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科學不是一門適合膽小鬼的領域。這一領域的研究者們可能會在一覺醒來之後發現，由於他們所選擇的研究領域或由於偶然發現的證據，他們成了飽受鄙視的公眾人物。比如，在日托服務、性行為、童年記憶或藥物濫用等某些特定主題方面的發現，可能會招致政客們的誹謗、滋擾與干涉，甚至是身體上的襲擊。就連左利手這樣無辜的研究課題，也同樣難以倖免。1991年，心理學家斯坦利·科倫（Stanley Coren）與戴安娜·哈爾彭（Diane Halpern）在一家醫學雜誌上發表了他們的統計結果，該結果表明，從平均水平上看，與右利手者相比，左利手者可能遭遇更多的產前和產期併發症、意外事故或更早死亡的風險。很快，兩位科學家就受到了左利手者及其擁護者們劈頭蓋臉的謾罵，包括法律訴訟和大量死亡威脅，以至於這一主題的文章被禁止在學術雜誌上發表。
難道前一章中所述的下三濫策略恰恰正是人們向那些令自己不悅的行為主張發起進攻的另一個例證嗎？或者，正如我暗示的那樣，這些都屬於一種知識潮流體系的組成部分—試圖捍衛作為意義與道德淵源的「白板說」「高貴的野蠻人」以及「機器中的幽靈」？激進科學運動中的一些主要理論家們否認自己信仰「白板說」，因此只有對他們的立場進行認真核實後才能做出公正的判斷。此外，我想探討的是，激進科學運動在政治上的對立者，也就是當今的右派，對人性科學展開的攻擊。
白板說
難道這些激進的科學家們真的信奉「白板說」嗎？對於生活在一個充斥著非實體概念世界中的學者來說，「白板說」看上去似乎很可信。然而，對於那些生活在一個充斥著關於神經細胞和基因的機械論學說的頭腦冷靜的科學家來說，他們也真的會認為心靈是由個體所處的文化植入到大腦中的嗎？從抽像的層面來講，他們對「白板說」持否定態度，但是當涉及具體問題時，他們的立場很明顯地沿襲了20世紀早期那些與「白板說」相關的社會科學傳統。史蒂芬·傑·古爾德、理查德·列文廷以及其他署名者在他們的《反對〈社會生物學〉》的宣言當中寫道：
我們並不否認，人類行為具有遺傳的成分。但我們懷疑，與爭鬥、對婦女的性壓迫、使用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等具體的、有著高度分化的行為習慣相比，在人類的進食、排泄和睡眠等具有普遍性的行為方面將會發現更多的生物學共性。
注意看，他們提出的這一問題本身就帶有欺騙性。那種認為貨幣屬於一種由遺傳編碼決定的普遍原則的看法是如此荒謬可笑（這並非偶然，威爾遜也曾經提出過類似的看法），以至於其他任何看法看上去都要比這個更為可信。但如果我們對貨幣之外的其他例子從它們本身的角度進行檢驗，而不是將它們作為與關於貨幣的錯誤看法相對立的觀點來看待，那麼古爾德和列文廷表達的意思似乎是，人類行為的遺傳成分主要存在於「進食、排泄和睡眠等具有普遍性的行為方面」。根據這種推測，人類大腦的其餘部分則是空白的。
這種辯論策略（先否認「白板說」，然後通過使其與假想敵對立來讓其貌似可信）在那些激進科學家們的作品中隨處可見。例如，古爾德曾寫道：
因此，我對威爾遜的批評，並不是要借助於非生物學的「環境論」；我是用「生物潛力」這個概念以及「大腦能夠決定所有的人類行為，但它先天並不會決定任何一種人類行為」的觀點，來反對那種生物決定論的觀點以及特定基因掌控特定行為的看法。
基因百分之百會導致某一行為的發生，這種「生物決定論」的觀點，以及「每種行為特性都有對應基因」的觀點，明顯是很愚蠢的（但古爾德並不介意威爾遜一直沒有支持這些觀點）。因此，古爾德的兩分法使「生物潛力」成為唯一合理的選擇。但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呢？生物潛力與認為大腦「能夠決定所有的人類行為」幾乎是同義重複：在什麼情況下，大腦才無法決定所有的人類行為呢？而且，認為大腦在先天上並不會決定任何一種行為的觀點正是「白板說」的一個變體。從字面上看，「在先天上不會決定任何一種行為」意味著所有人類行為發生的可能性都是相同的。如果這個星球上的任意一個地方的任意一個人，在某些情境下發誓棄絕食物和性，用釘子刺穿自己，殺死自己的孩子，而大腦沒有任何先天機制會促使他放棄這些行為而去選擇其他行為，如享受食物和性，保護自己的身體或愛護自己的孩子。
列文廷、羅斯和卡民也不承認人類大腦是白板一塊。但他們只在兩種情況下認可人性的概念。在第一種情況下，他們不是訴諸證據或邏輯，而是訴諸於他們的政治信條：「如果『白板說』是真的，那麼就不會有社會進化。」他們對這一觀點的論證，其中之一是訴諸政治權威。他們自己的觀點是「關於人性，我們唯一能夠確定的一點是，它的本質存在於建構它自己的歷史之中」。這意味著任何其他關於人類心理構成的看法，如語言能力、對家人的關愛、兩性情感和典型的恐懼情緒等，都是不合理的。
