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已經到來並且過去了，電影《2001：太空漫遊》（2001：A Space Odyssey）為我們提供了一次估量人類想像力的機會。阿瑟·克拉克（Arthur C.Clarke，英國著名科幻作家）於1968年出版的這部科幻經典作品勾畫出了人類從熱帶大草原的猿人進化成超越時空和肉體的存在的必然命運，當然我們對此只是有些模糊的瞭解。克拉克與導演斯坦利·庫布裡克（Stanley Kubrick）對人類在第三個千年中的生活進行了大膽想像，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這種想像已經成了現實。永久性的宇宙空間站正在修建，語音電子郵件和因特網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
在其他的一些方面，克拉克和庫布裡克倒是有些過於樂觀了。我們還不能以假死的狀態存活著，也沒能飛到木星上去，能夠讀懂唇語、識別陰謀的計算機也還沒有成為現實。而在某些方面，他們則完全落伍了。在他們的想像中，到了2001年，人們會用打字機來記錄文字；克拉克與庫布裡克並沒有想像到文字處理器或筆記本電腦的出現。在他們對即將到來的新千年的描述裡，美國女性會成為「少女助理」：秘書、接待員和空乘服務員。
不過這些預言家並沒有預料到的是，20世紀70年代會出現有關女性地位的革命，這一點直截了當地提醒人們，社會制度結構會發生多麼快速的變化。就在前不久，人們還認為女性僅僅適合做家庭主婦、母親及性伴侶；人們並不鼓勵女性進入職場工作，因為她們可能會替代男性的位置；在日常生活中女性還會受到歧視，她們不得不卑躬屈膝，還要遭受性壓迫。在經歷了數千年的壓迫之後，當前的女性解放可謂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道德功績之一，而且我自己也深感幸運，能夠親身經歷這場運動當中的一些重要盛事。
女性地位之所以發生如此之大的變化，有諸多方面的原因。道德圈不斷擴展所引發的必然邏輯是其中的一條重要原因，當然，道德圈的不斷擴展還導致了專制主義、奴隸制、封建主義以及種族隔離制度的廢除。在啟蒙運動的中期，早期的女性主義者瑪麗·阿斯特爾（Mary Astell，1688—1731）曾這樣寫道：
如果對於一個國家而言，絕對的君主權力沒有必要的話，那麼為何在家庭內部需要保留它呢？或者說，如果在家庭內部能夠廢除君主制，那麼為何不能夠在國家中廢除君主制呢？既然沒有任何一種理由足以支持其中一種主張，那麼另一種主張更是不應該得到強有力的支持。
如果所有的男人生來都是自由的，那麼為何所有的女人生來就要受到奴役呢？說女性受到反覆無常、不可預知而又任意斷專的男性意志的控制，是最完美的奴役制度，真的必然是這樣嗎？
另外一個原因在於，科技和經濟方面的進步使得夫妻之間在性生活以及養育孩子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他們不必再像過去那樣承受殘酷的勞動分工，為了保證孩子的成活，一個母親更是需要犧牲她白天所有的時間。潔淨的水、公共衛生以及現代醫學都使得嬰兒死亡率大大降低，也使人們大量生育子女的意願有所下降。嬰兒奶瓶，消毒的牛奶以及後來出現的吸乳器和製冷箱，這些都極大地便利了孩子的餵養，母親們不必一天到晚被束縛在孩子身邊。批量生產使得人們購買物品的成本遠遠低於親手製作的成本，室內管道工程、電力以及機械用具的出現更是大大降低了家務勞動量。腦力勞動的經濟價值逐步地超出了體力勞動，人們的壽命在增長（在人們完成了養育子女的任務之後，預期還有數十年的生命時光），受教育年限也在延長，這些都使得女性對生活的價值選擇發生了變化。避孕方法、羊水診斷法（一種鑒定胎兒性別的方法）、超聲波法以及生殖技術的出現，也使女性能夠將其生育期推遲到適當的年齡段。
當然，女性主義運動也是女性地位獲得提升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政治運動、文藝運動以及學術運動將上述進展引向了更現實的政策及態度方面的變革。1848年，美國的塞尼卡·福爾斯會議（Seneca Falls Convention）確立了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的發起，從第19項憲法修正案（Nineteenth Amendment）的批准一直到1920年美國憲法修訂，最終確立了女性享有選舉權、陪審權，在婚姻中享有財產權、離婚權，以及受教育權。到了20世紀7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達到了全盛時期，從此女性進入職場，改變了家庭勞動分工方面的隔離狀態，揭示出存在於商業領域、管理領域以及其他公共機構中的性別偏見，引發社會開始關注女性在各行各業中的權益。儘管當前在女性權利方面有了很大進展，但是女性主義運動依然有存在的必要。自中世紀以來，在第三世界的多數國家和地區，女性的地位並沒有獲得提升，而在我們所處的社會當中，女性仍然會遭受到歧視、騷擾和暴力。
人們普遍認為，女性主義與有關人性的科學是相對立的。這其中就包括許多科學家，他們認為，從一出生開始男女兩性就在心理方面存在差異。而女性主義者則指出，上述觀念是被用來為女性所受到的種種不平等對待做辯護的。人們會認為，女性天生適合於養育孩子和操持家務，她們缺乏從事政治和專門職業所必需的理智。而男性則被認為懷有不可抵擋的慾望，因而他們會去折磨和強暴女性，這種觀念是在為那些犯罪者提供辯護，也為父親和丈夫們打著保護的幌子對女性實施控制提供了合法的理由。因此，看起來，最有利於女性的理論當數「白板說」（如果空空如也的大腦是與生俱來的，那麼男女兩性之間的差異就不可能是先天就有的）和「高貴的野蠻人」學說（如果我們沒有那些不光彩的慾望，那麼就可以通過改變制度來消除性剝削）。
認為女性主義需要一種「白板說」和一種「高貴的野蠻人」學說，這種觀念已經成為一種傳播虛假信息的強大推動力。比如，1994年《紐約時報》科學版塊上面有一個新聞標題是這樣的：《南部海島上的性別平等》（Sexes Equal on South SeaIsle）。這一標題主要是依據人類學家瑪麗亞·勒泊斯基（Maria Lepowsky）的研究而提出的，這位人類學家（或許是進一步拓展了瑪格麗特·米德的理論精髓）認為，塔古拉島（Vanatinai）上的男女兩性之間的關係揭示出：「男性對女性的征服並不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也並非是必然的。」只是在故事的後半段我們才瞭解到這種所謂的「平等」意味著什麼：男性必須要服婚姻勞役（bride service，指新郎在結婚後一段時間要為新娘家勞動），這樣才能娶女性為妻；戰爭無一例外都是由男性發起的（他們對周圍的島嶼發動襲擊，掠奪那裡的女孩為妻）；女性大部分時間都用於照料孩子和清理豬圈等事情上，而男性則將更多的時間花費在為自己博得聲譽和捕獵野豬這些事情上（在男女兩性看來，能夠捕獲到野豬的人擁有更高的威信）。
1998年，在《波士頓環球報》上發表的一篇題為《女孩和男孩在攻擊性方面的差距正逐步縮小》的報道當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標題，但這與現實狀況並不相符。男孩女孩間的差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縮小了呢？按照這篇報告的說法，女孩從事謀殺活動的數量佔到男孩的1/10。此外，1998年《女性雜誌》的執行總監在一篇專欄文章《帶著女兒去上班》中解釋說，近年來發生在高中校園內的槍殺事件有力地證實了美國男孩「在其父母、其他成人以及社會文化和媒介教導下不斷地去騷擾、傷害、強暴和殺害女孩」。
另一方面，一些保守主義者引用了一些含糊的性別差異理論來譴責女性的選擇，這成了女性主義者最擔憂的事情。在《華爾街日報》的一篇社論中，政治科學家哈維·曼斯菲爾德（Harvey Mansfield）這樣說道：「男子漢所具有的保護性功能正在受到女性的威脅，因為在家庭之外女性有同樣的機會獲得工作職位。」卡羅琳·格拉利亞（F.Carolyn Graglia）寫了一本名為《家庭穩定：反女性主義概論》（Domestic Tranquility：A Brief Against Feminism）的書，作者在這本書中提出，職業所要求的過於自信和善於分析的能力正在扭曲女性的母性本能和性本能。最近，新聞記者溫迪·沙利特（Wendy Shalit）以及丹妮爾·克裡騰登（Danielle Crittenden）則建議女性要趁早結婚，推遲自己的職業生涯，像傳統的家庭主婦那樣去照料孩子。然而，如果她們也按照自己的建議去做的話，她們的著作就不會問世了。
