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許多文章家要求作品必須具備豐富的意義層次，不只是合乎題旨，還要讓文字中的感慨有一種吞吐古今、包舉宇宙的深刻感、洞察力。
這樣的要求有些抽像、有些籠統，即使從具體的文字上舉證楷模，畢竟不是人人都寫得出：「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這樣的句子；也不是人人的懷抱都能夠生出這樣的體會：「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
把讀過的書裡迷人的故事、警策的話語借來引用在自己的文章裡，是有不同的緣故、以及作法的。有時一個成語帶過，比方說「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就是為了表現肅殺、凝重或瀕臨衝突的危險之感，不一定是要翻檢原語出處的《晉書·謝玄傳》，運用起來，也可以完全不與淝水之戰相關。可是另有一些時候，借古事古語一用，還是得陳述首尾，好和作者自己的、當下的，因類比聯想而形成的感慨相綰合，此時便須調度事理，不但要讓書中人物的感慨和自己想要表達的感慨一致，還得互相補充、甚至加強。
這種道理，一般稱為「興寄」，也就是忽然間從曠遠迢遞的時空彼端，發現一不著邊際之語，靈光一閃地遇合了此時此地、此身此心的一個我。這可以從杜甫的一句不大通順的詩說起。
老杜有句怪詩，文意重贅彆扭，而居然千古不疑，還被推許為佳作。且看《詠懷古跡·其二》：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
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
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台豈夢思。
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其中關鍵的頷聯「千秋一灑淚」格局宏大、氣象森嚴，可是相應作對的「異代不同時」簡直莫名其妙——「異代」不就是「不同時」嗎？這一句文義重複得多麼令人難受？
從意義上看，這首《詠懷古跡》和幾乎所有憑弔古跡之作都差不多，除了緬懷舊事，還有親歷生涯。一切衝著過往所造作的文字，也都掩映著眼前的悵觸。簡單兩個字，此之謂：「興寄」。初唐詩人陳子昂一意向古，就是看不得南朝詩篇欠缺內在的精神。在《修竹篇序》這篇文章裡，他說：「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詠歎。」
這話簡直是把「興寄」當成是美學的標準了。用我們今天的話來演繹：文章如果不能穿透現象界的繽紛而托陳奧旨、寓藏知見、激發感情，便失去了作文章的價值。這也許是過激之論，不過，若不以內在的思想自期，文人操筆弄翰的手段又得天獨厚，加之以得名甚易，詩文即此而墮落，也是常見的。
可是說起「興寄」，特別是針對過往的歷史陳跡抒發議論，難在我們讀史的時候未必有近事可以依照參詳；而一旦面前有了新聞，腹笥窘迫的根本無從借題發揮，讀書未熟的，也未必想得起某一史事果然能切合題目。畢竟是「蕭條異代不同時」，一旦空泛籠統地借古論今，不免失之牽強。不過，打個比喻來說：這就好像綁架了一位古人，驅之使之，作為人質。只要論事切當，人質之大聲疾呼，當然要比綁匪的嘶吼來得動人。