列文廷、羅斯和卡民也確實承認過生物學，但他們承認的不是心理和大腦組織，而是身體的體積。他們注意到：「如果人類只有1.2米高，那麼就沒有我們通常所理解的人類文化了。」這是因為一個小人國的國民是無法控制火源的，他們無法用鶴嘴鋤刨開石頭，也不具有足夠的大腦容量來支撐語言功能。僅僅在這一點上，他們才承認人類的生理構造可能會影響人類的社會生活。
八年後，列文廷重申了這一關於「人性是什麼」的理論：「關於人類基因，最重要的事實是，它使我們擁有了現在這樣龐大的身軀，使我們有了一個神經中樞系統及眾多神經聯結。」我們需要再次對他話語中的修辭進行細緻地剖析。如果對這個句子進行逐字解析，我們就會發現，列文廷說的只是關於人類基因的「最重要的事實」。這樣一來，我們又會發現，逐字解析這句話根本是毫無意義的。所有基因都是人類生存所必需的，那麼我們該如何對它們產生的上千種作用進行排序呢？如何從中挑出一兩種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呢？我們的身高比我們擁有心臟、肺或眼睛更為重要嗎？我們擁有神經突觸的數目比我們體內含有的鈉泵更重要嗎？要知道，沒有後者，我們的神經細胞會因為充滿陽離子而停止運作。
因此，從字面上解讀這句話是不得要領的。對這句話唯一合理的，也符合上下文語境的解讀是，這是人類基因對人類大腦具有的唯一重要的影響。成千上萬的基因對大腦產生的最為重要的影響在於，使大腦有了無數的神經聯結；而這些聯結的模式以及大腦的組織（比如，海馬、扁桃體、下丘腦以及可劃分為各個區域的大腦皮層）是隨機的，或者說可能是隨機的。基因並沒有賦予大腦多重記憶系統，複雜的視覺和運動束，學習語言的能力或各種情感（又或是，雖然基因造就了這些機能，但它們並不「重要」）。
約翰·華生認為，他能夠將任何嬰兒培養成「醫生、律師、藝術家、商界鉅子、乞丐或竊賊，而無須考慮他的天賦、趣味、傾向、能力或其祖先的種族和職業」。列文廷寫了一本書，可以看作是對華生這一主張的升級，這本書封面上的摘錄是這樣寫的：「遺傳使我們在心理和生理發展上具有可塑性，因此，在我們的生命歷程中，從胚胎到死亡，每個人都可以擔當人類社會中的任何一種身份，不管其屬於哪個種族、階層或性別。」華生承認他的觀點「不是建立在事實之上的」，這一說法有情可原，因為華生寫作的時候還沒有這方面的事實。但列文廷這本書的觀點，即任何個體都能擔當任何身份（即便假定個體在種族、性別和階層方面是一樣的），則是在向60多年來行為遺傳學方面的研究發起挑戰，是在公開宣稱自己對異乎尋常的純潔性的信仰。1992年，在一本書的結論部分，列文廷再次豎起了塗爾干曾經在生物學和文化之間豎立的那堵牆，列文廷提出，基因「為一種完全不同的新層面的因果關係所取代，為社會互動以及它本身的規律和本質所取代，而我們只能通過獨一無二的體驗形式和社會行動來理解和探索社會互動」。
因此，儘管古爾德、列文廷和羅斯否認他們信奉「白板說」，但他們對進化和遺傳的部分認可，即認為正是進化和遺傳促使我們需要飲食、睡眠、排泄以及比松鼠長得高，並引發社會變革，反映出他們是比洛克本人更為極端的經驗主義者，因為洛克最起碼承認人類需要擁有「理解」這樣一種先天性能力。
高貴的野蠻人
「高貴的野蠻人」學說，也是那些評論家們在抨擊有關人性的科學研究時偏愛的信條。在《社會生物學》一書中，威爾遜提到，部落間的戰事在史前社會很常見。那些社會生物學的反對者認為，這種看法「早已被歷史學和人類學方面的研究證明是虛假的」。我查看了這些「研究」，它們主要集中在阿什利·蒙塔古的《人類與攻擊》（Man and Aggression）一書中。事實上，這些研究主要是對動物行為學家康拉德·勞倫茲（Konrad Lorenz）、劇作家羅伯特·阿德裡（Robert Ardrey）、小說家威廉·戈爾丁（William Golding）等人的著作進行的毫不客氣的評述。毫無疑問，有些批評是這幾位作者應得的：阿德裡和勞倫茲相信一些古老的理論，如攻擊是壓力的釋放，進化是出於種群的利益。
但對阿德裡和勞倫茲更為激烈的批評則來自生物社會學家。例如，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書的第2頁寫道：「這些著述的最大問題在於，這些作者的觀點徹頭徹尾都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在任何一種情形下，這些評論都沒有提供部落戰事方面的證據。蒙塔古的評述文章也沒有提供這方面的證據，他只是舊調重彈了幾十年前行為主義者對「本能」這一概念的攻擊。這本書中只有一章用數據「駁斥」了勞倫茲關於戰事的看法，但用的是烏特印第安人（Ute Indian）的例子——認為他們並不會比其他土著部落發動更多的戰事！
