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莉·狄金森的《頭腦，比天空遼闊》
頭腦比天空遼闊
因為把它們放在一起
一個能包含另一個
輕易而且還能容你。
頭腦比海洋更深
因為，對比它們，藍對藍
一個能吸引另一個
像水桶，也像海綿。
頭腦與上帝相等，
因為，稱一稱，一磅對一磅，
他們，如果有區別，
就像音節，不同於音響。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頭腦，比天空遼闊》（The Brain Is Wider Than the Sky）一詩的前兩段，表達了這樣一種重要觀點，即心智是大腦的一種活動。在這首詩以及她的其他詩篇中，狄金森用的是「頭腦」這個詞，而不是「靈魂」或「心智」，似乎是要提醒讀者，我們的思想和體驗發生的場所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器官。是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科學使我們把心理活動過程「還原」為一個毫無吸引力的三磅重的器官的活動。但這是怎樣的一個器官啊！它擁有驚人的複雜性，巨大的組合計算能力，以及對現實世界和假想世界的無限想像能力，頭腦真的是比天空還要廣闊。這首詩本身就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單就這首詩每段中列舉的對比而言，讀者想要理解其含義就必須像詩中所說的大腦那樣，包容天空，容納大海，並同等程度地把這些句子形象化。
這首詩的最後幾句更是像謎一樣，因為這裡出現的是一種令人吃驚的上帝形象，大腦竟然可以像捲心菜一樣被稱重，自這首詩發表以來，這一點就一直使很多讀者疑惑不解。一些讀者從上帝創造宇宙的角度對它進行瞭解讀（上帝創造了大腦），而一些人則從無神論的角度進行解讀（大腦構想出了上帝）。音韻學（聲音是一個連續的統一體，音節是它的基本構成單位）表明了一種泛神論的觀點：上帝既無所不在，又無所存在，每一個大腦都體現了有限的神聖性。「他們，如果有區別」表明了一種神秘主義（即大腦和上帝以一種奇妙的方式變成了同樣的事物）和一種不可知論。毫無疑問，這種含糊不清是作者有意為之的，我認為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解釋看作正確的。
我喜歡讀這些段落，因為它表明人類的心智在考慮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時，在某些點上會遇到自身的局限，會遇到那些似乎屬於另外一個獨立、神聖領域的謎題。例如，自由意志和主體體驗與我們關於因果關係的觀念相牴觸，它們看起來就像是我們內心深處的聖火。道德和意義看起來是獨立於我們的判斷而真實存在的。但這種割裂可能只是大腦的一種幻覺，因此我們只能認為道德和意義獨立於我們而存在。最終我們將會無法獲取知識，因為我們就等同於我們的大腦，我們無法跳出自己的大腦來對之進行檢驗。但如果我們由此受到大腦的束縛，那麼也無法抱怨大腦對我們的束縛，因為它比天空還要遼闊，比大海還要深沉……
庫爾特·馮內古特的《哈里森·伯傑隆》
像狄金森的詩歌一樣，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的故事《哈里森·伯傑隆》（Harrison Bergeron）也明顯地帶有一些隱含的意義。它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2081年，人人平等的時代終於到來了。人們不僅僅在上帝和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而且在方方面面都平等了。沒有人比別人更聰明，沒有人比其他人更漂亮，沒有人比其他人更加強健，比其他人擁有更敏捷的身手。所有這些平等全都源於《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211、212和213條修正案的規定，以及美國「智力管制官」麾下各位「智力管制員」的不懈努力。
