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信息傳遞機制的深入瞭解，不能不歸功於2001年度經濟學諾貝爾獎獲得者邁克‧斯賓塞。他從研究二手車市場模型人手，將信息傳遞行為的研究擴展到了其他領域。
在二手車市場模型中，為好車的賣家著想，他們可以告訴買家賣的是好車，不信的話，他們可以負擔全部或者大部分費用，找專家檢驗汽車；或者與買家達成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規定如果是壞車則包賠一切損失，等等。這些都可以歸結為信息傳遞，也就是通過付出一定的成本，承諾自己賣的車是好的。
對此，斯賓塞進一步精確指出：「如果高質量舊汽車的賣家能夠找出一種方式，使得付出的成本低於低質量產品賣家付出的成本，那麼，作為一種高質量的信息傳遞，將能夠從市場活動獲得足夠的補償而獲益。」因此，對高質量舊車的賣家來說，只要某種發送信號方式的邊際成本較低，市場將會出現某種均衡。在這些均衡中，買家能夠依據賣家發送的信號水平推測或估計產品的質量。
斯賓塞對信息傳遞模型的研究起源於在哈佛大學讀博士期間，研究的結論集中體現在他的博士論文《勞動市場信號》中。在論文中，他用一個關於勞動力市場的模型來解釋信息傳遞行為：「獲得畢業文憑是勞動力市場上典型的信號之一，具有較高生產效率的個人一般能以較低的成本獲得文憑，因而教育不僅增進入力資本的價值，而且對高生產效率的個人也具有重要的信息激勵效應。」
在模型裡，勞動力市場上存在著關於個人能力的信息不對稱，僱員知道自己的能力，僱主不知道。如果僱主沒有辦法區別高生產率與低生產率的人，那麼在競爭均衡時，不論是高能力的人還是低能力的人得到的都是平均工資。於是，高生產能力的人得到的報酬少於他們的邊際產品，低生產能力的人得到的報酬高於他們的邊際產品。這時，高能力的人希望找到一種辦法，主動向僱傭方發出信號，使他們同低能力的人分離開來，使自己的工資與勞動效率相稱。
文憑能夠向僱主傳遞有關僱員能力的信息，原因是接受教育的成本與能力成正比例，不同能力的人同時受教育程度不同。文憑所傳遞的信號因此具有把僱員能力分離開的功能。
斯賓塞的模型研究了用文憑作為一種可信的傳遞信息的工具。在他的模型裡，教育本身並不提高一個人的能力，它純粹是為了向僱主「示意」或「發出信號」表明自己的能力高。
斯賓塞並且確定了一個條件，在此條件下，能力低的人不願意模仿能力高的人，即做出同樣程度的教育投資以示意自己是能力高的人。這一條件就是，做同樣程度的教育投資對能力低的人來說邊際成本更高。他證明了在這種情況下，雖有信息不對稱，市場交易中具備信息的應聘者可通過教育程度來示意自己的能力，而僱主假定教育對生產率沒有影響，但是以教育為基礎發放一示意信號便可區別開不同能力的人。
這種模型不僅存在於僱主與應聘者之間，也存在於學校與學生之間。以中國學生申請美國大學的研究生為例，美國大學首先要看的是申請者的TOFEL和GRE成績，第二是他們本科成績的平均分，第三是推薦信。大學當然不可能知道每個中國學生能力的高低、到底適不適合所申請專業以及能否做出成就。但是，它們必須根據中國學生所提供的材料做出錄取與否的選擇。而TOFEL和GRE成績(以及其他材料)就起到傳遞申請者能力以及學習意願等的作用。
信息傳遞模型具有普遍意義。例如，上市公司的過度分紅行為。在很多國家，政府對紅利徵稅的稅率比資本增值的稅率要高，通常政府對紅利徵稅兩次：一次對公司，一次對個人，而對資本增值只對個人徵稅一次。在目前，證券市場對紅利雙重徵稅，對資本增值不徵稅。如果沒有信息問題，利潤再投資自然比分紅更符合股東利益，但很多公司仍然熱衷於分紅。根據信息不對稱理論，公司的管理層當然比股民更清楚地知道公司的真實業績。在這種情況下，業績好的公司就採取多發紅利的辦法來向股民發出信號，以區別於業績不好的公司，而後者發不出紅利。證券市場對分紅這一信號的回應是股價上升，從而補償了股民因為分紅交納較高的稅而蒙受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