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方向
「自我價值」很重要也很必要，但是我們不能不考慮工作，工作是當下急需我們面對的現實，不是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當然要發展個人職業並實現個人價值，但是職業發展並非驅動「自我價值」的全部理由。
《有目標地工作》的作者拉拉·加林斯基在她的書中建議讀者向自己提問。「我擅長做什麼？」「我關心什麼？」「我堅信什麼？」諸如此類問題在職業發展的轉折點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年輕人過於實際，急於求成，往往忽視這些問題，就如同威廉·達蒙在《通往目標之路》中提到的，這種做法終將適得其反，因為當一個人不清楚自己到底為什麼而奮鬥時，他是迷茫的，也將得不到滿足感。探討「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可能過於抽像，脫離實際生活，但是當我們嘗試改變方式提問，「我的生命意義是什麼」，我們很快發現，事實上「自我瞭解」是一件最實用的工具，它幫助我們找到自我的價值所在並找到合適自己的職業。有誰希望人到中年，驀然回首，才發現自己必須要赤裸裸地去面對諸多如此尖銳的問題。嗚呼哀哉！
「職業」（Vocation）這個詞在拉丁語裡意為「召喚」，你是被召喚去從事某種職業，你是被選擇，並非你選擇職業，因此職業是你的天命。當然「召喚」的實現需要自身的努力，自己先要變得敏銳，願意接受「召喚」。找到自我的前提是解放自我。試想一下，一個人如果一直被外界的聲音所干擾，他是無法聽見自己最真實的想法和聲音的。這何談召喚？！年輕有為的新一代，我們其實熟悉干擾我們的聲音是什麼。
我聽聞一位哈佛大學學生以研究哈佛大學作為畢業論文題材，讚美哈佛培養了學生的自我效能，哈佛學生堅信任何事情皆有可能。該論文分析了兩類學生：一類是認為考試簡單，所以取得了A等成績；另一類認為自己聰明，所以取得了A等成績，而哈佛擅長的是培養第二種類型的學生。對我而言，後者更像是一種自信，而且我認為，被哈佛錄取的學生，或被其他同等級名校錄取的學生對自己本來就充滿信心。暫且不比較這兩者，真正意義上的自信本來就不會太在意考試成績。真正的自信是不管他人試圖給你灌輸了什麼理念，自己都始終堅信「我」的價值遠遠超於成績，真正的自信是自己決定了什麼是成功。
這位學生進一步論證，哈佛畢業生學以致用，把「自我效能」運用到現實生活中，並為社會創造新財富。當我提問「自我效能」如何為社會創新時，對方所引用的例子是「成為世界500強CEO」。我只能說這並非創新，而是成功，是一種非常狹隘的「成功」。「創新」如今風靡一時，被解讀成解決任何問題的靈丹妙藥，但是，我們需要對「創新」的認知進行一次革新。
傳統意義上的創新來自藝術類想像或者科技類想像，比如我們發明一種新的工具，一種新藥或者一個APP軟件。但是我們還有一種創新，那是一種「生活創新」，依賴於「精神想像力」。這裡的「精神」並非「精神面貌」，不存在對與錯，「精神想像力」意指一個人有能力擺脫固有的生活方式，以最大尺度去想像所有的可能性，創造屬於自己的生活方式。打個比方：當你來到一家星巴克咖啡廳時，你面對幾個固定的選擇：拿鐵、卡布奇諾、摩卡或其他類似選擇。但是你還有一個選擇，那就是轉身離開，因為有可能星巴克根本不能提供你真正想要的。同樣的道理，當你邁入名校時，你面臨著醫學、金融、咨詢和其他選擇，但是你完全可以不在其中選擇。你可以轉身離開，留給自己一點兒時間思考。
擁有「精神想像力」絕非易事，與「精神想像力」相關的是個人品質，而非理智，我們既不能通過學習，也不能通過競賽獲取精神想像力，因此很多精英學生對它感到陌生。發揮「精神想像力」，尤其是面對家人和朋友的阻力，我們需要巨大的勇氣。有「精神想像力」的人的想法往往不會迎合社會，他們的選擇或許會使周邊的人感到不舒服或不安全，甚至會迫使周邊的朋友質疑他們自己的選擇或者他們自己曾經未能做出的抉擇。
勇氣有兩類：肉體層面和精神層面。我們通常所敬佩的是肉體勇氣，它從社會學角度來講是相當容易的。想像一下，你的戰友與你並肩作戰，你的社區為你助威吶喊。在從眾心態的影響下，如果眾人一起被生活所困，個體也許更心安理得地接受現實；一旦給予機會擺脫困境，大家反而開始驚慌。精神勇氣的不易之處就是，個體必須隻身作戰。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與傳統和平庸決裂，與內心那個聲音並肩作戰！
我曾經有機會觀摩斯坦福大學的課程，與學生討論以上的話題。很巧合他們正在學習《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這本小說，而這本小說提供了最理想的意境來思考這些話題，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讚美這是一部為成人而著的稀缺偉作（儘管存在一些瑕疵）。
小說的背景是19世紀30年代英國鄉村，那是一個嚴重缺乏精神成長空間的年代，年輕女士尤其受限。小說的女主人公多蘿西婭·布魯克（Dorothea Brooke）是一位具有激情的理想主義者，她追求有意義、有影響力的生活。在當時的環境下，最大限度地改變只能是從個人生活著手。當大家都期待女主人公與帥氣、溫和的詹姆斯爵士結婚的時候，她出乎所有家人和鄰居的意料，做出了令人驚呼的決定，選擇了愛德華·卡索朋（Edward Casaubon）牧師。女主人公看到的卡索朋牧師是一位樸素的、受人尊重的、博學的智者。協助卡索朋牧師參與理智方面的工作將是一種榮譽。而詹姆斯爵士後來與女主人公的妹妹希里亞結婚了。
結婚不久女主人公發現了卡索朋牧師的另外一面：病弱的、狹隘的、缺乏情感的。她的生活陷入了孤獨和黑暗，她覺得自己的婚姻是個天大的錯誤。這個時候，我們是否應該幸災樂禍？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女主人公是否就應該與詹姆斯爵士結婚，過著她妹妹般小女人的生活？如果你不保守求穩，現實就會讓你的生活變得不穩。這是生活給予的簡單回饋，很現實也很犀利。
該書作者喬治·艾略特自始至終欣賞女主人公的偉大靈魂。在這篇偉作的眾多人物中，女主人公是唯一一位既擁有「精神想像力」去構想自己的生活方式，又擁有「精神勇氣」去付諸行動的人。因此，在她得到第二次機會的時候，她選擇了一位具有理想，但是不具有任何社會地位的改革者。這次的決定比第一次具有更大的風險，招致了更大的家庭阻力。她的代價就是要放棄她舒適的生活，移居到城市，如她妹妹所言，將過上「風餐露宿」的生活。這種生活，她的妹妹希里亞簡直無法想像，不得不擔心，「姐姐你將如何生活呢？」「你總是跟一群怪異的人士在一起。我們將永遠不能相見……而且你將一貧如洗。」雖然女主人公最終獲得了自己想要追求的生活，但是作者艾略特讓女主人公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米德爾馬契》這本書的確是為成人所寫的。
相較於該書的女主人公，更具有精神想像力和勇氣的人物是作者喬治·艾略特本人。在撰寫《米德爾馬契》這本小說的時候，作者淡化了自己的個人經歷。喬治·艾略特生長的地方如同她書中描繪的小鄉村，嚴重缺乏精神生活。雖然她本人並沒有書中女主人公的優越的物質條件，但是她對精神生活的渴望並不遜色於女主人公。她大量閱讀，廣交朋友，獨立思考。當她宣佈放棄信仰的時候，她的父親威脅將她驅逐出家門，但她並未妥協。之後她移居倫敦，浸泡於文學生活，勇敢地以平等的身份在男士圈中交際，這對當時的單身女性來講幾乎聞所未聞。
喬治·艾略特並未止步於此，她繼而做了一件更加出格的事情：跟已婚男士有染。艾略特的情人本人就經營著開放式婚姻，他的妻子跟其他男人生育了孩子。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通姦並不稀奇，但是最讓人憤慨的是，艾略特對此毫不掩飾。她堅信愛情遠比婚姻的法律契約更重要，因此她堅持稱呼她的情人為先生，甚至借用他的姓氏，目的就是要正大光明地經營她的感情。她為她的堅持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不僅僅社會避而遠之，而且連她極其崇拜的哥哥亦拒絕與她來往。但是她已經選擇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她並不為此向任何人道歉。她的不屈不撓，她的意志力和寫作天賦，在《米德爾馬契》這本書裡體現得淋漓盡致，這本書很快就被大家認可，成為英文文學最偉大的著作之一，因而這個世界也被迫接受了喬治·艾略特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們必須知道，艾略特畢竟為此付出了25年的代價，而且誰都不能保證最後的結果。