在這個故事中，智力管制官通過一些方法去壓制任何遺傳性的（個人不應具有的）聰明才智，以確保平等的實現。政府在聰明人的耳朵裡安裝耳機，以接受政府的一個信號傳送器每20秒鐘發送一次的尖銳噪音，就像牛奶瓶被圓頭錘敲碎時發出的聲音，以防止他們利用自己智力上的優勢從而造成不公正。芭蕾舞女演員身上掛著一袋袋鉛彈，臉上蒙著面具，這樣一來，就沒有人會因為看見別人比自己更漂亮、更優雅而感到難過。播音員則因為他們的口吃而被選中。此外，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少年，政府勒令他戴著耳機以及一副高度扭曲的眼鏡，還讓他隨時背負著140千克重的碎鐵塊，用黑色牙套來套住自己的半邊牙齒。整個故事講述的就是這個少年是如何反抗自己的不幸命運的。
馮內古特的這個故事一點兒也不深奧，《哈里森·伯傑隆》用小說的形式詼諧地表現了一種常見的謬誤。政治平等觀念並不能保證人們先天的平等。這種政策在法律、教育、政治等特定領域是依據個人品性而不是其所屬群體的任何特徵來對待個人的。這種政策是基於人是有感情的生物這一事實來賦予所有個體權利的。主張在結果上人人都應平等的政策，會使得那些天賦異稟者（任何生命體都存在這樣的情況）的利益受到損害。從定義上來看，天分是稀缺的，而且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才能得以完全展現出來，相對通過提升天分較低者的水平來實現平等，通過壓制天資較高的人（由此剝奪每個人的天分）來實現強制的平等更為簡易。馮內古特描述的在2081年的美國發生的情景，在對結果平等的渴望中最終演變成了一場鬧劇，但是在20世紀，它卻常常導致危害人類的罪行發生，在當前社會中，這也是一個禁忌話題。
馮內古特是一個深受讀者愛戴的作家，從來沒有被看作種族主義者、大男子主義者、精英主義者或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想像一下，如果他是以宣言式的話語而不是以諷刺小說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那麼將會引發怎樣的反應呢？每一代人都有他們自己認可的詼諧者，從莎士比亞筆下的傻瓜到倫尼·布魯斯（Lenny Bruce）[30]，這些人都講出了在文明社會中不宜被提及的真理。今天，像馮內古特這樣玩票性質的幽默家以及理查德·普賴爾、戴夫·巴裡和諷刺報紙《洋蔥》的作者等一些全職的幽默家，正在延續這樣的傳統。
喬治·奧威爾的《1984》
馮內古特的反烏托邦狂想曲是以短篇諷刺小說形式展現的，而最著名的此類狂想曲是一部長篇小說。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生動地描述了這樣的情節：如果社會和政府的壓制行為在未來繼續延伸的話，生活將會是怎樣的情形。這部小說出版後的半個世紀裡，許多新事物因為與奧威爾描繪的世界有所關聯而受到譴責：如政府的委婉用語、國民身份證、監控攝像機、互聯網上的個人信息，甚至蘋果公司的麥金塔電腦、IBM的個人計算機所做的電視商業廣告也被認為與之相關。還沒有哪一部虛構作品能夠對人們關於現實世界的觀點產生如此大的影響。
《1984》是一部令人難忘的文學作品，不僅僅是因為它樹立了一個政治樣板，也因為奧威爾構思的那個世界得以運行的種種細節。這場噩夢的每一個組成部分都與其他部分緊密相連，從而構成了一個龐大可信的總體：無所不在的政府控制、對各種不斷變換的敵人進行的持續性戰爭、對媒體和私人生活的極權控制、新語言以及個人時刻面臨的被出賣的危險。