萊昂·卡斯毅然開始教導年輕女性，讓她們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麼：「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了這種現象，即數以萬計的成熟女性在她們20多歲的時候，也就是她們生育能力最強的時候，既不生活在娘家，也不生活在丈夫家裡；她們過著孤苦無依的生活，這與她們的天性極不協調。一部分女性主動接受這種情感狀態，而大部分的女性則不願意接受。」
事實上，從心理方面來講，男女兩性之間可能並非完全等同的，這樣一種可能性與女性主義的準則之間並不存在不可調和性。需要重述的是：平等並不是像那種經驗式的說法那樣，不管來自任何群體的人們之間都是可以相互替換的；平等只是一種道德原則，不應該依照個體所在群體的平均特性對其進行評判或使其受到限制。就性別這一問題而言，幾乎無懈可擊的《平等權利修正案》簡明扼要地回答了這個問題：「美國或者其他任何國家不應該由於性別的原因而否認或者剝奪個體在法律範圍內的平等權。」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到這一條原則，就沒有人會提出一些荒誕的說法，如認為男女兩性之間的差異不能區分，並以此來證明平等是正當的。也沒有人再需要借用性別差異來證明帶有歧視傾向的政策的正當性，或是迫使女性去從事那些她們不願意做的事情。
關於男女兩性，無論我們瞭解到了些怎樣的內容，都不會去提倡任何可能會懲罰或者強迫他們的行為。就平均水平而言，許多與共同領域有關的心理特質，比如一般智力，男女兩性之間並不存在差異。事實上，無論是男性之間還是女性之間，在所有的心理特質方面都會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別。目前尚未發現能夠將每一個男性和每一個女性加以區分的性別差異，因而針對單一性別的一般性特徵對於許多個體來說往往是不符合的。同時，那些類似於「本來的任務」或者「天生的位置」之類的觀念則毫無科學意義，無法為任何限制人自由的做法提供支持。
儘管持有上述原則，但許多女性主義者還是向那些關於性徵和性別差異的研究發起了猛烈攻擊。在當代知識界，人們對於進化論、遺傳學以及神經科學在人類心智研究領域的應用產生了強烈的抵制情緒，原因在於性別政治。同其他人群劃分方法不同的是，在對種群或種族等的劃分中，其在生物學方面的差異非常微小，也引不起科學研究者的興趣，而性別則不可能在人類科學領域中受到忽略。性別就如同複雜的生命一樣古老，它屬於進化生物學、遺傳學以及行為生態學研究領域的一個主要議題。如果忽略人類生活中的性別問題，我們將會更加難以理解人類在宇宙中處於怎樣的位置。當然，男女兩性之間的差異會影響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母親和父親，都會鍾情於某個異性（或注意到那些與我們截然不同的人們），而且時常會注意到我們的兄弟姐妹、子女及朋友的性別。如果忽略性別問題，那將會忽略構成人類生活狀況的重要部分。
本章的主要目的在於澄清人性的生物學基礎與當前關於兩性爭議之間的關係，目前關於兩性之間的爭議包括兩個最具有煽動力的問題，即性別差距和性暴力。在這兩個敏感性問題上，我要對傳統智慧提出質疑，傳統智慧的信奉者聲稱，他們是站在女性主義的立場上講話的。這可能會給人一種錯覺，即這些爭論大體上是違背女性主義的，甚至是違背女性利益的。但實際情況完全不是這樣，接下來我將證明為何如此。
平等女性主義VS性別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內部一些少數過激派的言論，如認為所有性交都屬於強姦，所有的女性都應該成為同性戀者，男性只應該佔人口總數的10%。女性主義常常因此而受到嘲諷。女性主義者回應說，維護女性權利的聲音不可能只有一種，而且女性主義思潮中也包含了許多不同的觀點，需要對這些觀點分別進行評價。實際情況的確如此，但這種說法有些模稜兩可。批判女性主義者的某一項提議並非是對女性主義的全盤抨擊。
凡是對學術界比較熟悉的人都明白，接受教條主義，對來自外界的所有批評都持抵制態度會滋生意識形態方面的頂禮膜拜。許多女性認為，當前的女性主義思想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哲學家克裡斯蒂娜·霍夫·薩默斯在其著作《誰竊取了女性主義》（Who Stole Feminism）中對這兩種思潮作了很好的區分。平等女性主義（equity feminism）反對性別歧視以及其他各種對女性的不公正對待。平等女性主義屬於古典自由主義和人文主義傳統的一部分，起源於啟蒙運動，它引導了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並發起了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
性別女性主義（gender feminism）認為，在男性統治的制度之下，女性會繼續受到束縛，而在這樣的性別制度下，「一個雌雄同體的嬰兒會被塑造成為具有男性特質或者女性特質的個體，在前一種情況下，他注定成為控制者，而在後一種情況下，她注定要成為服從者。」這種觀點遭到了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的強烈反對，但它卻與後現代主義、社會建構主義以及激進科學主義結成了同盟。當前，它已經成了某些女性研究項目、女性主義組織以及女性運動代言人的信條。
平等女性主義屬於一種關乎平等待遇的道德學說，它並不熱衷於關注心理學或生物學領域中的開放式的經驗性問題。性別女性主義屬於一種經驗主義學說，它主要關注的是關於人性的三種主張。第一種主張認為，男女兩性之間的差異完全是社會建構的結果，與生物學毫無關係。第二種主張認為，權力動機是人類所擁有的唯一的社會性動機，只有從人們行使權力的方式出發，我們才能夠更好地理解人類生活。第三種主張認為，人際交往活動並不是源自於人們作為單獨的個體而具有的交往動機，相反，它是源自於群體和群體之間的交往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女性就會受到男性的支配）。
由於信奉這些學說，性別女性主義者正在將女性主義引向一條火車正迎面開來的危險軌道上。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神經科學、遺傳學、心理學以及民族志領域的研究表明，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性別差異源自於人類生物學。進化心理學的研究證明，我們之所以會與同性或異性之間產生諸多利益方面的衝突或一致性，是因為我們受到一系列動機的驅使，比如，獲得愛情、性慾、家庭和美貌，而不是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支配動機的驅使。性別女性主義者希望要麼是迫使火車出軌，要麼就讓其他女性也加入到她們的苦難當中，然而其他女性並不配合。儘管其本身具有很大吸引力，但性別女性主義者並不代表所有的女性主義者，就更不用說代表所有的女性了。
對性別差異的生物學基礎進行研究是由女性發起的。由於這類研究常常被認為是為了鎮壓女性而設計的一種陰謀，因此我不得不提到這些人的名字。對性別差異的生物學進行研究的學者主要涉及神經科學家拉奎爾·古爾（Raquel Gur）、梅麗莎·海因斯（Melissa Hines）、多琳·木村（Doreen Kimura）、傑爾·利維（Jerre Levy）、瑪莎·麥克林托克（Martha McClintock）、薩利·施威茨（Sally Shaywitz）、桑德拉·維特森（Sandra Witelson），以及心理學家卡米爾·本博（Camilla Benbow）、琳達·古特佛裡森（Linda Gottfredson）、黛安娜·哈爾彭，朱迪思·克萊因菲爾德（Judith Kleinfeld），黛安娜·麥吉尼斯（Diane McGuinness）。
社會生物學以及進化心理學往往被認為是「帶有性別歧視的學科」，事實上，在我最熟悉的這個學術領域裡，它們可以算得上是最兼顧兩性差異的學科了。這一領域內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勞拉·貝齊格（Laura Betzig）、伊麗莎白·卡什丹（Elizabeth Cashdan）、勒達·考莫斯邁德、海倫娜·克羅寧（Helena Cronin）、米爾德裡德·狄克曼（Mildred Dickeman）、海倫·費希爾（Helen Fisher）、帕特麗夏·高瓦堤（Patricia Gowaty）、克裡斯汀·霍克斯（Kristen Hawkes）、莎拉·布萊弗·赫爾迪、瑪格達萊納·烏爾塔多（Magdalena Hurtado）、鮑比·洛（Bobbie Low）、琳達·米利、費利西婭·普拉圖（Felicia Pratto）、馬尼·賴斯、凱瑟琳·薩蒙（Catherine Salmon）、瓊·西爾克（Joan Silk）、梅瑞狄斯·斯莫爾（Meredith Small）、芭芭拉·斯馬茨（Barbara Smuts）、南希·維爾姆森·桑希爾（Nancy Wilmsen Thornhill）、馬戈·威爾遜。
