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還在哈佛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聽的第一場講座是由著名的計算機科學家約瑟夫·魏澤鮑姆（Joseph Weizenbaum）主講的。他是早期人工智能領域的奠基人之一，並且因為他的Eliza程序著稱於世，這一程序曾經讓人們一度誤認為計算機能夠進行對話，而實際上它只不過是輸出一些事前錄入的機敏回答而已。魏澤鮑姆當時已經出版了《計算機能力與人類推理》（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一書，該書對人工智能與計算機的認知模型進行了批判，被譽為「過去10年間最重要的計算機書目」。我對此書心存疑慮，因為它缺乏論證，而對科學的虔誠又太過假裝。例如，他認為人工智能的某些特定觀念，比如那種將神經系統與計算機相結合的科幻主張，是「純粹的褻瀆。對於任何一個有教養的人來說，這些『應用』的真實意圖只能增加他們的反感……人們可能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會影響到這些提議者對生命的感知，以及對自己作為生命連續統一體上的構成要素的感知，以至於他們會產生這樣的想法」。而那天下午的講座也同樣缺乏論證，讓我覺得連去哈佛大學科學中心圖書館查找資料進行驗證的必要也沒有。
魏澤鮑姆討論了計算機科學家艾倫·紐厄爾（Alan Newell）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類比性基礎上開發的人工智能程序，如果該程序知道一個問題的解決途徑，它就會將這一解決途徑運用到其他具有類似邏輯結構的問題上去。魏澤鮑姆告訴我們，事實上，這一程序是為了幫助五角大樓尋找如何鎮壓越南反抗的解決方案而開發的。據說越南人「在叢林中的行動就像魚兒游在水中那般自如」。他說，如果向該程序輸入這一信息，將會得出這樣的推斷：就像竭澤而漁那樣，可以將叢林剷除，從而暴露出越南人的行蹤。接著他又談論了有關計算機言語識別的研究。魏澤鮑姆認為，對言語知覺進行研究，唯一可以想像的原因就是方便中央情報局對數百萬計的電話聊天內容進行同步監控。魏澤鮑姆建議在座的所有學生聽眾要聯合起來抵制這一研究課題。然而，他又補充說，如果我們不聽從他的忠告也不要緊，因為他深信，到2000年的時候，我們就都已經逝去了，對此觀點，他毫不懷疑。最後，魏澤鮑姆向年青一代說了一番鼓舞人心的話語後便結束了他的講座。
後來證明，有關我們的死亡的傳聞被極度誇大了，那個下午魏澤鮑姆提到的其他預言也沒有得到證實。在推理中使用類比，絕非什麼邪惡的工作，恰恰相反，這是當代認知科學領域中非常重大的課題之一，且被普遍認為這正是人類智慧的關鍵所在。言語識別軟件通常被用於電話信息服務，並被壓縮組裝在家用電腦上，這對於那些殘障人士或反覆遭受壓力性損傷的人來說，無異於上天的恩賜。魏澤鮑姆的批判性立場反映了19世紀70年代以政治妄想症和道德表現狂為特徵的大學生活，在那個時期，對當前人性科學的批評已經出現了。
學術話語會被引入美國的文化殿堂，成為文化中心議題，對於這樣一個問題，無論我怎樣設想，或許都不應該感到驚訝。縱觀歷史，觀點之間的論戰過程中往往充斥著形形色色、道德化、妖魔化、誇張的以及其他更為糟糕的論調。人們認為，科學應該是這樣一個場域，只針對觀念而非針對個人進行抨擊，可證實的真相與政治觀念之間是相分離的。然而，當科學開始向人性這一主題進軍時，旁觀者對此的反應完全不同於他們對一些重大發現（比如彗星的起源或者蜥蜴的分類等問題）的反應，科學家們恢復了道德說教式的思維傾向，並認為這是人類社會中自然而然存在的現象。
有關人性方面的研究在任何時期都存在爭議，但關於它的科學研究方面的新進展遇到了一個非常糟糕的時期，這就使它成了公眾注意的焦點。在20世紀70年代，知識分子轉變成了政治上的激進分子。傳統觀念中對人性的疑慮，成了堅定的左派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於是那些在生物學背景下對人類心理進行研究的科學家，被認為是極端保守的國家統治階級的御用文人。批評者宣稱，這些科學家是「激進的科學運動」的一部分，由此，關於這個群體，我們便有了一個便捷的稱謂。
魏澤鮑姆對人工智能和認知科學領域將心智和機械統一起來的嘗試極為反感，但與人性相關的另一門科學也遭到了強烈的批評。1971年，心理學家理查德·赫恩斯坦在《大西洋月刊》發表了一篇名為《IQ》的文章。雖然赫恩斯坦是首次提出這種看法，但這實際上是一種很常見的觀點。他寫道，隨著社會身份越來越不受那些不合理的遺贈（如種族、門第和繼承財富）的影響，它將更多地由天賦決定，尤其是（在現代經濟中）由智力決定。由於智力上的差異具有部分的遺傳性，由於聰明人傾向於和其他聰明人結婚，因此，當一個社會更加公平的時候，它就會按照遺傳基因來形成不同的社會階層。聰明人會進入到上層社會中，於是他們的子女也會處於上層社會。赫恩斯坦的這些觀點很老套，因為它建立在數學必然性的基礎之上：在影響社會地位的諸因素中，當非遺傳因素所能解釋的變異量下降時，遺傳因素所能解釋的變異量就會增加。只有在智力天賦對社會地位沒有影響（這要求人們不再喜歡僱用聰明人或者與他們做生意），或者遺傳對智力沒有影響（這意味著人們的大腦要麼是白板，要麼是依據同一個模本克隆出來的）的情況下，這個結論才是錯誤的。