喬治·艾略特充分利用了她所熟悉的主題構築成她的巨作：自我與社會、選擇與後果、懦弱與勇氣以及傳統與反叛。女主人公多蘿西婭並非小說裡唯一一位做到了「以自己的行動改變了世界」的人。僅次於女主人公的重要人物是一位名為利德蓋特（Lydgate）的年輕有為的天才型醫生。他立志在科學界闖出一番天地，但是卻過早與一位愛慕虛榮、貪圖享樂的美貌女子結婚，最後並沒有善終。利德蓋特是一位大眾眼裡的成功人士，但是在他自己心裡，他是一個失敗者。他擁有「精神想像力」，但不具備勇氣克服對舒適生活和外界認可的依賴性。
如此描述利德蓋特也許有些過分。利德蓋特與小說裡的其他人物一樣，必須為抗衡外部環境的約束力量而付出努力。這本小說的開篇並未介紹書中任何人物，而是以16世紀西班牙偉大的宗教改革者聖女大德蘭的故事為切入點，引出了人心抗衡外界約束的核心主題。該部小說裡的諸多人物具有聖女大德蘭般的靈魂，但是極少數有能力戰勝惡劣的生活環境。如果主人公多蘿西婭的處境稍有不同，她完全可以生活得更好。書中人物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編織成一張網，把每個人都纏繞在其中。
幾十年後，作家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在他的著作《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一書中，運用了相似的比喻。主人公斯蒂芬·迪德勒斯（Stephen Dedalus）感歎，「當一個人的靈魂誕生在愛爾蘭，他的靈魂會被千萬張網牽鎖住，無法自由飛翔。」但是對他來講，「你可以利用國籍、語言和宗教網住我，但是我恰恰能以此展翅飛翔」。正所謂：欲度關山，何懼狂瀾，風生水起，正好揚帆。
在今天，我們同樣被各種網困住。比如來自外界的一種典型質疑聲，「你（讀了這個專業）準備要幹什麼」就是一張網。「尋覓自己有何意義，不如尋找工作」則是另外一張網。當我與學生討論這些話題的時候，學生一次又一次向我表達了困擾他們的一種心態——「自我任性」。比如，「專修哲學，而沒有選擇其他更有實用性的專業，是否是一種自我任性？」「我的大學文憑能帶來巨大的機會，倘若一味追求精神生活，難道不是自我任性嗎？」「我想在大學畢業之後先花一些時間旅行，這是否是自我任性？」這些問題僅僅是冰山一角，現在的年輕人不過是在思考一段略有不同的選擇，而他們的內心卻備感壓力，不得不質疑自己的選擇。
我們習慣認為，美國乃富強大國，但是我們又驚訝地發現，該國最聰明的一群年輕人受制於該國在理智和道德精神方面的貧乏，誤把「滿足好奇心」等同於「自我任性」。大家普遍接受上大學是一件好事，但是為什麼當一個人努力爭取追尋屬於自己的教育時，又遭遇他人警告，說你是在放縱和任性呢？那正確的做法又是什麼呢？難道咨詢、金融不是自我任性嗎？難道當律師，享受高收入不是自我任性嗎？學習歷史是不被讚許的，因為它不能給你帶來什麼好處，而在對沖基金公司任職則是一份體面的工作。我們追求自己的熱愛乃是自私之舉，但是你若取得豐厚的收入，那就不自私了，這就是我們的習慣思維。
文學評論家德威特·麥克唐納德（Dwight MaCdonald）多年前曾說：「我們認為，一個人一輩子專注於詩歌寫作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是我們會認為，一個人花一輩子推廣百事可樂，與競爭對手可口可樂搶佔市場則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仔細觀察，你會發現，不可思議的事情比比皆是。我曾經與一位極具天賦的年輕音樂家交好，而我卻費盡口舌說服他，音樂能給人們帶來價值。我們會羨慕有人從名校退學創業，成為下一個馬克·扎克伯格，但卻不能理解有人完成大學教育僅僅是為了成為一名社會工作者。我們嘴邊經常掛著「改變世界」或「回報社會」，但是這兩者如果不能給你帶來更高的聲望或其他利益，那麼我們所提倡的「利他主義」將會大打折扣。我們的高中生為了競爭名校，不惜一切展現自己的創造力和為他人服務的精神，但是沒有人會「愚蠢」到以此作為職業追求。
「自我任性」所勾勒起的一幅典型畫面是，「樹蔭之下創作詩歌」，這似乎在建議此類創作型行為是過於夢幻的、唯我的、不相關的、無用的，甚至多少有些女性化以及青春派的。有人會質疑它算不上真正的工作，那是一幅閒賦詩書、無病呻吟的畫面。
四面楚歌，有時候讓你防不勝防。一位韓國學生暑假從海外歸來，在機場被護照檢查人員說教了一番，而僅僅因為她想學習哲學。一位從哈佛大學畢業的學生，給我寫了下面這封信：
我現在已經從哈佛大學畢業，在一家獨立運營的書店工作，生活有保障。但是我的經歷與你所描述的情況幾乎一致：當我告訴周邊的人我目前的工作，而且在短期之內並沒有進一步深造或上法學院的打算，也沒有興趣將來成為一名律師或者政治家時，我所得到的反饋是不理解，甚至憤怒。就在昨晚，我和父親之間再次上演口舌戰，他聲討我浪費了哈佛大學的文憑。他認為學習農耕、服務社區、給予自己時間思考、治癒由於心和事的長期隔離和滯後的社交生活而造成的情感創傷是自私和懶惰的表現，遠不及直接「出賣自己」創造價值。
我們或許比較容易理解這樣一位不走尋常路的勇者和傳統大眾思想之間的矛盾，甚至會同情她的「遭遇」，但是我們或許意識不到，我們就是造成「遭遇」的力量。我本人20歲出頭就讀大學期間，遭受到朋友的「威脅」，因為我人生的追求方向代表著令人費解的價值觀。作者艾略特就《米德爾馬契》發表評論，「我們這一群微不足道的百姓，用我們每日的言行吞沒了像女主人公多蘿西婭那樣自由奔放的靈魂」。現實生活中，我們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編織各種網束縛他人和自己。
核心問題是，我們如何尋找屬於自己的使命呢？或者更通俗地說，如何尋找屬於自己的熱愛呢？年輕人一直習慣於完成近期目標，這樣的一個問題令他們措手不及，難以作答。雖然沒有完美的答案，但是我不妨提供幾個建議。選擇做一些自發純粹的事情，就如同你小時候那樣；選擇做一些即使沒有外在獎勵你也會選擇做的事情；選擇做一些你可以廢寢忘食地專注去做的事情；做你最喜歡做的事，不是你認為自己喜歡或者應該喜歡的，而是你的真愛。
學術界就積極心理學課題已經做了充足的研究，其結論無外乎兩點：在滿足基礎物質條件之上，一個人的幸福感來自健康的社交圈以及從事有意義的工作。這些闡述並非什麼新聞，早在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就宣稱，人就是社交體，每個人的幸福來自他發揮出個人的能力之時。嚴格來講，這種個人能力就是你所擅長的。當你所從事的工作直接對接你最強大的能力時，你的幸福感就自然而然從心中升起，轉化成快樂和自主。
卡萊蒙特麥肯納學院的氛圍偏向實用主義，該校有一半的學生專修經濟和政治專業。我曾經有機會與在上「哲學入門」這門課的學生交流，同他們討論這門課的特點和收穫。首先，我問他們為什麼要上哲學課，很多人的回答是為了滿足畢業學分要求。當我問該課是否有意思時，大部分學生表示同意。我進一步問「有意思」具體指什麼，其中一位學生的回答比較深刻：「『有意思』並非我們所熟悉的定義，這門課提供機會讓我思考我想思考的問題。」另外一位學生補充道：「我在學習的時候，經常過於入迷而忘記了時間。」以這門課為例，我認為，大學多數課程或者所有課程就應該「有意思」，有些學生可能同哲學產生共鳴，也有些學生可能對數學產生共鳴。既然學習如此，那麼我們的工作何嘗不可呢？
做自己喜歡的事本來就是一碗實用性極高的雞湯。很多學生可能主動或被動地選擇數據類工作，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學生都是適合的。當你不擅長工程，選擇工程就不具實際意義。當你選擇你感興趣的事情，你將會更加努力，將會收穫更多，將有機會更加成功。
作家喬治·奧威爾回憶：「從小時候開始，大概是五六歲的時候，我就知道自己長大了要成為作家。在17歲到24歲之間，我一度嘗試放棄成為作家的念頭，但是這個過程中我深受煎熬，因為我嚴重違背了自己的本性。」在《臨終時最遺憾的五件事》（The Top Five Regrets of the Dying）一書中，書的作者，也是一位臨終關懷護士揭示了她的對象在臨終前最大的遺憾：「我真希望自己有勇氣過屬於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生活在他人期望的陰影之下。」一個人可以為了等待未來的收穫，無限期忍受工作的煎熬，延遲自己的滿足感或者放棄享受工作本身。