令許多女性主義者感到厭惡的不僅僅是性別女性主義與科學之間的衝突。如同其他的內部意識形態一樣，性別女性主義也衍生出了一些奇怪的產物，如我們知道的一個叫作差異女性主義（difference feminism）的分支。卡羅爾·吉利根已經成了性別女性主義的代表，她認為，針對男女兩性的道德推理是根據不同的原則進行的：男性考慮的是權利和公正；而女性則充滿著憐憫、母性以及和平友好等各種情感。如果真的如此，那將會取消女性作為憲政律師、最高法院法官和倫理學家的資格，因為從事這些職業的個體需要對權利和公正進行思考。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許多研究者對吉利根的假設進行了檢驗，最終發現，在道德推理方面男女兩性之間的差異很小，甚至不存在任何差異。因此差異女性主義將女性置於一個兩面夾擊的境地：他們的主張很容易引來誹謗，同時也得不到來自科學方面的支持。
同樣，性別女性主義者的經典著作《女性的認知方式》（Women』s Ways ofKnowing）聲稱，女性的推理方式不同於男性。男性看重的是在知識領域內的出類拔萃和統治地位，男性會依照邏輯和證據對各種意見做出批判性評價；而女性則重視精神生活、人際關係，具有包容和輕信他人的特點。有了這樣的姐妹，誰還需要大男子主義呢？
近年來，性別女性主義對於嚴密的分析以及古典自由主義信條的鄙視態度遭到了平等女性主義者的批判，這些平等女性主義者主要包括吉恩·貝思克·埃爾施坦（Jean Bethke Elshtain）、伊麗莎白·福克斯-吉諾維斯（Elizabeth Fox-Genovese）、溫迪·卡米納（Wendy Kaminer）、諾裡塔·柯特菊（Noretta Koertge）、唐娜·拉弗朗布瓦茲（Donna Laframboise）、瑪麗·萊夫科維茨（Mary Lefkowitz）、溫迪·麥克羅伊（Wendy McElroy）、卡米爾·帕利亞（Camille Paglia）、達芙妮·帕泰（Daphne Patai）、弗吉尼亞·波斯特萊爾（Virginia Postrel）、愛麗絲·羅西（Alice Rossi）、薩利·薩特爾（Sally Satel）、克裡斯蒂娜·霍夫·薩默斯、納丁·史托森（Nadine Strossen）、瓊·肯尼迪·泰勒（Joan Kennedy Taylor）、凱茜·楊（Cathy Young）。
而在此之前，一些著名的女性作家則對性別女性主義者的意識形態提出了質疑，這些作家包括瓊·狄第恩（Joan Didion）、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艾裡斯·默多克（Iris Murdoch）、辛西婭·歐芝克（Cynthia Ozick）、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同時，對於這場女性主義運動來說，一個不祥之兆就是：性別女性主義者聲稱，愛情、美貌、調情、性慾、藝術以及異性之愛都屬於毀滅性的社會建構，而年輕一代人則對這種觀點持抵制態度。《誰背叛了女性主義：一名年輕女性對舊女性主義的挑戰》（The New Victorians：A Young Woman』s Challenge to the Old Feminist Order）這本書的標題就刻畫出了包括雷內·登費爾德（Rene Denfeld）、卡倫·萊爾曼（Karen Lehrman）、凱蒂·伊菲（Katie Roiphe）、麗貝卡·沃克（Rebecca Walker）在內的作家們以及包括被稱作第三次浪潮（Third Wave）、暴女運動（Riot Girl Movement）、專業性的女性主義（Pro-sex Feminism）、女同性戀者（Lipstick Lesbians）、女孩權力（Girl Power）、要求言論自由的女性主義者（Feminists for Free Expression）在內的社會運動對性別女性主義的反叛。
性別女性主義和平等女性主義之間的差異解釋了常常被提及的悖謬，即多數女性雖然並不認為自己是女性主義者（這個比例從十幾年前的60%攀升到1997年的70%），但她們都同意女性主義所有的重要觀點。其理由很簡單：「女性主義」這個詞語往往與性別女性主義相關聯，但選舉過程中的那些主張則屬於平等女性主義。面對這種支持率下滑的跡象，性別女性主義者堅持認為，只有她們才是女性權利的真正倡導者。
例如，1992年格洛裡亞·斯泰納姆這樣評價帕利亞（Paglia）：「她自稱是女性主義者，這就好比納粹分子聲稱自己並不抵制猶太人一樣。」而且她們還發明了一個別稱詞庫，對這些詞彙的理解在其他領域可能會出現分歧，如「強烈抵制」（backlash）、「理解不了」（not getting it）、「保持沉默的女性」（silencing women）、「學術騷擾」（intellectual harassment）。
我們下面的討論就是在上述這樣一個基本背景之下進行的。認為男女兩性的大腦不能夠相互替換，或認為除了權力之外，人們還擁有各種慾望，再或者認為屬於個體擁有的動機並不一定代表他（她）所屬的性別群體，這些說法並不是對女性主義的攻擊，也不會危害到女性的權益，儘管人們存在這樣一些誤解，認為性別女性主義代表的是她們自己的利益。在本章中，接下來我將提及的所有論斷都是在女性的大力推動下才取得的進展。
兩性心理特性的不同
男女兩性在心理活動的各個方面都不一樣，這種觀點為何會讓人們感到如此恐懼呢？如果每一個人都像《週六夜現場》中的那個雌雄同體的小人物帕特那樣的話，我們的境況會不會要比現在好很多呢？當然，這種擔憂的核心在於，不同就意味著不平等，也就是說，兩性之間無論在哪個方面存在差異，男性都會佔據有利條件，他們或處於支配地位，或享受著所有的快活。
任何事物都擺脫不了生物學的思考方式。特裡弗斯間接地提到了「人際關係的對稱性」，這其中也包括了「兩性在基因方面的等同性」。從基因的觀點來看，某種基因存在於男性身體裡或存在於女性身體裡，都同樣屬於好的策略，至少在平均水平上如此（無論屬於哪種情況，環境都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向前發展）。因而，自然選擇往往在男女兩性身上的投入是同等的：男女兩性無論是在人數上還是在身體和大腦的複雜性方面都是等同的，就連在那些有利於生存的構造方面都是等同的。或者是擁有像雄性狒狒那樣的體型，同時還長著15厘米長的利牙，或者是擁有像雌性狒狒那樣的體型，同時也不具有足夠長的牙齒，這兩種情形究竟哪一種更有益呢？單單提出這個問題是毫無意義的。一名生物學家可能會說，最好的情況是，利用雄性的適應機制來解決雄性所面臨的問題，利用雌性的適應機制來解決雌性所面對的問題。
因此，男人並非來自火星，女人也並非來自金星。男人和女人都來自非洲，那裡是人類進化的發源地，男女兩性作為同一個種族，在非洲經歷了同樣的進化過程。除了極少的Y染色體不同之外，男女兩性擁有的基因完全相同，他們的大腦也非常相似，只有明察秋毫的神經解剖學家才能夠發現兩者之間的細微差別。根據最權威的心理測量結果來看，就平均水平而言，男女兩性的一般智力大體相同，同時他們使用語言以及思考物理世界和生活環境的方式也是大體相同的。男女兩性體驗到的基本情緒情感也是相同的，他們都喜歡享受性的樂趣，都希望尋找那些智慧和善良的人作為自己的婚姻伴侶，都會產生嫉妒之心，都會為了子女而做出犧牲，都會為了地位和配偶而展開競爭，並且還會不時地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侵犯他人。
當然，男女兩性在心理活動方面也並非完全相同的，近來關於兩性差異的評論主要集中在那些可信的差異方面。在某些情況下，兩性差異確實較大，體現在正態分佈曲線上只有少部分的重疊。男性往往會更強烈地希望與多個或不知姓名的伴侶發生一夜情，正如我們瞭解的那樣，嫖娼或色情表演的主要消費群體幾乎都是清一色的男性。相對於女性來說，男性更有可能圍繞著各種各樣的利害關係而展開暴力甚至是致命的競爭（就好比最近發生的一個例子，一名外科醫生和一名麻醉師在手術室裡相互毆打起來，而病人此刻還正躺在手術台上等待醫生為其切除膽囊）。就兒童來說，男孩子往往會投入更多的時間去參與暴力衝突活動，而心理學家則文雅地將這些暴力衝突形式稱作「追逐打鬧」。男女兩性在頭腦中對三維物體和空間進行操作的能力方面也表現出極大的性別差異，相較於女性而言，男性在這方面更勝一籌。
