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緊急搜捕令》台詞）
一個人必須知道自己的局限。
大多數人都很熟悉這樣一種觀念：在進化歷程中，人類激情的起源與我們當前設定的目標之間不相匹配，這是我們諸多痛苦的根源所在。出於對饑荒的預期，人們暴飲暴食，儘管饑荒從未出現；人們發生危險的通姦行為並懷孕，儘管他們並不想要孩子；人們瘋狂地舞動身體，以此來應對無法逃避的壓力。
在情感方面是這樣，在智力方面也可能如此。認知能力進化的最初意圖與當前人類賦予它們的新意圖之間不相協調，這可能是我們的某些困惑產生的根源。這一點在涉及一些粗略的數據加工時表現得尤為明顯。在進行六位數相乘時，人們不會進行心算，人們也不會試圖去記住遇見的每個人的電話號碼，因為他們知道大腦的組織設計並不適合這些任務。但當涉及我們對世界進行概念化的方式時，情況就不這麼明顯了。大腦使我們能夠接觸到現實的各個層面，比如物體、動物和人，這些都是我們的祖先在上百萬年的時間裡需要面對的事物。但是隨著科學技術逐漸揭示出新的隱秘世界，我們那些純樸的直覺可能就會處於茫然狀態了。
純樸的直覺都包括哪些呢？許多認知科學家相信，人類的推理活動並不是由大腦中一個單一的具有通用目的的計算機完成的。世界是多樣的，而我們擁有不同的直覺和邏輯，每種直覺、邏輯都與現實的一部分相對應。這些認識世界的方式被稱為系統、模塊、立場、機能、大腦器官、多元智能以及推理機（reasoning engine）。這些功能在個體生命早期就出現了，每個正常人都具備，而且這些功能的實現有賴於大腦中不同神經網絡的運作。這些神經網絡可能是由不同的基因組合配置而成的，也可能是腦組織為了解決不同的問題，應對不同的感覺傳入模式而進行自組織時形成的。而最有可能的是，這些神經網絡是在這些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我們的推理能力與大學系部的不同之處在於，這些能力並不是廣闊的知識領域，可以用任何的優良工具進行分析。每一種能力都依托於一種核心的直覺，而這種直覺非常適用於分析人類進化時所處的環境。雖然認知科學家並不贊同《格雷解剖學》（Gray』s Anatomy）關於心智的觀點，但我這裡提供了一個具有嘗試性，同時又站得住腳的認知能力以及關於這些認知能力所依托的核心直覺的清單：
● 直覺物理學，我們用它來觀察物體是如何跌落、彈起以及彎曲的。它的核心直覺是物體的概念。物體是指佔據一定空間，在一個持續時間跨度內存在，遵循各種運動規律和作用力規律的存在。這些並不是牛頓三大定律，而是更接近於中世紀的推動力概念，即一種使得物體產生運動並逐漸靜止的「活力」。
● 對生物或自然史的直觀看法，我們用它來理解整個生物世界。它的核心直覺是，一切有生命力的事物都有一個隱藏的本質，這一本質使它們有了外形和生命力，並驅動著它們的生長和身體機能。
● 直覺工程學，我們用它來製作、瞭解工具和其他人造物。它的核心直覺是，一個工具就是一個被賦予了某種意圖的物體，即人類為達到某種目的而設計出來的物體。
● 直覺心理學，我們利用它來理解他人。它的核心直覺是，其他人並不是物體或機器，而是擁有著稱為心智或者心靈這樣一些看不見的實體的生物。心智包括信念和慾望，是激發行為的直接原因。
● 空間感知，我們用它來周遊世界，感知事物的位置。它是建立在航跡推測以及心理地圖網絡基礎之上的。航跡推測會隨著身體的移動和轉動而不斷更新它的坐標。每一類心理地圖都是由不同的參照系（眼睛、大腦、身體或現實世界中那些醒目的物體和位置）架構而成的。
● 數字感知，我們用它來進行數量方面的思考。它建立在這樣一種能力基礎之上：對較少數量的物體進行準確計數，對較大數目的物體進行粗略估計。
● 概率感知，我們用它來對不確定事件的可能性進行推理。它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能力基礎之上的：計算事件的相對頻率，即某些類型的事件以這種方式或那種方式出現的比率。
● 直覺經濟學，我們用它來進行商品及利益交換。它是建立在互惠性交換基礎上的，所謂互惠性交換就是一方給予另一方某種益處，同時從對方那裡獲取等價回報的權利。
● 心理數據庫和心智邏輯，我們用它們來表達觀念，從舊觀念中推導出新觀念。它們建立在對發生了什麼事情，在哪裡發生，或者誰對誰做了什麼事情，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及什麼原因等問題加以判斷的基礎上。這種判斷與心理網絡相連，可以用「和、或者、否則、全部、一些、必須、可能、原因」等一些邏輯運算符號和因果運算符號進行重新組合。
● 語言，我們用它來與他人分享那些源於心智邏輯的觀念。語言建立在心理詞典的基礎上，而心理詞典是由我們識記的單詞和一套由組合規則的心理語法組成的。這些規則將元音和輔音組合成單詞，又將單詞組合成詞組和短語，最終組合成句子。通過這樣一種方式，我們就可以從被組合的各個部分的意思以及它們的組合方式推斷出新組合成的意思。
心智還包括其他一些構成部分，在這些構成部分中，很難講清楚認知是如何消退，而情感又是如何開始的。這些構成部分包括一個與恐懼情感相對應的危險評估系統，以及與厭惡情感相對應的污染評價系統，還包括一種道德感。但道德感這個問題非常複雜，需要專門用一章的篇幅對它進行討論。
這些認知世界的方式以及核心直覺適合的是那些目不識丁，不屬於任何國家的一小撮人，他們遠離現代文明，完全依靠自己的智慧過活，依賴自己所能搬運的東西生存。我們的祖先脫離這種生活方式過上定居生活也只不過幾千年而已，這個週期太短，進化還未能使人類大腦發生很多變化（如果不是一點變化也沒有的話）。很顯然，大腦還缺乏理解當今這個由科學和技術造就的令人炫目的新世界的能力。對許多知識領域來說，大腦還沒有進化出專門適用於該領域的組織結構，大腦和基因組並沒有顯示出任何專業分化的跡象。人類無論是在嬰兒期還是之後的生命階段裡，都沒有顯示出任何關於這方面的自發生成的直觀理解。這些知識領域包括現代物理學、宇宙論、遺傳學、進化學、神經科學、胚胎學、經濟學和數學。
關鍵問題不在於我們必須要去學校或通過閱讀書籍才能學會學科知識，而在於我們並不具有直觀理解這些知識的心智工具。我們或依賴於類推法使原有的某種智力繼續發揮功能，或是依賴於由其他機能一鱗半爪式地拼湊而成的心智構造。對這些領域的理解極有可能很困難、很膚淺，而且還會受到原始直觀感受的干擾。這樣一來就會產生爭議，當然這些爭議是位於科學技術與日常生活的關係這一更大範圍的爭議之中的。本章的核心是，在這些爭論中，不僅要考慮道德、經驗以及政治方面的因素，而且還要考慮認知因素：大腦先天具有的界定問題的方式。大腦的認知構造是我們在思考諸如教育、生物倫理、食品安全、經濟以及理解自身之類的很多難題時被遺漏的一環。
教育
人類天生的思考方式體現得最為明顯的一個領域是學校。任何一種教育理論必然是建立在某種人性論基礎之上的，而在20世紀，這些人性論基礎主要是「白板說」以及「高貴的野蠻人」。
