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有個叫夏彪之的人到新昌做縣令。他問當地一個村官：「雞蛋一文錢可以買幾顆？」村官答道：「三顆。」這位縣令即刻掏出一萬文錢來，叫村官替他買三萬顆雞蛋。繼而說：「今天我不便帶走，你讓各家母雞代為孵一下吧。」村官不敢怠慢，於是就成了三萬隻小雞。過幾個月，縣令找到村官，命他把寄養的小雞都賣掉。雖然小雞死了不少，但是村官不敢少給錢，只能按一隻30文的價錢把錢給了縣令，一共90萬文。
不久，縣令又來到另一個村問當地的村官：「竹筍一文錢可以買幾根？」村官回答道：「五根。」縣令於是又拿出一萬文錢來，讓村官幫助他買五萬根，然後對村官說：「我也不需要那麼多筍，就先養在竹林裡吧。」到了秋天，竹子都長大了，一根可賣十文錢。縣令命令村官幫他把竹子賣掉，又獲得了50萬文。
這140萬中間，縣令先期投資兩萬，也下了本錢。縣令的狡猾和無賴之處在於，他沒有追加任何投資，而且在過程中轉嫁了風險，卻坐享其利。用博弈論的語言，就是減少了自己的等待成本。
在一場博弈當中，決定大餅切分方式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各方的等待成本。雖然雙方可能失去同樣多的利益，一方卻可能有其他替代做法，有助於部分抵消這個損失。
舉例來說，假定工會與管理層談判期間，工會成員可以外出打工，每天掙300元。於是，每次輪到管理層提出反建議的時候，出價不僅不能低於工會將在次日得到的收入，同時當天的數目至少要達到300元。工會從300元開始，這是其成員在外打工可能掙到的數目。企業正常運轉時每天利潤為1000元，餘下只有700元可以談判，原則是雙方平均分配，即各得350元。因此，工會得到650元，而管理層只得到350元。
在其他情況下，管理層也有可能處於有利地位。比如，管理層一邊與工會談判，一邊發動不願參加罷工的工人維持企業運轉。不過，由於這些工人的效率比較低或者要價更高，又或是由於開工不足，管理層每天得到的收入只有500元。假定工會成員在外面完全沒有收入。這時工會願意盡快達成協議，根本不會當真發動一場罷工。不過，發動不願罷工者維持企業運轉的前景，會使管理層處於有利地位，它將因此得到每天750元的收入，工會只得250元。假如工會成員有可能外出打工，每天掙300元，同時管理層可以在談判期間維持企業運轉，每天掙500元。那麼，餘下可供討價還價的數目只有區區200元。管理層最後得到600元，而工會得到400元。
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是，誰能在沒有合作的情況下過得越好，誰就越是能從討價還價的利益大餅中分得更大一塊。博弈論的觀察視角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充滿貼現率的世界。如果有人以為此乃平常之論，那一定是由於沒有體會過它的強大威力罷了。
在《孫子兵法》中，我們也可以看貼現思想的影子。謀攻篇中指出：「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也就是說戰爭需要一個龐大的後勤消耗來支撐，戰爭每進行一天，戰爭的得益就減少相應的數量。於是現在和未來之間達成一種微妙的平衡，人們賦予現在一個更大的權重，博弈論用貼現率標識它。正因如此，孫子教給我們一個戰爭最重要的原則：「故兵貴勝，不貴久。」
這是理解我國歷史上無數戰爭局勢的關鍵所在，也是先人最擅長的智慧。在判斷一場旗鼓相當的戰爭時，他們首先看到的是戰爭雙方的貼現率，也就是雙方不耐心的衝動指數，「吾故知其敗」。一場力量不對稱的戰爭中，戰爭的局勢及其容易演化成一方高掛免戰牌，另一方求戰不得之後退兵的情形。
三國時，劉備入川苦戰幾年最後攻到成都之下，這是一場微妙的戰爭。劉璋的許多下屬勸劉璋把成都外圍的百姓遷人成都，糧食燒光，來一個堅壁清野。劉璋沒有採取這些意見，史書記載由於仁慈和懦弱劉璋選擇了投降，令後人讀到這裡不免歎息。
歷史並非因一個人的性格而這樣發展，雙方勝負的原因在於：劉備是一個貼現率很低的對手。劉備在荊州人多地窄，沒有發展土地勢必會崩潰，因而時時充滿著危機感，未來價值太低。雖然劉備本人有「折而不撓」人格，是一個非常注重未來價值的人，但是時局迫使他採取魚死網破的策略。
貼現率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孫子提出「因糧於敵」可以提高自身的貼現率。因糧於敵後來也成為一個有名的戰術。但是，「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討價還價的博弈中，最終的協議會把較大份額分配給更加耐心的一方。貼現率可視為耐心的度量，平衡著現在和未來。在這個過程中，各方必須猜測對方的等待成本。由於等待成本較低的一方能佔上風，各方符合自身利益的做法，就是宣稱自己的等待成本很低。不過，沒有人對這些說法照單全收；必須加以證明，證明自己的等待成本很低的做法是：有意主動製造這些成本，以此顯示你能支持更長時間；或者自願承擔造成這些成本的風險——較低的成本使較高的風險變得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