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從擠兌現象引申開來，似乎又回到了囚徒困境的模型。但是在這裡，我們不再探討使每個參與者參與擠兌的機制，而是由此尋找一種能夠避免爭相擠兌，從而走上集體優化的道路。
有這樣一個寓言故事，說的是一個人有一妻一妾，妻子年紀大而妾年輕。於是，妻子每天都把丈夫頭上的黑髮拔一點下去，以使他與自己的年齡相配，同時使他在朋友面前的形象也顯得更為德高望重一些。而小妾每天把丈夫的白髮拔一點下去，以使他顯得年輕一些，顯得更有活力一些。過了沒有多久，這個人變成了禿頭。
無論是妻還是妾，她們為這個男人拔頭髮的動機都無可非議，但是最終卻是兩敗俱傷，不，是三敗俱傷，把自己的丈夫變成了禿頭。單純地批評她們的愚蠢是於事無補的，正如生活中無數類似的故事一樣，我們需要的是實現集體優化的解決方法。
按照傳統經濟學的觀點，集體優化是不需要刻意追求的，只需要每一個人都從利己的目的出發，而最終全社會達到優化的效果。也正是在這樣的觀念之下，「主觀為自己，客觀為社會」一度成為廣泛流傳的觀念。
其實，這種思想真正的來源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這本書中提出，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會從個人自利的經濟行動中，提煉出社會整體的經濟福祉。讓我們重溫一下這段經典論述：
「我們的晚餐並不是來自屠夫、啤酒釀造者或點心師傅的善心，而是源於他們對自身利益的考慮……『每個人』只關心他自己的安全、他自己的得益。他由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實現他原本沒有想過的另一目標。他通過追求自己的利益，結果也實現了社會的利益，比他一心要提升社會利益還要有效。」
1776年這段話在《國富論》中出現以後，很快成為鼓吹利伯維爾場經濟者的最有力論調。很多人因此認為，經濟市場的效率意味著政府不要干預個人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進行的自利嘗試。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發達，這種思想及其各種變化形式，迅速成為指導人們行為的一種價值準則，或者為自利行為辯解的一種論據。在《聯邦黨人文集》中，麥迪遜認為，在幅員足夠大的共和國中，不同政治派別圖謀私利的行為，在某種自動的作用之下反可形成內政的和諧。
由孟德斯鳩首倡並且實踐的美國憲法之中的三權分立與制衡觀念，也是出自同一觀點。分權的B的是防止專制，而不是為了政府和諧；其用意在於使政府各部門在追求本身利益的同時，能節制過分的行為，從而促進大家的利益。
同樣的原則被應用到國際事務裡。各國追求本身利益的同時，對國際社會也會有所貢獻，彷彿有一隻隱形的手，能夠保證各國憑自由意志所做的選擇必能為人類全體帶來福祉。
然而事實上，並不是只要每一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世界就會取得最好的結果。囚徒困境已經向我們詳細地說明了這一點。在囚徒困境裡，當一名囚徒坦白時，他傷害了他的同伴，卻不會因此而付出代價。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衝突，各人追求利己行為而導致的最終結局是一個納什均衡，也是對所有人都不利的結局。他們兩人都是在坦白與抵賴策略上首先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這樣反而要服長的刑期。只有當他們都首先替對方著想，或者相互合謀(串供)時，才可以得到最短時間監禁的結果。
從囚徒困境我們知道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一個悖論：從利己目的出發，也可能損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每個人可能去做從個人看來最好的事情，卻得到了從整體看來最壞的結果。實在有太多人會做錯事，又或者可以說是每個人都太容易做錯事。在這個背景下，我們說「看不見的手」在許多方面是失靈的。
奧曼於1987年提出了「相關均衡」機制。所謂相關均衡是指，通過某種客觀的信號裝置以及當事人對信號的反應，使本來各自為政的個體行為之間相互發生關係，形成一種共贏的結果。
在生活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很多這樣的例子。比如在交通路口設置紅綠燈、設立金融中介組織以及各種社會媒體與中介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歐佩克組織等，可以說都是為了使各方在合作中走向共贏。
托馬斯‧霍布斯認為，在有政府存在之前，自然王國充滿著由自私個體的殘酷競爭所引發的矛盾，生活顯得「孤獨、貧窮、骯髒、野蠻和淺薄」。按照他的觀點，沒有集權的合作是不可能產生的，一個有力的協調機制是推動社會發展所必要的。
然而，真的如他所說，除了強有力的約束機制，再沒有其他達成共贏的形式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