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育的目的不可以僅僅停留在個體層面，至少我認為是如此。我們要教導學生有社會責任感，為此，有諸多耳熟能詳的口號，如「回報社會」，「從身邊做起」，「創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等等。在頂尖的高等學府裡，社會責任感與「領導力」被緊密地捆綁在一起。眾所周知，「哈佛是領導者的搖籃」，換言之，這已經是一種陳詞濫調。我的一位學生回憶，當年有一位斯坦福大學的招生官在她高中時訪問表示，他自己尋找的是具有「領導潛力」的學生。當然，頂尖學府都在尋找該類學生。
如今，要成為一名出色的學生，每位大學申請者都要以領導者自居，要把自己想像成未來社會的領導者。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在一次大學畢業典禮上宣稱：「我們的畢業生將成為社會的領導階層，並要改善這個世界。」聽起來，成為領導階層和改善世界兩者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內在的必然聯繫。事實上，頂級大學所倡導的領導力與社會進步的關係相當薄弱，與過去大學所提倡的社會進步更相去甚遠，更不用說與領導力的本意所存在的距離了。儘管如此，大學仍舊趨之若鶩。
講得更具體點兒，這些大學所提倡的領導力無非就是登上社會階層的塔尖，諸如成為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高端醫院的掌門人、參議員、CEO或者大學校長。其核心就是，只要掌權，不在乎你所選擇的領域。當你獲得了令人矚目的頭銜之後，那麼大學就可以大肆宣傳，以你為豪。每年接受哥倫比亞大學榮譽學位的人群裡，富有的捐贈者總在其中，比如某些公司的CEO。大學在介紹他們的時候，除了「商業領導者」，並沒有更多內容可言。領導力在這種語境下是缺乏內涵的、甚至是乏味的。
學生們耳濡目染，費盡心思在學校裡要成為一支球隊、一個俱樂部或者是學生會的「領頭羊」。甚至有些學生會創建一個全新的團體，並自立為「首」。事實上，你做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為自己爭取到頭銜，這樣才能為自己申請頂尖大學加分。你也希望自己成為一名領導者，難道不是嗎？
之前我聽過一個哈佛大學面試學生的小故事。面試官問學生：「哈佛是培養未來領導者的搖籃。你希望自己將來成為哪個領域的領導者？」學生答道：「我不知道。任何一種都可以。」對極了，這就是對整個教育系統「務實」現狀最好的詮釋。
如果說我們從《米德爾馬契》這本書中獲得了精神勇氣，那麼作家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則幫助我們看清了我們對領導能力的嚴重曲解（即爭取最高頭銜）以及背後的代價，同時這部傑作為電影《現代啟示錄》提供了原型。船長馬洛（馬丁·西恩扮演）在書中就是馬洛，上校科爾茨（馬龍·白蘭度扮演）在書中是科爾茨先生。
這本書出版於20世紀初，與越南戰爭沒有任何關聯，而是與早於越戰30多年的比利時剛果殖民地有關。馬洛是一位民用商船的船長，而非軍官，他被一家由比利時授權掌管剛果殖民地的公司派遣，沿著剛果河流逆流行駛，尋找一位神經失控的經理。電影裡的科爾茨上校就是那位經理。
小說圍繞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人種關係以及人性的黑暗展開，主題並不難於消化。這本書揭示的另外一層含義是官僚主義。書中的「公司」，（作者是用大寫字母C來強調的）具有等級分明、權力至上的制度，與任何其他官僚體系並無差異。環顧我們所處的社會，很容易找到書中現實版本的「公司」，如銀行，博物館，中小學或者大學，甚至是谷歌、美國國會或是布魯金研究所。這就是我們現今出色的學生將要賴以生存的環境。
船長馬洛沿著河流逆流而上。他首先到達了外站。科爾茨上校駐紮在內站。在這兩者之間是中站。故事的官僚主義也就在中站表現得淋漓盡致。船長馬洛如此來描述中站的負責人：
