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物學的角度對心智進行解釋，引發的最後一種擔憂是：這種解釋會剝奪我們生活的意義和目的。如果我們只是一種不斷複製自身基因的機器，如果我們的歡樂和滿足只是生物化學反應的結果，而這種化學物質某一天會被人為地製造出來，如果生命被創造出來並不是為了更高的目的和朝向更高尚的目標，那麼繼續活下去的意義何在？我們珍愛的生活只會變得非常虛假，會成為一個有著光鮮外表的波特金村莊。
擔憂來自宗教和世俗兩個方面。教皇約翰·保羅二世1996年給教廷科學研究院的一篇名為《真理不能與真理相矛盾》的致辭集中體現了宗教方面的擔憂。教皇承認達爾文的進化論「並不只是假說」，因為許多獨立領域中的發現都趨向於支持這一理論。但是他將「精神靈魂」劃在了進化論之外，認為這是人類進化中的躍變，是一種無法被科學觀察到的「本體論上的飛躍」。這種精神不可能「來自活性物質的力量」，因為它們無法「承載人類的尊嚴」：
人是地球上唯一一種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出來的生物……換句話說，無論是對人類種群還是對社會而言，都不能將人類個體看作一種純粹的手段或者一種純粹的工具。他自身就是價值。他是一個人。憑借其擁有的知識和意志，能夠與同伴進行溝通，他會團結他人，也會捨己為人……人因受到感召而去探索知識，熱愛上帝，這些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完全實現，成為永恆……
由於精神和靈魂的存在，人才擁有了尊嚴……如果人的肉體源於業已存在的活性物質，那麼人的精神和靈魂則是上帝直接創造的……因此，進化論與它的根源哲學一樣，要麼認為精神是從活性物質中生成的，要麼認為精神是這種活性物質的附帶現象，這是與關於人的真理相矛盾的。它們不能承載起人類的尊嚴。
換句話說，如果大腦是由活性物質生成的，並且科學家的觀點也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將不得不放棄價值和個人尊嚴，也不會與我們的人類同胞團結在一起，並給予他們無私的關心，我們將會放棄更高的目標，即通過上帝之愛以及瞭解上帝為人類所做的規劃來實現這些價值。這樣的話，就沒有辦法使人類遠離那樣一種充滿冷酷的剝削和玩世不恭的自我中心主義的生活。
毋庸置疑，與教皇辯論只是一種最高級別的耍嘴皮子。本章的這一部分不是要駁倒他的觀點，也不是要聲討宗教，或是否認上帝的存在。宗教為無數人提供了慰藉、歸屬感和道德指引，甚至一些生物學家認為自然神論（一種以理性為基礎的神學理論，認為上帝創造了世界後就拋棄了它，不再支配生命，不再向自然現象施加影響力，也不再給予超凡的啟示），許多宗教理論的這一演進方向，如果更複雜一些的話，從進化的角度對人類心靈和本性的解釋是能夠與之相兼容的。我在本章的目標是防禦性的：反駁認為從物質主義的視角對心靈進行理解在本質上講不道德的觀點，以及認為宗教概念從本質上更具有人道主義精神，我們應該支持這些宗教看法。
當然，即使是持最徹底的無神論觀點的科學家也不會鼓吹冷酷的無道德主義。大腦是由許多普通物質構成的物理系統，但這些物質是以極其複雜的方式組織起來的，因此它能夠賦予感覺器官感知歡樂和痛苦的能力，而這反過來又為道德的出現提供了舞台。連環漫畫《凱文和跳跳虎》（Calvin and Hobbes）對這其中的緣由做出了簡明扼要的解釋。
Calvin and HobbescWatters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All rights reserved.
