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件多麼了不起的傑作！
多麼高貴的理性！
多麼偉大的力量！
多麼優美的儀表！
多麼文雅的舉動！
在行為上多麼像一個天使！
在智慧上多麼像一個天神！
——威廉·莎士比亞
對人性的承認源於人們在面對其產生的根源，即大腦驚人的複雜性時所表現出的一種全然的敬畏和謙卑。大腦約由30億個人類基因成分構成，並經歷了上億年的進化形成了網狀結構，因而具有不可思議的複雜性：上千億個神經元被數百萬億的結點聯結在一起，構成了一個盤旋狀的三維結構。另一點讓我們感到謙卑的是大腦運作的複雜性。我們和其他靈長類動物都擁有如行走、抓握和識別等最平常的能力，但這些都已經接近於甚至遠遠超出了人工智能領域最尖端的工程問題解決方案。人類與生俱來的一些能力，如說話、理解、運用常識、教育兒童和推斷他人動機等，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幾乎不可能被機器所複製。上述這些都可以視作對如下看法的駁斥：將人類的心靈視作無固定形狀的原始材料；人們只是構成我們稱之為「社會」複雜性存在的無關緊要的原子。
正是人類的大腦確保了我們能夠在充滿各種生物和其他人群的林林總總的世界中獲得生存和發展。我們周圍存在的實體極大程度地影響著我們的幸福感，因此我們有理由期待大腦能夠更好地對這些實體及其影響力進行識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我們不能夠辨別出陡峭的懸崖、飢餓的黑豹或是猜疑的配偶，將會對身體健康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從一定程度上講，人類大腦的高度複雜性正是為了能夠記錄我們周圍世界中發生的重大事件。
然而，這一事實已經被當代知識界的許多領域否定了。根據當前盛行於許多學術領域中的相對主義觀點，現實只是運用語言、刻板印象以及媒體形象進行的一種社會建構。在那些持社會建構主義、科學研究、文化研究、批判性理論、後現代主義以及解構主義觀點的人看來，人類已經觸摸到了世界真相的看法非常幼稚。他們認為，人們的觀察往往會受到理論取向的影響，而理論中又充斥著各種意識形態和政治教條，因此，任何聲稱自己已經獲得真相或者知道事實的人只是在試圖提高自己對他人的影響。
相對主義通過兩種方式與「白板說」交織在一起。其一是相對主義者持一種「吝嗇」的心理學理論，認為大腦不存在任何可以把握事實的預設機制，它能夠做的只是被動地接受來自周圍文化環境中的言語、圖像及刻板印象。其二是相對主義者對待科學的態度。大多數科學家認為，他們工作的實質是對日常生活能力的一種延伸，以使我們能夠更清晰地描繪外部世界的情形及各種事物的運作方式。望遠鏡和顯微鏡放大了我們的視覺系統；理論使我們對因果關係的感知有了形式化的表達；對於那些無法直接見證的事情，實驗則完善了我們收集證據的途徑。相對主義運動承認這一點，即科學就是對知覺和認知過程進行鮮明的描述，但他們卻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科學家就如同門外漢一樣，並不具備掌握客觀現實的能力。
相反的，相對主義運動的倡導者提出：「西方科學只是一種描述現實、本質以及事物運作方式的方法而已。確切地說，從產品生產和利潤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方法，但從其他方面來看則不能令人滿意。對其他大多數文化背景和時代背景下的科學與洞察力視而不見，這屬於一種帝國主義的傲慢。」這一點在諸如種族、性別、暴力、社會組織等一些充滿政治色彩的科學研究主題方面顯得尤為突出。相對主義者認為，假定這些主題中存在所謂的「事實」或「真相」，也只是一種詭計而已。因為從客觀標準的意義上來講，不存在與任何文化和政治前提毫不相關的「真理」。
對人類心理機制完美性的懷疑，也決定著我們是應該尊重普通人的喜好和意見（甚至是我們不願意接受的）還是應該把人們當作陰險的商業文化的受騙者來看待。依照諸如「虛假意識」「虛假偏好」「內化權威」等相對主義的學說，人們也許並沒有弄清楚自己究竟渴望什麼。如果情況真的如此，民主主義和市場經濟背後的潛在假設就會受到衝擊，因為前者最看重的是群體中大多數成員的偏好，後者則認為人們在如何分配自己的資源這一問題上能夠做出最佳判斷。對於那些研究語言和形象如何被應用於社會領域的學者和藝術家們來說，這恰恰提升了他們的地位，因為只有他們才能揭示出媒體是如何歪曲事實並誤導大眾的。
本章主要講述的是關於認知（尤其是概念、詞語和形象）的假定，因為這些是構成近年來知識界中相對主義運動的基本要素。介紹這些爭議的最佳方法就是引用感知覺研究中的例子，這也是我們與外部世界最直接的聯結方式。這些研究能夠直接表明，現實是社會建構的還是能夠直接接觸到的。但這個問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因為這兩種假定都是錯誤的。
相對主義者認為，我們並不是睜開眼睛就能領悟現實的，感知覺好比是一扇窗，心靈可以通過這扇窗來凝視世界，這種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認為我們看到的就是事物真相的看法被稱作樸素實在論。早在數千年前，一些懷疑論哲學家就借助於視錯覺這樣一個簡單的現象對這種看法進行了駁斥。我們的視覺系統可能會跟我們開一些玩笑，這就足以證明它們只是一些小裝置而已，並非是通向真相的通道。這裡舉兩個我比較喜歡的例子。在羅傑·謝潑德（Roger Shepard）的錯覺圖片「轉動桌子」（見圖12-1）中，這兩個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和形狀完全相同。在愛德華·艾德森（Edward Adelson）的錯覺圖片「棋子陰影錯覺」（見下圖12-2）中，陰影中間的淺色方格（B）與陰影之外的深色方格（A）的灰度是一樣的。
圖12-1 轉動桌子
圖12-2 棋子陰影錯覺
我們認識的世界只是大腦構建的產物，但這並不意味著這種建構是任意的，即由主觀預期或社會環境所構造的幻象。我們的感知覺系統是用於登記那些與我們的生存至關重要的外部世界的信息的，比如大小、形狀和物體材料等。要實現這一點，感知系統就必須具有複雜的構造，因為視網膜圖像並不是對外部世界的簡單複製。當物體四處移動時，物體在視網膜上的投影會相應變大、縮小或彎曲；當由晴天變為陰天，或從室內轉到室外，光線發生變化時，顏色和亮度會隨著照明條件的變化而發生波動。然而，大腦卻設法解決了這些令人頭疼的難題。大腦的作用就好像是在根據視網膜圖像進行逆向推理，運用幾何學、光學或概率論對現實做出假設，並對外部世界進行推斷。多數情況下，我們的感知系統都在起作用，這樣人們就不會撞到樹上或石頭上了。
但是，大腦偶爾也會受到愚弄。大地從我們的腳下向遠方延伸，在我們的視野內投射成了一個從下到上的圖像。因而大腦往往把視野中的上下關係解讀為現實世界裡的遠近關係，尤其是在存在遮擋部分（如被遮擋住的桌腿）之類的透視線索時更是如此。距離觀察者很遠的物體的圖像會經過投射而縮小，大腦又對此進行了平衡，因而對於一個既定長度來說，如果在視野中形成的是上下方位的投影，就會感覺它比左右方位的投影長一些。這樣一來，我們從「轉動桌子」的圖片中所看到的長和寬就是不一樣的。同樣，與亮處物體相比，陰影部分的物體向視網膜反射的光線較少。大腦內部會對此進行補償，因此，我們會看到同樣的灰度在陰影處要比在明亮處顯得更亮一些。