他的膚色、五官、舉止和聲音都很普通。他擁有一般的身高和體型，一雙平凡的藍色眼睛，卻給人感覺深邃的冷漠……除此之外，他的嘴角掛著一幅無法描述的表情，似笑非笑，好像隱藏著什麼，難以言喻……一副睥睨、輕蔑的臉。他自年少就開始在這裡工作，不過就是普通的生意人。眾人必須服從他，但是既不是出於尊重、愛戴也不是出於懼怕，確切地說，是出於一種不安。這種不安並非徹底的不信任，但是這種感覺具有相當的魔力，能夠控制他人。不論是在組織能力、自主性或秩序管理等方面，他既沒有動力學習，也沒有智慧，更沒有創造力，而是循規蹈矩、按部就班固守著原有的秩序。我們不得不問，他是憑什麼獲得職位的？誰知道！他嚴格保守著那份秘密，飛不進一隻蒼蠅。或許他內心根本就是空的，這不得不讓人重新思索。
描述該人物的幾個形容詞，普通、平凡、尋常，並不能給人留下印象。在我把這本書讀到第15遍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這種人物描述簡直就是我前任老闆的完美縮影，一位在官僚體系下順風順水、平步青雲坐穩位置的人。她臉上也掛著木訥的表情，但更像一隻大鯊魚。她擅長給他人製造不安，似乎我們做錯了什麼，但她卻三緘其口。
在生活中，當你在整個官僚體系中周旋時，你會遇見類似馬洛所碰到的中站負責人或像我前任老闆的人——無組織能力，無主動性，甚至無法建立秩序，不學無術，幾乎沒有屬於自己的特徵。她力所能及的僅僅是維持現狀。至於她是如何獲得職位的，如同馬洛所猜測，我們並不得而知。
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對官僚體制本身提出的質疑：能者為何經常被埋沒在大浪中，中庸之輩卻手握大權？歸其原因是因為，在這種體制下，上升的速度取決於個人在體制內周旋的嫻熟程度，而非專業背景的卓越。奉承上司，排斥下屬，積極出入雞尾酒社交活動，善於官場術，充分借助大師餘威狐假虎威，直到最後在背後插上一刀。廣交人脈的最好辦法就是隨波逐流、人云亦云，不必為原則承擔風險或者根本不需要原則。生活在某種體制下，你既不需要信奉該體制，也無須質疑它。你只需要成為他人希望看到的守業者，最終你將成為一名如作者康拉德筆下的那位負責人，那種內心空洞的人。
頂尖的高等學府秉承著培養未來領導者的使命。他們所引領的教育方向應該培養應有的素質。在大學校園裡，「領導者」是一個常見詞彙，馬克·埃德蒙森認為，「現在人們對領導者的定義，無非就是一位熱情的、樂觀的、與精英成功人士站在同一條戰線的人」。領導者往往是一群小大人，他們沒有能力挑戰那些真正手握大權的權威……如今當人們談及『領導者』時，是實實在在的『追隨者』，像是一群寄生在鯊魚身上的小魚。
一位在耶魯工作的助教描述，自己遇見的學生是一些「自命不凡的天之驕子」。當我在一次演說中引用了該表達方式時，學生提出，「如果大學沒有這些自命不凡的學生來支撐財政，學校又怎能去培養其他學生成為將來的領導者呢？」但是問題是，這些學生就是未來的領導者，而不僅僅是有經濟實力的校友後代。其後，當我的演說稿在網絡上流傳的時候，有學生回信告訴我，「自命不凡的天之驕子」的表達方式非常貼切地描述了他們這群人。
對於美國精英來講，領導能力曾經一度有過深層的意義。新英格蘭老牌的大學預科中學，以及處於黃金時代的常春籐盟校，一心致力於培養學生的人性與品質。在那個時代，它們培養出像羅斯福總統一樣的領導者。在當時，領導能力意味著責任、榮譽、勇氣、剛毅、親和力和無私精神。這些品質就是當時貴族價值觀的體現，雖然我們還得謹慎對待伴隨著貴族價值觀的貴族心態，但我們如今已經高度接受這些態度，它們還是值得讚美的。
對於上流家庭而言，領導力具有實際的內涵：他人利益先於自己，為理想奮鬥，為整個體系的健康發展而盡責，以公共利益作為行為的基本出發點（而不僅僅是在畢業典禮上的吶喊）。整個國家托付於這些人，而他們要做的是使國家進步。那麼是否有些人並沒有達到預期目標？當然有人沒有達到，但是這種領導者的標準依舊存在，其他是次要的。
我懷疑，現今的頂尖大學的掌舵人是否思考過「領導力」應該被賦予更高更廣的意義。即使他們思考過，但如何去落實又是一個大問號。談及「個人品質」，我們所能聯想到的是考試作弊或約會強暴等事件。這個詞似乎已經演變成僅僅是「不做壞事」的意思。高校系統作為整體在無時無刻地影響並培養學生的品質，而頂尖高校作為整個系統的領頭羊，卻既不關注也不討論這些學生品質的培養和發展。