赫恩斯坦的觀點並沒有揭示出，種族之間在平均智力水平上的任何差異是屬於先天性的，這是心理學家亞瑟·延森（Arthur Jensen）早在兩年前就提出的一個不同尋常的假設，赫恩斯坦本人也明確否認自己持這種主張。那個時候距離學校廢除種族隔離才不過一代人的時間，非裔美國人的公民權利獲得法律認可還不到10年，因此，非裔美國人和白人在平均智商方面的差異可以很容易被歸結為機會上的差異。認為赫恩斯坦的推斷意味著按照遺傳進行分層，非裔美國人終其一生只能待在社會最底層，這種觀點的實質是將一種毫無根據的假設強加在赫恩斯坦的頭上。該假設認為：就遺傳的角度而言，非裔美國人的平均智力水平不如白人，而這一點正是赫恩斯坦極力迴避的。
然而，一位很有影響力的精神病醫學專家阿爾文·普森特（Alvin Poussaint）認為，赫恩斯坦「成了非裔美國人的敵人，他的觀點對每一位在美國生存的非裔美國人都是一種威脅」。他又反問道：「我們應該拉個條幅，支持赫恩斯坦的言論自由權嗎？」在波士頓地區的大學裡，有人散發傳單，鼓動學生「抨擊哈佛教授的法西斯謊言」，哈佛廣場貼滿了赫恩斯坦的照片，上面寫著「追求種族主義」這樣的字眼，以及所謂的關於他的文章的五處錯誤引用。赫恩斯坦受到了死亡恐嚇，而且，他也不能談論自己的研究專長—鴿子的學習，因為不管他到哪裡去作學術講座，報告廳裡總是擠滿了抗議的人群。例如，在普林斯頓大學，學生們宣稱要堵住禮堂的門，逼著他回答有關IQ方面的爭議問題。有幾場講座甚至被取消了，因為主辦大學認為他們無法保證他的安全。
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先天性差異，這個問題具有明顯的政治含義，我在後邊的章節裡將會對其進行檢驗。但人與人之間擁有天生的共性，這樣一種看起來讓人感到溫馨和感動的觀點，也讓許多學者感覺很憤怒。20世紀60年代末期，心理學家保羅·艾克曼發現，微笑、皺眉、冷笑、鬼臉以及其他一些面部表情，是全世界人類都有的表情，大家也都能理解這些表情的意義，即便那些之前與西方人沒有接觸過的原始人也是如此。他認為，這些發現證實了達爾文1872年的著作《人與動物的情緒表達》（The Expressions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中的兩個觀點。第一個觀點認為，進化過程賦予了人類情緒表達的天賦；另一個觀點認為，所有的人類種族都是從一個共同的祖先進化而來的，這在達爾文的時代顯得比較激進。而瑪格麗特·米德對這些激動人心的發現視而不見，她認為艾克曼的研究是「無恥的」「駭人的」，是一個「恥辱」—而這還算是比較溫和的反應。
在美國人類學學會的年會上，艾倫·羅馬克斯（Alan Lomax）從觀眾席上站起來大聲咆哮，認為不應該讓艾克曼發言，因為艾克曼的觀點是法西斯主義的。在另外一個場合，一位非洲裔美國活動家指責他是法西斯主義，因為艾克曼竟然聲稱非裔美國人的面部表情和白人一樣。有時候，你是無法獲得辯論上的勝利的。不單單是人類在與生俱來的能力方面存在差異這一觀點會讓激進主義者憤憤不平，只要是認為任何一個物種存在著天生能力上的差異的觀點，都會招致這樣的反應。神經學家托斯坦·維瑟爾發表了他與戴維·休布爾合作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著作，他們認為，貓的視覺系統很大程度上是與生俱來的，當時另一位神經學家憤怒地稱維瑟爾為法西斯主義分子，並且發誓要證明他的觀點是錯誤的。
威爾遜的《社會生物學》
有一些反對意見帶有鮮明的時代特點，會隨著激進時尚的消退而逐步消失。然而，有兩本進化方面的書，關於它們的反對意見持續了數十年之久，並且已經成了知識界主導潮流的一部分。
第一本書是1975年愛德華·威爾遜寫的《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社會生物學綜合了許多動物行為方面的文獻，使用了來自喬治·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威廉·漢密爾頓（William Hamilton）、約翰·梅納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以及羅伯特·特裡弗斯（Robert Trivers）的自然選擇方面的新觀點。這本書回顧了溝通、利他主義、攻擊性、性和子女養育等的進化原理，並將這些原理應用到了對一些主要的社會性動物（如昆蟲，魚類和鳥類）的歸類研究之中。這本書的第27章將這些原理運用到了對人類的研究中，把人類作為動物王國的一個分支來對待。它還對研究不同社會的普遍性和差異性的文獻進行了回顧，對語言以及語言對文化的影響進行了討論，提出了一些假設，認為一些普遍性（如道德情感）可能源於自然選擇形成的人性。威爾遜希望這一觀念能夠將生物學與社會科學和哲學聯繫起來，這也是他後來的出版的《論契合》（Consilience）一書的主題。