傳統的教育主要建立在「白板說」的基礎之上：學生腦袋空空地來到學校接受知識，然後在隨後的考試中將這些知識展示出來，傳統教育的批評者稱之為「儲蓄-放貸」模式。早期的學校生涯是與生活密切相關的社會價值觀的形成期，這種常見的哲學背後的人性論也是「白板說」。當下，有很多學校正利用這一階段向學生灌輸有關於環境、性別、性行為以及倫理多樣性的理想化態度。
就激進教育實踐本身而言，它是建立在「高貴的野蠻人」這一人性假設之上的。正如尼爾（A.S.Neil）在他那本極具影響力的著作《夏山學校》（Summerhill）中所寫：「孩子生來是聰明的，現實的。假如成年人不約束他，他就會盡可能地發展自己的潛能。」尼爾和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其他的激進理論家們都認為，學校應該廢除考試、評分、課程設置甚至是教材。雖然幾乎沒有哪所學校能夠完全做到這一點，但這場運動卻對教育實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整體語言（Whole Language）閱讀法認為，不應該教給孩子具體字母的發音，應該使之置身於書海之中，這樣一來他的閱讀技能就能自發生成。而建構主義的數學教學理論認為，不應該讓孩子練習算術表，而應該讓他們通過小組解決問題的方式來享受發現數學真理的樂趣。但在對學生的學習成果進行客觀化測驗時，上述兩種理論指導下的實踐結果都很糟糕，而其倡導者往往對標準化測驗不屑一顧。
心智這種複雜系統是由進化塑造而成的，這種看法與上述觀念截然對立。蘇珊·凱裡（Susan Carey）、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戴維·吉爾裡（David Geary）等認知科學家在著作中提出了不同看法。教育既不是在白板上作畫，也不是讓孩子們的高尚之花盡情綻放，教育是一種技術，它是試圖在彌補人類心靈先天不擅長的領域。孩子們不需要去學校學習走路、交談、認識物體或者記住他們朋友的性格，雖然這些任務比閱讀、加法運算或記住歷史日期等任務的難度要大很多。但他們必須要去學校學習寫字、數學和科學，因為這些知識體系和技能被發明出來的時間都不長，而專門負責這些知識、技能的大腦組織還沒有進化出來。
兒童既非空空如也的接收器，也不是普通的學習者，他們大腦中有一個「工具箱」，裡邊有可以使兒童按照特定方式進行推理和學習的「工具」，這些「工具」必須能夠以一種智慧的方式使用，從而解決超出這些工具的設計目的之外的問題。這意味著，教育者不僅要將新知識和新技能輸入到兒童的大腦之中，而且還要調適或廢除舊的知識和技能。學生如果不能將建立在直覺之上的物理學拋到腦後，就無法學習牛頓物理學。他們如果不能忘掉建立在本質這個關鍵術語之上的直覺生物學，就無法學習現代生物學。學生們如果不能忘掉直覺工程學，即認為任何設計都反映了某個設計者的主觀意圖，那麼也就無法學習進化理論。
學校教育也要求學生發現並強化那些通常被埋沒在無意識的黑箱子中的技能。一個兒童在學習閱讀時，如果要將口語中完美組合在一起的元音和輔音與紙上的字跡聯繫起來的話，他就必須要注意到元音和輔音字母的存在。有效的教育也要求學生能用已有的大腦機能應對新的問題。當我們回想起「五乘以五等於二十五」這句話時，語言片段就被賦予了計算功能。語法邏輯可以用來幫助我們掌握大數的概念，在「四千三百五十七」（four thousand three hundred and fifty-seven）這個表達方式中，它的語法結構與英文中的名詞短語，如帽子（hat）、外套（coat）及連指手套（mitten）的語法結構相一致。當一個學生對這樣一個數字短語進行語義解析時，他頭腦中運行的是聚合思維，這與加法的數學運算密切相關。通過將數字或等式轉化為圖形，我們就可以借助於空間知覺，用圖表的形式來理解各種數學關係。直覺工程學有助於對解剖學和生理學的學習（器官被理解成具有一定功能的器具），而直覺物理學有利於對化學和生物學的學習（物質，包括有生命的物質是由極其微小、很有彈性而又粘連在一起的物體構成的）。
吉爾裡指出了最後一點含義。儘管一些觀點認為學習是快樂的事，但由於教育的大部分內容並不符合人類天生的認知能力，因此掌握這些知識的過程可能並不總是輕鬆愉快的。兒童去交友，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發展運動技能，探索物理世界，這些可能是源於他們與生俱來的內驅力，但他們並不一定具有調整先天認知能力，以完成像形式數學運算這樣的人為任務的內驅力。由於學習上的回報需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顯現出來，因此，要想使兒童堅持不懈地付出艱苦努力，取得學習上的巨大成就，就需要家庭、同伴群體和社會文化給其以激勵，將個人較高的社會地位歸因為其在學業方面的成就。
生命倫理
心理學門外漢的直覺心理學，或者說這些人的心智理論是大腦所具有的最令人驚奇的能力之一。我們不會將他人看成是帶有發條的玩偶，而會將他們看成是受到心理活動驅使的生物：心理屬於一種非物質實體，看不到，摸不著。但對於我們來說，心理是像身體和物體一樣的現實存在。普通人的心智理論除了可以讓我們根據一個人的信念、慾望來預測他的行為之外，還與我們的移情能力以及與我們關於生命和死亡的觀念相聯繫。一具死屍和一個活人之間的區別是，死屍不具有所謂心理的極其重要的力量。心智理論是靈魂這一概念的源泉。「機器中的幽靈」這一觀念正是深深地植根於我們如何樣看待他人的思維模式中。
反過來，相信靈魂存在的信念正好又與我們的道德信念相契合。道德規範的核心使我們認識到他人擁有和自我一樣的利益訴求，正如莎士比亞所說，他們「有欲求，有悲傷，需要朋友」，因此，他們擁有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自身利益的權利。但這些「他人」是誰？我們需要一個分界線，這樣我們就可以冷酷地對待岩石和植物，同時也使我們將其他人看作擁有不可剝奪權利的「人」。否則，我們就會把自己置身於一個光滑的斜坡上，極易滑向罪惡的深淵，或是將那些對我們不利的人處理掉，亦或是將個體的生命價值帶入荒誕的考量之中。正如教皇約翰·保羅二世（Pope John Paul Ⅱ）指出的那樣，由於我們擁有靈魂，所以每個人的價值都是無可限量的，這樣一種觀念似乎能夠為我們劃出分界線。
一直到近代，靈魂這種直覺概念都能夠很好地為我們所用。活著的人是有靈魂的，當個體尚是胚胎時靈魂就存在了，當一個人死去時，靈魂也會隨之離開。動物、植物和非生物體則根本沒有靈魂。但科學研究正在逐步揭示出，我們所說的靈魂——感性、理智和意志之所在——是由大腦的信息加工活動構成的，而大腦的活動又受到生物學規律的制約。對於人類個體而言，隨著一個單細胞發育所帶來的細胞組織分化，靈魂也就逐步形成了。對於物種而言，低等生物的大腦在進化作用下不斷完善，靈魂也就形成了。
