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楚莊王起用了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孫叔敖。孫叔敖，字艾獵。他青年時隨父親到郢都，正碰上令尹斗越椒作亂，父親被殺，孫叔敖回家鄉隱居。後來，楚莊王在大臣虞丘子的推薦下，派人用王輦去迎孫叔敖。莊王同他談了一天，發覺他很有見識，就拜他為令尹。孫叔敖治國的最大特點是施教導民，唯實而不唯上。在想辦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時，不靠脫離實際的行政命令，而是依靠高超的政治智慧。
隨著楚國實力的增強，與中原各強國的衝突也日益增多，對於作戰用的戰車的需求也相應的增加。但是楚國民俗習坐矮車，民間的牛車底座很低，不適於在戰時用做馬車。楚莊王準備下令全國提高車的底座。孫叔敖說：“下令太多，民不知所從，這不好。如果您想把車底座改高，我請求讓各個地方的城鎮把街巷兩頭的門限升高。乘車的人都是有身份的君子，他們不能為過門槌頻繁下車，自然就會把車的底座造高了。”
莊王聽從了他的建議，沒有發佈政令，而是由官府機構統一放棄底座低的矮車，而改造高車乘用，同時將大小城鎮的街巷兩頭設一較高的門限，只有高車才能通過，矮車就會被卡在那裡，靠人推才能通行。這樣過了不到三個月，全國的牛車底座都升高了。對這件事，司馬遷評價說：“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
實際上，孫叔敖的這一做法，包含著很深刻的博弈論智能在其中。要理解這種智蕙，我們需要考察一個現實生活中的博弈一超速博弈。在這個博弈裡，一個司機的選擇會與其他所有司機發生互動。
在我國，交管部門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規的有關規定，對車輛的行駛速度進行限定。比如在北京，二環、三環和四環路，限速在50～80公里/小時；五環路的限速為50～90公里/小時；機場高速路最高限速為120公里/小時；京津塘高速路的限速為110公里/小時；長安街、兩廣大街、平安大街、前三門大街限速為70公里/每小時。對於超速的車輛，
根據情節不同處以罰款、記分直至吊銷駕駛執照的懲罰。
那麼在這種規定之下，你要不要約束自己的行駛速度呢？
假如所有的人都在超速行駛，那麼你有兩個理由超速。首先，駕駛的時候與道路上車流的速度保持一致更安全。在大多數高速公路上，誰如果開車只開到每小時55公里，就會成為一個危險的障礙物，人人都必須避開他。其次，假如你跟著其他超速車輛前進，那麼被抓住的機會幾乎為零。因為警方根本沒工夫讓它們通通停到路邊進行處理。只要你緊跟道路上的車流前進，那麼總體而言你就是安全的。
假如越來越多的司機遵守限速規定，上述兩個理由就不復存在。這時，超速駕駛變得越來越危險，因為他需要不斷在車流當中穿過來又插過去，而被逮住的可能性也會急劇上升。
我們可以用圖15-1來討論這個問題。橫軸表示願意遵守速度限速的司機的百分比。直線A和B表示每個司機估計自己可能得到的好處，A線表示遵守限速的好處，B線表示超速的好處。結論是，假如誰也不肯以低於法律限制的速度行駛(左端所示)，你也不該那樣做(這時B線高於A線)；假如人人遵守法律(右端所示)，你也應該遵守(這時A線高於B線)。
遵守速度限製法律的司機比例(%)
圖15-1超速博弈
在超速行駛的案例中，變化趨勢變成朝向其中一個極端。因為跟隨你的選擇的人越多，這個選擇的好處就越多。一個人的選擇會影響其他人。假如有一個司機超速駕駛，他就能稍稍提高其他人超速駕駛的安全性。假如沒有人超速駕駛，那就誰也不想第一個超速駕駛、為其他人帶來“好處”，因為那樣做不會得到任何“補償”。反之假如人人超速駕駛，誰也不想成為唯一落後的人。
交管部門若是希望鼓勵駕駛者遵守限速，關鍵在於爭取一個臨界數目的司機。這麼一來，只要有一個短期的極其嚴格且懲罰嚴厲的強制執行過程，就能扭轉足夠數目的司機的駕駛方式，從而產生推動人人守法的力量。均衡將從一個極端(人人超速)轉向另一個極端(人人守法)。在新的均衡之下，警方可以縮減執法人手，而守法行為也能自覺地保持下去。
看到這裡，我們已經能夠理解孫叔敖在抬高城門檻的行動中所運用的智慧了。在他的方法中，提高門檻的高度，相當於對底座較低的矮車進行的一種懲罰，而為高車提供的一種便利。最開始的時候，使用矮車的“君子們”受到種種限制，產生種種不便，無法順利通過街巷的門限。而與此同時，官府所使用的高車又給了他們一個示範的效應。為了得到這種通行便利，改造自己的車輛底座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一種優勢策略。
孫叔敖的做法對我們的啟示在於，一個短暫而立竿見影的執法過程，其效率不僅遠遠勝過無法觸動現行習慣的任何行政命令，而且大大高於一個投入同樣力量進行的一個長期而溫和的執法過程。
任何法規政令，無論它的規定多麼嚴密周詳，如果無法嚴格執行，那麼它的存在價值不僅會大打折扣，而且還會產生一種容易被人忽視的負面作用，那就是阻礙更新也更有效的法規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