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受住了時間考驗的《白板》
2002年9月，我開始進行《白板》的巡迴演講，從那時起我就知道自己的人生將會改寫。幾乎所有人都會認為《白板》一書頗具爭議。我自己當然也非常清楚，一些提出了超前觀念的前人都曾受到誹謗、圍攻，被列入黑名單，有時候甚至會遭到襲擊。為了安全起見，我過去一直有意遠離智力的種族差異這一社會科學研究的雷區。但是，不平等、性別、暴力、政治、兒童撫養等諸多熱點議題始終縈繞在我身邊，因此當接站的出租車到達目的地，我打開車門時，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正在離開一個令人舒心的學術領域，即將邁入一個痛苦的世界。
我想我可能會遭遇這樣一些痛苦：充滿辱罵性的評論、BBC廣播電視節目中的大呼小叫，但總的來說，我昂首走過了這段時間，幾乎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白板》榮獲了兩項圖書獎：普利策獎和英國皇家學會科學圖書獎，並榮登多項年度最佳圖書榜，獲得了許多讚美之詞，在平裝本的扉頁上更是足足寫了好幾頁的摘錄。我最喜歡的評價是：「《白板》一書……出乎意料地令人振奮。這有點像遭遇了入室盜竊，你感到震驚，因為你熟悉的東西都不見了，你忍不住去思考該用什麼來取代。」我收到了許許多多的信件、電子郵件以及一些其他形式的讀者提問，即便其中一些問題是帶有批評性質的，它們也極具建設意義。
為何我的擔憂，即《白板》可能會毀掉我的職業生涯，以及可能會招致同事們的警告，最後被證明是毫無根據的？原因可能在於，這本書關注的是對以往捍衛人性的著作的各種過激的批評，因此，任何一種過激的反應都只會證明這本書的主要觀點是正確的。
《白板》沒有被人們當作是一本危險的書，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對於批評者們所曲解的試圖利用生物學觀點來洞察人類事務的宿命論，本書是持否定態度的。正是由於我所欣賞的人性觀，使得我能夠輕而易舉地否定宿命論。儘管我本人大力鼓吹進化心理學和行為遺傳學，但就我接受的學術訓練以及後來的學術實踐而言，我屬於一位認知科學家，我非常欣賞思維與語言之間無限組合的能力。正是這些組合能力，使人類能夠針對自身進化固有的局限性進而構建出各種權宜之策，並對之進行思考、分享和檢驗，這些權宜之策包括：教育、科學和民主政府。《白板》認為，這些權宜之策背後涉及的認知能力，同人類更加卑劣、更加原始的驅動力一起構成了人性。「白板說」的盛行，源於這樣一種謬誤，即承認人性的存在將意味著人們會對來自環境的信息輸入變得麻木不仁。事實上，強調人性的存在並不會促使我們去追問，人類是否會對文化環境做出反應。相反，這會促使我們去追問人類是如何創造出自己的文化環境並對之做出反應的。
我不僅看不到承認人性中的陰暗面與指出克服它的最佳方法之間存在矛盾，而且還深入地探討了為何人類能夠成功做到這一點。2011年，我將本書第17章中最後提到的內容擴展成了一本書，即《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為什麼暴力在減少》，這是我記憶當中最為樂觀的一本書。這本書針對的是那些對進行心理學常見的批評之聲，以及這些批評所引發的困惑，這些批評者斷言進化心理學的理論取向會使人類改良社會的希望落空，是在為那種反動的宿命論辯護。
然而，《白板》一書的主要觀點不容易被推翻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它指出了現代知識界的一個禁忌，這也是眾多讀者所公認的禁忌。我發現，讓人很難相信的一點是，任何一位擁有眼睛，擁有生物學知識和一些常識的人會真的相信：男女兩性之間是難以區分的；兒童的個性是由父母塑造而成的；所有人的先天智力都是一樣的；經過訓練，所有人都會認為任何一種事物的美觀性與其他任何一種事物一樣；所有的攻擊行為都應歸罪於流行文化。然而，上述這些可能由令人敬仰的知識分子被迫在公眾面前公開承認的觀點，與他們在私下裡聲稱的觀點截然不同。我認為，《白板》闡明了知識界這種令人苦惱的現象。
生物學視角下的人性觀被接受了嗎
關於《白板》，我被問及的最多的問題是，這本書出版以來，在這14年左右的時間裡，知識界是否有所變化。我的回答是：「是的，有一點點變化。」過去的情況通常是，任何一本援引生物學觀點來解釋人類事務的通俗性或學術性作品，只是用生物學來進行解釋，而且必須要承認這種做法存在多麼大的爭議。現在，我們可以深入到生物學那些能夠給我們帶來啟示的地方，看看某種解釋能否在生物學上站得住腳。在過去的10年間，我圍繞著道德、基因組學、生物倫理學、親屬關係、宗教及暴力等議題撰寫了大量科普性文章，有時還引入了進化論和遺傳學的觀點，但這並沒有引起編輯或者讀者的震驚反應，但若是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他們肯定會感到震驚。當然，這並不是例外。我在寫《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時所參考的歷史和政治科學方面的諸多資料，都恰當地援引了人性的生物學觀點，正如那些重要的報紙專欄作家。
但與此同時，很多大眾刊物以及其他一些知識論壇依舊在公然表達他們對生物學解釋的恐懼。這裡僅舉三個例子：
● 最近發表的上千篇關於經濟不平等的文章中，沒有一篇文章對支付給那些天生高智商者更多的報酬是否會導致收入差距進一步加大提出質疑。要注意到，關於這一經驗性問題的答案是，無關乎道德與政治的經濟不平等問題本就應該減少。事實上，如何更好地闡述這一政治性問題，一個先決條件是要先回答這一經驗性問題。
● 另外，新聞界近期還對大學生群體中的性脅迫事件發生率產生了興趣，其給出的唯一值得一提的解釋是，美國大學校園中與美國社會一樣存在一種「強姦文化」，它會美化和鼓勵人們犯罪。完全強調禁忌也是一種非常可信的解釋：因為就平均水平而言，男性比女性更渴望不帶感情色彩的性行為。如果把一大批年輕男性和女性放在一個「對性持肯定態度」的校園文化中，就會有很大機會產生醉酒鬼混的行為，性脅迫事件就發生在這種危險情境中。事實上，這種共識常常被看作等同於對強姦的原諒和接受，甚至是縱容。這是眾多荒謬的道德推理中最為奇怪的一種，事實上，就人性而言，這種常識依然是傳統智慧的一部分。
