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覺得如此滑稽
造物主如何設計了
每一個孩子
呱呱墜地
要麼帶有自由主義
要麼帶有保守主義
吉爾伯特和莎利文在1882年寫的一段歌劇唱詞非常準確地指出了這樣一個道理：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政治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遺傳的，儘管這種遺傳不是100%的。一出生就被分開撫養的同卵雙胞胎，在其成年後進行測試，可以發現他們的政治態度很相似，相關係數為0.62（相關係數的範圍是-1～1）。當然，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政治態度具有遺傳性，不是因為這些態度是直接由DNA合成的，而是由於它們是由每個人的不同氣質自然生發出來的。例如，保守主義者往往傾向於獨裁、謹慎、傳統和循規蹈矩。然而，不管政治態度的直接根源是什麼，它的可遺傳性確實能夠解釋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相遇時碰撞出的一些火花。而當討論政治態度的遺傳性時，人們的反應更加迅速，更具情緒化，更不容易改變自己的觀念，更容易為志趣相投的人所吸引。
當然，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不僅僅只擁有遺傳方面的根源，還擁有歷史和知識方面的根源。18世紀時，人們對這兩種政治哲學就已經做出了清晰明確的表述，且他們所用的表述方式對今天報刊社論版的讀者來說，一點兒都不陌生。這兩種政治哲學的基礎可以追溯到數千年前古希臘人關於政治的爭論。在過去的三個世紀中，許多革命起義都是圍繞這兩種哲學產生的，同時，這兩種哲學還是民主社會選舉中的主要派別。
本章要探討的是左翼政治哲學和右翼政治哲學之間的政治分歧與有關人性的科學研究在知識層面的聯繫。這種聯繫並不是什麼秘密。正如哲學家們早就注意到的，這兩個陣營不僅僅屬於政治信仰系統，而且還是依據不同的關於人類本性的概念建立起來的經驗系統。因此，關於人性的科學研究如此具有爆炸性並不足為奇。進化心理學、行為遺傳學以及一些認知神經科學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被認為屬於政治右翼，而右翼這個稱號在現代大學裡代表的是對一件事情最糟糕的評價。在面對有關心智、大腦、基因和進化方面的爭論時，如果一個人不瞭解這些爭論與古老的政治斷層線之間的對應關係，那麼他將會很難理出頭緒來。
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關於人性的新科學確實與歷史上更接近右翼的假設發生著某些共鳴。然而在今天，這種對應關係是不可預期的。有人指責說，這些科學研究屬於不可救藥的保守主義。這種指控來自左極，那是一個神奇的地方，在那裡來看，所有的方向都向右。關於人性的信念與政治之間的聯繫，已經超越了自由-保守主義的維度，許多政治理論家在為左翼政策辯護時，也會援引進化論和遺傳學。
什麼是社會
現在，有關人性的科學研究觸及的政治熱點議題有兩個。第一個議題是，我們如何對稱之為「社會」的這一實體進行界定。政治哲學家羅傑·馬斯特斯向我們揭示了社會生物學（以及其他援引進化論、遺傳學和大腦科學的相關理論）如何在無意中陷入了關於社會秩序的兩種古老傳統之間的爭論。
從社會學傳統來看，一個社會就是一個有凝聚力的有機體，它的每個成員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一個人具有社會性，是由他的本質以及他作為一個龐大的超個體的組成部分所發揮的功能決定的。柏拉圖、黑格爾、塗爾干、韋伯、克羅伯、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人類學家克勞德·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以及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後現代主義構成了這一傳統。
在經濟學或者社會契約傳統看來，社會是由理性、自利的個體通過協商而進行的一種安排。當人們為了避免遭受行使自主權的人的劫掠而同意犧牲自己的一些自主權時，社會就出現了。柏拉圖《理想國》中的塞拉西馬柯（Thrasymachus）、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洛克、盧梭、斯密和邊沁構成了這一傳統。20世紀中，這一傳統構成了經濟學和政治科學中理性行動者或稱「經濟人」的基礎，以及公共選擇理論中成本-收益分析的理論基礎。
現代進化論正好與社會契約傳統吻合。它強調複雜的適應過程，包括各種行為策略，是為了有益於個體（確切地說，是個體身上具有這些特性的基因），而不是為了有益於群落、種群或生態系統。對個體來說，當長期收益大於短期成本時，社會組織就會進化。達爾文受到了斯密的影響，他的許多繼承者在分析社會性的進化時，也採用了來自經濟學的工具，如博弈論和其他一些優化技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互惠利他主義，這是一個來自社會契約理論的傳統概念，只不過是用生物學的術語再次闡述了一遍而已。
當然，人們從來都並非像盧梭和霍布斯曾經臆測的那樣喜歡獨處，當他們還在為協商特定的時間、地點而爭吵不休的時候，他們是不會開始群體生活的。群體、宗族、部落及其他社會群體對人類的生存來說至關重要，自從人類成為一個種群以來就是如此。然而，那些促使我們留在群體中的心理機制，能夠得以不斷進化的動力就來自社會契約的邏輯。
社會安排取決於進化的發展，當群體生活的收益大於成本時，社會安排就會出現。如果我們當初所處的生態系統、進化歷史稍微發生一些改變，那麼人類可能就會像我們的遠親猩猩一樣滅絕了，而它們幾乎都是獨自生活的。按照進化生物學的觀點，所有社會中（不管是動物還是人類）都充斥著利益衝突，而且都是通過改變支配與合作的方式聚合在一起的。
在本書中，從頭到尾我們都能看到關於人性的科學是如何與社會學傳統相衝突的。社會科學信奉的教義是，社會事實有其自身的存在領域，與個體的心理分屬不同的領域。在本書第4章中，我們已經瞭解了另外一種不同的概念，即個體間會共享彼此的發現，並就社會現實背後共同遵守的守則進行協商，從而造就了文化和社會。
