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一派最顯示中唐詩歌大變實績的，是發端於張籍、王建、李紳，大備於元稹、白居易的新樂府之類諷喻詩。《詩經·國風》「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漢樂府民歌「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傳統，從魏晉以來不絕如縷，到杜甫創作的新題樂府又將這一傳統發揚光大。從盛唐天寶末到中唐貞元、元和年間，在提倡復古、要求改革的社會思潮中，元結、韋應物、顧況、戴叔倫、王建、張籍、韓愈、孟郊、鮑溶、劉禹錫等詩人，取法漢魏古樂府，創作了許多新題歌行，其中包含著一些關注現實、興諷時事的作品，與杜甫新題樂府的精神相同。元和四年（809），李紳、元稹、白居易看到詩歌創作的這一趨勢，出於進諫的需要和教化的目的，直承《詩經》的傳統，提倡恢復周代采詩制，用興喻規刺的標準對杜甫以來歌行效仿漢魏古樂府製作新題的現象加以總結和規範，並以一批「新題樂府」和「新樂府」組詩作為示範，融合了《詩經》、漢樂府和中唐前期興諷歌行的創作精神和表現形式，確立了「新樂府」的名稱。他們不但寫作大量諷喻詩，並提出理論，對當時政治和其後詩歌的發展產生了顯著影響。現當代人所著的《中國文學史》上一般稱這一文學現象為新樂府運動。
下面先談談白居易提倡新樂府的背景〔2〕。從杜甫到元結、顧況、韋應物，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倡導「風雅」傳統中「憂黎庶」的精神，提出了詩歌的規諷作用。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提到杜詩中符合「風雅比興」的《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等篇章，又說「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說明他們的理論和創作實踐與白居易倡導新樂府有一脈相承的關係。
新樂府運動的出現與貞元以後的政局和思潮關係更為密切：安史之亂後，相繼出現了藩鎮割據、外患頻仍、宦官專權、政治腐敗、剝削加重、農村凋敝、階級矛盾激化等一系列重大社會政治問題。貞元、元和之際，德宗、憲宗有所振作，也使一般士大夫產生了中興的希望。一些出身科舉的庶族地主為了挽救唐王朝的命運，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張。順宗永貞年（805）時，發生過以王伾、王叔文、劉禹錫、柳宗元為核心的永貞改革，提出抑制藩鎮、打擊宦官、貶斥貪官、起用幹才、罷苛征繁捐、釋放宮女等。但改革僅七個月，便慘遭失敗。元和三年（808），又有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等在考試時指陳時政得失，引起一場風波。元稹、白居易也在這時為應科舉，寫成《策林》七十五篇陳述政見，其中有一條就是主張立采詩官以補察時政。接著，白居易又有《秦中吟》十首、其他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傳到宮裡，被憲宗召為翰林學士。元和四年（809），元稹擇和李紳《新題樂府》十二首。白居易也作《新樂府》五十首廣泛地抨擊了當時政治中的各種弊病。因此元、白是有意選擇進諫以爭取皇帝改革弊政這一道路，以行其「兼濟之志」。他們利用詩歌這一富有感染力的文學形式，寫人他們所要進諫的內容，作為面諫、上書之外的一種有力補充，使諷喻詩有極強的政治意義，成為「諫官之詩」，這就是新樂府詩產生的主要背景。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下邽（今陝西渭南）人。貞元中進士，元和時曾任翰林學士。左拾遺及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得罪權貴，貶江州司馬，轉忠州刺史。穆宗長慶間任杭州、蘇州刺史等職。官至刑部尚書。晚年住在洛陽，號香山居士。
白居易主張發揮詩歌為政治服務的作用，批評社會現實，反映民生疾苦，反對六朝以來文學「嘲風雪，弄花草」的傾向。他有關新樂府的理論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強調詩歌「感人心」的巨大力量：「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至賢聖，下至愚![](\"/d/file/xuexi1/8a2eddd04964270e779cdf66076d1ff5.jpg\")
……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與元九書》），也就是要求詩以感情為根，以語言為苗，以聲調為花，以內容為果實，這樣才能使賢聖愚人都受到感動。
（二）明確詩歌創作的正確目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新樂府序》），「上以紉王教，系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喻」（《策林》六十八）。即要求詩歌反映時事，為宣揚王者的教化，改變民間的風俗而作，起勸戒和諷喻統治者的作用，而不是僅僅為作文而作文。