作家拉拉·加林斯基反對過度強調「個人熱愛」，因為許多年輕人並不知道屬於自己的「熱愛」到底是什麼，因此這樣反而會令他們產生恐懼感。我之前倡導以「使命」作為個人方向，這對年輕人來講可能難度過高，因為年輕人可能聽不到「召喚」的聲音或者聽到多個聲音，無從下手。加林斯基建議，以尋找「意義」為出發點，詢問自己「什麼事情會觸動你？」或者「什麼能讓你產生共鳴？」對於措辭，我當然並無異議，而且我們無須修復任何一種形式的措辭。斯坦福大學教育學教授威廉·達蒙也支持「意義」這一說法，因為「意義」能夠裡外結合，理想地把自己和世界結合在一起。舉個例子：當律師並不是「意義」，但是通過法律來保護工人的權益以及控訴罪犯則是一種意義。意義在於你在做什麼，而不是你是什麼。
有意義的工作不受收入水平限制，威廉·達蒙教授的研究發現，「普通的行業，如公交車司機、護士、公司行政職員、餐廳服務員，精英行業，如律師或醫生，都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意義」。不論工作性質是什麼，達蒙教授強調，持久的「意義」不能僅依賴於工作帶來的收入和社會地位。雖然現實主義者聲稱工作只不過是為了餬口，但是問題就在於「只不過」。當他人義正詞嚴地勸告你工作獨為生計，應當放棄「熱愛」或「意義」時，我建議你觀察這個人自己的生活軌跡。我猜想他並非如此。如果他真的如此，那麼你瞭解一下他是否快樂。
大衛·布魯克斯批評，「尋找自我」或「追求夢想」僅是高度「個人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無異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嬰兒潮的精神教條。雖然這些「說教式」的語言可能已經被通俗化，被感情化，成了市場推廣的陳詞濫調，但是它還是遠遠比精神教條更有深度和廣度，它就是現代人的生活，它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現代社會——美國作為國家的最基本的信念。美國精神代表艾默生所提倡的「個人自足」以及梭羅的「禁令」，執行自己的生活節奏都與「尋找自我」和「追求夢想」有異曲同工之妙。該主題同時也在大部分的英文經典文學中得到充分體現，比如個人的成長、自我發展、在社會中建立自己的一席之地，等等。
在傳統社會裡，個人的生命價值往往由外界信念架構，如個人在社區裡的地位以及父母的工作性質，你根本就不需要也沒有機會去思考某種精神，但是現代社會給予了個人思考和選擇的自由，這既是一件禮物也是一個負擔。自由可能帶來恐慌和迷失，因此我們更容易選擇放棄，讓他人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去做，但無論如何，我們至少不能無視這種自由的存在。問題的核心不是我們不相信「尋找自我」和「追求夢想」的價值，而是我們並未培養出孩子尋找和追求的能力或者我們根本就不想讓孩子尋找和追求。
大衛·布魯克斯堅持認為，「大部分人並不會主動形成自我並領導自己的生活。相反，很多人是遇到問題，解決問題，逐步形成了自我」。我同意他觀點的前半部分：一個學生不可能靜坐在自己的宿舍裡就可以建立一個自我。大學僅僅是開端，它給每個人提供了培養自我反思能力的機會和平台。
但是我認為，從「遇到問題」到「解決問題」從而「建立自我」這一說法有明顯的局限性。或許社會企業家型的年輕人編寫軟件，把城市需求和服務供應商對接解決當地政府的問題，或者創建項目為貧困落後的學校帶來新鮮的食品，提高當地居民的健康水平這些事情符合布魯克斯的說法，但是如何解釋其他類型的企業家呢？
比如你製作一款電腦遊戲，創建一家設計公司，或者開辦一家麵包房，這些到底是解決問題還是充分利用機會呢？還有其他更多的職業，如教書、護理、社會工作者、學術研究、神職人員以及法律和醫學，參與這類性質工作的不僅僅受其內在的意義所激勵，比如我很喜歡孩子，我執迷於考古學以及我願意為上帝服務，也因為這些工作產生了外在影響。還有一些創意性工作，比如，作曲既不是為了解決問題，也不是利用機會，它源自內心的衝動，需要表達和交流情感。
布魯克斯本人是一位新聞工作者、政治評論員和社會評論家，我也許不能精準地描述他發自內心的職業衝動，但是我大概可以猜測，他的內驅力來自幾個方面：理智、好奇心、人生信念和情操，而解決問題並非主要動力。顯然，布魯克斯也是尋找到了自己並追求了自己的夢想。
在種種討論之中，如公正、美麗、善良和真理等指引我們人類精神的北極星——「理想」很少出現，甚至被刻意避免，取而代之的是較含糊的「價值」。但是理想擁有更強大的力量，比世界上任何東西都珍貴，它給予我們力量抵擋地位、財富和成功的誘惑。
理想好比宗教信仰，在我的觀察中，有宗教信仰的學生具有最強大的精神自主性，對外界聲音的依賴性最低。美國文學評論家阿爾弗雷德·卡辛（Alfred Kazin）曾經比喻，「理想是心靈成長的目標，是心理健康的必需品」。雖然「理想」很可能在大學畢業之際就滯留在了大學，但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在他離開校園40年之後，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最水深火熱的時期，他仍舊寫信感謝自己的老校長一直督促自己要堅守年輕時候的理想。
在過去的幾年，我有幸接觸到很多大學畢業不久的年輕人，傾聽他們關於離校幾年之後，重新認識自己真正需要的大學教育的心得，他們在堅持探索自己到底是誰以及自己到底想要什麼。在這裡我很榮幸分享其中幾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的主人公名為尤尼斯（Eunice），美籍亞裔，不到30歲。在一次受邀參加耶魯校友的活動上，我認識了她。尤尼斯在西雅圖市郊長大，大學主修經濟學，畢業之後就職於摩根士丹利。在大學期間，她享受到了充足的學術指導，但是職業發展引導卻遠遠不足。在我們後續面談中，尤尼斯感慨，「大學的職業指導辦公室給予的幫助微不足道，職業選擇有限、固定，除非你願意走一條全新的路」。環顧周邊的朋友，大多數人似乎都在從事極其類似的事情，不是法律、醫學就是商科，其中最不快樂的是讀法學院的群體。令人遺憾的是，幾乎看不到有人在做一些令人興奮的事情，那些能夠令她一見鍾情的事情。
在摩根士丹利工作3年之後，尤尼斯終於選擇離開，這也是她第一次選擇放棄一件事。她坦承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我擔心我若繼續待下去，對高薪產生依賴感，我將永遠不能脫離。」
其後，她來到上海，在這塊嶄新的土地上遇到了來自五湖四海的年輕人，其中與她有所交集的不少美國人並沒有名校背景，但是他們對生活的熱愛遠遠超過她的耶魯同窗們。有些人開餐館，有些人從事寫作，也有不少創業者：比如一位年輕女子開辦了影視製作公司，另外一位從事活動策劃，還有一位經營著一家美式紙杯蛋糕的甜點屋。究其原因，她發現這些人身上的一個共性是，他們更願意承擔風險。來到上海，尤尼斯給了自己一次機會脫離了「常春籐精英階層的泡沫」，見識了沒有常春籐盟校級別的名校背景，但是依然成功的活生生的例子。
在上海工作兩年之後，尤尼斯決定回到西雅圖，利用一年的時間思考並休整。她參加了瑜伽培訓班，熱衷於義工服務，並準備在一年後開始MBA項目。她非常瞭解，MBA的教育可能與大學的經歷一樣狹隘，但是她已經準備好了主動尋找一種非傳統的生活方式。回顧大學，她希望自己當時能夠嘗試更有意思的專業，而不是不假思索地選擇經濟學。如今她認識到，「大學的目的不是為了工作，而是經歷教育」。但是她也承認，以現在大學的存在形式，學生根本沒有機會去「內視」，去「思考自己真正的追求，而不是掉入自認為應該追求的陷阱」。
經過幾年的社會歷練，尤尼斯對生活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她承認：「當你從耶魯大學畢業時，你感受到為個人簡歷繼續添磚加瓦的壓力，而且也必須是名牌。但是事實上，這又是給誰看呢？」如今，外界的評價對她的影響大大降低，她對物質的追求和擁有也看得更清楚了，人也變得更加理智。回想起在摩根士丹利每天12小時的工作強度，她做了簡單的總結：「當你心不在焉，任何的競賽都是一種無意義的投入。當你回到家，你應該是開心的。」人有慾望，但是我們的生活，引用尤尼斯精闢的回答，應該是「可持續性的生活」。
第二個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瑪格麗特（Margaret）。她在閱讀了我寫的一篇論文之後，以第一人稱的角度分享自己的故事：
我就是一位完全符合你描述的名校生：在並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時候，哥倫比亞大學造就了一個有競爭力的我，但同時也在我內心種下了一顆種子，讓我覺得大學畢業之後，耗盡個人儲蓄周遊世界是不可饒恕的自我放縱。雖然周遊世界是我大學多年一直的計劃和夢想，但是當我看到身邊的朋友都在努力尋找工作的時候，我屈服了，我向自己的罪惡感投降。最終，我的妥協是成了一名享有全球聲望的研究中心的研究員，駐紮在巴西研究氣候變化和農業。至少我在海外，而且是在極具異國風情的巴西，我成功地自我安慰。