社會學傳統和經濟學傳統之間的分歧，與政治左派和右派之間的分歧是相對應的，當然這種對應只是大致的。在自由主義占主導地位的20世紀60年代，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想造就一個「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皮埃爾·特魯多（Pierre Trudeau）想建立一個「公正社會」（Just Society）。而到了保守主義占主導地位的20世紀80年代，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則聲稱：「根本不存在社會這種事物。只存在作為個體的男人、女人及家庭。」
但是正如馬斯特斯指出的，塗爾干和帕森斯雖然歸屬於社會學傳統，但是他們信奉的是保守主義。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保守主義信念是如何贊同維持社會這一實體，而輕視個體慾望的。與此相反，洛克歸屬於社會契約傳統，但他是自由主義的守護神。盧梭，這位「社會契約」概念的杜撰者，則是自由主義和革命思想家的思想源泉。社會契約與其他任何契約一樣，可能會變得對一些簽約方不利，因此，就有必要重新進行持續性談判，或者是由於革命不得不重新簽訂契約。
因此，社會學傳統和經濟學傳統之間的衝突，可以解釋由人性方面的科學研究所激起的熱點問題，但是這種衝突與政治左派和右派之間的激烈爭論並不完全一致。因此，本章接下來的部分將對第二個，也是更為熱門的議題進行審視。
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
左派和右派分別與一個令人驚奇的信念集合相對應，每一個集合中包含的各種信念乍看起來都無任何共通之處。例如，如果你知道一個人贊同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那麼最好打賭他贊同司法克制主義而不是司法能動主義。如果一個人相信宗教的重要性，那麼他很有可能贊同施行嚴刑酷法，贊同低稅收。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鼓吹者往往會看重愛國主義和家庭，他們更有可能是老年人而不是年輕人，更有可能是實用主義者而不是理想主義者，他們會更加嚴厲而並非寬容，會更贊同精英主義而不是平等主義，會更傾向於漸進主義而不是革命主義，更有可能從事商業，而不是在大學或者政府機構工作。
與此相反的一些信念集合也是可信的：如果一個人贊同讓犯罪分子改過自新，或贊同平權法案，或支持更為慷慨的福利項目，或對同性戀持容忍態度，那麼他很有可能也是一位和平主義者、環境主義者、激進主義者、平等主義者和世俗主義者，也很有可能是一位教授或學生。
為什麼能夠從人們有關性的看法預測出他們對於軍隊規模的看法？為什麼他們關於宗教的看法會與其關於稅收的看法相關？人們贊同對美國憲法的嚴格制定與對令人震驚的藝術持輕視態度之間的聯繫從何而來？我們要想理解為什麼關於人性的某些信念與自由主義信念或者保守主義信念相伴隨，就必須先瞭解為什麼自由主義的信念與其他自由主義的信念相伴隨，而保守主義的信念與其他保守主義的信念相伴隨。
自由主義指的是性行為方面的自由主義而不是商業實踐中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者想要保留社區和傳統，但他們也贊同破壞社區和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那些自稱為「古典自由主義者」（classical liberal）的人更應該被稱為保守主義者，因為他們追隨的是政治正確這種左翼主義的觀點。
當前，大部分的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都說不清楚自己這套信仰系統的核心是什麼。自由主義者認為，保守主義者只是一些不知是非的富豪財閥，而保守主義者則認為，如果20歲之前你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你就是個無心之人；如果20歲之後你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你就是個無腦之人。這是喬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迪安·因格（Dean Inge）、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莫裡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等人的說法。戰略聯盟，如宗教原教旨主義者與自由市場專家政治論者結盟於右翼，或者說贊成認同政治者與公民自由主義者結盟於左翼，會使得任何試圖找出結盟者在知識上的公母分母的努力都徒勞無功。而每天的政治辯論，如稅率應該保持現有水平還是應該提高一點，又或者降低一點，也都不能提供任何信息。
在對這些潛在維度的探討方面，論述最全面的當屬托馬斯·索維爾的《觀點的衝突》（A Confict of Visions）。並不是每一場意識形態的鬥爭都符合他的主題，但是我們可以說，在社會科學領域，他確認了一個能夠解釋很大一部分爭論的因子。索維爾解釋了兩種人性觀點，這兩種觀點分別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世俗保守主義者的保護神，以及威廉·戈德溫（1756—1836），一位與盧梭極為相似的英國思想家那裡有著最純粹的表達。在早期，這兩種觀點分別指的是對人類的可完善性的不同看法。索維爾稱它們為本性需受約束觀點（Constrained Vision）和本性不受約束觀點（Unconstrained Vision）。我在這裡把它們稱為悲劇觀點（Tragic Vision，這是索維爾在後來的一本書中所用的詞彙）和烏托邦觀點（Utopian Vision）。
依照悲劇觀點，人類天生就在知識、智慧和美德方面存在局限性，所有的社會安排都必須承認這些局限性。「平凡之事最適合平凡之人」，品達（Pindar）如是說；康德寫道：「人性這根曲木，決然造不出任何筆直的東西。」霍布斯、伯克、斯密、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大法官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弗裡德裡希·哈耶克、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哲學家伊賽亞·柏林、卡爾·波普爾以及法學家理查德·波斯納（Richard Posner）都贊同悲劇觀點。
