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國獨攬大權僅幾個月後，沃爾特·拉扎爾碰巧徑直走進了柯尼斯堡市中心的一場大型納粹集會。柯尼斯堡隸屬當時的普魯士邦，該邦位於德國東部。沃爾特是我奶奶珍妮的弟弟，是一名思想開明、見多識廣的猶太人，而在納粹政府看來，這種人正是邪惡的化身。他眼看著集會形成，首先產生的本能反應是竭盡所能地趕快逃離那個地方，但他的好奇心佔了上風，他沒有逃之夭夭，反而徐步走到集會正中央。他長得像雅利安人，因此沒有暴露他猶太人的身份。自然而然，他周圍的人接受了他的出現。
最終，希特勒本人上台，用他特有的亢奮語氣發表演說，狂熱地揮舞著手臂，聲嘶力竭地煽動群眾進入癲狂狀態。他的話頻頻被打斷，因為總有大批群眾在高喊「Sieg Heil」[1]，喊過之後又陷入鴉雀無聲的狀態，如饑似渴地等著元首繼續發表指示。起初，沃爾特用目瞪口呆、難以置信的表情看著週遭發生的事情。但慢慢的，一種異樣的情緒控制了他。集會群眾唱起納粹國歌時，沃爾特也附和起來，隨著歌聲喃喃地哼著歌詞。不久之後，他猛然意識到自己其實是被這種群情激奮的狀態感染了。他和週遭的人一起高喊「Sieg Heil」，為希特勒的每一句話鼓掌。
他清醒過來後，羞愧難當地捂著臉逃到了附近的姐姐家。我父親，即奶奶珍妮的兒子小漢斯，彼時年僅12歲。沃爾特舅舅當天的樣子，他一生難忘。漢斯打開前門，看到他的舅舅臉色蒼白如紙、汗流浹背。珍妮驚慌之下，拿起電話準備叫醫生，但沃爾特勸她無須這樣做。他癱倒在沙發上，痛哭流涕，「簡直像妖術一樣，我怎麼會附和起納粹國歌，喊起希特勒萬歲來？」
實際上，沃爾特的經歷並不算非同尋常。希特勒在德國掌權後的幾個月間，社會民主黨派和共產黨有許多原本忠貞不二的黨員都熱情高漲地參加了大規模納粹黨集會，這是不爭的事實。鐵板一塊、相須而行的狂熱團體可能會對我們產生強大的情感影響力，幾乎可以達到煽動的程度，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我們所有人對集體歸屬感的古老需求。
歸屬於集體的進化優勢顯而易見。作為集體一員，個人在面臨危險因素和敵人威脅時，安全更有保障，享有的重要資源也更多。
數項心理學實驗均表明，人類對集體歸屬感的需求非常明顯，乃至在抽像、無現實背景的情形中也有體現。受試者按顏色（藍綠兩色）分為兩組，按前一章所述的規則進行信任博弈。儘管顏色分組與博弈本身毫無關係，他們對同顏色組成員的慷慨程度仍要高於「另一組」的成員。創造並維護團體凝聚力的機制從根本上說，即誘發集體情感的情感機制。
科學、技術和藝術發展主要是個人層面進行的認知與情感現象，但人類社會歷史主要由集體情感支配，戰爭與條約以及大規模的革命和影響廣泛的政治與經濟變革均主要由此類情感推動。
我已故的同事及好友加裡·伯恩斯坦有多項研究都旨在研究族群間的矛盾如何增進族群內的合作。在其中兩項有本人參與的研究中，我們讓受試者參與規則稍有變化的囚徒困境。這一博弈需兩對參與者同時進行，而非簡單的一對一。每對參與者單獨進行一對一的囚徒困境，拿到結束後的所得，但如果其中一對最終的所得總額高於另一對的所得總額，我們會再發一小筆獎勵給「獲勝」的兩名參與者。
前幾章的主題是個人情感，與個人情感相反，集體情感可以讓多人的心理狀態聯結起來。舉例而言，相互聯結的心理狀態可表現為擊敗敵對群體的慾望。正因為如此，即便個人的獲勝所得微不足道且似乎不足以成為合作的理由，相互聯結的心理狀態也會促成大量團隊合作的形成。
顏色分組實驗所展現的合作程度令人驚歎，遠高於直接一對一（不分組）的囚徒困境中常見的合作程度。即便合作帶來的個人所得與普通囚徒困境的所得不相上下，參與者也要擊敗另一組，合作正是來源於這種慾望。然而，正是由於群體認同促成的合作，這些實驗受試者的所得要高於進行普通囚徒困境的所得。