在任職期，我目睹了資深研究員為了爭奪研究所主任一職，譏諷只擁有雙碩士學位，而不具備博士學位的同事；另外，我覺得自己是被困在井裡的那只青蛙，在研究著我從未涉足的一片土地。面對困惑，我時常會情不自禁地會回想起你的文章，我終於意識到，其實自己一直在假裝，一直在欺騙自己，認為自己是一位氣候科學家。事實上，我大學主修國際關係專業意在保證4年完成大學學業的前提下，能夠爭取到更多的海外學習機會。
我一直在假裝喜歡自己的工作，因為每年都有幾百人為之排隊。幾個月前，甚至有一位來自非洲的博士生申請擔任我的實習生。最重要的發現是，我假裝在乎社會給精英擬定的「成功」，這也是常春籐盟校，如耶魯、哥倫比亞教育自己學生所做的，而且各個畢業生都學到家了，我的表現更是相當不錯。我不僅升職加薪了，而且也在專業的科學雜誌上發表文章，在國際級別的研討會上做主題演講。我擅長我所做的，但是最終這僅僅是我的工作，而不是我的所愛。
經過一段深度的自我反省，分析自己嚮往的「智慧」，自己真正想要的技能（而不是假裝擁有的那種技能），我突然如夢初醒，我對攀登「成功之梯」毫無興趣，我想要的不過就是經營一間非營利性、服務總量不超過30人的餐廳。我年僅22歲，經濟實力有限，但是我希望在南美洲實現我的夢想。整個計劃聽起來簡直不可思議，但是幸運的是，我身邊有一位抱著同樣夢想的常春籐盟校畢業生（康奈爾大學2011屆），我們決定放手一搏。在整個嘗試的過程中，我們逐漸意識到，我們花費55000美金所接受的大學教育在創業中顯得捉襟見肘，比如如何給牆刷底漆或用便宜的木料做一張木製桌子，如何規劃餐館的預算等等。如果我們最後未能成功，至少我們擁有「精神勇氣」，給了自己一次機會。
第一個故事的主角尤尼斯是一位實用主義者，一心追求更有意思的生活方式，因此她努力朝著為社會做更大貢獻的方向發展；第二個故事的主角瑪格麗特是一位夢想家，願意承擔巨大的風險，她與尤尼斯的發展方向恰恰相反，也更有可能招致更多的質疑，包括她放棄的那份受眾人追捧的工作。不管是成為富翁還是拯救世界，兩者的共性是，她們都為自己的真正所想而付出了行動，而不是屈服於外界預期她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最後一個故事的主人公是我自己。我的故事是一次尋找自己天命的長征，而原本並不需要這麼長。我的父親是一位工程學教授，在我上大學之際，我的幾位兄弟姐妹已經從事醫療行業多年。顯而易見，科學是我們家庭的首選，因為職業的成功是必需的，所以除了科學，其他方向都不在考慮範圍之內。這個未成文的家規加上我作為猶太移民的第二代，不論我是多麼喜愛閱讀和寫作，我從未考慮過科學之外的選擇。
在高中期間，因為受益於兩位科學老師，我對生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除此之外，一直以來我對心理學都充滿好奇。作為哥倫比亞大學新生，在新生入校的第一周培訓期間，我發現學校提供生物和心理學雙學位項目，我義無反顧地做出了選擇。那個時候，我並不明白兼聽則明，應該多做嘗試，比如人類學、歷史和古典文學等。我甚至都沒有認真瞭解「大學專業」到底是什麼，膚淺地將認知停留在選擇幾門課程而已。速戰速決如此令人興奮，同時也令人安心。面對大學的各種陌生和不確定，我不知所措，因此我的第一反應不是開啟大門，而是要迅速把它關閉。定了專業，加上哥倫比亞大學所有學生必修的核心課程和其他要求，一位大學新生在還未接觸任何一堂課時就把未來四年3/4的課程框定了。
遺憾的是，在新生最需要引路人的時候，恰恰沒有人出現，提醒我要放慢腳步給自己思考的空間，給自己機會。就連我十分喜愛的大一新生寫作課老師，僅僅是給了點綴式的指導，並沒有全力鼓勵我去追求自己在語言方面的熱愛。
我已經不記得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的選擇出現問題了，也忘了到底是為什麼。或許是因為一個人的興趣也有時間節點；或許是因為大多數的科學課都以大班形式授課，缺乏討論互動性；或許是因為將來從事科學工作的憧憬過於模糊，而且課程內容過於枯燥，所以動力的持續性產生了問題，總之這種種問題與我在上科學課時縮在教室最後排全神貫注地沉浸在小說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我全然不知我的行為已經在向我釋放信號。
當我真正意識到自己本該主修英國文學專業時，已經太晚了。大學畢業，等待著我的是一個巨大的問題——我該做什麼。很多人的答案是法學院，因此我也奮不顧身地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我上了相應的考試培訓課程，參加了法學院的入學考試，並向多所學校提交了申請。但是當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時，我踩了急剎車。
我捫心自問，自己是否真的想成為一名律師，結果我去了新聞學院。千萬別認為我終於找到答案了。在這之前，與新聞學沾邊的不過是在大學期間的一些課外活動而已。我之所以選擇新聞學院只不過是因為它是逃避回答「我該做什麼」的一種有效方式，我只需要給自己安排一些事情做，那麼按照常規，上研究生院是最合適不過的了。可想而知，就讀新聞學院並不順利，因為我既不想成為律師，也沒有興趣成為新聞工作者。
在獲得碩士學位之後，唯一的面試機會來自一家作坊式苟延殘喘的非營利機構。那個時候的我，已經從大學畢業幾年，對自己因為浪費掉大學受教育機會而充滿怨憤，同時又幹著一份對自己完全沒有意義的工作，我的職業發展簡直就是一個爛攤子。更糟糕的是，我的自信心嚴重受損，我不知道接下來路在何方。
與此同時，我碰巧去探訪一位正在就讀建築學院的朋友。我發現，她也並不快樂，她的課程過於理論化而且學生個個自命不凡，因此她想放棄。改變我一生的時刻就發生在那天我們兩位故友談笑風生時，當她宣佈「我必須離開研究生院」時，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我必須去讀研究生」。我必須給自己一次學習英國文學的機會，而且我不會再讓自己錯過機會，否則我將永遠不會快樂。事情的發生就是這麼不可思議，甚至我當時的反應有點兒不可理喻，但是我到現在還能夠精準地指出發生那一刻的具體地點。整個事情如當頭棒喝，我醒了：我明白了自己要做什麼，我終於看清楚了自己一直在釋放的信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我找到了方向。
有了方向並不意味一帆風順，事實上挫折重重。我申請了11所學校，被9所拒絕；而且，錄取我的學校似乎有意刁難，第一學年末就淘汰了一半的學生。儘管如此，我終於有機會盡顯所能，而且有史以來，我第一次喜歡上了學校。每週我投入了70～80個小時的時間用於學習，經常宅在我那間寒酸破舊的學生宿舍裡，閱讀至凌晨4點。我從未如此開心過；我終於聽從了自己的內心，講得更深刻一點兒，我終於體會到，滿足個人心願所激發出來的精神力量。我終於說服了自己，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純粹的「想」——尋夢！
II.風險
創建屬於自己的生活的前提是，我們首先要剷除整個教育系統潛移默化地在我們心中播下的那顆種子：恐懼失敗。斯坦福大學教授威廉·達蒙一直強調面對失敗的態度，絕不能知難而退，反而要學會坦然面對，這就是成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經歷失敗最大的收穫應該是，讓每個人清楚地意識到失敗並非世界末日。
回憶自己的經歷，我毫不忌諱地與現在的大學生分享：「當我第一次考砸了一個重要的考試離開考場時，我的心情糟透了，我甚至記不得自己是誰。但是再次經歷時，我已經進步了。」每次跟學生分享該片段，都贏得一片狂笑聲，年輕聽眾的心理終於得到撫慰，他們明白了原來學生時代的幾次考試失利並不影響未來的人生發展。
有人希望哈佛大學校長德魯·吉爾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向哈佛所有大一新生推薦一本必讀書籍，校長選擇了凱瑟琳·舒爾茨（Kathryn Schulz）的著作《犯錯》（Being Wrong）。該書倡導「質疑是一種技能，犯錯是智慧的基礎」。一直成功（即從未失敗）並不是能力的體現，而是脆弱的表現，因為出於害怕失敗，個體往往放棄一些本來能夠造就他成就自己的機會。