就平均水平而言，兩性之間在某些特徵方面的差異是比較小的，然而從極端值來看，兩性之間的差異就非常大了。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兩個原因。在兩個正態分佈曲線發生部分重疊的情況下，分值朝尾端方向延伸得越遠，這兩個群體之間的差異就越大。比如，男性在平均身高方面要超出女性，而這兩個群體中大多數極端值之間的差異更大。在178厘米的高度上，男性和女性在人數上的比例是30:1；在182厘米的高度上，男女兩性在人數上的比例就變成了2 000:1。而且，較女性而言，男性在許多特徵方面所呈現出來的正態分佈曲線都比較扁平，這一點正好驗證了進化心理學上的預測。
也就是說，在極端值上，男性數量是成比例增多的。在正態分佈曲線的左尾部分，我們會發現，有更多的男孩子可能表現出閱讀困難、學習成績不佳、注意力缺失、精神異常、智力發育遲緩等症狀（至少是某些類型的發育遲緩）。在正態分佈曲線的右尾部分，我們會發現，在一個天才學生樣本當中（這些學生在學術水平測驗考試，即美國高中生進入美國大學的標準入學考試當中，數學部分得分在700分以上，滿分為800），男生的人數遠遠超出了女生，男女比例為13:1，雖然在曲線下面的大部分區域內，男女生在得分上非常接近。
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心理特性，從平均值來看兩性之間的差異不是很大，並且在不同的特性方面，性別差異的方向也是不同的。在關於物體和地圖的心理轉換能力方面男性要勝於女性，而在記憶地理標識和物體位置方面女性則更為擅長。男性更擅長投擲運動，而女性更具靈活性。男性擅長解決數學中的應用題，而女性更擅長解決數學運算問題。女性對於聲音和氣味更加敏感，具有較強的深度知覺能力，能夠更快地完成圖像匹配任務，更善於識別人的面部表情和肢體語言。女性更擅長拼寫任務，能夠更加順暢地完成詞語提取任務，對於文字材料有著更好的記憶能力。
也許除了憤怒之外，女性對基本情緒的體驗往往會更加深刻。女性擁有更為親密的社會關係，並且非常看重這些社會關係，在對待朋友時也更具同理心，但在對待陌生人的時候卻並非如此。人們通常認為，女性在對待所有人時都具有同理心，而事實上這種看法從進化的角度來看不太可能，也不真實。無論是目光接觸還是微笑，或者是開心大笑，女性的使用頻率都要遠遠高於男性。男性之間更有可能為了獲取一定的地位而訴諸於暴力或通過獲取工作成就等方式來進行競爭，而女性則更傾向於使用詆毀或其他言語攻擊的方式來獲取。
男性對疼痛有更高的容忍性，他們也更願意冒著生命危險去獲取地位、社會關注以及其他不確定的回報。「達爾文獎」（The Darwin Awards）每年會頒發給那些「為了保證人類的長久繁衍而以一種高尚且愚蠢的方式把自己從人類基因庫中徹底移除的人」，這一獎項的得主幾乎全是清一色的男性。在最近的幾位受譽者當中，有一個人僅為了獲得一罐免費飲料而將可樂飲料機器向前推，結果將自己硬塞在了機器下面；還有三個人進行了一場看誰能夠踩踏在最猛烈的用於對抗坦克車的地雷上面的比賽；另外有一個想成為飛行員的人將氣象氣球繫在躺椅上，在向空中飛行了兩公里之後飄落到了大海裡（他僅僅獲得了榮譽獎，因為他最終被直升機營救了）。
雖然男女兩性對於極度痛苦的哭叫聲有著同樣的反應，但女性對自己孩子日常的哭聲卻更為敏感，她們往往還會對子女表現出更多的牽掛。女孩往往會更多地參與模仿父母以及各種社會角色的遊戲，而男孩則更多地參與各種打鬧、追逐以及擺弄物品的遊戲。而且，男女兩性在性嫉妒的表現方式、對配偶的選擇方式以及挑逗異性的動機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別。
當然，許多性別方面的差異與生物學之間並無關係。隨著時代或者文化背景的變遷，人們的髮型和服飾也會有很大的改變。而在近幾十年間，在大學入學、就業以及運動等方面也已經開始發生轉變，由男性佔據多數轉變為男女比例1:1，甚至女性開始佔據多數名額。眾所周知，當前的一些性別差異或許只是暫時存在的。然而，性別女性主義者卻主張，除瞭解剖學上的性別差異之外，所有的性別差異都源自於父母、玩伴以及社會的期望。安妮·福斯托·斯特林（Anne Fausto Sterling），一位激進的科學家曾經這樣寫道：
最為關鍵的一個生物學事實是，男孩和女孩有著不同的生殖器官，正是這一生物學差異使得成人採用不同的方式去對待不同性別的嬰兒，為了方便起見，我們通常會用粉色或者藍色來標識嬰兒的性別，這樣就不必為了獲取嬰兒的性別信息而去翻看他們的尿布。
然而這種粉色-藍色理論已經越來越不能令人信服了。這裡有各種類型的證據，它們都揭示出男女兩性之間的差異遠不止表現在生殖器方面。
● 在西方文化中，性別差異並非就像人們選擇沿著道路左側或沿著右側駕駛那樣屬於一種非常隨意的特徵。在所有的人類文化當中，人們都認為男女兩性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在所有的文化背景下，勞動都是按照性別進行分工的，女性要更多地承擔養育子女的職責，男性則更多地擁有公共領域和政治領域中的控制權。即使是在以色列基布茲（以色列的合作農場）這樣的文化環境下，這種勞動分工方式也是存在的，雖然那裡的所有人都致力於消除這種性別差異。在所有文化中，男性們往往更加富於攻擊性，更可能去偷竊，更可能會成為殺人犯（包括戰爭在內），也更可能會出於性慾目的而追逐或者誘惑異性並對其施以恩惠。此外，在所有文化背景下，強姦以及禁止強姦的行為都是並存的。
● 即使一位進化生物學家僅僅瞭解兩性之間的生理差異，他也能夠對兩性之間的許多心理差異加以預測。在整個動物王國裡面，雌性動物必須為每一個子女的出生付出更多的精力和風險（如哺乳動物處於孕期和哺乳時），與此同時，它還要在孩子出生之後投入更多的精力來養育它，雖然用一個雌性來換取一個孩子，其代價要遠遠高於用一個雄性來換取一個孩子。在親代投資方面存在著性別差異的同時，在獲取交配的機會方面雌性動物也要面臨更多的競爭，因為對於雄性來說，與多個伴侶進行交配意味著其繁殖更多後代的可能性要遠遠大於雌性。當雄性數量遠多於雌性時（對於男人和女人也是如此），就預示著這樣一種進化史將會出現：雄性為了獲取交配機會會發起更為激烈的暴力性競爭。男性的其他一些生理特性，比如青春期開始時間晚於女性，成年時比女性擁有更強大的力氣，壽命一般比女性短，同樣也證明了充滿高風險競爭的自然選擇史的存在。
● 許多兩性差異在其他靈長類動物身上也廣泛存在著。事實上，在所有哺乳動物類身上都是如此。雄性之間往往會發生更具攻擊性的競爭，它們也更可能擁有多個配偶；而雌性往往會在養育後代方面投入更多。對於許多哺乳類動物來說，其在擁有更多領土範圍的同時，還會增強其運用幾何學知識進行空間設計進而進行操控的能力（而不是去記憶單個的地理標識）。佔據更大領土範圍的往往是男性居多，對於人類中的狩獵-採摘者來說也是如此。男性更擅長運用心理地圖和進行三維心理旋轉，這一特徵的出現可能並非偶然。
● 遺傳學家發現，對於不同的人來說，其線粒體當中DNA（男女兩性都是從其母親那裡遺傳而來的）的差異要遠遠大於Y染色體當中DNA（男性是從其父親那裡遺傳而來的）的差異。這表明，成千上萬的男性在成功繁殖方面的變異要遠遠大於女性。一部分男性會擁有相當數量的後代，而另一些男性則可能沒有一個後代（由此只給今天的人類留下了數目較少的、獨特的Y染色體），而對於大多數女性來說，她們所擁有的後代數量在分佈上更加均勻（這就使得今天的人類擁有了數量較大的、獨特的線粒體基因組）。上述這些情況也正是導致性選擇的前提條件，在性選擇的過程中，男性為了獲得交配的機會而進行競爭，女性則從諸多男性中選擇最優秀的與之交配。
● 人類身體當中擁有這樣一種機制，它可以促使男孩和女孩的大腦在發育過程中產生差異。Y染色體能夠促使男性胎兒的睪丸進行發育，而睪丸能夠分泌雄性激素，也就是代表男性性徵的性激素（包括睪丸激素在內）。在胎兒的發育及出生後的數月內，直至青春期，雄性激素都會對大腦產生持久的作用，此外，在某些時間還會產生一些短暫的影響。雌性激素，也就是代表女性性徵的性激素，同樣也會對大腦產生畢生的影響。研究者們在大腦邊緣系統當中的下丘腦、海馬、杏仁體以及大腦皮層當中均發現了性激素的受體。
● 男性大腦和女性大腦之間有幾處顯而易見的不同。男性大腦體積更大，神經細胞數量也更多（甚至還應該包括身材在內），但女性大腦當中的灰質含量更高。由於男女兩性在智力方面大體相當，因此這一差異究竟意味著什麼，目前我們還不清楚。男性前丘腦當中的間隙核以及同樣位於丘腦當中的終紋床核裡面的一個細胞核也要比女性的更大一些；它們主要與性行為和攻擊性有關係。而女性左右大腦半球相連的部位看起來要比男性左右大腦半球相連的部位大。學習和社會化也能夠影響到人類大腦的微觀結構及功能，當然，它們或許並不會影響到大腦當中那些顯而易見的解剖結構的大小。