雖然靈魂的概念與自然現象契合得很好——一個婦女要麼懷孕，要麼沒有；一個男人要麼活著，要麼死了。但生物醫學方面的研究正在使我們面對一些超出這種二分法的案例。這些案例不僅僅是為科學而科學的好奇探究，還與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交織在了一起，包括避孕、流產、殺嬰、動物權利、克隆、安樂死，以及一些與人類胚胎，尤其是干細胞獲取相關的問題。
面對這些困難的選擇，借助於生物學找到或者設立像「生命何時開始」這樣的分界線無疑很有誘惑力。但這種想法只不過是將兩種不可比較的看待生命和心智的方式之間的衝突突顯出來了。非物質的靈魂的概念在直覺上和道德上非常有用，但它無法與大腦活動這一科學概念相調和，因為科學研究認為，大腦活動是在個體發展史和種系發展史上逐步出現的。不管我們將生命和非生命或心智和非心智之間的分界線劃定在何處，總有一些模稜兩可的例子會跳出來挑戰我們的道德直覺。
一個最貼切的例子就是受孕時刻，這往往被認為標誌著一個靈魂的誕生。在那一刻，一個嶄新的人類基因組就被確定了下來，一個在未來能夠發育成一個獨一無二的個體的實體就形成了。天主教和基督教中的一些派別都將受孕時刻認定為肉體被賦予靈魂的時刻以及生命的開始（這自然使墮胎變成了一種謀殺）。但正如我們在顯微鏡下會發現直尺實際上是參差不齊的，關於人類生育的研究表明，受孕時刻根本就不是一個時間點。有時會有多個精子同時進入卵子的外膜，在這種情況下，卵子需要經過一定的時間才能排出額外的性染色體。
在這一時間段內，靈魂是什麼？又存在於哪裡呢？即便是只有一個精子進入，它的基因也要等待一天或者更長時間才能與卵子的基因結合，而新構成的基因組也需要一天左右的時間才能控制細胞。因此，受孕時刻實際上是一個時間跨度，範圍約為24～48小時。孕體也並不必然就能發育成一個嬰兒。有2/3～3/4的孕體無法進入子宮，自然也就夭折了，一些是由於存在基因缺陷，一些則是由於尚不明瞭的某些原因。
可能有人會說：不管在這一時間段的哪一時間點，事實都是一個新的基因組形成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新個體的生命藍圖形成了。依據這一推理，靈魂可以等同於基因組。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天中，隨著胚胎細胞的分裂，它們可以分裂為幾個胚胎，形成了同卵雙胞胎、三胞胎等。那此時是同卵雙胞胎在共用一個靈魂嗎？迪昂五胞胎（Dionne quintuplet）中的每一位都有1/5的靈魂嗎？如果不是，那麼其他四個靈魂是怎麼來的呢？
事實上，處在發育中的胚胎的每一個細胞最終都能夠發育成一個兒童。那麼一個多細胞的胚胎，它的每個細胞中都有一個靈魂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當這些細胞失去了這一功能時，其他靈魂又該歸向何處呢？不僅存在一個胚胎發育成兩個人的情況，有時候還會出現兩個胚胎發育成一個人的現象。在極個別情況下，兩個應該發育成異卵雙胞胎的受精卵還會結合成一個胚胎，最終孕育出一個嬰兒，這個孩子就成了一個基因嵌合體，他的部分細胞擁有一個基因組，其他細胞擁有另外一個基因組。那麼，我們能說他身體裡有兩個靈魂嗎？
就此而言，如果人類克隆是可能（它看起來沒有任何技術障礙）的話，一個人身體裡的每一個細胞都擁有對於孕體來說獨一無二的能力，即發育成一個個體的能力。確實，用一個人的臉頰細胞的基因孕育出來的個體，感覺上是經過非自然干預孕育出來的，但這就像在試管裡使卵細胞受孕一樣真實。然而，沒有人對試管嬰兒擁有靈魂表示否認。
個體被賦予靈魂的時刻發生在受孕期，這種觀念既不容易與生物學相調和，也沒有任何道德上的優越性。這種觀念認為，我們應該將使用宮腔內避孕器和緊急避孕藥的人視為兇手，因為他們阻止了孕體進入子宮。這種觀念意味著，我們應該將醫學研究從癌症和心臟病治療轉向如何阻止數不清的顯微鏡下才能看到的孕體的自發流產。這種觀念甚至會促使我們要為試管嬰兒技術中留下的大量胚胎（現在正置於生殖醫院的冰箱中）找到代孕媽媽。
無論是為了降低不孕、先天性缺陷以及兒科癌症而進行的受孕和早期胚胎發育研究，還是有助於治療阿爾茨海默病、帕金森氏病、糖尿病、脊髓神經損傷的干細胞研究，都被這種觀念視為非法活動。這一觀念還是對這樣一種非常重要的道德直覺的嘲諷：他人值得我們進行道德考量，是因為他們有情感——他們具有愛、思考、計劃、享受和承受痛苦的能力——而所有的情感又都依賴於神經系統的功能。
將一個人等同於一個孕體所帶來的巨大的道德成本，以及在面對現代生物學時依然保持這種信念所需要的認知技巧，有時會導致我們對內心深處所持有的信念進行痛苦的再思考。2001年，美國猶他州國會議員奧林·哈奇（Orrin Hatch）在研究了生殖科學，並對他的摩門教信仰進行反思後，決定與他的反對墮胎的長期同盟者決裂，轉而支持干細胞研究。他說：「我的良心對此思量再三，我只是無法將子宮內手腳可以活動，心臟在跳動的嬰兒等同於冰箱內的一個胚胎。」
身體被賦予靈魂的觀念不僅是宗教教條的產物，它還植根在人們的心理活動中，只要人們沒有很好地領會生物學的新發現，這種觀念就有可能浮現出來。公眾對於克隆的反應就是一個非常貼切的例子。有人擔心克隆技術可能會使我們長生不死，有人擔心克隆技術會製造出一支絕對服從命令的士兵軍團，還有一些人則擔心任何時候只要有需要，人們就會從克隆人身上採集相應的器官，克隆人會成為器官供應的源泉。
最近由阿諾德·施瓦辛格主演的電影《第六日》（The Sixth Day）中，克隆人被稱作「白板」，DNA只賦予了他們外在的形體而無內在的心智；只有將被克隆者的神經記錄下載給他們之後，他們才能獲得內在的心智。1997年，當綿羊多莉被克隆出來時，德國《明鏡週刊》（Der Spiegel）的封面設計出了一支由無數個克勞迪婭·希弗、希特勒和愛因斯坦組成的遊行方隊，就好像超模、法西斯獨裁者和科學天才都可以借助DNA被複製出來。
事實上，我們可以將克隆人和被克隆者看成是出生時間不同的同卵雙胞胎。如果愛因斯坦有一個雙胞胎兄弟，那麼這個人將不會像是一個殭屍，如果愛因斯坦先於他離開人世，他也不會繼承愛因斯坦的意識，即使不經過掙扎他也不會放棄自己那些重要的身體器官，可能也不會有愛因斯坦的成就（因為智商只能部分遺傳）。如果用愛因斯坦的細胞克隆出來一個人的話，情況可能也是如此。關於克隆的這些稀奇古怪的錯誤看法，可以追溯到身體被賦予靈魂這一頑固的信條。
關於克隆的一種觀點認為，克隆只是對身體的複製，與靈魂無關，由此也引發了殭屍軍團、白板克隆人、身體器官工廠等擔憂。關於克隆的另一種觀點認為，克隆是對身體和靈魂的雙重複制，這又使人產生這樣的擔憂：人們可能會像浮士德那樣為了攫取長生不死而出賣自己的靈魂，也可能會複製出另一個希特勒。與此同時，這種觀點也給遭受喪子之痛的父母們克隆死去的孩子的迫切願望提供了支撐。事實上，克隆出來的孩子在生活環境方面與他那被克隆的兄弟姐妹並不相同，他的大腦組織也與他們相異，情感體驗更是大相逕庭。