常常被人遺忘的是，這個政權有著自己的一套清晰明確的哲學。這套哲學正是當時溫斯頓·史密斯（Winston Smith）被綁在一個桌子上，政府官員奧布萊恩（O』Brein）對他進行拷打和訓誡時解釋給他聽的。奧布萊恩解釋說，這個政權的哲學是徹底的後現代主義（當然他沒有使用這個詞彙）。當溫斯頓認為黨不能實現它的口號「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過去」時，奧布萊恩回答道：
你認為現實是某種客觀的、外在的、獨立存在的事物。你還認為現實的性質是不證自明的。當你欺騙自己，認為自己看到了什麼東西時，你就假定其他人也都看到了同一個東西。但是我告訴你，溫斯頓，現實不是外在的。現實存在於人的頭腦中，而不存在於其他任何地方。現實也不存在於個人的頭腦中，因為個人的頭腦可能會犯錯誤，而且個人頭腦中的東西很快會消失。現實只存在於黨的頭腦中，而黨的頭腦是集體的，是不朽的。
奧布萊恩承認，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如為了能夠在海上航行，我們可以假定地球在圍繞太陽轉，在遙遠的銀河系存在著一些星星，這很有必要。但是，他接著說，黨也可以使用另外一套天文學，認為太陽繞著地球轉，而星星只是幾公里外的一些火花。雖然奧布萊恩在這裡沒有解釋新語的問題，但新語是徹底的「語言囚室」，是一種「關於如何思考人類及其『世界』的語言」。
奧布萊恩的訓誡應該可以讓後現代主義的鼓吹者們稍稍「消停」一下了。一種以解構權力為傲的哲學，卻由於自己否認存在客觀的、可以用來對強權者施展的種種詭計進行批評的基準，進而信奉相對主義，導致自己無法向權力發出挑戰，這實在太有諷刺意味了。基於同樣的原因，那些激進科學家所秉持的觀點可以休矣，他們認為，即其他科學家所渴望的探索客觀現實的理論（包括人性論在內）只是一些用來保留占統治地位的階層、性別和種族利益的武器。缺乏一個存在客觀真理的觀念，知識界就會墜入一場爭鬥之中，看誰能夠有效地運用原始的力量以「控制過去」。
黨的哲學的第二項原則是超個體學說：
你不明白嗎？溫斯頓，難道個體只是一個細胞嗎？細胞的衰老正是有機體的活力。當你剪掉手指甲時，你會死嗎？
我們現在已經摧毀了革命前遺留下來的思想習慣。我們切斷了子女與父母、男人與男人、男人與女人之間的聯繫；沒有人再敢相信自己的妻子、兒女和朋友。而且將來也不會再有妻子和朋友。孩子一生下來就得從母親身邊抱走，就好像雞蛋一生下來就從母雞身邊取走一樣。性的本能要消除掉……美與醜將不再有區別。
當讀到這些段落時，很難使人不想到當前那些狂熱的觀點：開明的政府高官為了建設一個更美好的社會，會對兒童培養、藝術和兩性關係進行重新塑造。
當然，反烏托邦小說充滿了各種怪誕的誇張。即使是那些合乎情理的觀念，也能被描繪成恐怖的形象，從而傳達出辛辣的諷刺。我並非是說，關注社會總體利益或改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向極權主義靠攏。但諷刺文學表明，主流意識形態可能會忘記自身的弊病，在這種情況下，它將會忘記這一點，即認為語言、思想、情感都屬於社會傳統的觀念將會給試圖改革語言、思想、情感的社會工程師大開方便之門。一旦我們關注這些弊病，就不用再把這些意識形態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的戒律準則，而所有的事實發現也不必完全遵從於它了。
最後我們來看看黨的哲學的核心思想。奧布萊恩駁倒了溫斯頓的每一條論點，摧毀了他的每一個希望。他告訴溫斯頓：「如果你想要知道未來的景象，想像一下一隻靴子踩在一張人臉上的景象就行——永遠都是這樣的。」在談話快結束時，奧布萊恩揭示了這個夢魘般的社會之所以可能存在的原因（我們或許也會認為，這個社會固有的缺陷決定了它不可能成為現實）：