20年後，古爾德寫道：「現代智人並不是一個邪惡的或者充滿破壞性的物種。」他的新觀點來自其所謂的「偉大的不對稱」（Great Asymmetry）。這是「一種必不可少的真理」，他寫道，「善良和仁慈者的數量，遠超過其他類型人的數量，是他們的上千倍」。此外，「我們為彼此做上萬件微小的、不值得記錄的善事，是非常好的，但可惜的是，片刻的殘忍就能將這些抵消」。構成這一「必不可少的真理」的統計數據是憑空得來的，毫無疑問也是錯誤的：精神病患者明顯不是「善良和仁慈的人」，但他們約佔人口總數的3%或4%，而不是百分之零點幾。
但即便我們接受古爾德的這些數據，他的觀點中暗含的假定是，一個被認為是「邪惡的或充滿破壞性的」物種，必然在任何時間內都是邪惡的或充滿破壞性的，就像一個精神錯亂的郵遞員會不停地橫衝直撞一樣。正是由於某一個行為能抵消掉上萬個善行，我們才會視這樣的行為是「邪惡的」。然而，假定人類都站在天堂門口，以此來對我們這個物種做出評判，這樣的評判有意義嗎？問題不在於人類是否是「邪惡的或充滿破壞性的」，而在於人類是否在擁有邪惡的或充滿破壞性的動機的同時，還擁有向善的、建設性的動機。如果的確如此，我們就可以試著去理解這些動機究竟是怎樣的，它們又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古爾德反對一切試圖通過人類的進化環境來理解戰爭動機的做法，因為「每一起種族滅絕事件都有無數的社會善行與之相對應，每一個殘忍的群體都有一個愛好和平的部落與之相對應」。古爾德又一次憑空編造了這樣一個比值。在第3章中，我們已經用數據表明，「愛好和平的部落」要麼不存在，要麼是在數量上遠遜於「殘忍的群體」。但對古爾德來說，這些事實並不在其考慮範圍之內，因為他認為從道德立場來講，必須要相信愛好和平的部落是存在的。他認為，只有在人類不具備任何先天行善、為惡或其他任何情感傾向的情況下，我們對種族屠殺的反對才擁有堅實的基礎。下面就是古爾德頭腦中想像出來的進化心理學家的立場，他對此持反對意見：
也許，所有最流行的關於我們人類為何擁有實施種族滅絕的能力的解釋，都會將進化生物學作為一個不幸的來源，都會認為它是推脫一切道德責任的根本原因所在……一個不仇外、不懂得殺戮的群體可能總是要臣服於其他基因編碼中存在區分種群內外的能力和殺戮傾向的群體。我們的近親—黑猩猩會聚集起來有計劃地殺戮鄰近群體的成員。也許基因注定我們也會按照此類方式行事。這些可怕的天性在過去促進了那些用牙齒和石頭武裝起來的群體的生存，但它們的破壞性僅止於此。但在今天這個發明了原子彈的世界裡，這樣恆定不變（也許是無法改變的）的天性可能會導致人類的毀滅（或者至少會給我們帶來悲劇），然而，不能因為這些道德上的失敗就對我們加以指責，因為是那些可惡的基因使我們成了內心黑暗的生物。
在這段話中，對於科學家為什麼認為可以用進化來闡明人類的暴力行徑，古爾德提供了一個或多或少有些合理的結論。但他隨即就陷入了令人無法容忍的不合邏輯的推理之中。例如，「一個推卸所有道德責任的根本性原因」「不能指責我們」，就好像科學家們除此之外別無選擇一樣。在這篇文章結尾處，古爾德是這樣總結的：
1525年，德國有上千名農民被殺害……而在意大利的美第奇教堂，米開朗基羅正在進行雕塑創作……這兩起對立的事件均表明了進化而來的普遍人性。我們最終會選擇哪一種呢？在解釋導致種族屠殺和毀滅的可能路徑時，我們會採取生物學的立場。然而事情並不必然是這樣的。我們可以有其他選擇。
這其中暗含的意思是，任何人，只要他相信通過瞭解人類的進化構成就能解釋種族大屠殺的原因，事實上，他的立場就是贊成種族屠殺的！
機器中的幽靈
關於三位一體中的第三位成員「機器中的幽靈」，情況又怎麼樣呢？那些激進的科學家都是徹頭徹尾的唯物主義者，是很難相信非物質靈魂的。但對於任何表達清晰的替代性的看法，他們同樣會感到不舒服，因為這會束縛他們的政治信條，即相信人類能夠共同實現我們選擇的任何社會安排。吉爾伯特·賴爾描述的笛卡爾的困境在這裡有了一個升級版：作為科學領域的聰明人，他們只能擁護生物學觀點，而作為政治人物，他們無法接受生物學觀點所附帶的令人沮喪的含義，即人類在本質上只與鐘錶存在著複雜程度的差異。
通常，在討論一位學者的學術觀點時，是不應該將他的政治信仰牽涉進來的，但列文廷和羅斯卻堅持認為，學者們的科學信仰與政治信仰是不可分割的。列文廷與生物學家理查德·萊文斯（Richard Levins）合著了一本書，名為《辯證的生物學家》（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他們在書中寫道：「作為進化遺傳學和生態學領域的科學研究者，我們嘗試著有意識地運用哲學來指導我們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在《不在我們的基因中》這本書中，列文廷、羅斯和卡民宣稱他們「致力於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出現」，將他們的「批判科學看作了創造那種社會要進行的鬥爭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書中的某一處，他們表達了對還原論的不同意見：