這一簡單的模擬實驗表明集體情感可以幫助個人提高物質利益，增加生存概率，這顯然可以構成個人層面上的進化優勢。在上例中，相互聯結、堅定不移的集體情感只是在同一顏色組的兩名合作夥伴中間生成。但試想一下敵對團伙水火不容、枕戈待旦的情形，這是集體情感形成的典型案例。每名幫派成員都與同幫夥伴同甘共苦，甚至願意冒生命危險救同伴一命或光復幫派名譽。與此同時，他又對敵對幫派的成員恨之入骨。這些集體情感既影響著幫派成員之間的感情，也影響著他們對外幫成員的感受。這些情感讓群體內部上下一心為集體而戰、嚇退集體的敵人。能在成員中間煽動起這種集體情感的群體可勝其他群體一籌，這增加了這一群體的生存概率。
人類協調情感並將情感轉化為強大力量的能力顯然有著久遠的進化淵源，但凡未能融入集體的人，無論是自願退出還是遭到驅逐，其生存概率都遠低於忠於集體的人。實際上，集體情感在許多哺乳動物和鳥類身上也有發現，並不僅限於人類。
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在YouTube上觀看一段名為「克魯格之戰」（Battle at Kruger）的視頻，視頻由南非克魯格國家公園的一群遊客拍攝。起初，視頻顯示一群水牛徜徉在河邊的鄉野小道上。突然，一群尋找孱弱獵物的獅子憑空出現，盯上了在母水牛腿間踉蹌而行的一隻小牛犢。
短暫卻可怕的追逐之後，獅子驅散了受驚的牛群。可憐的小牛犢四肢孱弱，跟不上牛群的速度，被拋得越來越遠。這正中獅子的下懷，小牛犢在曠野上孤立無援，輕易地落入了其中一隻獅子的爪牙，並被拖到了河邊，似乎難逃溺水而死、葬身獅腹的厄運。
但即便是水牛犢，體形也不小，難以立刻就範嚥氣。小牛犢表現出了異常頑強的生命力，垂死掙扎。禍不單行的是，河岸上激戰正酣時，一隻鱷魚突然從水裡探出頭來，用尖牙利齒咬住了小牛犢的一條腿。措手不及的獅子沒有拱手相讓，想把奄奄一息的小牛犢從河邊拉走，而鱷魚也執意地朝相反方向的河里拉。
獅群的力氣要強過勢單力薄的鱷魚，最終贏得了這場拉鋸戰。此時的小牛犢被三隻獅子緊緊咬在嘴裡，似乎在劫難逃。但接下來，最難以置信的事發生了：此前被獅群趕走的水牛群又倔強而憤怒地捲土而來，一大群水牛瞬間包圍了抓著小牛犢的獅子，另一群水牛則帶著駭人的氣勢趕跑了其他獅子。
包圍了剩餘三隻獅子的水牛群氣勢洶洶地逼近，受驚的獅子最終丟下到手的獵物，落荒而逃。受傷的水牛犢被獅子丟棄在地上，若無其事、從容不迫地站了起來，回到了牛群中。
不可思議的「克魯格之戰」展示了作為食草動物的水牛如何擊敗獅群——該野生動物保護區最凶殘可怕的食肉動物——利用有組織的牛群所擁有的數量優勢與合作方式。拍攝這場爭鬥的遊客情不自禁地被情緒控制，觀者可在視頻裡聽到他們為氣勢洶洶的牛群歡呼喝彩。爭鬥情形與人類的戲劇非常相似，親眼目睹經過的人們難免會受到感染，自己也產生了強烈的集體認同感。我相信所有觀看此視頻的人內心都會湧起同樣的集體情感。
前文提到集體情感有時要強於個人情感。原因之一是，在許多社交場合中，兩種情感會形成相互反饋的機制。在許多宗教中，在教堂、清真寺、猶太會堂等場合進行虔誠的集體禱告，目的並不在於集會本身，而在於創造環境，增強禱告的情感力量。觀看足球比賽的球迷反覆被周圍的其他球迷點燃激情，其激情進而又助漲了周圍人的興致，形成反饋循環。面對賈斯廷·比伯這樣的歌星，少女們幾乎只有在成群結隊的時候才會神魂顛倒。在與同一位偶像單獨見面時，她們的反應多半較為鎮定。
很多社會都有過政治和意識形態狂熱令家庭反目的時期，夫妻或父母與子女因對爭議話題意見相左而拒絕與對方說話。一段時間過後，當事人從狂熱的情緒中清醒過來，往往會說他們不知道自己中了什麼邪。事後回想起來，問題根本微不足道，但當初他們為何會做出如此極端的反應？然而，這些反應出現的原因並不僅僅是對政治問題的理性分析存在差異，隨之而來的還有包括集體認同感在內的集體情感，在此例中即為認同某一意識形態團體而排斥另一個的情感。