像往常一樣，這番話又說得溫斯頓無力反駁。而且他也害怕如果他繼續反駁奧布萊恩的觀點，後者又會開動儀表。然而他又不能緘默不言。他又虛弱地進行了回擊，但他沒有有力的論點，除了對奧布萊恩的話有著說不清的恐懼之外，沒有什麼動力可以支撐他進行反駁。
我不知道，我也不關心。不管怎樣，你們都會失敗。你們肯定會失敗的，生活將會使你們遭受失敗。
我們已經控制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溫斯頓。你幻想著有一種叫人性的東西將會因我們的所作所為而被激怒，從而奮起反抗。但我們創造人性。人具有著無限的可塑性。
現實主義作品對人性的深刻洞察
上面所討論的三部作品都帶有說教的性質，不存在於現有的任何時空之中。下文將要討論的兩部作品則與它們不同。這兩部作品都扎根於某種現實的文化、場所和時代。兩部作品都賦予了它們的人物獨特的語言、場景和生活哲學。這兩本書的作者都告誡讀者不要從他們的故事中總結出一般性結論來。兩位作者也都以他們對人性的深刻洞察而著稱，因此我認為，從他們的作品中摘錄一些段落來從人性的角度進行探討，並非是對他們的冒犯。
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
把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作為本書部分內容的來源可能非常冒險，因為在這本書的開頭，作者發出了這樣的告誡：「任何妄圖從本書敘事中找到寫作動機的人都將會被起訴，任何妄圖從本書找到道德寓意的人都將會被流放，任何妄圖從本書找到故事情節的人都將會被槍決。」但這樣的告誡並沒有妨礙一個世紀以來文學評論家對這本書所具有的雙重力量的關注。《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描繪的是哈克和吉姆兩個孩子在密西西河上的流浪生活，通過這兩個「高貴的野蠻人」的眼睛，作者不僅向我們展示了南北戰爭之前美國南方人的性格缺陷，也向我們展示了人性的弱點。
《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對人類的許多缺陷進行了濃墨重彩的描寫，這些缺陷中最可笑而又最可悲的可能是起源於榮譽文化的暴力行為。榮譽文化是一種實實在在的關於榮譽的心理狀態：這是對家族忠誠、對復仇的飢渴，是包括維護堅韌和追求勇敢聲譽在內的諸多情感的集合。當這種情感受到人類的其他罪惡，如妒忌、貪慾、自欺欺人等激發時，它就成了暴力行為無休止循環下去的助推劑，因為每一方都發現無法放棄針對另外一方的復仇。這種惡性循環在某些地方可能會進一步擴大，這其中就包括美國南部地區。
哈克在兩個場景中接二連三地感受到了這種榮譽文化。第一個場景發生在哈克偷偷搭乘的由一群「粗野」的人操控的駁船上。當其中一人準備高唱那一種粗俗的歌曲時，另外兩個人則因雞毛蒜皮的事情開始爭吵，並且拉開架勢準備大打出手。
（鮑勃，船上的一個大塊頭）又往空中跳起來，把鞋後跟碰得卡啦卡啦作響，大聲地嚷道：「呼——喔！我是阿肯色野地裡來的，鐵牙巴、鑲銅邊、銅肚皮的老牌魔王，專要人的命！瞧瞧我！人家叫作『討命鬼』和『大凶神』的就是我！暴風是我的爹，地震是我的娘，霍亂是我的隔山兄弟，天花是我外婆家的表親！瞧瞧我呀！我身體健壯的時候，要吃19條鱷魚和一桶威士忌酒當早餐，即使生了病也要吃一大堆響尾蛇和一個死人。我對那萬世不變的岩石瞪一眼，就能叫它開縫，我一張嘴說話，就能叫響雷啞口無聲！呼——喔！讓開點，讓我有地方施展我的力氣！我天生就是拿血來解渴的，臨死之人的哀號，在我聽起來就是音樂。把眼睛望著我吧，諸位！大家趴下來，憋住氣，因為我馬上就要撒手幹起來了！」