● 對於不同的男性或同一個男性在不同季節或一天中的不同時間點而言，睪丸激素水平的變異量主要與力比多（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中的精神動力，實際上就是性本能）、自信心以及支配動機有關。暴力犯罪分子的睪丸激素水平往往會高於非暴力犯罪分子的睪丸激素；法庭辯護律師的睪丸激素水平往往會高於從事文書工作的人。這種關係事實上非常複雜，而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從一系列的評估數據來看，血液當中睪丸激素的濃度並不是最重要的。有一些特質，比如空間能力，其峰值往往處在一個適度的水平上，而不是處於一個很高的水平上。睪丸激素的作用如何，還要取決於這些分子受體的數量及分佈情況，而不僅僅是它的濃度高低。一個人的心理狀態也會影響到睪丸激素的水平，反過來也是如此。不僅如此，兩者之間還存在著因果關係，這種因果關係也比較複雜。
在給那些準備做變性手術的女性注射雄性激素之後，她們心理旋轉測試的成績都有所提高，但關於言語流暢性的測試結果卻有所下降。新聞記者安德魯·莎利文（Andrew Sullivan）由於身體狀況出了問題，導致其睪丸激素水平明顯下降，關於注射雄性激素的作用，他是這樣描述的：「注射雄性激素所帶來的快感與第一次去赴約的快感或在聽眾面前演講的快感是可以相媲美的。我感到精神振奮。在一次注射之後，我幾乎是遭遇了平生第一次的公然爭吵。每一次注射後都會伴隨著最強的性慾——每一次都是在我無意識的情況下出現的。」
雖然男性和女性體內的睪丸激素水平並沒有發生交迭，但睪丸激素水平的變化卻對男女兩性均有著相似的作用。睪丸激素含量較高的女性往往很少微笑，更可能遭遇婚外情，她們會有著更強的社會存在感，甚至連握手都更為強勁有力。
● 女性認知能力的強弱會隨著其月經週期的變化而不同。當體內雌性激素水平較高時，女性會在那些她們原本就比男性更擅長的任務上（比如言語流暢性任務）表現得更加出色。當體內的雌性激素水平較低的時候，女性會在那些男性原本更擅長的任務上（比如心理旋轉任務）表現得更加出色。此外，一系列與性有關的動機（包括對男性的喜好在內）也會隨著月經週期的變化而變化。
● 雄性激素會對大腦的發育產生持久性影響，而並非只是對成人的大腦產生暫時性影響。患有先天性腎上腺增生的女孩體內會產生過量的雄烯二酮，正是超級棒球手馬克·麥奎爾（Mark McGwire）才使得雄性荷爾蒙聞名於世。儘管在出生之後，她們的荷爾蒙水平很快就降至正常水平，但這些女孩子將會成為「假小子」，會更多地參與激烈的打鬥性遊戲，會對汽車感興趣，對布娃娃卻不太感興趣，她們的空間能力更為突出，而且當她們長大的時候會產生更多的性幻想，更可能會對其他女孩子產生吸引力。那些在兒童時期才接受荷爾蒙治療的女性會在其步入成年的時候表現出男性的性行為模式，比如，其性慾能夠迅速被色情圖片喚起，產生專注於生殖器刺激的自發的性驅力，會出現與夢遺相類似的體驗。
● 為了將生物學和社會化加以區分，可以設想進行這樣一個極端的實驗：選取一名男嬰，對他進行變性手術，然後讓他的父母將其作為女孩來養育，其他人也將其視為女孩來對待。如果性別是由社會建構的，那麼這個孩子的心理特徵就應該像其他正常女孩一樣；而如果性別是由產前的性激素水平決定的，那麼這個孩子就會感覺到自己只是一個有著女兒身的男孩子。引人注意的是，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實驗確實存在——當然，其出發點並非是為了滿足科學家的好奇心，而是由疾病和意外事故導致的。
● 有一項著名的案例研究，其中記錄了一位只有8個月大的男孩，他在接受一項蹩腳的包皮環切手術中失去了陰莖（不是被割禮執行人割下的，而是被一個笨拙的醫生割下的，這令我得到稍許的寬心）。他的父母咨詢了著名的性別研究者約翰·莫尼（John Money）。這位研究者聲稱：「本性只不過是那些致力於維護性別差異現狀的人的一種政治策略。」他建議其父母讓醫生為孩子進行閹割手術，並為其移植了人造陰道，然後將這個孩子當作女孩來撫養。他的父母也沒有把發生的一切告訴孩子。我知道這一個案例的時候是在20世紀70年代，那時我還在讀大學本科，當時這個案例被用來證明兒童生來是中性的，其性別特徵是由撫養方式決定的。當時，《紐約時報》刊登的一篇文章報道說，布蘭達「已經很順利地度過了她的童年時代，成了一個真正的女孩」。
事實真相一直被隱瞞著，直到1997年人們才發現，布蘭達在年紀很小的時候就覺得自己是個男孩，只是被女孩的身體和性別角色所禁錮著。她將那些帶荷葉邊的裙子撕碎，喜歡玩槍支之類的玩具，討厭玩布娃娃，喜歡與男孩一起玩耍，甚至還堅持站著小便。到了14歲的時候，她感到非常痛苦，於是她決定，要麼以一個男性的身份活著，要麼結束自己的生命，後來她的父親將真相告訴了她。她又進行了一系列的手術，最終以一個男性的身份生活。時至今日，他已經和一位女性步入了幸福的婚姻殿堂。
● 從遺傳上來講，患有特納氏綜合征的孩子都屬於中性人。他們只具有單個的X染色體，這是從其母親或父親那裡遺傳而來的，而不像通常的女孩那樣擁有兩條X染色體（一條來自母親，一條來自父親），也不像通常的男孩那樣擁有一條X染色體和一條Y染色體（X染色體來自母親，Y染色體來自父親）。在哺乳動物當中，雌性的身體構造屬於系統默認狀態，因此這些特殊孩子的外貌以及行為舉止看上去都像女孩。遺傳學家研究發現，父母的身體能夠在分子水平上對X染色體當中的基因產生影響，因此在孩子的身體和大腦發育當中，X染色體的作用可能會出現上升或者下降的情況。
對於一名患有特納氏綜合征的女孩來說，如果她的X染色體來自她的父親，從進化的角度來看，她擁有的基因對於女孩而言可能是最優的（因為從父親那裡獲得的X染色體往往會在女兒那裡終結）。如果一名患有特納氏綜合征的女孩是從她母親那裡獲得X染色體的，從進化的角度來看，她擁有的基因對於男孩而言可能是最優的（因為來自母親的X染色體雖然可能會在兒子也可能會在女兒那裡終結，但其效果只有在兒子身上才會不受影響，因為兒子微弱的Y染色體當中不可能存在與X染色體上的基因相匹配的基因）。事實上，患特納氏綜合征的女孩之間在心理特徵方面的差異，主要取決於她們自身的X染色體是來自父親還是母親。如果某些女孩的X染色體來自父親（這條染色體注定是屬於女孩的），那麼，與那些從母親那裡獲得X染色體（這條染色體只有在男孩身上才能夠充分地發揮作用）的女孩相比，這些女孩在解讀肢體語言、理解情緒、識別面孔、處理文字以及人際關係方面將會更勝一籌。
● 與流行觀點正好相反的是，美國當代的父母們在對待兒子和女兒的方式上並沒有明顯的區別。最近研究者們對172項研究中涉及的28 000個兒童進行了評估測量，結果表明，男孩和女孩所得到的鼓勵、關愛、培養、約束、懲罰以及明確的溝通交流等方面是等同的。唯一的實質性差別在於，其中大約有2/3的男孩曾經受到成人尤其是其父親的勸阻，被禁止去玩布娃娃，主要是因為擔心他們將來會成為同性戀者。確實有很多對女孩玩具情有獨鍾的男孩子最後都成了同性戀者，但禁止男孩子玩布娃娃並不能改變他們成為同性戀的結果。
男孩和女孩之間的差異既不取決於他們從其父親身上觀察到的那些男性化的行為特徵，也不取決於他們從其母親身上觀察到的那些女性化的行為特徵。儘管獵人（Hunter，漫畫《獵人》中的主人公）有兩個媽媽，他的行為方式卻如同一個父母雙全的男孩一樣。
一些理論認為，男孩和女孩在出生時除了生殖器不同之外，其他方面都完全一樣，他們後來表現出的其他一切差異都是由於社會對待他們的不同方式造成的，然而事實並不如此。因為如果事實果真如此，那麼這將會是一個驚人的巧合：在每個社會中，用類似於擲硬幣的隨機方式為男女兩性賦予一系列的性別角色，也會產生同樣的結果（或者像人類社會早期採用的那種占卜的方法一樣，如果沒有經歷幾十萬年的滄桑巨變的影響，這種古老的方法應該會依然延續著）。
令人感到驚奇的是，社會的隨意分配一次又一次地與這些預言相吻合：火星上的生物學家將會根據我們的解剖構造以及基因分佈情況來接近人類。很奇怪的是，荷爾蒙這一決定我們成為男性或者女性的初始因素，也同時在調控著典型化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的心理特徵，這種影響在早期大腦發育過程中最為關鍵，在人的畢生發展過程中其作用會稍稍有所下降。更加令人驚奇的是，用於區別兩性的第二種遺傳機制（基因組印記，即配子發生過程中基因的選擇性差異表達）同樣也在決定著屬於男性或者女性的典型天賦。社會建構理論的兩個主要假設（即被當作女孩來撫養的男孩會逐漸形成女性心理特徵，以及男孩和女孩之間的差別可追溯到父母教養方式方面的差異）最終將會化為灰燼。
當然，許多兩性方面的差異都根源於生物學方面的差異，這並不意味著某一個性別就更加高級，或者是生活在任何環境下的人們都會存在這些差異，或者因為性別而歧視某人就是合理的，又或者意味著可以強迫人們去從事通常意義上符合其性別的行為。但兩性之間的這些差異也並非沒有意義。
兩性各有優勢
時至今日，很多人都在津津樂道地談論著那些在若干年前的上流公司裡不能討論的事情：男性和女性的心智不可互換。關於在這一爭論方面的轉向，甚至報紙的連環畫當中也對此進行了評論，正如我們在喜歡自由聯想和垃圾食品的Zippy和漫畫家的另一個自我Griffy之間的對話當中看到的那樣：
cBill Griffith.Reprinted with special permission of King Feafures Syndicate.
