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語言與其他動物的交流系統有著明顯的不同，就像大象的鼻子不同於其他動物的鼻子一樣。動物的交流系統往往建立在以下三種設計之上：第一種是內容有限的叫聲（例如對捕食者的到來發出警報或對自我領地的宣告）；第二種是連續的模擬信號，可以用來表示事件的狀況等級（例如蜜蜂舞動得越起勁，表示蜜源越豐富）；第三種是自由變奏的旋律（例如有些鳥在每次鳴唱的時候都會在旋律上稍作改動，就像查理·帕克[1]在吹奏薩克斯）。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人類的語言有著截然不同的設計，它擁有一套被稱為「語法」的離散組合規則，這使得人類語言具有無限性、數位性和構成性的特點。無限性是指任何一門語言所包含的復合詞與句子的數量都是無限的；數位性是指語言中的離散元素是依據不同次序、不同方式組合在一起的，並由此實現語言的無限性，而並非像溫度計中的水銀一樣只有單向度的變化；構成性是指語言的每一種組合都能表達特定的意義，而這種意義又可以根據其構成部分的意義以及相關的構成原則推測出來。
人類語言區在大腦中所處的位置也很特別。靈長類動物的叫聲不是由它們的大腦皮質所控制，而是由腦幹和大腦邊緣系統中的神經組織所控制的。這些組織是大腦中較為古老的部分，主要負責情緒的發洩。人類非語言的發聲行為，例如啜泣、大笑、呻吟或者痛苦地哀嚎，都是由皮質下中樞所控制的。皮質下的神經組織也控制著我們在被錘子砸到拇指時所發出的咒罵（這種咒罵也是「圖雷特綜合征」的一種不自主的行為表現），以及布洛卡氏失語症患者所僅有的、可以流利表達的語言。我們在上一章已經瞭解到，真正的語言區坐落於大腦皮質，主要位於左腦的外側裂周區。
一些心理學家認為，人類在語言上的進化僅僅表現為發聲器官的變化，以及製造、感知語音的神經回路的改變。根據這種觀點，世界上的所有動物都擁有某些一般性的學習能力，而人類在這方面表現得最為優秀。語言是在某個特定的歷史階段被發明出來的，並得到不斷地改進。從那時起，我們就一直在學習語言。這種觀點的意思是：某一物種的特異行為，是源自這一物種的生理構造和一般智力。這就像加裡·拉森（Gary Larson）在他的連環漫畫《月球背面》（Far Side）中所描繪的一個場景：兩頭熊躲在一棵大樹後面，不遠處，一對夫妻躺在毯子上曬太陽。一頭熊對它的同伴說：「拜託！你看看我們的牙齒，再看看我們的爪子，你覺得我們是只吃蜂蜜和漿果的動物嗎？」
根據這種理論，黑猩猩是動物界中僅次於人類的學習者，因此它們也應該能夠學會語言，儘管只是簡單的語言，而它們所缺的就是一位好老師。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有兩對心理學家夫婦曾經收養過小黑猩猩。他們將這些剛出生的黑猩猩當作家庭成員，教會了它們穿衣服、上廁所、刷牙和洗碗。其中一隻名叫「古娃」（Gua）的黑猩猩是和一個同齡的男孩一起成長的，但它最終沒能學會說話。而另一隻黑猩猩「維基」（Viki）接受了艱苦的語言訓練，它的主人試圖通過矯正它的唇形和舌位來教它說話。經過反覆的練習，它終於可以借助自己的雙手，模糊地發出「papa」（爸爸）、「mama」（媽媽）和「cup」（杯子）這三個音，不過，一旦它興奮起來，就很容易把這幾個單詞弄混。這只黑猩猩也能對一些固定的指令做出回應，例如「Kiss me」（親我一下）、「Bring me the dog」（把這隻狗給我），但如果將這兩個指令的內容進行組合，比如說「Kiss the dog」（親這隻狗），它就不知所措了。