● 如果我有足夠的影響力，我希望「兒童」這一章節可以終結各個時代的科學研究領域的錯誤，這些研究報告聲稱，兒童的家庭環境與其大腦發育及行為表現這兩者之間存在相關性，並且得出結論說，必定是前者影響到了後者。然而，在我接下來搜集的相關例證中，一篇聲稱要對青少年進行限制的文章中這樣說道：「研究發現，長時間玩暴力遊戲或者觀看含有暴力內容的電視節目的青少年會表現出更多的暴力傾向。」但它完全忽視了這一可能性，即因為這些青少年充滿暴力性，因此，他們才會去尋求暴力性的娛樂方式。還有另外一項研究發現，兒童大腦皮層的表面積與其家庭收入之間存在相關性，並且得出結論說：「富人更有可能獲得更多資源，這或許會對兒童大腦結構產生重要影響。」但研究中卻從未提及這樣一種可能性，即兒童可能遺傳了父母的基因，正是這種基因讓他們擁有更大的大腦，並因此而更加聰明，更加富裕（事實上這一點已經獲得了行為遺傳學的充分證明）。第三種研究發現是，與父母分離的孩子或是忽視型父母的孩子會表現出更多的不適應，由此研究者得出結論說：「父母起著關鍵性作用。」
而另外一些例子是否能夠系統地證明「白板說」中的其他一些觀念？其中一個例子已經證實了這一點。社會科學家馬克·霍洛維茨（Mark Horowitz）、威廉·亞沃爾斯基（William Yaworsky）、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Kickham）在他們的一篇名為《白板在哪裡》的文章中，發表了他們在2012年進行的關於社會學家的大樣本調查結果。將他們這次的調查結果與1992年的一項調查結果進行比較之後發現，在過去的20年間，將進化生物學或進化社會學納入到自己的理論觀點中的人數比例增長了3倍，即由之前的2.5%增長到現在的8.3%。而且，還有37%的人「要麼信奉進化論，要麼充滿樂觀地相信進化論能夠深入揭示社會現象」，這一比例也較20多年前有所增長。然而，這些調查結果也表明，2/3的社會學家並不認為，解釋所有生物體起源問題的理論也能夠解釋人類的社會生活。霍洛維茨等人對他們的研究結果進行了總結：「很顯然，由平克所引發的對『白板說』的批評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大多數理論家「否認自然選擇在一系列的人類傾向形成過程中的作用。」而且，他們的評論也揭示出許多兩極化思維的例子，比如：「我們如何最先瞭解這一『世界』，最重要的是通過語言、知識以及社會意義。哪些是與生俱來的，哪些屬於後天教養獲得的，這一問題是脫離了社會的，是無法給出答案的。如果我們試圖去尋找答案，就會導致還原論。」
霍洛維茨等人對該問卷作了補充，又增加了兩項關於社會學理論教科書的調查（其中一項是他們自己的調查，一項是由馬查勒克和馬丁在2004年進行的調查）。結果發現，這些教科書中很少提到進化生物學或進化心理學，其中一本教科書的作者認為，這一領域深深陷入到了「還原論」和基因決定論當中。人們看起來好像和「機器人」沒什麼區別：嚴格按照基因的規定行事，文化環境不產生任何影響……儘管社會生物學的理論和研究經歷了數十年的發展，社會學家仍表現得像不可理喻的「稻草人」那樣。
然而，對於遺傳學和進化論的這種敵意是否源於一種可辯護的學術性質疑呢？我認為大多數的反對意見事實上來自政治方面而非科學方面。可以肯定的是，對於調查中特定問題所作的生物學意義上的解釋能否被接受，主要取決於人們的政治傾向。其一，對於同性戀產生的原因，有70%的社會學家都同意這種說法：「同性戀具有生物學根源。」無獨有偶，這一問題上「政治正確」立場同「白板說」是相對立的：如果同性戀者的性取向天生如此，那麼這樣一個令人質疑的觀點就會隨之而來：如果他們做出了不道德的選擇也不應該受到指責，而宗教和文化領域的保守派則會指責這種選擇。大多數社會學家覺得另外一個可以用生物學解釋的問題是：人類對脂肪和糖類的偏好——根據當前人們可以接受的觀點，這一點被應用於農產品加工方面，使得人們迷戀上了垃圾食品。對於那些無關乎政治的問題，比如對蛇和蜘蛛的恐懼，大約有一半的受訪者認為，進化論層面的解釋似乎是可信的。從這一問題開始，隨著政治敏感度的提高，能夠接受進化解釋的人數百分比逐步下降。其中，體現最明顯的是關於性別差異的問題。為何相對於女性而言，男性更加淫亂和暴力，更熱衷於色情，更癡迷於貞操？在這一問題上，大多數人拒絕接受顯而易見的進化論解釋。
社會學家群體內部在接受進化論的能力方面也是存在差別的，霍洛維茨等人再一次確認了該現象形成的原因，「在任何一種情況下，政治意識形態都是最重要的變量」，而且「強烈反對生物學的往往是一些激進分子」，而信奉「女性主義者的理論觀點」（注意，這並不等同於女性主義本身）的人，同樣對進化生物學持敵對的態度。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進化論思想家們的政治偏執。霍洛維茨等人援引了一位學者的觀點：「社會生物學的倡導者們都屬於政治上的右翼分子，沒有人可以否認這一傾向。」事實上，社會生物學的倡導者可能會否認這一點，因為這種傾向並不存在。兩項針對進化論取向的心理學和人類學專業的研究生所做的調查結果表明，這些學生的政治傾向並不比他們那些持非進化論取向的同伴更接近右傾。當然，這一點與我在「政治」一章中對左派達爾文主義的興起的探討是一致的。
《白板》引發的種種爭議
這些調查證實了我的判斷，由《白板》引發的政治、道德以及科學領域的爭議，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義，就如同這本書剛剛出版時那樣。當然，自從這本書問世以來，其中的大部分爭議都一一出現了。這裡將出示一些具體的觀察結果，這將有助於我們不斷更新這本書涉及的各個層面的問題，同時也有助於我自己的思考和寫作與時俱進。
前言 基於我自己瞭解的情況，預期這本書的主題會引發神經科學家們做出怎樣的反應：基因與環境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我們無法對其中任何一方做出清楚的闡釋。就我的個人經驗來看，人們做出的這種無法解決的反應屬於一種最佳的迴避方式，當被人們問及遺傳性的問題時，科學家們試圖快速逃避，因為該問題的答案使他們感到極不舒服。當然，基因與環境之間存在著極其複雜的交互作用，但科學研究的任務就是要把這些交互作用闡釋清楚，弄明白其中的構成要素及其相互關係。在我的文章《為何先天與後天的問題不會消失》當中，我呼籲人們不要迴避這一問題，對此問題我稱之為「整體式交互作用論」。並且，圍繞先天與後天引發的大量問題如果能夠被精確地描述出來，事實上這些問題是可以獲得科學答案的。