依據烏托邦觀點，人類心理方面的局限性源於社會安排方面的人為缺陷，不應該讓這些缺陷妨礙我們對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展望。可以用「有些人看到已經發生的事情問『為什麼？』；而我夢想著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問『為什麼不？』」這句話作為該派觀點的教義。引用者往往認為這句話出自20世紀60年代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羅伯特·肯尼迪，但實際上它出自費邊社會主義者喬治·蕭伯納的筆下。
蕭伯納還曾經寫道；「只要盡早被賦予工作，那麼人性就能比其他任何事物得到更徹底的改造。」盧梭、戈德溫、孔多塞（Condorcet）、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大法官厄爾·沃倫、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斯·加爾佈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以及（從寬泛意義上來說）政治哲學家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都贊同烏托邦觀點。
而且，按照悲劇觀點，人類的本性從來沒有變化過。像宗教、家庭、社會習俗、與性相關的規範及政治制度等傳統事物，都是一些經過時間檢驗的技術精華，使得我們能夠避開人性原有的缺陷。即便今天沒有人能夠講清楚這些技術性原理，但它們對當代人的適用性與它們剛被開發出來時對人類的適用性並無二致。不管社會如何不完美，我們都應該將它與真實的殘酷貧窮的過去相對比，而不是將它與假想的和諧、富足的未來相比較。我們很幸運，能夠生活在一個多少還能運行的社會，我們的第一要務不是推翻它——因為人類的天性總是使得我們處在野蠻的邊緣。
而且，由於沒有人能夠聰明到可以預測單個個體行為的地步，更不用說預測數百萬個個體在社會中的互動會帶來什麼結果，因此我們不應相信任何自上而下變革社會的方案，因為它極有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可能會比它本來打算解決的問題還要糟糕。我們能期待的最好辦法就是漸進式的變革，依據它帶來的好處和壞處不斷進行調整。這還意味著我們不應試圖去解決像犯罪和貧窮這樣的社會問題，因為在一個由存在競爭關係的個體構成的世界裡，一個人得到的很有可能就是另一個人失去的。我們能採取的最好的方法是在兩個成本之中進行權衡取捨。伯克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寫過一段非常有名的話：
一個人看待這個國家的缺陷應該像看待一位父親的傷口一樣，帶著虔誠、敬畏與深深的掛念。這種看似明智的偏見試圖教育我們，讓我們帶著驕傲來看待這個國家的孩子們，在他人的慫恿之下他們輕率地將年邁的父親撕成碎片，將之放在巫師的藥罐中，希望借助於巫師的毒草、狂野的咒語能夠使這位父親的身體構造重生，生命得以恢復。
按照烏托邦觀點的看法，人類的本性會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傳統的制度並沒有什麼內在的價值。此一時，彼一時。傳統是過去的流毒，是死人統治活人。必須要弄明白這些傳統，我們才能對它們的合理性進行詳細的審查，對它們的道德地位進行評估。許多傳統都經不起這種檢驗，比如將婦女限定在家庭中，對宗教的迷信，種族隔離的不公，像「不管對不對，祖國就是祖國」這樣的偏激口號所表露出危險的愛國主義。像君主專制政體、奴隸制、戰爭、家長制這樣一些曾經被認為無法避免的事情，經過制度變革，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消失不見或者減少了，而這些制度曾經被認為植根於人類的本性之中。
此外，苦難和不公的存在，使我們擔當起不容否認的道德責任來。只有經過嘗試，才能知道我們能取得什麼樣的結果，而面對這些罪惡，我們卻認為世界本來就如此，是一種昧良心的做法。在羅伯特·肯尼迪的葬禮上，他的弟弟愛德華引述了肯尼迪新近演講中的一部分內容：
我們所有人最終都將接受上帝的審判。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們毫無疑問要審視自己，審視自己為建立一個新世界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我們的理念、目標在多大程度上引導著我們的努力。
未來不屬於那些對今天感到滿足、面對我們共同的問題無動於衷的人，他們的同伴也將和他們一樣，面對新觀念和勇敢的計劃時感到害怕膽怯。相反，未來屬於這些人：他們將自己的願景、理智和勇氣融入對理想和美國社會的偉大事業的奉獻中。
我們的未來可能會超出我們當前的眼界，但它不會完全超出我們的控制。塑造美國的衝動不是命運、天性，也不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而是我們自己進行的工作，再加上理智和原則，這些將會決定我們的命運。雖然有點自大，但我們為此而自豪，這也會為我們帶來經驗和真理。不管怎樣，這是我們存活的唯一道路。
信奉悲劇觀點的人們，並不會被使用第一人稱複數形式（we、our、us）的高調聲明所打動。他們更喜歡使用代詞，就像漫畫袋貂「波哥」（Pogo）所說的那樣：「我們遇上了敵人，他就是我們自己。」我們都屬於有缺陷的同一物種。將我們的道德觀付諸實踐意味著將我們的意志施加於他者。人們渴求權力和尊重，與之相伴的問題是，人類容易自欺欺人、自以為是，這往往會帶來災難，最為糟糕的是，利用權力來實現根除人類的自利性這種堂吉訶德式的目標。正如保守主義哲學家邁克爾·奧克肖特（Michael Oakshott）所說的：「去做一件根本不可能做成的事情，從來都是一件容易讓人迷醉的事情。」
因此，這兩種觀點在許多問題上都處於相反的立場，似乎沒有任何共通之處。烏托邦觀點尋求的是弄清社會問題，設計出直接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向貧窮開戰以解決經濟上的不平等，通過環境規制來解決污染問題，通過種族優先政策改變種族間的不平等，通過禁止食品添加劑來消除致癌物質。悲劇觀點強調的是，執行這些政策的人的動機依然是自利的，即擴大他們所在的官僚機構的控制範圍，而且這些人也無法很好地預測上述政策的各種後果，尤其是當這些政策的目標與數百萬追求自我利益的人們發生衝突的時候。因此，持悲劇觀點者認為，持烏托邦觀點者未能預見到福利可能會使人們產生依賴，限用某種污染物可能會促使人們改用另一種污染物。