隨後開頭惹禍的那個人……跳起來碰了三次鞋後跟又落了下來……他這麼大聲嚷著：「呼——喔！彎下脖子，趴在地上吧！因為大禍就要臨頭了！把我按在地下吧，因為我覺得渾身的勁頭全都冒上來了！……我伸手遮住太陽的臉，地上就變成黑夜；我把月亮咬掉一塊，就能叫季節變得快起來；我把身子搖一搖，就能把大山震得粉碎！用皮子蒙上眼睛瞧我吧——千萬別用肉眼！我是個鐵石心腸的人，肚皮就像一個鐵鍋爐！屠殺孤孤單單的村莊裡的人是我閒著沒事時候的消遣，摧毀整個民族是我一生的正經事業！廣闊無邊的美國大沙漠是我圈定的私產，我要把殺死的人埋在我自己的園地裡！呼——喔！彎下脖子，趴在地上吧，因為災難的寶貝兒子就要來了！」
他們盯著彼此團團轉，把對方的帽子打落在地，直到鮑勃說話，就像哈克描述的那樣：
……不要緊，這事情不能就這樣了結，因為他這個人決不會忘記，也決不會饒人，他叫災難之子最好多加小心，因為總有一天，他得叫他把身上的血流個痛快作為賠罪，決不含糊。災難之子說，誰也沒有他那麼希望這個日子的到來，現在他就要警告鮑勃，不許他再從他跟前走過，因為他若不從他的血上踩過就決不甘休，這是他的天性，儘管現在為了可憐他家裡的人，可以暫時饒他一回，要是他還有個家的話。
然後一個「個頭不高、留著黑鬍子的人」把他們兩個人都打倒在地。兩個鼻青臉腫的人才互相握了握手，互相聲稱一直對對方心存敬意，而且約定過去的事情一筆勾銷。
在後面的章節中，哈克游上了岸，蹣跚著來到一戶人家的木屋前。兇惡的看門狗嚇得他一動不動，直到從窗戶裡飄出一個聲音讓他慢慢走進屋去。哈克打開了房門，卻發現三支槍口對著他。當這家人看到哈克確實不是他們家的世仇——謝潑德森家的人時，他們熱情地邀請他住下來。哈克為這個家族的上流生活而著迷：漂亮的傢俱、優雅的裝束、得體的舉止、尤其是這個家庭的家長格蘭傑福特上校的言談舉止。「他是一個渾身都散發著紳士氣息的人，他的家人也是如此。他含著金湯匙出生，俗話說的好，好馬劣馬看出生，人亦如此。」
格蘭傑福特家六個兒子中有三個死於謝潑德森家族的報復，倖存下來的最小的孩子叫巴克，巴克與哈克一見如故並成了朋友。當兩個孩子出去散步時，巴克向謝潑德森家的一個男孩開槍射擊，哈克問他，為何想要殺死一個與他無冤無仇的人。巴克向他解釋了世仇的含義：
「嗯，」巴克說，「世仇是這樣的：一個人與另外一個人發生了爭吵，然後殺了對方；那人的哥哥或弟弟隨後又出於報復殺了這個人；然後兩邊的兄弟都會找對方報復；兩邊的堂兄弟也會捲入其中——慢慢的，兩邊所有的人都會被殺掉，世仇也就不存在了。但這個過程很漫長。」
「你們兩家的世仇也有些年頭了吧，巴克？」
「嗯，我算算。30年前結下的仇吧，差不多就是那時候。兩家因某事起了爭端，然後就訴諸法律，判決自然會對一方不利，敗訴的一方接受不了，就開槍打死了判決獲勝的一方——他這麼做再正常不過了。換了誰都會這麼做的。」
「是因為什麼起的爭端呢，巴克？因為土地？」
「我想有可能吧——我也不太清楚。」
「嗯，那麼是哪家的人最先開的槍？你家還是謝潑德森家？」
「老天，我怎麼會知道呢？年頭太久了！」
「就沒有人知道麼？」
「哦，有啊，我想爸爸是知道的，其他幾個上年紀的人也知道，但他們也不知道最開始是因為什麼起的爭端。」
巴克補充說，這種世仇因兩個家族的榮譽感而延續了下去：「謝潑德森家族沒有一個懦夫，一個也沒有。我們格蘭傑福特家族也是如此。」看到這裡，讀者自然會推斷出麻煩要來了，的確，麻煩很快就來了，而且變得一發不可收拾。格蘭傑福特家的一個姑娘與謝潑德森家的一個小伙子私奔，格蘭傑福特家的男丁們急忙去攔截，但卻中了對方的埋伏而全部殞命。「我不會把這裡發生的一切都講出來，」哈克說，「如果我講的話，就會讓我再次感到難受。我希望自己從來沒有在那天晚上游上岸來，那樣就不會看見這些事情了」。
哈克在這本書中遇到了美國南方的這種榮譽文化的兩個實例。對粗俗的人來說，這種文化意味著對別人進行虛假的恫嚇，而且他們以一種戲謔的方式展示了這種文化；而對上流階層來說，這種文化導致了兩個家族的毀滅，促成了悲劇的發生。我想馬克·吐溫想要揭示的是：暴力行為背後被扭曲的邏輯，以及這種文化如何超越了我們關於上流階層和下流階層人們如何行事的刻板印象。事實上，這種道德評判不僅僅超越了階層，而且還顛覆了階層：粗俗之人通過說些挽回臉面的大話來解決彼此之間無意義的爭論；上流社會的紳士們為了解決他們之間同樣無意義的爭論，卻導致了可怕的結局。
