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5年，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寫道：「人們不應該寄希望於他的詞典能夠改變塵世（sublunary）的本質，讓世人徹底擺脫愚昧、空虛和虛偽。」現在已經很少有人熟悉「sublunary」這個有趣的詞了，其字面意思是「月亮之下」，它暗指一種很古老的觀念，即認為原始純樸、受自然規律支配、亙古不變的宇宙，與人類居住的污濁、混亂、變幻莫測的位於其腳下的地球之間存在著嚴格的界限。當約翰遜使用這個詞的時候，這種界限的含義早已過時了，因為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已經證明，使蘋果落在地上和使月球在天上的軌道中運行的是同一種力量。
牛頓的理論認為，宇宙間萬事萬物的運動都遵循同一個規律，因此該理論也是人類認識發展史上具有頭等作用的重大事件：這就是知識的統合，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E.O.Wilson）稱之為「邏輯上的一致」。牛頓突破了豎立在天地之間的這面牆，在此之後，曾一度豎立在充滿創造性的過去和停滯不前的當下之間的同樣牢不可破的那面牆（現在同樣被遺忘了）也很快坍塌了。這些事情發生在這一事實之後：查爾斯·萊爾（Charles Lyell）證明，地球地表的形態是在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外力（如地震、侵蝕等）作用下長年累月塑造而成的。
生命體與非生命體也不再存在於各自不同的世界。1628年，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證明，人的身體就是一台機器，是依靠水壓和其他機械原理運作的。1828年，弗裡德裡希·沃勒（Friedrich Wohler）證明，生命的構成元素並非是一種神秘的、極度活躍的凝膠，而是完全遵循化學規律的普通化合物。查爾斯·達爾文揭示出，生命的豐富多樣性以及大自然中無處不在的造物跡象很可能源於複製基因中表現出的自然選擇的物理過程。格雷戈爾·孟德爾（Gregor Mendel）以及後來的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2]和弗朗西斯·克裡克（Francis Crick）證明了如何運用物理學術語來理解複製過程本身。
人類對生命的理解和對物質與能量的理解，這兩者之間的統一，算得上是20世紀後半葉最偉大的科學成就了。它所產生的諸多結果之一便是推翻了諸如克羅伯以及洛維等一些社會科學家的觀點，他們用「聽起來貌似科學的方法」，將生命體和非生命體置於完全沒有交集的兩個世界。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細胞並不總是來自其他細胞，生命的出現也並不會創造出一個不同於它出現之前的那個世界的第二個世界。細胞是由更為簡單的被複製的分子演化而成的，物理世界中的非生命部分，或許可以被理解為分子零件構成的機器的集合，當然是那種看起來很荒謬的複雜機器，但確實是機器。
這就在知識領域裡豎起了一面牆，而且是20世紀的社會科學家們曾經非常警覺地捍衛的一面牆。它將物質與心靈、物質的與精神的、生理的與心理的、生物學與文化、天性與社會環境、科學與社會科學、人文及藝術區分開來。這一區分融入到了官方理論的每一種學說中：生物學概念上的如同白板的大腦與經驗和文化對心靈的塑造之間的對立，野蠻人天生狀態的高貴與社會機制的墮落之間的對立，遵循必然規律的機器與能夠自由選擇並改善人類生存狀態的幽靈之間的對立。