對《社會生物學》的批評，首先是針對它那些主要的「異端邪說」展開的。在一本批評性的書中，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將「粗俗的社會生物學」視作對塗爾干和克羅伯的超機體概念的挑戰。超機體學說認為，文化和社會存在於一個獨立於個體及他們思想和情感之外的領域。薩林斯寫道：「粗俗的社會生物學將人類的社會行為解釋為人類機體的需求和內驅力的產物，並將需求、內驅力等秉性看成由生物進化塑造的人性的一部分。」薩林斯承認，他擔心這可能會侵入自己的學術地盤。薩林斯又補充道：「核心的學術問題，歸根到底是文化和文化研究的自主性。社會生物學試圖挑戰文化作為自在之物以及作為獨特的、符號性的人類創造物之間的統一性。」
薩林斯這本書的書名是《生物學的應用和濫用》（The Use and Abuse of Biology）。據說，濫用生物學的一個例子是，漢密爾頓的包容適應性理論能夠解釋家庭紐帶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漢密爾頓的研究表明，為親人犧牲的傾向是可以通過進化獲得的。親人之間具有共同的基因，因此，有機體去幫助親人，實際上是在間接地實施自我複製。如果幫助親人帶來的成本小於給予親人幫助帶來的收益，那麼這個基因就會出現激增。當然，給予親人幫助帶來的收益會隨著親近程度的疏遠而減少（親兄妹或後代帶來的收益為1/2，堂兄弟為1/8，等等，以此類推）。薩林斯提出，真實情況並不是這樣，因為在大多數文化中，人們缺乏分數的概念，因而他們無法指出親戚關係的係數，以便知道自己該幫助哪個親人，又該提供多少幫助。薩林斯的這本書混淆了近因和遠因，就好像是在說由於大部分文化中並沒有三角這樣的數學概念，而這又是構成立體視覺的基礎，因此，人們不可能看得更深入、更徹底一樣。
無論如何，「粗俗」都不及對它批評的一半。著名生物學家C.H.沃丁頓（C.H.Waddington）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贊同社會生物學的書評之後，社會生物學研究小組包括威爾遜在哈佛大學的兩位同事史蒂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和理查德·列文廷（Richard Lewontin），也在這上面發表了一篇廣為流傳的攻擊性書評《反對〈社會生物學〉》（Against『Sociology』）。他們將威爾遜和優生學的倡導者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延森認為種族之間存在著先天智力上的差別的假設視為一丘之貉，之後，這些作者們在該書評中寫道：
這些週期性的決定論之所以會殘存下來，是因為它們總是傾向於從遺傳的角度為社會現狀以及特定的階層、種族、性別群體的優勢地位提供辯護……這些理論為美國1910年到1930年《絕育法》和《限制移民法》的頒布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來源，這些理論也是優生政策的思想來源，而這一政策導致了納粹德國毒氣室的建立。
……威爾遜的這本書向我們表明，研究者不僅很難排除環境的影響（例如文化的傳播），而且研究者擺脫個人偏見和所屬社會階層的偏見也很困難。威爾遜加入了生物學決定論者的行列，這些人的研究目的是將自己對社會問題的責任排除在外，以鞏固他們所處社會的制度。
他們還指責威爾遜探討了「種族滅絕的益處」以及「奴隸制這樣的制度……在人類社會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為這種制度在生物王國是『普遍存在』的」。如果說這種聯繫在這裡還不夠清楚的話，其中一位作者在另外一個地方還寫道：「通過最終分析可以看出，社會生物學研究為優生學轉化為納粹德國的種族滅絕行為提供了概念框架。」
我們肯定能夠在《社會生物學》這本書的最後一章發現值得批判的地方。現在我們知道，威爾遜論述的一些普遍性是不準確的，或者說表達得過於粗糙，威爾遜認為道德推理在未來某一天會被今後的生物學取代，這種觀點肯定是錯誤的。但《反對〈社會生物學〉》一文對它的批評顯然也是錯誤的。威爾遜被他們稱作「決定論者」，他們認為威爾遜相信人類社會遵循的是機械僵化的遺傳法則。但威爾遜對自己的觀點是這樣表述的：
首要的，也是最容易確證的人類社會的特性是，它本質上是服從統計學分佈的。人類社會性組織的參變量與其他哺乳類動物社會性組織的參變量相比，更加多樣化……為何人類社會具有這樣的靈活性呢？
同樣，一些人指責威爾遜，認為他盲目地相信人被束縛在了由其種族、階級、性別和個體基因組決定的社會地位上。但事實上，威爾遜曾說「幾乎沒有證據表明，社會地位能夠穩定地遺傳」「人與人之間在遺傳方面並沒有差別」。而且，威爾遜認為：
人類社會已經發展到極端複雜的程度，因為人類有智力、會變通，從而能夠扮演任何專門化的角色，能夠依據不同場合的需求扮演不同的角色。現代人類在很多方面都扮演著相應的角色，因此，在面對不斷變化的環境需求時，人類會因自己的局限而力不從心。
至於說攻擊的不可避免性—這是人們批評威爾遜時發表的另一種危險的觀念。威爾遜是這樣認為的，在人類進化過程中，「攻擊性受到了約束，靈長類動物那些舊式的統治習性為複雜的社會技巧所取代」。指責威爾遜（終其一生都是一個自由民主主義者）帶有個人偏見，為種族主義、性別主義、不公平、奴隸制和種族滅絕辯護是特別不公正的，也是不負責任的，因為誹謗和滋擾他的人，都是只聽反對者的口號而沒有去閱讀威爾遜的著作的人。
