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會中槍」綜合征
肯尼斯·阿羅是現代經濟學領域普遍公認的鼻祖之一。曾有10年的時間，我和他共同主持了耶路撒冷經濟學暑期班，該暑期班每年招收來自世界各地的前沿研究學者和博士生。因此，我有幸藉機同他多次深入長談，話題多為決策的哲學。在一次交談中，他講述了他從統計學家和運籌學者梅裡爾·M.弗勒德的演講中聽來的一則故事。
在美國與日本打持久戰期間，弗勒德研究組的任務是為打破僵局提供解決方案。美軍在戰略上非常重視太平洋塞班島的攻克，塞班島距東京有2000英里，當時為日軍佔領。該島對美國有著重大的戰略意義，因為這裡可以建成加油基地，供襲擊日本本土目標的轟炸機在中途進行補給。直接攻佔該島的方法是，先由精銳的空軍中隊按計劃對該島駐紮在壕溝內的日軍進行大規模空中轟炸，再由海軍入侵部隊登陸完成佔領。
作戰規劃師估算空中轟炸需要大量軍火才能達成目標，而投擲大量的炸藥又需要每名飛行員執行多次轟炸任務，從離島很遠的飛機場多次往返。飛行員每次執行突擊任務都要冒極大風險，暴露在高射炮手和日本殲擊機的射程內。此外，一架飛機裝的炸彈越多，每次突擊的效率就越高。但多裝炸彈也會增加飛行員的風險，炸彈自身的重量加上往返目的地所需的燃料重量會制約飛機在敵軍火力中的操控性。
與弗勒德小組合作的陸軍航空隊幕僚計算出了單架飛機所承受重量與飛行員所處風險之間的準確關係，弗勒德小組的任務是用數學公式計算出對敵軍投擲所需炮火並將預計飛行員犧牲人數降到最低的最優方法。主要的難題在於是執行多次低風險突擊還是少量高風險突擊。
經過數日的集思廣益，小組得出結論，確實有一種最優解，既能將預計飛行員犧牲總人數降到最低，又能完成作戰任務的目標。研究該問題的所有研究員一致同意這一建議方案，內容如下：參與該任務的所有飛行員進行一次抽籤，其中1/4會被選中。每名中籤的飛行員則須執行唯一一次轟炸任務，其飛機要盡量多裝炸彈。由於每架飛機的炸彈負荷達到了上限，整個任務只需1/4的飛行員即可完成，另3/4在這次轟炸任務中則不負擔任何職責。然而，為使載有大量炸彈的飛機能夠順利起飛，執行本次任務的每架飛機所裝載的燃料量僅夠單程飛往轟炸目標。
換言之，按照這一建議方案，1/4的中籤飛行員將有去無回，因為飛越敵區卻沒有足夠的燃料返回基地，這本身就是自殺性任務。相反，另外3/4的飛行員則毫無犧牲之虞，因為他們根本沒有飛行任務。
實際上，計算結果表明，這一方案對飛行中隊造成的總風險最低。通過抽籤選出必死無疑的人，意味著每名飛行員有75%的生還概率。而在研究員所研究的其他任何建議方案中，每名飛行員的預計個人生還率均遠低於此。
然而，飛行員卻一致堅決地反對這一方案，他們寧願將炸彈在他們中間進行平均分配，執行多次飛行突擊任務，面對敵軍火力一試身手，而不願交由抽籤來決定誰生誰死。所幸，海軍陸戰隊攻佔了距東京僅600公里的硫磺島，燃料與炸彈之間的取捨喪失了重要性，所有討論才宣告終止。
我向學生講述這則故事時，他們的反應多是聲稱研究小組的建議方案因不公平而有違道德。但他們錯了，這一方案確實以非常公平的方式完成了在預期情況下最大限度挽救生命的規定目標，因為每名飛行員在抽籤中被選中執行自殺性任務的概率均相等。實際上，飛行員所青睞的方案反而有失公允，因為這一方案並未讓每名飛行員享有同等的生還概率：技術較差的飛行員或在轟炸前一晚不幸失眠的飛行員所承擔的風險要高於其他飛行員。
對於飛行員拒絕接受研究者方案的做法，我所傾向的一種解釋與心理學和經濟學文獻經常研究的一個現象——自負——有關。多數人時常自欺欺人地以為自己有著不切實際的出眾能力，這便是著名的「我不會中槍」綜合征。我們每次聽說別人失敗，都常會見到這種現象。如果你沒有發現自己有這種表現，請和一組朋友或同事進行以下這個簡單的實驗。