格蘭傑福特家族和謝潑德森家族之間的世仇雖然有悖常理，但仍屬於徹頭徹尾的美國南方式的心理，而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歷史記載中都能見到同樣的場景。尤其是哈克介紹的格蘭傑福特家族的情況，在人類學家拿破侖·查岡的著作中得到了奇妙的再現，當查岡在進行田野調查工作時，誤入了一個與外村鎮結下世仇的雅諾馬馬人的村鎮，發現自己不僅被一群大狗包圍，而且還被毒箭瞄準著。這種暴力行為的惡性循環今天依然在幫派、民兵組織、種族以及大量的單一民族國家之間延續著，我們對此並不陌生。這種地域性的暴力行為起源於讓人誤入歧途的榮譽心理，在我看來事情是這樣的，馬克·吐溫對這些暴力的描述將歷久彌新，將會成為關於暴力行為的起源及如何矯正的最時尚的理論。
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的《敵人：一個愛情故事》
我想再次強調的最後一個主題是，人類的悲劇源於一切人際關係中固有的局部利益衝突。我想我能夠用任意一部偉大的小說來闡釋這一點。喬治·斯坦納在《安提戈涅》中寫道：「所有重大衝突的持續發生都只存在於人類社會。」約翰·厄普代克寫道：「常人看書時在其中感受到的衝突也正是作者寫作時的興奮點所在。」然而，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的小說《敵人：一個愛情故事》（Enemies, A Love Story）之所以激起我的興趣，是由於題目本身就表明了小說想要表達的思想。
像馬克·吐溫一樣，辛格強烈反對讀者從他所展示的生活片段中得出道德寓意。辛格寫道：「雖然我沒有經歷過希特勒的大屠殺，但我在紐約曾與那些大屠殺的倖存者共同生活過很多年。因此，我不得不說，這部小說決不是一部關於避難者以及表現他們的生活與抗爭的小說，書中的人物不僅僅是納粹罪行的受害者，也是他們自身個性和命運的受害者。」在文學中，意外是創造的準則，但只有在意識到意外源於規則之後才能這麼說。辛格由於他對人性的敏銳觀察而受到了交口稱讚，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是，他刻畫了普通人在被命運置於特殊困境時的表現。這是他的著作背後隱藏的思想。1989年這本書改編後被搬上了螢幕，由保羅·馬佐斯基（Paul Mazursky）導演，安傑利卡·休斯頓（Anjelica Huston）和羅恩·西爾弗（Ron Silver）主演，也同樣極好地展示了這一思想。
1949年，赫爾曼·布魯德（Herman Broder）與他的第二位妻子雅德維嘉（Yadwiga，一個農村女孩）居住在布魯克林，這個女孩之前是布魯德父母在波蘭時的僕人。10年前，他的第一任妻子塔瑪拉（Tamara）帶著他們的兩個孩子回了娘家。在他們分開的這段時間裡，納粹侵入了波蘭。塔瑪拉和兩個孩子被開槍打死了，赫爾曼則逃過一劫，因為雅德維嘉把他藏在她家的乾草棚中。在戰爭快結束的時候，赫爾曼得知了他的妻子和孩子遇難的消息，於是與雅德維嘉結了婚，並去了紐約。
在難民營時，赫爾曼愛上了瑪莎（Masha），而到了紐約後他們再次相遇了，赫爾曼對瑪莎的情感再次爆發（在這本書中，後來他們也結了婚）。雅德維嘉和瑪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男人的兩種幻想：前者純潔而天真，後者令人銷魂但太過於情緒化。赫爾曼的良心讓他不能離開雅德維嘉；而他的激情又使得他無法離開瑪莎。這兩種情感交織造成了很多的痛苦，但辛格並沒有讓我們對赫爾曼深惡痛絕，因為我們看到了大屠殺不可預知的恐怖是怎樣把赫爾曼一步一步變成了一個宿命論者，使得他沒法相信自己能決定自己的生活。而且，赫爾曼也因為他的表裡不一過著異常焦慮、備受煎熬的生活。按照辛格的描述，這種生活充滿了滑稽，有時甚至還帶有殘酷的意味。