薩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警世名言告誡我們「雖敗猶榮」的道理，這裡的「榮」指的是個人的收穫和成長。倘若我們設定的標準是真正為自己負責，那麼在嘗試達到標準的過程中，我們經歷的應該是不斷的失敗。我們或許因為取得全A的成績、完美地達到大眾統一的標準而沾沾自喜，但這種成功與真正的卓越顯然不能相提並論。
我們需要從更廣義的角度去理解失敗，並有備而戰。比如《米德爾馬契》的主人公犯了巨大錯誤而不能被社會接受，她的生存都受到了挑戰。小說《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的主人公斯蒂芬·迪德勒斯大膽地宣佈「我不懼怕犯錯，即使是巨大的、一輩子的，甚至是永恆的錯誤」。他的語言鼓舞人心，但是我們需要理解它的全部。該書作者詹姆斯·喬伊斯贏得了壓在自己身上的賭注，但是他書中的主人公迪德勒斯未必如此幸運，而我們可能也不會那麼幸運。現實生活中，每一位不走尋常路且最後完成非凡事業的人，如喬治·艾略特或史蒂夫·喬布斯，對面都站著一位反例，成功與失敗就像是孿生兄弟如影隨形。但是不論我們的目標是偉大的還是平凡的，我們嘗試走自己的道路的理由是：這將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選擇，自己的錯誤。
我的一位同事曾經這麼說，當年輕人終於脫離華爾街無休止的競賽式生活後，他們照樣還是會犯錯誤，但是至少不是為爭取華爾街而犯同樣的錯誤。你我當然也會犯錯誤，而且有些錯誤難以容忍，但是生命本來就是一場長途旅行，逐漸才能發現自己最真實的生活方式，前提是，你的方向是對的。
拉拉·加林斯基作為Echoing Green公司（一家為創業公司提供種子資金的機構，成功扶持了「為美國而教」「城市年」等）高級副總裁，她的角色之一就是指導年輕的社會企業家成長。她強調「有意天真」，即面對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你能夠無視「不可能」的種種原因。想像力的本義就是為現實的世界注入新鮮血液，之所以你會畏懼「不可能」的事情，是緣於未知，因為未曾有人做過，或者至少你未曾嘗試過。
面對恐懼，你必須降伏它。不久之前，一位高中老師向我解釋，恐懼是控制人心的一種有效媒介，掌權者給百姓灌輸恐懼就是想要掌控他們。對於優秀的青少年，一直響在耳邊的是非黑即白的「不上名校就撿破爛」的說法，搞得人心惶惶。在小時候如果我流露出任何軟弱，有人就會譏諷：「我希望你將來能夠成為一名快樂的水管工。」不少與我通信的年輕人面臨職業選擇時趨於極端化：要麼藏身於一個地下室專注於寫作，即精神式職業（務虛）；要麼在一座玻璃帷幕的摩天大樓裡進行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即務實職業。當然，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認知。當你稍微走近一步瞭解他們的思想時，你會發現，他們的思考源於「恐懼感」，缺乏立足的邏輯。
加林斯基本人受益於自己的母親，她時常回想起母親曾經的教導，「一個人必須要學會臨危不懼；有些恐懼感是具有實際意義的，但是面對源於不安全感的恐懼，你需要迎面而上」。不知道多少父母已經忘記，年輕是一種獨特的能力，它可以使我們百折不撓。無數次我聽到父母告誡自己的孩子，如何規避在個人生活和職業發展方面的種種風險，但是這些風險不僅沒有擊敗他們，恰恰造就了今天的他們。不經歷風雨，怎能見彩虹？
精英式的職業發展路徑具有高度的可預見性，是一道極其乏味無趣的風景線。精英們體味不到不確定性的愉悅，總是在求穩；從未任由生活自由發展，總是要保持冷靜和秩序；從未追隨理想，總是要對自己的一言一行完全負責。請問如此生活的意義何在？美國哲學家拉爾夫·愛默生喜歡引用英國傑出軍事將領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的一段話，「一個人，只有不知道自己的路將伸向何方的時候，他才能達到頂峰」。從另一個角度思考，當你試圖拒絕不確定性，那麼你就拒絕了生命的意義。
我時常不由自主地想起20世紀70年代梅裡爾·斯特裡普（Meryl Streep）在瓦薩爾學院求學期間對女權主義的醒悟（這種醒悟是我們希望所有學生在經歷大學之後具有的一種對個人生命的領悟）。我會聯想到著名的女同性戀漫畫家艾莉森·貝克德爾（Alison Bechdel），在重量級女權主義者艾德裡安娜·裡奇（Adrienne Rich）還未被大學生所熟悉的時候，貝克德爾受周邊朋友影響，已經涉足女權主義。我還會聯想到美國創作歌手和詩人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在她年輕的時候初次接觸法國詩人阿瑟·雷姆邦德（Arthur Rimbaud）之後便一發不可收拾。
事實上，雷姆邦德的生命和作品激勵了很多年輕的追夢者，他不謙遜的智慧給予我不少靈感。這些活生生的故事讓我不得不問，類似的個人成長故事是否還會經常發生？多久一次？現今的年輕人還有機會嗎？他們是否會給自己一次機會，以開放的心態經歷一次洗禮，勇敢地接受思想碰撞，成就一個嶄新的自己？中國宋代詩人陸游在《遊山西村》描述的「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這種意外收穫，就是造就了喬布斯偉大人生的重要因素之一。不知道現在的年輕群體還是否勇於探索重新構建自我的藍圖！
個人的探索就如同作家裡克·佩爾斯坦（Rick Perlstein）所說的，這是一道「有截止日期的工序」。一位令我印象較深的女生立志要成為一名法官。她考慮在上法學院之前，休學一年，當然時間只能是一年，而且那年必須是「高效率的」。她是一名智識嚴謹的青年，但是有她的局限性。追憶她的經歷，大學的前兩年，她驚訝於「讀的每一本書，完全改變了（自己的）世界觀」。雖然大學經歷使她驚醒，但是依舊無法改變她自9年級就決定當法官的計劃，看來她還是不明白個人的醒悟和未來的使命是有著重要的關係的。
生活中總是存在一些很幸運的人，他們自小就清楚自己的使命。這種現象往往在創作行業更為常見。比如作家喬治·奧威爾，他小時候就已經擁有豐富的寫作經驗。據他回憶：「曾經作為一名孤單的小孩，我借助於創造故事擺脫寂寞……我知道自己對語言的運用有天賦並且有能力面對不愉快的事情。」雖然當作家感覺魅力十足，但是投身於寫作不同於其他能夠為你帶來社會地位的「頂級」行業，因此他建議青年要深思熟慮。奧威爾自己的確就在他的成年期，又嚴肅地重新考慮過作家這份職業。期間，他放棄寫作去嘗試做其他事情，轉了一圈，還是決定重操舊業。這個時候的他已經更加成熟，具有更深刻的自我認識以及更清晰的判斷力，達到了所謂「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境界。這種「職業規劃」與之前的法官女生有天壤之別。
我的一位同事稱，現在的年輕人為「後情感」一代，即他們更擅長迴避一些過於雜亂無序以及過於激烈的情感。雖然我並不知道此說法的科學性，但是我一直相信，年輕人不應該懼怕自己生活中所經歷的衝動和疑慮——即使它們很有可能迫使自己偏離甚至改變自己原來的人生軌道。在西方文學中，典範式「流浪者」就是奧德修斯，而關於他英雄事跡的詩歌集《奧德賽》已經被廣泛接受並等同於一種改變生命、靈魂洗禮的歷程。奧德修斯在長達10年的流浪生涯期間，遭遇了超越他想像的神明和怪獸的折磨，雖然身心交瘁，但他卻練就了一身的力量和超常的創造力。最終奧德修斯被古希臘的智慧之神雅典娜所救，但是曾經由於大風致使他在大海上偏離航線也正是受雅典娜所賜。雅典娜心知肚明，只有讓奧德修斯上刀山下火海，經歷種種挑戰才會迫使他具備臨場應變的能力，調整方向，最終發現世界的內涵以及自己的使命。
雖然我強調創建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同樣要強調為之付出的代價。「尋找你的熱愛」的同時，你必須清楚「你要為此做出犧牲」（而這種犧牲可能不僅僅是放棄你可能獲得的社會地位）。「追求你的夢想」的同時，你必須準備好「放棄資歷或名望」。行業資歷本身是需要的，但是這裡的「資歷」指的是精英階層對那種造就精英身份的名望的貪婪，而正是這種貪婪蒙蔽了我們追求夢想的雙眼。名校一邊阻礙自己的學生完成自我找尋的使命，同時又邀請成功人士在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表激動人心的勵志演說，這簡直不可思議，甚至令人噁心。
金錢可以幫助你獲取東西，滿足慾望。但是地位則是一件複雜並有意思的東西，恐怕只有擁有地位的人才能體會到。金錢不一定使人快樂，但是生活中也不乏有錢而知足的人。地位這個詞則較為複雜，因為它本身就是一種攀比，因此形成競爭。地位不僅僅不會給你帶來快樂，反而時刻讓你不快樂。