選擇一種組內成員水平參差不齊的技能，如駕駛或烹飪。問他們如何評價自己的能力：你認為組內多數人該項技能的水平是優於你，還是遜於你？如有可能，對不止一項技能提出該問題。
集齊答案後，你或許會驚訝地發現，絕大多數乃至所有回答者都聲稱自己的能力在組內處於上游（意即所有人都相信自己要優於組內多數人）。在此情況下，肯定有部分組員表現出了自負傾向，因為理論上不可能出現組內絕大多數人都處於上游的情況。
故事中的飛行員顯然也有自負表現。每名飛行員都認為自己的個人飛行技術遠優於中隊內的其他人，面對敵軍的生還概率要大於75%。儘管根據專家計算，飛行員的操控會因所裝載的炸彈淨重而嚴重受限，因而每次突擊的成敗幾乎完全聽天由命，並不取決於技術水平，但每名飛行員仍然憑直覺認為「我不會中槍」。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寧願選擇命運由自己掌控的錯覺，也不願將命運交由完全不受其左右的抽籤結果決定。
假如採取飛行員所青睞的方式執行轟炸任務，派所有人出動抗敵，我相信他們對自身技能的高估程度和專家的先見之明都會表露無遺。對所有參與者來說，所幸的是，找到美國轟炸機進攻日本途中進行燃料補給的替代方案後，這項任務在列入日程僅幾個小時前遭到了取消。
2000年，加州大學的研究員特裡·奧登和布拉德·巴伯對自負及其影響進行了一項有趣的研究。研究者研究了股市投資者在為期數年間的行為，重點是類似拋售A股股票並用收益以等價買進B股股票的行為。投資者唯有在預計B股漲勢要大於A股的情況下，進行此類交易才算理性。實際上，奧登和巴伯的數據表明，此類交易平均每次帶來3%的損失。換言之，投資者買進賣出，手中的投資組合不僅不會獲得平均利潤，實際上還會產生損失。算上交易費等管理費用，累計損失還要更高。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自負導致交易量較高，由此形成的股票組合盈利表現卻較差（因此，「交易有損財富」[1]）。因此，許多投資顧問推薦投資與指數掛鉤的基金[2]，而非單只股票，同時不聘用容易對自己預測股市價格未來走勢的能力產生自負情緒的投資經理。
幾年前，五名職業投資經理參加了一份以色列報紙舉辦的投資競賽，每名投資者均獲得一大筆虛擬貨幣，可在為期六個月的時間裡用於交易。除五名人類投資者之外，還有第六名選手參賽，即該報所謂的「猴子」。猴子實際上是一項計算機程序，在比賽剛開始的時候隨機選擇投資股票，而其隨機形成的股票組合隨後在整個比賽期間保持固定不變。
半年過後，將所有選手的股票組合收益由高到低進行排序，猴子位居第二，其收益高於四名人類職業投資經理。對於自視為股市專家、以選擇投資組合為職業而賺取高薪的人來說，這無疑是令人難堪的結果。猴子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由於其有所不為——沒有頻繁買進賣出股票。
自負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後天習得的。在叵測的情境中做決定時，我們需要預估每種可能後果的概率。例如，對股票升值或貶值概率的預估會影響我們是否買入股票的決定。我們對明天下雨概率的預估會影響我們是否帶傘的決定，而發生大地震的風險會影響是否購買地震險的決定。
