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美的語文
幾乎沒有純粹的聽眾，每個參與者都是講話者，每個講話者似乎都有很多話要說，聽著聽著，有的聽眾可能嚎啕大哭，每次發言都是在主持人不忍的提醒中忍痛結束，時間一再延長，上午的會可以開到十二點半，下午的會一點開始，可以一直開到六點，而所有參會者始終認真聽講，沒有中途溜號的，也沒有藉機說話的，我很久沒有參加過這樣的會了。
那天晚上接到會務組的電話的時候，我幾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由王瑛女士與共識網聯合舉辦的「尋找民間的馬小平暨第一線教師的聲音」會議於9月7日至9日在北京西山大覺寺舉行，會議邀請了德高望重的錢理群教授、王尚文教授、楊東平教授、傅國湧先生，還有馬小平老師的同事、學生以及馬老師的女兒，另外還在全國範圍內邀請了六位老師，這六位老師是錢老多年來在民間找到的馬小平式的老師，而其中居然就包括我。
錢老是我一直景仰的大家，特別是他為素未謀面的我欣然命筆，寫了《率性教書》的序言，令我感激莫名，而我甚至一直未能當面向先生道謝，有這樣的機會，我當然不願放過，何況參會的還有那麼多名家，還有我的很多朋友。
很慚愧的是，關於馬小平老師，此前我只是在網上零星地看到一點資料，也沒有給予太多的關注，而這次，參加以紀念他為目的的會議，我多少有些心虛。
好在通過第一天上午的會，我們逐步瞭解了馬老師，而通過王瑛女士的介紹，我也看到了社會力量對中國教育的關注與關心。
錢老在上午的會議中發了言，如同我聽說的那樣，73歲的錢老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老頑童，講話機鋒頻出，妙趣橫生。他再次談起了我曾經看到過的他的一個觀點：
（一些老師）要不就是低智商的粗俗的利己主義者，要不就是高智商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是因為利益而聯接在一起的。我們必須有一種互助的自救的教育環境，這一點希望在座的媒體能提供幫助。還有一個就是自救，就是這樣真正的老師能夠自己組織起來，互相提供幫助。
聽到這話，想想自己周圍的很多人，的確是這樣，很多老師包括一部分領導，要不就是低智商的粗俗的利己主義者，要不就是高智商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即使走在被別人稱為象牙塔的校園，處處都可以看見無形的利益之手在指揮著幾乎每一個人。有思想的教師往往是孤獨的，這種孤獨不僅是思想和學識層面的，往往也是社會層面的。真正為學生著想的老師總是會受到來自管理層、同事、家長甚至學生的質疑與誤解，錢老提出了這樣的教師的五個困境：
第一，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教育部門、行政部門的壓力；
第二，受到家長的包圍，因為我們現在教育產業化的結果，家長和老師的關係變了，變成僱主、老闆和僱員的關係；
第三，反對自己的常常是自己的學生，因為應試教育已經成為學生一種內在的要求；
第四，常常受到同行的另眼看待；
第五，受到社會輿論的不理解。
有這五個方面的壓力，而這五個方面壓力最後就歸結於自己的壓力，歸結於自己的困境——我教書還有意義嗎？我還能堅持下去嗎？我想這些老師經常問自己這個問題，好多人都覺得實在是堅持不下去了。
我認真聽取，於我心有慼慼焉。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有人沉淪，有人放棄，但是，也有人堅守。錢老提到互助自救的環境，我不禁想到這些年我的經歷。應該說，網絡拯救了我以及很多和我一樣的老師，網絡讓我們發出聲音，尋找同伴，互相安慰，互相激勵，一起行走，這也許就是錢老所說的「相濡以沫」吧。
我想起多年前我寫的一篇文章——《孤獨，但不孤單》：
在一條沒人走的路上一意孤行，本質是孤獨的，但是我並不孤單。
記得在以前讀《二十四史》的時候，從那些豎行的密密麻麻的繁體字中，總能找到同行者，不管是田橫，還是王忠嗣，或者是陶潛，或者是別的什麼人。他們透過紙面，形象生動地站在我面前，有時候會坐在我對面的椅子上，什麼話也不說，像印第安人一樣沉默，其實，有這沉默就夠了，我已經知道，在那些孤獨的閱讀歲月中，他們一直在我身邊，歷史成為我們之間的橋樑，跨越時空將我們聯繫在了一起。
從去年二月到現在的寫作，也是這樣的。跨過唐宋的廢墟，走過那些久已無人經過的路，但是那些目光和身影一直在自己的身邊。人的力量如果只能來自於當下，這力量必定是虛弱而短暫的，很幸運，在孤獨的時候，我感覺得到，很多力量從歷史的幕後走來，走到那個空無一人的舞台，走到我的身邊，與我並肩站在一起。
閱讀和寫作，讓我孤獨，但是卻並不孤單。
寫這段文字的時候，正在寫《在唐詩裡孤獨漫步》和《溫和地走進宋詞的涼夜》，在此之前，也進行了大約十年的《二十四史》的閱讀。當一個人在現世無法找到共鳴的時候，也許只能從過往的時光中淘洗尋找了。2001年，自從我走上網絡之後，我發覺有很多跟我一樣的人、一樣的老師，這讓我知道這條路其實不只我一個人在走，還有很多同路同道，這是讓我走下去的巨大動力，這些朋友曾無數次在我懷疑和憂慮的時候安慰過我，拯救過我，也許他們自己都不知道；他們也是我巨大的壓力，當我看到他們在任何時候都沒有放棄學習放棄努力的時候，我還有什麼理由懈怠與放棄呢？