但對於許多職業女性來說，性別差異的存在仍然會讓她們感到不安。正如一個同事跟我說的那樣：「瞧，我就曉得男人和女人之間不是完全相同的。從我的孩子身上，從我自己身上，我就能夠瞭解這些研究的情況。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但當我看到那些關於性別差異的主張時，就會氣得火冒三丈。」貝蒂·弗裡丹，一位全國婦女組織的創辦人，曾經在1963年出版了她的著作《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她最近寫的一篇社論正好反映了我這位同事為何如此焦躁不安的主要原因：
儘管女性運動已經使女性在許多經濟和政治舉措方面享有了平等的權利，然而這些只是局部性的勝利。例如，可以舉出兩個最為簡單明瞭的指標：男性每收入1美元，女性只能收入72美分；在商務、管理以及其他職業領域的高層決策方面，男女兩性還遠遠未能實現公平。
許多人都像弗裡丹一樣認為，報酬方面的兩性差距以及玻璃天花板問題（即女性在工作中陞遷時遇到的一種無形障礙）是當今西方社會女性面臨的兩個最主要的不公正對待，它們阻礙了女性進入到權力最高層。1999年，克林頓在美國國情咨文中指出：「我們可以為這一進步而感到自豪，然而，75美分對比1美元，只能表明在兩性平等的道路上我們只走了3/4，美國人民並不會因此感到滿意，除非我們完全實現了兩性平等。」性別差距以及玻璃天花板問題促使人們開始起訴一些公司，原因是這些公司高級職位上的女性人數太少了，他們還強迫政府對薪酬制度進行調整，確保男女兩性能夠根據「同工同酬」的原則來獲取工作報酬，同時還提出了一些具有革新性的策略，比如通過設定每年的帶女兒上班日（Take Our Daughters to Work Day）來改變女性的職業態度。
科學家和工程師們面臨的問題就如同「洩露的管道」。儘管在大學生中女性人數達到了60%之多，這其中大約有一半的人在各個科學領域內進行專業的學習，然而從本科、研究生到博士後、講師，再到終身教授，每進入到下一個階段，女性的比例都在不斷地下降。而在科學、工程學以及技術開發領域，女性研究人員的比例還不到20%，在工程學領域，女性研究人員的比例只佔了9%。《科學》和《自然》兩大頂級刊物的讀者們在20年間總是能夠看到這樣的標題：《多樣化：知易行難》，以及《努力推進多樣性面臨的持續性問題》。為了調查這些問題也設立了許多國家委員會，對此，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評論是這樣的：「正像專家們所說的，這些活動旨在解決的問題是，人們在小學階段獲得的負面信息，會一直持續到本科和研究生階段，這些負面信息幾乎為所有的人都設置了壁壘（包括財政、學術以及文化方面），除了那些最優秀的人，這些壁壘在職場當中仍在延續著。」在2001年召開的九所美國精英大學的校長會議上，人們提議需要進行「重大變革」，例如，為女性教員設置獎項並予以資助，在校園裡為她們設置最好的停車位置，確保女性教員的比例與女學生的比例相等同。
然而，關於這些負面信息、隱形壁壘以及性別偏見的種種說法當中卻有一些令匪夷所思的事情。科學的方法就是要把每一種有可能對現象做出解釋的假設都羅列出來，然後再去偽存真。科學家們十分看重從各種角度加以解釋的能力，而且對於那些即使最不可能成立的假設，也需要它的提出者進行反駁。儘管如此，在對科學領域中「洩露的管道」的討論中卻很少提及關於壁壘和偏見理論的其他解釋。一個絕無僅有的例外就是，對《科學》雜誌2000年發表的一則案例進行的補充說明，其中引用了社會科學家帕蒂·豪斯曼（Patti Hausman）在美國國家工程院會議上的發言：
為何很少有女性在擇業時願意選擇工程師呢？該問題的答案顯而易見：因為她們不願意從事這一職業。無論在什麼地方，你都會發現，與男性相比，女性很少會將歐姆、汽化器、夸克當成令人著迷的事物。即便是重新設置課程，也不能讓我對研究洗碗機的工作原理感興趣。
聽眾當中立刻就有一位傑出的女工程師指責她的這番分析是「偽科學」。然而，研究職業偏好的一位專家琳達·古特佛裡森卻支持豪斯曼的主張：「一般而言，女性更喜歡與人打交道，男性則更喜歡與東西打交道。」同時職業測試結果還表明，男孩會對「現實型」「理論型」「調查型」的職業更感興趣，而女孩則會對「藝術型」「社會型」的職業更感興趣。
但豪斯曼和古特佛裡森只是少數派，因為關於性別差距，人們一直是按照以下方式來分析的。男女兩性之間在職業或收入方面的任何不均衡都屬於性別偏見的直接證據——如果這些性別偏見不是以公然歧視的形式出現，那麼就會以勸阻性信息或者隱形壁壘的形式出現。男女兩性之間可能存在著一些差異，並且這些差異可能會影響到他們工作的性質和薪酬的多少，然而這一可能性卻從未被公然提及，因為那將可能對工作場所中的兩性平等進程帶來阻礙，進而損害女性的利益。正是對此深信不疑，弗裡丹和克林頓才會聲稱，只有當男女兩性在職業當中的收入和代表性（人數比例）完全相同時，我們才算真正實現性別平等。
在1998年的一個電視訪談節目中，格洛裡亞·斯泰納姆以及國會女議員貝拉·阿普斯（Bella Abzug）聲稱，性別差異這一概念本身就是「廢話」，是一種「反美的瘋狂思想（anti-American crazy thinking）」，當有人問她性別平等是否意味著男女兩性在各個領域當中人數都相同時，阿普斯回答說：「當然是1:1。」這種關於兩性差距的分析也在大學裡面成了一種官方立場。美國精英大學的校長們總是隨意地指責他們的同仁帶有可恥的偏見，而對其他的解釋根本不予考慮，無論這些解釋是否會被接受。由此可見，這種思想禁忌是多麼地根深蒂固。
這種分析方法的問題在於，結果的不平等並不能證明機會的不平等，除非進行比較的群體成員之間在所有心理特質方面都完全相同，但這種可能性只有在我們所有人的大腦都是一塊白板的前提下才會成立。不過，那種認為性別差距可能源於，或在一定程度上源於兩性之間的性別差異的提議則可能會成為挑釁性的話語。任何人只要提出這樣的觀點，都會被指責是「企圖讓女性安於現狀」，或者是「為兩性差距的現實做辯護」。這就等同於說，一個研究為何女性壽命要比男性長的科學家的目的就是「希望年老的男性都死去」。
而且，對玻璃天花板理論的缺陷進行披露，並非是那些自私自利的男人們的小伎倆，相反，這些披露大都源自於女性，她們是豪斯曼、古特佛裡森、朱迪斯·克萊因菲爾德、卡倫·萊爾曼、凱茜·楊、卡米爾·本博、經濟學家珍妮佛·羅巴克（Jennifer Roback）、費利斯·施瓦茲（Felice Schwartz）、黛安娜·弗奇戈特-羅思（Diana Furchtgott-Roth）、克裡絲汀·斯塔貝（Christine Stolba）以及法律學者詹妮弗·布拉塞拉斯（Jennifer Braceras），更為嚴格地講，還包括經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和法律學者蘇珊·艾斯瑞奇（Susan Estrich）。
我認為，與標準的性別分析相比，這些研究者們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了兩性間的差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她們的理論分析並不迴避兩性之間存在差異這一可能性，因此我們也不用被迫在有關人性的科學研究發現和公正對待女性這兩者之間做出選擇。這種理論分析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洞察導致兩性差距的原因，這一點正好與我們目前最頂級的社會科學是一致的。這種理論分析以更加尊重的眼光來看待女性以及她們所做出的選擇。從根本上來講，這種理論分析還提供了更加人道、更為有效的補救措施來改變職場中的性別不平等問題。
在介紹平等女性主義者關於兩性差距的最新理論分析之前，我想重申三點，關於這三點目前並不存在爭議。第一，不贊成女性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並因為性別而歧視她們是不公正的，不管在哪裡，這種行為都應該被制止。
第二，毫無疑問，女性在過去一直遭受著形形色色的歧視，即使在今天，她們依然面臨著某些方面的歧視。關於這一點，並不能用男性收入比女性高或者男女比例並沒有達到1:1來證明，但在其他情境下又確實存在著。實驗者通過這種方法來驗證人們對待男女兩性的方式是否有所不同：他們投遞虛假簡歷或者提案，除了應聘者的性別不同之外，這些簡歷或提案都完全一樣。經濟學家對個體的勝任力與興趣進行了測量，並使這些因素在統計上保持恆定，然後通過回歸分析的方法來確定男女兩性是否在收入或者陞遷的速度方面存在差異。除非個體之間在其他特質上完全等同，否則結果方面的差別並不能證明歧視的存在，這一點是社會科學中的小兒科（更不用說這是常識了），而且所有的經濟學家在搜集工資歧視證據並進行有關數據分析時都承認這一點。