相反，悲劇觀點的著眼點是能夠產生出符合我們目標的系統，即便這個系統中沒有一個成員特別聰明或特別善良。按照這種觀點，市場經濟已經實現了這種目標：想想斯密筆下出於自利而不是仁慈目的為我們提供晚餐的屠夫、釀酒師和麵包師。沒有任何幕後行動者會為了預期什麼人什麼時候在哪裡需要什麼，而去理解構成一個經濟體制的產品和服務的錯綜複雜的流動。財產所有權促使人們產生了工作和生產的動機，契約使得人們能夠從交易中獲利。價格傳遞著稀缺性以及生產商和顧客需求方面的信息，因此，他們只需遵守幾個簡單的規則即可——有利可圖的就多生產一些，價格昂貴的就少購買一些——剩下的事情交給「看不見的手」即可。這個系統的智慧分佈在成千上萬但並不必然很有智慧的生產商和消費者身上，而無法歸於某個特定的個體。
持烏托邦觀點的人指出，如果盲目相信自由市場，就會出現市場失靈的情況。他們還提醒人們要注意自由市場往往會導致財富分配不公。持悲劇觀點的反對者認為，公正的概念只有在法律框架下運用於人類的決策方面才有意義，而非將之用到抽像的「社會」中。弗裡德裡希·哈耶克寫道：「必須承認，在很多情況下，是由市場機制來分配收益和成本的，如果結果是收益和成本被故意分配給了某個特定的人，那麼這是非常不公正的。」但他認為，這種對社會公正的關注混淆了一件事，因為「一種自發形成的秩序的具體細節，不能被認定為是公正或者是不公正的。」
當今左派和右派之間的一些鬥爭已經不再糾結於這樣一些不同的哲學觀念：大政府還是小政府，高稅收還是低稅收，貿易保護主義還是自由貿易主義，施行以減少我們不想要的結果（貧窮、不公、種族失衡）為目標的政策還是僅僅施行讓各方在同一層面競爭並強化遊戲規則的政策。左派和右派的其他一些鬥爭，背後暗含著關於人類潛能的對立觀點。悲劇觀點強調受信責任，即便遵守受信責任的人們看不到它的直接價值也應如此，因為受信責任使得人類這種無法讓人相信他的美德或遠見的不完美生物能夠經受得起測試系統的檢驗。烏托邦觀點強調的是社會責任，這種責任讓人們把自己的行為保持在一個較高的道德水準上。在勞倫斯·科爾伯格（Lawrence Kohlberg）著名的道德發展理論中，個體為了抽像的原則而忽視規則的意願被認為是道德發展的「更高階段」。很明顯，也許對大部分人來說都很難達到這一層面。
最明顯的例子是以從嚴解釋論和司法克制主義為代表的一方與追求社會正義的司法能動主義為代表的一方之間的爭論。厄爾·沃倫，1954—1969年任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他是典型的司法能動主義者，在他的領導下，最高法院廢除了種族隔離制度，擴大了被告的權利。他還在辯論中間打斷律師問道，「這對不對，好不好」，在這一點上他相當有名。
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表達了相反的觀點，他認為，前者的工作是「看遊戲是否在按照我喜歡的方式進行。」霍姆斯承認：「改善生活條件和種族狀況是最重要的事情」，不過他強調：「但是我怎麼才能知道我正在做的沒有在某些方面使得這個事情變得更糟呢？」贊同悲劇觀點的人認為，司法能動主義會帶來唯我主義和反覆無常，對那些按照公開宣傳的規則行事的人來說不公平。而贊同烏托邦觀點的人們認為，司法克制主義只會因襲沒有任何道理的不公，正如狄更斯筆下的邦布爾先生說的那樣：「法律就是扯淡。」一個臭名昭著的判例是1856年的德雷德·斯科特（Dred Scott）案，美國最高法院依據狹義的法律原則認為，一個自由的奴隸不能就他的自由提起官方訴訟，美國國會也不能在國內各州禁止奴隸制。
激進的政治改革就像激進的法律改革一樣，它對個人的吸引力大小取決於個人對人類智慧的信心。按照烏托邦觀點，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唾手可得。1967年，當談及是什麼因素造就了暴力時，林登·約翰遜說：「我們都知道，這些因素無外乎愚昧、歧視、貧民窟、貧窮、疾病、稀缺的工作崗位。」好像我們早已知道各種解決方案，我們需要做的就是選擇這些方案並實施，而這只需要真誠和奉獻。依照同樣的邏輯，任何反對這些方案的人，必然是愚昧、虛偽和麻木不仁的。而贊同悲劇觀點的人則認為，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很難做出的。人們彼此之間在利益方面的固有衝突，使得我們基本沒有選擇的餘地，而且這些選擇都是不完美的。反對激進改革的人士則對人類的傲慢表露出明智的不信任。
大學裡的政治導向是關於人類潛能的觀點衝突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悲劇觀點的贊同者並不相信那些明確表達的知識及經過證明的命題，他們認為這是學者、專家和政策分析者的常用伎倆。相反，他們相信的是分散在系統（比如市場經濟和社會風俗）中的知識，這種知識是由許許多多一般的行動者借助來自外部世界的反饋不斷進行調整從而達到和諧一致的。這裡可以回想一下認知神經科學家關於符號性表述與分佈式神經網絡的區分，這並不是巧合：哈耶克，最早提出社會中分佈式知識的人，是一位早期的神經網絡模型的構建者。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政治保守主義都具有反知識分子的傾向，直到保守主義決定奮起直追，參與到爭奪人心的鬥爭之中，並資助智囊機構來平衡大學的力量。
最後一點，關於犯罪和戰爭的不同觀點與關於人類本性相互矛盾的觀點並不一致。戰爭是一種明顯的殘忍、浪費行為，持烏托邦觀點的人認為這是源於誤解、短視、非理性激情的一種病變。他們認為公開表達和平主義的情感，促進敵對方之間更好的溝通，減少叫囂戰爭的話語，減少武器生產和軍事同盟，弱化愛國主義的重要性，通過談判防止不計任何代價的戰爭，都可以防止戰爭的發生。而悲劇觀點的贊同者中，由於他們對人類本性的悲觀看法，都認為對於那些認為自己能夠為自己的民族贏得某些東西的人來說，戰爭是一種理性的、很有誘惑力的戰略。
支持戰爭的想法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錯的，在道德上也是可悲的，因為它沒有考慮到失敗者的苦難，但是它並不是病態的或者非理性的。從這一點來看，確保和平的唯一途徑就是提高潛在的戰爭發動者的成本，這可以通過以下方式來實現：發展軍備、強調愛國主義、獎勵勇敢行為、炫耀自身的實力和決心，靠實力來談判以防止敲詐。
同樣的爭論也發生在對犯罪的不同看法上。那些持烏托邦觀點的人認為，犯罪本質上是一種非理性行為，應試圖通過確認犯罪根源的方式來制止它。而那些持悲劇觀點的人認為犯罪本質上是一種理性行為，犯罪的根源也很明顯：人們之所以搶銀行是因為那裡有錢。他們認為，防止犯罪最有效的方法是直接觸及其理性的動機層面。比如，懲罰會令人感到不快，如果受到懲罰的可能性較高的話，就會提高犯罪的預期成本。公開強調個人責任將有助於強化堵住法律漏洞的動機。
無辜的威爾遜