與其致力於培養領導者，不如致力於培養優秀的公民和思想家。思想家是一群敢於質疑權威，而不是一心追求成為權威的人士，畢竟這裡是大學。事實上，最好的領導者就是思想家。思想家指的並非學術界的學者，而是能夠以批判的視角來審視自己所處的組織和社會的人士，他們能夠把批判落實到實處。思想家具有叛逆思維：不只是解答問題，還提出新的問題；不只是完成任務，還思考任何一件事情的價值所在；不只是勇於衝鋒陷陣，更重要的是為公司、行業乃至整個國家制訂新的戰略方向。擁有領導力不亞於重建自己，最核心的元素是勇氣和想像力。最核心的任務是，籌建一個有能力與這個社會現狀對抗的個體。
做一位逆襲者需要強大的意志力，作為獨立思考者和領導者同樣需要強大的意志力。但是如今，我們的下一代在一片喝彩聲中長大，並吸收著各種社交技巧。我們鼓勵他們學會團隊合作，我們教育他們要開朗、靈活、合群，強調追求集體共識或個人妥協。我們似乎過度關注團體的和諧與一致性，有意迴避容易引發我們內心以及彼此之間痛楚的事由，極力反對任何冒犯行為、排他行為、衝突以及諸多作為人類應該經歷的現實。最終，我們的下一代成了一群沒有稜角的新生兒，毫無鬥志可言。
我們自己必須要警醒：僅僅抵抗傳統是不夠的，你還必須要抵制那些宣揚這些思想的人，他們很有可能就是你身邊的人——父母、老師、同伴和朋友。總之，就是你自己所在的團體，不論你的團體是如何定義的：擁有共同身份的團體、所在的黨派或你的教派。如果你是一位環保人士，那麼抵制的對象就是其他環保人士；如果你是一位自由主義者，那麼你的對象就是其他自由主義者。與自己的團體共事不代表在思想上隨波逐流。
在任何生活或者工作環境下，總是有些你不該問的問題。作為領袖，作為思想家，我們的職責就是要找出並揭示這些棘手的問題。當你向存在已久的共識，特別是大家早已習以為常的生活現狀提出質疑和挑戰時，你將招致眾人的厭惡。因為你的行為迫使所有人一同質疑，但是他們很有可能一直以來花了大力氣來掩蓋自己的疑慮。你的這種行為的確需要很大的勇氣。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安德魯·德爾班科談道，「異議者的衝動實乃對他人說『不』的勇氣」。這種勇氣是美國文化的一種力量，但是在現在的年輕人身上，尤其是在頂尖高校裡的年輕人身上卻蕩然無存。現在的學生不再要求自己為社會的根本進步負責，而這在過去是普世價值的一部分。我指的「現在」始於40多年前，幾乎接近我開始上大學的時間。眾人皆知，美國20世紀60年代風行的理想主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遺留產物，但是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導致理想主義的消亡。在過去的幾十年，包括克林頓在任期間的繁榮時光，為什麼社會文化並未發生任何改變？
在1985年，即裡根總統時代經濟復甦的最高峰，我參與了在哥倫比亞大學校園裡舉行的反對南非種族歧視的遊行。當時極具個人魅力的學生領袖呼籲大家積極參加活動，鼓勵並安慰其他學生，「我們還是可以取得B等成績的！」言外之意是，我們還是有時間為期末考試做準備的。即使最後的成績並不完美，但足矣。換成今天，學生領袖可能會說：「我們還是可以取得A-成績的。」
到了1987年，阿蘭·布魯姆描述，大學生不僅僅缺乏「對現狀的批判式的不滿」，而且根本不清楚現狀之外有何其他選擇。「學生身上看不到任何一種渴望的理想、浪漫的情懷或者其他特質，看不到任何促使年輕人不滿足於資產階級社會或者任何社會的現狀的動力。」
布魯姆的此番言語並不是出於對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懷念。他非常清楚，年輕人對社會的反抗或異議並非從20世紀60年代才開始，而是伴隨著人類現代化而發生的，比如19世紀初的歐洲浪漫時代或者是美國和法國革命。在18世紀和19世紀，質疑一切，重新審視整個世界並重建世界，就是年輕人的職責和特權。因此我們在那段時期經歷了偉大的變革，權利運動則是變革的最後章節。我們應該看得明白，美國的20世紀60年代盛行的理想主義社會氣氛並不具有任何意外性，相反，我們這一代才是歷史的例外。