第1章：三種流行的人性論 我將「白板」這個術語看作是對中世紀拉丁語（tabula rasa，即空白的板子）以及洛克的「白紙」隱喻的延伸。心理學家梅蘭妮·阿斯裡爾（Melanie Asriel）告訴我，這個詞有一個更早、更準確的出處。在《論靈魂》（De Anima）中亞里士多德這樣寫道：「從一定意義上講，心靈就是任何能夠思考的事物，但事實上它什麼都不是，除非它開始能夠思考……心靈所思考的內容必定存在其內部，就好像書寫板上所寫的字母一樣，但實際上心靈上面什麼內容都沒有。」1300年之後，在其著作《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中，托馬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也提到了亞里士多德的這一隱喻：「然而，說到人類智慧……它體現在對事物的理解能力方面，而且，它首先『看起來就像一塊乾乾淨淨的板子，上面什麼內容也沒有』。」非常有意思的是，兩位思想家都強調了人類思維的無限可能性，而不是它最初的空白狀態。
第3章：連接生物學與文化的四座橋樑 反對「白板說」和「機器中的幽靈」的科學證據已經積累得越來越多。認知神經科學、社會神經科學及情感神經科學領域已經開始進行偏重於精神體驗層面的生理機制定位的研究，這些精神層面的體驗包括同理心、道德推理、意志行動、宗教信仰以及自我意識反思。進化心理學已經開始成熟起來，進入到了絕大多數的研究領域中（戴維·巴斯在2015年出版了《進化心理學手冊》，現在已經出了第二版，其中提及了進化心理學的最新進展），還利用最新的技術來探測人類基因組當中自然選擇的明顯特徵。當《白板》還在撰寫過程中時，大腦發育的遺傳模式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而現在已經成為艾倫腦科學研究所（Allen Institute for Brain Science）在大腦科學領域的研究重點，同時，其他一些國家項目也在計劃繪製連接組（即人類大腦的線路圖），並模擬大規模的神經網絡。這一領域的發展速度非常快，出現了大量研究分支，以至於有時候很難知道如何對那些運算層面的、神經生物學層面的以及進化層面的分析結果加以整合。戴維·吉爾裡2005年出版的《心靈起源》（Origin of Mind），以及約翰·安德森2009年出版的《人類心靈如何產生於物理世界》（How Can the Mind Occur in the Physical Universe），這兩本書都對該領域進行了大膽的探索。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同一時期內，有關人性的科學研究已經徹底將「機器中的幽靈」驅除，在美國的暢銷書排行榜上，幾乎全是一些醫療騙子和被操控的孩子們的媚俗回憶錄。這些人聲稱，在瀕死體驗中他們的靈魂離開了自己的身體，並且還看到了天堂。心理學家朱利安·穆索利諾（Julien Musolino）在他2015年出版的一本著作《靈魂的謬誤》（The Soul Fallacy）當中揭露了這些欺騙和錯覺。
過去14年間的研究還證明了我對「高貴的野蠻人」學說的懷疑的正確性。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第2章裡面，我對有關非政府社會當中致命性暴力的高發生率的新證據進行了評論。儘管從盧梭提出的「人類學家的和平」當中會得出完全相反的觀點，但其他評論還是證實了這個結論。攻擊傾向的遺傳性（這個說法引發了BBC的大呼小叫）在2002年得到了相當多的支持，在今天更是已經獲得全面性的支持。
談到遺傳力，人性科學當中最受鄙視的行為遺傳學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儘管行為遺傳學的有關研究發現（尤其是第一定律，即所有行為特性都是可遺傳的）通常會受到思想保守的權威人士以及暢銷書作者的否認，但正是這些研究發現，避免了最近主流心理學當中發生的可重複性危機。在最近的可重複性鬧劇中，受到高度吹捧的心理學研究結果有大約2/3是不可重複的。不像新聞記者為了吸引眼球，依據社會心理學實驗所炮製的那些矯揉造作、違背人們直覺的東西，行為遺傳學的研究發現是大規模的，並非是從文件抽屜裡面堆積的無意義的研究結果中精挑細選出來的，它是建立在6位數到7位數的樣本基礎之上的，在幾十年間和許多國家中都得到了重複驗證。在一篇名為《行為遺傳學中十大可重複的研究發現》（The Top 10 Replicated Findings from Behavioral Genetics）的文章中，作者在講「我們告訴你那樣」這句話時幾乎毫不掩飾他們的興奮之情。現在人們還會不時地看到評論家們對於行為遺傳學的方法論的攻擊，這些人只不過是重複了激進科學的主要觀點，但類似的反對意見在很久以前就出現了，並且很容易將之駁倒。
我提出的一個主張對「高貴的野蠻人」理論進行了駁斥，然而這個主張現在需要修改了：德裡克·弗裡曼對瑪格麗特·米德圍繞薩摩亞人的性別特徵而進行的田野調查提出了批評。人類學家保羅·山克曼（Paul Shankman）指出，米德受到指責，是因為她被其調查對像耍弄了，因為這些青少年向她提供了關於他們自己對兩性的漫不經心的態度。弗裡曼對米德的指責是不公正的。她與以往一樣，受自己的意識形態所驅使，事實上，給人的感覺是她處於半瘋狀態。那麼究竟誰是對的呢？米德的同事，一位人類學家，曾經在薩摩亞進行過田野調查，他告訴我說，米德和弗裡曼都是正確的，只不過他們關注的是不同的薩摩亞人。當時，米德還是一位年輕的女性，在薩摩亞人的身份等級中屬於一個無名之輩，因而她能夠接觸到的只是當地的一些普通人，他們的性取向的確要比西方主流社會的人們自由得多。而弗裡曼則是一個佔優勢地位的男性，他訪談的對象主要是一些世家子弟，這些人的態度相對保守和私人化。
第4章：文化是有助於人類生存的一種獨特設計 儘管一些社會科學家仍然堅持塗爾干的學說，認為文化是無關乎心理學和生物學的，然而知識界的融通運動在大步前進，並且有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考察個體的選擇是如何通過社會網絡得以蔓延，從而形成更大規模的文化現象。
