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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大學的使命

「投資與回報」直截了當地概括了人們對大學教育的認知和態度。大家總是習慣於計算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量化關係,卻往往忽略了大學給予的回報應該是什麼。大學的回報是否僅僅只是金錢呢?言外之意,受高等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就業(即產出和回報)嗎?我們必須探究的最根本的問題是,上大學究竟為了什麼。

我們對高等教育現狀的激烈爭論不外乎以下幾個:不斷飆升的學費、嚴重膨脹的學生貸款以及令人擔憂的應屆畢業生就業市場。關於高等教育的未來,我們關注的是預算削減、遠程學習、大規模網絡公開課以及大學存在的形式等。若傾聽更高層面的討論,人們會聽到國家競爭力、21世紀勞動力、工程和科技的發展以及未來的繁榮前景等關鍵詞。在種種討論、對話和激辯中,我們妄自認為,鑄成幸福生活及健康社會,只需要經濟實力足矣。

金錢固然重要,它支撐著職業發展、生活保障和國民實力等,但問題是,需要我們關心的僅僅是金錢嗎?個人的生活不僅限於工作,而工作不僅限於收入;國家不僅限於它的財富,而教育也不僅限於培養職場能力。我們要千萬警惕企業家或政治家的蠱惑,作為一個人,你要相信自己不僅限於能為企業產出多少利潤或為國家貢獻多少GDP。追究大學的使命是什麼,無異於追尋生命的目的,即社會存在的意義以及人存在的意義。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學生根本聽不到這樣的聲音。眾說紛紜不絕於耳,學生則背道而馳。政策制定者,從大學校長開始,從上至下,都只在討論數學和科學。媒體工作者和行業權威人士(其中部分為人文科學背景,幾乎沒有來自醫護或工程背景的)不停地向年輕一代說教,要謹慎選擇專業及學習方向,不斷提醒學生萬萬不要掉入為了滿足好奇心而學習的陷阱。排名最高的「十大專業」往往是最具職場潛力的,而不是最有意思的。排名最高的「十大領域」往往由平均收入來決定,而不是對工作的滿意度來決定。在這些排名之外的學習範疇或者其他專業方向經常會遭遇一個典型提問:「你學了這個(專業)想(或能)幹什麼?」文理學院的教育已經落伍了,「英國文學專業」更是個謎團,它撲朔迷離,讓人看不清前路。

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實用主義的力量如此強大,無時不在,如同一名警察時刻準備要盤查任何不夠現實的學生。難道我們擔心,所有的學生都要爭先恐後地去上康德的哲學課或者彌爾頓的文學課嗎?

英國文學專業令人避而遠之,目前只吸引了3%的大學生;相對比之下,商科超過了所有藝術和文科總和的一半,吸引了21%的大學生;1971年,73%的入學新生認為「培養對生命意義的認識」是至關重要的或是非常重要的;同時37%的入學新生家庭條件相當富裕。發展到2011年,這兩組數據幾乎顛倒了,47%的學生高度認識到發現生命意義的重要性,80%新生家庭相當富裕;在過去的30年,我們幾乎一直在吶喊金錢創造快樂,並對爭取個人名望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難怪現在大學生對大學的認識就是職業發展的跳板。

誠然,每個人都需要有一份工作,但是每個人更需要懂得生活。既然我們從實用主義角度去計算上大學的回報是什麼,那麼我們為何不可以去計算為人父母的回報,與自己的密友共度時光的回報,享受音樂的回報以及閱讀書籍的回報呢?任何值得做的事情,是因為事情本身有意義。任何人要是告訴你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培養職業能力,那麼他已經把你貶低成一名高效的職員,一名容易動心的消費者,一個聽話的順民。之所以我們要去探究大學的目的是什麼,就是因為我們要保證自己至少還能夠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大學承擔的責任首先是教給學生如何思考。雖然這聽起來像陳詞濫調,但是它的實際意義要比我們的認知廣和深。思考並不是簡單地為某個領域服務(比如如何解決方程式或者如何分析文章),甚至不是獲取跨學科的工作能力,思考實質上是培養出思辨的習慣,並把這一習慣運用於實際生活中。簡單來講,學會思考就是以批判的眼光審視身邊任何事物,不自以為是,不妄下結論。

每當學習之前,我們先要「放空」。當來到大學時,你已經不是一張白紙。從你出生開始,你的所見所聞所想,包括現實故事、虛幻神話、固有認知、價值觀和神聖的言語等已形成了你的思維方式以及對世界的感知。引用阿蘭·布魯姆的話,「你的靈魂就是你生活的一面鏡子」。執教大學新生多年,我注意到,大一學生似乎總是能夠不假思索地在最短的時間內對我提出的任何事物給出自己的意見,不管他之前是否接觸過該話題。他們的大腦猶如一個容納著一系列固有思想的化學容器,一旦接觸到一個話題,個人的意見會迅速反應並從化學溶液裡以固態形式沉澱下來,給話題披上一層膜。我後來發現這種現象不僅限於18歲青年。

