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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網絡上的事情

無辜的網絡

人類一直有一種方便了,就不想閱讀的根性。

有一次演講結束後,聽眾交流的時間,有兩位女士先後發言。

先發言的顯然是一位母親,她為孩子日益偏向於使用網絡而不接近書籍而煩惱;後發言的則似乎是一位當姊姊的人,她認為毋須為孩子操心那麼多,他們自有出路。就像我們自己,父母也曾為我們操心很多,但我們也走出了自己的路子。

兩位針鋒相對了一陣,令我印象深刻。

閱讀本來就是各說各話的事情。不然,也不會那麼多人談,談了這麼久的時間,還是得談。

網絡風行之後,給我們新添的一個苦惱是,給「閱讀」這件事情增添了更多容易講不清、分辨不清的面貌。

所以,對於網絡,最常聽到的一個說法,就是網絡使得人遠離了書。甚至,遠離了閱讀。

但,真的是這樣嗎?

翻開人類的歷史,我們總是拚命想把閱讀這件事情變得比較容易、比較便利些。

文字和圖畫,從早期刻在石頭上、動物甲殼上、竹子上,到寫到皮革上、紙張上,到印刷、裝訂成冊,再到轉化為電子與數字型態,可以用手提電腦、PDA與手機來顯示,我們一直希望把閱讀這件事情變得越方便越好。

從最早只有和神界可以溝通的祭司才有資格閱讀,到王公貴族壟斷閱讀的權利,再到民間富有之家也可以閱讀,再到推廣給更普遍的人民,終於成為人人皆須接受國民教育,我們一直希望閱讀的能力與機會,能推廣到越多的人手上越好。

但是,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

想把閱讀推廣與普及的力量越大,吸引我們不想閱讀的力量也就越來越大。

在中國,公元十一世紀的宋代,印刷術大盛,突破了過去書籍只能用手抄、費時又少量的局限,於是各種書籍的種數和數量都擴大,「莫之不有」。但也就在這時,蘇東坡寫了《李氏山房藏書記》,感歎過去書籍取得不易的時代,大家願意千里迢迢追尋一本自己想讀的書,但到了什麼書都有了的時候,卻反而大多不愛讀書,只顧得「游談無根」(愛八卦)。到了清朝,書籍出版得更多了,袁枚寫《黃生借書說》,感歎就比蘇東坡的時代又多了一層。

在西方,也有類似的情況。

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帶動起「民主」與「國家」的觀念,在推動國民的教育與閱讀上,起了里程碑的作用與影響。同一時間,工業革命所帶動的印刷技術的改良,在書籍演進史上也有很關鍵的影響。然而也就在那之後不久,火車出現了,於是很多人感歎過去大家願意守在家裡安安靜靜讀書的日子一去不復返,現在都急於到處去旅行了。

大約一百年後,十九世紀末的時候,英國的威廉.莫裡斯(William Morris)把出版者與印刷者的角色做了劃時代的分工,出版產業向前躍進了一大步,書籍的樣貌與形式也有了很大的革新。不過,這時電話出現了。於是,像梭羅這樣的很多人又開始感歎,過去大家可以在火車上旅行,安安靜靜讀點書的日子一去不復返,現在,大家只愛在電話上煲電話粥了。

進入了二十世紀的20年代,西方出現了平裝本革命,書籍再次以前所未有的便宜價格與方便攜帶的形式出現。書籍與大眾之間,出現了零距離。但是也就在這不久,電視登場了。電視登堂入室的結果,使更多人感歎我們離閱讀這件事又遠了。

二十世紀末,網際網絡(internet),人類自有書籍以來的最關鍵一次的革命,登場了。原先是美國學術機構裡,方便大家為了交流論文而發展出來的網際網絡,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到90年代終於普及到每一個人身上。閱讀,突破了書籍時代所面臨的空間與時間障礙。但也就在這同時,網上各種遊戲與娛樂的風行,讓許多人又感歎,我們從沒有如此背離閱讀的可能。