集體情感的形成往往需要有一個敵對群體扮演競爭者或威脅來源的角色，而維持「己方」集體的概念需要一個「他方」集體。「己方」與「他方」之間的衝突越激烈，我們相互之間的集體認同感就越深刻，集體行動也就越順暢。
這是我們很多人都熟悉的行為模式。在緊急情況下，如颶風迫近的時候，你會看到人們眾志成城，保護集體，相互之間往往會變得非常慷慨。一旦颶風退回到海面上，威脅消失，人們又會回到各人自掃門前雪的狀態。愛國主義和民族狂熱在國家受到具體敵人威脅的時候最為突出，我們或許對自己的政府頗有微詞，但在外國人面前，我們卻會慷慨激昂地為政府及其所代表的立場辯護。
這不僅限於西方國家與文化。我的朋友松岡吉成城為日本武士家族之後。在17世紀的江戶（東京的舊稱）與大阪[2]之戰中，他的一名祖先是當時大阪城的武士將領。東京能成為如今的日本首都，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於這場戰爭的戰果。
2011年，一場毀滅性的大地震及隨後引發的海嘯襲擊了日本。事發後，我打電話給吉成城，想確認他和他的家人是否安全。我們長時間未見，聊了很多事情，聊著聊著，我向吉成城問起了許多日本人公開抨擊日本政府的事情，他們譴責政府救援不及時，對災難的倖存者照顧不周。吉成城簡短地回答了我的問題，而後又不無憤慨地指責以色列政府倉促地撤離了駐東京的大使館員工，而不是留下來聲援日本，此舉是「臨難脫逃，忘恩負義」。
面對指責，我沒有保持沉默，而是立即反駁稱我相信以色列雖然從日本撤回了大使館員工，卻至少有兩倍的以色列醫生和救援人員，出於慷慨相助的目的，組成緊急援助隊伍飛到了日本。我接著又強調，事發後立即派緊急救援隊，全世界比以色列更有誠意的國家不多。這種情況持續了幾分鐘的時間，我們兩人都慷慨激昂地為自己的國家辯護，直到清醒過來後，才捧腹大笑。
集體認同感可能是暫時現象。人們會換工作，會搬到別的城市，有時甚至移民到其他國家，但即便已經退出了我們所認同的集體，對以前的集體所懷有的集體情感往往仍會留存在心頭。這是因為，集體及構成集體的個人所形成的集體理性情感若是無條件且經久不變的，其所享有的優勢即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強。若不具備這兩個特點，集體對敵方所構成的威脅便要大打折扣。例如，試想一下固守原國家認同感的移民。假如我們現處的群體與以前的群體發生衝突，這一現象則會得到更加明顯的體現。
這一話題讓我想起了一則令人不悅的故事，這則故事是我從父親口中聽來的。「二戰」期間，父親是一名銀行職員，有一名銀行客戶是從納粹德國逃出的猶太難民，每個月，他都會在同一個日子的同一時刻來到銀行，將月工資的1/3匯到德國的一個神秘地址。某日，我父親問他這些匯款有何用處，這位銀行客戶像「待命」的士兵一樣直挺挺地站起來，自豪地宣稱：「我或許沒有權利直接參與保衛德國領土的戰爭，但仍然認為自己至少有義務在經濟上支援德國的戰事。」
集體情感起源於進化過程，對此尤其有力的證據就是，即便對某一群體的認同感並不符合切身利益，我們也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尋求集體情感的建立。這方面的一個例子，就是球迷對體育俱樂部的認同感。
體育娛樂業的主要功能是建立具有精神支柱作用的集體情感。球迷俱樂部並無現實的目的（舉例而言，與其不同，工會的宗旨是保護成員免於遭到僱主剝削；而民族國家則旨在保護公民免於外部威脅），球迷的共同目標是希望所支持球隊取得勝利，而這樣的勝利並無現實意義。但球隊本身並非最後一環，其存在的目的是在社會上建立集體情感。要想見識這種情感之深之烈，須親自走進座無虛席的球場，置身於擁擠的球迷中間。慶祝進球的時候，這些球迷會站起身來，聲嘶力竭地吼叫。
