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個讀書人叫喬世榮，其貌不揚，但是卻精通詩書，頗有才幹。他於某年大考及第，到吏部候職時，因無餘銀「上貢」，所以坐了好久的冷板發才被任命為一個七品縣令。在走馬上任的途中，喬世榮碰到一老一少二人在激烈爭吵。一問之下才知道，老者拾獲錢袋，在原地等候遺失者前來認領；而遺失錢袋的年輕人，找到錢袋後反而一口咬定錢袋原裝有50兩銀子，而不是現在的10兩銀子。圍觀的民眾議論紛紛，有的認為老者昧銀，有的認為年輕人耍賴。喬縣令走上前去亮明身份，先向老者問話：「你撿到這錢袋，有沒有離開原地？」老者答：「沒有。」喬縣令又問：「可有人見證？」一部分圍觀民眾紛紛願替老者作證。喬縣令於是胸有成竹地說：「這就對了，老者撿到的錢袋，是裝10兩銀子，那就不是年輕人的裝有50兩銀子的錢袋。這位老者，你拾金不昧，本縣判將錢袋賞你。這位年輕人，你的50兩銀子的錢袋，還是自己再到別的地方找一找吧。」在人們的譏笑聲中，年輕人只好自認倒霉，灰溜溜地走開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失敗不是因為人們太傻，而恰恰是太精明所致。對於這個論斷，哈佛大學巴羅教授在研究囚徒困境的過程中，也有一個很接近生活的模型。
兩個旅行者從一個出產細瓷花瓶的地方回來，都買了花瓶。可是提取行李的時候，發現花瓶被摔壞了。於是，他們向航空公司索賠。航空公司知道花瓶的價格總在八九十元上下浮動，但是不知道兩位旅客買的確切價格是多少。於是，航空公司請兩位旅客在100元以內自己寫下花瓶的價格。如果兩人寫的一樣，航空公司將認為他們講的是真話，並按照他們寫的數額賠償；如果兩人寫的不一樣，航空公司就論定寫得低的旅客講的是真話，並且照這個低的價格賠償，但是對講真話的旅客獎勵2元錢，對講假話的旅客罰款2元。
為了獲取最大賠償，甲乙兩位旅客最好的策略就是都寫100元，這樣兩人都能夠獲賠100元。
可是甲很聰明，他想：如果我少寫1元變成99元，而乙會寫100元，這樣我將得到101元。何樂而不為？所以他準備寫99元。可是乙更加聰明，他算計到甲要算計自己而寫99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於是他準備寫98元。想不到甲又聰明一層，算計出乙要這樣寫98元來坑他，「來而不往非禮也」，他準備寫97元……
下象棋的時候，不是說要多「看」幾步嗎？看得越遠，勝算越大。你多看兩步，我比你更強多看三步，你多看四步，我比你更老謀深算多看五步。在花瓶索賠的例子中，如果兩個人都「徹底理性」，都能看透十幾步甚至幾十步、上百步，那麼上面那樣「精明比賽」的結果，最後將落到什麼田地？事實上，在徹底理性的假設之下，這個博弈唯一的納什均衡，是兩位旅客都寫0。
對於這個演進了的囚徒困境，巴羅教授稱之為「旅行者困境」。一方面，它啟示人們在為私利考慮的時候不要太精明，因為精明不等於高明，太精明往往會壞事；另一方面，它對於理性行為假設的適用性也提出了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