我時常回憶起幾位在波莫納學院讀書的學生向我講述的故事，他們在大學為了獲取幸福感而頗感壓力（波莫納學院被第三方機構評為最快樂的大學之一）。一個致力於剷除不快樂或者任何不滿的體系實際上就是反烏托邦。每個人生活中必然有不愉快之事，尤其是年輕人的生活，而且不快的經歷是任何個人、機構乃至社會轉型進步的基石。只有當你的內心或者靈魂感受到現在的自我和追求的自我之間的差距時，變化才會隨之產生。
為什麼在頂尖高校就讀的學生與自己所處的系統如此親密？那是因為他們在這個系統裡如魚得水。大衛·布魯克斯在他於2001年發表的一篇著名論文《組織頑童》（The Organization Kid）中談道：「精英學生泰然自若地接受了現有的已然成型的制度。」雖然他們在青春年少時往往帶著一份衝動，但是這些學生的青春不足以撼動他們全然接受現有體制的那份心安理得。
為了回應我在大學校園演講中所提及的種種批評，反對聲音會以一些為爭取社會進步的非營利和營利機構作為佐證，比如「為美國而教」、Facebook、佔領華爾街運動等等。這些都體現了這代人為爭取社會進步而付出的努力。我首先來回答一個終極問題：我們是否進步了？比起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確實進步了，暫且不管是否因為「9·11」事件、大氣變化、金融危機、網絡時代還是其他因素。千禧年新人相較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嬰兒潮之後任何年代的人群都更有社會參與感，更有能量，實實在在地促進了社會進步。
當然，事情並非如此簡單。當有人提出「你怎麼看待Facebook呢？」他的意思是，Facebook不就是一個現在的年輕人，特別是就讀精英大學的學生為改變世界而做出貢獻的有力證據嗎？這樣的問題暴露了人們對社會進步在認知上的誤解，Facebook僅僅是一個工具，類似的其他例子表達的是一種社會變革的表象。至於這個工具是否為社會的進步或者退步做出貢獻，將一直有待定奪。新科技在民主運動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當然西方的媒體也可能誇大了其作用），但是新技術也在為政府以及公司監視並控制百姓起到了越來越大的作用。工具所帶來的價值是中性的與雙面的。科技公司，如Facebook、蘋果、谷歌等公司在我們移動終端上所引發的變化，也許是很多人夢寐已久的變化，但是它們並不能改變社會架構，也不見得就是在朝著正面的方向發展。
試問新一代中，到底有多少人考慮過投身改變社會的架構；就算思考過，又有多少人願意去行動呢？任何理想、理念、遠大抱負不過是20世紀的掙扎。我們現在鼓勵新人「在現有的體系下努力工作」，鼓勵新人確定問題並想辦法解決。這種科技主義至上的思路正在統領著現代高等教育，其所缺失的正是整體大局觀的教育，缺失的是對社會最根本存在的審視。我們所生存的世界，如同一份試卷，由很多個獨立的問題組成。我們要做的是各個擊破：更清潔的能源技術，更便捷的飲水方式，更高等的學校（取得優秀成績，完成服務項目，創建幾個俱樂部）。
能做到這些的確令人敬佩，也可能具有極高的社會價值，但是這些是否足矣？我們接受現有的體系並為其工作，但是如果系統本身就是個問題，那該怎麼辦呢？如果社會公平問題得不到解決，我們真能解決學校問題嗎？如果我們不進行全球貿易改革，我們真的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脫離貧困嗎？我們是否可以通過改變消費者行為來影響全球氣候變化，但是消費者真的是環境危機的源頭嗎？面臨這些問題，我們對未來的世界是否有自己的憧憬？未來的版本是否要比現在好一點點？我們面對現實中的種種問題，我們所尋找到的答案又體現了什麼樣的價值觀？
你可以對各種理念和觀點的討論置之不理，但是你不得不面對這些討論背後的問題。問題關鍵是，你是否知道自己做事的理念和原則是什麼？如果不清楚，那麼你很有可能隨波逐流，接受最時髦的事物，並且不知道你的言行正在受其影響、被其浸染。
DIY的社會企業家精神盛行當代，但我們發現，人們普通抱著一種遠離紛擾的大環境的心態，比如遠離政治舞台，千禧年一代尤為如此。一位斯坦福大學教授幾年前為自己的學生提供了兩類實習機會：一家是位於灣區東部的致力於環保的非營利性機構；另外一家是加州眾議院主席的辦公室。你要知道，這個辦公室可是直接影響加州的整體經濟（加州是世界上第十二大經濟體）。但是現實是，前者吸引了300多名申請者，後者只吸引到了3名。