哈佛大學中出現了針對威爾遜的傳單和座談會，一名抗議者拿著大喇叭要求校方解雇威爾遜，他的教室裡會衝入高喊口號的學生。當威爾遜在其他學校演講時，抗議者稱他是「右翼父權主義的倡導者」，號召人們在他演講時高聲喧鬧。威爾遜本來打算在美國科學促進會於1978年舉辦的一個會議上發表演說，但卻湧進來一群拿著標語牌的人（其中一個拿著納粹黨徽），他們衝上講台，高喊：「威爾遜，你這個納粹分子，放下你的偽裝，我們要控訴你對種族滅絕的宣傳。」一個抗議者搶過了麥克風，對著聽眾高談闊論，而另一個抗議者則捧著一個大水罐向威爾遜潑水。
在隨後的許多年中，《社會生物學》聲名狼藉，而且這本書引用了漢密爾頓和特裡弗斯的許多原創思想，導致這兩位研究者也成了人們批評的對象。人類學家伊爾文·德沃爾（Irven DeVore）和萊昂內爾·泰格爾（Lionel Tiger）在教授這本書的某些觀念時就是這麼做的。影射特裡弗斯是種族主義的鼓吹手，是支持種族壓迫的右派，這是對他的一種中傷，因為特裡弗斯本人是一個政治激進分子，是美國黑豹黨（Black Panthers）的支持者，是休伊·牛頓（Huey Newton，美國黑豹黨的領袖以及創立者之一）在學術上的合作者。特裡弗斯認為，如果非要說社會生物學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那就是，它是一種可以促進政治進步的力量。
他的這種看法依據的是這樣一種觀點：有機體的進化不是為了家庭、團體或者種群的利益，而是因為構成這些群體的個體在基因層面存在衝突，只有捍衛自己的利益才能生存下去。這一觀點瞬間推翻了那種令人覺得自然而然的觀點：掌握權力的統治者會為所有人謀福利，這使得公眾注意到了社會中那些被遮蔽起來的行動者，如女性和年輕人。而且，通過揭示利他主義的進化基礎，社會生物學指出，公平感在人類大腦中有著堅實的基礎，並不會與人類有機體的本性相衝突。通過揭示自欺會發生進化（因為最好的撒謊者是會相信自己的謊言的人），社會生物學鼓勵人們進行自我審視，幫助人們揭穿虛偽和腐敗。我將在第16章中，繼續討論特裡弗斯和其他「左派達爾文主義者」的政治觀念。
後來，特裡弗斯對那些針對社會生物學的批評做出了回應：「雖然一些批評者是著名生物學家，但這些批評從學術角度而言是站不住腳的，而且顯得沒有做足功課。只要這些批評能夠為政治上的鬥爭提供一個有利的位置，那麼人們對它們在邏輯上的過失就會視而不見……在這些批評者看來，我們是統治利益集團的御用文人（在我看來，這些批評者也是這一集團的御用文人），是這一集團的代言人，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深化對公眾的欺騙，從而保持統治精英不公正的優勢地位。雖然從進化論的角度進行推理，人們的爭論終究（有時候是故意的）都是帶有私心的，但從先驗的角度來看，邪惡完全屬於某一派代言人，而美德完全屬於另一派代言人的現象似乎不太可能。」
特裡弗斯所說的「著名的生物學家」指的是古爾德、列文廷以及英國神經學家斯蒂芬·羅斯（Stephen Rose），他們屬於激進科學運動在知識界的先驅人物。25年來，他們不屈不撓地從事著反對行為遺傳學、社會生物學（後來是進化心理學）以及具有敏感的政治含義的神經科學方面的研究議題（如性別差異與大腦疾病）的鬥爭。然而，他們的主要批評目標還不是威爾遜，而是理查德·道金斯。道金斯於1976年出版的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sh Gene），內容涉及很多與威爾遜相同的觀念，但他的論述是依據新的進化理論展開的，而沒有迷失在動物學的細枝末節中。關於人類，他幾乎沒有進行任何論述。
這些激進科學家反對威爾遜和道金斯的理由可以歸結為兩個詞：「決定論」和「還原論」。他們的批評文章中充斥著這樣的字眼，但是他們並不是從技術的層面來使用這些詞彙的，而是濫用，使人弄不清楚這些詞彙的真正意義。例如，下面這兩段代表性文字，就出自列文廷、羅斯以及心理學家利昂·卡民（Leon Kamin）編著的一本帶有「白板說」理論色彩的挑戰性著作《不在我們的基因中》（Not in Our Genes）：
社會生物學是從還原論、生物決定論角度對人類的存在進行解釋的學問。它的信奉者們認為，現在以及過往的種種社會安排都是基因的特定作用的必然表現形式。
還原論者認為，人類社會的特性不過是構成社會的單個個體的行為與意向的總和。例如，社會之所以「具有攻擊性」，是因為構成社會的個體「具有攻擊性」。
我們在本章前面對威爾遜的引用表明，他從來沒有表達過與這類荒唐的觀念相近的觀點，而道金斯也沒有表達過此類觀點。例如，在討論雄性哺乳動物相對於雌性哺乳動物來說傾向於尋求更多的性夥伴之後，道金斯專門用了這樣一段話來表達他對人類社會的看法：
這種令人驚異的多樣性意味著男性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而不是基因決定的。然而，男性傾向於濫交，女性傾向於一夫一妻制，這種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我們從進化的角度也是能夠預測出這一點的。男性和女性的這兩種傾向，哪一種會在某個特定的社會中取得勝利，取決於具體的文化環境，就像其他不同的動物種群受制於具體的生態環境一樣。