但是，這面牆也正在傾覆。產生於心理學、腦科學、遺傳學和進化論這四種前沿知識中的新觀念正在突破這面牆，這些新觀念展示給我們關於人性的全新理解。在本章中，我將闡述這些新觀念是如何認為白板一塊的大腦其實是有著各種天賦的，又是如何貶斥「高貴的野蠻人」的看法的，最後又是如何將幽靈從機器中驅逐出去的。在下一章中，我將會介紹人性以及與生物學有關的新概念，並闡釋它們如何與上述這些人文及社會科學產生關聯。這一新概念能夠賦予文化現象應有的地位，而不是把它隔離在另一個不同的世界裡。
橋樑1：心理學和認知科學
生物學與文化之間的第一座橋樑是心理學和認知科學。自從人們開始反思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以來，心靈這一概念就一直長時間困擾著我們。在各個歷史時期和各種文化背景下，正是這一概念衍生出了各種互相矛盾的、迷信的以及怪異的理論。20世紀前半葉的行為主義者和社會建構主義者們認為，心靈是高深莫測的或者說它是一個概念上的陷阱，因此，最好避免談論這一概念，這樣才能更好地認識外在行為或文化特性，對此觀點幾乎所有人都深表認同。
然而，20世紀50年代伊始出現的認知革命，使一切都發生了改變。現在，認識心理活動過程已經成為可能，甚至還能夠在實驗室中對之進行研究。緊緊抓住心靈這一概念，我們可以看到，「白板說」中那些曾經非常引人注目的信條，現在看起來卻顯得無足輕重甚至邏輯不通。下面，我們將介紹認知革命所引發的五種觀念，正是它們改變了我們看待和談論心靈的方式。
第一種觀念：可以通過信息、運算、反饋等概念，將心理世界置於物理世界中加以理解。長久以來，精神與物質之間的天壤之別一直被看作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與其他物理事件相比，行為似乎是由另一套不同的發動機制所引發的。看上去顯得一般的事物都受到因果關係的制約，而人類的行為則受到動機的驅使。我曾經參與過一期主題為「科學能否解釋人類行為」的BBC電視辯論賽。反對這一命題的一位哲學家說，這是在蓄意煽動種族仇恨，並且質問我們：為什麼有些人會被關進監獄，這該如何解釋？她說，目的、仇恨，甚至監獄，這些概念並不能用物理學語言來描述。用分子運動術語來界定「仇恨」或「監獄」絕對不可行。她認為，對行為的解釋就像是敘述故事一樣，要根據行為者的意圖來表達，這與自然科學完全不在一個層面上。或者舉一個更簡單的例子：我們如何解釋為什麼雷克斯徑直走到了電話機旁？我們不可能說，電話機產生的刺激致使雷克斯的胳膊做出了弧形的擺動。相反，我們可能會說，雷克斯想與他的朋友塞西爾通話，並且他還知道塞西爾在家中。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更有預測力的解釋了。如果雷克斯不再同塞西爾交往，或者他記得這天晚上塞西爾出去玩保齡球了的話，他的身體就不會從沙發上起來。
一邊是物理事件，另一邊是意義、內容、觀念、原因和意圖，數千年來，兩者之間的鴻溝似乎將宇宙一分為二。那些同「被煽動的仇恨」或「與塞西爾進行對話的想法」同樣虛無縹緲的東西如何能夠讓物質在空間裡產生運動？然而，認知革命運用一種極具影響力的新理論將理念世界與物質世界統一了起來，該理論認為，可以用信息、運算、反饋這些術語來解釋心理活動。信念和記憶都是信息的集合，就如同數據庫中的資料一樣，只不過它們存在於行為模式和大腦結構中。思維和計劃是這些模式系統化的轉換形式，就像計算機程序的運行一樣。期待和嘗試屬於反饋環路，它們同自動調溫器的原理是一樣的：在接收到關於目標狀態和當前狀態之間不一致的信息後開始執行操作，以試圖消除這一差異。將內心世界與外部世界連接在一起的是我們的感知器官，它們負責將外部的物理能量轉化為大腦可以識別的數據結構，然後大腦通過運動程序來控制肌肉的動作。
這一基本觀念可以被稱作心智計算理論。它同心靈的「計算機隱喻」並不完全是一回事，這一隱喻認為，心理活動的原理同人們發明的數據庫、計算機程序或者自動調溫器一樣。心智計算理論認為，我們在對人的心理和人工信息處理器進行解釋時，可以使用相同的原則。這一點，就像自然界與人類工程學之間存在重合的情況一樣。生理學家可能會運用相同的光學原理來解釋人眼與照相機的工作原理，但這並不意味著眼睛與照相機在每一處細節上都是相同的。