我們所說的「人」是從逐步發育的大腦中逐漸形成的，這一發現迫使我們對生物倫理問題進行重構。如果生物學家能夠發現人類大腦第一次裝配完畢，接通電流並開始運轉存在一個時點的話，問題無疑就沒有那麼麻煩，但實際並不是那樣。神經系統在胚胎中是以簡單管狀器官形式存在的，然後逐漸分化出大腦和脊髓神經。大腦在胎兒期就開始運轉了，在兒童期甚至是青少年時期，大腦依然會進行一些神經連線。宗教倫理學家和世俗的倫理學家要求我們找到「區分人的標準」，這意味著我們在大腦的發育過程中要找到一個分界線。但任何認為已經找到了這樣一個分界線的觀點都會導致道德上的謬論。
如果將出生視為是否具備人格的分界線，那麼我們應該允許在嬰兒誕生之前存在一個墮胎時間，而事實上，孕晚期的胎兒和一個新生兒之間並不存在任何顯著性差異。看起來依據發育能力來設定分界線更為合理一些。但發育能力是一個連續統一體，取決於當前的生物醫療技術和父母們願意讓他們的孩子承擔的傷害風險。而這顯然會引發後續問題：如果允許將一個24周大的胎兒流產掉，那為什麼不能夠將24周多一天的胎兒墮掉呢？兩者幾乎沒有什麼差別。如果允許這樣做的話，那麼24周多兩天、多三天，等等，一直到出生時的胎兒呢？另一方面，如果不允許將出生前一天的胎兒墮掉，那麼對於出生前兩天、前三天等等，直到受孕時刻的孕體呢？
反過來講，當思考臨終前的安樂死和生存意願時，我們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絕大多數人並不會像一陣青煙一樣離開這個世界，相反，他們的大腦和身體的各個部分的衰竭是逐步地，不均衡地發生的。在活著和死亡之間有多種形態，不同程度的存在形式，隨著醫學技術的發展，這一點還將更加明顯。
當考慮動物權利方面的主張時，我們將再次面臨這一問題。主張賦予任何有意識的生物以生命權的激進主義者必然會得出結論說，吃漢堡包的人也參與了謀殺，殺蟲劑就是大規模屠殺的兇手。而犧牲幾隻老鼠，從而使上百萬兒童擺脫死亡的醫學研究（因為沒有人會贊同用人來做此類實驗，從這點來看，老鼠擁有了我們通常賦予人類的權利）也會被這些人視為違法。
另一方面，認為只有現代智人才具有人格，而反對賦予動物權利的人們只不過是一群頑固的種群主義者，他們的觀點並不比頑固的種族主義者的觀點更值得推敲，後者認為白人的價值高於非裔美國人。畢竟，其他哺乳動物為了活命會去爭鬥，能體驗到快樂，在安樂狀態受到危害時會感到痛苦、恐懼和壓力。類人猿也會像人類那樣，表現出因好奇心和親人之愛而體驗到的快樂，以及由無聊、孤獨和悲傷所觸發的痛苦。為什麼這些利益被認為是人類獨有，而不是其他動物也可享有的呢？
一些道德哲學家將人格等同於人類偶然間獲得的認知特質，從而試圖在這一充滿爭議的領域中劃出一條分界線。這些認知特質包括人類有能力通過反思認識到自己有連續的意識，可以制訂未來的計劃，害怕死亡以及表露出不願意死亡的意向。乍一看，這條分界線很有吸引力，因為它將人類和動物、胚胎區分開了。但是劃出這樣一條分界線也意味著，殺死不想要的新生兒、老年人以及存在精神障礙的人沒有過錯，因為這些人都不具備這樣的特質。一個標準如果具有這樣的含義，那麼將沒有人願意接受它。
這些兩難問題沒有解決方案，因為它們的根源在於，人類的直覺心理學與生物學之間存在根本的不可通約性：直覺心理學認為一個人或靈魂要麼存在，要麼不存在，而生物學揭示出的殘酷事實是，人類大腦是逐步演化而來的，它的發育也是一個過程，同樣，它的死亡也是一個過程。這意味著，墮胎、安樂死和動物權利這樣的道德難題將永遠不可能得到確切的、讓人直觀上感到滿意的答案。但這並非意味著沒有任何值得擁護的政策，也並非意味著一切應由個人偏好、政治權力或宗教教條來決定。
正如生物倫理學家羅納德·格林（Ronald Green）指出的那樣，這只是意味著我們需要對問題進行重構：不再去尋找一條自然存在的分界線，而是去選擇一條能夠使每項政策的善惡衝突達到最佳妥協的分界線。我們在每種情境下做出的決策都應該是切實可行的，能夠使幸福最大化，使當前和未來的苦難最小化。當前的很多政策都實現了這類折中：允許用動物來進行研究，但對其實施設定限制；一個即將出生的胎兒並不具有一個人的全部法律地位，除非是出於保護孕婦生命或健康的目的，否則不允許將之墮掉。格林注意到，從發現分界線到選擇分界線的轉變是一場哥白尼式的概念革命。而試圖發現幽靈進入機器中的確切時間點的舊觀念在科學面前是站不住腳的，21世紀也將沒有關於它們的政策指南。
傳統觀念反對實用主義式的、就事論事的決策方法，因為它認為這將會導致滑坡謬誤。如果允許墮胎的話，我們很快就將允許殺害嬰兒；如果允許開展干細胞研究，我們將會造就一個由政府通過基因工程製造出來的人類組成的美麗新世界。但在這裡我想，人類認知的本質可以使我們擺脫這一兩難困境，而不是必須要選擇其中一端。滑坡謬誤暗含的假定是，概念上的分類必然會帶來明確的分界線，使我們能夠做出非此即彼或者怎樣都行的決策。但人類的概念並不是那樣發揮作用的。
正如我們看到的，日常生活中很多概念的分界線是模糊的，而人類的心智卻能夠區分出模糊的分界線和根本不存在的分界線。「成年人」和「兒童」就是一些模糊的分類範疇，因此我們可以將飲酒年齡提高到21歲或將投票年齡降低到18歲。但那並不會使我們犯滑坡謬誤，我們不會將飲酒年齡提高到50歲，或將投票年齡降低到15歲。因為雖然「成年人」和「兒童」的分界線很模糊，但後一種政策還是與我們關於「成年人」和「兒童」的概念發生了衝突。依據這種方式，可以比照生物學事實建立生命和心智的概念，而不必擔心會犯滑坡謬誤。
食品安全
1999年，當一場龍捲風導致印度數百萬人忍饑挨餓時，一些激進分子指責救濟團體派送的飯菜裡含有轉基因穀物和大豆（這些穀物和大豆在美國並沒有顯示出對人體有明顯的傷害性）。激進分子也反對「黃金大米」（golden rice），雖然黃金大米經過基因轉變後能夠預防發展中國家數百萬兒童的失明問題，能夠緩解2.5億人的維生素A缺乏症。而另一些激進分子更是毀壞了測試轉基因食品安全性以及開發新轉基因食品的研究設施。對這些人來說，即便這些食品是安全的也不能接受。
2001年，歐盟公佈的一項對過去15年間的81個研究項目進行回顧的報告顯示，人們並沒有發現轉基因作物給人類健康或者環境帶來了新的危險。對於生物學家來說，轉基因食品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它並不比「天然」食品更具危害性，與天然食品並不存在本質上的差異。事實上，由於選擇性繁育和雜交，健康食品商店出售的每一種動物和蔬菜的基因可能已經轉變了數千年。胡蘿蔔的祖先是野生的，根莖纖小、略帶苦味且顏色發白；玉米的祖先約有30厘米高，玉米穗很容易折斷，而且結出的玉米粒稀疏堅硬。