雖然我們或許會說，每個人都需要腳踏實地從小事做起，但是倘若掌權者是不上心的政治家，那麼我們所做的小事將永遠微不足道。比如說，我們可以創建一家有機食品的農場，但是我們卻不能阻止國會投票宣佈比薩餅的調味醬代替蔬菜。當地小規模的社會變化是有價值的，但是面對強大的、有組織的財富轟炸，如政治說客、億萬富翁俱樂部等，創業型的改變就顯得微不足道了。我們也許對政治不感興趣，但是政治偏偏樂於影響每個人的生活。遠離政治並不能消除政治無所不在的影響力。
具有創新的社會企業家精神存在已久，並非千禧年的獨特產物。我們不妨回顧一下過去20多年的種種變化，尤其觀察一下與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的兩個領域：科技和食品。智能手機、iPad、農產品直銷市場、可持續性發展的農業模式等，都是不錯的進步，不是嗎？當然，前提是你有相匹配的消費能力。相比之下，我們來認真研究其他兩個領域的變化：政治和經濟。伊拉克戰爭、公民團結運動、金融危機、日益加大且越陷越深的社會不平等問題。我們似乎更願意避而不談政治或經濟。前後兩者對比之下，「創意性」人群在忙著開發各種「玩具」，但是整個世界正陷入更深的深淵。這可不是一件好事！
盛行的小規模科技創業型模式並非是某種哲理的詮釋，更像是對某種生活方式的追求。誰不喜歡擁有自主權？誰不喜歡居住在宜居的地方？誰不願意自己取得巨大成功？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改變社會，那麼這些很有可能就是你要放棄的。
政治是一場醜陋的、漫長的戰爭。參與這場戰爭的絕大多數人都處於第一線。有不少頂尖大學畢業生深入首府華盛頓參與政策制定工作，但是極少數真正競選從政。一位正在一個小型的中西部城市當市長的名校畢業生告訴我，「從政就意味著居住在不毛之地，從基層開始一步一步向上爬」。
「服務他人」的精神似乎也有類似的問題。為何我們會捨近求遠地傾向於到危地馬拉共和國這樣的地方參與拯救自然和動物或者紀實的工作，而不是去密爾沃基市或者阿拉斯加呢？難道是因為去幫助他國的窮人比自己國家的更有意義嗎？當然有學生選擇在美國國內做服務工作，但是為何很大數量會選擇新奧爾良這所城市呢？
思考之餘，我們就會發現，所謂的服務到最後並不是為他人服務，而是服務於自己，為的是給自己的個人簡歷加分。「做好事就有好發展」一直以來都是指導精神。我們是否能接受純粹的「做好事」呢？這樣的目標不夠有吸引力嗎？「服務他人」與「領導力」如同孿生兄弟，各自的存在是因為有對方。布朗大學的一位教授朋友告訴我，年輕人有拯救世界的意願，但是這些行為背後的認知往往是，通過某些過程最終為自己爭得最高的社會地位或者權利。
「服務他人」這個概念存在問題，或者說這個概念在當今社會的解讀存在嚴重問題。這個詞在《聖經》中得到很好的體現。《聖經》告誡以色列的子民要服務上帝，而不是法老。耶穌告訴羅馬子民要服務上帝，而非愷撒大帝。「上帝」是我們「服務他人」的對象，因此我們應該心懷謙卑，而非覺得屈尊。
現實卻並非如此。我們以慈善的態度喊「回報社會、回報他人」，該類語言在潛意識中強調的是一種債務人的角色，強調一種權利的自我降低和屈尊，反映了社會地位階層的差異以及社會關係，實為經濟交易的本質。這種「服務他人」的態度把服務者和被服務者對立起來：我們vs他們；富人vs窮人；白人vs黑人vs其他人種。位高權重者雙肩應該承擔著巨大的社會責任感，但是，當下這種服務態度丟失了根本的社會責任感。現在的服務工程，是一群中產階級「救世主」，他們帶著一身美德，以自我陶醉的心情降臨到窮苦的、無助的人群中。「服務他人」與「領導力」實際上是自我擴張本質的兩種表現形式。
如果追求慈善存在諸多問題，那麼我們該追求什麼呢？公正。對他人的不幸表示擔憂是慈善，我們應該要為他人的處境感到憤怒。捐贈自己財富的5%是慈善，我們應該致力於100%改善他人的困境。作家塔米·吉姆（Tammy Kim）反對「膚淺的義工服務的形式主義」或者治標不治本的社會暴力處理方式。我們要做的是，團結一致為共同的目標一起努力。這也難怪學生更傾向於選擇到危地馬拉共和國而不是密爾沃基市參加服務項目。面對社會不公正現象，我們更容易接受，它是發生在他國。倘若是自己國家的問題，那麼這可能意味著你自己也難脫其咎，正所謂「匹夫有責」！
