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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文化差異、巴勒斯坦式的慷慨與魯思的神秘失蹤

2008年,我和萊茵哈德·澤爾滕收到德國科學基金會的研究經費,受命對民族中心主義進行實驗室研究,民族中心主義即以本民族的文化規範為唯一依據評判其他社會的人。我們與來自伯利恆大學和聖城大學的巴勒斯坦同僚聯名進行了兩項實驗,讓德國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參與信任博弈。須謹記,信任博弈有兩名參與者,一名為提議方,一名為接受方。在第一步,實驗人員發給提議一筆錢,提議可以從中分任意數額給接受方。前者每分給後者1美元,實驗人員都會額外再發給接受方2美元。在第二步,接受方可以從所得中返還任意數額給施與方。

在第一項研究實驗中,我們安排各個國籍的參與者僅與同國籍的對手進行信任博弈:在波恩大學,德國參與者兩兩對壘;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以色列參與者兩兩對壘;而在耶路撒冷的聖城大學,巴勒斯坦參與者兩兩對壘。

先讓同國籍的參與者兩兩對壘,可以確定每個組別內部的信任度標準。結果,各個組別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巴勒斯坦人表現出的信任度最高,從所得中分給對方的平均份額為66%;相比之下,以色列人的信任度是最低的,讓出的平均份額僅為36%;德國組排名居中,平均份額為50%。

該實驗的參與者不僅進行了信任博弈,我們也要求作為接受方的參與者事先對施與方讓出的份額做出預測。出人意料的是,平均而言,各組內的預測都很準,提議方的行為與接受方的期望值高度一致。聖城大學的巴勒斯坦接受方接受同學的慷慨贈予,毫不奇怪;而希伯來大學的以色列學生面對以色列同胞吝嗇的施捨,也沒有大驚小怪。顯然,兩種文化均有各自的內部信任標準,這種標準在本文化圈內人人皆知。

但該實驗的參與者對本文化的通行規範瞭若指掌,幾乎可以毫釐不差地猜到提議方的行為,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每名參與者均是第一次參加信任博弈,此前對這種博弈並無細緻瞭解。然而,我們一生中每天都在參與的交際情境或許與信任博弈不盡相同,但也存在著諸多相似之處。我們在此類情景中的經驗日積月累,影響遠遠大於任何一次信任博弈,讓本民族環境中有關信任與慷慨的通行文化規範銘刻在我們的直覺中。擁有這種直覺對社會成就至關重要。實際上,其重要性或許要大於對所處情況的分析能力。

在第二項實驗中,我們安排每種文化背景的參與者與各個文化背景的對手對壘。各種文化配對都進行了試驗: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對德國人、巴勒斯坦人對德國人、德國人對德國人、以色列人對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對巴勒斯坦人。實驗通過電子通信在波恩、耶路撒冷和西岸地區同時進行,每名參與者都知道與其對陣的參與者是何國籍。

民族中心主義在這次實驗中暴露無遺。作為接受方的參與者對提議方的行為做出的預測與其在第一次試驗中對本文化提議方做出的預測並無二致。例如,巴勒斯坦人在對陣以色列提議方時,仍然預測對方給出的平均份額為66%。以色列人對同胞吝於施與的行為(讓出36%的份額)已經習以為常,在對陣巴勒斯坦或德國提議方時,仍然認為對方對自己的信任度很低。

提議方情況如何?他們也符合本民族文化的行為規範,無論對陣文化背景相同還是相異的對手,讓出的份額在前後兩次實驗中均相差無幾。無論對陣的接受方是何身份,提議方讓出的份額均無差別,我們因此可以斷定,其中並不存在針對國籍的明顯歧視行為。