你想攀登頂峰嗎？很可惜並沒有頂峰。無論你攀得多高，總是有人在你之上。梅勒可能想達到海明威的高度，海明威可能想競爭喬伊斯的地位，而喬伊斯深刻地認識到，他與莎士比亞將永遠存在距離。文學界如此，其他行業也無一例外。
我現在就可以鄭重地告訴你未來的位置：與大部分人一樣，位居中流。當學生敲開耶魯這樣的學府的大門時，他們誤認為終於到達彼岸了，沒想到耶魯之上還有許多更高的地方要去攀登，根本看不到盡頭，所謂「天外有天」，就如同一個人站在了雙面鏡的中間，左右兩邊無限地向外延伸。那至於為什麼我們如此貪戀地位，因為它根深蒂固地與人性深處的各種情感捆綁在一起：榮譽、恥辱、腐朽、自負、自我形象、自尊等等。即使擁有金錢，也只不過是取得地位的一種方式而已。
在一次斯坦福大學的講座上，我指出，追隨熱情的定義包括懂得放棄。對於現場的聽眾來講，這個放棄可能就是斯坦福本身：如果你不是斯坦福學生，放棄的是斯坦福大學的錄取；如果你已經是該校學生，那麼放棄的是進入斯坦福大學的核心圈子。顯然，我的建議在現場並不受歡迎。之前不少極其優秀的學生向我請教，一個人是否可以既是為了學習而學習，但同時又是為了爭名次而學習。我的答案很簡單：這是不可能的。為學而學的意思顯而易見：學習就是唯一的動力，學習本身就是重點，與追求名次的出發點大相逕庭，我們必須正視兩者之間的差異。也許有人會認為，堅持為學而學也可能會意外地爭取到名次，一箭雙鵰。也許吧，但是你真的認為這是意外嗎？還是你會自欺欺人，偷偷地改變了自己的初衷。
我絕對沒有輕視要克服追求世俗地位與成功慾望的難度。兩者都是一種癮，我們不會完全克服它，最多是學會與之共處。國際酗酒者互誡協會通過邀請酗酒者每天參加會議，相互給予力量，時刻提醒大家為什麼而戰，來幫助酗酒者戰勝酒癮。我們也許永遠不能完全消除對地位的渴望，但是我們可以做到的是，在行動上不受制於誘惑。在強大的抵禦力面前，誘惑會變得脆弱。
與其為成功而工作，不如為工作本身而全身心投入，這個原則成了在黑夜中一直伴隨著我的北極星。當我開始過度關注外在獎勵時，我提醒自己必須重新關注工作本身，努力把工作做到盡善盡美。當我心無旁騖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時，快樂便油然而生；一旦我違背了這一原則，痛苦、迷茫就隨之而來。
作家傑夫·戴爾（Geoff Dyer）精闢地總結了一句話：「為了事情自身而做事情，不計較結果，都是值得的。」事情最終是否能夠得到外界的認可不受你控制，但是，你可以掌握在手心裡的是事情本身和你對它的熱愛——任何工作的最終收穫也是如此。最後的評分只有一個：你是否過上了一種自己滿意的生活。
雖然我費盡口舌與讀者討論選擇和生活，但是我深刻地意識到，我的苦口婆心也許已經是媒體筆下或公眾人物口中的陳詞濫調，如「做你自己」「做自己的事」「你只活一次」等各式口號。即使聽者有所感觸，但是也會由於過度消費而造成語言內涵流失和聽覺疲勞。
如今身邊的所有事物似乎都很「潮」：每個人都聲稱要做一名別出心裁的創新者。從銷售寬鬆長褲到運動鞋，從軟飲料到歌曲無不承諾消費者獨具一格，當然他們向所有消費者都做了同樣的承諾。這種現象就像是弗蘭科·托馬斯（Frank Thomas）等文化歷史學家多年以來一直告誡的，我們的社會正在嚴重商品化，刺激「叛逆式」消費習慣。
美國偉大的「個人主義」已全面爆發，到處可以聽到「改變原來的劇本」，「描繪你自己的道路」，當然還有最典型的「不同凡響」。這些可貴的精神如今被服裝公司利用得爐火純青，比如李維斯的牛仔褲廣告就是以詩人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啊！開拓者》（Pioneers！O Pioneers！）為背景故事，蓋普公司甚至宣稱詩人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喜歡穿卡其褲。如今的年輕人正是吸收了這些空洞的、偽裝的、安撫的商業化「叛逆」精神。
我們必須抵制這種缺乏內涵的聲音。在你的蘋果電腦上粘貼「我是一個獨立個體」或類似語言的標籤並不意味著你真的是「一個獨立個體」；不論是在身體某部位打孔，長了一臉的鬍鬚還是移居到得克薩斯州的奧斯汀，這些行為都不會使你變成一個獨立的個體。因為成為獨立個體，擁有精神勇氣是不可能通過配備裝飾的方式而實現的。任何形式的消費，雖然流行的傢俱或音樂本身很好，但是它們只是外在的搭配，都是無用之功。Facebook也不例外，在Facebook網頁上引用名人名言並不會幫助你成為一個獨立思考者。總而言之，如果你未曾放棄什麼，那根本就談不上精神勇氣。挫折、犧牲、內心掙扎、出師不利、走彎路、與家人和朋友之間的矛盾等，這些才算是真正意義上走向獨立的特徵。只有痛過，才是真實的。
自欺欺人是另一種風險。我認識一位在大學裡崇尚非主流的學生，但是他在10年之後還是生活在大學的回憶中，他故作叛逆者，實際上是麻木地順從。在大學裡堅持理想固然重要，但是通常是在大學之後，也許是多年之後，我們的理想會受到現實的考驗，那時我們必須要為理想付出遠遠超越口頭表達或表面姿態的代價，承擔起實在的風險。同時，為了裝酷而追求獨特也不可取，你不過是為了爭取同伴的認可，代替現實對你的評價。你更沒有必要為了滿足自我，讓自己獲取一種優越感。創建自己的生活，最終不論它以什麼樣的方式存在，它不一定是光輝燦爛的、時尚潮流的或者反思潮的，它存在的唯一的目的是為你自己。
不論是討論大學的目的，建立自我的重要性，獨立精神的價值還是勇於面對風險的態度，我們都無法忽略一個大前提——現實。其中首要因素是金錢。我們都需要養活自己，我們還要面對諸多大學生還未考慮或接觸到的現實壓力。比如，來自富裕家庭背景的孩子，如果他們希望自己將來擁有房子就要考慮房貸；即使不擁有，那也要考慮房租。如果有計劃成家育子，那麼就要考慮家庭生活費用。當然，還要考慮如何保障自己的退休生活。這些都需要經濟實力，但是《聖經》提醒眾人，金錢本身並不邪惡，邪惡的是人類對金錢的狂熱和貪婪。
面對經濟衰退，工作更加難找，名校畢業生也不例外。大學畢業生搬回家與父母同住的人數持續刷新紀錄，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要比之前更甚。學生貸款幾乎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當我們預見未來要償還巨額的學生貸款，我們怎麼可能只考慮大學帶來的個人品質成長，而不考慮將來的職業出路呢？一位大學教授坦言，當大學的費用高達5萬美金，而不是5000美金的時候，家庭對大學的期望也隨之變化。之所以越來越多的人傾向用投資和回報的關係來看待高等教育，是因為投資的成本日益加劇。
儘管如此，我們也不該惶恐。金融危機的迷霧逐漸褪去，雖然速度緩慢，但是未來要比過去幾年的狀況樂觀許多。我們情緒的波動往往造成過激的反應。當市場充滿利好消息時，街頭巷尾張燈結綵，人們沉浸在節日的歡樂氣氛中；當市場出現不利消息時，我們陷入悲觀世界，彷彿永遠見不到明天的太陽。悲觀世界，如同樂觀世界，都存在泡沫。話說回來，精英大學生的務實主義以及職業至上的態度並不是因為金融危機而導致的。言外之意，這種態度由來已久且根深蒂固。
現實生活中，我們必須承認，有些人就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或職業使命。如果你沒有學生貸款，而且父母在心理和經濟上能給予支持，那麼你在大學畢業時就有更大的空間做選擇。至於選擇什麼大學，一些實際因素，會影響你的抉擇，如低廉的費用或者盡量少的學生貸款。這些往往比更亮眼的大學實用。當然也存在更知名的學校的淨學費低於其他學校的情況，但也不盡然。
金錢從表面上看是決定因素，但事實並非如此。我曾經遇見過一位康奈爾大學畢業生，他希望成為一名作家。雖然沒有任何負債，但他向我吐苦水說，自己成為作家的概率渺茫。其中主要原因是，他無法同一些擁有業界人脈的耶魯畢業生競爭，因此就打消了念頭。暫且不去深入討論他的巨大誤會，這裡的核心問題是一個人的內心自由度。你在20多歲所能夠承受的不確定性的程度以及能夠管理的財富取決於你是誰。我相信，大學不僅僅是發現你是誰的好機會也是造就你是誰的好機會，當然發現和造就的程度因人而異。思想可以擴展，價值觀可以改變，但是我們的個性一旦形成就很難變化。我們有些人自出生就是樂天派；同時，也有人一輩子總覺得別人的更好。
以上所討論的種種問題對就讀於精英學校的學生來說更容易解決。如果你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或者鮑登學院的學生，甚至只是埃默裡大學或者貝茨學院的學生，你已經很幸運了。僱主會更主動地給你機會，研究生院也更願意錄取你。不談你的家庭背景和成長途徑，你已被接納成精英社交圈的一員。你所建立的人脈，將會為你的事業發展鋪路。