「決定論」和「還原論」的確切含義是什麼？數學家對這個詞彙的使用是最準確的，在他們看來，一個「決定論」的系統，它的當前狀態是由之前確定無疑的狀態決定的，而不是由概率決定的。無論是道金斯，還是任何其他頭腦清醒的生物學家，都不會夢想著人類的行為是「注定的」，人們在任何情況下都必然會做出濫交、攻擊和自私的行為。在激進的科學家以及許多受到他們影響的知識分子那裡，「決定論」這個詞有了一個與真正含義相反的含義，即認為人們在某些環境中會有按照某種方式行事的傾向性，這種觀點才是這個詞彙現在的含義。這明顯是「白板說」固有觀念的體現，認為大於零的可能性必然等同於百分之百的可能性。不存在任何天性才是唯一被認可的觀念，所有偏離這一主張的觀點都會受到無差別的「決定論」的指責。
對於遺傳決定論，批評者是這樣看待的，那麼對於「還原論」（在第4章我們已經探討過這個概念）以及那種認為道金斯是「社會生物學家中最主要的還原論者」，認為道金斯相信人類的每種特性都源於基因的主張，批評者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列文廷、羅斯和卡民試圖提供一種替代「還原論」的理論，他們稱之為「辯證生物學」（dialectical biology），以此告訴讀者事物運行的規律：
例如，思考一下烘焙蛋糕的例子：蛋糕的味道是各種原料—如奶油、糖和麵粉—經過各個溫度烘烤之後，發生複雜反應的結果；雖然每一種原料都是做成最終產品不可或缺的成分，但是產品的味道並不能分割為多少百分比的麵粉和多少百分比的奶油。
我將用道金斯的話對他們的觀點進行評論：
如果是那樣的話，辯證生物學似乎是很有意義的。也許我也是一名辯證生物學家。回想一下，我是不是有一些類似於這個蛋糕例子的論述？是的，在1981年，我這個社會生物學領域最主要的還原論者是這樣闡述自己的觀點的：
「如果我們按照某本烹飪書中某個特定的菜譜，逐字逐句地進行操作，那麼我們就能從烤箱裡做出一個蛋糕來。但現在我們卻不能把這個蛋糕分解成碎屑，然後說：這一塊蛋糕碎屑對應的是菜譜中的第一個單詞，這塊對應的是第二個單詞，等等。就像蛋糕頂部會放上櫻桃一樣，菜譜上的文字和蛋糕的『碎片』之間不存在一一對應的關係。與蛋糕對應的是整個菜譜。」
當然，對於蛋糕的重要性，我並不感興趣……但是我希望，菜譜和蛋糕的成分之間不存在對應性這一事實，至少能讓羅斯和列文廷保持沉默。這難道不是在說明他們的批評對象並不是幼稚的原子論還原論者，但他們卻拚命地希望是嗎？
事實上，對「還原論」的指控是顛倒黑白的，因為列文廷和羅斯在他們自己的研究中，是從基因和分子的層面來解釋各種現象的，他們才是典型的還原論者。與列文廷和羅斯不同，道金斯接受的是動物行為學方面的訓練，研究的是動物在自然習性下的行為。威爾遜是一位生態學研究的先行者，是這一處於危險領域的熱情捍衛者，而分子生物學家則輕蔑地稱這一領域為「鳥類和樹木」生物學。
列文廷、羅斯和卡民的所有批評都失敗了，於是他們一再錯誤地引用道金斯的話：「它們（基因）控制著我們，從身體到心靈。」這句話聽起來帶有很強的決定論色彩。但道金斯的原話是這樣的：「基因創造了我們，包括身體和心靈。」這兩句話的意思完全不同。列文廷在多個不同的場合都使用過這一篡改過的說法。
對於特裡弗斯說的這些「過失」，我們能有任何寬容些的解釋嗎？一種可能是，道金斯和威爾遜在討論像利他主義、一夫一妻制和攻擊性等社會性行為時，使用了「一個負責什麼什麼的基因」這樣的表達。列文廷、羅斯和古爾德緊緊抓住這類語言不放，在他們看來，這種表達指的是行為總是由基因導致的，而且基因是行為發生的唯一原因。但道金斯說得很清楚，這個短語的意思是，與某個基因座上的其他基因相比，某種基因增加了某種行為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是一種平均率，是相對於其他在進化中與它伴生的基因而言的，是相對於擁有該基因的有機體所處的環境來說的。
這種對短語「一個負責什麼什麼的基因」的非還原論者、決定論者的用法，在遺傳學家和進化生物學家那裡很常見，因為這對於他們的研究工作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一些行為必然受到了某種基因的影響，否則我們將永遠無法解釋為什麼獅子和綿羊的行為相異，為什麼母雞會孵蛋而不是把蛋吃了，為什麼雄鹿會用頭部攻擊同性而沙鼠不會，等等。進化生物學的核心是要解釋為什麼這些基因進化成了這些動物，而不是進化成了其他動物。一個特定的基因在各種環境下所帶來的結果可能是不同的，但它帶來的結果具有一般性。這種一般性就是自然選擇的結果（所有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這就是「負責」這個詞在「一個負責什麼什麼的基因」這個短語中的含義。因此，古爾德和列文廷這兩位進化生物學家竟然會對這種用法感到迷惑不解很難讓人信服，如果他們確實迷惑不解，那也就解釋了為什麼25年來他們的批評不得要領了。
