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句法，發展成一篇文章。比方說：「當A事件發生時，B事件也發生了。」這個句法有著神奇的作用，將兩件原本並不相關的事，經由發生時間的相當而聯繫起來。有些時候，就算A與B發生的時間並不那樣嚴絲合縫，讀者也未必計較。
作文歸本於國文科似乎無足為奇，就像中文系出作家亦無足為奇一樣；於是，中文系畢業的教國文亦無足為奇了，作家談起寫作文，簡直就要把下一代都造就成作家了； 諸如此類的推想或「感覺上像是」的說法都出籠了；連「教育部」的官員也曾表示有些作家對初中會考作文指指點點，說那是出於「文學」的意見，而距離「作文教育」太離題。我不禁懷疑起來：能出現腦子這麼糊的官員，恐怕都是歷年歷代的作文課真沒教好的結果——請讓我們回到一個簡單的思辨問題：為什麼學寫作文？
作文課要培養國人用國文表達思想感情意見觀點……這些陳腔濫調我們聽多了，就不必細為鋪陳了，單說我的朋友謝材俊跟我說過的故事。材俊的二哥念中學的時候（怕不也是五十年前的事了），老師出了一個作文題——「從台灣看大陸」；謝二哥班上有位同學如此寫道：「看不到。」那孩子當年肯定拿了鴨蛋，或恐還少不了一頓教鞭。
我們且看看這樣一個題目，是不是在「鍛煉學生思辨及表達能力」這樣一個籠統的範疇就解釋清楚了呢？寫一篇洋洋灑灑數百字之文的人為什麼比只寫「看不到」的人得分高？若非後者明顯地流露出黨國機器所不能容忍的譏嘲異議，必欲除之而後快，那麼，起碼可以解釋成：因為前者看起來知道那個「看」字有複雜的、精神意義上的對照或比較，而不是只能從下面這個題目之中的物理解釋看問題：
若X星球距地球為1.5×10的8 次方公里，假設X星球發生大爆炸，而當時聲音在空氣中傳播的速率是300m/s，則爆炸聲要經過多久才會傳到地球？
１ 5×10 的5次方秒 ２ 5×10的6次方秒 ３ 5×10的7次方秒 ４ 聽不到
這一題的答案當然是「聽不到」。道理很明顯，太空中沒有傳遞爆炸聲的介質呀，這不是很容易辨識的小陷阱嗎？花冤枉力氣去計算的人栽在了普通常識上。好了，這和教作文、學作文有什麼關連？
搞作文教育的人（讓我們先假設有這樣一個專業，而不是想當然耳的中文系、作家云云）必須面對的一件事：無論社會的專業分工如何，一旦形之於書寫，都各有其文本語境。在《從台灣看大陸》一題之下的「看不到」明明是物理世界的實情（甚至還包含了詩意的諷喻），卻是「錯」的、「失格」的；而另一題的「聽不到」卻意味著答題者能夠想像出遙遠宇宙中物理世界的實況。
你或許會問：作文和物理扯在一起做什麼？我的答覆是：不然作文該跟什麼扯在一起？作文，不就應該與萬事萬物、各行各業、諸學諸術都有關嗎？
如果有一天，有一個學生在作文裡這麼寫：「站在月球表面的太空人阿姆斯特朗在踏出了他那一大步的時候，應該看見了遙遠宇宙中人類科技的未來。」或者有一個學生在作文裡這麼寫：「拿破侖被囚禁在聖赫倫納島的時候，還能聽見他為自己加冕時的聖歌嗎？」試問：這是文學？或不是文學？
作文當然不是文學，也不以訓練文學家為目的，但是作文並不排除文學。相對來說：作文老師之為人，恐怕正是以真正偉大而繁複的文學傳統去豐富那些令人「看不到」、「聽不到」的宇宙介質呢！在前揭阿姆斯特朗的那兩句裡，你看得到作文者對於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謳歌；在拿破侖那兩句裡，你聽得到作文者對獨裁君王的譴責或惋歎。這兩個例子都不是出於我的生造——而是當年我在陸軍通校擔任教官時讓班上（無線電專修甲班）同學試作三百字的短文中的兩段。