從經驗層面來看，我們目前生活在大數據時代：關於人類行為的文化產物已經擁有大量的數據資料。我在分析語言這種典型的文化實體時，就多次使用了這些數據資料。我在2007年出版的著作《思想本質》[31]（The Stuff of Thought），在其中的一章裡對英語語言中關於新詞的接受進行了分析，此外，在分析其他問題的時候，我還使用了一份詳盡的有關嬰兒姓名的數據資料，這份資料原本是提供給社會保障局使用的。我還參加了一個由讓-巴蒂斯特·米歇爾（Jean-Baptiste Michel）和埃雷茲·利伯曼·艾丹（Erez Lieberman Aidan）領導的項目組，研發出了一套谷歌書籍詞頻統計器（Google Ngram viewer），這是一種在線工具，可以描繪出近兩個世紀的500萬冊書籍當中字符串的出現頻率。此外，還出現了一個新的領域，我們稱之為文化組學（Culturomics）。就理論層面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將網絡科學應用於各種現象的風潮，這些現象包括社會樞紐、社會感染、鄰里效應、臨界點、擴散性、小世界理論、六度分隔理論等。鄧肯·沃茨（Duncan Watts）的著作《六度》（Six Degree），以及尼古拉斯·克裡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與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的著作《大連接》[32]（Connected）對這些驚人的新發現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闡釋。就我自己來說，我的寫作主題當中涉及混合語（lingua francas）的出現以及全球化對於講不同語言的人會產生怎樣的影響（與沙哈爾·羅南、凱薩·伊達爾戈以及其他人合作研究），此外還涉及危險的意識形態的傳播（基於邁克爾·梅西及其合作者的已有研究）。心理學家、新聞記者蘇珊·平克（Susan Pinker，我的妹妹）在其2014年的著作《村莊效應》（The Village Effect）中，對社會網絡（包括傳統社會網絡和數字化社會網絡）在健康和心理幸福感方面具有的含義進行了闡釋。
關於文化的科學理解，還有另一種研究取向，即將其直接與生物進化類比，由此形成了一種被稱作「文化進化」或者「文化的群體選擇」的理論。我在一篇名為《群體選擇的虛假魅力》（The False Allure of Group Selection）的文章中提出，這種類比通常是帶有誤導性的。
第5章：最後的抵抗 這一章中描述了三類科學發現，我認為這些研究發現通常都被曲解了，目的是為了給「白板說」提供一個貌似科學的版本。
第一類發現是，人類基因組中蛋白編碼基因的數目要比人們預計的少很多。現在這一點被人們視作是轉移注意力的話題：基因組的其他部分負載著信息，從而調節基因的表達，逐步形成有機體的性狀。
第二類發現是，新白板運動起源於人們對人工智能網絡或者是聯結主義模型的狂熱，它們試圖通過對大量輸入的統計信息的有效利用，從而無需借助任何一丁點兒的先天結構就能實現運行，這種狂熱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延伸到了人工智能的應用領域，如「深度學習」算法為人臉識別、社會網絡源以及其他一些應用設備的軟件提供動力支持。然而，計算機科學家內斯特·戴維斯（Ernest Davis）、心理學家蓋瑞·馬庫斯已經證明，與一般水平的人類推理相比，這些算法的功能嚴重不足。前者不僅可以處理那些出現頻率高的容易實現的目標，而且還可以處理無窮盡的全新概念，諸如「發霉的藍莓蘇打」和「體操運動員寫小說」。因此，基於統計學習的算法證明了人工智能研究的這一典型進展模式：「快速發展……到了一個中等水平，隨之而來的就是越來越慢的改進。」就認知心理學內部來說，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非結構性聯結主義模型聯結者非常盛行，現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為貝葉斯模型所取代，該模型不僅吸收了大型數據集的統計模型，只不過是與先前的預期，即哪一種假設可能性最大結合了起來，這種預期屬於一種先驗性知識。關於大腦的第三類知識，即神經系統的可塑性，時至今日仍然是神經科學研究領域的重要議題。
觀察到大腦內部因為學習而發生了變化，這類發現所帶來的新奇性正在逐步消失，要使學習成為可能，大腦內部必定要發生某些變化，這種觀點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認可，伴隨著這些進展，那些認為任何一個人都能夠讓其大腦做任何事情的誇大其詞也漸漸變得不多見了。關於大腦可塑性研究是伴隨著對神經發育過程中基因的指導作用，以及對人類連接組的研究逐步產生的。
寄希望於某些生物現象提供一種出路，讓人們從進化論及遺傳學的宿命論的束縛下解脫出來的渴望隨處可見。因此，不可避免的是，新的研究主題將會不斷湧現，作為長久渴望的一種釋放途徑。最新一個被盯上的研究主題是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這一領域是對基因表達的一種調節。只要我們知道身體當中的每一個細胞都包含有一套完整的基因組版本，我們就會知道，為了對細胞之外的信號做出反應，基因必然會打開或者關閉。否則，當我們的肝細胞分泌出構成角膜的蛋白質的時候，我們的眼球就會一天到晚地釋放肝酶。近年來，人們已經更深入地瞭解到基因調節的一些重要機制，尤其是甲基分子接近或者遠離DNA鏈條上的特定位置將會影響到潛在的基因是否能被激活。然而，許多人在面對基因這一調節機制的新發現時，做出的反應就如同這是一個革命性的發現，認為我們需要重新去思考天性與教養的問題。正如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研究發現教育或者心理治療，或者新語言的學習能夠改變大腦的內部結構時，許多支持「白板說」的人認為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啟示一樣（似乎學習發生在胰臟內部）！而現在，他們則在大聲呼籲，多樣化的經驗能夠真正改變人的基因表達（似乎我們身體的每一個細胞都會不斷生產基因組24/7當中所需的蛋白質）。表觀遺傳學已經成為新的橡皮泥，這種可隨意塑形、輸入-複製型的原材料為我們提供了機會，讓我們對遺傳與環境進行細緻深入地分析，去信奉那種整體交互作用論。此外，將一種生物必然性錯誤地當作一種進化方面的發現，以及對表觀遺傳學的狂熱將信息意義上的「基因」與身體的整個蛋白質編碼機器意義上的「基因」混淆了，前者的實際功能是對神經發育過程中的大腦活動進行組織。同樣地，它還混淆了通過感覺進行信息加工意義上的「環境」和DNA分子的生化環境意義上的「環境」。同樣誇大表觀遺傳學的虛幻妄想的還有一系列真正讓人感到驚訝的研究，即一些附屬於DNA鏈的表觀遺傳學標記是由環境信息（通常意義上的壓力源，例如飢餓或者母親的忽視）導致的，這些信息會由母親傳遞到子女身上。關於基因表達的這些代際效應有時候會被曲解成拉馬克主義（Lamarckian），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因為這些效應並沒有改變DNA序列，經過一到兩代之後就會反轉過來，它們自身也受到基因的控制作用，或許它們代表了一種達爾文式的適應，這種適應方式有助於有機體為了使其後代更好地適應壓力情境而提前做好準備（它們也可能屬於一種暫時性損傷）。