第三，關於女性能否「勝任」科學家、CEO、國家領導人或其他任何被認定為傑出人士職位的問題，答案是毫無疑問的。早在數年前這一問題就有了明確的答案：一些女性能夠勝任，而另一些女性則不能勝任，而這正如一些男性能勝任而另一些男性則不能勝任一樣。唯一的問題在於：能夠勝任這些職位的男女兩性的人數比例是否一定要完全相同？
正如與人性有關的其他議題一樣，人們不願意按照統計學的方式來考慮問題，由此導致了大量錯誤的二分法。現在的問題是，如果不必在「女性不能勝任」和「絕對的1:1」之間，或者在「根本不存在歧視」和「僅僅只有歧視」之間做出選擇的話，男女兩性在職務上的人數分佈情況又該如何看待呢？
在一個自由、公正的勞動市場中，人們在受僱用之後，會依據自身的特質與工作需求之間的匹配程度來獲得報酬。對於一個既定的工作而言，不但需要個體某些認知方面的才能（如數學或言語方面的技能），還需要個體某些方面的人格特徵（如冒險精神或合作精神），此外還需要個體能夠承受特定的生活方式的要求（如嚴格的上班時間、變換工作崗位、更新工作技能等）。相應地，一個既定的工作也會給一個人帶來多方面的報酬：人、器材、思想、家庭之外的活動或精湛的手藝。此外，待遇的多少還受到供給和需求的影響：有多少人想謀求這一份工作？又有多少人能夠勝任？僱主願意花多少錢去僱人來做這份差事？對於那些很容易勝任的工作來說，其報酬可能不會很高；而那些難度較高的工作則可能會提供較多的報酬。
在與職業有關的個人特質上，個體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大多數人都能夠進行邏輯思考，與他人合作，容忍衝突或令人不快的環境，等等，但就程度而言，個體之間並非完全相同。每一個人都有其獨特的能力和興趣愛好。考慮到所有的兩性差異（有些屬於生理方面的，有些屬於文化方面的，有些則兩者兼有）方面的證據，男女兩性在這些能力和興趣方面的統計學分佈情況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現在有人將男性和女性的特徵分佈情況與經濟領域中的工作要求的分佈進行匹配的話，可能會發現，即使不存在任何的壁壘和歧視，每個職業領域中男女兩性所佔的人數比例完全相同，或男女兩性所獲得的報酬完全一樣的可能性也幾乎為零。
上述這些並不意味著，女性最終肯定會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一切要取決於既定的社會提供的機會選項有哪些。如果高報酬的工作更強調個體具有典型的男性優勢（如願意承擔身體上的風險或對機器感興趣），那麼男性往往會表現得更為出色；如果高報酬的工作更強調典型的女性優勢（如擅長語言或對人感興趣），那麼女性通常就會表現得更為出色。無論在哪一種情況下，兩種性質的工作中男性和女性都會有，只不過是兩者的人數不同而已。
舉一個我所在研究領域當中的例子，即在研究兒童語言發展的職業中，女性在人數上遠遠超出了男性。在其著作《第一性：女性的天賦及其對世界的改造》（The First Sex：The Natural Talents of Women and How They Are Changing the World）中，人類學家海倫·費希爾提出了這樣的推斷：我們所處的知識驅動、全球性的經濟體系中，企業文化將很快會青睞女性。因為女性更擅長語言表達與合作，也不會癡迷於各類頭銜，而且她們能夠更出色地達成雙贏的談判結果。她預測說，到了新世紀，各行各業會對女性的這些才能越來越重視，女性也會在地位和收入方面超過男性。
當然，當今社會中性別差距仍然是有利於男性的。其中一些性別差距是由性別歧視導致的。用人單位可能會低估女性的技能，或認為行業中聘用清一色的男性員工將會更加高效，或擔心男性員工會對他們的女性主管心懷怨恨，又或者會擔心那些懷有性別偏見的顧客或客戶會產生抵制情緒。然而，證據表明，並非所有職業方面的性別差異都是由這些壁壘所致。例如，不大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在數學家的專業領域中會明顯存在對女性的偏見，發展語言心理學家明顯存在對男性的偏見，而進化心理學家則壓根兒不存在任何性別偏見。
在一些職業領域內，能力上的差異可能是導致性別差距的重要原因。較女性而言，有更多的男性會在數學推理以及對三維物體的心理操作方面具有非凡的能力，這一情況足以解釋為何在工程師、物理學家、有機化學家、數學家的某些分支當中性別比遠遠偏離了1:1（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女性的比例就應該接近零）。
在多數專業領域內，性別差距與兩性能力方面的平均差異之間並不相關，然而，興趣愛好方面的平均差異可能會使男女兩性走上不同的發展方向。例如，最為有名的例子便是戴維·魯賓斯基（David Lubinski）及卡米爾·本博，他們對全國範圍內選拔出的七年級數學天才青少年進行了分析。這些青少年出生的時候正值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期間，父母鼓勵他們去發展自己的才能（這些孩子都曾經被送到暑期數學與科學培訓班），他們對自己的潛力有著非常清晰的認識。但那些有天賦的女孩子告訴研究者說，她們其實對人，對具有社會價值、人道主義和利他主義的目標更感興趣；而那些有天賦的男孩子卻告訴研究者說，他們對事物、對具有理論價值和比較抽像的智力性探索感興趣。在大學裡面，這些年輕女孩子們選修的課程範圍廣泛涉及人文、藝術和科學，而男孩子們則堅持選擇了數學和科學方面的課程。而且，非常確定的是，年輕女孩當中只有不到1%的人會選擇繼續攻讀數學、物理科學、工程學方面的博士，而男孩子當中則有8%的人選擇繼續攻讀這些領域的博士。而女孩子們大都進入了醫學、法律、人文以及生物學等領域。
在關於工作價值觀與職業選擇的大規模調查研究中發現，這種不對稱性是顯而易見的，而在這類研究中，研究者要求男性和女性自己闡述他們的真實需求，而不是由那些激進主義分子代替他們發言。通常來說，男性的自尊心往往更多地與地位、薪水、財富等因素有關，因此作為性伴侶和婚姻伴侶而言，他們的吸引力也與上述因素有關，這一點也在關於人們看重異性的哪些因素的研究中得到了證實。毫不奇怪的是，男性聲稱他們更願意長時間投入工作並犧牲其他的生活樂趣（當他們進行工作調動時，他們會選擇一個缺乏吸引力的城市或者遠離朋友和家人），以獲取公司的高位或自己所在領域的聲望。
一般而言，男性還比女性更願意選擇從事一些艱苦的體力工作或危險性工作，因此在一些諸如工廠機械修理、石油鑽探、清理油罐艙之類條件艱苦但報酬可觀的行業中，男性工人居多。而女性更可能會選擇一些行政類的，在有空調的環境中工作的職業，待遇也就相對會低一些。即使在兩性能力相同的情況下，男性在職業選擇方面也更願意冒險一些。男性更願意選擇在公司工作，而女性則更願意選擇在政府機構或非營利性組織工作。男醫生往往更願意成為專科醫師並發展私人營業，而女醫生則更願意成為全科醫師，甘願在醫院或門診部領薪水。男性更可能成為工廠的管理者，而女性則更可能成為人力資源部門或企業溝通部門的主管。
與父親相比，母親往往會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就這一點而言，在世界上任何一個社會環境下都是如此，而且很可能在大約兩億年前第一隻哺乳動物進化出來時就是這樣了。正如蘇珊·艾斯瑞奇指出的那樣：「期望性別與撫養後代之間的關係被打破，就如同期望戈多（Godot）[17]的出現一樣。」但這並不意味著，任何社會當中的女性都對工作不感興趣；在採集狩獵的部落當中，特別是工作中需要使用漁網而不是石塊和刀叉的時候，女性擔負起了大部分的採集工作和部分狩獵工作。此外，這也並非意味著，任何社會當中的男性對其子女都是漠然處之的；雄性的親代投資屬於現代智人的顯著特徵，而且從動物學意義上來講，這也是一種不尋常的特徵。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男女兩性能夠在下述這種生物學上具有普遍性的權衡過程中找到不同的平衡點：在一個孩子身上進行投資與為了發達而去工作（最後又轉化成為對其他孩子的投資）之間的權衡。女性不僅僅與承擔照料工作有關，而且女性還對其幼小子女的健康舒適狀況更為敏感，此外，從調查情況來看，女性認為在孩子身上花費時間更有價值。
因而，即使是男女兩性都重視工作，也重視孩子，但是不同的權重或許會促使女性在進行職業選擇時更多考慮自己能否有時間來陪伴孩子（工作時間較短或比較機動靈活，工作變動較少，工作技能不會很快過時），相應地，她們獲得的報酬或聲望也比較低。正如經濟學家珍妮佛·羅巴克指出的那樣：「一旦我們認識到，人們可能為了某些令人愉悅的事情而犧牲自己的工作收入，那麼我們就不能夠通過比較兩個人的收入來進行推斷。」