此處不存在公然的歧視行為,這聽起來似乎令人振奮,但稍加細究就會發現並不樂觀的情況。該實驗中,參與者的行為本身是無辜的,卻涉及一定程度的民族中心主義,並可能由此造成巨大影響,甚至釀成悲劇。在以色列提議方對陣巴勒斯坦接受方時,這一點變得昭然若揭。如第一次實驗所出現的情形,按照以色列的標準,提議方讓出的份額很低(平均約為36%)。無論接受方是以色列人還是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提議方讓出的份額都一樣低。

然而,根據巴勒斯坦的標準,提議方讓出的份額須高出不少(平均約為66%)。由於民族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巴勒斯坦接受方以為以色列提議方讓出的份額也會符合巴勒斯坦的標準。因此,看到以色列提議方實際提出的份額時,他們難免大失所望。在實驗末尾發給參與者的調查問卷中,巴勒斯坦的參與者認為從以色列參與者手中分到的數額明顯低於預期值是以色列人歧視巴勒斯坦人的表現。他們甚至絲毫沒有想過,這種差距實際上可能是由行為規範不同造成的,以色列人分給以色列同胞的數額也一樣低,民族中心主義最危險的因素有許多都源於我們完全未能認識到不同文化規範的存在。

與之相反的正面影響出現在巴勒斯坦人作為提議方對陣以色列接受方的時候。在此情況之下,由於民族中心主義的思維定式,以色列接受方以為巴勒斯坦提議方讓出的份額會和以色列提議方一樣低,即約為36%。而他們實際收到的平均份額卻為66%,是其期望值的近兩倍,這讓他們大喜過望。問卷答案顯示,以色列的參與者並未考慮到他們所見到的行為或許僅僅是巴勒斯坦人在按照本民族文化的規範行事。很多以色列人認為他們收到的份額很高是因為巴勒斯坦參與者在向以色列參與者做出難以解釋的示好姿態。

但凡出現文化行為分歧的地方,就存在民族中心主義。在這方面,我們尚未思考的是,在此博弈中,巴勒斯坦標準的讓出數額為何要遠高於以色列和德國?為什麼他們會在博弈中對他人寄予如此高的信任度?巴勒斯坦人面對以色列人和德國人讓出的份額仍然很高,這表明對大學同窗給予特別關照的想法或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團結情結,並不能構成這一現象的原因。

我不敢說我的說法能夠服眾,我能提供的僅僅是一些臆測,這些臆測來自我同合作主持實驗的巴勒斯坦同僚之間的長談,其中以聖城大學的穆罕默德·迪加尼為主。我的同僚認為,巴勒斯坦人在信任博弈中讓出的份額較高是因為在巴勒斯坦文化中,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相對重要性有高低之分。在巴勒斯坦社會,個人主義仍被視作可恥的行徑,因其有悖於傳統價值觀和宗教價值觀。巴以衝突或許也是巴勒斯坦人謹防極端個人主義的一個原因。

在巴勒斯坦社會,受人恩惠卻不知圖報的行為遭到的唾棄要甚於西方文化。因此,在信任博弈中,巴勒斯坦提議方對接受方較為慷慨。出乎意料的是,儘管在西方文化中,自我主義行為要合情合理、司空見慣得多,巴勒斯坦提議方卻仍然會受民族中心主義情結驅使,以為其他文化背景的接受方會和巴勒斯坦接受方一樣以同樣的方式做出回應。

互聯網使用的普及和經濟全球化加快了跨文化交際的步伐,再過不到一百年,民族中心主義或許就會銷聲匿跡,這並不是因為我們終將學會理解文化背景相異之人的行為,而是因為文化差異會消失殆盡。多數人類會遵守單一的行為規範,但凡違背這一規範行事的人,無論在經濟上還是社會上,都無法生存。然而,在完成此過程之前,唯有意識到自身的民族中心主義思想且調整行為適應所處社會環境,甚至改變原本習以為常的標準,才能勝人一籌。