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或許會對紙上的線條和色塊產生錯覺，但這僅僅是因為我們的視覺系統正在努力識別它們，就好像它們存在於真實的世界裡。就像警察陷害嫌疑人一樣，謝潑德和艾德森捏造了一些證據，引導一個有理性但缺乏質疑的觀察者得出了錯誤的結論。如果我們置身於一個由普通的三維事物構成的世界裡，這些物體投射到我們的視網膜上形成圖像，我們的知覺經驗將會非常準確。艾德森解釋說：「那些所謂的『錯覺』效應確確實實證明了視覺系統的成功而非失敗。作為一個生理性的曝光計，視覺系統是不夠完善的，但它的目的並不在於此。它最重要的任務是將視覺信息劃分成有意義的成分，從而使我們理解所看到的事物的本質。」
這並不是說，從過去經驗中產生的期望就與知覺無關。它們的影響在於，能夠使我們的直覺系統變得更加準確，而不是更加隨意。在下面的兩個單詞（圖12-3）中，對於同樣的形狀，我們在第一個單詞中感知到的是「H」，而第二個單詞中感知到的卻是「A」。
我們之所以會用這樣的方式來理解這兩個形狀，是因為經驗準確地告訴我們：在第一個單詞中間有個「H」，第二個單詞中間有個「A」，這種情況出現的概率非常高，即使在例外情況下經驗是錯誤的也不要緊。為了確保我們所看到的與通常情況相一致，知覺機制費了不少功夫。
圖12-3
因此，對樸素實在論的駁斥，實際上也是對心理與現實相分離的觀念的駁斥。還存在第三種看法：經由進化而成的大腦雖然難免出錯，但卻具有一定的智能機制，使我們能夠觸摸到現實中與祖先的生存和繁衍息息相關的方面。之所以說這種看法是正確的，並不是因為我們有感知覺機能，而是因為我們有認知機能的緣故。我們的認知機能（就像我們的感知覺機能一樣）是與現實世界相協調的，這一點在它們對錯覺的反應上體現得最明顯：它們承認存在違背現實的可能性，並試圖從錯誤印象背後找出真相。
當看到一個船槳好像在水面上斷了時，我們知道如何去辨別船槳是真的斷了還是只是看上去斷了：我們可以去抓船槳，沿著它的方向放置一個直的物體，或者是拖著它往前劃，看沉在水下的部分是否落在後面。上述實驗背後蘊含的關於真相和事實的看法是普遍存在的。所有文化背景下的人們都能夠對真相與謬誤、內在精神生活與外在現實進行區分，並通過難以察覺的事物留下的可感知線索來推斷出它們的存在。
刻板印象
視覺是關於外部世界的最有趣的認知方式，但相對主義者卻很少去關注我們如何發現了事物，相反，他們更多關注的是如何對事物進行分類，即我們如何將自己的經驗劃分成諸如鳥、工具和人之類的概念範疇。人類的認識範疇與現實世界中的事物是相一致的，就是這樣一個看似平淡無奇的猜測，卻在20世紀成了一個非常有爭議的問題，因為某些範疇（比如對種族、性別、民族或性取向的刻板印象）如果服務於歧視或壓迫目的，就可能會帶來危害。
「刻板印象」這個詞最初是指一種印刷版。自從記者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於1922年開始採用該詞以來，它就演變成了當前的含義：以一種貶義的和不正確的印象對人們進行分類。除了別的方面，李普曼還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公眾知識分子，他幫助創辦了《新共和》雜誌（The New Republic），對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的政策產生了影響，並率先發表文章對當時盛行的智力測驗進行了抨擊。李普曼在他的著作《公眾輿論》（PublicOpinion）中提出，在當今這個時代，由於普通人只能獲得我們今天稱之為「斷章取義」的信息，因此他們不能夠對公共事務做出理性的判斷，這就導致真正的民主很難實現，他為此深感憂慮。作為這個論爭的一部分，李普曼認為，普通人所持有的關於社會群體的概念帶有很大的刻板印象成分：他們頭腦中的印象是不完整的，是存在偏見的，他們會無視差異的存在以及抵制那些存在差異的信息。
李普曼對社會科學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儘管他最初觀點中的精妙之處和限定條件已經被遺忘了）。心理學家向人們展示了一張列表，上面列出了一系列的種族群體和群體特徵，然後要求人們對這兩者進行配對。結果不出所料，人們將猶太人與「精明」「唯利是圖」聯繫在一起，將德國人與「能幹」「民族主義」聯繫在一起，將非裔美國人與「迷信」「嚮往走運」聯繫在一起，等等。當人們將上述概括的特徵用於個體時就會帶來危害，儘管這樣的概括在世界上仍舊非常普遍，不過目前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和主流公眾人物正極力避免使用它們。
有關各類人群的刻板印象可能非常不準確，20世紀70年代的許多思想家並不滿足於僅僅注意到這一點。於是他們開始主張這些分類本身並不存在，它們只是存在於我們的刻板印象裡。根據這種觀點，抵制種族主義、性別偏見以及其他各種偏見的有效方式是，否認有關人類的各種概念範疇是一種客觀現實。如果起初就不存在那些可以劃分出諸如同性戀、非裔美國人或女性之類的範疇的事物，人們根本就不可能去相信同性戀者具有女性氣質，非裔美國人很迷信，女性很被動。例如，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就曾寫道：「最好不要將『同性戀』『非裔美國人』『女性』這些關於人類的劃分看成是無法避免的，而應將之看成人們的一種發明，這種劃分的結果只能是弊大於利。」
對此，許多寫作者都在思考：為何只停留在這個層面上呢？更理想的狀況應該是，主張所有的範疇形式都是社會建構的，因而它們也是虛構的，這樣一來就使得那些不公正的刻板印象真的成了一種虛構。羅蒂注意到，當今許多思想家「已經開始推測，或許夸克和基因也都只是一種『捏造』」，對此他本人持有肯定意見。後現代主義者以及其他相對主義者之所以抨擊真相和客觀現實的存在，並不是因為他們對存在論和認識論這樣的哲學問題感興趣，而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從根源上去批駁種族主義者、性別主義者以及那些反對同性戀者的最好方法。
哲學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列舉了多達40種近來被稱作是「社會建構」的類別範疇，最典型的例證有種族、性別、男子氣概、本質、事實、現實及過往。然而這個列表的內容仍在不斷增長，現在已經包括了權威、艾滋病、手足之情、選擇、風險、癡呆症、疾病、印度森林、不公平、地球遙感衛星系統、用醫學方法處理移民、單一民族國家、夸克、學業成功、系列殺人、技術體系、白領犯罪、女性難民和祖魯民族主義等。哈金的基本思路是：類別範疇並不是由事物的本質決定的，因而它也並非是不可避免的。其深層的含義是，如果這些範疇能夠消除或者得到徹底的轉變，我們的狀況將會比現在好得多。