我們一直想把閱讀這件事情弄得更普及,更便利。

然而,閱讀越是方便的時候,我們越是不想閱讀。

人性如此。從來如此。和網絡無關。

為什麼不必是文字與書

我們的基因中,許多感官作用需要重新被喚醒與恢復的必然。

那兩位女士的發言,表面看來像是兩個極端,但事實上是同一個出發點。

第一位母親的發言,太過重視書的作用了。

那位當姊姊的發言,表面看來雖然顯示了她對「網絡」與「書」的平等對待,但是她引用今天之前的人曾經自己找到出路,而對下一代的人主張平常心看待,則又忽視了今天面對的變局,是人類過去所從未有過的。一個閱讀的嶄新時代已經來臨,如果只是援用過去幾十年、幾百年的經驗,遠遠不夠。只是主張以平常心來看待「網絡」與「書」,同樣也只是延續書籍時代的思維而已。

今天大家都在談網絡帶來的閱讀革命,但是這場革命的真實面貌,很容易隱沒在烽火的煙霧之中。像那位母親,許多人擔心網絡挾帶著大量影像、聲音,會不會徹底破壞(尤其是以書籍來呈現的)文字的閱讀。

要思考這個問題,不妨問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文字與書籍,對我們到底有什麼意義?」

人類發明文字,不論中西,大約都是距今五六千年左右的事。懂得利用文字,在人類幾百萬年的進化史上,當然是極為震動的一件事。人類的思想,從此便於同輩人交流,前後代流傳。古人說倉頡發明文字後,「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可以說明這個事件的震撼性。近代科學研究指出,閱讀及使用文字對大腦及智力的重要性,則更有許多書籍與論述,這裡不再贅述。

至於書籍這件事情,就是更近的事情了。人類有紙張,是大約二千年的事;有印刷術,中國大約一千三百年,西方大約五百年的事。而中文世界裡,習慣以目前我們常見的書籍形式來閱讀,則不過一百多年的事情。

總之,在人類演化的四百萬年歷史中,從五千年前學會閱讀文字、一千年前懂得使用書籍之後,雖然給人類的文明與文化發展,都帶來遠非其前所擬的推展,但是我們應該知道,文字與書籍的重要性再大,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上,這頂多五六千年的一個過程,只是一個短暫的過程。

在這個短暫的過程裡,文字出現的好處是,多了一個可以極為抽像又方便地認知這個世界的方式;壞處是,我們原先綜合運用各種感官的全觀能力逐漸退化。書籍出現的好處是,把文字的傳播力量做到最大的擴散;壞處是,我們容易疏忽──甚至,貶低──書籍以外的知識來源。

柏拉圖講過一個文字剛發明時候的故事。

埃及的一個古神……名字是圖提。他首先發明了數目、算術、幾何和天文……尤其重要的是他發明了文字。當時全埃及都受塔穆斯的統治……圖提晉見了塔穆斯,把他的各種發明獻給他看,向他建議要把它們推廣到全埃及。那國王便問他每一種發明的用處……輪到文字,圖提說:「大王,這件發明可以使埃及人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好的記憶力,它是醫治教育和記憶力的良藥!」

聽了圖提的說明,埃及國王回答了下面這麼一段話:

現在你是文字的父親,由於篤愛兒子的緣故,把文字的功用恰恰說反了!你這個發明結果會使學會文字的人們善忘,因為他們就不再努力記憶了。他們就信任書文,只憑外在的符號再認,並非憑內在的腦力回憶。

對於圖提認為文字可以對教育產生的功能,塔穆斯也有不同的看法:

至於教育,你所拿給你的學生們的東西只是真實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實界的本身。因為借文字的幫助,他們無須教練就可以吞下許多知識,好像無所不知,而實際上卻一無所知。還不僅如此,他們會討人厭,因為自以為聰明而實在是不聰明。(柏拉圖《斐德若篇》.朱光潛譯)