此外，這種代際間的後生效應（transgenerational epigenetic effects）在齧齒類動物身上得到了證明。這些動物每隔幾個月就會繁殖一次；而對於壽命較長的人類來說，外推法（extrapolation）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屬於臆測，或者是基於不可靠的小樣本的研究。正如流行病學家喬治·戴夫（George Davey）所指出的那樣，將表觀遺傳學作為「對於不知道任何答案的問題，目前最流行的反應」，對此，許多生物學家相當憤怒。在科因（Coyne）、郝德與馬廷尼森（Heard & Martienssen）、君斯特、費斯曼、麥高恩及斯特斯登（Juengst, Fishman, McGowan，&Settersten）、莫菲特（Moffitt）和貝克萊、黑格（Haig）這些人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其他一些關於表觀遺傳學虛幻妄想的破滅跡象。
第二部分：科學視角VS政治視角 儘管進化心理學家和行為遺傳學家在公眾場合不會再被人指指點點（正如我所提到的，《白板》這本書並沒有引發針對我的陰謀詭計），但是自2002年以來，針對美國大學中的非傳統思想家的恐嚇與審查實際上進一步加劇了。民權律師格雷格·魯卡諾夫（Greg Lukianoff）在他最近的兩本書《言論的自由》（Freedom from Speech）和《忘卻自由》（Unlearning Liberty）中對這種情形的惡化進行了分析。魯卡諾夫同時還擔任個人教育權利基金會總監，該基金會曾試圖向美國大學校園中的言論限制開戰。我個人對研究「危險的意識形態」時所應秉持的倫理的分析，可以在我為約翰·布羅克曼（John Brockman）2006年出版的論文集《你的危險思想是什麼》（What is Your Dangerous Idea）所寫的序言中看到。
第6章：兩本著作引發的論戰 本章主要描述了人類學家拿破侖·查岡所遭受的仇視性誹謗，當《白板》一書還在寫作階段時，這個問題依然飽受爭議。隨著越來越多的能夠證明查岡的清白，並且證明起訴者屬於江湖騙子的資料證據的出現，美國人類學協會做出了回應，取消了其在2000年所做的報告。查岡在2013年出版的自傳《高貴的野蠻人》當中，向他的支持者們講述了這一故事。醫學史學家艾麗絲·德雷格爾（Alice Dreger）在《對美國人類學協會的黑暗入侵》（Darkness』s Descent on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一文，以及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伽利略的中指》（Galileo』s Middle Finger）中巧妙地將這一傳奇故事進行了重新講述。在這本書中，德雷格爾還記錄了另一件醜聞，正好與本章的主體相吻合：性取向研究者邁克爾·貝利（Michael Bailey）的事例。貝利在2003年出版的著作《要成為女王的男人》（The Man Who Would Be Queen）中提出的一個理論惹怒了跨性別人士，從此他的生活不得安寧。
第三部分：我們為什麼不必為人性而擔憂 莫裡哀筆下的那位中產階級紳士在得知自己一生當中一直受到人們的議論時，他感到非常高興。同樣，《白板》出版之後，我非常高興地發現，原來自己是一位「人道主義者」，自此之後，我就成為了倡導世俗倫理運動的代言人，這些世俗倫理是建立在理性、科學以及人類的繁榮昌盛的基礎之上的。最近的人道主義宣言包括了格雷戈·愛潑斯坦（Greg Epstein）的《善良無需上帝》（Good Without God）、羅伊·斯佩克哈特（Roy Speckhardt）的《人文主義改變世界》（Creating Change Through Humanism）、菲利普·基切爾（Philip Kitcher）的《有信仰的人生》（Life After Faith）、格雷靈（A.C.Grayling）的《論上帝》（The God Argument）。
該部分最後一章的主題是「虛無主義之憂」，即認為我們無需宗教觀念上的靈魂，也能夠擁有強大的意義和道德觀念。2005年到2007年間「新無神論者」撰寫的暢銷四部曲，使該主題一下子進入了公眾意識中。這些暢銷書包括：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的《信仰的終結》（The End of Faith），理查德·道金斯的《上帝錯覺》（The God Delusion），丹尼爾·丹尼特的《破除魔咒》（Breaking the Spell），克裡斯托弗·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的《上帝並不偉大》（God is Not Great）。為了探討世俗倫理的根源，我推薦我妻子麗貝卡·紐伯格·格德斯坦（Rebecca Newberger Goldstein）的《背叛斯賓諾莎：帶給我們現代性的變節猶太人》（Betraying Spinoza：The Renegade Jew Who Gave us Modernity）以及她的《柏拉圖在谷歌：為什麼哲學不會消亡》（Plato at the Googleplex：Why Philosophy Won』t Go Away）。世俗和宗教的意義觀念所引發的激情被寫進了她2010年出版的小說《關於上帝存在的36種爭議：一本虛構的小說》（Thirty-Six Argument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A Work of Fiction）。
第四部分：認識自我 在我2007年的著作《思想本質》，以及《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書中與心理學有關的兩章裡面（第8章和第9章），可以看到我對認知、情感以及社會關係的缺陷的更深層次的探討。近年來，其他許多可查閱的書籍已經對這些章節的內容進行了擴展，這些著作主要有：保羅·布魯姆（Paul Bloom）的《快樂是如何起作用的》（How Pleasure Works）以及《善惡之源》（Just Babies）、喬納森·海特的《正義之心》（The Righteous Mind）、喬舒亞·格林（Joshua Greene）的《道德部落》（Moral Tribes）、布魯斯·胡德（Bruce Hood）的《超感官》（Super Sense）、羅伯特·特裡弗斯的《愚人愚道》（The Folly of Fools）、羅伯特·庫爾茨班（Robert Kurzban）的《人人都是偽君子》（Why Everyone（Else）is a Hypocrite）、丹尼爾·卡尼曼的《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