威爾遜無辜地被捲入了這場戰爭之中。他那些源於20世紀70年代的進化生物學和行為遺傳學的觀點，對於信奉烏托邦觀點的人來說是一種侮辱。畢竟，這派觀點的依據就是「白板說」（不存在恆久不變的人性）、「高貴的野蠻人」（不存在自私和邪惡的天性）以及「機器中的幽靈」（不受束縛的「我們」能夠選擇更好的社會安排）。而科學家卻在此大談特談自私的基因，竟然認為適應不是為了種族的利益，而是為了個體以及他們親屬的利益（似在為撒切爾「不存在社會這種事物」的觀點進行辯護）。
人們的利他行為之所以很少，是因為他們很容易受到欺騙。在國家誕生之前的社會裡，即便吃喝不愁，男人也會去進行戰鬥，因為身份、地位和女人是永恆的達爾文式的動機。道德感因為偏見而漏洞百出，包括自欺欺人的傾向。基因利益方面的衝突是社會性動物所固有的，正因為如此，人類永遠處於悲劇狀態中。看起來好像是科學家在對悲劇觀點的贊同者說：「哎你們是對的，他們是錯的。」
信奉烏托邦觀點的人，尤其是那些參與到激進科學運動中的人回應說，目前有研究發現，人類的智力活動與其動機之間不存在相關性。它們只是表明當今社會我們取得了哪些成就，而不能告訴我們將來會取得哪些成就。我們知道，如果我們決定要去改變社會安排的話，就一定能改變它。因此，任何宣稱人性有局限性的科學家都必然是想讓壓迫和不公正繼續存在著。
我個人認為，關於人性的新科學的確證實了悲劇觀點的一些看法，也確實削弱了一直到目前都還佔據著知識界主流的烏托邦觀點。當然，對於與特定右翼和左翼立場相關的價值觀方面的差異（如失業和環境保護之間、多樣性和經濟效率之間、個人自由和集體凝聚力之間的權衡），這些新科學並沒有涉及。對於建立在關於世界的複雜假設基礎之上的政策，這些科學也沒有直接涉及。但這些新科學確實涉及了一些關於大腦如何運作的觀點。這些觀點就像任何實證假設一樣，需要接受事實的檢驗。那些烏托邦觀點的信奉者認為，在遙遠的將來，人性在一些假想的社會中可以發生急劇改變，當然這種觀點無法被證偽。但我認為，從前面章節中提到的一些研究結果中可以發現，這種改變不可能發生。我對這些研究發現進行了如下概括：
● 在所有人類社會中，家庭紐帶都佔據首要地位，以及由此產生了裙帶關係和家族遺傳的影響力。
● 人類群體中共同分享範圍的有限性，利益互惠精神的普遍性，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性懈怠，而且當無法實施互惠互利時，公共產品分配就會失效。
● 在各種人類社會（包括被認為是和平的獵人-採集者社會在內）中統治和暴力的普遍性，以及這背後的基因和神經機制的存在。
● 本族中心主義的普遍性以及其他形式的群體間仇視的普遍性，這樣一些仇視在我們自己的社會中也很容易被激發起來。
● 智力、責任心和反社會傾向具有部分的遺傳性，這意味著即便是在完全公平的經濟系統中，也會出現一定程度上的不公平現象，因此，我們必須要在平等和自由之間進行權衡。
● 自我防禦機制、自利性偏差以及認知失調弱化這三者是普遍存在的，它們使得人們在對自身的自主性、智慧和正直誠實性進行判斷時，往往會出現偏差。
● 人類在道德感方面存在的偏見包括：偏愛親人和朋友，易受禁忌心理的影響，容易把道德同服從、階級、聖潔、美貌混淆在一起。
不僅傳統的科學數據告訴了我們，心靈並非具有無限可塑性，民主政體已經過時，革命是人心所向，警察和軍隊可有可無，社會能夠進行自上而下的設計改造，這些信念在20世紀60年代的知識界非常常見，不過在今天已經銷聲匿跡了，我認為這並非偶然。由悲劇觀點和烏托邦觀點激發的歷史事件，今天對其所作的解釋要比幾十年前清晰得多。這些事件可以作為附加數據來檢驗這兩種觀點對人類心理的看法。
這兩種觀點在它們引發的政治革命中衝突最為激烈。第一場帶有烏托邦觀點的革命是法國大革命，想一想華茲華斯對那個時代的描述，以及他的詩句「彷彿人性在世間誕生」。這場革命的發動者推翻了古老的政權，試圖以自由、平等、博愛為起點，建立一個新社會，試圖將權力賦予一位道德高尚的領導者。但這場革命也將一個又一個領導者送上了斷頭台，因為每一位領導者都未能達到篡位者的標準，只有那些篡位者才會宣稱自己擁有智慧和美德。這樣的人事更迭並沒有留下什麼政治結構，反倒是留下了真空，而拿破侖將會填補這一空缺。俄國革命也是受到烏托邦觀點的激發而產生的，它也使得一系列革命領導人落馬。人類本性所固有的局限性證明，僅僅建立在革命者的道德抱負基礎之上的政治革命是徒勞無功的。用「誰人」樂隊歌曲中的唱詞來說就是：迎接新老闆，他卻與前任老闆無二致。
美國憲法與人性論
民主的現代概念出現於17、18世紀的英格蘭，在圍繞著美國獨立運動而出現的狂熱的理論化過程中，這一概念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精煉。社會契約理論的主要理論家，如霍布斯、洛克和休謨，同時也是主要的不切實際的心理學家，這並非巧合。正如麥迪遜所寫的那樣：「除了集中反映出人類本性以外，政府還能是什麼？」
美國革命（有時候人們用一個矛盾修飾詞「保守主義革命」來形容它）背後的思想者們繼承了悲劇觀點思想家，如霍布斯和休謨的觀點。很明顯，開國元勳們根本沒有受到盧梭的影響，認為他們從易洛魁聯邦（Iroquois Federation）獲得了民主觀念的流行看法，只不過是20世紀60年代的格蘭若拉麥片。法律學者約翰·麥金尼斯（John McGinnis）認為，開國元勳們關於人類本性的看法就像是從現代進化心理學中學來的一樣。美國革命承認個體追求利益的想法，即它承認個體擁有不可讓渡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而政府這種制度是用來保護這些權利的，這種共識成了美國政府誕生的初衷，而不是說美國政府是一個自治的超個體的化身。
之所以要保護各種權利，是因為當人們居住在一起時，他們不同的才能和環境會使得一些人擁有別人想要擁有的事物。麥迪遜指出：「在獲取財產方面，人們擁有的能力是不同的，也是不平等的。」從別人那裡獲得你想要的事物，可以採用兩種方法：偷竊或是交易。前一種方法涉及支配心理，後一種方法則涉及互利主義心理。一個和平、繁榮的社會，其目標是將對支配的使用降到最低（因為支配會帶來暴力和浪費），將互利的使用擴展到最大（因為通過交易會使所有人的境況都得到改善）。
麥金尼斯認為，美國憲法被設計出來就是旨在實現這些目標的。它通過商務條款來鼓勵互惠性交易，因為該法案賦予了國會清除各州設立的貿易壁壘的權力。它通過合同條款保護人們免受騙子的欺詐，因為該條款嚴禁各州妨礙協議的執行。它還通過徵用條款來阻止統治者沒收那些更有生產力的公民的勞動成果，因為該條款禁止政府不做出補償就徵用私人財產。
人類本性給美國憲法的制定者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支配和尊重的動機，他們擔心這兩種動機可能會把各類政體都推向危險的境地。必須要授權給一些人，由他們做出決策，執行法律。但人生性就容易產生腐敗，如何預估和限制這種腐敗，成了困擾憲法制定者們的一個難題。約翰·亞當斯寫道：「渴望獲得別人的尊重，這種需求就像飢餓一樣自然真實。政府的首要目的就是對這種熱望加以規制。」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寫道：「追逐名望成了最高貴的頭腦中壓倒一切的激情。」詹姆斯·麥迪遜這樣寫道：「如果人們都是天使，那麼政府將沒有存在的必要。如果由天使來管理人們，那麼政府既不需要外部控制也不需要內部控制。」因此，政府需要內外部的雙重控制。
