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經合組織在上海開會期間，中央電視台做了一次訪談節目，一個美國在華女投資人說了一句話：「我們美國人吃香蕉是從尾巴上剝，中國人總是從尖頭上剝，差別很大，但沒有誰一定要改變誰的必要吧。」
世界上許多事，國家間的大事，人與人之間的小事，許多都與這個「從哪一頭吃香蕉」的問題有相似的地方——各持一端，也許都有道理。一個人很難讓自己改變剝香蕉的習慣。
無論備惰者還是勤勉者，養金魚都沒有問題。勤勉者可以每天換一次水，懶惰者盡可以一月一換。只是如果突然改變換水的習慣，變一天為一月，或變一月為—天，金魚都可能莫名其妙地暴斃。勤勉者據此得出結論：金魚必須一天一換水；懶惰者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金魚只能一月一換水。
這就如同我們剝香蕉的方式，很多人之所以急於改變，其實是出於一種自卑與近視。如果遇到難以進行的改變，我們不妨先試試換個角度去想，它是不是一個香蕉問題？如果是，那麼既然香蕉是可以從兩頭吃，那麼這種改變又有什麼必要呢？
在人們的生活中，存在著種種慣例，也就是哈耶克所說的規範人們社會活動與交往的「未闡明的規則系統」，儘管它不像種種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那樣是一種成文的、正式的、由第三者強制實施的硬性規則，而只是一種非正式規則，一種諾思所理解的「非正式約束」，但是它巨大的影響力卻是絕對不容忽視的。
在《制度經濟學》一書中，作者康芒斯指出：「至於某些習俗，像商譽、同業行規、契約的標準形式、銀行信用的使用、現代穩定貨幣的辦法等等這一切都稱為『慣例』，(因此)好像習俗與慣例有一種區別似的。可是，除了所要求的一致性和所允許的變化性的程度不同而外，並沒有區別。」接著，康芒斯還舉例道，在現代社會中使用銀行支票的慣例，其強迫性不下於在歐洲中世紀佃農在領主土地上服役的習俗。一個現代商人不能自由使用現金，而必須用銀行支票，這很像佃農不能自由去跟盜俠羅賓漢入伙一樣。如果一個現代商人拒絕收付銀行支票，他根本就不能繼續生存。許多其他的現代慣例，也有同樣的情況。如一個工人在他人都7:00準時上班的情況下8:00才到，就不能保住他的飯碗。
ESS策略能提供給博弈的參與者一些確定的信息，因而它也就能起到節省人們在社會活動中的交易費用的作用。最明顯的例子是格式合同。格式合同又稱標準合同、定型化合同，是指當事人一方預先擬定合同條款，對方只能表示全部同意或者不同意。因此，對於另一方當事人而言，要訂立合同，就必須全部接受合同條件。現實生活中的車票、船票、飛機票、保險單、提單、倉單、出版合同等都是格式合同。在進行一項交易時，只要交易雙方簽了字就產生了法律效力，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一項交易活動。這種種契約和合約的標準文本，就是一種ESS策略或稱慣例。
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沒有這種種標準契約和合約文本，在每次交易活動之前，各交易方均要找律師起草每份契約或合約，並就各種契約或合約的每項條款進行談判、協商和討價還價，如果是這樣的話，任何一種經由簽約而完成的交易活動的交易成本將會高得不得了。
《華爾街日報》曾經有一篇文章分析中國人中秋節互贈月餅的禮儀。若干年以前，每塊1/4磅重的月餅一一最常見的餡是由蓮蓉、糖、油組成的——是貴重的禮品，稀罕的饕餮美食，人們把月餅精心地保存到寒冷的冬季，即大多數人僅能吃上大白菜的時令。不過，居住在城市裡的中國人現在富裕了，月餅變得更像是累贅而非禮品了。就像美國的聖誕節水果蛋糕一樣，蛋糕被人們送來送去，直到節日終了——最後一個收到蛋糕的人就不得不吃了它，或者悄悄地扔掉。
在人們天天只能吃大白菜的時代裡，月餅是一種有意義的禮品，會帶來某種受歡迎的改善。令人困惑的是，人們為什麼要在收到月餅之後回贈月餅，而不是消費自己買的或者做的月餅？答案在於，月餅贈與是人們傳遞給朋友、親屬、同事的信號，以此表明自己是良好的合作者。像其他非貨幣贈與一樣，月餅一方面對贈與人來說是成本高昂的，另一方面對受贈人來說又價值不大——它湮沒在了源自人際關係的合作收益之中。
為什麼贈送月餅而不是其他什麼東西成為了一種信號？
答案是，人們今年相互贈送月餅，是因為他們去年就相互贈送月餅。在任何時間，人們的行為必須符合基於此前一段時間的預期。如果他們不這樣做的話，那麼其他人就會開始懷疑他是否想延續某一關係。
除了這些顯性的慣例，還有一些隱性的，但是心照不宣的慣例，同樣在支配著各個領域的社會生活。著名作家吳思將其稱為「潛規則」，事實上，這三個字也是他的一本流傳很廣的書的名字。在《潛規則》一書中，吳思指出，支配官僚集團行為的東西，「經常與他們宣稱遵循的那些原則相去甚遠。例如仁義道德，忠君愛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這個集團行為的東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現實的利害計算。這種利害計算的結果和趨利避害的抉擇，這種結果和抉擇的反覆出現和長期穩定性，分明構成了一套潛在的規矩，形成了許多本集團內部和各集團之間在打交道的時候長期遵循的潛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