第16章：政治 托馬斯·索維爾基於左翼和右翼政治意識形態提出的人性對比理論做出了新嘗試，它試圖提煉出每一個人的本質。在其《道德政治》（Moral Politics）一書中，語言學家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提出，兩種意識形態通過不同的家庭隱喻來解釋社會，右翼推崇「嚴父」家庭模式，而左翼推崇「慈愛父母」家庭模式。喬納森·海特在其《正義之心》中提出，保守派對一系列廣泛的思想觀念都賦予了道德化的意義，這些觀念包括服從權威、遵從社會規範，對純潔和神聖的保護等，而自由主義者只倡導公平、對需要人士提供關愛，以及預防傷害的發生（可參考我2008年的文章《道德本能》）。此外，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我補充了美國政治意識形態的地理分佈，如南部和西南部的保守「紅州」以及北部和沿海地區的自由「藍州」就屬於各地區如何解決這些意識形態之爭的歷史見證。南部和西南部還有部分邊界地區在美國歷史上長期處於無法律狀態，相應地，在看待女人、教堂以及用自律克制野蠻的規範等問題時，這裡的人們發展出一種尊重的文化。北部和沿岸各州繼承了歐洲政府的機構設置和相關的尊嚴文化，這是一個持續了數世紀之久的「文明化的過程」。
這四個理論是存在關聯的。如果兒童屬於霍布斯學說中的野獸，那麼他們就需要一個「嚴父」；如果他們是「高貴的野蠻人」，那他們將會在其「慈愛父母」的蔭庇下茁壯成長。如果人們存在與生俱來的缺陷，那麼其行為就必須受到傳統文化、權威以及神聖價值觀的約束；相反，如果人類生來就具有智慧與理性，那麼他們自己就能夠判斷什麼是公平的、什麼是有害或無害的。關於美國地理劃分的起源，與其說是基於不同的「人性」觀，還不如說是基於馴服人性的不同策略。
第17章：暴力 本章的基本觀點是，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暴力是呈下降趨勢的。我在2011年出版的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就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這本新書對本章當中關於暴力發展趨勢的分析又做了進一步的擴展，但並不是取代了本章的內容，因為在該書中，關注的焦點是那些普遍存在的、否認暴力具有任何進化性或遺傳成分的證據。
第18章：性別 我認為的《白板》沒有引發人們的過激反應的看法也並非完全屬實。它只是沒有導致針對我本人的過激反應，卻把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推到了風口浪尖上。
早在2005年夏季，薩默斯時任哈佛大學校長，他應邀在一個主題為科學、技術、工程以及數學領域中的性別失衡的（STEM）封閉性會議上發表即興講話。薩默斯重複了勞動經濟學家們的陳詞濫調，認為不同人在就業結果方面的差異並不能證明歧視的存在，因為就業結果不同，也可能是由培訓、天賦、生活的優先順序以及其他一些平均特質導致的。薩默斯曾經讀過《白板》一書，並且記住了「性別」這一章當中的文獻評論，他提出，要解釋在科學、技術、工程以及數學領域中的性別差異問題，必須要考慮這四種假定情況：性別歧視以及其他壁壘的持續存在；在養育孩子的責任感方面存在兩性差異；在才能、性格以及興趣的平均水平上存在兩性差異；在才能、性格以及興趣的個體差別方面存在兩性差異，那些處於極端水平的往往男性居多。使薩默斯聲名狼藉的是，他在這段講話中提到了「固有天賦」這個短語。生物學家南希·霍普金斯（Nancy Hopkins），我之前的鄰居，麻省理工大學的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她當時也在聽眾席上。她同樣也說了一段臭名昭著的話：當聽到薩默斯的這番話時，她不知道自己是否會「嘔吐還是暈過去」。她向《波士頓環球報》的一位作家講述了這些內容後，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的斥責和抗議，事件最後以薩默斯在2006年辭去哈佛大學校長職務而告終（不過促使其辭職的還有其他一些事件）。
那些讀過薩默斯講話的文字記錄的人，一定會對他的這番講話的謹慎和精妙產生深刻印象，但這被證明是與主題不相干的。從薩默斯的批評者們的反應來看，他們正好落入了「憂慮與虛無主義」章節中的某些頁面：把批判對像稻草人化、缺乏統計知識、不願意看數據、混淆了公平和相同、證實了「戈德溫法則[33]」的有效性。
幾位對此感到相當震驚的學者，為了哈佛大學的信譽考慮，呼籲就這一問題進行一場文明的、以事實為依據的對話。2005年4月，在哈佛大學心智行為計劃項目（Mind/Brain/Behavior Initiative）的資助下，我與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我長期以來的同事、發展心理學家伊莉莎白·史培基（Elizabeth Spelke），就先天的性別差異問題進行了一場對話。我認為任何人，只要他參加了這一盛會，觀看了相關視頻或者文字，都會認為，即便是人性這一話題中那些最讓人感到焦慮的爭議，都可以以一種建設性的方式進行討論。
對於薩默斯來說，這一切來得有些遲了。人們依舊誹謗他具有大男子主義，認為「女性不會做數學題」。然而，在我看來，他所講的有關興趣和生活優先次序考慮方面的性別差異的言論，在後來的文獻綜述中被證明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這些評論包括諸如戴維·吉爾裡新版的《男女兩性》（Male, Female）以及蘇珊·平克的《性別悖論》（The Sexual Paradox）。而且他所說的關於數學能力和性別歧視的更具煽動性的言論後來也被證明是有道理的。