與用這種簡約的還原論來解釋所有人類行為的觀點完全對立，我們依據的是另外一種觀點：一些革命實踐者和理論家，他們主張人類擁有有意識地解釋和改變世界的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是建立在對生物領域和社會領域辯證統一關係的理解基礎之上的：生物領域和社會領域並非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也並非屬於行為當中獨立的構成部分，從本體論上來講，它們具有一致性。
列文廷和羅斯致力於辯證的方法，這解釋了他們為什麼會否認人性的存在，也解釋了為什麼他們不承認自己對這一點的否認。在他們看來，那種認為存在持久不變的人性，可以不考慮人類與環境之間不斷變化的互動關係而對其進行研究的觀點，是一種非常愚蠢的錯誤。這種錯誤不僅忽視了人類與環境的互動—列文廷和羅斯早已擊倒了他們假想的持這種看法的競爭對手。在他們看來，更深層次的錯誤在於，這一思路試圖首先從人性與人類環境（包括社會）互動的角度對人類進行分析。即便是為了指出這兩者如何進行互動，從而在頭腦中將兩者分離，也必然是「以有機體和環境的分離為前提」的。這與辯證法是相矛盾的，因為依據辯證法，兩者「在本體論上具有一致性」，這並不是從很細微的角度認為任何有機體都並非生活在真空中，而是說就整體而言，這兩者是不可分割的。
由於有機體和環境之間的辯證關係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發生變化，且任何一方都不會直接導致另一方的發生，因而有機體能夠改變這種辯證關係。在反駁「決定論者」時，羅斯多次表達了這一觀點：「我們有能力建構自己的未來，即便身處不屬於我們自己選擇的環境中亦是如此。」然而，如果「我們」指的不是高度結構化的神經回路（大腦的這種結構必然是部分源於基因和進化的），那麼這個代詞到底指代的是什麼，對此，羅斯從來沒有解釋過。我們將這種理論稱為機器中的代詞理論。
古爾德並不是一個像羅斯和列文廷那樣的教條主義者，但他也使用了第一人稱複數，好像這樣做就能夠以某種方式來反駁基因、遺傳與人類事件的相關性。他說：「我們應該選擇哪一種……使我們採取這種立場……我們可以有別的選擇。」
所謂敏銳的認識，事實上是在用自由意志的同義詞「意願」（並且考慮或者不考慮「不同的要素」，不論它的意思到底是什麼）來對其進行解釋，並將其歸因為同樣神秘的「意識的演進」。從本質上說，羅斯和古爾德是在努力使他們發明的二分法具有意義，在這種二分法中，一方是自然選擇的、具有遺傳性的以及具有一定結構的大腦，另一方是對和平、正義和平等的渴望。在本書的第三部分，我們將會看到，這種二分法是錯誤的。
機器中的代詞理論並不是激進科學家們的世界觀中一個偶然的疏忽。這一理論與他們對激進變革的渴求以及對「資產階級」民主的仇視是一致的。如果生物學確實帶給「我們」自由，那麼一旦「我們」明白了這點，就能進行自認為正確的激進變革。但如果「我們」只是一種不完美的進化產物，擁有的知識和智慧有限，易受到身份和權力的誘惑，會被自我欺騙以及道德優越感這種錯覺所蒙蔽，那麼「我們」在建構所有的歷史之前最好三思而後行。正如本書關於政治的那一章中論述的，憲政民主是建立在一種對人性存在偏見的理論之上的，在這種理論視角下，「我們」始終面臨著跌入傲慢和墮落的陷阱的危險。民主制度中的審核和平衡顯然是針對人類那些不完美的危險野心而設計出來的。
當然，相對於政治左派來說，「機器中的幽靈」這一理論顯然更受政治右派的歡迎。心理學家莫頓·亨特（Morton Hunt）在其著作《新一無所知黨：人類本性方面的科學研究在政治上的仇敵》（The New Know-Nothings：The Political Foes of the Scientifc Study of Human Nature）中指出，對人性的科學研究持仇視態度的包括左派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只針對這一問題的介於兩派之間的各色狂熱分子。到目前為止，我已經討論了極左派憤怒的原因，因為人性方面的科學研究已經進入了大學和主流出版社的思想戰場上。雖然最近極右派分子針對的是各種不同的目標，在不同的領域展開鬥爭，但他們也感到很憤怒。