麥迪遜說，「羊皮紙屏障」是不夠充分的，相反，「必須用雄心來對抗雄心」。三權分立的制度化使得任何力量過於強大的群體都會受到束縛。這些原則包括，在聯邦和州政府之間進行分權，行政、立法和執法三部門權力分立，以及將立法部門分為參議院、眾議院兩院。
麥迪遜尤其堅持認為，美國憲法要束縛人類本性之中好戰的那部分情感。他認為，這種情感不是對流血的原始渴望，而是一種更高形式的對尊重的渴望：
事實上，戰爭是行政部門擴張的真正源泉。戰爭需要人們付出體力，是政府部門的意志在指引著人們的體力付出。戰爭中需要投入大量公共財富，對這些財富進行分配的正是政府部門。在戰爭中，政府部門的榮耀和報酬將會倍增，政府是戰爭的支撐者，所以它才能享受這些。戰爭之後的論功行賞，獎勵都頒給了政府。人類內心當中最強烈的激情和最危險的弱點——野心、貪婪、對聲譽的珍視甚至是稍微有點罪過的熱愛——會協同作用，使我們對和平的渴望和責任受到壓制。
這種觀念導致了戰爭權力相關條款的頒布，條款中賦予了國會而不是總統宣戰的權力。在與越南發生衝突的那些年裡，約翰遜和尼克松從來沒有正式對越宣戰，他們繞過了該條款，這使得他們聲名狼藉。
麥金尼斯注意到，甚至是演講、集會和出版的自由也是由於考慮到人類本性的一些特點而賦予一般公眾的。憲法的構建者們把這些自由看作防止專制的工具：一群能夠自由溝通的公民構成的群體能夠對抗政府官員的強權。正如我們現在說的，他們能夠「對權力說真話」。這些權利所保障的這種權力分享機制，可能在進化歷史上很早就出現了。靈長類動物研究專家弗朗斯·德瓦爾、羅賓·鄧巴（Robin Dunbar）、克裡斯托弗·貝姆（Christopher Boehm）的研究表明了，在靈長類動物中，由等級較低者構成的聯盟是如何罷黜一個雄性首領的。像麥金尼斯一樣，他們認為這可能是政治民主的一種粗略的雛形。
當然，所有這些並不意味著美國憲法就能夠帶來一個幸福的、道德化的社會。當時的道德圈子要小得多，而美國憲法正是在這樣一種情形之下制定出來的，因此，它未能阻止對土著居民的大屠殺，未能阻止奴隸制、對非洲裔美國人的種族隔離以及對婦女選舉權的剝奪。憲法中基本沒有涉及如何處理外國事物，因此美國的對外關係（除了戰略聯盟）受到的是悲觀權力政治原則的指導。針對第一個問題，人們已經採取了一些明確的措施來擴展法律的適用範圍，比如，《法律的平等保護：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研究》（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第二個問題尚未解決，可能也無法解決，因為其他國家必然處於美國劃定的國土範圍之外。美國憲法也缺乏對精英社會底層人士的原則上的同情，它假定機會的平等是財富分配的唯一機制，它也未能規定一套價值觀和風俗，而這些顯然都是一個民主社會正常運作所必需的。
承認憲政民主的相對成功並不需要一個人成為狂熱的愛國者。但它確實意味著美國憲法制定者關於人類本性的理論觀點中有一些是對的。
進化心理學，左派右派的同好
彼得·辛格，《達爾文主義左派》（1999）
左派需要一個新範式。
拉裡·安哈特（Larry Arnhart），「保守主義、設計和達爾文」（2000）
保守派需要查爾斯·達爾文。
這是怎麼回事？當前的左派和右派在經歷了數十年的罵戰之後都呼籲要採納進化心理學。這表明了兩件事情，第一件是，生物學方面的事實正在不斷壓縮貌似可信的政治哲學的生存空間。左派信奉的人類本性可以隨意改變的觀點，以及右派信奉的道德建立在上帝賦予我們的靈魂的基礎之上的觀點，在科學的巨大威力面前，只能做著徒勞無功的抵抗。20世紀90年代，有一個非常流行的汽車保險槓貼紙是這樣鼓勵人們的：挑戰權威。另一個汽車保險槓貼紙則做出了這樣的回應：挑戰地心引力。所有的政治哲學都必須決定他們的觀點何時去挑戰地心引力。
第二件事情是，承認人類本性並不必然與政治右派聯繫在一起。一旦烏托邦觀點被埋葬，政治立場這個領域就是完全開放的。畢竟，悲劇觀點並不僅僅只有最極端的形式。不管多麼自私，人類的心靈之中還存在著道德感，道德感的應用範圍在不斷擴大，而且還有可能持續擴大，因為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地方變得相互依賴。儘管存在局限性，然而人類認知是一個開放式的聯合系統。大體來看，這個系統能夠增強對人類事務的掌控，就像它增強了對物理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掌控一樣。
傳統，不僅是為了適應人類本性，也是為了適應一定技術條件和經濟交換情境下的人類本性。一些傳統制度，像家庭和法規，適應的是人類心理中那些永恆的特點。而另一些傳統制度，如長子繼承製，則是為了適應封建制度對家庭土地完整性的要求，而當經濟體繫在隨後的工業化過程中發生改變後，這種制度就過時了。最近，女性主義可以看作對極大改進的生產技術以及服務經濟轉向的部分回應。社會傳統適應的並不僅僅是人類本性，因此，對人類本性的尊重並不必然意味著需要保留所有的社會傳統。
基於這些理由，我認為政治信仰將會很快跨越存在了數個世紀的悲劇觀點和烏托邦觀點的鴻溝。政治信仰方面的分歧將會是由於援引人類本性的側重點的不同，或者是賦予相互衝突的目標的權重不同，或者是對某一特定行動方針可能帶來的後果的估計不同引起的。
在本章的最後，我將會對一些左翼思想家的觀點進行評述，他們正試圖打破人類與右翼的傳統聯盟。《達爾文主義左派》這本書正如它的標題所顯示的那樣，嘗試系統地在人類本性和左翼之間建立起新聯盟。辛格寫道：「我們是進化而來的動物，遺傳的痕跡不僅存在於我們的解剖結構和DNA中，還存在於我們的行為中，因此對左派來說，是時候嚴肅對待這些事實了。」
對辛格來說，這意味著承認人類本性的局限性，這將使得人類的臻於完美成為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目標，這意味著承認人類本性的具體的構成要素。這些要素包括自利（它意味著競爭性的經濟系統要比國家壟斷更好一些，尋求支配地位的渴望會使得強大的政府極易變成自負的獨裁者）；本族中心主義（這會使得民族主義運動有犯下種族歧視和種族滅絕罪行的危險）；兩性差異（這將會調和各行各業中僵化的兩性平等的措施）。