心智計算理論並沒有借用「機器中的幽靈」這一理論下對認識、思考以及嘗試進行了解釋，儘管這些足以讓人發出驚歎。該理論還解釋了這些過程是如何得以智能化的，即理性是如何從沒有意識的物理過程中產生的。如果儲存在大塊物質（如大腦組織或硅元素）中的信息轉化序列反映了演繹的順序，遵循世界上的邏輯規則、概率規則或因果關係，那麼它們就能夠對這個世界進行正確的預測。在搜索目標時能做出正確預測，這是對「智力」的完美界定。
當然，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事實上，霍布斯對心智計算理論早有預言，他曾將心理活動描述成極其細微的動作，並認為「推理僅僅是一種計算」。三個半世紀之後，科學研究已經開始證明霍布斯的預言，對感知、記憶、想像、推理、決策、言語以及動作控制進行了實驗研究，並且成功地將它們模擬為諸如規則、字符串、矩陣、指示器、列表、文件、目錄、排列、環路、命題和網絡等運算技術。比如，認知心理學家們正在研究頭腦內部的圖表系統，並據此來解釋人們如何通過心理表象的方式來「看」到問題的解決方法。他們正在研究長時記憶中的概念網絡，並以此來解釋為何某些事情要比其他事情更容易被回憶起來。他們還研究言語系統如何進行信息處理和記憶，進而探討為何某些語句讀起來很輕鬆，而有些語句讀起來則很費勁。
如果說心智計算理論證明了普通物質也能夠完成那些被認為只有心理元素才能實現的神奇功能的話，那麼與其鄰近的人工智能領域則進一步證實了這一觀點。20世紀50年代，計算機已經被稱作「電腦」，因為它們具有運算、整理數據、證明命題的功能。很快，它們就能夠糾正拼寫錯誤、處理排版、解方程，並能夠在那些諸如挑選股票、診斷疾病等具有嚴格要求的項目上模擬專家所扮演的角色。數十年來，心理學家告知我們，沒有任何計算機能夠閱讀文本、翻譯語言或識別面孔，從而維護了人類自我吹噓的權利。但是這些自我吹噓現在已經過時了。今天，能夠識別印刷體字母和口語的軟件都已經安裝在了家用計算機上。在許多研究工具和幫助程序中，用於幫助理解或者翻譯語句的基本程序都是可以利用的，並且正在逐步得到完善。面部識別系統的發展更是讓一些公民自由意志論者擔心，在公共場所將這一系統與監控攝像頭結合起來使用可能會帶來一些弊端。
那些人類中心主義者仍可能會將這些低水平的奇跡抹殺掉。他們說，的確，這些輸入和輸出過程可以勉強用計算模型來表示，但這仍然離不開具有判斷、反思和創造性等能力的人類使用者。然而，根據心智計算理論，這些能力依然是信息加工的形式，可以在計算機系統中得以執行。1997年，一台被命名為「深藍」的IBM計算機打敗了國際象棋世界冠軍加裡·卡斯帕羅夫（Garry Kasparov），與它的前輩不同的是，深藍並非只是通過簡單模式匹配算法來對棋子數以萬計的下法進行評估，而是運用了對比賽中的棋局做出智能化的反應策略。《新聞週刊》稱這一比賽為「人腦的背水一戰」。卡斯帕羅夫稱這一比賽結果為「人類的終結」。
或許你仍舊會質疑：國際象棋比賽只是一種具有離散步驟，且只有一個明確勝利者的人工情境，這種情境完全適合於嚴格遵循規則的計算機。而另一方面，人們生活在一個紛繁複雜的世界中，其中蘊含著無限可能的步驟和模糊不清的目標。這自然就需要人們具備創造性和直覺判斷能力，這也正是為何每個人都明白計算機永遠不可能譜寫一首曲子、撰寫一部小說或者畫出一幅畫的原因。然而，也許所有人都錯了。最新的人工智能系統已經編寫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短篇小說，譜寫出了令人折服的莫扎特般的交響樂，繪製出了非常具有感染力的人物及風景圖畫，以及構思出了非常巧妙的廣告創意。
上述這些並非表明人類大腦的工作原理如同一台數字計算機，也並非表明人工智能在將來可以完全複製人類的心理活動，也並非說明計算機具有意識，能夠感受當事人的主觀體驗。但這的確證明了推理、智能、想像和創造性屬於信息加工的表現形式，而信息加工則是人們熟知的物理過程。在心智計算理論的幫助下，認知科學至少已經驅除了機器中的一個幽靈。