長期以來，右翼對人性方面的科學研究的反對主要是出自各種宗教的教義，尤其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不接受進化思想的人自然也不相信心靈的進化，而那些相信非物質靈魂的人，肯定也不會相信思想和情感屬於大腦組織信息加工的構成要素。
出於幾種道德上的擔憂，宗教對進化的反對進一步激化了。最明顯的是，進化對《聖經》中的創世故事的真實性提出了挑戰，從而也對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宗教權威性提出了挑戰。正如一個相信神創論的牧師所說的：「如果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聖經》是錯誤的，那麼當《聖經》談及道德和救贖時，我為什麼要相信它呢？」
但對進化的反對，並不僅僅出於捍衛《聖經》經律主義的目的。當代信仰宗教的人可能不再相信《聖經》中描述的每一種奇跡的字面意思，但他們依然相信，人類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創造出來的，是為了一個更崇高的目的降生到人世的。也就是說，人類在按照上帝的旨意過著有道德的生活。他們擔心的是，如果人類只是化學複製物經過突變和選擇之後的偶然產物，那麼道德就沒有立足之地了，我們就會不通過大腦，而只會聽從於生物性衝動的支配。一位神創論者在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指證這種危險時，援引了一首搖滾歌曲的歌詞：「寶貝，你和我只是哺乳動物，讓我們像探索頻道裡的哺乳動物一樣去行事吧。」1999年，科羅拉多州哥倫比亞高中兩個十幾歲的少年開槍打死了13個人。該事件發生後，美國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共和黨議員湯姆·迪萊（Tom Delay）指出，只要我們的教育系統一直教導孩子：他們只不過是長得好看的猿猴，是從最原始的泥漿進化而來的，那麼這類暴行就不可避免。
右翼對進化論的反對導致的最糟糕結果是，神創論運動中那些活躍分子使美國科學教育出現了墮落的跡象。在美國最高法院於1968年做出判決之前，各個州都可以禁止學校教育中直接講授進化論的內容。自這個判決作出之後，神創論者一直試圖以法律條文的形式來削弱進化論。他們的行為包括指責進化論不符合科學標準，認為它「只是一種理論」，弱化有關進化論課程的講授，反對教科書封面上印有的進化論內容，或者是強制要求教科書封面上必須印有神創論的內容。近些年，美國國家科學教育中心發現，從美國40個州的情況來看，這些手段在以大約每週新增一種的速率出現。
不只在進化論方面，神經科學也會挫敗宗教信仰。通過將幽靈驅逐出機器，腦科學正在瓦解建立在這一理論之上的兩種道德教條。第一種教條是，每個人都有一個靈魂，它使得個人能夠發現價值，實踐自由意志，對自身選擇負責。如果行為受到的是大腦中的神經回路的控制，而神經回路又遵從化學定律的話，那麼選擇和價值就變成了神話，也就看不到道德責任的可能性了。正如神創論的鼓吹者約翰·韋斯特（John West）所說的：「如果人類和他們的信仰只不過是其物質存在的無意識產物，那麼人類生活中任何被賦予意義的事物（如宗教、道德和審美）也就都不具有客觀的基礎。」
另一種道德教條是，靈魂是在胚胎期進入肉體中的，而在人死亡之後又會離開肉體，這樣一來，就可以定義什麼是有生命權利的人了（大多數但並非全部的基督教教派中都可以發現它的身影）。這一教條使墮胎、安樂死以及從胚胎中獲取干細胞變成了與謀殺等同的行為。它使人從根本上區別於動物，也使克隆人類成了對神聖秩序的冒犯。然而，所有這些都受到了來自神經學家的挑戰，因為在神經學家看來，自我或者靈魂本質上存在於神經活動之中，神經活動是在胚胎期的大腦中逐步發展起來的，在動物的大腦中也能看到它的蹤跡，而衰老和疾病會使它變得支離破碎。我們將在第13章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但在右翼陣營中，並非僅聖經佬和電視福音傳道者在反對人性方面的科學研究。當今，進化論受到了一些參加過以前世俗新保守主義運動的極具思想深度的理論家的挑戰。這些人擁護的是生物化學家米歇爾·貝希（Michael Behe）首創的智慧設計（Intelligent Design）假說。貝希認為，細胞的分子機制不可能以一種極其簡單的方式運作，因此，細胞無法通過自然選擇逐一進化。相反，必須將其視為一個智慧的設計者創造出來的一種有效的發明。從理論上講，這位設計者可以是一個來自外空間的高度智慧的外星人，但每個人都知道這一理論的弦外之音是，這個設計者必定是上帝。