上述整個設想是基於這樣一個尚未闡明的有關人類概念形成的理論：概念範疇與現實世界中的事物之間並不存在系統性相關，而只是由社會建構而成的（因而它又可以被重新建構）。那這種理論正確嗎？在某些情況下，它具有一定的道理。正如我們在第4章看到的，一些範疇確實是由社會建構起來的：它們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們習慣於按照它們好像存在的方式來行事。如金錢、任期、公民權、英勇勳章和美國總統職位等。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概念範疇都是由社會建構而成的。認知心理學家對概念的形成已經進行了數十年的研究，他們得出結論說，大部分概念都可以對現實世界中的事物類別加以辨別，這些事物在我們思索之前就已經存在了。
的確，每一片雪花都是獨一無二的，不可能有哪種範疇能夠完完全全展示出其中每個成員的特性。但人腦的智慧就在於能將具有共同屬性的事物歸類在一起，這樣我們就不會在遇到每一種新事物的時候都感到很驚訝。正如威廉·詹姆斯所寫的：「只要在它的頭腦中縈繞著這樣一種感受：『喂！某個東西又出現了！』那麼一條水螅也會成為一個概念型思想家。」當我們察覺到一個新事物的某些特性時，就會將其歸入頭腦中的某種類別範疇，並推斷它可能還具有另外一些我們尚未察覺到的該類別的典型屬性。如果一隻動物無論走路還是叫聲都像鴨子，那麼它很可能就是一隻鴨子。如果它是一隻鴨子的話，那麼它就可能會游泳、飛行和向後划水，而將它的肉放在薄餅裡面，配上大蔥和海鮮醬則會非常美味可口。
這種推斷非常有用，因為現實世界中確實存在一定數目的鴨子，它們的確具有共同的特性。如果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裡：會走會叫的物體除了身上有肉，別的地方都同其他任何事物沒有區別，那麼「鴨子」這個範疇就沒有什麼用處了，我們也就不會有生成這個範疇的能力。如果你想要製作一個大型數據表格，表格的行與列是人們認識到的特徵，單元格內填寫的是具有這些聯合屬性的事物，你將會發現寫有內容的表格的內在格局非常不均勻，在「喳喳叫」這一行和「蹣跚走動」這一列的交叉點上有許多條目，但是在「喳喳叫」這一行和「急速奔跑」這一列的交叉點上卻沒有什麼條目。一旦你對表格的行與列進行詳細分析，就會發現這種不均衡性來自外在世界，而不是來自社會或言語。
絕非巧合的是，在歐洲文化背景下，相同的生物會被劃分為一類，有專門的詞彙來進行表示，而其他的文化背景中（包括出現文字記載之前的文化背景）的人們也有專門的詞語將相同的植物和動物劃分成各種類別。專業的生物學家所用的林奈分類法（Linnaean taxa）則使用卡尺、解剖工具以及DNA序列測定儀等對相同的生物進行分類。生物學家聲稱，鴨子屬於鴨科，有幾十個屬，每一種鴨子都有其獨特的解剖學特點，都具有和同一物種的其他成員進行交配的能力，它們在進化史中曾有過共同的祖先。
大多數認知心理學家都認為，概念範疇產生於兩種心理過程。其一，注意到心理數據表中的項目組，根據模糊的邊界、原型成員特徵以及部分重疊的相似性對它們進行分類，就好像確認家族成員那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頭腦中的「鴨子」這個範疇可以包括一些與原型鴨子不匹配的奇特鴨子，如跛足鴨子，它們既不會游泳又不會飛；又如麝香鴨，它們的腳上長有爪和蹼；再比如唐老鴨，它不但會說話，而且還會穿衣服。
另一種心理過程是：尋找那些比較明確的規則和界定，並將它們納入到推理鏈之中。通過第二個系統可以瞭解到，真正的鴨子每個季節都會脫兩次毛，腿上長有重疊交錯的鱗片，因而有些鳥類看起來像鵝並被叫作鵝，但它們實際上屬鴨科。即使在人們還不瞭解這些生物學事實時，他們也有一種強烈的直觀感受，即物種是按照它們的內在本質或潛在特質進行界定的，內在本質或潛在特質決定著它的外顯特徵。
任何一位講授過歸類心理學的人都會遇到這樣一個問題，這是一位困惑不解的學生所提的：「您告訴我們說，對事物進行分類是一種理性行為，會讓我們變得聰明。但我們又經常被告誡說，對人進行分類是不理性的，這會使我們成為性別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如果我們想到鴨子和椅子這樣的例子感覺分類很棒，那又為何當我們想到性別和種族群體時卻會感覺它們很糟糕呢？」像學生們所提出的許多其他率真的問題一樣，這個問題揭示了文獻資料中的缺點，而並非是他們理解上的缺陷。
認為刻板印象本身就不合理，這一觀念更多地與其對待普通人的傲慢態度有關，而並非是由一些傑出的心理學研究引發的。許多研究者證明，刻板印象存在於被試的頭腦當中，這些研究者假定刻板印象必定是非理性的。而這樣一種可能性會令他們感到不安：從統計學意義上講，某些群體確實具有某些特徵。這些研究者們從來都沒有真正對此進行過檢驗。但這種情況在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已經發生了改變，目前，有相當多的人已經開始瞭解到刻板印象的正確性。
雖然也存在著一些重要的例外情況，但事實上刻板印象也並非不準確，比如，當對人口數據或者有關刻板印象群體自身的報道等客觀基準點進行測量時就能發現這點。一些人認為，非裔美國人比白人更可能會接受社會救濟；猶太人的平均收入要高於北歐後裔人；商學院學生與藝術專業的學生相比，顯得更加保守一些；與男性相比，可能會有更多的女性有減肥的意願；而與女性相比，男性更可能會用手去拍打蒼蠅。持上述看法的人並非是不理性或者固執的，這些看法是正確的。人們的刻板印象通常與統計結果相一致。在許多情況下，人們的偏見在於低估了兩性之間或者種族之間存在的真實差異。當然，這並非意味著那些與刻板印象有關的特質不可改變，或者在人們看來它們不可改變，這只是表明人們當時認識到的這些特質都相當準確。
此外，即使人們相信各個種族都有其典型特徵，他們也不會頭腦簡單到這種地步：相信這些群體中的每一個成員都具有這些特徵。人們會認為，德國人一般來說要比其他國家的人更能幹，但沒有人會認為最差的德國人會比所有其他人更能幹。而且，當深入瞭解一個人的時候，人們就能夠很輕易地克服刻板印象。與通常的指責相反的是，教師對他們的每個學生的印象並沒有受到學生自身的種族、性別或者社會經濟地位的刻板印象的影響。教師對學生的印象準確地反映了學生的行為表現，與客觀測試的結果相一致。
下面要探討一些重要的例外情況。若一個人很少或者幾乎沒有和刻板印象群體接觸過，或這個人所屬的群體與被評價者所屬群體之間存在公開的敵對性，刻板印象就可能完全不正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俄國與美國是盟友，德國與美國是敵人時，美國人對俄國人的評價就比對德國人的評價具有更多的積極特質。很快的，當聯盟關係發生逆轉時，美國人對德國人的評價就比對俄國人的評價具有更多的積極特質。
同時，人們在評價個體的時候要做到不受刻板印象的影響，還需要通過有意識的、慎重的推理。當人們在心煩意亂或者被要求快速做出反應的情境下，他們更可能會把某個種族的成員評價為帶有該種族所具有的全部刻板印象的形象。這是由前文提及的人類分類系統的兩種心理過程導致的。當首次遇到某個人時，我們頭腦中模糊的聯結網絡就會自然而然地返回到刻板印象上去，但大腦中基於規則的分類系統能將這些聯結阻斷，並依據與個體有關的事實進行推斷。大腦之所以會這樣做，或是出於實際情況的原因，比如當有關某群體的平均水平信息比個體信息更缺少診斷性的時候；或是出於社會和道德方面的原因，比如為了遵從一定的社會要求，即在對個體進行評價時應該忽略其所在特定群體的平均狀況。