站在文字發明到今天的五千年歷史的中間點上,柏拉圖二千五百年前的這段話,把文字閱讀可能發生的問題做了歸納,也做了預言。

一九二○年代的時候,一位先生說:「書只是供給知識的一種工具,供給知識其實並不一定要靠書。」他又說:「太古時代沒有書,將來也可不必有書,書的需要可以說是一種過渡時代的現象。」

說話的人,是民國初年的教育家夏丏尊。他沒來得及看到網絡時代的來臨,但是他所歸納的,也在預言今天網絡時代所發生的事情。

人類對世界認知的方式,先是有觀察,再用圖像、肢體表達、音樂、語言,之後再發展出文字來表達。在文字的出現之前,人類的「閱讀」並不是不存在的──只是以聲音、圖像、氣味、觸感,甚至意念而存在的。

人類演化了幾百萬年,終於在最後的五千年出現文字,以及其後更近的時間出現書籍來方便文字的傳達,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人類在使用了文字與書籍一段路程之後,又透過科技發明了一種新的形式,企圖擺脫文字與書籍閱讀的限制,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我們的基因中,許多感官作用需要重新被喚醒與恢復的必然。

從某個角度而言,我們的確是進入了一個和過去截然不同的全新時代。

網絡出現的本意,雖然是為了方便文字的交換與傳播,但卻注定要提供一個文字以外的閱讀與溝通的過程。網絡終將結合文字以外的聲音、影像、氣味、觸感,甚至意念,提供一種全新的認知經驗,讓人類重歸全觀的認知經驗。

種種全新的發展,難免令我們忐忑不安。

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可能不過是回到過去,恢復一些被壓抑了許久的需求。

所以我對伴隨網絡時代而來的圖像閱讀、影音閱讀、多媒體閱讀等等,沒有那麼多擔心。

因為這不是人類沒有過的經驗,更不是人類不需要的經驗,只是過去幾千年被壓抑後的釋放而已。

我們需要擔心的,與其說是這些發展會不會破壞文字閱讀、書籍閱讀,不如說是如何讓文字閱讀與書籍閱讀,配合這些既古老又新興的多媒體閱讀形式,一起產生更新的作用。

為什麼不必一定是網絡

因為書籍還要並存一段時間,因為書籍還有些網絡替代不了的享受。

網絡何時取代書籍,一直是個話題。二○○○年之前,曾經熱門得不得了。網絡泡沫化之後,沉寂了一陣。這一兩年,又熱了起來。其實,沉寂和熱門,都有些誤會。

我們可以回頭看看五百年前,活版印刷術在歐洲發展的過程。

一五四五年,古騰堡在德國開始活版印刷的時候,歐洲經歷了長達一千年的黑暗時期。羅馬帝國衰敗之後,烽火頻仍,文化殘破,教會成為保存書籍的最後一塊堡壘,然而,書籍的內容與形式也因而靜止不前──內容,是《聖經》與上帝的話語;形式,是精美的手抄文字加上聖像繪圖。相對於中國在這一千年之間經歷的唐、宋兩朝的高度文明,知識與文化在歐洲都是停頓的。

在這樣一個困境中,活版印刷所打開的局面是震撼的──活版印刷書籍取代手抄本書籍,加快加大知識的傳播──之後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以及再後的工業革命,都莫不和這一波閱讀革命所引發的知識革命有關。

然而,即使是這樣一個必然且不可逆轉的進程,如果回歸到當時的環境,卻有段漫長的歷程。

活版印刷的書籍,不是一下子就淘汰手抄本書籍的。

早期印刷科技固然喚醒了大家對知識的需求,但是技術的本身還有種種缺點與限制。譬如,由於冶金技術的不成熟,一套字模只能印刷一百到三百份就要報銷。何況,字模印出來的字體難免粗糙,缺角斷線,於是,字體讀來秀麗舒適的手抄本書籍,不但沒有馬上遭到淘汰,反而借助於印刷書籍的興盛,最少還風行了一百年之後才沒落。