跳跳虎，就像與它同名的那個人（即英國哲學家霍布斯）一樣，論證了為什麼一個不道德的利己主義者的立場是站不住腳的。利己主義者如果從來沒有深陷泥潭，那麼他可能會過得好一些，但如果他本人不願意克制自己不去把別人推到泥潭裡，那麼他就很難要求別人克制自己不去把他推到泥潭裡。既然不把別人推倒在泥潭裡，也不被別人推倒在泥潭這一結果遠勝於把別人推倒在泥潭裡，以及被別人推倒在泥潭裡所造成的後果，那麼即使付出一些成本，堅持一種道德規範依然是值得的。正如過去數百年中道德哲學家指出的那樣，一旦個人從客觀的立場出發，把自己看成是和其他人一樣的人，那種「不管別人，只管自己」的生活哲學頃刻就會土崩瓦解。這就如同某個人堅持自己當下所處的空間位置是宇宙中的一個特殊場所一樣。
凱文和跳跳虎（漫畫中的兩個角色）的對抗性態勢是社會有機體之間與生俱來的，我們有理由相信解決這種對抗的方案（即道德感）是人類從進化中得來的，而不是我們每個人從泥漿中爬起來後退出這場爭鬥，進而思索而得來的。僅僅1歲半的孩子就會自發地將玩具讓給別人，為他人提供幫助，嘗試著去安慰那些明顯處在悲傷中的大人或其他孩子。不管生活在哪種文化中，人們都會區分對與錯，擁有一種公平、公正的觀念，都會幫助別人，都會強調權利和義務，都相信錯誤應該糾正，強姦、謀殺和其他一些暴力行為應該被禁止。這些道德情感在那些我們稱之為精神病患者的人身上顯然看不到。因此，宗教理論中關於道德來源的解釋，應該為我們的道德感是由進化賦予的看法所取代，而且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我們通過理性（掌握了用我們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進行交換的邏輯）、知識（明白了長期合作帶來的好處）和同情心（擁有了能讓我們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的經驗），不斷地擴展著道德感的運用範圍。
我們怎樣才能判定哪種理論更可取呢？進行一個思想實驗，就可以讓兩種理論互相批駁。如果上帝命令人們要自私、殘忍，而不是慷慨和仁慈，那麼正確的行為方式是什麼呢？那些將自己的價值觀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人將不得不承認我們應該自私和殘忍，而訴諸於道德感的人將會認為我們應該拒絕上帝的命令。這表明，（我希望）我們的道德感應該是居於首位的。
這一思想實驗並不是13歲的無神論者所鍾愛的智力測試題，他們可能更喜歡「如果上帝能看到未來並知曉一切，那麼他為什麼要關注我們的行為呢」這一類的問題。宗教歷史表明，上帝確實曾命令人們做了各種自私自利和殘忍之事：如大規模屠殺米甸人，綁架他們的婦女，向妓女扔石頭將她們砸死，絞死同性戀者，燒死女巫，殺死異教徒和離經叛道者，將異教徒從窗口扔下去，禁止對奄奄一息的兒童進行治療，向墮胎診所開槍射擊，在公共場所引爆自己，駕駛飛機撞擊摩天大樓。假借上帝之名而實施的罪惡行為反覆出現，這表明它們並不是偶然現象。一個沒有人能看到的萬能權威，對於那些希望徵募聖戰勇士的邪惡領導者來說，是非常有用的。一種無法證實的信仰，必然是經由父母或者同伴傳達給我們的，而不是我們在這個世界裡發現了它，因此，信仰必然會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這就造成了不一樣的認同標識。
誰說關於靈魂的教義比把大腦理解為一種物理器官的看法更為人性化？治癒肝炎、帕金森氏病等疾病的希望可能來自對干細胞的研究，而這卻是宗教運動所試圖禁止的，因為這種研究使用的是能孕育出「本體論飛躍」的「靈魂和精神」的細胞。但如果讓人們死於肝炎，或者被帕金森病反覆折磨，有什麼尊嚴可言？如果不把思想和情感看作非物質的靈魂表現形式，而是把它們看成生理和基因的產物，那麼阿爾茨海默病、重度抑鬱症、精神分裂症等充滿悲劇色彩的疾病的症狀可能會減輕不少。