（三）恢復古代采詩制：「選觀風之使，建采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日采於下，歲獻於上也」（《策林》六十九）。
（四）藝術上要求主題鮮明，通俗易懂，樸素質直，便於歌唱：「首章標其目，卒章顯其志。」「其辭質而徑，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實，其體順而肆」（《新樂府序》）。
這些理論基本上本乎漢儒的詩教說。但把兩晉以後偏重於頌美王政的觀念放到了偏重諷刺時事，尤其是民生疾苦這一點上，並用於指導創作實踐，這是古代詩歌理論的一個重大發展。當然它們也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首先，企圖以詩達到上下交和、緩和社會矛盾的目的，想得未免天真；其次，過於看重進諫這一狹義的政治目的，當生活體驗不夠時，難免寫出一些圖解抽像概念的詩來，義雖可取而味同嚼蠟，使詩歌變成了「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而且在形式上為樂府詩規定了一套程式，也不符合藝術表現的特殊規律。由於把詩歌的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定得過於狹窄，他們對前代詩人的評價也就有失公允，連李白、杜甫的詩也沒有多少合乎標準，就未免過於褊狹了。
「新樂府」一名是白居易正式提出的，指的是一種用新題寫時事的樂府式的詩，但以不入樂與否為衡量的標準。元白的新樂府諷喻詩在思想藝術上的成就首先應該充分肯定。它們廣泛觸及了中唐的各種社會政治問題，反映現實的深度和廣度都是中唐前期的新題樂府所不能企及的。如揭露宮廷和各級官吏對人民的殘酷剝削，有《賣炭翁》、《紅線毯》、《重賦》、《繚綾》、《杜陵叟》等；反映戰亂以及外患給人民帶來的痛苦，有《新豐折臂翁》、《縛戎人》等；指斥統治階級驕奢淫逸的生活有《買花》、《歌舞》、《輕肥》等；反映廣大人民困苦生活的有元稹的《田家詞》、《織婦詞》，白居易的《采地黃者》等；同情宮女的有《上陽白髮人》等等。這些詩大都感受深刻，觀點鮮明，言辭犀利，形象生動，充分顯示出作者那種古諍臣的大義凜然的精神。但其中也有一些頌美的詩篇，如《七德舞》、《法曲》、《二王后》、《牡丹芳》、《驪宮高》等，有的讚美時主憂農、不喜逸游，有的稱頌祥瑞，歎息卿士不知君心，雖有寓刺規勸之意，體現了諷喻詩的美刺原則，卻是為歷代唐皇歌功頌德，難免有虛美之詞。
白居易的新樂府詞句流暢，有如自然的散文，又富詩歌之美。新樂府中好的作品大多淺顯俚俗，有民歌特色，能用形象表示主題。如《賣炭翁》活畫出一個「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的賣炭翁肖像，又以「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幾句，展現了幾乎瀕於生活絕境的老翁惟一的可憐願望。最後揭示出一車炭被宮使盡數奪去的結果，便戛然而止。雖然未發議論，卻余意無窮，令人自然悟出所謂「宮市」不過是奉旨掠奪的主題。
善於通過對比揭示主題也是白居易新樂府的一個重要特色。如《買花》在極寫京城牡丹盛開時花市的熱鬧，以及人們養護牡丹的周密細緻之後，以一個田舍翁的感歎結尾：「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這就自然通過農夫眼中昂貴的花價揭示出尖銳的貧富對立。《重賦》寫百姓在貪吏不分冬春的斂索下，無衣無食的悲慘情景：「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煙火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端與寒氣，併入鼻中辛。」結尾以繳稅人所窺見的官庫中「繒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的景象作對比，指出官吏們隨月進獻這些「羨餘物」是「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此外《輕肥》、《歌舞》也都採用了對比的手法，「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輕肥》）一邊是權貴們飽食山珍海味，一邊是災民們被迫食人；「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歌舞》）歲寒大雪之夜，一邊是徹夜歌舞、醉暖脫裘，一邊是無辜婦孺凍死獄中；詩人把貧富兩種極端的生活狀況和生存境遇組織在一起對比，便使他揭露出來的不平現象具有更加普遍的社會意義。這種高度典型化的藝術概括與漢魏樂府和杜甫的新題樂府一脈相承，同時又借鑒了魏晉古詩善用對比、尤其是結尾以四兩壓千斤的傳統表現手法，一針見血、痛快淋漓，藝術效果頗佳。