植物是達爾文式的生物，其主觀目的並不是作為人類的食物，因此它們並不會刻意變得好吃、對人體健康有益，或很容易種植和收穫。相反，它們會進化出刺激性的、帶有毒素的、吃起來很苦的化合物，以免被人類吃掉。因此天然食品並不會特別安全。要對抗害蟲，植物選擇性繁育的「自然」方法就是增加自身毒素的濃度。一種天然的馬鈴薯不得不從市場撤掉，就是因為有研究證明它會使人中毒。同樣的，自然風味（按照一位食品科學家的定義，指「用過時的技術調製出來的風味」）與人造風味相比，從化學的角度很難看出有什麼區別，而當兩者有所區別時，自然風味的危險性往往會更大一些。當「天然」的杏仁味，安息香醛，是從桃核中獲取的時候，會含有微量氰化物；當它是化學合成的「人造風味」時則不會有氰化物的存在。
對所有人工合成食品和轉基因食品的過分擔憂，從健康的角度來看顯然並不理智，這只會使食品更加昂貴，窮人更加無法獲得。這些似是而非的恐懼源於何處呢？一部分源於報章雜誌有關致癌物質的頭條新聞，它們不加批判地對任何發現食用大劑量化合物的老鼠患癌症比例提高的研究進行報道。還有一部分則源於我們關於生物的直覺感受，這種直覺最早是由人類學家詹姆斯·喬治·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於1890年確認的。最近保羅·羅津（Paul Rozin）、蘇珊·格爾曼（Susan Gelman）、弗蘭克·凱爾（Frank Keil）、斯科特·阿特蘭（Scott Atran）和其他認知科學家又在實驗室對此進行了研究。
人們的直覺生物學源於這樣一種觀念：生物背後存在一個不可見的本質，它賦予了生物以外形和動力。這種本質主義信念在童年早期就出現了，在傳統文化背景中，它們主導著人們對動物和植物的看法。通常這種直覺會使人受益匪淺。學齡前兒童通過這種直覺就能夠推斷出，一個看起來像臭鼬的浣熊將會生下小浣熊；將蘋果中的一粒種子和花朵一起埋在罐子裡，將會長出一棵蘋果樹；一個動物的行為依賴於它的內臟而不是外表。它使傳統文化中的人們將外觀不同的動物（比如毛毛蟲和蝴蝶）歸結為同一種類；它使人們從生物身上提取汁液和粉末，並將之作為醫藥、毒藥和補充食品；它使人們避免去食用接觸了傳染物質（如排泄物、病人和腐肉）的東西，從而避免病從口入。
但這種直覺本質主義也會使人犯錯。兒童會錯誤地認為，一對說英語的父母生下的孩子，即便在一個說法語的家庭長大，也依然會說英語；他們還會認為，男孩子會留短髮，女孩子會穿裙子，即便他們的家庭當中有一個同性別的成員並不符合這種習慣要求時也是如此。傳統文化中的人們相信巫術或魔法。他們認為，看起來相似的物體擁有相似的力量，因此，磨碎的犀牛角能夠治療勃起功能障礙；他們相信動物的軀體能夠將力量傳遞給任何與之結合的事物，因此吃一個兇猛動物的肢體或者披上它的毛皮，將會使一個人變得兇猛。
受過教育的西方人也不應太過自鳴得意。羅津曾經指出，我們自己也有魔法式的直覺。大部分美國人並不會觸碰一隻消過毒甚至是塑料的蟑螂，他們不會喝蟑螂碰過的飲料，即便接觸時間只有幾分之一秒。甚至常青籐盟校（Ivy League）的大學生們也會相信一個人吃什麼就會有什麼樣的特質。他們相信一個獵捕海龜食其肉，捕捉野豬獲取其鬃毛的部族將會擅長游泳，而一個獵捕海龜獲取龜殼，捕捉野豬並食其肉的部族將長於戰鬥。
恩斯特·邁爾在他的生物學歷史著作中指出，很多生物學家最開始之所以拒絕自然選擇理論，是因為他們相信每一個物種都是由其背後的本質決定的，每一個物種都是一種純而又純的類型。他們無法使自己的頭腦接受這樣的概念：物種是由不同的個體構成的種群，隨著進化的推移，一個物種可能與另一個物種混雜在一起。
在這種背景下，一些人對轉基因食品的擔憂也就不足為奇了：每一種生物都有一個本質，這種標準的人類直覺就是擔憂的根源所在。人們會認為天然食品擁有動植物般純粹的本質，認為天然食品生長的田園環境中蘊藏著使人煥發青春的能量。人們會認為轉基因食品或者含有人工添加劑的食品，是被有意加入了污染物質，這種污染的根源在具有腐蝕性的實驗室或工廠裡。在批判這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時，建立在遺傳學、生物倫理學、進化論和風險分析基礎之上的觀點往往被人們置若罔聞。
直覺本質主義並不是人們產生一些毫無道理的危險感知的唯一原因。風險分析家驚訝地發現，人們的恐懼往往與客觀的危險因素毫不相關。許多人害怕乘坐飛機，而乘坐汽車出行的危險性是飛機的11倍。人們害怕葬身鯊魚之腹，而他們被淹死在浴缸的可能性是前者的400倍。有些人會大聲疾呼，要求除掉飲用水中的三鹵甲烷和三氯乙烯，即便成本很高也在所不惜，但他們食用的常見的花生醬三明治帶來的患癌風險是前者的數百倍（因為花生可能含有高致癌黴菌）。這些風險有一部分被錯估了，因為它們激發了人類天生對高處、幽閉、捕食和中毒的恐懼。即便在告訴人們關於風險的客觀信息後，他們也可能會因大腦中固有的概率估算方式而無法對信息做出正確判斷。
「某人某年因大腸桿菌中毒而死亡的概率是0.000 001」，這樣的一句話基本上是無法讓人理解的。首先，前邊或者後邊有很多個零的數字會超出人們的數字感知能力的範圍。心理學家保羅·斯洛維奇（Paul Slovic）和他的同事們發現，每350萬人次中就會有一起因不系安全帶而導致的撞車死亡事件，但這樣的演講無法讓聽眾產生觸動。但如果對風險進行重估，告訴聽眾每個人在其一生中死於交通事故的概率是百分之一，聽眾就會表示他們願意繫上安全帶。
人們對統計數據不理解的另一個原因是，一個獨立事件的可能性。比如說，我在一場飛機失事中死亡的可能性（與之對應的是一些事件相對於另一些事件的頻率，比如說所有在飛機失事中死亡的乘客占總乘客的百分比），實在是一個讓人困惑不解的概念，即便對數學家來說也是如此。一些專業性作家提出的某些特定事件的概率，比如說，英國盧頓大學佈雷厄姆（Braham）發明永動機的概率為25:1，或者埃爾維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尚在人世，活得還不錯的概率為1 000:1，我們能從中讀取出什麼意義呢？埃爾維斯要麼活著要麼死了，因此，我們會說他活著的概率是0.001，但這意味著什麼呢？
同樣的，航空安全分析家告訴我們，平均來講，大型商業飛機每降落一次，我們的平均壽命就會減少15分鐘，這是什麼意思呢？當飛機降落時，我的壽命要麼減少遠遠超過15分鐘，要麼一點兒也沒有減少。一些數學家認為，一個單獨事件的概率更像是自信心的直觀反映，其區間是從0到1，而不像是一個有意義的數值。
大腦在估量概率時，更習慣於估量記憶中或者想像中的事件的相對頻率。因此，與那些更常見、更讓人煩憂的事件相比，如報紙B14版所報道的撞車和電梯墜落事件，最近發生的事件以及容易被記住的事件更易讓人感到擔憂，如飛機失事、鯊魚攻擊人類和炭疽感染等。這就會導致這樣的結果：風險分析家說的是A，一般人卻聽成B。在聽到可能會將某地作為核垃圾填埋地後，一個專家可能會畫出一個故障樹，標出如果有放射線洩露的話可能會造成的後果。例如，侵蝕、岩床斷裂、無意鑽探或不正確的密封處理都會使反射線滲入地下水。反過來，地下水的運動、火山活動或者大型隕石的衝擊都會將輻射性的垃圾帶入生物圈。每一連串的事件都可以賦予其一個概率。