儘管頂尖大學的錄取機制以及衡量方式存在種種問題，但不可否認名校生本身很可能就是有才藝的、聰明的、有激情的和上進心的。即使你沒有就讀最知名的大學或一所你夢想的學校，或者你原本可以上一所知名大學，但最終選擇了其他，你最終也會生活得不錯。原因很簡單：作為一個國家，以任何標準來衡量，美國仍舊是強大的國度。生活在這個地方，我們獲得了一個比致富更加稀缺也更加難能可貴的機會：一次可以選擇不追求財富的機會。講得更具體些，在美國，我們有機會找到人生目的，擁抱自己的使命，同時依舊生活得很體面。
世界應該是公平的，但是現實卻不盡如人意。人的基因也是不公平的，而且將永遠不會公平。重建自己的生活是一種特權，有機會追隨自己的熱情是每個人最終應得的權利，即使公開反對這些不爭的事實，我們也並不能使它們完全消失。我也認識到，我所提倡的並不適用於所有在頂尖大學就讀的學生，更不用說適用於在非知名大學的學生了。儘管如此，問題的關鍵是：我所提倡的是否適用於你。如果是，你就應該為自己負責，而不是借用其他人的生活案例為自己找借口，逃脫應該承擔的責任。
每當我在大學活動上呼籲這些事的時候，總會有聽眾質疑，「那麼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怎麼辦？」或類似的言論。而提問者往往是那些幾乎一輩子都不需要為金錢犯愁的學生。我想請問，如果你在經濟上寬裕，又不為大學求學負債，那麼還有什麼理由不為生活和夢想而戰呢？這種精神上的逃避類似於之前討論的「自我任性」的心理暗示：依賴自身的背景優勢去追求夢想反而會讓人懷疑其真實性，但是利用家庭背景優勢為自己謀求更多的利益倒是讓人感覺真實。當然，如果你們家財神高照，追求夢想可能不如繼續膜拜財神可靠。
真正的低收入家庭子弟所面臨的內在矛盾比他人要強烈得多，而且犯錯的空間也比他人小得多。不僅僅如此，他們還需要考慮很多其他因素，比如作為家裡首位大學生的負擔，暫且不談是否是名校；家庭指望著他們從此過上中產階層或更好的生活；能夠為自己父母的退休生活提供保障等等。如果學生被這些因素所包圍，做個人選擇所考慮的角度和採取的方式會較為特殊。此時此刻，就如同我們的先輩所言，我只能說不要賤賣了自己。弗吉尼亞大學教授馬克·埃德蒙森分享了他父親的故事，他的父親未完成高中學業：
某天晚上，晚飯之後，我跟父親坐在廚房裡……我將要成為家族裡第一位大學生……因此我們要好好規劃一下我這一輩子。在那裡，我告訴父親：「我覺得自己將會學習法律預科專業。」
他問我：「你希望成為一名律師嗎？」「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律師可以掙很多錢，不是嗎？」
我父親立刻火冒三丈……他告訴我，大學對於我來講只有一次，所以我得好好學習自己想要學的。他說，來自富裕家庭的子弟上大學，他們主修自己有興趣的專業，他認為我和弟弟與富裕家庭的子弟一樣出色。除了錢，我們同樣富有。
根據我平時對來自不同經濟階層的朋友和學生的觀察，我簡單地補充一點：平時生活樸素本身就是一種自由，因為你能更適應簡單的生活。
初到美國不久的移民家庭，甚至是已經成為中流階層的家庭，會承擔其他特殊的壓力。移民背景的學生和家庭往往非常現實，與他們討論理想乃天方夜譚。社會地位對這個群體來講，有著更深一層的意義：移民家庭希望自己下一代的成功為家族在美國奠定立足之基。這與低收入美國家庭希望通過子女的成功上升到中產階層並無二致。尤其是亞裔學生，所謂的「新一代猶太人」，就是崇尚教育的產物。孔子儒家文化的影響根深蒂固，強調子女對長輩的忠孝。移民家庭的長輩跟晚輩之間的關係放大了這種文化。
但是，相比自己的孩子，移民家長對美國的認知局限要大得多，他們對美國社會的資源分佈以及美國式成功有著相當狹隘的認識。在我父母眼裡只有常春籐盟校，就連頂級文理學院如威廉姆斯或者阿姆赫斯特，都不在視線裡，現今的亞裔家庭就是完美的翻版。移民家庭的故事不禁令人聯想到《聖經》的《出埃及記》，老一代信仰上帝的人經歷了無常的荒野，終於逃脫奴隸生涯尋求新生活，但終究在希望之城下被拒之門外，但是他們的下一代，出生為自由人，能夠充分地享受和利用與生俱來的權利。
儘管如此，也存在著一些真正瞭解如何培養兒女的移民家長。馬克·盧比奧（Macro Rubio）是一位與眾不同的菲律賓人，他對自己的父母有著深刻的回憶：「自小時候開始，我的父母就讓我們明白工作是維生，職業是做自己所愛，並獲得經濟報酬。我職業的成功是建立在父母工作的基礎之上的。」我們不能忽略父母的支持，精神層面的支持要比經濟支持更有價值。一位學生曾經分享她父親的良言：「不要擔心，你還年輕，你還有一輩子。你會有未來，而且每個人都有未來。你只是不知道未來是什麼樣的。」
得到父母的支持固然重要，但相對而言，學會不受父母左右更加重要，這也是成熟的表現。上下輩之間的矛盾並不是20世紀60年代的產物，而是人類社會內在的一種特徵，也是每個人成長的必經之路。恰恰是現在的社會有些不正常：某些大學生會在每堂課後打電話向自己「直升機式父母」匯報，唯恐自己的做事角度和發展方向與父母的意願產生偏差。父母和孩子之間首層關係應該是「朋友」。這是一種非比尋常的關係！
著名兒童心理學家D.W.維尼科特（D.W.Winnicott）曾表示，家庭環境下的「不忠」正是每個人生活的本質之一。成為自己就是與對他人的忠誠相對。堅定地表達「我是（誰）」是任何一種語言裡最強烈也是最具風險的話語。
觀察當下，眾多家庭似乎不約而同簽了一份協議書：永不分離，永遠忠誠；我不必長大，也沒有人逼我長大；你不長大，我也不必擔心失去你。大學畢業之後回家「啃老」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早已存在。如果現在的孩子不反叛了，那是因為他們覺得沒有必要反叛，畢竟上下輩都已經是「朋友」；或者他們覺得反叛的結果並不保險。當然反叛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個緩慢的過程，每個人都需要空間測試極限，但是如果一個人不跨出第一步，認為每一步都極具風險，那麼成長將永遠不會開始。與其與父母保持「和諧」的朋友關係，還不如公開反叛專制的一家之主，做一回自己！
不少學生讀大學修雙學位，比如西班牙語和經濟的搭配或者歷史和計算機的搭配，而理由往往是為了同時滿足父母和自己的需求。「一個專業是為了父母，另外一個專業是為了自己。」那為什麼不可以單純地專注自己的專業呢？難道你的生活不是自己的嗎？你欠了父母什麼呢？愛和呵護，這也是他們將來需要的，但不是順從，也不是你的生活。實際上你並不虧欠父母什麼，而且家庭也不是一場生意。你並非欠他們什麼，你與他們之間維護著一層特殊的關係。當你還是小孩的時候，這種關係其中一個層面是聽從；當你成年了，這種關係裡必須要有獨立。從小孩到成年的過渡就是青春期的故事，倘若你在等待父母來幫助你完成這個過渡，那麼很有可能，這將永遠不會發生。
就上大學期間如何提高自己的問題，我在此提出幾個建議。與父母的交流頻率不超過一週一次，最好是一個月一次。無須告訴父母任何有關論文或考試方面的成績，甚至任何在校期間的情況，同時，也不要期望求助於父母。如果他們涉足你的選課或大學生活的細節，請委婉地拒絕。如果他們不接受你的拒絕，那麼你需要大聲告訴他們，大學是完全屬於你的，不是他們的。
我經常會聽到一些危言聳聽的矛盾：「如果我主修音樂，如果我去參加那次自駕游，如果我休學，我父母將會『殺』了我。」就這個矛盾，我有個辦法：先「殺」了他們。當然這是個比喻。斯坦福教授特裡·卡塞爾（Terry Castle）在他的一篇名為《如何與父母決裂》（The Case for Breaking Up with Your Parents）的論文中建議，要過上有意義的成年人生活，一個人有必要成為一次孤兒。
一次對家族傳承的主動放棄，一次對反抗權威、暴露謊言或令父母失望的意願的培養，是培養理智和情感獨立的大前提，今天比過往任何其他時間尤甚。
梳理所有問題，我發現最常見的問題也是最難回答的問題，一般無外乎以下幾個：「我應該做什麼？」「我應該去什麼學校？」「我應該修什麼專業？」「畢業之後我應該朝哪個方向發展？」等等。我當然能夠體諒提問者的心情，但是這些問題不是我或者他人可以回答的。我可以給予的實際建議也是大家早已聽到過的：花時間休整或者放慢腳步，跳出永無止境的名利追逐的陷阱，脫離無時無刻的被管理的狀態，去探索學校之外的世界，去發展你一直以來沒有機會獲得的技能。
高中與大學之間的「間隔年項目」如今越來越被人接受和鼓勵。哈佛大學、塔夫斯大學以及紐約大學等在他們的錄取通知書中直接建議間隔年項目，普林斯頓大學甚至開始了自己的項目。我們發現，越來越多的學生在適應大學生活上存在困難，因此學校希望，學生在上大學之前能夠花更多的時間變得更成熟。每年都有新增的項目，我們可以利用網站以及間隔年項目展會幫助自己尋找最合適的項目。