生物學家反對貝希的觀點，原因是多方面的。貝希關於生物化學的「不可還原的複雜性」的觀點是沒有經過檢驗的，或者說根本就是錯誤的。他將所有進化歷史中尚未為人們理解的現象集合起來，認為它們是由於缺乏設計而導致的。而對於智慧設計者來說，貝希突然放棄了所有科學上的考慮，沒有質疑這個設計者從哪裡來或者這個設計者是如何工作的。已經有足夠多的證據表明，進化過程並不是智能的或是有特定意圖的，而是充斥著浪費和殘忍，而貝希對此卻視而不見。
然而，智慧設計的觀點受到了新保守主義主要代表人物的擁護，這些人包括歐文·克裡斯托（Irving Kristol）、羅伯特·伯克（Robert Bork）、羅傑·金博爾（Roger Kimball）和格特魯德·希梅爾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其他擁護保守主義的知識分子也出於道德原因對神創論持同情態度，比如，法律學教授菲利普·約翰遜（Phillip Johnson）、作家威廉·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專欄作家湯姆·貝瑟爾（Tom Bethell）以及令人窘迫的生物倫理學家萊昂·卡斯（Leon Kass）。卡斯是小布什總統的生物倫理咨詢委員會主席，也是美國在生物學和醫學方面的國家政策的制定者之一。《否定達爾文》（The Deniable Darwin）的故事標題曾令人驚訝地出現在《時論》（Commentary）這本雜誌的封面上，這意味著這份曾經被世俗的猶太知識分子視為頂級論壇的刊物，現在對進化論的懷疑要遠甚於對教皇的懷疑！
現在還不清楚，到底是這些世故的思想家們真的認為達爾文主義是錯誤的，還是他們覺得對其他人來說相信這種理論是錯誤的具有重要意義。《風的傳人》（Inherit the Wind）這部電影中有一幕是關於「猴子審判案」的，控方律師和辯方律師（原型是威廉·詹寧斯·布萊恩和克萊倫斯·丹諾）在法庭上辯論了一整天之後，他們相約一起放鬆一下。控方律師是這樣評價田納西州的當地居民的：
他們是單純的人，貧困的人。他們工作很艱辛，他們需要信仰點兒美好的事物。你為什麼要剝奪他們的這點兒信仰呢？要知道他們除此之外一無所有啊！
這與新保守主義者的觀點相去不遠。克裡斯托曾經寫道：
如果關於人類境況只有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那麼這個事實就是：無論是哪個群體，只要它相信，它的成員是在一個無意義的世界裡過著無意義的生活，那麼這個群體就無法存活下去，即使它對此有所懷疑，結果也依然如此。
進而，克裡斯托詳細說明了自己的道德推論：
在不同的人看來，有著不同的真理。有的真理對兒童來說是正確的；有的真理對學生來說是正確的；有的真理對受過教育的成年人來說是正確的；有的真理對受過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來說是正確的。那種認為存在一套適合所有人的真理的看法是一種現代民主主義謬論。它根本不起作用。
許多持保守主義觀點的學者與原教旨主義基督徒沆瀣一氣，共同反對神經科學和進化心理學，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研究提供的解釋消解了靈魂、永恆價值和自由選擇。卡斯寫道：
借助於科學，現代理性主義的前鋒已經實現了對世界的逐步祛魅。如果還有墜入愛河這回事的話，那麼按照現代趨勢，像看到美麗的阿弗洛狄忒（Aphrodite，古希臘神話人物，愛與美的女神。羅馬神話中稱之為維納斯），因而靈魂受到衝擊變得著魔（愛羅斯，Eros，小愛神，是阿弗洛狄忒的兒子，對應於羅馬神話中的丘比特）這樣的解釋是行不通的，丘腦下部的多肽荷爾蒙這種尚未得到確認的化學物質才是解釋的關注點所在。宗教情感和宗教理解的力量也消退了。即便大部分美國人依然公開宣稱自己信仰上帝，也只有小部分人會因為擔心上帝的審判而顫抖。
類似的，專欄作家安德魯·弗格森（Andrew Ferguson）告誡他的讀者，進化心理學「肯定會使你毛骨悚然」，因為「行為是否符合道德、是否有價值，這樣的命題是這門新科學以及一般意義上的唯物主義無法提供的」。弗格森認為，這門新科學認為人只不過是「肉傀儡」，這與猶太教和基督教共同信奉的「人從生命伊始就擁有靈魂，為上帝所創造，具有無限珍貴性」的傳統觀點相比，是一種令人恐懼的轉變。
即便是對左派持抨擊態度的作家湯姆·沃爾夫（Tom Wolfe），依然對它們的道德意蘊表示擔憂，儘管沃爾夫很欣賞神經科學和進化心理學。在沃爾夫的文章《抱歉，你的靈魂死了》中，沃爾夫寫道，當科學最終殺死了靈魂（「價值的最後庇護所」），「隨之而來的可怕的狂歡，將會使（尼采的）警句『所有價值被完全腐蝕』相形見絀」：