因此，所有的原因合起來導致一場事故發生的概率是可以估算出來的。然而，當普通公眾聽到這些分析時，他們不僅沒有放心，反而變得更加恐慌了。他們無法意識到避免事故發生的方法有很多！在他們的腦海中浮現的是災難場景的數量，而不是災難場景加總起來出現的概率之和。
所有這些並非意味著一般人就是傻瓜，或者說，「專家」可以把人們覺得沒用的技術強加給他們。即便對於風險有了全面瞭解，理性的人也會放棄某些進步的技術。按照那些忽略人們心理感受的標準來看，無論一件事情是否「合理」，如果它讓人們從內心裡覺得厭惡，那麼一個民主社會就應該允許人們拒絕它。許多人拒絕食用經過衛生處理的人類排泄物培植的蔬菜，避免乘坐帶有玻璃地板的電梯，這不是因為他們覺得這些事物具有危險性，而是因為他們一想到這些就會感到毛骨悚然。如果他們對於食用轉基因食品和住在核電廠附近也有同樣反應的話，那麼只要不將自己的偏好強加於他人或使他人付出代價，他們就擁有拒絕應用這些事物的權利。
同樣，即便技術專家為我們提供了關於某項風險的理性估計（這本身尚是一個不確定的事情），他們也不能規定人們應承擔何種程度的風險。即便核電廠反應爐核心熔毀的風險極小，人們也可能會反對建立一個核電廠，這不是因為他們高估了風險，而是他們覺得即便發生核災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後果也非常可怕。當然，如果人們覺得好處盡歸富人和權貴，而風險卻要他們承擔時，那麼，任何妥協折中都令人無法接受。
然而，理解最先進的科學技術與人類古老的思考方式之間的差異，不只是讓我們在做出個人和集體層面的決策時獲得更佳的信息，還能夠幫助科學家和專欄作家避免受到常見誤解的干擾，從而對一種新技術做出準確的解釋。此外，它還有助於所有人準確理解這項技術，這樣我們就能站在一個可以向自己和他人證明其正當性的立場上來決定是接受還是拒絕。
經濟
在《國富論》一書中，亞當·斯密寫道：「人類天生就有一種習性，就是用一個事物交換另一個事物。」以物易物、互惠互助是一種普遍的人類現象，其歷史非常久遠。數萬年前的考古遺址中就發現了漂亮的貝殼和打磨過的燧石，這些東西距離它們的原產地都有數百英里的距離，這表明它們是經過商業網絡而到達現在的地方的。
人類學家艾倫·費斯克（Alan Fiske）對人種志方面的文獻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事實上所有的人類交易活動都可以劃分為四種模式，每一種背後都含有一種獨特的心理。第一種是共同分享：一群人，如家庭成員之間，他們共同享有事物而不會計較誰得到了什麼。第二種是權威排序：如果居於支配地位的人想獲得地位較低的人的任何東西，他們就可以將這些東西沒收。而其他兩種交易模式則是依據交換來定義的。
最常見的交換類型是費斯克的所謂的等價匹配交換。人們交換貨物或在不同的時間給予對方好處，交易事物的價值是等同的，或是高度相似的，或是很容易進行比較的。交易的參與者通過簡單的加減法來估量自己的交易結果，而當回報等同於投資時他們就會感到滿意。交易的參與者覺得交換使雙方建立起了一種關係，人們常常會進一步完善交換方式以鞏固這種關係。
例如，在太平洋群島的交易圈內，禮物在部落酋長之間轉來轉去，最終可能會回到最初的送禮者手中（很多美國人懷疑這是互贈聖誕水果蛋糕時才會發生的事情）。當某人獲取了利益而不回贈以同樣的好處時，他就破壞了等價匹配關係，其他的交易者也會覺得受到了欺騙，從而進行報復。在大部分的狩獵採集社會中，等價匹配是進行貿易的唯一機制。費斯克注意到，這種原則背後的支撐是一報還一報（tit-for-tat）的心理模式，約翰·托比與勒達·考莫斯邁德的研究表明，這種思維模式也很容易為美國人所接受。這種心理模式似乎是直覺經濟學的核心。
費斯克將等價匹配模式與所謂的市場定價兩種完全不同的系統進行了對比，後者是現代經濟的根基，是一個由租賃、價格、工資和利率構成的系統。市場定價系統依賴於乘法、除法、分數和大數值的數學運算，以及貨幣、信用、書面合同和複雜的勞動分工等社會制度。狩獵採集社會並不存在市場定價，在我們的進化歷史上這種系統也沒有發揮任何作用，因為它依賴於書寫、貨幣、形式數學等技術，而這些技術在人類歷史上很晚才出現。
即便是在今天，市場定價系統中進行的交換活動，也會包含一些個體不可能完全掌握的因果鏈。我今天敲擊鍵盤輸入字母寫作這本書，它將使我在今後的日子裡能獲得一些食品，但這不是因為我將會拿一本《白板》與一個香蕉種植者進行交易，而是因為存在著由第三方、第四方、第五方（出版商、圖書銷售商、卡車運輸公司和貨物經紀人）構成的複雜交易網，我依賴於這張網，但並不完全理解各方都在做些什麼。
那麼應將四種互動模式中的哪一種運用於當前的關係之中呢？當人們對此有不同的看法時，結果可能是茫然不理解，產生不愉快甚至公然的敵視。你可以試想以下情景，一個客人要掏錢給主人感謝她的宴請，一個人咆哮著命令他的朋友，或者一個僱員從他老闆的盤子裡夾蝦仁吃。通常一個人認為是等價匹配的交易，而另一個人卻認為是市場定價交易的誤解很普遍，甚至是很危險的。這兩種交易模式涉及完全不同的心理，一種心理是直覺性的，帶有普遍性，一種是稀缺的、習得的，這兩種心理之間的衝突在經濟史上很常見。
認為一個物體具有真實的、不變的價值，而不是對某一特定時空下願意購買它的人來說才具有價值，經濟學家將這種情況稱之為「物質謬誤」（physical fallacy）。這就是等價匹配心理和市場定價心理的不同。當用三隻小雞交換一把刀子的時候不會出現物質謬誤，但如果交換需要以貨幣、信用、第三方為中介時，這種謬誤就可能導致很嚴峻的後果。這些供需法則的替代方案往往會導致浪費、短缺和黑市。物質謬誤的另一個後果就是很多地區都會宣佈利息是非法的，這種做法是來自這樣一種直覺觀念：讓一個借多少錢還多少錢的人多還一些錢是一種貪婪的做法。當然，人們在某一時間點借錢，然後遲些時間還錢的唯一原因就是借錢時間點上的金錢對於他們來說價值要大於還錢時的價值。
一個事物的價值會隨著時間的流動而改變，這就為放貸者提供了一個利基市場，他們使有價值的東西在不同的時間點流動，與此類似，事物的價值也會隨著空間的變化而改變，這就為經紀人創造了一個利基市場，他們可以使有價值的東西從一個空間移動到另一個空間。於我而言，街邊店舖中的一根香蕉的價值要遠大於160千米之外的大型零售店中的香蕉的價值，因此，我願意多掏點錢給店舖老闆，而不是把錢付給香蕉進口商。雖然「砍掉中間商」，我花在每根香蕉上的錢會更少。基於類似的原因，進口商也願意向店舖老闆收取一個較低的價格，雖然他本可以向我收取一個較高的價格。