不僅如此。

早期印刷術的目的,只是為了節省手抄書籍的時間,換句話說,解決書籍出版的成本與時間問題。因此,字模、編排與版本設計也都主要摹仿手抄本書籍,談不上自己的設計與出版精神。印刷版的書籍真正要綻放自己的神韻與光彩,要到工業革命之後,配合種種其他科技與文化的發展才發生。那,又是一百年後的事情了。

歷史書上幾個段落的文字,走過來的路程卻相當漫長。

因此,當網絡啟動新的閱讀界面,我們開始期待一場可以類比於五百年前的閱讀革命時,許多發展卻變化不前,其中有四個原因。

第一、各種技術的不成熟,使得網絡閱讀談不上方便與舒適(所以即使比爾.蓋茨也承認,超過五頁以上的東西,他還是寧可印成紙張來閱讀)。

第二、內容與設計概念還沒獨立,使得網絡內容主要還是靜態的文字,這就使得閱讀網絡的樂趣與收穫,和閱讀書籍的區分不大。

第三、交易環境沒有成熟,因而影響到內容創造與設計的意願(網絡上的著作權,到現在還產生很多爭論。內容要不要付費,不時可以成為話題 )。

第四、配合新型態的閱讀所需要的新型態服務,還沒發展成熟。

因此,認為網絡不可能取代書籍,就短期而言,不是沒有道理的。

不過,同樣的四個原因,也可能發展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第一、等到技術成熟,網絡和各種新型態的電子載體結合後,閱讀的方便與舒適一定不是書籍可及的。模擬紙張的輕便與柔軟,以及字體與大小的隨選自如,都將不是問題。

第二、伴隨著技術的發展,網絡閱讀的內容與設計,會發展出自己的生命。就像電影運用了蒙太奇之後,才開始呈現它獨有的魅力與生命,網絡閱讀也終究會超脫於文字之外。虛擬實境與網絡的結合,就是很令人興奮的等待。

第三、交易環境總會成熟。作家在網絡上收入不足的問題,終究會解決。

第四、網絡終究可以發展出和閱讀內容一體成型的服務。使得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享受到新的附加價值。

因此,從長期來說,我們可以相信網絡終究要取代書籍,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如同西方在活版印刷發明之後,由於實際閱讀的不適與不便,繼續給了手抄本書籍一百年的生存時間,今天的網絡閱讀也是同理:雖然已經呈現了劃時代的意義,但是相形之下的不適與不便,也將給予平面閱讀或書籍閱讀一段繼續生存的時間。

只是,時間還要多久?

最近,《紐約時報》針對紙張閱讀資料的數字化,做了個報導。

他們以華盛頓的國家檔案局的資料來分析,是這樣的:

文字文件,總共有90億件,數字化的有500萬件。相當於1/1800。

空照攝影,總共2,700萬件,數字化的有90萬件,相當於1/30。

靜止攝影,1,000萬件,數字化的有58,000件,相當於1/172。

地圖與畫圖(drawing),800萬件,數字化的有398件,相當於1/20100。

微卷(microfilm),150萬件,數字化的是零。

電影(motion picture)40萬件,數字化的22,000件,相當於1/18。

錄音,20萬件 ,數字化的11,369件,相當於1/18。

原版海報,7,000件, 數字化的4,484件,相當於1/1.5。

美國國家檔案局今年要增加人手,新添設備。儘管如此,按這種數字化的速度,他們估算要全部數字化,得花上一千八百年時間。

光美國國家檔案局都如此,其他國家的其他書籍與資料呢?