一個觀察家可能會問，這樣的左派「左」在哪裡呢？辛格的回答是這樣的：「如果面對弱者、窮人和正在受剝削或只是因為沒有足夠的能力過上體面生活的人，我們袖手旁觀的話，我們就不屬於左派。如果我們說世界就是這樣運行的，它將一直是這樣運行，我們對此無能為力，那麼我們就不屬於左派。面對這些情況，左派想盡一份微薄之力。」辛格的左派觀點，是通過與失敗主義者的悲劇觀點對比而得出的。但是它的目標——「盡微薄之力」——相對於羅伯特·肯尼迪在20世紀60年代所提出的目標，即「建立一個新社會」來說，已經大大縮小了。
達爾文主義左派，其範圍涉及從價值觀的含糊表達到專家們的政策倡議。含糊表達價值觀的左派理論家，在前面章節中提及過兩位。喬姆斯基自20世紀50年代提出先天的語言習得機制，打破行為主義者一統天下的局面以來，一直強烈地堅持認為人類擁有先天的認知能力。他也是一位對美國社會持強烈批評態度的左派，最近這些年成了新一代校園激進主義者的思想源泉（正如我們在他對憤怒的機器樂隊的訪談中所看到的那樣）。喬姆斯基堅持認為，他的科學和他的政治信條之間的聯繫雖然微弱卻很真實：
關於未來社會秩序的願景……需要建立在對人性的界定之上。如果事實是，人具有無限的可塑性，沒有先天的心理結構，沒有對文化性格或社會性格的本能需求，那麼他會是國家權力機關、公司高管、技術專家或中央委員會「行為塑造」的合適對象。而那些對人類這種生物抱有一些信心的人將會希望事實不是這樣，他們會盡力去確定一些人類固有的特性，這些特性為人類的智力發展、道德感生成、文化建樹及參與自由共同體提供了組織架構。
他將自己的政治觀點描述為「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工團主義者」（anarcho-syndicalist），這種無政府主義者強調的是自發合作（與之相對的是無政府資本主義，強調的是個人主義）。他認為這種觀點屬於笛卡爾傳統，包括「盧梭對專制、壓迫和既有權威的反對……康德對自由的捍衛，洪堡（Humboldt）的前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以及該理論對人類具有在自願聯合條件下進行自由創造這一基本需求的強調，還有對異化的、碎片化勞動的批判，這種勞動將人變成機器，剝奪了人的『自由意識行為』這一『物種特性』，剝奪了人與同伴聯合進行的『生產性生活』。」如此一來，喬姆斯基的政治觀點就與他的科學觀點產生了共鳴，即人類天生就有參與共同體的需求，天生就有創造性自由表達的需求，語言就是這樣一個範例。這就堅持了這樣一種希望：社會是按照合作和自然生產率組織起來的，而不是按照層級控制及盈利動機組織起來的。
喬姆斯基關於人類本性的理論，雖然強有力地支持了天賦說，但該理論明顯缺乏對現代進化生物學的瞭解，尤其是在後者已經證明了基因利益衝突普遍性的前提下。這些衝突會導致對人類本性更為悲觀的看法，而這一直以來都是一個讓懷揣無政府主義夢想的人無比頭疼的問題。但首先提出基因利益衝突觀點的思想家羅伯特·特裡弗斯，也是一位左翼的激進主義者，他還是為數不多的白人黑豹黨黨員。
正如我們在第6章看到的，特裡弗斯將社會生物學看作一門顛覆性的學科。對利益衝突的敏感，使我們會關注受壓迫者的利益，比如婦女和更年輕的一代，而且它還能揭示出精英們論證自己統治地位時的欺騙手段和自欺欺人。從這點來講，社會生物學延續了洛克的自由主義傳統，即借助於科學和理性來揭穿統治者對自身地位的合理化。在洛克的時代，理性被用來質疑國王神聖的權力，在我們這個時代，理性則可以被用之來質疑當前政治制度安排服務於每個人的利益的托詞。
雖然一開始讓很多人感受到了極大的衝擊，但智力測驗的使用及智力方面存在先天差異的觀點，能夠支持（在過去也確實支持了）左派的政治目標。專欄作家艾德裡安·伍爾德裡奇（Adrian Wooldridge）在他的文章《自由主義的鍾形曲線》（Bell Curve Liberals）中指出，智力測驗受到了英國左派的歡迎，他們將之視為推翻近親結婚的上流傻瓜階層統治下的種族社會最有力的顛覆力量。與其他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一起，西德尼·韋伯和比阿特麗斯·韋伯夫婦希望將教育制度轉化為一台「能力獲取機器」，它能夠「將有才華的窮人從小商店、鐵犁旁挽救回來」，指導他們變成統治精英。
他們的觀點受到了艾略特（T.S.Eliot）這樣的保守主義者的反對，艾略特擔心，一個按照才能來對人們進行分類的制度，將會在社會階層的兩端打破階層和傳統的聯繫，從而使社會陷入混亂。在底層，它將會使工人階層的共同體碎片化，將他們依據不同的才能分離開來。在高層，它將會免除上流階層所必須具備的高尚倫理，上流階層必須要「爭取」成功，而不是通過繼承來獲得這種成功，他們不用對任何人負責，同時又必須承擔幫助不幸者的義務。伍爾德裡奇認為，「左派幾乎無法忽視智力測驗，雖然這種測試有各種不足，但不管是在內城區還是在豪華住宅區，它依然是確認才能的最佳方法，它也是確保依照能力進行合適的教育分級和賦予工作機會的最好方法。」
《鍾形曲線》一書的兩位作者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查爾斯·默裡認為，智力的遺傳性會使得左派更加信奉羅爾斯式的社會正義。如果智力是學習得來的，那麼提倡機會平等的政策將足以保證財富和權力的公平分配。但如果某些人很不幸，生下來的時候就智力偏低，那麼即便是在一個完全公平的經濟競爭系統中，他們也會因自身之外的問題變成窮人。如果社會正義也包括關注那些弱勢群體的福利的話，那麼認識到遺傳上的差異，將會促使社會對財富進行積極有效的再分配。
事實上，儘管赫恩斯坦是一個保守主義者，默裡是一個思想右傾的自由主義者，但是他們並不反對一些簡單的再分配措施，如對最低工資收入者實施最低收入補貼，這將給那些奉公守法但依然無法維持生計的人提供一些幫助。默裡的自由主義使得他反對比這些措施更為激進的政府項目，但是他和赫恩斯坦提示說，信奉遺傳論的左派，是一個尚待有心人進入的領域。
對保守主義政治理論的一個重大挑戰來自像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喬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這樣的行為經濟學家，他們受到了赫伯特·西蒙、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格爾德·吉仁澤（Gerd Gigerenzer）、保羅·斯洛維奇等人的進化認知心理學的影響。這些心理學家認為，人類的思考和決策行為是生物適應而不是純粹理性運行的結果。當這些心理系統運行的時候，只運用了非常有限的信息，而且必須在有限時間內做出決策，最終服務於像地位和安全這樣一些進化目標。保守主義者一直以來都在用人類理性的有限性來批駁那種托詞，即認為我們可以充分地理解社會行為，從而對社會進行再造。但是這些局限性也消解了被古典經濟學和世俗保守主義者奉為理論根基的理性自利假設。