但由於借貸者、中間商不生產有形的物質，因此他們的貢獻很難讓人理解，所以常常被人們看作撇油器、寄生蟲。人類歷史上一再出現強迫中間商集中居住、沒收其財產甚至驅逐和圍攻他們的暴力行為，而這些人往往是精於中間商利基市場的少數族裔。歐洲的猶太人就是一個大家最熟悉的例子，但海外華人、黎巴嫩人、亞美尼亞人、印度的古吉拉特人和齊智人也都遭遇過同樣的迫害史。
在一個特殊的情境下，一位經濟學家向我們證明了物質謬誤很輕易就可以從人們的心理中生成，無論歷史環境如何都是如此。當這位經濟學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個戰俘營裡時，他目睹了這種心理的形成過程。每個月戰俘們都會從紅十字會那裡收到一模一樣的包裹。於是，有幾個戰俘在營房中向那些看重某些事物而輕視另一些事物，或在月底之前就用完了定量供給的戰俘們銷售或者預借巧克力、香煙和其他產品。這些中間商從每一筆交易中都能獲得一點薄利，結果戰俘們對他們深惡痛絕——這正是中間商少數族裔悲慘命運的縮影。這位經濟學家寫道：「戰俘們對中間商的作用，以及他將買方和賣方召集在一起的艱苦工作視而不見；利潤不再被看作勞動報酬，而被看作一種狡詐行為的結果。儘管中間商角色的存在無可爭議，但戰俘們依然認為他們的存在是多餘的。」
在一個高科技的世界裡，修正人類直覺缺陷的最好方法是教育。因此我們的教育政策要有所側重：向學生提供最重要的瞭解現代世界的認知工具，提供和他們與生俱有的認知工具完全不相同的認知工具。例如，我們在本章中看到的這些危險的謬誤，要求我們在高校中高度重視經濟學、進化生物學、概率和統計學等課程。遺憾的是，自中世紀以來，大部分的高校課程都沒有怎麼變過，幾乎也不可能改變，因為沒有人想因為宣揚對外語、英國文學、三角學或者古典文學的學習無關緊要，而被看成是一個庸俗之人。
然而，不管一門學科如何重要，一天還是只有24個小時，決定講授這門課也就意味著要放棄講授另外一門課。問題不在於三角學是否重要，而在於它是否比統計學重要；問題不在於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是否應該瞭解古典文學，而在於對於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來說，是瞭解古典文學重要還是學習基本的經濟學重要。當今世界的複雜性正在不斷挑戰著我們的直覺，負責任地講，對上述這些問題進行權衡是不可避免的。
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在1951年寫道：「我們的天性是一個無限的空間，智慧穿行其中，沒有盡頭。」我們所擁有的無窮智慧源於大腦這個組合系統的力量。正如幾個音符可以組合出任何的旋律，幾個字符可以組合出任何的文本，幾個觀念——人物、地點、事件、原因、變化、運動、和、或者、否——可以組合出無限的思想空間。構想出無限多的新觀念組合的能力是人類智慧的源動力，是人類獲取成功的關鍵。數萬年前，我們的祖先構想出了新的行為次序，從而可以進行遊戲、提取毒素、治療疾病和鞏固聯盟。現代人的思維則可以設想一種物質是由原子組合而成的，一種生物的生長藍圖是由DNA核甘酸組合而成的，數量關係可以用數學符號來表示。語言本身也是一種組合系統，通過它我們可以分享這些智慧的成果。
人類大腦的組合能力有助於解釋一個悖謬，一個關於人類在這個星球上的地位的悖論。200年前，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呼籲我們要注意人性的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食物對於人的生存來說是必須的」。第二個特點是「兩性之間的激情是必要的，而且會基本保持它目前的狀態」。他的著名論斷是：
人口的增長大大超過了土地能夠供應的食物的數量。當不受約束時，人口會以指數速度增長。而食物卻在以線性速度增長。任何對數字稍微有點瞭解的人都會發現，前一種數量相對於後一種數量來說是多麼龐大。
馬爾薩斯悲觀地認為，人口的增加將會帶來饑荒，而任何救助性的努力都只會帶來更加悲慘的後果，因為窮人生育出的孩子注定要挨餓。近些年，很多悲觀的預言家重複了他的這種論斷。1967年，威廉·帕多克（William Paddock）和保羅·帕多克（Paul Paddock）夫婦合著了一本名為《饑荒1975！》（Famine 1975！）的書。《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一書的作者，即生物學家保羅·埃利希（Paul Ehrlich）在1970年預言說，到20世紀80年代將會有6 500萬美國人和40億其他國家的人死於飢餓。1972年，一個由著名思想家組成的群體——羅馬俱樂部預測說，接下來的數十年裡要麼自然資源會開始災難性地減少，要麼就是世界上會到處充斥著污染物。
在20世紀70年代，這些馬爾薩斯式的預測已經被證明是不準確的。埃利希也錯了，因為既沒有出現40億人餓死的事情，也沒有出現自然資源減少的狀況。1980年，埃利希與經濟學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打賭，認為五種具有戰略意義的金屬將在80年代末期變得越來越稀缺，因此其價格會上漲。但關於五種金屬的賭注，他都輸了。雖然地球上的人類數量（現在有70億）、人均消費的能量和資源都增加了，但是饑荒和短缺並沒有出現。當然，可怕的饑荒依然在發生，但並不是由於人口數量和食物數量之間在世界範圍內出現了不匹配而引發的。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 Sen）指出，這些饑荒都是由一些短期的因素或者是政治和軍事動亂引起的，因為這些因素使得食物無法到達需要它們的人手中。
我們應該高度重視地球的狀況，徹底弄清楚問題出在哪裡，以免我們的努力南轅北轍。簡單的馬爾薩斯式的思維模式的一再失敗，表明了它不是分析環境挑戰的最佳方式。然而，馬爾薩斯的邏輯看起來無懈可擊。那麼它錯在哪裡了呢？
馬爾薩斯式預言最直接的問題是，它們低估了技術變革在增加舒適生活所需的資源供給方面的作用。在20世紀，食品供給有了指數式的增長，而不是線性的增長。農民在有限的土地上種出了更多的莊稼。食品加工商將更多的糧食轉化成可食用的食品。卡車、輪船和飛機可以確保食品在壞掉或者被害蟲吃掉以前到達更多人的手中。石油和金屬的儲量增加了，因為工程師們發現了更多的礦藏，並找到了獲取它們的新方法。
許多人不願意承認技術扮演的這種神奇的角色。聽起來，技術的鼓吹者彷彿是世界博覽會中一場裝模作樣的未來主義展覽的畫外音一樣。人們可能會覺得，技術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暫時的緩解方案而已，它並不是一個永不耗竭的魔法源泉。它不可能逃脫數學規律的制約，即以指數速度增長的人口數量與有限的以算術速度增長的資源之間的矛盾。要想保持樂觀主義，看來需要讓人們相信這種循環可以被打破。