即便相信有來世能夠帶來情感上的慰藉，也會導致兩種不同的結果。當我們的大腦死亡，我們停止存在時，生活將會失去它的意義嗎？反過來，如果我們意識到我們感覺到的每一分鐘都是一份無比珍貴的禮物，還有什麼比這更有意義的呢？而當我們告誡自己「生命苦短」時，會有多少爭鬥因此而得以避免，有多少友情得以延續，有多少時光不再被荒廢，有多少友善會被播散啊！
世俗主義的思想家們為什麼會擔憂生物學會使生活失去意義呢？這是因為生物學看起來會貶低我們最珍視的價值的重要性。如果我們對子女的愛只是大腦分泌的後葉催產素作用的結果，其目的只是保護我們的基因投資的話，養育子女的崇高偉大不會被削弱嗎，父母的犧牲精神不會被貶低嗎？如果同情心、信任和對正義的渴望只是進化的結果，只是為了獲得別人的幫助，防止欺騙，那豈不是意味著不存在像利他和正義這樣自身就是其存在原因的事物？我們嘲笑那些通過捐助節省稅賦從而為自己謀利的慈善家；我們嘲笑那些在電視上對反對罪惡大談特談，背後卻尋花問柳的福音傳道者；我們嘲笑那些只有在照相機對著他們的時候才會維護受壓迫者利益的政客們；我們嘲笑那些只是為了將之視為一個吸引女性的好方法而去支持女性主義的新新人類。進化心理學似乎在告訴我們，我們就是這樣一些偽君子，而且一直如此。
認為科學知識會消解人類價值觀的擔憂使我想起了《安妮·霍爾》（Annie Hall）這部電影開頭的一幕，年幼的阿爾維·辛格被帶到家庭醫生那裡接受治療：
媽媽：他抑鬱了，突然之間什麼也不幹了。
醫生：你為什麼抑鬱呢？阿爾維。
媽媽：告訴弗裡克醫生。（代替他回答）因為他讀了一些東西。
醫生：他看了一些東西？
阿爾維：（點頭）宇宙在膨脹。
醫生：宇宙在膨脹？
阿爾維：是啊，任何事物都是宇宙的一部分，如果宇宙不斷膨脹，那麼它將會在某一天分崩離析，那樣的話，對任何事物來說都將是世界末日。
媽媽：這關你何事呢？（轉向醫生）他不做家庭作業了。
阿爾維：做家庭作業有什麼用呢？
這一幕非常有意思，因為阿爾維將兩種不同層面的分析混為一談：我們測量宇宙是以百萬年為單位的，而我們測度生活是以天、年、10年為單位的。正如阿爾維的母親指出的那樣，「宇宙膨脹有什麼關係呢？你在布魯克林啊！它可沒有膨脹！」
那些認為我們所有的動機都是自私自利的，因而感覺非常抑鬱的人，實際上就像阿爾維一樣，把事情弄混淆了。他們將最終的因果關係（為什麼某種事物通過自然選擇而得以進化）與當下的因果關係（這種事物在當下是怎麼進行活動的）混為一談。但這又是很自然的，因為這兩種解釋看起來非常相似。
理查德·道金斯提出了一個好方法，幫助我們理解自然選擇背後的邏輯，這個方法就是把基因想像成有著自私自利動機的行為人。雖然我們不應該忌恨這個隱喻，但是如果不注意的話，就會跌入這個隱喻包含的一個陷阱。基因的動機帶有一種隱喻的性質——複製自我——而由基因所衍生出來的有機體的動機則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動機。這兩種動機是很不一樣的。有時候，一個基因所做的最自私的事情卻會讓大腦迸發出無私的動機——真心真意的、慷慨的，源自骨子裡的無我利他。雖然從基因的角度（最終的層面）來看，對自己孩子的愛（他們將自己的基因一代代傳下去）、對配偶的忠貞（對方基因的命運與自己基因的命運是一致的）、對朋友和夥伴的愛（如果你值得信任，他們會信任你），都可以隱喻性地認為有著自私自利的動機，但是從人類的角度（當下的層面）來看，這些愛可以是沒有底線的，不用懷疑的。