錢老說的一句話讓滿場哄堂大笑：「這就是我說的相濡以沫，我們自己來幫助自己，自己救助自己。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好人聯合起來，壞人已經聯合起來了，他們做了多少壞事啊！」我環顧四周，看到很多新朋友與老朋友的笑臉，也想起了那句曾經被說濫了的話：「全世界XXX，聯合起來！」
這次來參加會議的有很多老朋友，如福建的教育專家、生命化教育的倡導者張文質先生，廣東的徐麗芬老師，湖北的梁衛星，也有很多新朋友，如馬一舜老師、樊楊老師等。《南方週末》這樣報道我們這群人：
夏昆班上的一個復讀的女孩，因為一次語文考試成績不理想而自殺；在此之前，這位女孩曾經考過語文單科全市第一，她得知喜訊後在雪地裡扔雪球的身姿仍印刻在夏昆的腦海裡。
「有一次她來我辦公室看成績，120分考了不到100分，當時哭成淚人走了，我和同事們紛紛說，這娃兒太可愛；並轉而訓斥其他的學生：『人家沒上100分什麼樣子，看看你們70分還不到怎麼怎麼樣』，現在想起來，我們做教師的有沒有責任？」
夏昆自責：我們是不是推波助瀾了？是不是她本來只有那個水平，而我們一直在給她層層加碼，編織幻想？
許麗芬看到過同事撕掉孩子們的作業本，也見過他們把作業不合格的學生們叫到辦公室，不給桌椅，讓孩子們在地上罰做作業，腳踢，並以「蠢豬、笨蛋、爛貨、你這個垃圾」等詞辱罵。
梁衛星是和錢理群交往的老師當中的最絕望者，他曾經因為上廁所被記缺勤而憤怒地撕掉了考勤本，砸掉了桌椅；他見過學校有人在過年的時候為祈求好的成績而爭著去寺廟燒頭炷香；他聲稱「這個（教育）環境對我來說就是敵人」，並不對教育改革抱有希望。他把教師們的各種醜態展示在教育小說《成人之美》裡，被錢理群讚譽提供「觀察和認識當下中國教育問題的啟示」。他還打算就學生和領導各寫一本，完成三部曲。
馬一舜則最為憤怒，他指出校長為了提高學校中考的分數而將全校師生召集到操場，指導了包括「摸耳朵選C，摸鼻子選A，摸眼睛選D」在內的一整套作弊辦法；教師們為了賺取輔導材料的回扣而拚命給學生佈置作業；學生們在他勒令必須睡午覺的時候偷偷寫作業……他告訴記者，他排遣負面情緒的辦法之一，就是讓更多的人知道中國教育的另一面。
而對於教育，我一直是個悲觀的樂觀主義者。
中國教育的潰敗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這些年來，教育改革的口號越是喊得響，教育潰敗得越是厲害。而在這潰敗中，眾多的主管機構和專家們又不停開出藥方，每個醫生都宣稱自己能包治百病起死回生，可是每陣喧嘩過去，剩下的只是一地雞毛。
於是憤然者開始失望直至絕望，苟活著開始順服並且屈從，逍遙者開始懷疑然後放棄，每個人說起教育似乎都有數不完的罪狀，發不完的牢騷，道不盡的冤情，可是於現狀似乎根本沒有多大改變。
第一天下午梁衛星的演講，一上來就宣佈了自己對所謂教育改革的極度不信任，而馬一舜老師的發言，則直指基層教育中的種種腐敗。我在下面聽著，很多都是我知道或者在我的身邊一直發生的事情，可是，我仍然不贊同他們的觀點，因為我堅信，不管環境如何惡劣，我們總還是能做點事情的。
晚上與錢老、張文質老師、徐麗芬老師以及幾位記者朋友的聊天中，我談了這些年我和我的學生做的事情，以及最近幾年我明顯感覺到的堅冰的融化，雖然很慢，慢得也許我們根本無法在有生之年看到本質的改變，但是總比一直鐵板一塊要好些吧。更關鍵的是，教師要給學生以快樂，自己首先得是快樂的，否則，傳達給學生的完全是負能量，其實我覺得這也是一種負面教育。錢老半開玩笑說梁衛星最好別教書了，乾脆寫小說去，我深為贊成，也許，這樣的衛星才是幸福的。
那天晚上，跟《南方週末》的記者曾鳴聊了很久，聊到了我的詩詞課、音樂課和電影課，聊到了我的改變，當然也聊到了我對梁衛星觀點的看法。我堅信，教師自己首先必須是豐富的，才能給學生展示豐富的世界，教師最好自己能幸福，才能將這種幸福傳達給學生。即使生命中有諸多無奈甚至災難，也不應該失去希望。
當我們通過各種途徑發出自己的聲音，當我們走出各自的角落坐在一起互相傾訴與傾聽，這本身就是一種希望。
晚上，我們還在院裡激烈地討論著，深夜的大覺寺更加安靜，我們住的方丈院是一個小小的四合院，院裡有幾株古木，樹下有一張茶几、幾把椅子。突然想到魯迅《〈吶喊〉自序》中描寫他在研究國學的時候，坐在槐樹下，「每每會有冰冷的槐蠶落到脖頸裡」，我想應該也是這樣的情景吧。
會議結束的時候，主辦方向每位參會者贈送了剛出版的馬小平老師選編的人文讀本，以及錢理群先生的幾種著作，我則更有意外的驚喜，得到傅國湧先生贈送的著作《葉公超傳》，連遠在福建東山的王木春兄也托人給我送來了他的新作，讓我開始懷念東山的海了。來的時候背著空空的包，走的時候背著沉沉的書，這大概是這次開會除聆聽長者和同行講話外最大的收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