但是，最近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aul Romer）援引了認知信息加工所具有的組合性質，向人們證明了這種循環究竟會如何被打破。他的出發點是這樣的，人類的物質性存在會受到觀念而不是要素的制約。就其本身而言，人們並不需要煤炭、銅線或紙張；他們需要的是給家庭取暖、與他人溝通以及儲存信息的需求。要想滿足這些需求，並不需要增加物質資源的供應。借助於新觀念——訣竅、設計或技術——來實現對現有資源的重新組合，可以產出更多我們想要的東西。例如，過去人們認為石油會污染水井；後來它變成了一種燃料，取代了供給不斷減少的鯨油。過去人們用沙子來製作玻璃，現在人們用它來製作芯片和光纖。
羅默提出的第二點屬於經濟學家所說的非競爭性商品的觀點。競爭性商品，如食品、燃料和工具，是由物質和能量構成的。如果一個人使用了，另外一個人就無法使用它，正如俗語所說的：「不能既要吃餅，又想要把餅保存好。」但是觀念是由信息構成的，而信息複製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計。一個麵包的製作方法，一棟建築的藍圖，一門種植水稻的技術，一種藥物的化學式，一個有用的科學規律或者一個計算程序，在給予他人時，給予者什麼也不會失去。非競爭性商品奇跡般地激增，使人們最近面臨著知識產權這個新問題，我們正在努力修正建立在物權基礎上的法律，使其能夠解決信息權問題，如音樂唱片就很容易通過互聯網實現共享。
非競爭性商品的力量在人類的進化歷史中一直存在。人類學家約翰·托比和伊爾文·德沃爾（Irven DeVore）認為，數百萬年前，人類的祖先佔據了世界生態系統的「認知生態位」（cognitive niche）。隨著心算的進化，人類逐漸開始能夠模仿環境的因果構造，在思維中構思各種場景，從而找出新的方法對周圍的岩石、植物和動物加以利用。人類的實踐智慧可能是與語言（它使方法能夠以極低的成本獲得共享）和社會認知（它使人們能夠進行合作而不被欺騙）一起進化的，從而造就了一個可以說是依賴觀念力量而生存的物種。
羅默指出，創造新觀念這一復合過程能夠推翻馬爾薩斯的邏輯：
每一代人都曾認為，如果發明不了新的方法或觀念，有限的資源和讓人生厭的副作用將會使人口增長面臨著上限。而每一代人都低估了我們找到新方法和新觀念的潛力。我們常常未能領會的是還有多少觀念等著我們去探索。這種困難與我們面對化合物時的困難是一樣的。可能出現的新化合物不是以疊加來增長的，而是成倍增長的。
例如，每次從100種化學元素中挑出4種，按照10種不同的百分比進行化合，可以產生出3 300億種化合物。如果科學家們每天能夠對1 000種化合物進行研究，那麼他們需要花費100萬年的時間才能夠研究完所有可能的化合物。將各種工具植入計算機程序或者將各種零部件植入一個機器的方式也非常多，簡直令人瞠目結舌。從原則上來講，人口數量以指數速度增長的話，人類的認知能力也會以同等速度增長，由此我們就可以解決從未變成現實的馬爾薩斯式的大災難帶來的困境。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人類可以對自己使用自然資源的方式感到自滿。可能出現的新觀念空間大到令人吃驚，但這並不意味著某一問題的解決方案就正好位於這一空間中，或者說我們需要新觀念的時候正好能夠找到它。它只是意味著，在理解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時，不僅要承認我們的身體和資源的影響，還要承認心智的作用。
老話說得好，好事不僅可以帶來收益，還要付出代價，對於人類大腦的組合能力來說，這句話也同樣適用。如果大腦不是通向現實的窗口，而是一種生物器官，那麼很多真理就會讓人覺得不可思議，我們掌握科學發現的能力也會受到限制。
現代物理學曾經使我們認為人類可能已經到達了認知的終點。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物理學中最好的理論是真理，但是這些理論呈現出的關於現實的畫面，對人類（中等體型的靈長類物種）大腦中進化出來的關於空間、時間和物質直覺來說毫無意義。物理學中稀奇古怪的觀點——例如，時間是隨著大爆炸而產生的；宇宙在四維空間是彎曲的，而且可能是有限的；粒子可以以波的形態運動——越是思考它們，我們就越是感到大傷腦筋。這些缺乏邏輯論證的想法，使我們無法停止思考類似於「大爆炸之前是什麼樣子」「宇宙的邊緣之外是什麼」「粒子如何同時通過兩個縫隙」等問題。
即便是發現了這些現實的本質的物理學家們也聲稱，他們並不理解自己提出的這些理論。默裡·蓋爾曼（Murray Gell-Mann）將量子力學描述為「神秘而又混亂的學科，沒有人真正理解它，但是我們知道如何用它。」理查德·費曼寫道：「我想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沒有人理解量子力學……如果可以，盡量不要不停地問『它怎麼是那樣的』……沒有人知道這門學科為什麼是那樣的。」在一次採訪中，費曼補充說：「如果你覺得你理解量子理論，那麼你其實並不理解它！」
人類關於生命和心智的直覺，與其關於物質和空間的直覺一樣，可能是與最好的科學呈現給我們的稀奇古怪的世界相衝突的。我們已經知道，認為生命是由有魔力的靈魂和肉體結合而成的觀念，與本書中將心智視為逐步發育而成的大腦活動的觀念相抵牾。其他關於心智的直覺也會發現，我們在追逐不斷取得進展的認知神經科學前沿方面也表現得非常笨拙。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意識和決策來自大腦中神經網絡的電化學活動。但關於運動的分子如何釋放出主觀情感（而不是單純的智能運算），如何帶來自由選擇的選項（而非確定的行為）等問題，對於人類在更新世就進化出的心智來說依然是未解之謎。
這些謎團非常令人懊惱。意識和自由意志似乎充斥在任何層面的神經生物學現象中，我們無法將之精確還原成大腦各個部分的組合或互動。我們的組合智慧提供的最佳分析也無法弄清楚這些奇怪的存在，思想家們似乎注定要麼否認它們的存在，要麼陷入神秘主義之中。不管怎麼樣，我們的世界可能始終會存在一絲神秘主義，我們的子孫後代可能會無休止地沉浸在古老宗教和哲學謎題的思考中，而這些謎題最終又是建立在物質和意識概念之上的。安布羅斯·比爾斯（Ambrose Bierce）的《魔鬼詞典》（The Devil Dictionary）裡面有這樣一個詞條：
心智，名詞。大腦運行的一種神秘的物質形式。意識的主要活動是弄清它自身的本質，但這種嘗試往往徒勞無功，因為事實是，除了其自身，意識無法借助於任何其他事物來弄清楚它自己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