儘管人們記住薩默斯，是因為他援引了平均能力的水平方面存在性別差異的觀點，但是他真正想強調的是能力水平在個體間的性別差異，因為男性在高端分佈的不均衡性的現象與當下討論的（而非其他的）問題，即在精英大學中的科學和工程系裡面女性人數嚴重不足這一問題之間是存在關聯性的。2006年，心理學家史蒂夫·斯特蘭德（Steve Strand）和伊恩·媞爾妮（Ian Deary）以30萬英國小學生為超大樣本，對他們的考試成績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儘管女孩在言語推理方面的平均得分稍高於男孩，而男孩在數量推理方面的平均得分稍高於女孩，但是在定量分析的得分範圍內，無論是高分端還是低分端，男孩所佔的比例都要遠遠高於女生（在最高端的1/10範圍內，男孩人數佔了總人數的60%）。另一些為薩默斯平反的證據來自於心理學家溫迪·威廉姆斯（Wendy Williams）和史蒂芬·切奇（Stephen Ceci）進行的系列研究。
在薩默斯的言論中，不能得到證實的是他的推測，即在導致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領域的性別差距的四種原因當中，性別歧視屬於最不重要的一個因素。這一點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在當時幾乎很少有對這些因素進行多種排序的依據。威廉姆斯和切奇對有關教授面試與招聘以及研究資助和審稿的大量數據資料進行了分析，最後幾乎沒有發現與歧視有關的證據，而且在那些依據研究偏見的黃金標準（即評審員對於虛假簡歷的反應）的新研究中，他們報告說：「在四個領域（生物學、工程學、經濟學和心理學）當中，男性和女性教職員工對女性求職者更為偏愛，與同樣可以勝任的男性相比，選擇女性求職者和選擇男性求職者的人數比例是2:1。這一性別偏見正好與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女性人數嚴重不足的現象相反。
第19章：兒童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章，事實上也是我寫的內容當中自己最喜歡的部分。同時，這也屬於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撇開薩默斯事件不談）。幾乎所有的反對意見都來自我之前預期的可能出現的誤解，儘管我已經使盡了各種解釋性技能來預先阻止這些誤解的出現。據我所知，根本沒有人理解行為遺傳學的第二和第三條法則的含義是什麼，不管你多麼耐心地向他們解釋也無濟於事。幾乎所有人都將它們和第一條法則相混淆了，並得出結論說，行為遺傳學唯一的告誡就是「一切取決於基因」。另一種頑固的錯誤理解則認為，如果父母不能夠塑造孩子的個性和智力，那麼教養就是「無關緊要的了」。
那麼這三大法則能否經受住時間的檢驗呢？其實，每一條法則都包含在普洛明等人的《行為遺傳學中十大可重複的研究發現》之中。最近一項大型的有關雙生子的元分析研究，搜索了上千篇公開發表的論文和數以萬計的雙胞胎數據資料，對這些數據的分析結果也證實了三大法則。最近，智力的可遺傳性（第一法則的主要表現）已經被一種全新的方法所證明，這一方法補充了有關雙胞胎和收養子女的經典研究。全基因組關聯研究中搜集了數以千計彼此毫不相干的個體基因樣本，對各種細微的統計效力進行匯總，結果表明，在智力方面，大約一半的變異是可以通過基因進行預測的，這一結果與傳統方法的估計結果相類似。
這讓我想到我以前的學生詹姆斯·李（James Lee），還有克裡斯多弗·查布裡斯（Christopher Chabris）以及其他合作者一起提出了行為遺傳學的第四條法則：「一種典型的人類行為特性會關聯到很多的基因變異體，而每一種基因變異體都只能解釋一小部分比例的行為變化。」幸好，我抵制住了種種誤導，並沒有在這一章中極力宣揚最近的一些研究發現。這些研究認為，發現了一些單個基因的存在，據說這些基因能夠解釋所有人類心理特質方面的差異。這樣的基因即便真的存在，也是非常少量的。當我成為第一批基因組測序的成員之一時，我個人就非常清楚這一點。而且，我還知道自己攜帶了一種導致禿頂的基因（但是由於某種環境因素的調節，這種基因並沒有發揮作用，我也並沒有變成禿頂）。就像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許多強調「X基因」的觀點一樣，這只是基於小樣本人群的研究，是通過對基因組的觀測揭示的基因變異與個體特性之間關係的一種假陽性結果。在樣本數量足夠大的研究中可以發現這樣一些基因，它們的影響非常穩定，但效果非常微弱。我和詹姆斯·李、查布裡斯參與了一個研究團體，在最近一項研究中確認了三種基因座，每一種只能解釋大約一個智商點的1/3，隨後，該研究團體又確認了更多的基因座，並將它們與大腦發育的機制聯繫在一起。最新的情況是，我在寫這段話時，收到了李給我發來的一封郵件，他原打算在遺傳學大會上展示最新的研究發現，現在卻告訴我，該協會主席剛剛發表了一個主題發言，先入為主地譴責這項研究帶有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和仇視同性戀的傾向。
同樣，在《行為遺傳學中十大可重複的研究發現》當中，有關環境變量的一些研究，比如父母教養行為以及社會經濟地位都屬於可遺傳的，這些結果都令人難以理解（就如同這些變量與兒童的個人特徵之間的關係一樣）。乍聽起來似乎有些自相矛盾：我們的基因怎麼會影響到環境？基因的確能夠影響環境。基因會影響我們的生活選擇，進而讓我們處於特定的環境中，同時還通過他人對我們由遺傳得來的特徵做出的反應來影響環境。換句話說，兒童的智力和個性特徵會影響其父母對待他們的方式以及其最終所處的社會環境，甚至反過來這樣的影響模式也是成立的。
第三條法則提出了這樣一個難題：像瓊斯先生一樣神秘卻又極其強大的因素究竟是什麼？它塑造著人的智力、個性以及生活狀況，但又不同於基因、家庭或者文化的作用。或者簡單地講，這個難題就是：如何解釋在相同環境中一起長大的同卵雙胞胎之間的差異？在這一章中，我提出了「獨特環境」這一術語（假設降臨在一個家庭裡面的某個孩子身上的而不是其他孩子身上的經驗），這一術語仍需斟酌，而且這一差異也可能是由大腦發育過程中遭遇到的一些隨機事件引發的。有時候遺傳學家稱之為「黯淡的前景」，因為它並不看好我們在預測人格和智力方面的能力。