研究結果並非說明刻板印象往往是正確的，而是說明它們並非常常出錯，或者並不總是錯誤的。正如我們所預期的，人類的分類心理同其他心理活動一樣，具有一定的適應性，這有助於人們掌握外部世界中與人類長遠福祉密切相關的方面。正如社會心理學家羅傑·布朗（Roger Brown）所指出的，人的種類與其他事物的種類之間的主要差別在於：當你使用某個原型案例來代表一類事物時，沒有誰會介意。當《韋氏詞典》使用麻雀來代表所有的鳥類，「食火鳥、鴕鳥、企鵝及老鷹都不會對此發起抨擊」。但想像一下，如果《韋氏詞典》用足球媽媽的照片來解釋婦女，用企業主管人員的照片來解釋男人，將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呢？布朗評論說：「當然，人們無疑會感到生氣，因為某個原型事物不可能代表自然分類中存在的所有變異。鳥兒可能並不介意，但人們可是很介意的。」
從統計學意義上講，許多刻板印象都是正確的，這暗含的意思是：不能因為一些研究結果同傳統的有關男女兩性的刻板印象相一致，就取消當代有關性別差異的科學研究。這些刻板印象中的某些部分可能是錯誤的，但關於男女兩性的某些看法屬於刻板印象這樣一個事實，並不能證明這些看法在所有方面都是錯誤的。
當然，雖然許多刻板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但這並不意味著種族主義、性別主義以及民族偏見就是可被接受的。除了在公共領域中人們應該被當作獨立的個體來對待這樣的民主原則之外，還有諸多方面的原因促使人們去關注刻板印象。那些建立在充滿敵意的描述，而非第一手經驗基礎之上的刻板印象必然是不正確的。還有一些刻板印象之所以正確，僅僅是由於自我實現的預言在起作用。很少有女性或者非洲裔美國人擔任首席行政長官或者總統候選人，早在40年前這或許是正確的。然而，這僅僅是由於壁壘的限制使他們難以獲得一些資格條件。比如，由於不相信他們具備相應的資格，大學政策不准他們進入。只有消除制度上的壁壘，這種情況才會有所改變。不過好消息是，當實際情況發生改變時，人們的刻板印象也會隨之改變。
如果能夠對政策做出進一步的調整，並對帶有偏見性的刻板印象予以積極補償，如對於代表名額不足的群體採用定額方式給予其一定的優先權。如果這樣做會怎麼樣呢？這些政策的擁護者們認為，舊制度的捍衛者們陷在毫無根據的偏見之中無法自拔，因此定額制必須永久持續下去以抵消他們的影響。關於刻板印象準確性的研究駁斥了這種看法。但這方面的研究可能又支持了另一場有關政策傾斜和其他性別及膚色等敏感性問題政策的爭論。即使刻板印象是正確的，也可能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這一點不僅局限於一些比較明顯的案例中，如將女性和非洲裔美國人排斥在大學和職場之外的制度壁壘。
不少人都聽說過皮格馬利翁效應，意指人們會按照他人（比如教師）對自己的期望來行事。事實上，皮格馬利翁效應出現的概率很小或者根本不存在，但自我實現的預言會以其他更加微妙的形式出現。如果針對一些人所做出的主觀判定，如入學、聘任、信用及薪水等是建立在群體平均情況基礎之上的，將會導致富人更富、窮人更窮。女性在學術界所處的邊緣地位致使她們的影響力較弱，這反過來又進一步加劇了她們的邊緣化程度。非裔美國人往往被認為具有較差的信用風險，因此很難獲得貸款，這導致他們的成功機會更加渺茫，而且進一步惡化了他們的信用風險。根據心理學家弗吉尼婭·法瑞安（Virginia Valian）、經濟學家格倫·勞瑞（Glenn Loury）、哲學家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的觀點，在種族和性別這些敏感的政策上尤其需要打破這種惡性循環。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刻板印象與某個聯盟有關，且這個聯盟與評價者所屬的群體之間存在惡意競爭關係時，刻板印象是最不準確的。因此，我們應該對認同政治保持警惕。在認同政治體制下，公共機構是依照人們的種族、性別和民族來確定其成員身份的，並會根據政策是否對某個群體有傾斜來對它進行衡量。例如，許多大學會要求少數民族學生參加一些特殊會議，並鼓勵他們通過自己所屬群體的視角來審視自身的整個學習經歷，審視這個過程中他們是如何受害的。暗中唆使一個群體與另一個群體作鬥爭，這樣的政策可能會致使每一群體都會形成與之對立群體的刻板印象，往往這些刻板印象比人們通過親身經歷形成的刻板印象更具貶義。與我在本書中所考察的其他政策一樣，實驗室有關種族與性別意識方面政策的研究數據並沒有提供一個贊成或反對的結論。然而，通過強調各種政策所涉及的心理特徵，可以使人們對政策之間的權衡更加清楚，對各種爭論更加瞭解。
語言
在「人」所具有的一切機能當中，語言算得上是最令人敬畏的了。亨利·希金斯（Henry Higgins）向伊莉莎·杜利特爾（Eliza Doolittle）[10]懇請說：「記住，你是個有靈魂的人，上帝賦予了你說話的天賦。」而由於其個性的另一面，伽利略在他那個時代的藝術創作面前也深感卑微。他用書面語言對其進行了評論：
人們夢想能找尋到所有有效的途徑，可以跨越久遠的時空，將自己內心深處的想法與他人分享，這其實超越了一切非凡的創造，是人類頭腦高貴之處的體現！他們可以與遠在印度的人們交談，與那些尚未出生或在千萬年後才會出生的人進行對話，而這僅僅通過20個字母在紙上的不同排列就可以實現，這是多麼了不起的能力啊！
然而，在知識界還發生了一件有關語言的趣事。語言不僅沒有因其交流思想的作用而得到欣賞，相反卻被指責約束了人的思想。在以下兩位哲學家的名言裡就體現了這種憂慮。弗裡德裡希·尼采寫道：「如果我們不願借語言法則思維，我們就會停止思維。」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則寫道：「我的語言的界限亦即我的世界的界限。」
語言是如何施加這樣的限制的呢？如果把單詞和短語看成思維的載體，就會出現這種限制，這是從「白板說」中自然而然衍生出來的觀念。如果知識並不首先存在於人的感官，而且也沒有與之相對應的事物存在，那麼通過耳朵聽到的語言就成了一切抽像思維的顯而易見的來源，因為這些抽像的思維不能被還原為景物、氣味或其他聲音。華生試圖將思維解釋為嘴巴和喉嚨的細微運動；斯金納在他1957年出版的著作《言語行為》（Verbal Behavior）中，將語言解釋為了對獎賞做出反應的一種能力。斯金納希望能夠通過他的這本書來縮小鴿子和人之間的差距。
其他的社會科學也傾向於將語言等同於思維。博厄斯的學生愛德華·薩丕爾（Edward Sapir）強調，需要注意語言在如何將世界分割為不同類別方面的差異；薩丕爾的學生本傑明·沃夫（Benjamin Whorf）則將上述意見延伸成了著名的語言決定論假說（Linguistic Determinism Hypothesis）：「我們對自然進行劃分，將其組織成概念，並根據我們的想法賦予其意義，這樣做主要是因為我們就此達成了一致協議——將它融入我們的語言，並編入語言的特定模式。當然，該協議是含蓄的、隱晦的，但其條款卻帶有絕對的強制性。」最近，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這樣寫道：「思維並不包括『頭腦裡的事件』，儘管頭腦及其他來自別處的事件對於思維的生成非常必要，但在極大程度上卻包含著我們所說的『重要符號』，即詞語的輸入和輸出。」