這兩種解釋如此容易混淆，可能還有一個原因。我們知道，人們有時候會有一些隱秘的動機。他們表面上慷慨大方，而骨子裡卻貪婪吝嗇，表面上對神靈虔誠，背地裡卻對神靈冷嘲熱諷，表面上擁護柏拉圖式的愛情，私下裡卻沉迷於慾海。弗洛伊德使認為人類行為背後普遍存在著隱秘性動機的觀念深入人心，這些隱秘的動機深埋在心靈深處，不易察覺。將這種觀念與將基因看成是人類的一種本質或者核心的錯誤看法結合在一起，你就會把道金斯和弗洛伊德的觀念混雜在一起，形成這樣一種看法：基因的隱喻性動機是人類深層的、無意識的、隱秘的動機。這絕對是錯誤的。正如前文所講的，布魯克林並沒有膨脹。
即便是能夠將基因和人類自身區分開來的人，可能也會覺得鬱悶。心理學告訴我們，我們所有的經驗可能都屬於大腦對信息處理後的虛構的產物。我們對紅色和綠色體驗上的本質差異，並沒有反映出現實世界裡不同光波的本質差異——使我們關於色彩的概念得以形成的光線的波長是一個連續統一體。在我們看來，紅色和綠色有著本質上的差異，而實際上它們只是我們神經系統中的化學物質和神經線路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些物質可能在有著不同的感色素或神經線路的有機體那裡是不存在的；一般的色盲患者就是如此。而我們賦予一個物體的情感色彩就像我們感受到的這個物體的物理色彩一樣，都是一種虛構的產物。水果的甜蜜、恐高症以及對腐肉的反感都是神經系統想像的產物，是我們從進化過程中獲得的，目的是為了在面對上述這些事物時能夠更好地應對。
關於人性的科學似乎是在暗示，對與錯，有價值與無價值，美與醜，神聖與卑賤等情況也是如此。它們是我們神經系統構建的產物，是我們投射於自己內心世界的畫面，是作用於大腦興奮區域的方法，並不比紅色和綠色之間的差別更真實。當馬雷的靈魂問斯克魯奇（兩人都是狄更斯的小說《聖誕頌歌》中的人物），他為什麼懷疑自己的感覺時，斯克魯奇回答說：「因為一件小事就會影響我的感覺。腸胃稍微有些不舒服，我的感覺可能就會欺騙我。你可能是一塊沒有消化乾淨的牛肉，一撮芥末，一小片奶酪或者一塊半生不熟的土豆。不管你到底是什麼，你都更可能是油葷而不是幽魂。」科學似乎在告訴我們，斯克魯奇的話同樣也適用於我們珍視的任何事物。
然而，由於我們的大腦是按照某些方式來思考問題的，因此並不能推斷出引起大腦思考的事物是虛構的、假想的。我們的很多能力已經進化得足以捕捉到這個世界上的真正實體的存在。我們形成的深奧的概念是大腦中複雜神經回路的產物，而這些神經回路是其他物種沒有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不存在樹木和崖壁等實體，或者說由此可以認為世界像烤薄餅一樣是扁平的。同樣，其他一些更抽像的實體也是客觀存在的。人類，像其他動物一樣，對數字有著一種天生的感覺，這可以從數目推理在人類進化史上所具有的優勢來進行解釋。例如，有三隻熊進入了一個洞穴，然後兩隻出來了，現在進去的話是否安全呢？但是，我們的數字能力是通過進化得來的這一事實，並非意味著數字只是一種幻覺。按照柏拉圖學派的數字觀念，數字和圖像這些實體是獨立於我們的心靈存在的，這種看法受到了不少數學家和哲學家的支持。數字「3」並不是虛構的；它是一種實體，我們可以發現它，對它進行探索。不具備理性的生物，即使擁有了理解數字「2」的概念和「加法」概念的神經回路，也只會認為3加1等於除了3之外的任何一個數字。這也是我們為什麼會認為其他來自不同文化甚至於不同星球的人們也會得到相同運算結果的原因所在。如果這樣的話，那麼數字感覺的進化，就是為了能夠獲取這個世界上獨立於大腦而存在的抽像真理。