不過，和人類的幼兒相比，古娃和維基顯得有些吃虧。它們的發聲器官並非為人類語言而設，因此它們無法自如地控制發音。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出現了幾個著名的研究項目，這些項目的研究人員宣稱他們借助更為「猩」化的媒介，教會了小黑猩猩使用語言（研究人員之所以選擇小黑猩猩，是因為成年黑猩猩與電視裡穿著背帶褲、扮演小丑的黑猩猩不同，它們是一種異常兇猛的動物，曾經咬斷過好幾位知名心理學家的手指）。「莎拉」（Sarah）學會了將塑料圖卡在黑板上進行排列，以表達意思。「拉娜」（Lana）和「坎齊」（Kanzi）學會了按動貼有符號的計算機鍵盤，或者在電子書寫板上指出這些符號。據說「瓦蘇」（Washoe）和「可可」（Koko，一隻大猩猩）掌握了美國手語。據它們的訓練者描述，這些猩猩學會了上百個單詞，並能夠將它們組合成有意義的句子，或者創造出新的短語。例如用「water bird」（水鳥）代表「天鵝」，用「cookie rock」（餅乾石頭）代表「變質的曲奇餅」。可可的訓練者弗朗辛·帕特森（Francine Patterson）宣稱：「語言已不再為人類所獨有。」
這些聲明迅速激發了公眾的想像力，也成為科普書籍、新聞雜誌和電視節目競相報道的對象。例如《國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新星》（Nova）、《60分鐘》（Sixty Minutes）和《20/20》都對此做了專門的介紹。看起來，這些研究不但實現了人類想與動物對話的古老願望，而且，一張美女和猩猩促膝談心的照片也足以喚起人們對「美女與野獸」的遐想，這成為大眾媒體不可多得的賣點。因此，《人物》（People）、《生活》（Life）以及《閣樓》（Penthouse）等娛樂雜誌紛紛將它們作為封面故事，還有人將它們改編成一部低劣的電影《猩猩，情人，我》（Animal Behavior），由霍莉·亨特（Holly Hunter）領銜主演。百事可樂公司也曾以此為素材拍攝了一則知名的廣告。
許多科學家也變得興奮起來。他們將這些研究成果看成是消除人類沙文主義的有益良方。我看過不少科普文章，它們將黑猩猩的語言學習標榜為本世紀最重要的科學發現之一。最近，在一本廣為徵引的書中，卡爾·薩根（Carl Sagan）和安·德魯揚（Ann Druyan）將猿類動物的語言實驗視作一個警告，它足以讓我們重新評估人類在大自然中的地位。
如果我們的目的是主宰一切動物，強迫它們為我們工作，穿它們的皮，吃它們的肉，同時又不感到一絲愧疚或者不安，那麼我們就必須在人類與動物之間劃下一道嚴格的界限。我們可以心安理得地讓任何一個物種走向滅絕——截至目前，地球上每天有100個物種因為人類而滅絕。對我們而言，它們的損失沒有任何意義。我們告訴自己：這些生物和我們不一樣。可見，正是這道不可逾越的鴻溝使人類的自負心理過度膨脹。但是，像猴子或猩猩這些生靈難道就沒有值得驕傲之處嗎？難道我們不應該欣然接受自己與「薩拉」「拉娜」「坎齊」之間所存在的聯繫？那些獼猴，它們寧願自己挨餓也不願通過傷害同伴來獲利。如果我們的道德觀念能夠達到它們的高度，我們對人類的未來還有什麼可擔心的呢？因此，從這一點來看，我們應該如何評判我們對待猴子和猩猩的態度呢？
這段文字充滿善意，但它的推理卻完全錯誤，只有不懂生物學的作家才能寫出這樣的文章。我們之所以拯救其他物種，如果只是因為我們覺得它們和自己有相似之處，或者只是因為它們看起來像個好人，這難道就是一種「謙遜」的做法嗎？那麼，面對那些生性凶殘、自私自利的動物，那些不會讓我們想到自己或自我形象的物種，我們是否就可以二話不說，將它們趕盡殺絕？如果薩根和德魯揚是因為猩猩能夠學會語言，才主張人類應該平等地對待猩猩，那他們就不是猩猩的朋友。和許多作者一樣，他們都過於輕信那些訓練者的話了。