與許多來自社會科學的觀點一樣，在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和其他相對主義學說中，語言的中心性被推向了另一個極端。在雅克·德裡達（Jacques Derrida）等先哲們的作品中充滿了諸如「擺脫語言的桎梏是不可能的」「文本就是自我參照」「語言就是權力」「文本之外一無所有」之類的警句。類似地，希利斯·梅勒（J.Hillis Miller）這樣寫道：「語言並不是人類手中的器械或工具，不是一種服務於思維的工具。相反，是語言對人類及其『世界』進行著思索……如果人們願意這樣的話。」而最為極端的言論非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莫屬了，因為他斷言：「無論是作為一個物種還是作為一個個體，人都不會先於語言而存在。」
據說這些觀點來源於語言學，然而大多數語言學家認為，那些解構主義者們未免太過於草率了。最初的觀點認為，許多詞語在一定程度上受限於它們同其他詞語之間的關係。例如，「他」受限於同「我」「你」「他們」「她」之間的對照關係，「大」只有和「小」形成對照才有意義。如果你在詞典中查找一些詞語，就會發現這些詞語也是由其他詞語界定的，而那些詞語則又被其他詞語所界定，這個循環會一直延續下去，直到你最後回到含有初始詞語的定義上去。因此，解構主義者認為，語言屬於一個獨立的體系，其中的詞語並不一定與現實世界存在著聯繫。既然語言是一種主觀隨意的工具，而不是用於交流思想或描述現實的媒介，那麼有權力的人就可以用它來操控或壓迫其他人。這樣反而會導致語言學的改革：出現諸如co或na之類的新的表示性別中立的代詞，以及一連串用來替代少數民族的新詞語，否認在評論和知識方面存在明確的標準（因為如果語言不再是思維的窗口而只是思維的材料，那麼「明確」這樣一個隱喻就不再適用了）。
如同所有的陰謀理論一樣，認為語言就是牢獄的看法實際上過高估計了語言本身的力量，從而貶低了語言主體的能力。語言是一種非常了不起的能力，我們運用它來從不同的人那裡獲取思想，還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對它進行更改或選擇，以促進思想的進步。然而語言不同於思維本身，也並非人類區別於動物的唯一標誌。它並不是所有文化的基石，也並非一個不可逃離的牢獄。語言不是強制性的協議，更不是我們世界的極限，也並非影響我們想像內容的決定因素。
我們已經看到，感知與分類提供了使我們與現實發生聯繫的概念。而語言使概念與詞語聯繫起來，使我們聯繫現實的渠道得以擴展。兒童聽到來自家庭成員的聲音，就會運用他們的直覺心理學以及從背景信息中推測說話者意圖的能力，並在頭腦中將詞語、概念、語法規則聯繫起來。一條狗把椅子碰倒了，姐姐喊道：「狗碰翻了椅子！」弟弟就會推測，「狗」指的是狗這種動物，「椅子」指的是椅子這種事物，動詞「碰翻」的主語就是碰翻這個行為的主體。然後弟弟就會用詞語來表達其他的狗、其他的椅子及其他的碰翻行為。這其中不存在任何自我參照或限制。正如小說家沃爾克·珀西（Walker Percy）諷刺的那樣：解構主義者是這樣的一類學者——他一邊聲稱文本中沒有任何指涉對象，一邊又在妻子的電話錄音機上留下信息，讓她購買一個意大利臘香腸比薩當作晚餐。
語言確實會影響我們的思想，而並非僅僅為了描述而描述。很顯然，語言就是一個渠道，通過它人們可以相互交流思想和意圖，並由此掌握周圍的知識、習俗和價值觀。「誰人」樂隊（The Who）[11]在他們的搖滾歌劇中的一首歌曲《聖誕節》中，描述了一個沒有語言能力的小男孩的處境：「湯米不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他也不知道耶穌是誰，或者什麼是祈禱。」
語言不僅使我們可以通過文字內容直接進行思想交流，還可以通過一些隱喻和轉喻來引起聽話者的注意，使他們掌握之前沒有注意到的各種關係。例如，在諸如「浪費時間」「花費時間」「寶貴的時間」「時間就是金錢」之類的表達方式中，似乎都把時間看作了一種非常有價值的資源。當某個人首次使用上述某種說法的時候，她的聽眾很可能會感到很疑惑：為什麼會用金錢來指代時間呢？畢竟，我們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用花費一枚金幣的方式來花費時間。
假定講話者並不是在胡言亂語，那麼聽眾就會理解，在某些方面時間與金錢的確有著相同之處，他們會推斷這就是講話者試圖表達的意思。請注意，即使在這樣一個關於語言如何影響思維的清晰案例中，語言和思維也並不是一回事。這一隱喻的首創者必須在沒有可供借鑒的英文表達的情況下發現這一類比性，而第一次聽到該隱喻的人也必須對講話者的主導意圖，以及時間和金錢之間共有的特性進行一系列難以描述的思考過程，才能理解它的意思。
除了作為一種交流媒介，語言還可以作為大腦儲存和處理信息的載體。心理學家艾倫·巴德利（Alan Baddeley）提出的有關人類工作記憶的重要理論就很好地表達了這一思想。大腦使用了一個「語音回路」：默讀數字或詞語能夠將信息保持幾秒鐘的時間，與此同時，大腦也在收聽。語音回路在作為中央執行系統的一個「子系統」而起作用。通過使用語言片段幫助自己去描述事物，我們可以將心理運算的結果進行暫時性存儲，或者還可以提取出大量的以語言表達方式儲存下來的信息。心理運算中會涉及大量數字，如在提取像「7×8=56」這樣的非文字公式時就會涉及許多數字。然而，正如理論術語所解釋的那樣，語言起到的是作為中央系統的一個子系統的功能，而並非是所有思維的媒介。
為何幾乎所有的認知科學家和語言學家們都認為語言並非思維的牢獄？首先在於已經有大量實驗發現，有心智但無語言能力的嬰兒和其他非人類的靈長類動物，都能夠運用物體、空間、因果關係、數目、概率、主體（發起行為的人或動物）以及工具用途等思維的基本範疇。
其次，我們獲得的大量知識並不是以詞語和句子形式儲存的。通過詞語和句子，我們學習的只是單獨的事實。在上一頁中你讀到了哪些內容？我想你會對這個問題做出相當準確的回答。那麼現在就試著寫出你在這些頁面中讀到的詞語。你極有可能回想不起來一個單獨的句子，甚至是任何一個單獨的短語。你回憶起來的可能只是那些頁面中的要點——主要內容、重要性或含義，而不是語言本身。有關人類記憶的許多研究已經證明，從長期來看，我們能記住的只是主要內容，而不是情節或會話的措辭。認知科學家用網絡模型來解釋這種「語義記憶」，這種網絡涉及大腦中的一系列邏輯命題、圖像、運動程序、音符串以及其他相互聯繫的數據結構。
再次，要給語言恰當定位，就需要考慮我們究竟是如何使用它的。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並不是指將內心獨白轉化為書面文字或者將其轉換成錄音的形式。相反，我們總是在想要傳達的思想與語言能夠提供的傳達這些思想的方式之間進行持續不斷的協調。我們常會對詞語進行推敲，對自己所寫的東西感覺不滿意，因為這些語言並沒有表達出我們真正想說的內容，或者當我們真的不清楚自己想要說什麼時，似乎每一種詞語組合方式都是錯誤的。然而我們為語言和思想之間的不匹配而感到沮喪時並沒有放棄，也並沒有感到挫敗或是閉口不言。
我們編造出了一些新詞，如夸克、文化基因、克隆、深層結構。我們還發明了俚語，如發垃圾郵件、相互攻擊、幽會情人、上網衝浪、助手，我們還借用其他語言中有用的詞語，如生活之樂、倒霉蛋、焦慮不安、男子氣概，或杜撰出新的隱喻，如浪費時間、用腳投票、發揮極限。這就是為什麼每一種語言非但不是一個永久不變的監獄，相反卻總是處於革新之中的原因。儘管熱愛語言的人們會不斷地哀歎或者破口大罵，但是當他們需要談論新事物或者表達新看法的時候，語言還是不可阻擋地發生了變化。