自亞當·斯密以來，古典經濟學家一直認為，在不受外界干擾的情況下，個體出於自身利益考慮而做出的決策，對他們自己及社會來說是最好的決策。但如果人們並不總是去計算對他們來說什麼是最好的，那麼在存在稅收和規制的情況下，他們會生活得更好，儘管稅收和規制在古典經濟學家看來是如此荒謬。
例如，理性的行為者會依據利率和平均預期壽命計算出一個最優比率，將相應比例的工資存入銀行，從而保證在晚年的時候能過上舒適的生活。這樣一來，社會保險和強制性儲蓄計劃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事實上，它們的存在可能是有害的，因為它們剝奪了理性行為者的選擇權，也就是說，在現在消費和為未來儲蓄之間進行最佳平衡的機會被剝奪了。
經濟學家們一再發現，人們在花錢時就像喝醉的水手一樣。他們的行為似乎表明，他們認為自己在未來幾年內就將會死去，或者好像他們的未來完全無法預測，這可能更接近於我們那些正處於進化過程中的老祖先的生活而不是今天。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讓人們自己管理自己的儲蓄，例如讓他們拿到他們應得所有的薪水，讓按照他們自己的意願進行消費，就可能會損害他們自己的利益。就像奧德修斯接近女妖所在的海島時，人們從理性上可能會贊同讓他們的僱主或者政府將他們綁在強制儲蓄的桅桿上。
經濟學家羅伯特·弗蘭克借助於進化心理學在地位方面的研究，指出了理性行動者理論及更廣泛的公平競爭經濟學的其他缺點。理性行動者不僅不需要強制性的退休儲蓄，而且其他看起來是在保護他們的政策，如強制性的健康福利金、工作場所安全監控、失業保險、工會會費等，也都是不需要的。所有這些需要花錢，而這些錢本來是應該進入工人自己腰包的，而且工人能夠自己決定是進入一家奉行溫和政策的公司接受較低工資，還是承受更高的工作風險，拿更高的工資待遇。由於需要爭取到最好的工人，因此，公司應該在工人所需的工資和風險之間尋求平衡。
弗蘭克指出，問題在於人們天生就有對身份的渴望。他們最強烈的念頭是錢要花在能讓他們超過鄰居的地方，如房子、汽車、衣服、名校教育等，而不是花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如健康護理、工作安全、退休儲蓄等。不幸的是，身份是一個零和博弈，因而當每一個人都在汽車和房子上花了更多的錢，換了更大更好的汽車和房子時，他們卻不如以前快樂了。就像冰球運動員一樣，他們只有在有規則強制對手也佩戴的情況下，才會佩戴防護面罩。人們可能會贊同強制每個人為像健康護理這樣的隱性利益進行投入，因為從長期來看這些利益能夠使每個人更幸福，即便這種強制會造成個人在可支配收入上的損失也依然如此。基於同樣的道理，弗蘭克認為，如果我們實施累進程度更大的累進消費稅，取代當前的收入累進稅，我們可能會過得更好。消費稅將會澆滅人們圍繞更豪華的汽車、房子、手錶而展開的徒勞無益的狂熱競賽，將會補償給人們明顯能夠帶來更多幸福的資源，如休閒時間、更安全的街道以及更愉快的溝通、更舒心的工作環境等。
最後，達爾文主義左派分子正在檢驗經濟不平等的進化心理。經濟學家塞繆爾·鮑爾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等達爾文主義者，對民族志學和行為經濟學領域的文獻進行了回顧。他們認為人既不是像螞蟻一樣的利他主義者，也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吝嗇鬼。正如我們在第14章看到的，人們與他們認為具有分享意願的人分享，懲罰那些不願與自己共享的人。金迪斯稱這為「強互惠」，它有點類似於互利主義或者「弱互惠」，但是它針對的是其他人貢獻公共產品的意願，而不是一物換一物的交換。這種心理使得人們反對不加區分的福利和昂貴的社會項目，但並不是因為這些人鐵石心腸或貪婪無比，而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項目會獎勵懶惰，懲罰勤奮。
鮑爾斯和金迪斯指出，民意調查顯示，即便是在今天這種反對福利的政治氣候中，大部分人還是願意為某些類型的全民社會保險支付更高的稅款。他們願意為基本的需求保障，如食品、避難所和健康護理支付稅款，願意幫助那些運氣不好的人，願意幫助那些窮困潦倒的人實現自給自足。換句話說，人們之所以反對一個覆蓋方方面面的福利國家，並非出於貪婪之心，而是出於維護公平的心理。他們認為，一個不改變公眾意識、對應該得到幫助和不應該得到幫助的窮人進行區分的福利系統，才是完全符合人性的。
針對經濟不平等而採取的政策，最終要取決於經濟自由和經濟平等之間的權衡取捨。雖然科學家不能規定如何權衡這些迫切的需要，但他們可以幫助評估道德方面的相關成本，使我們能夠在有豐富信息的情況下做出決策。有關身份和支配的心理又一次在評估中扮演著一定的角色。從絕對意義上來講，今天的窮人在物質享用方面比一個世紀前的貴族還要好。他們的壽命更長，吃得更好，還可以享受到以前無法想像的東西，如中央供暖、冰箱、電話、電視機和收音機中從早到晚的娛樂節目。保守主義者認為，這樣一來，很難說低收入者的境況是一種道德上的恥辱，我們應該不惜任何代價去補償他們。
但如果人們對於自身福利的看法源於他們對自己社會地位的估計，而社會地位又是相對的，那麼極度的不平等會使處於底層的人們覺得很有挫敗感，即便他們的生活比歷史上的大部分人類都要好。還不僅僅是感情受到傷害這麼簡單：當前社會地位較低的人們往往健康狀況較差，死亡年齡較早，而不平等程度高的社會，人們的健康狀況更糟，平均預期壽命也要更短。醫學研究者理查德·威爾金森（Richard Wilkinson），這些模式的提出者認為，社會地位低會觸發一種古老的應激反應，即以犧牲組織修復和免疫功能為代價，換取即時的戰逃反應。
威爾金森與馬丁·戴利、馬戈·威爾遜共同指出，經濟不平等會帶來另一項可測量的成本。財富更為不平等的地方（即便是控制了財富的絕對水平後也依然如此）犯罪率會更高，其中部分原因是因為長期的身份低下會使人對社會地位著魔，會使人因為微不足道的侮辱而彼此仇殺。威爾金森認為，減少經濟不平等才能使數百萬人活得更幸福、更安全，也更長壽。
即便在幾個世紀以來，人性一直是右派的領地，我們也不應該對這種內涵紮實的左派天賦論者的出現感到驚訝。達爾文主義左派密切關注科學和歷史，他們放棄了引發眾多意想不到的災難的烏托邦觀點。這種非烏托邦的左派真的與當前的世俗右派存在著差異嗎？它的政策主張帶來的好處能超過其成本嗎？不過這些不是我們要在這裡討論的話題。
我想說的是，傳統的政治聯盟應該進行一些改變，因為我們對人類有了更多的瞭解。在達爾文、門德爾以及任何瞭解基因、神經元或荷爾蒙是什麼的人提出他們的觀點以前，左派和右派的意識形態就已經成形了。每一個學習政治科學的學生都知道，政治意識形態是建立在不同的人性論之上的。但這些意識形態為什麼要建立在早在300年前就已經過時的人性論的基礎之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