和動物長期相處的人很容易高估動物的溝通能力，我的祖母貝拉（Bella）就堅持認為她的暹羅貓「魯斯蒂」（Rusty）能夠聽懂英語。其實，猩猩訓練者的許多說法也科學不到哪裡去。大多數訓練者接受的都是斯金納的行為主義學說，對語言研究一竅不通。他們過分看重小黑猩猩和人類幼兒之間的某些相似表現，進而宣稱二者的能力也基本相同。過度興奮的訓練者越過科學家的頭頂，迫不及待地在《今夜秀》（Tonight Show）、《國家地理》等電視節目上展示他們的驚人成果。尤其是帕特森，她找了各種借口為可可的拙劣表演進行回護，說它喜歡雙關語、說笑話、打比方，或者淘氣地撒謊。通常，訓練者宣稱他們的猩猩所具有的能力越強，他們提供給科學家進行驗證的資料就越少。大多數訓練者都拒絕將自己的原始資料與他人分享，瓦蘇的訓練者艾倫·加德納（Alan Gardner）和他的妻子比阿特麗斯（Beatrice）曾經揚言要起訴另一位研究者，因為他在一篇重要的科學論文中使用了他們所拍電影中的幾個畫面（這是他唯一能夠獲得的原始資料）。這位研究者名叫赫伯特·特勒斯（Herbert Terrance），他和心理學家勞拉·佩蒂妥、理查德·桑德斯（Richard Sanders）、湯姆·貝弗（Tom Bever）試圖讓一隻與瓦蘇有親戚關係的黑猩猩學會美國手語，並把這只黑猩猩叫作「尼姆·奇姆斯基」（Nim Chimpsky）[2]。他們仔細地記錄、分析尼姆的各種手勢，佩蒂妥與心理學家馬克·賽登伯格（Mark Seidenberg）還考察了有關的錄像資料，以及其他「手語」猩猩的相關數據，這些猩猩和尼姆的能力不相上下。最近，喬爾·沃爾曼（Joel Wallman）寫了一部書，專門講述這個研究項目的歷史，名叫《猩猩學語》（Aping Language）。他們的調查證明了一個事實：不要相信《今夜秀》上的任何說法。
首先，這些猩猩其實並沒有學會美國手語。之所以有人會得出這個荒謬的結論，是因為他們將美國手語錯誤地理解為一套由手勢、比畫構成的簡單系統。事實上，美國手語是一門完備的語言，它包含複雜的音系、詞法和句法。那些猩猩打出的手勢根本不是美國手語。在瓦蘇的訓練團隊中，有一位懂得手語的失聰者，他後來向外界坦承：
黑猩猩每做一個手勢，我們都要在日誌中把它記錄下來……他們總是抱怨我沒有記錄下足夠多的手勢。所有聽力正常的人都交出了長長的日誌，裡面包含了大量手勢。他們看到的手勢總是比我多……我觀察得非常仔細，猩猩的手一直在不停地動。也許我忽略了什麼，但我並不這樣認為。我的確沒有看到任何手勢。聽力正常的人把黑猩猩的每個動作都當成手勢。每當猩猩把手指放進嘴裡，他們就說：「哦，它做的是『喝』的手勢。」於是，他們就給它一些牛奶……當猩猩給自己瘙癢的時候，他們就把這個動作當成「瘙癢」的手勢……當猩猩伸手去抓某個東西的時候，他們就說：「哦，太神奇了！你看，這就是美國手語中的『給』。」但這其實不是。
為了讓黑猩猩的詞語量能夠突破100個，觀察者還會將它伸出手指的動作翻譯成「你」，擁抱的動作翻譯成「抱」，採摘果實的動作翻譯成「摘」，撓癢的動作翻譯成「撓」，親吻的動作翻譯成「吻」。很多時候，同一個動作會被翻譯成不同的「單詞」，因為不同的觀察者對這個動作會有不同理解。在黑猩猩與計算機進行互動的實驗中，黑猩猩用來啟動計算機的按鍵被翻譯成了「請」。佩蒂妥推測，如果用更為嚴格的標準來衡量，黑猩猩的單詞量只有25個左右，而不是125個。