這一點對涉及商務和政治談判的交際場合尤為重要。雷蒙德·科恩在《埃及與以色列關係中的文化與衝突》一書中指出,談判破裂往往是由於民族中心主義作祟,而非雙方存在實質性分歧。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談屢試屢敗也是由於這一點。要想達成協議,不僅需要談判雙方克服民族中心主義,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也需要兩國的多數民眾克服民族中心主義。巴以兩國若無廣泛的民眾支持,任何協議都難以推行。

我和參與德國–以色列–巴勒斯坦實驗的同僚還做過另一項實驗,為的是進一步瞭解經濟交流中的文化差異。該實驗涉及一種新式的雙向信任博弈,它分兩種形式。

我們發明了這種新式博弈,並將第一種形式稱為「施與」模式。博弈規則如下:首先,兩名參與者各自獲得一筆等額的錢(如100美元)。然後,雙方須各自決定從中分多少給對方。與普通的信任博弈相同的是,一方從對方手中每分到1美元,實驗人員會再發給前一方2美元。

在該博弈中,兩名參與者須在不知道對方出讓份額的情況下,同時決定分多少給對方。一方在博弈結束後的所得總額即為未讓與對方的份額,再加上從對方手中所得數額3倍的數額。例如,如一方讓給另一方30美元,同時從對方手中拿到20美元,其在博弈結束後的所得總額即為70美元+60美元=130美元。

該博弈的第二種形式為「搶奪」模式。博弈規則如下:首先,雙方各自獲得100美元。然後,雙方須宣佈從對方的初始數額中「搶奪」多少錢。實驗人員會按對方拿走搶奪數額後的剩餘數額,向雙方返還雙倍數額。博弈結束後,一方的所得總額為該方從對方手中搶奪的數額,再加上對方從初始數額中搶走一部分後的剩餘數額的3倍。例如,如一方從另一方手中搶得70美元,而後一方從前一方手中搶得80美元(留給前一方20美元),前一方在博弈結束後的所得總額即為70美元+60美元=130美元。

從策略角度來講,兩種博弈並無二致,搶奪博弈可改述為以下的兩段式博弈:在第一階段,雙方均搶奪了對方的全部100美元,然後在第二階段繼續進行施與博弈。但第一階段100美元的易手毫無意義,因為這一階段後,雙方手中的數額仍為100美元。

須注意,如果雙方均自私而理性,僅考慮一己私利,則在施與博弈中,雙方一分錢都不會分給對方,致使雙方在博弈結束後的所得不變,仍為100美元。在搶奪博弈中,雙方若自私而理性,則均會搶走對方的100美元,致使雙方在博弈結束後的所得不變,仍為100美元。這些行為正是兩種博弈各自的納什均衡。鑒於兩種博弈在策略層面是對等的,利己主義的理性思維決定了我們應預測兩種博弈會出現類似的行為,且最終結果相差無幾,兩種博弈的區別僅在於描述方式有所不同。但實驗結果卻大相逕庭,參與者在施與博弈與搶奪博弈中的行為截然不同。重要的是,這些行為差異因文化而異。

我的同事通過施與與搶奪博弈對比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中國參與者在實驗中的行為,對陣雙方均為同一文化背景的參與者。以色列人在施與博弈中讓出的數額相對較低,在搶奪博弈中搶走的數額卻較高。巴勒斯坦人在施與博弈中讓出的數額相對較高,但在搶奪博弈中搶走的數額也較高。中國參與者在施與博弈中讓出的數額相對較低,在搶奪博弈中搶走的數額也較低。

不同文化背景的參與者有著不同的行為特徵。以色列人對個人利益極為看重,其行為最接近納什均衡預測的行為模式。然而,切勿因此貿然斷定以色列人的總體自私程度要高於另兩種文化背景的個體。這一重點會在後文再行詳述。