最後，如果不是建立在一個龐大的關於外部世界以及他人意圖的內隱知識結構的基礎之上，語言本身並不起作用。我們試圖去理解語言的時候，必須要理解其中的言外之意，去除模糊句子中的冗余信息，將不連貫的發音拼合起來，忽略口誤的部分，還要對大量未說出的音節進行補充以形成一個完整的思路。當一瓶洗髮水香波上寫著「塗抹並產生泡沫，沖洗，再重複上述步驟」時，我們肯定不會一直在浴室裡面待著，因為我們會推斷它表達的意思是「重複一次」。
我們還知道如何去解釋那些含糊的新聞標題，比如將「kids make nutritious snacks」理解成「小孩可以被製成營養品」還是「小孩合作製造的營養豐富的點心」，將「Prostitutes Appeal to Pope」解釋成「教皇為妓女所吸引」還是「教皇濫情作秀」，將「British Left Waffes on Falkland Islands」理解成「英國的左派勢力在福克蘭群島問題上態度含糊」還是「英國人把蛋奶烘餅留在了福克蘭群島上」等。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運用關於這些事件的背景知識來推測記者試圖通過報紙傳達的信息。確實，在表達含糊的句子中，一連串的詞語能夠表達出兩種及以上的含義，也正是這些句子的存在，證實了思想與一連串詞語並不是一回事。
正是由於語言能夠與思想和態度相分離，它往往使得新聞報道恰到好處。1998年，比爾·克林頓利用了公眾建立在一般理解能力基礎之上的期望，來誤導那些對他與莫妮卡·萊溫斯基的桃色事件進行起訴的人。他使用了諸如「alone」「sex」「is」之類的字眼，而且是從辯護技巧意義上來使用的，但卻背離了正常情況下人們對於這些詞語含義的善意猜測。比如，他提出，即使房間裡面只有他們兩個人，他和萊溫斯基也並不是「單獨」相處的，因為當時還有其他人也在總統辦公室所在的大樓裡。克林頓說，他並沒有和萊溫斯基發生過性關係，因為他們並沒有發生性交。
就如同所有的詞語一樣，克林頓使用的這些詞語也都存在著界定上的模糊性。距離個體最近的人究竟在多遠的距離或者受到多大程度的遮蔽，個體才可以被認為是單獨的？從電梯中的一次不經意的身體摩擦到坦陀羅式的性愛，在這一系列的身體接觸中，處於何種程度時我們才會認為兩者之間發生了性行為？
通常我們都是這樣解決這些模糊性問題的：猜測我們的聊天對像在特定的背景中會如何解釋這些詞語，然後再據此選擇相應的詞語。克林頓想運用自己的小聰明來對這些猜測進行操控，但當他被迫向公眾解釋自己的所作所為時，公眾的怒火爆發了，這表明，人們很清楚地知道詞語和通過詞語想傳達的思想兩者間的差異。
語言傳達的並不僅僅是字面上的含義，同時還傳達了講話者的態度。考慮一下這些詞語之間的差別：肥胖的（fat）/體態豐滿的（voluptuous）、苗條的（slender）/骨瘦如柴的（scrawny）、節儉的（thrifty）/吝嗇的（stingy）、口齒伶俐（articulate）/花言巧語的（slick）。對於帶有蔑視意味的種族別稱，有責任感的人是不會使用的，因為這些別稱的使用會傳達特定意義的信息，即蔑視這些別稱所指代的人是被允許的。然而，對弱勢群體使用新稱號的動機遠遠強於那些對他們表示尊重的動機。人們往往會假定話語和態度這兩者間不可分離，因此個體可以通過修正話語來重新設定對人們的態度。
1994年，《洛杉磯時報》採用了一份樣式表，上面禁止了大約150個詞語，其中包括先天缺陷（birth defect）、法裔加拿大人（Canuck）、亂七八糟的局面（Chinese fire drill）、黑色大陸（dark continent，即非洲）、離婚者（porcee）、各付己賬（Dutch treat）、弱智（handicapped）、私生子（illegitimate）、殘疾人（invalid）、人造（manmade）、新大陸（new world）、繼子女（stepchild）、威爾士人（to welsh，賴賬的人）。編輯們假定，這些詞語在讀者大腦中留下的只是它們的字面意思，因而invalid會被理解為「無用的、有病的人」，Dutch treat會被理解為對現代荷蘭人的蔑稱。事實上，這屬於一種方言，Dutch意指「替代物」，比如荷蘭燉鍋（Dutch oven）、荷蘭門（Dutch door，雜誌中的散頁廣告）、荷蘭大叔（Dutch uncle，嘮嘮叨叨的人）、荷蘭式勇氣（Dutch courage，酒後之勇）及荷蘭式拍賣（Dutch auction，拍賣），這些語用都是被英國人與荷蘭人遺忘的歷史敵對時期的殘留。
然而，即便是最合理的言語變革嘗試也是基於言語決定論這樣一種不靠譜的理論。早期的那些無懈可擊的用語被新詞取代，比如Negro為black所取代，後者又被African American取代；Spanish-American為Hispanic Latino所取代，crippled為handicapped所取代，後者又被disabled取代，現在人們常用的則是challenged；slum為ghetto所取代，後者又被inner city取代，然後（按照《泰晤士報》的說法）又為slum所取代。這一演變過程讓許多人感到迷惑不解。少數情況下，人們會因為新詞的某些含義而認為它的出現有道理。
20世紀60年代，Negro被black所取代是由於black和white間的相似之處，意在強調種族平等。同樣地，Native American能夠使人們想起那些最早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從而避免了Indian可能引起的地理上的誤解。
但是，更常見的情況是一些曾經非常合適的詞語被後來的新詞所替代，正如我們看到的一些機構的原有名稱一樣，它們對於用舊名稱指代的群體來說帶有明顯的同情色彩：the United Negro College Fund（聯合非裔美國人大學基金），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for Colored People（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the Shriners Hospitals for Crippled Children（聖地兄弟會殘疾兒童醫院）。有些情況下，某個詞則可能會走樣或者有些過時了，因而進行些微變型非常恰當：如colored people和people of color, Afro-American和African American, Negro-Spanish for「black」和black。總之，出於對字面意思的尊重，我們會尋求新的詞語來替代歐洲人的後裔，表明他們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高加索人。當然，還有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在推動著新舊詞語的更替。