事實上，黑猩猩的這些動作比訓練者所宣揚的要有趣得多。珍·古道爾（Jane Goodall）曾經考察過這個研究項目，她告訴特勒斯和佩蒂妥，尼姆所做的每個「手語」她在野生黑猩猩身上都見到過。這些黑猩猩天生就懂得依靠手勢來進行交流，而並非是學會了美國手語，掌握了一套固定的手型、動作、位置和方向的語音結構。在動物訓練方面，這其實是一種普遍現象。凱勒·布裡蘭（Keller Breland）和他的妻子瑪麗安（Marian）都是斯金納的學生，這對夫妻非常具有商業頭腦，他們將斯金納針對老鼠和鴿子所採用的行為塑造法運用到馬戲團的動物訓練上，這為他們帶來了可觀的收益。布裡蘭夫婦將自己的經驗寫成了一篇著名的論文，題目是《有機體的不當行為》（The Misbehavior of Organisms），以打趣斯金納的著作《有機體的行為》（The Behavior of Organisms）。經過他們的訓練，動物學會了將籌碼塞入自動點唱機或者售貨機，以換取食物作為獎勵。不過，雖然訓練方案完全一樣，但不同的動物在擺弄籌碼時都會表現出自己的本能行為：小雞用嘴巴啄，豬用鼻子拱，浣熊則會對籌碼進行搓洗。
我們在黑猩猩身上看不到一星半點的語法能力。它們的手勢並沒有形成像美國手語那樣意義明確的動作模式，也沒有表現出語體、一致性等方面的屈折變化。這種缺失是不容忽視的，因為屈折變化是美國手語的一個主要方面，它可以傳達到底是「誰對誰做了什麼」以及其他許多信息。訓練者常常宣稱自己的黑猩猩懂得句法，因為它們將某幾組手勢放在一起來做的概率有時要高於隨機的概率。而且，有些更加聰明的猩猩能夠將「Would you please carry the cooler to Penny」（你能將這杯冷飲拿給佩妮嗎）的意思演示出來。但是，還記得我們說過的「洛伯納大獎賽」嗎？在那個大賽中，設計精巧的計算機可以模擬人類的聊天對象。事實證明，人類很容易遭受愚弄，認為他們的對話者具有和人類一樣的語言天賦。即便忽略「would」「you」「please」「carry」「the」「to」這些符號，黑猩猩也能明白這個句子的意思，它只要注意「cooler」（冷飲）和「Penny」（佩妮）這兩個名詞的順序就行了。而且在許多測試中，黑猩猩連這一點都不必做到，因為對黑猩猩來說，將冷飲拿給一個人是更為自然的做法，而非將一個人拿給冷飲。確實，有些黑猩猩在執行命令方面要比兩歲的孩子更加優秀，但這更多地是因為秉性，而非語法。這些猩猩接受過大量的訓練，而兩歲的孩子就只是兩歲的孩子。
在自發的語言表達方面，黑猩猩根本不能與幼兒相比。即便經過多年的強化訓練，黑猩猩的「句子」長度都不會有什麼變化。然而，只要接觸到其他說話者，幼兒的句子長度就會像火箭一樣直線飆升。我們前面舉過一個兩歲孩子的例子，他可以說出「Look at that train Ursula brought」 「We going turn light on so you can』t see」這樣的句子。但是，接受過語言訓練的黑猩猩通常只能表達出下面的句子：
Nim eat Nim eat.
尼姆吃尼姆吃。
Drink eat me Nim.
喝吃我尼姆。
Me gum me gum.
我口香糖我口香糖。
Tickle me Nim play.
撓我尼姆玩。
Me eat me eat.
我吃我吃。
Me banana you banana me you give.
我香蕉你香蕉我你給。
You me banana me banana you.
你我香蕉我香蕉你。
Banana me me me eat.
香蕉我我我吃。
Give orange me give eat orange me eat orange give me eat orange give me you.