我們一生中會得到很多提示，可以此修正對某些事件發生概率的預測。通過將過往情況考慮在內，修正後的概率會增強或減弱我們相信這些事件會發生的堅定程度。例如，假設隔壁房間有兩個小罈子，各裝有100枚錢幣。第一個罈子裡混裝有50枚金幣和50枚銅幣，而另一個罈子裝有75枚金幣和25枚銅幣。假如另一個房間的人通過擲硬幣隨機選擇其中一個罈子給你，並問你拿到較好罈子（有75枚金幣的罈子）的概率是多少，你多半會給出50%這一正確答案。
然而，假設你可以對隨機拿到的罈子進行取樣，拿一枚硬幣出來，查看一下，再放回去。如果你拿出來的是金幣，你還會堅持預測你有50%的概率拿到了較好的罈子嗎？當然不會。你得到了表明這是較好罈子的提示（但僅僅是提示，而非證據），你會相應地修改你的看法。
貝葉斯公式（以18世紀的數學家托馬斯·貝葉斯命名）是用以在得到新信息後重新計算此類概率的精確數學公式。在此例中，貝葉斯公式得出，隨機抽取一枚硬幣且經查看為金幣後，你得到較好罈子的概率則上升至60%。假如你再隨機抽取一枚硬幣放回，發現也是金幣，這會再次修正概率，提高預估值。但每次抽出銅幣則是不良提示，會降低你得到較好罈子的估算概率。只要罈子中的硬幣混合均勻，進行充分取樣，估算概率會接近100%或0。兩種情況下，你均會十分接近於確定面前是哪個罈子。
至此，讀者或許會問這一切和自信有何關係。關係如下：我們永遠不可能確切地知道自己的某項技能是優於還是遜於平均水平。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對自身能力的認識類似於我們對抽取硬幣的罈子是哪個所形成的認識。我們確實能得到有關自身能力的日常提示，這些提示與上例中的硬幣抽樣相似。例如，我們每次做飯，都能看到有關烹飪水平高低的提示。如果今早給配偶準備的炒雞蛋炒煳了，我們便得到了負面提示（類似於從罈子裡抽到了一枚銅幣），並且應相應地降低自認烹飪水平優於常人的概率估算值。如果我們自己下廚做了許多道菜請客，客人一滴不剩地吃光了盤子裡的菜，我們便得到了正面提示（類似於抽到一枚金幣）。我們拍照、選擇優質金融投資項目或廣結人緣的能力也是同理——對於生活中的每項技能，我們都會利用所得到的提示評價自身的水平，每個提示都會讓我們修正自己優於或遜於常人的概率值。當然，日常生活中一般不會嚴格地使用貝葉斯公式，我們使用的是記憶和直覺，每次提示都會留存在腦海中的記憶裡，一點一滴地改變著我們的看法。在很多情況下，這種直覺式的修正非常接近於貝葉斯公式對我們應採取行為所得出的結果。
讀到這裡，你一定會問自己：那麼有什麼不對？為什麼你要指責我們太過自負？答案是，只有在評估他人的時候，我們才能相當準確地修正看法。而在評估自己的時候，我們會完全不自覺地篡改公式、偏袒自己。貝葉斯公式要求對正面和負面的提示予以同等重視，但我們的認知和情感系統卻背道而馳。再次以烹飪水平的自我評估為例，我們多數人對於烹飪會重成功而輕失敗，看重自己做菜最成功的幾次，卻忘了炒煳的幾次。
對此現象，尤里·格尼茨、繆裡爾·尼德爾和阿爾多·拉切奇尼通過一項令人信服的實驗室實驗合著了一篇論文。在實驗中，學生須解答相對簡單的謎題，同時在兩題間歇期間重新評估自己的解題能力。這些學生有系統地重成功而輕失敗，因此他們往往高估自己的答題水平。在實驗中，除了對自己的能力進行評估，學生還要對自己成功解答下一題的概率進行下注。由於自負傾向，其下注結果平均下來是虧錢的。
直到最近，研究者才開始揭示我們高估自己的原因，但有理由假定我們的情感對這一現象的形成起了尤其活躍的作用。我們對成敗的反應主要為情感反應，伴之以愉悅感或失望感。而影響情感反應的因素或許就有我們對一生所見提示的記憶力，我們的記憶是選擇性的，重視生活中的正面事件，而忽視負面記憶。
吸取前車之鑒無疑是保障生存的一個重要因素。假如史前人類在狩獵中不能吸取失敗教訓，三番五次地到同一塊林中空地，卻每次都看到跟蹤的獵物從眼前溜回到林子裡，試想一下情況會如何。儘管如此，為何進化未能讓我們擁有有效瞭解自我價值的能力，讓我們免於自負的困擾？