語言學家對一種被稱作「委婉語跑步機（euphemism treadmill）」的現象非常熟悉。人們通過發明新詞來指代一些可能會引起強烈情感反應的說法，但很快，這些委婉語就會因使用者的聯想失去它原有的意義，這時候必須有新的詞語出現，而不久這些新詞也會擁有其他意思，如此循環往復。如Water closet變成toilet，最初這個詞用於表示任何類型的身體護理，包括盥洗袋和花露水，toilet後來又演變為bathroom，然後又演變為restroom，現在又演變為lavatory；Undertaker演變成mortician，然後又演變成funeral director；Garbage collection變成了sanitation, sanitation又變成environmental services；Gym（源於gymnasium，最初的意思是『high school』）變成了physical education，接下來在伯克利又演變成了human biodynamics。
甚至，連minority這個僅用來指代相對數目大小的詞，一般認為是相當中性化的符號，在2001年也被聖迭戈市議會（也幾乎被波士頓市議會）禁用，因為它被認為是對非白色人種的蔑稱。波士頓大學一位因言語受到質疑的官員這樣說道：「無論你怎樣劃分，minority都意味著少數。」在那裡，人們更喜歡的說法是AHANA（即African-American, Hispanic, Asian和Native American首字母的縮寫）。
委婉語跑步機現象表明，構成人的思維活動的基本成分是概念而不是詞語。用一個新的名稱來給一個概念命名，這個名稱就會因概念而變得生動；但這個概念卻不會因新名稱而變得煥然一新，至少不會持續很久。只要有人仍在以消極態度對待少數民族，那麼對少數民族的稱呼就會不斷變化。當這些稱呼不再發生變化時，我們就會明白雙方實現了彼此間的相互尊重。
形象
「形象沒有用，渴望最要命」（Image is nothing.Thirst is everything），這是某飲料廣告打出的口號，它是在譏笑其他試圖為自身產品創造出某種形象的飲料廣告，它試圖通過這種方式來打造其產品的形象。同語言一樣，形象也是人類心智活動的顯著標誌。另外，形象還被認為同語言一樣，對我們的意識產生著潛在的影響，這主要是因為它們被直接地記錄在如同白板的大腦中。後現代主義者和相對主義者認為，通過形象可以形成我們對於客觀現實的看法，或者說形象本身就可以成為我們對於客觀現實的看法，又或者形象本身就是客觀現實。對於那些表徵名人、政治家、婦女以及AHANAs的形象來說，尤為如此。與語言的情況類似，有關影像的科學研究表明，這種擔心是錯位的。
關於文化研究及其他相關研究領域中形象的標準觀點，可以參見《文化理論簡明詞典》（Concise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它將形象定義為：「對於某個客觀事物或事件的心理或視覺表徵，比如頭腦中描繪出的一幅繪畫作品、一張照片或一部電影。」這樣一來，客觀世界中的形象（如繪畫作品）與頭腦中的形象就聯繫在了一起。這一詞條表明了形象在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以及女權主義思想中的核心地位。
首先，這個詞條的撰寫者相當理智地注意到，形象可能會對現實做出錯誤的表徵，因此可能被用來服務於某種意識形態的利益。一幅帶有種族主義的漫畫就是最好的例證。然而，接下來這個詞條將這一概念的意義擴展得過遠了：
後現代主義帶來的所謂「表徵危機」，往往會使人們產生質疑：形象只不過是對某種被認為是先驗的或者外在的、與形象無關的客觀現實的表徵或錯誤表徵。恰恰相反，客觀現實常常被認為是受到表徵方式的影響，或者是表徵方式的產物。根據這種觀點，我們就不可避免地要生活在一個形象或表徵的世界裡，而並非生活在一個「真實的世界」裡，也就不存在關於這個世界的正確或錯誤的形象了。
換言之，如果一棵樹木在樹林裡倒下了，沒有畫家來畫它，那麼這棵樹不僅沒有發出聲響，它也沒有倒下，那裡也不會長出新的樹木。
再進一步講……可以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超現實的世界裡，在這裡，形象是自我生成的，並且完全脫離於任何所謂的現實。這一點，與那種認為當代娛樂和政治完全是「形象」或者是外觀問題而非實質內容的共識是一致的。
事實上，超現實學說與認為當代政治和娛樂只涉及形象和外觀方面問題的普遍看法相矛盾。該普遍看法的關鍵點在於，它認為存在一個不同於形象的客觀現實，這也正是為何我們能夠對那些可能誤導人的形象進行譴責的原因。例如，我們可能會對某一部美化奴隸過著幸福生活的影片或對某一條展示腐敗政客假裝在保護環境的廣告進行批判。如果並沒有所謂實質內容這樣東西的存在，那麼我們喜歡有關於奴隸制的真實記錄片，而不喜歡為奴隸制所做的書面辯護；或喜歡有關於政客的真實報道，而不喜歡那些華而不實的廣告攻勢就毫無緣由了。
該詞條的撰寫者注意到，形象與公共領域、廣告界以及時尚界有關，因而它也與商業和利潤有關。形象和「某種外部強加的刻板印象或者某種選擇性的主觀認同、文化認同」緊密相連。媒體圖像成了心理形象，所以人們不得不依照影片和廣告中的描述來看待女性、政客或非裔美國人。這就抬高了文化研究與後現代主義藝術的地位，使其成為個人解放與政治解放的動力源泉：
「女性形象」研究認為，在形象這一場域中，關於女性的刻板印象既可以得到強化，拙劣的模仿，也可以通過批判分析，不同的歷史或創造性寫作和媒體展示（生產出完全相反的積極形象），從而產生積極的爭辯。
我向來不隱藏自己的觀點：我認為這一思路在概念上是混亂的。如果想要理解政客和廣告商是如何操縱我們的，我們最不應該做的就是混淆以下幾個不同的概念：世界上客觀存在的事物，對眼前呈現的事物的感知，通過關於這些事物的記憶而建構出的心理形象，以及諸如照片或者畫像這樣的物理想像。
正如我們在本章開頭看到的那樣，進化的力量將大腦的視覺區域塑造成了一個極其複雜的系統，使我們能對眼前的重要事物進行精確的「閱讀」。按照感知心理學家的說法，「智能眼」（intelligent eye）不僅會幫助我們計算看到的人的體形和動作，它還會通過留意這些人凝視、趨近、躲避、幫助或者阻撓其他物體或個人的方式來猜測他們的想法和意圖。然後，我們會將這些猜測與已知曉的關於人類的一切——從閒談中獲得的，從一個人的言行中獲得的，或者說從夏洛克·福爾摩斯式的推理中獲得的一切——進行比對，從而做出判斷。這就形成了知識的基礎或者是語義記憶，後者也是我們使用語言的基礎。
像照片和繪畫這一類的物理形象，它們反射光線的模式與真實物體反射光線的模式相類似，因此我們的視覺系統對這些形象的反應就彷彿是看到了真實的物體一樣。長久以來，人們一直夢想著會出現能夠完全欺騙大腦的錯覺，如笛卡爾的邪惡妖魔（evil demon），哲學家的思維實驗（被試者並不認為自己是「缸中之腦」[12]），科幻小說家在《黑客帝國》（The Matrix）中預言的完美虛擬世界。事實上，這些由物理形象強加給我們的錯覺最多只是部分地在起作用。我們的感知系統會注意到某個形象的瑕疵（比如，畫筆的筆觸、像素或畫面），同時人體的感知系統還會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徜徉在一個與真實世界相分離的假想世界裡。
人們並不是總能夠將虛幻與現實相區別：他們可能會將自我迷失在虛幻之中，要麼是將在小說中看到的內容錯誤地記成是在報紙上看到的，或是發生在某個朋友身上的事情；要麼會錯誤地接受有關某個時間、地點的程式化描述。但其實我們所有人都能夠將虛幻世界與真實世界區分開來，雖然一個2歲的孩子會出於遊戲的目的而假裝將一根香蕉看作一個電話筒，但是這個孩子其實很清楚香蕉不是電話筒。認知科學家認為，將「約翰相信存在聖誕老人」與「聖誕老人是存在的」區分開來的能力，或者說接受一個命題而並不必然相信它是真的這樣一種能力，是人類認知的基本能力。許多科學家認為，這種能力的損害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思維混亂的根源。