相比之下,巴勒斯坦人在施與博弈中非常慷慨,在搶奪博弈中卻相當自私。這表明巴勒斯坦人在決策過程中看重金錢以外的因素,如對互惠互利的預期。影響其行為的是對他人行為的預期,這種預期又取決於兩種形式的博弈具體如何描述。以側重施與的方式描述這種博弈,導致巴勒斯坦人認為對方會慷慨相贈,進而促使所有人按照通行規範慷慨相贈。反之,將博弈規則描述為讓參與者決定搶奪多少份額,導致巴勒斯坦人認為對方會自私而為,這最終又自圓其說。

中國參與者表現出了對財產的尊重,且力求既不致過於慷慨,又不致傷及他人利益。他們在施與和搶奪方面均有所節制,寧願手中的錢在博弈前後盡量保持不變。中國參與者的行為讓我想起了我的岳父跟我講過的他「二戰」期間在蘇聯紅軍服役的經歷。每講完一件事,他總要以同一句話結尾,這句話總結了他從戰爭中認識到的主要真諦,或許也是他大難不死的秘訣:「永遠不要主動出頭,也永遠不要違抗命令。」

對於以色列參與者在搶奪博弈中的行為,我並不意外。以色列人在實驗博弈中表現出的爭強好勝、功利自私的心態向來遠遠勝過別國人口,這種現象我和同事做過多次討論。這種現象出現在各種同類博弈中,包括最後通牒博弈、囚徒困境、獨裁者博弈和信任博弈,這令以色列研究者尤為憂心。他們在國際會議上展示以色列境內實驗的成果時,往往面露尷尬難堪之情,同時還要坦言他們擔心強調這一現象對齷齪反猶言論的散步者來說,恰好正中下懷。但實驗結果真的能表明以色列人爭強好勝、貪心不足、漠視他人利益的傾向根深蒂固嗎?我認為並非如此。

我認為這一現象根源於以色列的個人主義傾向與施與和團結在以色列社會的特殊地位之間的失調。在危難期間,以色列人能展現出置個人利益於不顧、團結一心、同甘共苦的覺悟。即便是按最嚴格的國際標準,這種覺悟也是極為罕見的。

假如在以色列社會中,人人都貪得無厭,一心只顧自己那狹隘的眼前利益,這個國家根本無法歷經殘酷的百年衝突而不滅。但這卻讓這一問題變得更加突出:這種舉國團結、共赴患難的例子為何在實驗室實驗中未能得到體現?

在我看來,答案在於以色列社會對危難時刻的團結和個人主義與成功給予同等的重視,這種兩頭兼顧的傾向正是以色列取得經濟和科技成就的秘訣。舉國團結與投身公益需要付出代價,社會或安全危機爆發時,以色列人無一不是甘願付出這種代價。但在局勢較為平穩的時期,普通以色列人則會謀求競爭和成功等其他價值取向的表達,以暫時擺脫團結的沉重負擔,得以喘息。為了平衡這種重負,以色列人放任自己行使天賦的權利,所作所為對個人主義的看重程度要高於歐美同仁,而後者受到徵召、共赴國難的機會較少。以下故事多少可以解釋團結與理性情感在以色列的相互作用機制。

2006年夏,以色列的局勢異常動盪,在長達數周的時間裡,以色列軍隊與黎巴嫩真主黨之間爆發了激烈的軍事衝突。真主黨對以色列非軍事目標的襲擊力度達到了1948年以來之最。

在這場艱苦的戰爭硝煙正濃時,我收到了老朋友多麗絲的郵件,她的女兒魯思在臨開戰之前,趁著暑假到以色列旅行。1990年,我在匹茲堡大學攻讀博士後學位時,與多麗絲·埃裡克森及其丈夫拉裡結識,我和妻子經常與他們全家一起共度週末。魯思當時只有10歲,是個名副其實的神童,她精通三門語言、多種樂器,我們任何人犯再小的錯誤,無論是認錯了超市商品的價格,還是誤解了計算機科學中量子比特信息的概念,她都會不假思索地糾正。我們回以色列後,自然和埃裡克森夫婦見面少了,2006年,魯思已經27歲,我們已經有近17年沒見過她了。