對他人的攻擊能卑劣到何種程度？嘲笑反對者的性生活，這看起來是一部蹩腳的嘲諷學術生活的小說中才有的事情。但列文廷、羅斯和卡民就這麼做了，在談到社會學家斯蒂文·古德伯格（Steven Goldberg）的一個觀點，即女性長於操控他人的情感時，他們的評論是：「這是多麼令人同情的畫面啊，古德伯格易受媚惑，由此可見一斑。」他們還提到了唐納德·西蒙斯（Donald Symons）的那本開創性著作《人類性行為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Human Sexuality）中的一章，西蒙斯在這章中提出，在所有的社會中，性愛通常都被看成女性提供的服務，或是女性施加的恩惠。「在閱讀社會生物學的著作時，」他們評論道，「讀者們常常會有成為窺淫癖者的感覺，常常有窺視寫作者的自傳體回憶錄的感覺」。羅斯對這個玩笑十分滿意，因此，14年後，在他的著作《生命線：超越決定論的生物學》（Lifelines：Biology Beyond Determinism）中，羅斯又重複了這個玩笑。
蒂爾尼的《埃爾多拉多山的黑暗》
2000年發生的一件事情，使所有希望這些策略成為過去時的幻想都破滅了。人類學家一直對那些在生物學背景下討論人類的攻擊性的研究者持仇視態度。1976年，美國人類學學會幾乎要通過提議來譴責《社會生物學》這部著作，並放棄了兩場關於這個議題的討論會。而在1986年，這個學會通過了一項裁決，認為德裡克·弗裡曼的著作《瑪格麗特·米德和薩摩亞》（Margaret Mead and Samoa）「極為拙劣，不科學、不負責，帶有誤導性」。但與後面的批評相比，這已經算是很溫和的說法了。
2000年9月，人類學家特倫斯·特納（Terence Turner）和萊斯利·施彭澤爾（Leslie Sponsel）給美國人類學學會的執行委員會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很快在互聯網上傳播開來），信中警告說，新聞記者帕特裡克·蒂爾尼（Patrick Tierney）的一本書將會爆出人類學的一大醜聞。據說，醜聞主角是現代人類遺傳科學的奠基人、遺傳學家詹姆斯·尼爾（James Neel）以及人類學家拿破侖·查岡（Napoleon Chagnon），查岡因對亞馬孫熱帶雨林雅諾馬馬人（Yanomamo）30年的研究而聞名於世。特納和施彭澤爾寫道：
這個可怕的故事—一位人類學家心靈的黑暗程度，超出了約瑟夫·康拉德（Josef Conrad，也許還不是他，而是約瑟夫·門格勒（Josef Mengele））的想像—將很快為公眾所知，大部分人類學家也會看到這一事件，這將會使整個學科接受審判。正如一位讀者指出的那樣，這本書將會動搖人類學的根基。這應該促使人類學研究開始思考，這些不道德事件的主角是如何流毒甚廣、貽害無窮的，他們在西方世界受到了極大的推崇，一代又一代的研究生們把他們的謊言作為人類學的入門知識。我們不應該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了。
這些指責真是令人感到恐怖。特納和施彭澤爾指責尼爾和查岡故意向雅諾馬馬人散播麻疹病毒（這常常會導致土著居民喪命），然後不施加醫療救助以驗證尼爾的那些「帶有優生學偏見的遺傳理論」。按照特納和施彭澤爾對這些理論的解釋，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生活在弱肉強食社會中的一夫多妻制的部落頭人們比嬌生慣養的西方人具有更好的適應性，因為他們擁有負責「先天能力」的「顯性基因」，而這正是他們為了爭奪配偶所展開的暴力競爭選擇的結果。特納和施彭澤爾認為，尼爾相信「民主，以及它對大眾的無償養育，對弱者的同情」的看法是錯誤的。兩位批評者推斷說：「這種法西斯主義優生學的政治含義很清楚，那就是，社會應該重新分割成較小的、孤立的、以繁育下一代的群體，在這些群體中，具有遺傳優勢的男性能夠佔據統治地位，淘汰或降服那些在競爭領導地位和配偶時失敗的男性，將更多能夠生育的女性納入自己的後宮。」
對查岡的指控是駭人聽聞的。在他關於雅諾馬馬人的著作和文章中，查岡確實記錄了雅諾馬馬人頻繁的戰事與掠奪行為，也確實通過數據表明，參與殺戮的男子與那些沒有參與殺戮的男子相比，擁有更多的配偶和後代。這個發現是帶有煽動性的，因為，如果這些收益在原始社會是很典型的，而人類又是從原始社會進化而來的，那麼就表明使用暴力這一策略將是進化過程選擇的結果。特納和施彭澤爾指責查岡偽造數據，凸顯了雅諾馬馬人的暴力行為（指責查岡向他的訪談對像贈送金屬罐和刀子，這使得他們陷入了更加狂熱的暴力行為中），為了拍攝記錄電影的需要而挑撥雅諾馬馬人發動致命爭鬥。他們指責說，查岡對雅諾馬馬人的刻畫，成了入侵這一領地的淘金者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的依據。這些淘金者受到了查岡與「邪惡」的委內瑞拉政客們共同炮製的陰謀的挑唆。
毫無疑問，雅諾馬馬人確實在疾病和淘金者的侵襲下出現了大量的死亡，因此，將這些悲劇和犯罪行為都歸到查岡名下，實際上是在控訴他犯下了種族滅絕罪。此外，特納和施彭澤爾還指出，蒂爾尼的著作中提到，「對查岡過去的調查顯示……他要求鎮上的雅諾馬馬人為他提供女孩，以滿足他的獸慾」。
《紐約客》刊登了蒂爾尼的著作摘錄，他的著作《埃爾多拉多山的黑暗：科學家和新聞工作者是如何毀壞亞馬孫的》（Darkness of El Dorado：How Scientistsand Journalists Devastated the Amazon）也被公開出版，隨之而來的是，在全世界範圍內都出現了類似於「科學家為了檢驗種族理論，不惜殺害亞馬孫地區的印第安人」這樣的報刊標題。在出版商僱用的負責誹謗問題的律師的建議下，這本書中一些更加聳人聽聞的指控被刪除了，或注入了一些水分，或修改成了源於委內瑞拉的新聞工作者以及無法追蹤溯源的消息提供者之口。但其控訴的實質始終未變。