與此同時，自我的概念—一個能夠自我約束、延遲滿足、控制性慾、停止攻擊和犯罪行為的自我，一個能夠通過學習、踐行、堅持不懈以及面對巨大不幸時絕不服輸，從而引導自己變得更加聰明、達到生活巔峰的自我，這種通過進取和真正的膽識取得成功的舊式觀念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溜走了，遠去了……遠去了……
「這將把自我控制置於何種境地呢？」沃爾夫質疑道，「事實上，如果人們相信這個幽靈般的自我並不存在，那麼大腦如何能夠徹底證明這一點呢」？
最具諷刺意義的是，現代社會對人性的否認，使持極左和極右兩種對立的政治立場的人發現，他們竟然置身於同一戰壕之中，而原本他們彼此是互相瞧不起的。回想一下，《反對〈社會生物學〉》那篇文章的作者們是怎樣得出這種看法的：像威爾遜的社會生物學之類的理論，「為優生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石，從而導致了納粹德國毒氣室的建立」。2001年5月，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眾議院教育委員會通過決議指出：「阿道夫·希特勒和其他一些人曾經使用達爾文以及那些受其影響的人的種族主義觀點……來為自己的惡行辯護，他們殺死了數百萬據稱是低劣種族的人。」這份決議（最終還是失敗了）的發起者們援引古爾德的一篇文章來為自己辯護。事實上，這並不是古爾德第一次獲得神創論者的贊同，古爾德的文章也被神創論者用來為他們搖旗吶喊。雖然古爾德是一名孜孜不倦的反神創論主義者，但他也一直孜孜不倦地反對著認為進化能夠解釋心靈和道德的觀點，而這種達爾文主義暗含的意思卻正是神創論者最懼怕的事情。
左派和右派都同意人性這門新科學威脅到了「道德責任感」這一概念。威爾遜指出，人類與其他許多哺乳動物一樣，其男性成員相對女性成員來說，會渴望擁有更多的性夥伴。羅斯指控威爾遜的言下之意是：
各位女士，不要責備你的配偶四處留情，這不是他們的錯，而是基因注定了他們如此行事。
沃爾夫的風涼話與之相比，調門稍低：
人類雄性成員的基因注定了他們是一夫多妻制的擁護者，決定著他們不會對其法定配偶保持忠誠。任何看雜誌的男性都能很快理解這一點：是300萬年的進化促使我這麼幹的！
在聯盟的一邊，古爾德極富策略地問道：
我們為什麼會想借助於基因來推脫自己對暴力和性別主義應有的責任呢？
在這個聯盟的另一邊，弗格森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
這種「科學信仰」似乎是要腐蝕任何自由意志、個人責任或普世的道德感。
在羅斯和古爾德看來，「機器中的幽靈」就是那個「我們」，這個「我們」是可以任意創造歷史和改變世界的。對卡斯、沃爾夫和弗格森來說，這個幽靈就是「靈魂」，它能夠依據宗教戒律做出道德判斷。但他們都將遺傳學、神經科學和進化論看作對自由選擇的場所的巨大威脅，而這個場所不可小視。
這將當今知識界置於何種境地呢？篤信宗教的右派對人性這門科學的仇視在增加，但這些右派的影響在於，人們感覺其對政治家更有吸引力，而無法改變知識界的風氣。這些篤信宗教的右派對主流知識界生活的任何入侵，都會受到他們對進化論本身的反對的制約。不管它是叫「神創論」還是叫「智慧設計」這樣的委婉說法，都會有大量證據表明，自然選擇理論是正確的，從而使那些對進化論的否定站不住腳。但在這種否定銷聲匿跡之前，它對科學教育和生物醫療研究會造成什麼樣的額外傷害呢？目前尚未可知。
另一方面，激進的左翼對人性這門科學的仇視，則在現代知識界打下了實實在在的烙印，因為這些所謂的激進科學家現在已經是知識界的當權派。我曾經遇到許多社會科學家和認知科學家，他們驕傲地宣稱，他們的生物學知識完全來自古爾德和列文廷。列文廷被許多知識分子推崇為進化和遺傳方面的絕對權威，許多生物哲學家都花費了大量時間向列文廷學習。羅斯對任何一本新出版的人類進化或者遺傳方面的著作的嘲諷性述評，是英國報紙雜誌上的固定欄目。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一本圖書的簡介中寫道：「古爾德不可能出錯。」阿西莫夫對古爾德可能並無嘲諷之意，但在許多專欄作家和社會科學家看來，他就是這個意思。專欄作家羅伯特·懷特（Robert Wright）在《紐約》雜誌上發表文章抨擊阿西莫夫是「高視闊步之徒」，帶有「陰莖妒忌」情結的「年輕朋克」，因為他只會草率地批判古爾德的邏輯和古爾德列舉的事實。