在那個不同尋常的週五,戰火紛飛,魯思原本計劃到我們家吃晚飯。晚上7點左右,她從耶路撒冷市中心打來電話,讓我跟她所乘出租車的司機解釋開車到我家的路線,而且得快點說,因為她的手機快沒電了。

從耶路撒冷市中心到我家一般用時20分鐘左右。到了7點45,魯思仍未出現,我撥通她的手機號碼,想問問是否一切安好,但無人接聽。我越來越擔心魯思,我的妻子阿塔莉亞想安撫憂心忡忡的我。

「她當然不會接,」阿塔莉亞說,「別忘了她的手機沒電了。」

但到了8點15,魯思仍不見人,連阿塔莉亞也難掩焦急之情了。

到9點時,我們再也坐不住了:我們決定報警。電話另一端的警察並沒有對我說我在交戰期間無緣無故聯繫警方是妨礙公務,他的回答反而令我憂心如焚。

「溫特先生,您報告的事情,」警察說,「聽起來很嚴重,您應該早點報警。」

不到半個小時,一輛警車便開到了我家門前,警察已經開始著手確定魯思最後通過電話聯繫我們的確切地點,希望以此追查她的蹤跡。

「溫特先生,」一名警察問道,「可否告訴我們出租車司機對於你建議的路線有何反應?」

「他只說了『沒問題,我明白』之類的話。」

警方隨後又問了很多問題:「他是在你說到一半時打斷你回答的,還是等你說完才回答的?他有沒有明顯口音?」

通過手機定位魯思的種種辦法均告失敗後,警方派了一輛警車到她最後聯繫我們的區域。他們讓我們詳細描述一下魯思的外貌,我們告訴他們,我們無能為力。

「你們什麼意思?」一名警察怒氣沖沖地問道,「到底是不是有個叫魯思的人今晚本來要來你們家?」

我和阿塔莉亞努力回想魯思10歲的樣子時,警察不耐煩了。「究竟有沒有人和她很熟,能跟我們描述她現在的樣子?她父母呢?」

我嘟囔著說她父母肯定知道魯思現在的模樣,於是便聽到了我一直害怕的話:「那快給魯思父母打電話。」

多麗絲正在匹茲堡的家中,我和她講電話的短短幾分鐘是我在當晚經歷的最艱難時刻。

「多麗絲,」我說,「請聽我說——魯思還沒出現。」

我們的交談陷入了一陣令人揪心的沉默。我想安撫我們兩人的情緒。

「多麗絲,離她原定來我家的時間只過去了兩三個小時。或許魯思最後一刻決定跟父母的朋友過一晚太無聊,於是坐出租車去了更有意思的地方,或許她去見女伴或男朋友了……」

「不會的,埃亞爾,」多麗絲回答道,「除了你和阿塔莉亞,她在那裡誰也不認識。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拉裡在加州開會,我一個人在家,你得幫我。」

和多麗絲談過後,我和阿塔莉亞比之前還要擔心。我決定再打一次魯思的手機,然後再去找客廳的警察。出乎我意料的是,這一次,我聽到魯思接了電話。

「魯思,是你嗎?你在哪裡?」

「埃亞爾,」魯思回答道,「我在你家吃晚飯啊。」

「沒有,魯思,你現在到底在哪裡?」

「我現在在你家。」魯思固執地說。

這時,警察插話了:「告訴她我們馬上派警車過去,讓她告訴我們她在哪裡就行。」

「我覺得她糊塗了。」我吞吞吐吐地說。

「她當然糊塗了!」警察呵斥道,「她顯然遭到了攻擊,讓她描述一下周圍的環境。」

我把電話交給阿塔莉亞,我認為她做這種事更得心應手,因為她是專業的心理醫生。

「嗨,魯思,我是阿塔莉亞,如實地告訴我你周圍能看到什麼。」

「我看到幾個人坐在一張長桌旁,你現在在廚房,對嗎?」

「對,當然,」阿塔莉亞回答道,「你能找個坐在桌子旁的人跟我講電話嗎?」

「當然,稍等。」

不一會兒,阿塔莉亞聽到一個男人用低沉的嗓音對著電話講話。他原來是住在幾棟房子外的一個鄰居,不負責任的出租車司機把魯思送錯了地方,加上魯思本人做事欠考慮(初來乍到),鄰居又過於好客,於是上演了一出陰錯陽差的滑稽戲,只是我們卻一點兒也笑不出來。