我的練習題很簡單，出自齊克果（台灣譯名，即克爾凱郭爾）的段子。齊克果在他的隨筆中曾經開過巴克萊大主教冗長演說的玩笑。當時齊克果是這麼說的：「當我們敘述：『當A事件發生時，B事件也發生了。』那麼，A所佔的時間一定比較長，B所佔的時間一定比較短。」
這話很好理解，在生活中隨手一例：「當我在寫這篇稿子的時候，《獨立評論》傳來了邀稿簡訊。」不過，齊克果很頑皮，他舉的例子是：「當巴克萊大主教在發表他的演說時，拿破侖利用火炮和騎兵的威勢，越過阿爾卑斯山，打下意大利，攻陷埃及，最後統一了歐洲。」不消說：齊克果借由這例句諷刺了巴克萊大主教演講之冗長、無趣，以及與世事漠然不相關。
我用齊克果的玩笑當引子，規定我的學生們必須在一篇自訂題目的作文中使用這「當A 事件發生時，B事件也發生了」，我還當堂規定：A和B之中一定要有一個是心理活動。
那些被我戲稱為「小鬼」的孩子日後沒有一個成為文學家——其中一個還曾被我撞見，在夜市批發水果——可是在士官班當年的作文課堂上，經由適度的遊戲鍛煉，他們幾乎都很能夠調度敘述的時式，運用語氣的懸疑，穿插、交織生活中的種種語境，大部分的時候，作文裡所表現的，都是枯燥操勞的軍旅生涯中值得同情一哭、卻只能付之一笑的甘苦細節。
對當時的學習者而言，他們不是在作文，而是反芻不得已而然的生命。不消說：之所以會有阿姆斯特朗和拿破侖出現在文中，一定也是因為在那一段時間裡，他們的物理課和歷史課提及了這兩個人物。他們想像、虛擬大人物的心理活動，又是多麼地親切和體貼呢？我只能說：一個看似公式化的句法，還是可能在角落裡挑動著作文者真實的情感。
如果有一個又一個的題目，能夠勾動你去反芻你那不得已而然的生命，你會覺得那是中文系、作家或者是作文專業老師才看得到、聽得到的事嗎？
你不寫，誰寫呢？
例
想起課室裡的幾張臉
我和家裡的高中生閒談的時候，說起這個剛開始的求學階段裡同儕多樣性的重要。一不小心，話題就轉入了我四十多年前在課室一角的封閉記憶。在那裡，沒有什麼重大的事件，只有幾個名字、幾張臉孔——嚴格說來，也可能只顯示了我高中生活的幾個片刻。
那個班級編號一一，在一排低矮老舊建物的最南端，突出於課室門楣旁邊的綠底白字木牌是我和所有新同學相互結識的重要媒介——我總在下課時間把它從掛鉤上踢下來，贏取陌生同學讚歎的眼神，這些陌生的同學也不吝給我掌聲，或者向我介紹一些可敬的對手。我在成功高中所聽到並印象深刻的幾個名字之一，「孫鐵漢」，據說是一三班的。
告訴我「孫鐵漢」三字的是坐在我左前方的項迪豪，他和孫鐵漢都是跆拳社的，據說那鐵漢雖然踢得並不高，但是「出腿很快」。項迪豪和坐在他後面的葉常仁似乎有某種遙遠的親戚關係，又都是台北東區某貴族中小學的畢業生，溫和穩重，斯文有禮，連冒青春痘都十分嚴謹節制，寥若疏星，渾身透露出一種高級公寓裡才養得出來的白皙氣質。葉常仁每每基於鄰座之誼、在我飛踢班級牌的時候高聲鼓掌——我第一次發現，看上去如此細緻柔軟的手掌，居然發得出那樣驚天動地的聲響；有些時候，我還真是為了聽他那出奇爆裂強大的掌聲才模仿李小龍的。