新樂府中有些作品體現了白居易的七言歌行擅長鋪敘形容的特色。《紅線毯》以極其細膩的筆致描寫紅線毯的製作過程，以及織成以後溫厚柔軟的質感：「采絲茸茸香拂拂，線軟花虛不勝物，美人蹋上歌舞來，羅襪繡鞋隨步沒。」《繚綾》以豐富多彩的比喻形容繚綾的潔白和文采隱現的精美工藝：「應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煙花簇雪。……織為雲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廣裁衫袖長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紋。異彩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從這些描寫中不但可以見出當時紡織工藝的高超和宮廷生活的極度奢華，而且與宮中歌舞人任意踐踏毫不愛惜的行為相對比，點出了統治者肆意揮霍人民血汗的主題。
《上陽白髮人》是新樂府表現藝術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此詩小序說：「愍怨曠也。」即同情沒有配偶的曠夫怨女。當時要求釋放宮女是政治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這首詩就是配合這一政治主張而寫的：
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
一閉上陽多少春〔3〕。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
同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族，
扶入車中不教哭。皆雲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妒令潛配上陽宮，
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
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
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囀愁厭聞，梁燕雙棲老休妒。
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
東西四五百回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尚書號〔4〕。
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
天寶末年時世妝。上陽人，苦最多。
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
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5〕，又不見今日上陽白髮歌！
詩人選取一個終身被禁錮的宮女為典型，細緻描寫了她從十六進宮直到六十，一生被幽禁在冷宮中的悲慘遭遇，以及從希望到失望乃至絕望的心理變化過程。詩中生動地渲染了與她日日相伴的秋風暗雨、殘燈空房，烘托出主人公內心的寂寞孤苦；又以黃鶯梁燕成雙作對的歡快氣氛反襯她虛度青春的苦悶和不幸。而在盡情抒發了她的辛酸之後，結尾反以輕鬆的自嘲寫她妝束的不合時宜以及皇帝所賜「女尚書」的空銜，這就更沉痛地表現了她悲痛到已近麻木的心理。詩用三、三、七句式，具有民歌的風致，流水般的語調，濃郁的抒情色彩更增強了詩歌的感染力。但白居易的新樂府也普遍存在著意露詞繁之病，為了讓讀者領悟作者用心，喜歡借助外加的小序和耳提面命的說教，有些詩成了理念的圖解，缺乏鮮明生動的形象，平直有餘而含蓄不足。這是他規定的創作程式所帶來的問題。
元稹的新樂府比較晦澀、拘滯，沒有白居易的尖銳大膽、流暢自如。較好的作品如《田家詞》寫「六十年來兵簇簇」的形勢下，農民月月送軍糧的車聲從來不曾斷絕，官軍將輸送軍糧的人、車、牛一齊徵用，還有「姑舂婦擔去輸官，輸官不足歸賣屋，」「農死有兒牛有犢，誓不遣官軍糧不足」，從農家代代相繼傾家蕩產輸送軍糧的事實中，反映出安史之亂後六十年來戰爭不斷、官軍腐敗的歷史和現狀。李紳的《新題樂府》二十首今已不存。但他著名的《憫農》二首同樣體現了新樂府「惟歌生民病」的精神。其一說：
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農夫終年辛勞，四海開墾已遍，卻不能用自己的勞動成果養活自己。其二說：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指出盤中之食粒粒都是農民的血汗凝成。類似的意思前人詩裡雖也有所涉及，但李紳的這兩首五絕卻從農夫的辛苦勞作和艱難生活中悟出兩條真理，概括了千百年來中國農民共同的生存境遇，因而成為富有教育意義的格言詩。
新題樂府詩的創作在中唐比較普遍，不屬於元白詩派的詩人也有不少作品，雖然不一定按照白居易新樂府規定的程式去做，但創作理念是一致的。體現了中唐詩人普遍關懷社會現實和民生疾苦的可貴精神，因而是中唐詩歌中最值得重視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