如果你覺得鄰居的所作所為莫名其妙,請記住此事發生之時正值戰爭期間,以色列北部正遭受炮彈的襲擊,我和阿塔莉亞同很多人一樣,邀請過北方人來我們的小鎮暫住,這裡遠離炮彈的射程。我們的鄰居天真地以為出現在家門口的這位年輕女子也是來自北方的難民,想暫避戰火。他們熱情地開門迎客,魯思於是相信她確實找到了父母朋友的家,她立即脫掉鞋子,笑容滿面地走進屋子,挨個擁抱了站在那裡的每個人。

在鄰居的房子裡,坐在桌旁的其他人認為這位不請自來的客人舉止確實有些古怪,但盡力不讓她難堪,不讓她覺得自己不受歡迎。

至此,阿塔莉亞已經明白魯思誤打誤撞去了附近的一棟房子。她心急火燎地跑出家門找魯思,連鞋子也沒來得及穿。鄰居的長子看到阿塔莉亞赤著腳跑向他家時,喊道:「媽媽,又有一個瘋女人跑過來了!」

在幾個小時的時間裡,魯思在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家裡受到了賓至如歸的對待。賓主雙方都沒想到其中有誤會,因為雙方有關賓主舉止的文化規範並不相同。魯思沒有想到她找錯了房子,因為根據她所熟悉的文化規範(即美國的文化規範),素不相識之人隨便走進一戶人家還能得到熱情的招待,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她按照自己的文化規範判斷形勢,落入了民族中心主義的窠臼。

招待魯思的主人家是信教的以色列家庭,對他們來說,週五晚上請陌生人吃飯是世界上最天經地義的事。尤其是戰爭期間,國內遭受炮彈威脅的地區有很多人流離失所,他們希望有此遭遇的人在借住討食時沒有顧忌,熱情款待魯思對他們來說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他們竭盡所能地讓她感到舒適自在,對任何可能令她難堪的話題都絕口不提,他們同樣落入了民族中心主義的窠臼,儘管這種民族中心主義窠臼對局中人來說不失為一件樂事(而對我們這些局外人來說卻是不幸之事)。

無論如何,那晚之後再有以色列人在實驗室實驗中表現出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傾向,我均未對此有過歉意。

魯思的失蹤事件讓我們懂得了有關自私與慷慨的另一個重要道理:我的鄰居為何願意讓素不相識的陌生人闖入其私人的週末聚餐?換作和平時期,他們還會這樣做嗎?顯然,他們表現出的慷慨大度與以色列當時處於交戰狀態這一點密切相關。

團結與個人主義之間的矛盾在以色列社會非常突出,但這種矛盾每個社會都有,只是程度較為緩和。在危難時刻,如戰爭或自然災害爆發期間,人們渴望團結互助,唾棄爭強好勝和自私自利。但一旦威脅解除,這些情緒也旋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愈加膨脹的個人主義和自私慾望。對於如何看待個人主義與團結一致,卡特裡娜颶風時的波旁街[1]與股市繁榮期的華爾街有著天壤之別。

在一個族群遭遇外部威脅時,人們的自私本性會有所克制,對同胞較為慷慨。我們將此種行為稱為「團結」,這種行為對社會的存亡至關重要。

[1]波旁街,新奧爾良法國區的古老街道、同性戀聚居區,為新奧爾良市的著名景點。——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