特納和施彭澤爾承認，他們對尼爾的指控「依然是基於我們當前知識的一種推斷，尼爾的著述或者有記錄的演講中並沒有『確鑿的證據』」。這樣的話有點輕描淡寫。在幾天之內，瞭解這個事件的學者們，包括歷史學家、流行病學家、人類學家以及電影拍攝者都對這些指控逐個進行了駁斥。
詹姆斯·尼爾（在這些指控發生之前剛去世沒多久）遠不是什麼邪惡的優生主義者，而是一位受人尊敬和愛戴的科學家，而且他一貫對優生學持批評意見。事實上，人們認為，正是尼爾清除了舊的優生理論對人類遺傳學的不利影響，使它成為一門受人尊敬的科學。事實上，特納和施彭澤爾歸咎到尼爾頭上的那些蹩腳理論，在面對真正的人類遺傳學時顯得邏輯混亂，從科學角度看是極為無知的（例如，他們將顯性基因與負責統治的基因混為一談）。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絲毫證據能夠證明尼爾持有與那些理論相近的信念。有關記錄表明，尼爾和查岡對那裡流行的麻疹病感到很驚訝，他們付出了英雄般的努力來控制疫情的蔓延。他們本來使用的是疫苗，蒂爾尼卻指控疫苗正是麻疹病流行的根源，但事實上，在全世界數以億計的接種疫苗的人中間並沒有出現麻疹擴散的現象，而且尼爾和查岡的各種努力確實拯救了數百位雅諾馬馬人的生命。面對流行病學家對自己看法的公開批駁，蒂爾尼含糊其詞地說：「我在寫書時訪談的那些專家的觀點，與他們現在公開表達的觀點很不一致。」
雖然沒有人能夠證明，尼爾和查岡並不曾疏忽大意地將別處的疾病攜帶到了其探訪的地區，但從可能性的角度來看，這基本是不成立的。雅諾馬馬人散佈在上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們與其他歐洲人的接觸遠比他們與尼爾和查岡的接觸多，因為有上千名傳教士、商人、淘金者和冒險家都曾進入過這一地區。查岡本人倒是記載過，一名天主教方濟各會的傳教士可能是早些年爆發的一場麻疹病的病源。這與查岡對傳教士代表團給雅諾馬馬人提供獵槍的批評一起使得他成了傳教士的潛在敵人。因此，蒂爾尼的大部分消息來源都是那些與傳教士代表團有關聯的雅諾馬馬人，這絕非巧合。
那些專門針對查岡的指控就像對尼爾的指控一樣，很快就消退了。與蒂爾尼的指控相反，查岡並沒有誇大雅諾馬馬人的暴力行為，也沒有忽視他們生活方式中的其他部分；事實上，查岡一絲不苟地描述了雅諾馬馬人解決爭端的各種手段。那種認為查岡勸誘他們去表現出暴力行為的觀點並不可信。自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前20年，關於雅諾馬馬人之間的劫掠和戰爭一直都有記載，也就是說，在查岡涉足亞馬孫雨林很久以前就已經有類似的事情出現了。對這些行為的揭露，可以參考一則以第一人稱敘事的報道—《雅諾馬馬：海倫娜·瓦爾羅，一個被亞馬孫印第安人綁架的女孩的故事》（Yanoama：The Story of Helena Valero, a Girl Kidnapped by Amazonian Indians）。查岡基於經驗事實得出的主要結論符合科學研究的黃金準則：可重複性。我們在前文中已經看到，查岡對雅諾馬馬人在戰爭中死亡率的估計，與其他研究得出的原始社會戰爭中的死亡率都處於同一個區間。即便是查岡最有爭議的斷言，即殺人者具有更多的配偶和後代，在其他群體中也有類似的發現，當然對這一現象的解釋是存在爭議的。蒂爾尼在其著作中對一本曾被認為是反駁查岡觀點的書進行了總結，將他的總結與原著中的話進行對比是很有啟發意義的。蒂爾尼是這樣總結的：
對於黑瓦洛人（Jivaro，居住在秘魯和厄瓜多爾的印第安人）來說，獵取敵人的頭顱是所有男性的宗教儀式，也是十幾歲的青少年成人儀式中必不可少的內容。在那裡，大部分男性也是死於戰爭。然而，在黑瓦洛的頭人中，那些獵獲頭顱最多的人擁有的配偶數量最少，而那些擁有最多配偶數量的人獵取的頭顱最少。
事實上，那本書的作者人類學家埃爾莎·雷德蒙（Elsa Redmond）是這樣說的：
那些殺過人的雅諾馬馬人往往擁有更多的配偶，這些配偶，要麼是他們從劫掠過的村鎮中劫持來的，要麼是他們被這些配偶所吸引，通過常見的聯姻方式得到的。對於黑瓦洛的那些戰爭領導人來說，情況也是如此，這些人往往有4～6位配偶；一個事實是，在20世紀30年代，阿潘諾河流域（Upano River）一位名叫圖奎（Tuki）或者何塞·格蘭德（Jose Grande）的偉大戰爭領導者擁有11位配偶。那些受人尊敬的勇士也會擁有更多的後代，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在獲得配偶方面更具優勢。
一直以來，特納和施彭澤爾都對查岡持激烈的批評態度（而且，並非巧合的是，儘管他們佯裝在看到蒂爾尼那本書時受到了強烈衝擊，但那本書的主要觀點正是來源於他們自己）。他們毫不掩飾自己在意識形態方面的主張，那就是維護「高貴的野蠻人」教條。施彭澤爾曾經說過，他要致力於「和平的人類學」，以建立一個「更少暴力，更加和平」的世界，這樣一個世界在他看來是「潛藏於人性之中的」。他反對「達爾文主義對暴力和競爭的強調」，最近又宣稱，「在人類史前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非暴力與和平都是常態，人類之間的廝殺是非常罕見的」。施彭澤爾甚至承認自己對查岡的大部分批評源於「對任何用生物學來解釋人類行為的做法，以及有可能帶來的生物學還原論和與之相關的政治含義的近乎本能的反應」。
