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個故事，深刻地反映了生活中的人質困境。
旅行社的中巴將於下午一點返回，可是臨發車時，導遊卻發現還有三個人沒到。一車人等到下午兩點半，三個人優哉游哉地回來了。大家鬆了一口氣，司機發動了車準備出發。不料那三人轉身旁若無人地鑽進了路邊的一個小飯館。車上的人憤怒了：素質太差！快開車吧，太晚了不安全！可是憤怒了半天，只有一個女人獨自下車前往交涉。
那女人進了飯館，言詞激烈地勸阻他們點菜，可是遲歸者冷冷地反駁道：「大家都沒說什麼，你一個人就代表大家了？」那女人滿臉通紅地回到中巴上搬救兵，可是大家只是在車內嚷嚷一通，算作一種遠距離的聲討。三點鐘，三個遲歸者吃完飯上車，中巴啟動了。那女人提議，由遲歸者向大家道歉。可是全體遊客鴉雀無聲，過了半天才有人小聲說：「得了，出門在外，都不容易。」一些人隨聲附和。那女人冷笑著自言自語：「聽說當年一個日本鬼子能管中國一個縣，原來我不信，現在算是信了。」
把三個缺德的遊客與日本鬼子相比，看上去有些小題大做，但實際上這裡面的機制是一樣的，因為二者所賴以成功的東西，都是人質困境。只不過後者的威脅是明顯的暴力，而前者則是人情社會中的面子。
人質困境在生活中雖然十分普遍，但其實也不是不能克服。我們來探討一下怎樣才能破解這個困局。
1945年，德國牧師馬丁‧尼莫勒說：「剛開始時，納粹鎮壓共產主義者，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然後，他們開始迫害猶太人，我也沒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接著納粹把矛頭指向商業工會，我還是沒說話，因為我不屬於商業工會。當他們迫害天主教徒時，我仍然沒說話，因為我是個新教教徒。後來他們開始鎮壓新教教徒……可那個時候，我周圍的人已經被迫害得一個不剩，沒有人能為新教說話了。」
面對邪惡卻明哲保身的人，最後也會成為受害者。
希特勒是怎樣通過規模相對較小的力量一步步控制了包括「共產主義者、猶太人、商業工會、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這樣一個數目不斷增大的人群呢？整個德國為什麼會在這樣一個劫持國家機器的人面前無計可施而束手就擒呢？不僅是在德國，在很多極權社會中的人們都面臨類似的問題。
就像上一節所說的，只要大多數人同時採取行動，就很容易取得成功。不過，統一行動少不了溝通與合作，而壓迫者由於深知群眾的力量有多大，會採取特殊的措施，阻撓人們進行溝通與合作。一旦人們不得不單獨行動，希望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這個問題就出來了：「誰該第一個採取行動？」
僅僅用道德的呼喚來讓人們挺身而出與邪惡作鬥爭是不現實的，而且，要任何一個人在人質困境中首先採取行動並獨自承擔報復的後果都是不公平的。那麼有沒有這樣一個平台，能把鬥爭的代價和風險降到最低，並能把人們從人質困境中解救出來？
《北京晚報》報道，在該報與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於2004年合辦的「我為反扒支一招」活動中，「短信報警」這一建議榮獲一等獎。實際上在此之前，南京公安局已經推出了短信提醒服務，還將開通短信報警。
在犯罪分子製造的人質困境之中，報警者可能遭到犯罪分子的報復。那麼相應的對策，也就應該從減輕報警者可能遭到的報復和提高報警的回報兩方面著手。短信報警能在很大程度上幫助報警者擺脫報復的困境。
隨著手機的普及，短信作為一種新興傳播方式得到了飛速的發展。短信報警最大的優點在於其隱秘性，使人們能在不動聲色、不驚動他人的情況下報警，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和犯罪分子直接衝突。短信報警的匿名特徵也使得報警者沒有後顧之憂，從而降低了對遭到報復的預期。
我們通過對短信報警的考察，再來回顧德國納粹的例子，似乎可以有一個相對比較樂觀的假設。如果互聯網早出現七八十年，也許可以為反對希特勒的德國人提供一個風險較小的溝通平台，能夠把自己從極權的劫持中拯救出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