我個人並不覺得這有多麼令人沮喪。不過，這並不會影響到我或其他人的想法，因為這一點正在逐步成為現實。有人每天抽一包煙卻活到90多歲，而一名年輕的運動員卻因心臟病發作而倒地身亡，這讓流行病學家倍感挫折，因為他們解釋不了這一現象（即便是把基因納入到考慮之中也仍舊無法解釋），他們也開始認可幸運女神在我們身體的運作過程中發揮的巨大作用。這一點必然會更大程度地作用於我們大腦的運作過程。早在2002年，人們已經知道，基因不可能決定大腦中的每一個線路，因此在大腦發育過程中必然存在許多變化莫測的隨機事件的作用空間。在此之後，神經科學家已經證實前景可能比這更糟糕，因為還有巨大的隨機變異會潛入到我們的基因組本身。每個人的基因中都攜帶有60種新的基因突變，這些基因突變似乎是諸如精神分裂症和自閉症之類的精神疾病的主要成因。既然導致人們容易產生心理疾患的基因似乎與導致健康人群出現普通變異的基因是一樣的（這屬於另一個行為遺傳學領域十大可重複的研究發現），那麼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基因突變促進了我們人格的形成。而且，這一點可能會令人們感到更加沮喪，因為隨著大腦的不斷發育和功能的不斷完善，我們的神經元依然會面臨更多或大或小的突變，這很容易對大腦的運作產生影響。如果這些生殖細胞和體細胞突變算得上是一種重要的如同瓊斯先生般不可捉摸的因素，那麼基因在塑造我們自身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就遠遠超出了經典行為遺傳學的估量，因為這些基因突變並不是親生的兄弟姐妹或者同卵雙胞胎之間共有的，他們之間的相似性之前被視作是支持遺傳影響力的主要證據來源。
關於第三條法則，還有另外一種可能的解釋（與基因突變和其他發育型噪音之間並非相互排斥的），即神秘的塑造因素當中包括了反覆無常卻又對個性發展起關鍵作用的成長經驗，它們構成了我們獨特的生命歷程。普洛明等人認為，環境的影響就如同遺傳的影響一樣，可能會分佈在上千件事情上，而在每件事情上都只顯示了一丁點兒作用。本章的寫作靈感主要來自於哈里斯1998年出版的著作《教養的迷思》。繼該書之後，哈里斯又在2006年撰寫了《獨一無二》（No Two Alike），這本書進一步發展了她的理論假設，認為每個兒童都擁有其獨特的成長經驗，這一經驗會賦予他們在朋輩群體中相應的社會角色，在此基礎上他們又會進一步發展自己的個性。《教養的迷思》在2008年重新出版。哈里斯的這兩部著作都精彩絕倫，妙趣橫生，任何對「是什麼造就了我們」這一問題感興趣的人都應該把它們列為必讀書目。
第20章：藝術 與第19章一樣，本章中的議題把人們激怒了，這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期，因為同種族、性別、暴力、政治或者不公平等問題相比，這一問題引發了更多的爭議。一些評論者認為我是在攻擊現代主義的藝術價值，但我既沒有資格，也無意去這樣做。事實上，我一點兒也不反對弗吉尼亞·伍爾芙、巴勃羅·畢加索和包豪斯，而且我個人的藝術品位也傾向於現代主義。我並非在假裝自己是一個藝術評論家，我只是嘗試著將20世紀中先後出現的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藝術風格這一發展趨勢與本書的主題，即對人性的否定聯繫起來。在此情況下，必然由「白板說」得出這樣一種推論：審美方面的愉悅感屬於一種社會建構，與我們的感知和情感方面的能力沒有任何關係。我認為，這種推斷正好可以反過來解釋某些形式的精英藝術、評論以及學術研究為何越來越缺乏活力和聲望。
要是我現在去撰寫這一章的話，我會做出更精細的區分。在小說、藝術以及建築等領域中出現的現代主義的偉大作品，的確與我們的審美能力密切相關，當然，這種關係只是以某些非傳統的方式存在的。某些藝術形式（比如現代主義的精英音樂）要比其他一些藝術形式（比如小說和詩歌）對美的排斥更為強烈。先是現代主義對精英藝術施加了限制，然後催生了後現代主義，這個時候對內在美的排斥走向了極端，於是就出現了無調音樂、粗野主義建築、後現代主義文學評論以及怪誕的概念藝術等諸多流派。
本章的另一個主題是，人們過分哀歎人文學科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蔑視科學的思維方式、拒絕將人性科學的新理念納入到藝術分析當中導致的。這一點幾乎沒有任何改變，相關證據可以參見2013年我同評論家及編輯里昂·維瑟緹爾（Leon Wieseltier）的意見交換。
利用心理學和生物學的知識為藝術作品提供新的借鑒，這一方面的進展速度非常緩慢，對此我大失所望。當然，有些例外情況，比如像丹尼斯·達頓（Denis Dutton）的《藝術本能》（The Art Instinct）、阿尼魯達·帕特爾（Anirudh Patel）的《音樂、語言和大腦》（Music, Language, and the Brain）喬納森·戈特沙的《講故事的動物》（The Storytelling Animal）。其中一層障礙是，科學家和人文學者之間缺少合作，他們在專業特長方面原本是可以相互補充的。人文學者認為，科學家試圖按照科學標準來解釋藝術，但他們的解釋非常淺薄而且過於簡單化。在這一點上，人文學者的看法是對的。對人文學者而言，有足夠的理由去嘗試將自己在各類作品與流派方面的學識與有關人類情感和審美反應的科學認識結合起來。最好的辦法是，在大學裡面培養新一代深諳這兩種文化的學者。但是，人文學科的畢業生告訴我說，任何討論，只要涉及達爾文而不是涉及德裡達或者福柯，最後都會無一例外地證明了「戈德溫法則」的正確性。
儘管對科學持友好態度的學者嘗試去彌合這兩種文化之間的鴻溝，但他們自身的盲點構成了知識大融通的另一層障礙。正如我在對威爾遜主編的《文學動物》（The Literary Animal，2007年出版的一個論文集，收集了達爾文主義文學評論的文章）的評論中指出的，這些學者往往只是借鑒了進化心理學的一小部分觀點，主要是擇偶的進化心理學思想來為藝術提供借鑒。此外，他們還經常援引一種從生物學上來看極不靠譜的民間智慧式的進化觀點，該觀點認為，一切適應都是為了形成「群體凝聚力」。要想加強科學在藝術領域中的應用，必須將認知科學和進化心理學關於社會衝突的分析成果富有成效地結合起來，就如同「人類苦難的諸多根源」那一章中深入探討的。
最後的反思
雖然我一直強調，《白板》在今天的重要意義仍然不亞於其在2002年的重要意義，但是如果認為它在十幾年間沒有發生任何的變化，則屬於一種思想僵化的表現。我個人最大的轉變就是由原來對人性黑暗面的強調轉變到對人性光明面的強調。我依然相信，人類的前景仍是黯淡的，而不是烏托邦式的空想，從扭曲的人性中得不出任何筆直的東西。我們是散落的星骸，終究無法回歸那片最初的花海。而且，自《白板》出版以來，我的世界觀開始向積極的方向轉變。人類發展進程的早期充滿了暴力，但現代人類尊崇長壽、健康、文化素養以及物質財富。我獲悉的這些資料進一步強化了我在第17章的後半部分的結尾處提出的觀點：對於人類的許多弊病來說，一方面人性既是問題所在，另一方面它也為我們提供了解決問題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