以下所舉的例文，原本只是我在讀陳夔龍《夢蕉亭雜記》第五則和第十一則的兩段文字時有些聯想。陳夔龍信筆而行，本來也沒有將之縫綴編織起來的意思，我在書眉上的心得更只是一句話：「此二則之間略有緣故。」書讀過了也就算了，渾不知尚有文理相關。直到有一天，我無聊看電視，見有三五醜臉名嘴逞齒牙、論時政；座上學者、律師、媒體人一應俱全。我忽然想起陳夔龍來了，想起這兩則筆記來了，想起我覺得他們的臉「怎麼那麼醜」的緣故來了。
明明是蕭條同代，卻也可以感覺那樣地不同時呢！這番興寄，很悲哀。我是說真的。
例
不可親近之人
宣統元年臘月就任的末代直隸總督是陳夔龍，他的回憶錄之作《夢蕉亭雜記》末篇標題是：《辛亥以後事不忍記載》，從此就可以看出這位遺老的孤峭與侘傺。這一篇文字寫於民國十三年十月十五日，老人則年登大耄，活到民國三十七年，在世九十一歲。
時至而今，無論從哪一個公共利益或普世價值的立場上看，陳夔龍畢生的政治信仰和倫理觀都是迂闊而酸腐的。他盡忠清室，仰奉皇權，只消講究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一切論述，都是他鄙夷至極的敵壘。然而這樣的人，畢竟還留下了值得考掘的文字，其所見所思不只具有聊備一格的史料價值；從他的記述當中，我們還能夠窺見今日之政體架構所不能解決、甚至不願反省的問題。
《夢蕉亭雜記》第十一則說的是《六君子未經審訊即遭正法》，拈出百日維新失敗之後，慈禧集團對新政之殘酷反噬，提供了直接而有力的證據。據陳夔龍的描述，當時擔任御前大臣的慶親王奕劻本來有意洽審輕議，甚至還說出「聞楊君銳、劉君光第均系有學問之人，品行亦好，羅織一庭，殊非公道」的話來，奕劻慎重敦促陳夔龍和當時在工部擔任司官的宗室鐵良等溫和派僚屬會審。
豈料另一名軍機大臣剛毅深恐此案偵審期間驚動國際視聽，造成壓力，索性根本不審了，逕自傳諭刑部，將六人一體綁赴市曹，就地正法，這才有了「六君子」的千古之名。陳夔龍的按語很值得玩味：「余不曾親蒞都堂，向諸人一一款洽。過後思之，寧非至幸？」（按：「都堂」即法庭）
一個明明對大是大非有了認識和決心的人，為什麼會慶幸自己沒有機會主持正義呢？這就不得不看陳夔龍的另一則筆記了。
《夢蕉亭雜記》第五則的標題是云：《對三種人敬而遠之》——
一曰翰林院，敝貂一著，目中無人，是為自命太高；二曰都察院，風聞言事，假公濟私，是為出言太易；三曰刑部，秋審處司員滿口案例，刺刺不休，是謂自信太深。
時移世變，這些個單位、官員而今當然都沒有了。可是這樣的人品、格調和任事風氣似乎仍令人覺得熟悉。但凡接觸學界，我們還是遍地看得見那些個獻曝其餖飣之得、管蠡之見，卻津津樂道而不知疲的蠹蟲。在媒體圈，我們也時時接觸得到許多手拿麥克風攝影機，摭拾他人隱私，煽動街談巷議的記者和時評家。司法界更不必說，多少操持法條，割裂現實，滅裂跡證，任憑心裁，或則喋喋纏辯、或則囂囂自威的訟徒和推官！
讀遺老陳夔龍的書，歷歷在目的卻是我們自身所處的社會。似乎總有幾種行業、總有幾個勾當，在一旦取得了慣例或行規所賦予的資格之後，便得以自證自明，聲價並騰，很難隨時受到客觀的檢核與勘驗。「自命太高」、「出言太易」以及「自信太深」看來都是個人修養的問題，可是深一層想，還是暴露出社會對於某些擁有「詮釋威權」的專業，竟然採取了徹底縱放與退縮的態度。
這樣再回頭想想，我們就不難明白：陳夔龍以平靜而誠懇的語調告訴我們：即使是為了周全他一生懸命所投效的朝廷，也有不忍分明論說之處。萬一他參與了「六君子」的審訊，在那種強烈的共業（共犯）結構之中，他當然只能更加深陷於外無一援的孤立正義，迫於無奈回天，最後還是要殺掉他明明認為不該殺的人。
可悲嗎？可悲的是近百年光陰流轉，我一不小心扭開電視看見政論名嘴，就發現自己處身的這個時代、這個社會，正在專門製造不可親近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