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情況下，一個方案會比另一個方案好得多。但即便如此，並不表示更好的方案一定會被採納。如果一個方案已經制定了很長時間，現在環境發生了變化，即使出現了更可取的方案，這時要想改革也很不容易。
要理解這一點，一個著名例子是電腦鍵盤的設計。
鍵盤是電腦配件中一個非常不起眼的部件，但卻是必不可少的輸人設備，無論是操作電腦還是玩遊戲都得通過它來完成。近140年前的1868年，鍵盤出現在斯托弗‧拉思蘭‧肖爾斯所發明的機械打字機上，當時的鍵盤是由26個英文字母順序排列的按鈕所組成。因為打字機的設計是通過人在打字時按下的鍵會引動字棒打印在紙上，當人們熟習應用，打字速度加快，機動字捧追不上人手打字速度，經常交疊在一起，，而出現卡鍵現象，甚至互相拍打而損壞。
直到19世紀後期，對於打字機鍵盤的字母排列仍然沒有一個標準模式。1873年，克裡斯托弗‧肖爾斯把鍵拆下來，將較常用的鍵設計在較外邊，較不常用的放在中間，從而形成目前眾所周知的Q、W、E、R、T、Y鍵排列在鍵盤左上方的方案。這種排法也就因其左上方第一行的頭六個字母而被稱為「QWERTY」排法。
選擇這一排法的目的是使最常用的字母之間的距離最大化。這在當時確實是一個解決方案：有意降低打字員的速度，從而減少各個字鍵出現卡位的現象。但是銷售商對這種排列發生疑問，於是肖爾斯撒謊說，這是經過科學計算後得到的一個「新的、改進了的」排列結果，可以提高打字速度。這完全是撒謊，凡是用熟練了，怎麼排列打字速度都會快。可是當時人們就信以為真，並且把用其他方法排列的打字機擠出了市場。
QWERTY的設計安排並不完美，甚至可以說非常糟糕，因為設計者錯誤地把問題定位為人們打字太快。但是，「快」其實不是一個問題，人們使用打字機，時間一久便會熟能生巧，愈打愈快，這是無可避免的。而且打字機是為了方便人們，以短時間完成文章的，所以快也是應該的。因此，設計者應把問題定位於字棒太慢才對。然而，隨著1904年紐約雷明頓縫紉機公司已經大規模生產使用這一排法的打字機，而這種排法實際上也成為產業標準。
隨著科技的發展，後來的電子打字機已經不存在字鍵卡位的問題。工程師們也發明了一些新的鍵盤排法，比如DSK(德沃夏克簡化鍵盤)，能使打字員的手指移動距離縮短50%以上。同樣一份材料，用DSK輸入要比用QWERTY輸人節省5%～10%的時間。但QWERTY作為一種存在已久的排法，被人類廣泛利用到電子詞典、電腦等地方，成為鍵盤的標準設計。不僅幾乎所有鍵盤都用這種排法，人們學習的也多是這種排法，因此不大願意再去學習接受一種新的排法。於是，打字機和鍵盤生產商繼續沿用QWERTY標準。
假如DSK標準從一開始就被採納，今天的技術就會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不過，鑒於現在的條件，我們是不是應該轉用另一種標準？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在QWERTY之下已經形成了許多不易改變的慣性，包括機器、鍵盤以及受過訓練的打字員。這些是不是值得重新改造呢？
從整體社會發展的角度看，答案應該是肯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海軍曾廣泛使用DSK打字機對打字員進行再培訓。結果表明，再培訓的成本只要使用新型打字機10天就能全部得到彌補。
私營企業主願不願意做這個再培訓的工作呢？假如他們知道這樣做從經濟角度上看是合算的，大概也會這樣做。但是發現DSK的好處是一件並不容易而且要付出代價的事情，因此沒有幾個私營企業主願意提供再培訓服務，卻要由某個像美國海軍這樣的大型機構充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隨著機械打字機被電子打字機和電腦鍵盤取代，即便是現有的QWERTY鍵盤存貨也木能像以前那樣阻撓改革，因為現在各鍵的排法只要改變一個小芯片，或改寫某個軟件就能完全實現。
不過，事實證明我們就是跳不出那個惡性循環。沒有一個個人使用者願意承擔改變社會ESS策略的成本，個人之間的難以協調，把我們緊緊束縛在QWERTY之上。歷史上那個導致幾乎100%的打字員都使用QWERTY的偶然事故，現在看來具有使其自身永生不朽的本事，即便當初推動發明的理由早已不存在。
QWERTY不過是歷史問題怎樣影響今日選擇的一個證明。在某一歷史階段曾經必須考慮的理由，到了今天可能已經無關緊要。今天，在選擇相互競爭的技術時，類似打字機鍵卡位這樣的問題與最終選擇的得失已經毫無關係。在歷史無法重新來過的情況下，如果使這種不好的路徑依賴得以改變，仍然有可能使每一個人都從中受益。但歷史上出現的偶然事故，不一定可以由今天的市場加以修正，市場的力量在這方面沒有太多用武之地。我們選擇QWERTY鍵盤的經歷，迫使我們不得不繼續使用這種相對比較差的技術。
通過博弈論的分析我們發現，出現相對較差的標準，與其說是技術上的問題，不如說是行為上的問題。有關的例子都有一個均衡，在那一點上，大家一致在報稅時做手腳或超速駕駛，甚至在事先約定的時間之後1小時才趕到會議現場。若要從一個均衡轉向一個更好的均衡，需要通過協調行動來進行，最有效的辦法可能是借助一場短期而嚴厲的運動。
假如要改變一個相對比較差的標準，公眾政策可以引導大家協調一致地轉向。在鍵盤的例子裡，如果多數電腦生產商一致選擇一種新的鍵盤排法；或者一個主要僱主(比如政府)願意培訓其職員學習一種新的鍵盤，就能將這個均衡完全扭轉，從一個標準轉向另一個標準。
將度量衡的英吋和英尺轉為公制就是一個例子；為了充分利用日光而協調一致轉用夏時制也是一個例子。要使這種策略行動發生作用，沒有必要改變每一個人，只要改變臨界數目的一部分人就可以了。只要取得一個立足點，隨大流效應就能達成一個可以自動維持下去的均衡，更勝一籌的技術就能站穩腳跟，逐步擴張自己的地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