整個社會如同大混合體,充斥著廣告信息、政治宣言、對社會現狀肯定的新聞報道、流行文化的陳詞濫調、政黨社團以及階層的教化式理念、每日在社交媒體上互傳的無聊段子、父母善意的謊言以及朋友參與的社交活動,等等。我們無時無刻不浸泡在各種口號式和教導式的宣傳中,我們與事實真相漸行漸遠,也越來越缺乏自知之明,柏拉圖稱之為「doxa」(常識,即一己之見、單方感知或偏見)。

不論是保守派還是激進派,不論是在馬薩諸塞州(美國東北部)還是密西西比州(美國南部),不論是無神論者還是原教旨主義者,「常識」都是一視同仁地強大。真正的教育(即「博雅教育」)的首要責任是教會人類把自己從以訛傳訛所形成的常識中解救出來,先要認清它,其次質疑它,最後從新的角度思考它,而不是被「常識」這匹蒙著眼睛的野馬拉著跑。

在《教師》(Teacher)這本書裡,馬克·埃德蒙森這樣描述一位在他17歲時,把他從痛苦掙扎的命運中拯救出來的人物。這位老師的教學方式與蘇格拉底(即柏拉圖的老師)的方式如出一轍:他傾聽學生的意見,啟髮式地把問題映射回去,或者迫使學生清晰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學生必須先承認自己的觀點本質並為其辯護,在聚光燈之下以嚴謹的角度審視自己的觀點,從而每位學生都能夠剖析自己的想法,以批判式邏輯來檢查自己的思想,這樣學生才開始培養出自己的理智。整個過程就是讓學生在不熟悉、不舒適的環境中得到鍛煉,通過不斷提出疑問,而不是吸收老師的觀點,學會獨立思考。

為什麼大學如此重要?不少人輕視大學,認為它是個象牙塔,是一個「非真實的無菌世界」,但是它的「非真實性」恰恰是它的獨特優勢,即所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世外桃源。大學給每位學子提供了一次真正思考的機會:遠離社會,暫時擺脫來自家庭影響和職業規劃的束縛,站在遠處以純淨並批判的眼光審視整個世界。

哥倫比亞大學人文系教授安德魯·德爾班科(Andrew Delbanco)認為,大學4年是「一段珍貴的時光,學生不用為生計發愁,有機會真正思考並反思周邊的一切」。當然從高中開始,我們就走向成熟並開始學會思考,就如同馬克·埃德蒙森一樣,但是周邊的環境依然嚴重限制著你,如父母的監管以及在不同程度上被考試所牽制的教學。但大學不一樣:它是成年生活初期最自由的一個時間段,它是為迎接成年生活特別設計的喘息時間。大學所賦予的自由簡直是一種特權,不是嗎?絕對是。你怎麼可以輕易地拋棄呢?至少也要享受特權的一部分。為什麼不呢?真可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從理論上講,一個人是可以完全依賴自己學會如何思考的,但是這樣的成功率並不高,因此大學為我們提供了導師。他們可以幫助我們聞所未聞、觀所未觀,打開我們的耳朵、拓展我們的視角。自學成才之人往往有些古怪,有些愚鈍和自我封閉。教授最重要的作用是促使學生以最嚴謹的態度對待思考,鍛煉學生思維的精確度、耐心、責任心以及柔韌性。如同我的導師卡爾·克洛勃(Karl Kroeber)所說的那樣,教授將促使學生不僅檢查自己「最根深蒂固的一些理念」,而且也要反思「令自己最振奮人心的新發現」,不過其中大部分將會是錯誤的。我們生活中需要的是,有專業人士提醒我們到底哪裡出錯了。

大學所提供的另一個重要資源就是朝夕相處的同學。在課堂上,同學們對各種話題可以用嚴謹的態度相互質疑和辯論;在宿舍裡,同學們以最放鬆的心情促膝相談至深夜。前者是為了建立一種共識;後者是為了推翻共識。美國作家路易斯·拉帕姆(Lewis Laphamp)在回憶自己在耶魯大學經歷時這樣寫道:「我大部分的收穫來自坐落在小教堂路上唯一一家24小時營業的餐廳裡,我們天南地北地討論各種話題。在那裡,我們討論的話題五花八門,包括上帝、人類、存在主義等等。這些話題來自大學課程『英國文學10』或者『哲學116』的原出處選集。課堂如同一個沙盤,個人需要努力沙海拾珠。」