第二種觀念：人的心靈不可能是一塊白板，因為白板是不能做任何事情的。只要人們對人類心靈是什麼或者對它的運作方式不甚明瞭，他們就不會排斥「受環境塑造的白板」這一隱喻。但是，只要人們開始認真思考什麼樣的運算可以使一個系統能夠觀察、思考、說話以及制定計劃，那麼，由「白板說」引發的問題就更加明顯：白板什麼也做不了。外部環境對心靈的塑造將永遠停留在空白狀態，除非有某種事物啟動了該塑造過程中的各種模式，並且將這些模式和大腦在其他時間段內習得的模式聯結起來，然後依靠這種聯結將新的思想銘刻在大腦中，並對結果進行檢查以引導行為逐步接近目標。洛克認識到了這一問題，並暗示這其中的「某種事物」可以被稱作「理解」，它能看到大腦中的印刻並執行認知、思考及聯想等活動。不過，用這一被稱作「理解」的「某種事物」來解釋大腦如何實現「理解」，這本身就屬於一種循環。
戈特弗裡德·威廉·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在給洛克的信中，簡潔地表達了他反對「白板說」的觀點。萊布尼茨重複了經驗主義者的箴言：「智力中的所有內容無一不是先進入人的感官世界的。」然後他又補充道：「除了智力本身。」如果心靈中的「某種事物」是學習成為可能的唯一機制，那麼它必須是先天的。這一「某種事物」看到的必須是一個客觀真實的世界，而不是一個萬花筒般千變萬化的虛幻世界。這一「某種事物」必須能對語句的內容進行推斷，而不是反覆琢磨具體的措辭問題。這一「某種事物」必須對他人試圖實現目標的行為進行解釋，而不是單純地描述四肢的運動軌跡。
依照洛克的邏輯，人們可以將這些技能看作由某種抽像的事物造就的—也許不是「理解」而是「學習」「智力」「可塑性」或者「適應」。但正如萊布尼茨所說的那樣，這樣做就等於「依靠虛構的能力或超自然的特性來『維持體面』……想像它們就像是小魔鬼，能夠隨心所欲而不受阻撓，就好像懷表通過特定的鐘錶機制而無須齒輪就可以準確報時，或者就好像磨盤通過摩擦裝置而無須任何的粉碎器械就能夠打磨穀物」。萊布尼茨同霍布斯（對他產生極大影響的人）同樣都認識到，智力是一種信息加工形式，需要複雜的機制才能實現這一過程。在這一點上，他們的認識是超越那個時代的。正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當計算機剛從裝配線上生產出來時，它並不能夠理解語言或者識別文本，使用者必須先安裝適當的軟件才行。同樣，這種情況也適用於高度複雜的人類行為。認知模型的支持者發現，諸如繞著傢俱走、理解語句、回憶事實和猜測某人的意圖等平常活動都屬於難以克服的工程問題，處於或者超出了人工智能的前沿水平。認為某種被稱作「文化」的事物塑造而成的彩色橡皮泥（即大腦）能夠解決上述問題的觀點，並不能解開人們的疑問。
這並不是說，認知科學家們已經將天性與教養之爭完全置於了腦後，現在關注的是人類的心理活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大腦中的神經回路決定的，這樣一來，這場爭論就是沿著連續的統一體進行的。處於爭論一端的是哲學家傑瑞·福多（Jerry Fodor），他認為，所有的概念應該都是先天就有的（甚至包括像「門把手」和「鉗子」這樣的概念），還有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他認為，「學習」這個詞語具有誤導性，相反，我們應該說兒童「生成了」語言。