經濟學家加裡·貝克爾（Gary Becker）認為，即使最初在這方面的性別差異非常細微，婚姻也可能會加劇性別差異的這種影響，原因就在於經濟學家所謂的比較優勢定律。對於一對夫妻而言，可能丈夫的收入會略高於妻子，然而作為父母，妻子可能要比丈夫更加稱職，這樣他們就可能會做出合理的推斷：雖然妻子工作上的投入比丈夫少，但他們同樣都很出色。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所有上述情況並非意味著性別歧視已經完全消除了，或者性別歧視的存在可以被證明是合理的。關鍵在於，性別差距本身並不能證明任何的性別歧視，除非男女兩性的大腦都是一塊白板，事實上男女兩性的大腦都並非白板。要證明性別歧視存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對工作或者工資進行比較時，要確保男女兩性的選擇機會或個人條件是等同的。事實上，最近一項來自全國青年縱向調查（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的研究資料表明，年齡在27～33歲之間且沒有子女的女性，她們的收入相當於男性的98%。即便是對那些對美國的用人單位冷嘲熱諷的人來說，這種情況也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無論是什麼公司，如果不明智地對女性的勝任力視而不見，卻去重用不合格的男性，他們最終會被那些用人唯賢的競爭對手打敗。
如果一個民主政府認為男女兩性同工同酬政策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目標，那麼在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領域中就沒有什麼能夠阻止這項政策的實施。上述研究發現無非是想證明，這些政策有利又有弊。很顯然，結果平等政策帶來的好處在於，它們可以消除殘存的針對女性的歧視。然而，如果男性和女性之間是不可以相互替換的，那麼我們就不得不考慮這一政策的代價了。
其中一些代價將由男性或兩性共同去承受。這些代價當中，最突出的兩點表現在：一是可能會反過來形成對男性的歧視，二是在僱用和薪水問題上有決策權的男性或女性可能會得出關於性別主義的錯誤假定。另一類由男女兩性共同承擔的代價在於，如果不是依據工作需求與個人特質之間的最佳匹配，而是依據性別因素做出僱用決策，那麼將會導致工作效率的下降。
結果平等政策帶來的弊端更多的還將由女性來承擔。許多女性科學家極力反對科學領域中嚴重的性別偏好，比如為女性設置特定的崗位，或者是在聯邦研究經費的分配政策方面，按照相同的男女人數比例分配給申請者。這些善意的政策可能會導致這樣的問題：在人們的頭腦中撒下疑惑的種子，即懷疑受益者是否真的具有出色的才能。正如天文學家琳恩·希倫布蘭德（Lynne Hillenbrand）所言：「如果一個人是因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獲得某個機會，那麼這並不會對當事人產生任何益處。它只會讓人質疑：為什麼這個機會給了你？」
當然，在女性的發展道路上確實存在制度性壁壘。人類屬於哺乳類動物，生育和照料孩子的責任主要由女性負責，而且她們還過多地承擔著撫養孩子的義務，我們應該考慮這一事實所具有的倫理含義。人們不應該想當然地認為，想逃避責任的就一定是男人，或者認為孩子就是自我放縱或一夜風流等越軌行為的產物。因而，性別差異也可以起到維護而不是危害一些女性友善政策的作用，這些政策包括休產假、有償的孩子護理、靈活機動的工作時間、職位試用期的停工（stoppages of tenure clock）、取消所有任職等。這一可能性是由生物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校長雪莉·蒂爾曼（Shirley Tilghman）最近提出的。
當然，就如同世界上從來就不存在免費午餐一樣，這些政策同時也成了懲罰那些沒有子女、子女已經成年，或者是選擇在家帶孩子的男性或女性的決定（或許是理所應當的）。然而，即便是對這些利害加以權衡，但對人性的考慮仍可能會帶來新的、深層次的問題。這些問題最終可能會改善眾多女性的境況。是哪些苛刻的工作要求阻礙了女性對經濟效率的貢獻？又是哪些障礙影響了男性對社會地位的獲取？在對職場當中的公平問題進行思考時，我們是應該把人作為單獨的個體來看待，還是應該把人作為家庭成員來看待？後者考慮到人們可能會在人生的某一時間段生兒育女，也可能會在生命的另一時間段內去照料年邁的父母。如果在所有的工作領域中，我們都以犧牲經濟效率的代價來獲取更為舒適的工作狀況的話，那麼我們的幸福水平是否就會有所提升？答案我不清楚，但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承認兩性差異可能要比否認兩性差異更具人性化，這其中還有另外一個原因。經歷命運起起落落的是男人和女人本身，而不是男性或女性這一性別，正是男性和女性的大腦（或許男女兩性的大腦並不完全一樣）賦予了他們價值和選擇的能力。對他們所做的選擇，應該予以重視。在有關人類生活方式的記錄中，一個典型的特徵是關於女性的描述：這些女性往往會以在家相夫教子感到羞恥。正如這些女性常說的那樣：「我認為女性主義實質上就是選擇的問題。」這一說法同樣也適用於這樣一些女性，她們確實選擇了去工作，但同時她們還要在工作收入方面做出犧牲，目的是為了「生活」（對於那些做出同樣選擇的男性而言，這種說法也是同樣適用的）。
很顯然，那種認為在一所律師事務所中男女職員不僅要在人數上一樣多，而且還要同樣每週工作80小時，或者男女同樣一次性外出數月，在冰冷的石油平台上的鋼管之間閃轉騰挪的主張並不能算得上一種進步。此外，對更多年輕女性「進行條件反射訓練，讓她們選擇從事工程師職業」，就好像把她們視作斯金納箱子裡面的小老鼠一樣，這種要求也是荒唐至極的（正如性別等同的倡導者在《科學》雜誌當中說的那樣）。
古特佛裡森曾經指出：「如果堅持用性別等同作為社會公正的衡量標準，那麼這將意味著，你會把許多男性和女性排斥在他們自己最感興趣的職業之外，並把他們推入其不感興趣的職業領域內。」在科學領域「洩露的管道」問題上，她的這一觀點得到了克萊因菲爾德的回應：「如果女性選擇做教師而不是數學家，或是選擇做新聞記者而不是物理學家，或是選擇做律師而不是工程師，我們不應該向她們傳遞這樣的信息，即認為她們是沒有價值的人，她們對我們的文明沒有太大的價值，她們很遲鈍或者是地位卑微。」
這種擔憂並不是主觀猜測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最近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與男性相比，有相當多的女性提出，她們之所以會選擇科學、數學或者工程學專業，完全是出於教師或家庭成員的壓力，而不是為了追求自己的抱負——正因為如此，許多女孩最終都從事其他職業去了。儘管瑪格麗特·米德在其早期生涯中關於性別可塑性的看法是錯誤的，但是我還是要給她投上支持的一票，因為她的下述說法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如果我們想要獲得一個更為多樣性的文化，使得各種對立的價值觀可以並存，那麼我們就必須認識到人類所有的潛能，並因此構建一個相對不那麼專斷的社會架構，人類每一種獨特的才能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適合的位置。」
儘管現代人圍繞著性別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爭論，但他們的共同立場也很多。沒有人會接受性別歧視的存在。即便可以做到，也沒有人想讓時光倒流，讓女性遠離大學和工作崗位。任何理智的人都不會否認，在過去一個世紀裡女性在自由方面取得的進步對改善人類生活狀況有著無可估量的作用。
讓理性發生偏移的不是那些能夠激起強烈情感反應的不相干問題，而是道德方面的不相干問題。將這些不相干問題與真正重要的目標區分開來，有關人性的科學研究才能夠促進女性的利益。女性主義作為一場追求政治平等和社會平等的運動非常重要，但它關於人性的看法是稀奇古怪的，因此，作為一個學術團體它毫不重要。消除對女性的歧視很重要，但認為男女兩性在先天心智方面毫無差別，則是不值一提的觀點。選擇的自由是重要的，但確保女性在各個工作崗位上都剛好佔據50%的比例則是毫無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