大學並非是學會思考的唯一機會,它既不是第一個機會,也不是最後一個機會,但它絕對是最好的一次機會。我敢確定的是,如果你在大學畢業時還沒學會真正的思考,那麼在畢業之後成功概率就更低了。大學的意義是幫助我們生活得更警覺,更有責任感,更有自由度並更加完整。如果大學4年完全就是為了就業而準備,那麼我們顯然荒廢了這段黃金時間。最近一次訪問布萊恩摩爾學院的時候,我有幸與幾位大四學生交流。其中一位向我提問:「畢業之後,我該如何把我在布萊恩摩爾學到的女權主義的理想運用到生活中?」我欣賞「理想」,但是我更喜歡她問題的第一部分(即如何去做)。真正的教育是讓學生帶著問題迎接社會,而不是給學生一份個人簡歷。

學會思考僅僅是個開端,具有最特殊意義的思考對象是你自己。從傳統角度來講,博雅教育是為了培養每個人在民主社會裡應該具有的公民能力和技能,從而能夠為公共利益服務。在博雅教育的課堂裡,學生參與辯論、有原則的反對、相互尊重的互動和交流。但是如果我們對博雅教育的理解僅限於這些功能,那麼我們對它的理解和欣賞是遠遠不夠的。為公共利益服務只是第一層面,該性質的教育更深一層的意義是為個人服務,而且是絕對服務於個人利益的。

哥倫比亞大學傳奇式教授愛德華·泰勒(Edward Tayler)在給大一新生上第一堂課的時候,總是強調,「每個人接受大學教育的目的就是自私的。你的使命就是要建立自我」。建立自我是每個人必須要為自己做的一件事,過程將充滿挑戰和困難。至於建立自我是否令他人受益,那並不是主題。

建立自我,乍一聽有些陌生。大衛·福斯特·華萊士發現,「我們已經灌輸給每個人(現在的年輕人)一個思想,自我是每個人都已經擁有的(無須建立)。」當我們是孩子的時候,我們並不是沒有自我,而是缺乏自我的內涵。浪漫派詩人濟慈形容我們的世界為「靈魂鑄造之谷」,但這個「谷」並不是傳統認知上的那種「苦海無邊」,它並不是一個為了拯救我們到新的世界而必須磨煉靈魂的深淵。「靈魂」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永恆的、不變的、與罪惡和道德相關的概念。濟慈所定義的「靈魂」指的是,在這個世界上的自己,一個由道德、理智、感知和情感所構成的完整的個體。之所以稱此世界為「靈魂鑄造之谷」,就是因為我們的經歷本身就是建立完整個體的坩堝。

雖然濟慈認為這個世界依舊充滿悲痛,但是他提醒我們,「難道你不覺得世界上的痛楚和困難對培養人的理智並鑄就靈魂是必要的嗎?」(「直升機式父母」和一心求穩的家庭需要聽清楚了)。在存在悲痛的同時,這個世界又充滿著歡樂、愛心以及其他情感。我們內心必須能夠感受這些情感,並同時用1000種方法來磨煉自己。當我們的內心有所感觸,在情感的基礎上反思,我們就獲得了智慧。與生俱來的思維,只有在經歷了反思、內視並建立起思想和內心的交流及理想與現實的橋樑,我們才成為一個獨特的、具有靈魂的個體。這就是如何建立自我的重要步驟。

那麼,大學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呢?完成「自我發現」僅僅依靠個人力量的難度過大,大學可以做的是,提供有效的工具幫助甚至迫使個人開始「靈魂鑄造」的生命工程。你所讀的書,聽到的理念,看到的藝術和創意作品,以及感受到的來自他人在「自我發現」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聲音會給你帶來壓力,這些都是一種煽動、干擾甚至侵犯。他們的作用是促使你質疑你之前所有的自我認知。

阿蘭·布魯姆認為,「博雅教育將質疑所有事物,因此它要求學生願意接受推翻先前所有認知的風險。只有這樣,真正的博雅教育才能徹底改變一個學生的生命」。這個過程既是煎熬的,又是令人振奮的,它並非「學術性質」,但是會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下發生,我們會覺得自己脫胎換骨,獲得了重生。作家路易斯·拉帕普引用一位老教授的話,「教育是一種自我療傷」。

我之前建議我們不能被動接受思想,現在我鼓勵我們為自己而想,畢竟這兩者是一回事。要改變對世界的看法注定要改變對生活的看法,或者反之,這兩者根本就是一體的。在我們還未足夠成熟、未有能力質疑我們被教導的理念之前,其中灌輸給我們的最有影響力的是那些告訴「我們是誰」的理念,有關我們的身份和價值觀。大學是我們應該開始為自己做決定的初始階段。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拉(Mark Lilla)更強烈地建議,我們必須考慮,「到底什麼是值得追求的」。不僅僅是思考自己到底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而且首先要明白自己已經是個什麼樣的人,不管其他人怎麼評論你,我們要做的就是要勇於發現新的理想和新的追求。兩個極具智慧的問題,等著我們回答:(1)什麼是優質的生活?(2)我該如何擁有那樣的生活?