也許，對於道德感，我們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按照道德現實主義的觀點，正確和錯誤是確確實實存在著的，它們有著一種內在的邏輯，贊同某些道德主張，而反對其他一些觀點。世界呈現給我們的是一種非零和博弈，對於博弈的雙方來說，無私的行為會比雙方都按照自私的方式行事的結果要好（不將別人推倒在泥潭裡，也不被別人推倒在泥潭裡，要好於將別人推倒在泥潭裡以及被別人推倒在泥潭裡）。人類的目標是生活得更好，因此必須要有一定的條件限制。那些不具備與道德理解有關的神經回路的生物，是不會將你傷害我的行為理解為不道德的，同樣也不會認為我傷害你是不道德的。正如數字和數字常識的例子表明的那樣，我們期待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道德系統會向相近的方向演進。事實上，《利未記》（Leviticus）和《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的作者們，希勒爾（Hillel，公元1世紀初耶路撒冷猶太教《聖經》的註釋者）、耶穌、孔子，羅馬帝國時期的斯多葛學派的哲學家們，像霍布斯、盧梭和洛克這些主張社會契約論的學者，以及像提出「無上命令」概念的康德這樣的道德哲學家，這些人多次提出過黃金法則（即你們願意他者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他者）。我們的道德感可能是為了嚙合倫理的內在邏輯而演化出來的，而不能認為它是在我們的頭腦內憑空產生的。
但是，即便是柏拉圖學派的道德邏輯概念讓你有點吃不消，你還可以將道德看成是一種超越社會傳統或者宗教戒律的事物。不管從本體論的角度來看道德感是怎樣的，它都是人類心靈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這是我們擁有的唯一的心靈，除了嚴肅對待道德直覺之外別無選擇。如果我們的心靈是這樣的，那麼我們不得不從道德的角度（至少在某些時刻，面對某些人時）思考問題，這樣一來，道德對我們來說就像是由上帝宣佈的或者像被刻在宇宙中的那樣是真實的。因此，對於人類的其他價值，如愛、真理和美來說也是如此。我們能否知道這些價值是真實的存在？或者我們認為它們是真實存在的，只是因為人類的大腦使我們不得不認為它們真實存在呢？如果它們是人類的思考方式中固有的，那麼情況會有多糟糕呢？也許我們應該對人類的境況進行反思，就像康德在他的《實踐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中所說的那樣：「有兩樣東西：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則，我們愈是經常和持久地思考它們，對它們歷久彌新和不斷增長之魅力以及崇敬之情就會愈加充實我們的心靈。」
在之前的四章裡，我論述了為什麼關於人性方面的新科學發現並沒有消解人類的價值觀。相反，這些新的發現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機會，使我們能夠夯實對倫理的論證以及將這些價值觀構建在更為堅實的基礎上。簡單地說：
那種認為「人的天性是沒有差別的，因此歧視是錯誤的」的觀點很蹩腳。
那種認為「人們的天性並不趨向於暴力和剝削，因此這些行為都是錯誤的」的看法很糟糕。
那種認為「引起人的行為的原因很神秘，因此人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看法很差勁。
那種認為「我們的動機從生物學角度無法說明，因此從個人的角度來講，我們的動機是有意義的」的觀點不正確。
這些觀點之所以很糟糕，是因為它們把這些價值看成了命運的賭注。它們認為，在未來的某一天，真實的發現會使這些價值變得不合時宜。這些觀點是錯誤的，因為它們完全遮蔽了否認人性所導致的種種負面結果——迫害成功人士，強制性的社會改造，對其他文化中的苦難視而不見，對公平正義的邏輯缺乏瞭解以及貶低人類現世生活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