在激進科學運動大行其道之時，另一種常見的現象就是主張收復傳統領域的左翼激進主義的出現，在這種觀念看來，就連中間立場和自由主義立場都是反動守舊的。依照蒂爾尼的看法，「尼爾確信，民主以及它對大眾的無償養育、對弱者的同情都違背了自然選擇規律」，因此，尼爾犯了「主張優生學的錯誤」。但事實上，尼爾是一個政治自由主義者，他曾反對將用於貧困孩子的錢轉移到對老齡化的研究上去，因為他認為這種轉移將有益於富人。尼爾也呼籲增加對孕期護理、兒童和青少年的醫療保健以及普遍的素質教育的投入。至於查岡，蒂爾尼稱他為「一個好鬥的戰士以及自由市場的鼓吹者」，證據則是引自特納對查岡的看法！在特納看來，查岡是「一個右翼分子，對那些他認為是左翼的人抱有偏執的態度」。為了解釋查岡是如何接受右翼熏陶的，蒂爾尼告訴他的讀者，查岡在密歇根州的鄉村長大，「在那裡，差異是不受歡迎的；在那裡，仇外情緒很高漲；在那裡，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aCarthy）得到了強烈的支持」。對自己這番話暗含的反諷意味，蒂爾尼毫不在意，他斷言查岡是麥卡錫的「衣缽傳人」，「完全繼承了麥卡錫的精神」。而事實上，查岡是一個政治上的溫和派，支持的一直都是民主黨（麥卡錫是共和黨參議員）。
蒂爾尼在自己那本書的序言中是這樣說的：「我慢慢地從一個觀察者變成了一個呼籲者……傳統的、講求客觀的新聞工作者角色已經不再適合我了。」蒂爾尼相信，對雅諾馬馬人暴力行為的描述，會使那些入侵他們家園的人將其描繪成野蠻的原始人，從而宣稱為了這些土著人的利益，應該將他們遷往他處或者對其實施同化。從這個角度看，誹謗中傷像查岡這樣的信息傳播者，是一種高貴的社會行為，是為了保護土著居民文化而採取的措施（而事實上，查岡本人曾多次努力去保護雅諾馬馬人的利益）。
歐洲人攜帶而來的疾病以及持續500多年的種族滅絕政策，使得美洲的土著人數量急劇減少，這確實是人類歷史上的極大罪惡之一。但如果由此把罪責推到當前的少數科學家頭上就很奇怪了，因為這些科學家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在土著人的生活方式因被同化而完全消失之前將其記錄下來。而且，這種推脫罪責的策略是很危險的。毫無疑問，不管土著居民之間是否（像所有其他人類社會一樣）容易發生暴力和戰爭行為，他們都有權利在自己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那些自封的「鼓吹者」將土著居民的生存和「高貴的野蠻人」教條聯繫在一起的做法，實際上是將自己逼進了一個可怕的死胡同。當事實表明情況並非如此時，這些鼓吹者要麼為了土著人的權利會漫不經心地弱化事實，要麼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去隱瞞事實。
主張人類存在先天本性的觀點會引起爭議，對此我們不應該感到驚訝。很明顯，任何此類觀點都應該接受檢驗，任何邏輯上、經驗上的缺陷都應該被指出，因為任何科學假設都需要經歷這樣的檢驗。但對人性方面的新科學進展的批評已經遠遠超出了通常的學術之爭，變成了滋擾、詆毀、歪曲或篡改對他人的引用，最近甚至出現了血祭誹謗（blood libel）。[8]我想，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小肚雞腸的行為，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在20世紀，「白板說」在它的捍衛者看來是一條神聖的教義，要麼完全相信它，要麼完全放棄它。只有這種非黑即白的觀念才會促使人們將人類行為的某些方面具有先天性這種看法，曲解為人類行為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先天性，或將遺傳特性影響人類行為曲解成遺傳特性決定人類行為。只有當「白板說」主張人類的智力差異百分之百是由環境導致的，它的捍衛者們才會被這樣一種數學上的常識所激怒：當非遺傳因素能夠解釋的變異量比例不斷遞減時，遺傳因素解釋的變異量比例就會上升。只有在認為心靈是一個乾淨的空白板的前提下，人們才會被這樣一種主張所激怒：當我們高興時，人性會使我們露出笑容，而不是露出怒容。
第二個原因是，那些「激進的」思想家們跌入了他們自己的道德訓誡的陷阱無法自拔。一旦他們將自己的道德主張建立在這樣一種缺少思考的主張之上—由於不存在人性這樣的事物，所以種族主義、性別主義、戰爭和政治上的不平等都是絕對錯誤的（這就使他們只注重於將自身與那種道德上的卑劣立場區分開來，而無視人性的具體情況），那麼，依照他們的推理，任何人性方面的發現都無異於認為這些帶來巨大災難的觀念並沒有那麼邪惡。這樣的話，使那些發現人類存在本性的異端者喪失公信力就成了刻不容緩的事情。如果正常的科學爭論無法實現這一效果，就有必要借助於其他策略。為了謀求更大的善，即使耍點手段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