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犯困境作為博弈論中的一個基本的模型，可以解釋很多與此類似的社會現象，如寡頭競爭、軍備競賽等。但是社會中的博弈往往並不止有兩個參與者，這時的博弈還會出現囚徒困境嗎？
答案是肯定的，在多個參與者之間形成的囚犯困塊又稱為人質困境。從兩個囚犯到一群人質，個人理性與團體理性的巨大衝突能夠更真實地反映出來。
1956年2月14日，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24日，大會閉幕。這天深夜，赫魯曉夫突然向大會代表們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即所謂《秘密報告》)，系統揭露和批評斯大林的重大錯誤，要求肅清個人崇拜在各個領域的流毒。報告一出，頓時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由於赫魯曉夫曾是斯大林非常信任的人，很多人心裡都有個疑問：你既然知道他的錯誤，為什麼在斯大林生前和掌權的時候，你不提出意見，而要在今天才放「馬後炮」呢？
後來，在黨的代表會上，當赫魯曉夫又就這個話題侃侃而談時，有人從聽眾席裡傳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當時你在哪裡？
可以想像，當時赫魯曉夫是何等尷尬和難堪，回答必然要自暴其短，而如果不答，把紙條丟到一邊，裝做什麼也沒發生，那只會表明自己怯陣了，結果必然會被在場的人們看不起，喪失威信。從台下聽眾的一雙雙眼睛中，他知道，他們也有同樣的疑問。
赫魯曉夫想了想，便拿起紙條，大聲念出了上面的內容，然後向台下喊到：「寫這張紙條的人，請你馬上從座位上站起來，並走到台上。」台下鴉雀無聲。赫魯曉夫再重複了一遍，但台下仍然是一片死寂，沒有人敢動彈一下。赫魯曉夫於是淡淡地說：「好吧，就讓我告訴你，當時我就坐在你現在所坐的那個位置上。」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出改革家赫魯曉夫的機智和率直，而且還可以知道，在一群人面對威脅或損害時，「第一個採取行動」的決定是很難做出的，因為它意味著慘重的代價。這就是人質困境。
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只需要對比一下1939年蘇共第十八次大會與五年前代表大會的代表情況。五年前的2000名黨代表在這次大會上還能出席的僅剩下區區35人，有1100人因為「從事反革命活動」而被捕，131名中央委員中有98人遭到清洗，3/5的紅軍將領、所有11名副國防委員、所有軍區司令、最高軍委會80名委員中的75名，也無一例外落得同樣的下場。
這個故事像極了給貓拴鈴鐺的童話故事，那個故事的大意是這樣：老鼠們意識到，假如可以在貓脖子上拴一個鈴鐺，那麼，它們的安全就會大有保障。問題在於，誰會願意冒賠掉小命的風險給貓拴上鈴鐺呢？老鼠所面臨的這個問題同樣擺在人類面前：人們在直接面對威脅或損害時，也面臨著同樣的心理困境。
最常見的例子是：一輛長途車上的幾十名乘客，面對兩個持刀劫匪無計可施，任其把所有人的錢包洗劫一空。這種冷漠與軟弱的報道屢見報端，對在場者的指責甚至是謾罵也充斥於各大網站。人們多用「無情」等來指責他們。但是從博弈論的角度來說，對他們的指責確實有些太過苛刻。
只要多數人同時採取行動，確實很容易成功地捉住搶劫者。但是問題在於，統一行動少不了溝通與合作，偏偏溝通與合作在這個時候變得非常困難，搶劫者由於深知乘客聯合起來對自己意味著什麼，因此必然會採取特殊的措施，阻撓他們進行溝通與合作，其中包括危害首先發難的人。
有人認為，一個人基於公民道德和責任的而應採取的行為，不能摻進成本利害計算的雜質。這實在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要求。擔當這個任務的領頭人意味著要付出重大代價，甚至可能付出生命。他得到的回報也許是人們的感激和懷念，而且也確實有人在這種情況下挺身而出，比如徐洪剛。但是付出生命的代價還是顯得過於沉重，沉重到並非多數人所能夠承受。
這就是赫魯曉夫要告訴大家的真理，也是每個人必須面對的現實。需要協調和個人犧牲才能有所收穫的事情，做起來可能具有人們難以想像的難度。如同童話裡的那些老鼠，它們如果要去拴那個鈴鐺，就必須基於現實危險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