最後，我想要談的是，心理形象、客觀事物形象及想像中的景像這幾種形象都是存在的。心理學家史蒂芬·考斯林（Stephen Kosslyn）的相關研究證明，大腦具有這樣一個系統，它能夠激活和操縱有關感知覺經驗的記憶，功能類似於Photoshop，具有對形象進行合成、旋轉和著色的功能。同語言一樣，心理意象（imagery）也屬於大腦中央執行系統的一個子系統，是一個「視空間畫板」。正因如此，心理意象才成了重要的心理表徵形式。例如，當我們想像椅子在客廳裡怎樣擺放才合適或者毛衣怎樣搭配才會好看的時候，就會運用到心理意象。對於小說家而言，心理意像有著無可估量的價值，因為他們在用文字對場景進行描述之前就已經把這些場景想像出來了；對於科學家來說亦是如此，因為他們會通過想像力想像分子結構的旋轉和停止。
正是因為心理形象的存在，即使在原初物體消失後，我們的經驗（包括對於媒體形象的體驗）仍會影響我們的想法和態度。那種認為原始形象只是被「下載」到大腦中，並由此構成了我們的心理活動的觀點是錯誤的。大腦中的形象並非像相機匣子裡面的照片那樣被保存著。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又怎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形象呢？相反，這些形象都會被打上標記，與一個巨大的知識庫相聯繫。通過這個知識庫中，人們可以對這些形象的代表含義進行評價和解釋。
例如，國際象棋大師記憶棋局的能力非常出眾，然而他們關於棋盤的心理形象並不是原始的。相反，他們熟練掌握了比賽中的各種抽像信息，比如某個棋子會威脅到另外哪些棋子，哪些棋子可以構成牢固的防線。我們之所以知道這些，是因為當把棋子隨機擺在棋盤上的時候，在記憶棋子的分佈方面國際象棋大師並不比業餘愛好者表現得更出色。當形象表徵的是真實人物而不只是棋子時，人們更可能會利用目標和動機方面的信息（比如，形象中的人是真誠的還是在作秀）對這些想像進行評價和註解。
形象之所以不屬於構成思想的內容，其原因在於：與語言一樣，形象具有固有的歧義性。一幅關於萊西[13]的形象可以代表萊西、柯利犬、小狗、動物和電影明星，又或者是某種家庭價值觀。對於其他更為抽像的信息形式，必須要挑選出其中能用形象做例證的概念來幫助我們進行理解。
思考一下這句話，「昨天我叔叔解雇了他的律師（這是丹尼爾·丹尼特舉的一個例子）」。在理解這句話時，布拉德可能會回想起他昨天的痛苦經歷，想起家族中「叔叔」的位置，頭腦中浮現出法院台階以及一個憤怒的男人形象。而艾瑞琳頭腦中可能會浮現出她叔叔鮑勃的臉龐、「砰」的一聲關上的門以及一個穿職業裝的女性。雖然這兩個人頭腦中浮現的形象次序很不一樣，但他們都以同樣的方式理解了這個句子的含義，如果我們問他們或者讓他們解釋一下這句話的意思就會發現這一點。
「心理意象不可能是理解的關鍵所在」，丹尼特指出，「因為你無法畫出叔叔、昨天、解雇和律師的具體形象。叔叔不像小丑或者消防隊員這類人物，沒有任何獨特的特徵能夠使其通過形象呈現出來，而昨天更是無法用形象來呈現。」既然對形象的理解是在對人們之間的關係有深入理解的情況下發生的，因此，「表述危機」以及它的妄想症——媒體形象操縱著人們的頭腦就顯得過於誇大其詞了。人們並非是消極無助地接受形象的編排，他們可以使用自己知道的任何知識來對看到的形象進行評估和解釋，比如說形象來源的可信性和動機。
後現代主義將形象等同於思想，這不僅將幾個學科領域弄得混亂不堪，還玷污了當今的藝術世界。如果形象是疾病，其中理性消退，那麼藝術就是治病良藥。藝術家可以通過扭曲或者在奇怪的情境下再次呈現媒體形象的方式來消除媒體形象的力量，如《幽默雜誌》（Mad magazine）或《週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中對商業廣告的滑稽模仿，雖然並不好笑。
任何一個熟悉當今藝術的人都會看到無數圍繞女性、少數族群和同性戀的刻板印象創作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這些刻板印象「被強化，拙劣地模仿，或者是引起了積極的爭論」。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1994年在紐約惠特尼藝術博物館舉辦的一場名為「非裔美國人男性：當前藝術中的男性表徵」的展覽。它的目標是使非洲裔美國人擺脫按照妖魔化的、邊緣化的刻板印象對他們進行的文化建構，這些刻板印象包括富有性魅力，如運動員、桑博[14]以及通緝告示中的照片。按照專題文章的說法：「真正的鬥爭是要終結對形象的控制權。」文學評論家亞當·高普尼克（Adam Gopnik，他的母親和姐姐都是認知科學家）就呼籲，人們應該注意這種枯燥無味的套話背後所暗含的十分簡單的認知理論：
這場展覽原打算起到一定的社會性療效：其目的是使你看到非裔美國人男性的社會建構形象，通過直面這些形象——或者說是讓藝術家代替你去直面它們，你就可以驅散這些形象。麻煩之處在於，由於我們以一種模糊的方式來使用「形象」一詞，從而「破除社會形象」這個計劃也就停滯不前了。心理形象根本就不是真實的形象，它包含了複雜的觀點、立場和懷疑，它狂熱地追逐著信念，深深地植根於經驗之中，它會因為爭論、更多的經驗或者受到強制而發生變化。我們關於非裔美國人男性、白人法官、新聞等的心理形象，不會以那種能夠懸掛（或者「解構」）在博物館牆壁上的畫像形式存在……
希特勒恨猶太人，不是因為他的小腦中留有黑皮膚、大鼻子的閃米特人（Semites）的形象；種族主義存在於美國，也不是因為《時代週刊》雜誌封面上的辛普森形象太過黑暗。認為反覆出現的形象會構成信念的看法既過於悲觀又過於樂觀，它悲觀地認為人們在面對刻板印象的束縛時束手無策，它又過於樂觀地認為如果你能改變形象，你就能改變信念。
我們擁有的複雜天賦確保著我們能夠觸摸到現實，認識到這一點並不意味著否認天賦反過來會使我們接觸不到現實。人們的謊言有時是毫無掩飾的，有時候又會通過影射或者暗含的先決條件來進行欺騙（比如，「你從何時開始不再打你妻子」這樣的問題）。人們故意散佈種族方面的虛假消息，不僅包括歧視性的刻板印象方面的信息，還包括了精心編造的有關剝削和背信棄義方面的故事，目的是為了從道德上煽動起對這些人的仇恨。人們試圖去操縱諸如身份（存在於旁觀者的腦海中）之類的社會現實，目的是為了讓自己看上去不錯，又或者是為了銷售產品。
但是我們通過洞察自身在分類、語言和心理意象等能力上存在的弱點，就可以最大程度地使自己免受此類操縱的影響。認為人只是被動地接受刻板印象、語言和形象的看法，不僅是對人的輕視，還賦予了文化和學術精英名不副實的重要性。當前，對於我們能力的局限性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見解，比如，文本之外一無所有，或者我們處在一個影像世界而非真實世界中。這些觀點使我們無法鑒別出謊言和曲解，更不用說去理解它們是如何得以傳播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