「網絡」與「書」的關係變化,當然不必真的等上一千八百年。只是,還要再看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則是不必懷疑的。

所以,我們要有的一個心理準備是:要在還可以利用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善用「網絡」與「書」的不同特質,來對待過去與新生的知識及資料,來對待「影音像」及「文字」不同的媒體。

反動現象的雙重風險

我們沒有意識到文字是一種使用上應該略為收斂,因而也要略加珍惜的媒體。

如果說網絡及其帶來的影音多媒體閱讀,其實是對時間雖然短暫,但主導性過強的文字及書籍閱讀的一點平衡作用;其實是我們古老而被壓抑的其他閱讀感官的一點恢復,那麼,今天有些現象,其實可以說是相當反動的。

因為,在一個文字對其他閱讀應該由上位而轉為平位的時代,人類有史以來,卻從沒有像今天這般和文字的閱讀,以及創作,結合得如此密切過。

今天,文字的閱讀成了無所不在的事情:

在自己辦公桌的電腦上、在網咖裡的電腦上、在隨身的notebook上、在連線的電腦遊戲上、在手機的短信上、在PDA的屏幕上、在平板型電腦上,在兒童的電子書包上……。

要讀各種軟體的使用help,要讀留言板,要讀討論區,要讀網站內容,要讀部落格,要讀chat,要讀訂閱的電子報,要讀朋友來的信,要讀別人轉寄來的文章……

我們一面無時無刻不在閱讀,也一面無時無刻不在寫作。公事來往要寫email,私人書信要寫email,在網絡上發表短篇文章、長篇著作,寫message board,寫Chat,forward訊息給朋友,寫PDA記事,寫手機短信……

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回應各種訊息和知識,無時無刻不在寫作。

看來,文字和我們的關係,不要說是顛覆,連降低都難。

但是,文字這種日益更盛的應用現象,將給我們帶來兩種風險。

第一、我們會不認真思考網絡時代裡,自己應該如何重新對待圖像、影像及聲音,這些過去在文字及書籍時代沒得到適當對待的新興媒體。

第二、因為我們沒有意識到文字是一種使用上應該略為收斂,因而也要略加珍惜的媒體,所以文字和我們零距離的結合,無時不在的結合,反而在磨損這種媒體所應最受重視的特質──文字是單位面積裡濃縮意象最高的媒體,最需要謹慎以待。

於是,我們沒有好好迎接圖像、影像及聲音透過網絡重新產生新價值的時代──少數注意到的人,像Youtube,則做了另一種示範。

同時,我們又在粗魯地對待文字這種網絡時代本應該更加精緻使用的媒體。所以,我們樂於使用火星文,我們安於目睹報紙、電視上四處氾濫的錯字、漏字、別字。

我們在錯失網絡時代帶來的機會,又給自己製造了雙重風險。

跑車插了銀翼之後

你聽說過鄺其照這個人嗎?

二○○三年,我編一本叫《詞典的兩個世界》的書。

編書的過程裡,在有關中國怎麼出現最早的英漢字典這件事,去跟上海的周振鶴教授邀稿。周教授寫了一篇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成的中國第一部英文學習詞典。但是,中國人自己編英漢詞典,另有其人。他告訴我一個名字是「鄺其照」,但其他資料則無。只知道在東京的御茶之水圖書館裡,存有一本鄺其照編的字典。

我請東京的朋友幫我去看看是否能找到這本字典,當時偏偏那個圖書館封館裝修,要半年多後才能重新開張。而我們那本書出版在即,難以等待。

我用網絡查,只能查到一些瑣碎的資料,拼湊不起對這個人及他所做的事情的樣貌。

在那本書快要完成的階段,我去日本參加了一次Book and Computer舉辦的研討會,也趁機去東京神保町的舊書店尋覓一番,結果看到一本《蘭和.英和辭書發達史》(永島大典/著)。我原來只是好奇而翻翻那本書,但是書後一個14頁的附錄《英語辭書史年表》,卻讓我收穫極大,決定買了下來。我沒想到在那個年表中,竟然看到了鄺其照的名字,以及他出版的第一本中國人編的英漢字典,在日本也出版過的年代及其他資料。這樣,我知道那本字典的正式名稱是《字典集成》,鄺其照的英文拼音是Kwong Ki-chiu,甚至還有他編寫其他字典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