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人性的新科學發現，激起了強烈的政治反應。威爾遜的《社會生物學》和蒂爾尼的《埃爾多拉多山的黑暗》引發的論戰，持續了數十年之久。1978年，威爾遜在美國科學促進會發表演說時，一個抗議者更是直接拿著一個大水罐向他潑水。
社會科學家在20世紀上半葉提出的那些思想，到了20世紀後半葉中期就贏得了當之無愧的勝利。在當時的西方主流社會，優生學、社會達爾文主義、殖民征服、針對戰時兒童的狄更斯政策、知識分子階層對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公然表露、對婦女和少數民族的公然歧視等諸多問題已經得到徹底根除，或者至少可以說正在急劇消退。
與此同時，“白板說”理論也開始受到衝擊，儘管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內，它曾經與平等、進步的思想混淆在一起。隨著關於人性的新科學的蓬勃發展，以下這些問題將會變得更為明顯：思維屬於一種物理過程；人類並不是一種心理複製品；性別差異不僅表現在生理方面，也存在於心理方面；人類大腦不可能置身於進化過程之外。進化生物學的新觀點已經闡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擁有某些共同的心理特性。
這些新的科學發展使知識分子面臨著選擇。那些頭腦冷靜者認為，這些研究發現與政治意義上的機會均等和權利均等的觀念毫不相干，因為那些觀念只是一些道德教條，關注的是應該如何對待人們，而不是關於人們看起來是怎樣的科學假設。毫無疑問，不管哪個全能的科學家能夠提供多麼有預見性的證據或理論，針對人類的奴役、壓迫、歧視或殺害等行徑都是不應該的。
然而，這並不是一個屬於頭腦冷靜者的時代。包括一些國際知名科學家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他們非但沒有將那些道德教條從科學理論中分離出來，不論實驗室或知識界有什麼新發現，都確保不會讓歷史倒退，恰恰相反，他們試圖用盡一切可能將兩者聯繫在一起。人們對人性的新發現既畏懼又厭惡，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發現威脅到了進步的觀念。如果不是因為那些曾經自稱為激進派的知識分子現在已經成了當權派，如果不是他們對人性觀念的厭惡已深深植根於現代知識界，那麼上述這些情況都可以被寫進歷史教科書了。
本書的這一部分將介紹有關人性的新科學發現激起了怎樣的政治反應。儘管這些反對意見最早是由左派提出的，但現在右派之中也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對此表示認同，其主要代表人物也因為受到了同樣的道德異議的衝擊而勃然大怒。在第6章中，我對這些針對人性的新思想引發的鬧劇進行了詳細闡述。在第7章中，我將證明這些源於道德戒律的反應是如何支持“白板說”“高貴的野蠻人”以及“機器中的幽靈”這三種學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