事實上,我並不特別喜歡有些人把大學的目的規定為「建立一套有意義的生活哲學論」,這根本就不具有任何生命力。

首先,「建立一套哲學論」聽起來好像你在起草一個協約。其次,它是靜止的。你建立一套哲學論,然後就像一個隨身佩戴的盒子,終其一生相隨,以備不時之需。大學的經歷遠遠要比建立生活理論深刻得多,它觸及到一個人的靈魂最深處,而且無與倫比的變幻莫測。它不會因為從大學畢業或者在將來的任何時刻停止。作家拉帕普筆下形容的自我療傷的那個傷口永遠不會癒合,因為我們自身將永遠不會回歸到當初純淨的無意識狀態。每個人在大學期間真正需要培養的是反思的習慣,即擁有從變化中成長的能力。

雖然我並無宗教信仰,但是就生命追求這個話題而言,也只有引用宗教詞彙才能闡釋清楚,比如之前多次提到的「靈魂」,只有運用宗教詞彙才具有足夠的份量闡明我所關注的問題的嚴肅性和重要性。從這個角度理解,我們不妨把大學的經歷看作天路歷程,是去朝聖。雖然你並不知道你將來的信仰是什麼,但此次歷程將帶著我們發現真理,發現自我。

在這個過程中,你所接觸的思想就是你將被救贖的途徑和工具,你必須全心投入地參與,避免掉入他人哺餵給你的思想以及為你設計夢想的「二手生活」。我們普遍能夠接受,修道院是一處為我們提供尋找生命意義的空間,那麼大學也應該如此。我們降臨到這個世界,接觸的不僅僅是自然界,也有人類的文化世界,即我們的第二個自然界。如果我們最終能夠發現自我,那麼我們就如同得到了重生。試想一下,倘若一個人獲得了天下,但是失去了他的靈魂,那他到底有何收穫呢?

真正的教育,好比真正的宗教,哺育我們成為與眾不同的個體,在有必要的時候,可以全然不顧他人對你的評論。這種教育的目標當然要超越僅僅為國家貢獻GDP的工人或者有公眾意識的合格公民。自我意識是一個極其私密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裡,你能找到自己的力量、安全感、自主、創造力和快樂。

但是麥德林·列文醫生發現,在她眾多的青少年患者身上,自我空間是缺失的。著名作家D.H.勞倫斯(D.H.Lawrence)認為,人可以一直忙忙碌碌,不需要靈魂,只需要放大的自我和意志力,但是不乏內心空虛者。小說家E.M.福斯特(E.M.Forster)從人性上分析,這種人群根本不能表達與「我」相關的概念,比如「我想要」,因為「我想要」的前提是要明白「我是誰」,因此這些人只會說「要錢」「要豪宅」或「要哈佛」(最終跟「我」沒有關係)。

在《高等教育》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安德魯·海克和克勞迪婭·德雷福斯闡述,大學的使命是成就一個更有意思的你。這個使命的前提是,你認為成為「有意思的人」對你最重要,而且你認識到你將是陪伴自己終其一生的唯一人選。但是成為一個有意思的人並非由資歷堆積而成的自我實現,比如說同時修4個專業,時任大學報社編輯,參加合唱團,創建非營利組織,並學會烹飪異國他鄉的美食等等,這些都不能成就有意思的你,因為「意思」並不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也不是刻意去成就的。一個人之所以有意思,是因為他大量閱讀,習慣思考,放緩腳步,投入深度對話,並為自己創建了一個豐滿的內心世界。

若從全新的角度去詮釋,大學的使命就是把青少年轉變為成人。雖然學校並非必需品,但既然你已經在學校了,那麼不如認真完成這種改變。既來之則安之,大學的4年,也就是青少年向成年轉變最黃金的4年,倘若僅僅是為了職業做準備,而忽視了其他方面的培養,那簡直是荒謬至極。如果有人真的以此相加於你,那麼他已經對你進行了一次掠奪。如果你在大學畢業之際與你入學初期並無區別,你的信念、價值觀、願望以及人生目標依舊如故,那麼你全盤皆輸,必須重新開始。

加拿大小說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通過筆下人物感言:「我不如就獲得一次教育。這聽起來讓人感覺教育是物品,如同一件可以獲取的女士外衣。」顯而易見,這裡最大的問題,也是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是「你」,而不是教育。「教育並不能被獲取,反之,教育是在影響或改造你。」「教育是當你忘記了所學的一切之後所存活下來的那一部分。」雖然這是一種通俗的定義,但提出此觀點的哈佛大學前校長詹姆斯·B.柯南特的初衷是嚴肅的:我們在大學的大部分所學必然會慢慢淡忘,剩餘的部分其實就是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