有人會以「為美國而教」或者佔領華爾街運動等例子來反駁上述觀點。請問你參與了任何一項嗎？是否因為有了這些，我們的社會、千禧年的新一代或者常春盟校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呢？雖然「為美國而教」是由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生於1991年創辦的，但是這個組織並不能因此為我們，甚至不能為普林斯頓大學開脫其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事實上，「為美國而教」已經演變成中產階級以「救世主」形象為個人簡歷加分的服務活動。佔領華爾街運動在知名的高校裡顯得力不從心，很大原因是名校學生代表了社會天平佔優勢的一邊，他們更相信要在現有的體制裡取得成功。
總而言之，在大學裡參與的某些服務項目或者在重要節假日做的事情，如馬丁·路德·金節日所做的慈善，並不能體現個體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至於他人領導的活動，與你根本就沒有任何關係。
我需要澄清，我並非建議學生們應該上街示威遊行或者效仿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運動。改善世界是我們的共同目標，但是每個人或每一代人都需要尋找符合自己的道路。
我所建議的第一件事是，大學應該教會年輕人學會思考。批評家雷納爾·崔林（Lionel Trilling）引用了他同事一篇文章的標題——《做一位聰明人是道德和責任》。這裡強調的並非是要求每個人擁有高智商，並非強調天資，而是需要學生學會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並以誠信和倫理的方法實現。我們不需要頂級的學生，只需要擁有質疑能力的學生。「質疑」的原意是「去審察」，因此質疑者就是會審視的人。倘若一個人真的如願以償地坐上了首席的位子，但沒有質疑的能力或習慣，他雖然頭頂領導頭銜，也不過就是一位平凡的附庸機會主義者。這樣有什麼意義呢？
當我討論喬治·艾略特對生活的反抗，討論她堅信愛情的意義遠超婚姻的法律意義，也許你會不以為然，因為她對愛情的信念幾乎已經是社會共識。但是我們是否考慮過，這個共識是如何形成的呢？就是因為喬治·艾略特以及與之相類似的人存在。
人類科技的進步，像愛迪生或者喬布斯，帶動了技術的革新，是技術領域的英雄；與此同時，社會文化的進步，在《米德爾馬契》一書中，我們找到了相應的英雄，「之所以你我能夠享受生活的穩定，有一半的功勞歸結於那些不為人知、踏踏實實為了自己的理想而生活的先輩」。我們現在之所以比之前更自由，更快樂（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因為我們的先輩，如同喬治·艾略特一樣，依賴個人的巨大想像力和勇氣，承擔了種種風險，促進了社會的進步。這可能是通過公開的集體式運動（比如民權運動），需要的是超時代的想像力，構思出與現狀不同甚至有衝突的未來；這也需要勇氣，願意用行動說話。這也可能是通過個人行為，潤物細無聲地滲透到社會的血液中並改變了它的性質。
哲學家愛默生呼籲，我們每個人都必須發動個人革命，把自己從現世的意識形態中解救出來。獨立、革命、強權和自由構築了美國國家歷史，愛默生建議個人的生活應該效仿這些品質。美國的革命對知識界影響深遠，推翻了原有的思維模式，建立起全新的世界觀。美國的國父是一群知識分子、思想家和博學者。富蘭克林、約翰·亞當、托馬斯·潘恩、傑弗遜和麥迪遜等先驅幾乎以生命、財富、榮譽為代價，用真相挑戰權力。在美國國家的基因中，獨立、客觀、分歧和異議是核心元素。
我們的國家不完美，但一直在走向完美的路上，一直在朝著構建完美的美國的目標而前進。由此可見，大學教育的意義的確遠超個人教育。如果你就是大學本意要培養的那種領導者，那麼至少你就應該具備質疑的能力，並且首先應該質疑你自己所接受的大學教育。忙於完善個人簡歷，不如先開始完善我們的思想。獨善其身，兼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