從一定意義上看，對激進科學家的尊敬程度之高他們首屈一指。除了他們的科學成就之外，列文廷還是一個對許多科學問題和社會問題有著深刻洞見的分析家，古爾德寫了數百篇極為傑出的自然歷史方面的小文章，羅斯著有一本非常優秀的書，從神經科學角度分析了記憶問題。同時，他們對自己在知識界的定位也是極富智慧的。正如生物學家約翰·阿爾科克（John Alcock）所說：「古爾德憎惡暴力，他大聲疾呼反對性別歧視，鄙視納粹主義，他揭示出種族屠殺的恐怖之處，他永遠與天使站在一起。誰會與這樣一個人辯論呢？」這種關於豁免權的爭論，使得激進科學家對其他人的不公正指責變成了一種傳統智慧。
當今許多作家常常很隨意地將行為遺傳學等同於優生學，好像研究遺傳與行為的相關性就等同於控制人們生育孩子的決策。許多人還將進化心理學等同於社會達爾文主義，好像研究人類進化的根源就等同於認為窮人的地位是他們所應有的一樣。這種混淆不僅來自科學門外漢，而且還來自一些聲望卓著的出版物，如《科學美國人》和《科學》這樣的刊物。當威爾遜在他的《論契合》一書中說將人類知識劃分為各個領域的做法將要成為過去時，歷史學家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對此挖苦道：「對於威爾遜的下一本書，我有一個建議……建議他討論一下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一曾為希特勒所採用的教條，以及闡釋一下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社會生物學的不同之處。」2001年，當「人類基因組計劃」完成時，該計劃的領導者們對「基因決定論」這種任何人都不會相信的觀點進行了慣例式的譴責，他們指出，「人的所有特性都已在基因組中確定好了」這種觀點毫無疑問是錯誤的。
許多科學家完全醉心於激進的社會建構主義理論，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因為他們贊同這種觀點，而是因為他們專注於自己的實驗，需要一個其視野之外的探測工具，就像他們需要換換腦子一樣。正如人類學家約翰·托比（John Tobby）和心理學家勒達·考莫斯邁德（Leda Cosmides）觀察到的那樣，認為生物學本質上與人類社會秩序無關的教義，為科學家提供了「安全通過現代學術生活中的一些政治化雷區的指導」。正如我們即將要看到的，即便是當今社會的人，如果膽敢挑戰「白板說」或者「高貴的野蠻人」學說，有時候也會在面對示威者時沉默無語，甚至會被譴責為納粹分子。即便這些攻擊是零星出現的，它們也製造出了一種恐嚇的氛圍，極度扭曲了學術研究。
但知識界的氛圍已經有了變化的跡象。關於人性的觀點，雖然仍會讓一些學術研究者和權威專家感到反感，但已經有了聆聽者。科學家、藝術家以及人文學者、法律學者和善於思考的非專業人士都表露了對來自生物科學和認知科學領域中關於人類心智新見解的渴望。雖然激進科學運動在言辭上獲得了成功，但實則極度欠缺經驗事實上的支持。長達25年的研究成果對激進科學運動進行的那些預測都很不利。與蒙塔古所說的不同：黑猩猩不是愛好和平的素食動物；人類的遺傳智力也並不是零；IQ不是一種沒有任何遺傳基礎，與大腦、個性和社會行為無關的「具體事物」；性別差異也並不是「心理與文化因素期望」的產物；凶殘部族的數量也並非等同於愛好和平的部落的數量。
與之相反的是，社會生物學並沒有像薩林斯預測的那樣，成為一場短命的學術時尚。阿爾科克於2001年出版了著作《社會生物學的巨大成功》（The Triumph of Sociobiology），我們僅看其標題就能完全理解這一點：在有關動物行為的研究中，甚至再也沒有人談論「社會生物學」或者「自私的基因」了，因為這些概念已經成為該門科學的一部分。在人類研究領域，有一些涉及人類的主要體驗—審美、母愛、親屬關係、道德感、合作、性行為和暴力等，對於這些體驗，只有進化心理學提供了唯一的條理清晰的理論，開拓了無數令人興奮的最新研究領域。行為遺傳學使人格研究獲得了新的生命力，而且隨著來自「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知識的應用，這一學科還將會擴展到更多研究領域。認知神經科學將會毫無畏懼地把新工具應用到人類心智和行為研究的各個方面，這其中也包括人們曾經出於情感或政治原因對其大加指責的領域。
問題不在於是否會有越來越多來自心靈、大腦、基因和進化科學領域的關於人性的解釋，而在於我們如何對待來自這些領域的知識。關於平等、進步、責任和人的價值的觀念，其確切含義到底是什麼？這些問題都至關重要。這樣一來，我們就更有理由相信，恐懼和反感解決不了問題，我們必須要借助於理性。而這也正是本書下一部分所要達成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