在選擇的時候，你千萬要注意市場上諸多極短期的項目，避免再次掉進為了提高簡歷競爭力而忙碌參與多個項目的陷阱。項目的選擇一定要考慮費用，但是父母在衡量費用的性價比時，考慮的角度應該是如何為大學做最充分的準備，不浪費大學4年本身的費用。當年我的父親阻止了我參加身邊不少朋友都參加的一個間隔年項目，理由是間隔年將擾亂我個人的發展進程。結果我的大學經歷一塌糊塗，並且走了一段很長的彎路。
當你考慮間隔年項目的時候，你不一定要參加第三方項目。間隔年出發點就是脫離框架式的生活，脫離所謂的「高產」生活。不少項目高度宣揚「豐富你的生活」，但還是囚困於被大眾認可的傳統思路，如到海外學習外語等，最終還是為了個人成就添加砝碼。你是否考慮過從事一些無法在Facebook上炫耀的，或是不能為個人簡歷加分的事情呢？比如就是自由地漫遊，或「隱居」享受閱讀？你可以考慮跟一群陌生人同住一個屋簷下，然後找份兼職工作來養活自己。如果你認為此舉將沒有收穫，至少你會遇見你本來根本不可能遇見的朋友。甚者，利用間隔年完全突破任何其他人的思考範疇，包括我之前所有的建議，嘗試自己大膽的設想。既然你的大學已經有著落，你還擔心失去什麼呢？
如果大學之前沒有嘗試間隔年，那麼在校期間也可以休學一個學期或一個學年。如同哈佛學院院長哈里·R.路易斯所描述的那樣，如果你某天醒來對之前所做的一切產生質疑，那麼你不妨休學整頓，再重裝上陣。你不知道，有多少學生在做出類似的行動之後，回到校園時脫胎換骨，整個人變得更加豐滿，更加獨立，更加珍惜當下，更加嫻熟地處理在學業和社交上的種種困難。
如果休學太麻煩，我還有一個建議：充分利用你的暑假。不要為你的暑假安排實習機會或研究項目為將來職業做鋪墊。背上行囊，去呼吸新鮮的空氣，你絕對會有了不起的新發現。你可能會擔心自己因此浪費了一個暑假，在個人職業發展的道路上落後於自己的同伴。也許吧。但是如果方向錯了，跑得快又有何意義呢？這時停止就是前進！
大學之後也可以「休學」，當然這個時候就是你的生活了，你不會在「休學」之後再回到「原來的空間」。大學畢業意味著最大的可能性和自由度，只有極少數的機會，如碩士或者博士項目具有一定的時間敏感度。這段時間的人生抉擇讓我聯想到亞彌希族的「逃離家庭」傳統，即族人在青少年時期給予機會離開自己的原居住地去嘗試不同的生活方式，經歷之後再次選擇是否回到自己的家園。中上流階層家庭雖然在衣著上沒有亞彌希族那麼嚴格，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族群。如果你來自這個階層，因為你隨時可以回去，那麼為何不趁年輕多瞭解自己階層之外的世界呢？世界那麼大，何不去看看？
對每個人來說，大學只是「找到自我」的一個開端，「找到自我」的本意是在校園的框架之外認識自己。課外活動、暑期工作和實習都是不夠的，因為投入成本不高，經歷有限，且選擇性較窄。做出決定要為自己的生活負責，並非僅僅是個答案，而是一系列問題的開始。尋找答案的唯一途徑就是付出行動。一位在路易斯克拉克大學任教的朋友對大一新生有一句警言：「讓激情找到你，而不是你去尋找激情。這個前提是，你為此付出了很多艱辛，而且你要接受，你所做的大部分事情並非是你所熱愛的。」
你要做的是放緩腳步。引用達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的措辭，二十多歲是「帶著問號生活的十年」。雖然我很後悔自己在大學期間以及之後幾年浪費了大量時間，但我現在終於認識到，某種形式的「浪費」和「游手好閒」也是必要的和健康的。浪費實際上並非是真的浪費，就好像實際並非務實，尤其是實際讓你活得很不開心的時候。作家查爾斯·維蘭（Charles Wheelan）總結他的觀察：「有意思的、成功的人士，他們的生活往往不是中規中矩的。」我們在大學畢業之後很有可能面臨困惑甚至掙扎，但是新的方向也往往在這個時刻出現。陽光總在風雨後！
我意識到，現今學生的掙扎來源之一是，面對無窮的選擇無從下手。這個問題被我之前一位學生比喻成「干細胞現象」，即我們一直認為自己可以成就任何事情。我自己也曾經經歷過內心的矛盾：我想永遠年輕，永遠擁有無窮的選擇；同時我傷感於自己必將要做出選擇，從而失去無窮的可能性。糾結之後的茅塞頓開至今刻骨銘心，我終於明白，我不是要選擇一項事業而要放棄所有其他的事業，而是，當我不能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將什麼都不是。
同樣的道理，你不需要擔心自己一輩子只能選擇一次，不需要在第一次就做終極選擇。即使做了這樣的選擇，你應該做好改變的準備。你選擇了一條路，在這條道路上克服千辛萬苦徒步前進，你會遇見不同的人，發現新鮮未知的世界，從而你會思考這個世界能夠給你帶來什麼（況且這個世界無時無刻在變），以及你能夠給這個世界帶來什麼。通過這個過程，遇見那個更好的自己。
一位高中老師曾寫信給我：「當學生或家長計劃過於長遠的時候，問題便隨之而來。沒有人現在就知道所有的答案，如果你認為自己可以或試圖一步到位，這種心態本身就是個問題。曾經在我22歲時拯救我、讓我毅然放棄律師念頭的一則建議是：絕對不要為你的一輩子做好計劃，因為人的變化在兩三年內都是巨大的，而且時刻會產生新的想法；你真正可以做到的是，想好現在要做什麼。」
創建自己的生活並不就是成為一名藝術家、前衛的積極分子或創業者，而是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這條路可以是任何類型的。在紐約工業區布魯克林生活對於有些人來講，就相當於金融行業的人生活在投資銀行，都是同樣在逆境中競爭和生存。理工科的學生，出於職業的考慮，手腳被束縛，不選擇成為物理學家，而是在華爾街處理數據；不選擇成為地質學家，而是成了一名皮膚科醫生，這種現象在文科生身上也同樣存在。
一份職業可能對他人並不具有吸引力，但是只要你自己覺得有趣就足矣。從事父母所希望的事業並不是問題，前提是，只要這也是你自己的選擇。
創建自己的生活並不意味著你可以成就任何事情。在我們的教育過程中，我們一直被灌輸一個錯誤的理念，認為只要自己足夠努力，就可以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現實中有很多事是不可能的。就我而言，不論我處於什麼年齡段，多麼想要成為棒球手、搖滾樂明星或音樂會鋼琴演奏家，這些都是不可能的。人的天賦各有不同，再加上體能、個人魅力、外表、智力等與生俱來的特點，就決定了現實的差異。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快樂來自我們能夠發揮自己擅長的能力，也就是說，我們各自擁有某些特長，但只是某些。瞭解自我的重要一部分是瞭解自己具備什麼；違背自己的天性只能事倍功半。我們每個人都是含著一把金湯匙來到這個世界的。
創建自己的生活也並不意味著世界圍繞著自己轉動。沒有人可以魚與熊掌兼得！沒有絕對完美的工作，就如同我在路易斯克拉克工作的朋友所言，工作感覺起來總像是工作。每份工作都有一些繁雜瑣碎的環節；每個人都必須權衡取捨。有些人可能是獨行俠，比如作家；或者是在一個不健全的環境之下工作，如老師或者醫生；或者是沒日沒夜地苦幹，經營多年之後才能見到曙光，如企業家。
在工作的過程中，我們會經歷焦慮、挫敗、羞恥等等，甚至有些時候想放棄，重新做選擇。沒有人會保證你的未來是偉大的或能找到一份完美的工作，或能遇上自己的伯樂。喬治·艾略特「紛繁複雜的處境」在現實生活中以不同形式發生在每個人身上。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找到自己的「出路」，沒有人會因為自己風趣而能夠逃避現實。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更要爭取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的原因，因為我們可以為自己的理想或熱愛去忍受那些繁雜無聊的事情。當然我們可以妥協，但是妥協不是投降，我們要找到值得妥協的事情。
最後補充一句，創建自己的生活並非不思進取。你還是要努力工作，尤其是在起步階段。不同的是，當你所做的事情具有強大的使命感時，你會感受到無比的成就感。
做到這些容易嗎？當然不容易，而且一直不容易。生活是一場悲劇，你並不能擁有一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你會徘徊，你會犯錯誤，你會失去信心。在這段時間內，你必須要經得起來自同伴們、父母的朋友們以及陌生人的不解和嘲笑。有人會好奇你到底怎麼了，在高中時期不是很出色嗎？你甚至會經歷焦慮甚至抑鬱。像我的話，就不只一次經歷過這些。這些不愉快的體驗是生活的一部分，不管在大學期間還是大學之後，你最好能夠找到支持你的力量，就算只是幾位同情你的朋友也是有作用的。你要相信自己能夠克服困難，從逆境中走出來，創建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