生活繼續跟赫爾曼開著殘酷的玩笑——他的好事又多了一件。他的第一任妻子在納粹的子彈下倖存下來，逃到了俄國。後來她移居紐約，與姨夫和姨媽生活在一起。戰後的每個猶太人都能明白因大屠殺而失散的家庭成員再次團圓時的激動。但一個原以為妻子已經去世的丈夫再次結婚了，當他和他之前的這位妻子再次重逢時，充滿了不可思議的辛酸。赫爾曼走進了亞伯拉罕先生（Reb Abraham）的住處：
亞伯拉罕：告訴你一個奇跡，布魯德，一個奇跡……你的妻子回來了。
（亞伯拉罕說完離開了，塔瑪拉走了進來。）
塔瑪拉：你好，赫爾曼。
赫爾曼：我不知道你還活著。
塔瑪拉：你怎麼也想像不到發生了什麼。
赫爾曼：這就像你死而復生了。
塔瑪拉：我們被扔進一個深坑裡。他們以為我們都死了。我從死人堆裡爬出來，趁著夜色逃出生天。我姨夫為什麼不知道你在哪裡住呢？我們在報上登過尋人啟事的呀？
赫爾曼：我沒有自己的住所，我和別人住在一起。
塔瑪拉：你現在做什麼？在哪住？
赫爾曼：我不知道你還活著，我，我……
塔瑪拉（笑了）：那個替代我的幸運女人是誰？
赫爾曼（愣了一下說）：她是我們的僕人，你認識的……雅德維嘉。
塔瑪拉（快要大笑起來了）：天哪，你和她結婚了？恕我直言，她可是個笨手笨腳的女人啊！她甚至不知道如何穿襪子。我記得你母親告訴我，她竟然想把左腳的襪子穿在右腳上。如果給她錢去買東西，她會把錢弄丟的。
赫爾曼：她救了我的命。
塔瑪拉：難道就沒有其他的報恩方法了嗎？我最好還是不問了，你和她有沒有孩子？
赫爾曼：沒有。
塔瑪拉：你們就是有孩子了我也不會意外。我想，你和我在一起的時候就曾上過她的床。
赫爾曼：胡說什麼啊。我從來沒有和她上過床。
塔瑪拉：哦，是啊，從來沒有。我們從來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婚姻。我們有的只是爭吵。你從來沒有尊重過我和我的想法。
赫爾曼：不是這樣的，你知道的。
亞伯拉罕（走了進來，招呼赫爾曼）：留下來和我們一起住吧，找到地方再搬走。熱情待人也是一種美德，而且你還是親戚。正如《聖經》上說的那樣——不要不見你的親人。
塔瑪拉（打斷了他的話）：姨夫，他有了另外一個女人。
是的，在短暫神奇的重逢後，他們便開始鬥嘴，他們10年前分開時沒有再提及的話題被再次翻出。這幕場景中表現的心理活動多麼豐富啊。男人的一夫多妻傾向以及由此帶來的不可避免的挫折感；女人敏銳的社會性智力，她們更喜歡用口頭攻擊的方式對待自己的情敵，而不是進行身體上的攻擊；還有他們多年未變的性格。當某個特定情景引出社會性的行為方式時，尤其是這種特定情境是某個人時，這兩個人不管何時在一起時都會表現出相同的行為模式。
雖然這是一個相當讓人傷感的場景，但它又帶有惡作劇式的幽默，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可憐的靈魂不但沒有享受他們那絕無僅有的好運帶來的好時光，還陷入了無關緊要的爭吵之中。這也是辛格對我們開的一個最大的玩笑。那種相信宇宙間存在著正義、公平的傳統戲劇觀念，讓我們期待苦難將會使這些人物變得更加高貴，我們希望看到戲劇性場面，看到讓人悲愴的情景。然而，作家向我們展示了人類一直以來本應該能夠看到的：充滿著各種荒唐事的真正人世。這段情節並不是旨在展示玩世不恭或憤世嫉俗：後來當赫爾曼和塔瑪拉重新分享愛的時光，恢復理智的塔瑪拉即使將會給赫爾曼唯一的一次贖罪機會時，我們也不應感到驚訝。
這個場景展示了人類的聲音：這就是我們稱之為人性的事物，它有時令人狂怒，有時令人驚喜，有時神秘莫測，有時又可預測，總而言之，它永遠令人著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