答案是，儘管會造成一定損害，我們的自負傾向卻也有其優勢，實際上，是幾大重要優勢。首先，自信的作用類似孔雀的尾屏，可以在多種社交場合中提升我們的「市場價值」，其中包括從進化論角度而言最重要的交際——與繁殖有關的交際。
在資源和領地的競爭中，自負也能為個人帶來優勢，因為自信的表現可以威嚇敵人。正如在均衡狀態中，個人的情感狀態只有發自內心才能有效地影響他人，裝腔作勢的自信也不如油然而生的自信有效。你若想讓別人相信你能力超群，最好自己也要對此篤信不移。
自負的第三個優勢是自負可以促進樂觀情緒的形成，甚至有點過度樂觀。樂觀促進行動，行動有益生存，因此樂觀也有益生存。再次假設有兩名史前獵人，一個有點樂觀，一個有點悲觀。樂觀的獵人一早醒來便迫不及待地抓起狩獵裝備，相信今天他一定能刺中草原上跑得最快的水牛。相反，悲觀的獵人早上卻在洞穴裡往鹿皮毯子下鑽了鑽，沒有起床，同時還嘟嘟囔囔地說他樂觀的同伴有多傻：「那位誤入歧途的樂天派難道就不明白，他從早到晚揮舞著磨尖了的長矛，翻山越嶺，到太陽下山的時候還是得白忙一場、空手回家嗎？」猜猜兩名獵人誰捕回一頭水牛的概率更高。
1989年發表的一項大規模精神病學研究對比了心理健康人群與臨床抑鬱症患者所做出的概率估計，兩個組別的人須分別估算自己遭遇負面事件的概率，如患病、在事故中受傷、失業，等等。此外，他們還須估算自己經歷正面事件的概率，如找到伴侶、彩票中獎等。
研究人員將兩個組別給出的答案與每種事件的客觀概率進行對比後，發現較為悲觀的臨床抑鬱症患者對正負事件概率的估算要比健康人準確。事實證明，抑鬱症能讓你變得更加現實，儘管如此，卻很難因此推斷出帶有抑鬱傾向的現實主義能帶來多大的生存優勢。恰恰相反，反而是較為健康的人所接受的不實幻象讓日常生活變得更加輕鬆，增加了我們的生存概率——前提是這種美好的幻象沒有太脫離現實，而妄自尊大會作繭自縛。
尼德爾和韋斯特隆對自信進行過另一項很有意思的研究，這一次對比的是男女差異。與流行看法相左，男性的自信心並未強於女性，兩性均有同等程度的自負傾向。但據發現，男女在得到新提示後對自我評估的修正方式有顯著差異。一般而言，男性更善於修正有關自身能力的概率，他們對正面和負面的提示均會給予充分的重視，更容易更改最初的評估。相反，女性的自我評估（無論是高估還是低估）更加固定，成敗對其自我評估的影響較小。
這種性別差異很可能有進化論依據，但即便因進化而形成的自我評估差異微不足道，社交活動也往往會將這種差異放大。在婚配市場，每個人都有意傳播與自己的性別最密切相關的特徵（即女性希望強調自己的女性氣質，而男性則要展示自己的男子氣概）。性吸引對多數人類的作用方式與其他高度發達的動物非常相似——每個個體都會尋找異性特徵盡可能多的伴侶。
有一則故事講的是，某日傳奇投資家沃倫·巴菲特在波士頓附近的1號公路上開車時接到了妻子的電話。
「沃倫，開車小心點，」他的妻子說，「我剛剛聽到廣播說1號公路上有個白癡在車流裡逆行。」
「親愛的，」巴菲特回答道，「我倒希望只有一個白癡，我看到幾十輛車都在逆行！」
在這則笑話中，巴菲特不僅表現出了唯我獨尊般的自負，還展示了自己標新立異、拒不隨波逐流的姿態。然而，如下一章所述，我們儘管有著自負傾向，實際行事卻往往循規蹈矩。
[1]奧登和巴伯因該項研究而發表的論文名為《交易有損財富——個人投資者的一般股市投資表現》。——譯者注
[2]與指數掛鉤的基金，即基金的利率與特定的價格指數相關，一般為消費者價格指數。——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