜惡的現實扭曲了、扼殺了，那些被秩序的維護者指為傷風敗俗、褻瀆宗教的詩句，正是一個軟弱而敏感的詩人詛咒黑暗、追求光明而發出的陣陣痛苦的喊叫。波德萊爾曾經寫道：「如果一位詩人向國家要幾個資產者放在他的馬廄裡，人們一定會感到驚訝，而如果一個資產者要烤熟詩人，人們就會覺得是自然而然的了。」他對資產階級的輕蔑溢於言表，同時也流露出他無可奈何的悲觀情緒。
波德萊爾一方面對資產階級懷有輕蔑和仇恨，往往表現出不共戴天的激烈情緒，但另一方面，生活範圍的極其狹窄，又使他不能深切瞭解廣大勞動群眾的苦難和鬥爭，從當時此伏彼起的革命運動中汲取精神上的力量，因此，波德萊爾始終像一個揪著自己的頭髮想離開地球的人一樣，雖然費盡氣力，痛苦萬狀，卻終於不能離開。正如他在 《斷想》中所說：「我迷失在這醜惡的世界上，被眾人推搡著，像一個厭倦了的人，往後看，在遼遠的歲月中，只見幻滅和苦澀，往前看，是一場毫無新鮮可言的暴風雨，既無教誨，亦無痛苦。」追求解脫而找不到出路，熱愛生活而又不知何所依憑，預見到革命卻看不到希望，始終在如來佛的掌心裡翻跟頭，這是波德萊爾的深刻的悲觀主義的根源。
波德萊爾的一生是反叛的一生，他的反叛以悲劇告終。然而這是一出有血有肉的反叛的悲劇，他將其凝聚在《惡之花》中，以生動的場景，活躍的人物，撕心裂膽的喊叫，發人深思的冥想，使萬千讀者驚醒和感奮。反叛不是革命，但反叛可以成為革命的開端。波德萊爾的學生、著名作家雷翁·克拉岱爾積極投身到1871年的革命中去；俄國革命家、民意黨人雅庫包維奇—美爾欣在流放期間偷閒來翻譯《惡之花》，都不是沒有理由的。而著名的巴黎公社詩人克勞維斯·於格則毫不含糊地認為，在理論上是反對革命的波德萊爾，事實上是一位革命的傳播者。這無疑指的是他的最重要的作品《惡之花》在許多人身上所發生的作用。
然而，波德萊爾是詩人，他的最根本的貢獻乃是結束了法國詩的古典時代，使之進入現代。後來有一天，其它國家的詩人也意識到，波德萊爾不僅為法國詩開闢了一個新時代，也為全人類的詩開闢了一個新時代，正如邦維爾在他的葬禮上所說：「維克多·雨果雖然也是一位革新者，畢竟還是繼續了古代的傳統，他總是根據某種有意的理想美化人和自然；波德萊爾不然，他像巴爾扎克、杜米埃、歐仁、德拉克洛瓦一樣，接受了全部的現代人，連同他的動搖，他的病態的優雅，他的無力的希冀，他的混雜著那麼多失望和淚水的勝利！」這正是《惡之花》的現代性之所在：它打開了現代人的心靈世界，呈現出它的全部矛盾性和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