我和葉常仁、項迪豪都是李小龍迷，我告訴他們：李小龍所獨創的截拳道另有淵源，叫做「趹拳道」——「趹」字是我好容易從字典裡一筆一劃查找而來，字形接近韓國國粹的「跆」，字義則是急速奔跑，比起「跆」字的「躍起、踢出、落下」又顯得詩意而大方。我告訴班上的同學們：趹拳道是一門古老近乎失傳的武術，比跆拳道久遠，比截拳道實用；為了取信於人，我還掏出了一張印有「中華民國趹拳道推廣協進會」單位字樣的名片。那是南機場專印名片喜帖的小商家給印的，花了我五十塊錢。
可是居然有人不認識李小龍，他叫曾國榮，來自一個我從前沒聽過的地方——後龍；有一天他在我身後猛可冒出一句：「李小龍是誰？」我驚呼出聲，轉回身去，請他再說一遍，他就又說了一遍。我再問曾國榮鄰座的呂志良——一個來自新竹、生得劍眉星目的大帥哥：「他不知道李小龍呢？」呂志良挑了挑眉毛：「所以呢？」
所以我立刻被右鄰座的魏銘琦記了一筆。魏銘琦是本班風紀股長，兩年後甚至幹上了畢聯會主席。我們十八歲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但是想起他來的時候總覺得他沒有從政尤其是跟立法或執法有關的政治事務真是太可惜了。
魏銘琦是帶著極為強烈的恥感勉強進入成功就讀的，他從大同中學畢業之後，應該已經混過「學而」之類的補習班，非第一志願不足以顯名聲以揚父母的那種勢頭；這是為什麼他的書包蓋子一掀開，內面就有端楷毛筆的兩行對聯。字句究竟如何，我已經不記得了，大意則是：記取教訓、洗雪恥辱、考上台大。
他可能認為，我就是進了成功高中居然沒有恥感的那種麻木不仁的人，又或還是導致他將來不能雪恥的害群之馬。基於地利之便，他經常能夠就近觀察到：我在上課期間，總是和葉常仁談日本摔角、和項迪豪討論孫鐵漢的腿長、教曾國榮認識李小龍，以及和呂志良有一搭、沒一搭地學兩句客家話。魏銘琦用劃「正」字的方法，記下我上課講話的次數。
我們的導師胡達霄是國文科教員，日日西裝革履，手提七皮箱，戴一副深色方框墨鏡，上頂波浪狀大油頭一包。這一天下午班會時間他進了教室，七順手往講桌上攤平，摘下墨鏡，說：「剛軋進去一張票子，二百八十萬。」我們都知道，那二百八十萬不是高中國文教員兼班導薪水，而是胡達霄兼差開一家名為「南強」的電影公司業務所需。至於「南強」拍些什麼片子，胡達霄從來沒有說過。這一天他報告了軋票子的數目之後，右手朝我一戟指，左手插腰，用他那帶有濃重浙江口音的柔軟國語道：「張大春！站起來——說，你自己說，今天上課講話幾次？」
我悉心回想了很久，真感不勝負荷，老是記不得某個話題到底是第十一次、還是第十二次的時候說的。胡達霄卻再也忍不住了，斥道：「三十二次！你一天上課講話三十二次！你有幾張嘴啊？」
回首我的高中生涯，我總是從這幾張臉開始，到胡達霄的那幾句問話暫停。我有幾張嘴呢？真是個耐人尋味的好問題。一張嘴的確不夠使喚，我的高中時代——不是雪恥考好大學的競技場，我也當真沒有一點恥感。這是我離開暖房一般的私立中小學、開始接觸到各色人等的最初記憶，是那樣俯拾皆是令人意外的異質。雖無可道之跡，卻有不滅之痕。
是的，我承認，我從來沒真敢跟孫鐵漢較量。倒是後來有一次，我果然把一一的班牌踢缺了一角（真相是木牌摔落水泥地面的撞擊所致），這事沒有人說出去，連魏銘琦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