給橘子我給吃橘子我吃橘子給我吃橘子給我你。
這些雜言亂語與孩子的句子有著天壤之別。當然，如果長時間的觀察，我們也能在猩猩的手勢中發現某些具有意義的隨機組合，例如「water bird」（水鳥）。但是，黑猩猩的這些手勢其實非常類似於野生動物的行為表現。動物學家E.O.威爾遜（E. O. Wilson）曾經對動物的交流行為進行過總結，他提到動物交流的一個最為顯著的特徵，即「無謂的重複」。
即使將詞語、音系、詞法和句法等因素拋開，我們也只能從黑猩猩的手勢中讀出一個顯而易見的結果：它們根本不懂語言。黑猩猩知道訓練者希望它們做出手勢，而且做了手勢就能得到獎勵。但是，它們骨子裡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語言，以及如何使用語言。它們不會用這些手勢進行你來我往的交流，而是隨著自己的搭檔一起比比畫畫。它們的手勢常常打在身體的一側，或者打在桌子底下，而非像標準手語那樣打在胸前。黑猩猩也喜歡用腳來打手勢，但沒有人因為它們的生理優勢而責怪它們。黑猩猩很少自發地打出手勢，它們必須接受強制性的訓練。它們打出的許多「句子」，特別是那些表現出某種詞序的「句子」，只不過是對訓練者所打手語的直接模仿，或者是對已經訓練過幾千次的手語規則的小小變動。它們甚至不能明白特定的手勢代表的是特定的物體。多數時候，黑猩猩打出的「物體」手勢往往可以指代與這個物體相關的任何場景、任何方面。例如，「toothbrush」可以指「牙刷」「牙膏」「刷牙」「我想要牙刷」或者「上床時間到了」。「juice」可以指「果汁」「放果汁的地方」或者「帶我去放果汁的地方」。我們在第4章提到過埃倫·馬克曼（Ellen Markman）的實驗，在實驗中，孩子會使用「主題」聯想的方法來對圖片進行分類，但在學習單詞詞義時，他們就會忽略主題。對他們來說，「dax」可以是一隻狗或者另一隻狗，但絕不可能是一隻狗或者一個骨頭。此外，黑猩猩很少對有趣的東西或者行為發表評論，幾乎所有的手勢都是用來表示自己的需求，通常是食物或者撓癢。這讓我不由得想起我兩歲大的侄女伊娃（Eva），從她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幼兒與黑猩猩在心智上的明顯區別：一天晚上，我們全家坐車在高速公路上行駛，當大人們的聊天逐漸停止時，從後座傳來一個稚嫩的聲音——「粉紅色」。我順著她的眼光看去，發現在幾公里之外的地平線上樹立著一塊粉紅色的霓虹燈。她只是對霓虹燈的顏色發表評論而已，並沒有其他目的。
在心理學領域，有關「猩猩學語」的鬧劇都已成為往事。尼姆的訓練者特勒斯已經從一個支持者轉變為揭發者。莎拉的訓練者大衛·普瑞馬克（David Premack）並沒有說莎拉學會的是人類語言，他只是以符號系統為工具來探究黑猩猩的認知心理。加德納夫婦（瓦蘇的訓練者）和帕特森（可可的訓練者）遠離學術圈已有十年之久。目前，只有一個研究團隊還在宣稱猩猩能夠學會語言。休·薩維奇-倫堡（Sue Savage-Rumbaugh）和杜安·倫堡（Duane Rumbaugh）曾經承認他們的黑猩猩並沒有學到什麼東西，但他們現在表示有一種黑猩猩能夠學得更好。黑猩猩生活於西非大陸上的6片像孤島一樣相互隔離的森林中，因此，不同片區的黑猩猩在數百萬年的進化過程中不斷分化，以至於其中的某些群體可以被看成是另一個種類的猩猩。大多數接受訓練的是「普通黑猩猩」，而坎齊則是一隻「倭黑猩猩」，它學會了在電子書寫板上點擊視覺符號。薩維奇-倫堡認為，坎齊在符號的學習和口頭語言的理解方面表現得非常出色。為什麼它會比普通黑猩猩更為優秀，箇中原因尚未明瞭，但與媒體的報道相反的是，倭黑猩猩與人類的親緣關係並不比普通黑猩猩與人類的關係要近。據說，坎齊是在沒有接受專門訓練的情況下學會這些圖形符號的，不過，在它母親艱難地學習這些符號時，它曾經跟在身邊旁聽。此外，他們還宣稱坎齊學習符號的目的不只是為了滿足需求，它還有別的目的，不過這種情況並不多，最多佔到4%。他們還說坎齊能夠使用由3個符號組成的「句子」，但這些句子只是缺少內部結構的固定搭配，而且也並沒有真正包含3個符號。這些所謂的「句子」只不過是先指出「追」的符號，再指出「藏」的符號，然後再指向要和坎齊玩捉迷藏的那個人。客氣地說，坎齊的語言能力只比普通黑猩猩高出那麼一丁點兒，僅此而已。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研究原本是打算將人類從自然頂端的位置拉下幾個台階，但它採取的形式卻是強制其他物種模仿我們本能的交流行為，或者模仿我們所發明的其他交流模式，似乎這樣就可以衡量出它們在大自然中的地位。黑猩猩無須為它們的牴觸和拒絕感到羞愧，如果讓人類接受訓練，模仿黑猩猩的嘶吼尖叫，結果也不會好到哪裡去。這種研究和上述研究一樣，都沒有多少科學意義。事實上，如果我們認為其他物種需要我們的干預才能表現出某種有用的能力，這才是一種自大的心理，就好比認為鳥兒需要接受人類的教育才能學會飛翔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