這些情感對比賽本身有多大影響？2005年，芝加哥大學和布朗大學的研究者發表了一項很有意思的研究，以多場足球比賽為樣本調查了裁判的判罰。該項研究重點調查了常規比賽時間結束後的補時時長。這一判罰的決定權完全在裁判手中，比賽規則對此並無明文規定。
研究者發現裁判做出的補時判罰往往有利於主隊。在比賽末段，領先的球隊希望補時較短，而落後的球隊則希望補時較長（得到的補時越長，進球的概率就越大）。據研究發現，主隊在比賽末段領先時，補時時間較短，而客隊領先時，裁判給出的補時時長則要長得多。在多數球場，主隊球迷都要多於客隊球迷，所以可以順理成章地假設裁判偏向於主隊是因為主隊球迷強烈的集體情感「波及」了裁判身上。
為何女性對追隨球隊表現出的興趣較少？如本章前文所述，人類的集體情感主要來源於幫助集體獲得重要資源的需求，尤其是在集體狩獵的背景下。由於狩獵主要是男性的職責，男性對集體情感的需求往往要強於女性。或許正是因為如此，男性對體育的興趣要強於女性，男性的民族主義情結也要強於女性。
目前我們所探討過的集體情感包括憤怒、共情和集體崇拜，但除此之外，至少還有一種集體情感——侮辱。集體侮辱造成的傷害要大於個人侮辱。
例如，假設你應聘工作卻收到了如下回復：
親愛的張三先生：
我司承蒙您關注，感激不盡。
遺憾的是，我們無法錄用您，因為直言相告，您的標準測試分數太低。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職位，我司均有政策規定只錄用高分應聘者。
願您順利找到與能力匹配的工作。
這是一封言辭尖刻、令人難堪，甚至蠻橫無理的信件。但試想一下，你收到的是以下這封信：
親愛的張三先生：
我司承蒙您關注，感激不盡。
遺憾的是，我們無法錄用您，因為您是黑人。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職位，我司均有政策規定對非裔美國人不予錄用。
願您順利找到與能力相匹配的工作。
儘管兩封信都非常失禮，但我們多數人都會認為第二封要比第一封更加令人憤慨。這兩封信更能說明公司的素質，而非應聘者的素質，但第二封信卻對應聘者的個人品質隻字未提，僅以集體身份為由拒絕了他。為何我們會認為第二封信更加失禮？為何黑人會覺得第二封信更冒犯他？一個可能的答案是，第一封信的內容可以算作是以合理理由拒絕了應聘者，而第二封信卻沒有任何合理的正當理由。但單憑這一點並不足以解釋這一現象，假設第二封信含有以下內容：
過去，我們發現非裔美國籍員工的盜竊行為要比白人員工多20%。
這似乎提出了拒絕應聘者的正當理由，但其冒犯程度並不亞於不含這句話的信件，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因為，以種族為由拒絕一名應聘者會造成集體侮辱。其侮辱對像不僅僅是個人，還有其集體身份，這是集體情感強於個人情感的另一個例子。
集體情感在個人層面是否理性？通常是不理性的。沃爾特舅舅一時迷上了納粹集會，從中並無多少收穫。理性而自私的員工也理應更加在意個人批評，而非種族主義傾向的批評。但集體情感的理性在於另一個層面，集體情感在集體層面是理性的，以集體為單位，其各個成分若能擁有集體情感，整個單位會取得更好的效果。影響集體（而非基因）的進化力量可以塑造集體情感，下一章將探討這種進化形式。
[1]Sieg Heil，德語，意為「勝利」，是納粹口號。——譯者注
[2]大阪，即如今的大阪，於明治維新時期改名，此處的戰役應指關原合戰。17世紀，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中取得勝利後，開始了以江戶城為據點的江戶幕府統治時期。——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