爭論的另一端是包括戴維·魯姆哈特、詹姆斯·麥克蘭德、傑弗瑞·艾爾曼（Jeffrey Elman）以及伊麗莎白·貝茨（Elizabeth Bates）等人在內的聯結主義者，他們建構了相對簡化的計算機模型，並將生命智慧排除在外。因為持第一種極端立場的學者主要來自麻省理工學院，所以那些狂熱者將這種立場稱為「東極」，這是一個神秘的地方，從這裡出發所有的方向都是西方。這些人將第二種極端立場（持這種立場的學者主要來自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迭戈分校）稱為「西極」，這也是一個神秘的地方，從那裡看去，所有的方向都是東方。這些名詞是福多在麻省理工學院的研討會上提出的，他嚴辭譴責「西海岸的那些理論家們」。這些詞還來自某位不知名的人士，他指出，從技術上來講，那些在耶魯大學工作的理論家們應該是位於東海岸的。
然而，這裡要講的是為什麼東-西兩極之爭不同於那些使哲學家們癡迷了數千年的問題：因為雙方都不相信「白板說」。所有人都承認，如果沒有先天的學習回路，就不可能存在學習。在西極宣言《關於天性的再思考》（Rethinking Innateness）這本書中，貝茨和艾爾曼以及他們的合作者很坦然地承認了這一點：「沒有任何一種學習理論能夠完全脫離理論內容，寫字板也不會完全成為白板的。」他們解釋說：
存在這樣一種普遍的看法，即聯結主義模型（或者模型提出者）都熱衷於這種經驗主義的極端形式；他們對任何形式的先驗知識都像對瘟疫一樣唯恐避之不及……很顯然，我們並不贊同這種觀點……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對學習模型限定一些先決條件很有必要。事實上，所有的聯結主義模型必然要提出一些被認為是構成先天限制的假設。
這兩種意見的爭論雖然很有意義，但太拘泥於細節：存在多少種先天的學習網絡機制？它們如何負責一些特定的工作任務？我們將在後面探討這些爭議。
第三種觀念：頭腦中有限的程序組合能夠產生無限多的行為反應。行為科學已經以另一種方式削弱了「白板說」和「機器中的幽靈」學說。之前，人們嘲笑那些假設：從與動物世界相似的意義上來講，人類行為是「由遺傳決定的」或者可以說是「進化的產物」，這些嘲諷都是可以被諒解的。人類行為並非像魚攻擊紅點或者母雞孵蛋那樣屬於本能的條件反射。相反，人們會崇拜上帝，在網絡上拍賣劣質藝術品，在聽搖滾時做出佯裝彈奏吉他的動作，為彌補過去的罪孽而採取齋戒，佯裝將草坪躺椅構築成堡壘，等等。看起來，人類擁有無限多的行為。看一眼《國家地理》就可以發現，即便是當前文化當中最奇怪的行為，也沒有超出人類的能力範圍。如果任何行為都有可能發生，那麼人們可能會想，我們究竟是橡皮泥，還是不受任何束縛的行動者呢？
但是心理的計算機化取向已經使這種看法顯得過時了，而早在「白板說」湧現的年代裡，心智計算理論是根本無法被想像的。最明顯的一個例證便是喬姆斯基的語言學革命。語言是創造性的體現，是變化著的行為。許多話語都是全新的詞語組合，之前在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我們不像娃娃那樣，身體內部有著固定的裝置，面對刺激時能發出幾種套路固定的聲響來。但喬姆斯基指出，語言的開放性也並非完全沒有條件；它遵循一定的規則和模式。一個說英語的人能夠講出一串前所未有的詞語，比如「Every day new universes come into existence」（每天都有新的宇宙誕生），或者「He likes his toast with cream cheese and ketchup」（他喜歡吃燒烤冰激凌和番茄醬），或者「My car has been eaten by wolverines」（我的汽車被狼獾吃了）。但沒有一個人會講「Car my been eaten has wolverines by」（汽車，我的，被吃了，是狼獾），或其他類似可能的英語單詞順序。人類頭腦中的某種事物必然能夠生成更高級的系統化的詞語組合，而不是任意的詞語組合。
頭腦中的這種事物屬於一種軟件，一種能夠形成新的詞語排列的生成語法。諸如「一個英語句子裡面包含一個主語和一個謂語」「一個謂語裡面包含一個動詞、一個賓語和一個補語」「吃飯的主語是吃飯者」等一系列語法規則可以解釋人們講話時表現出的無窮創造力。因為有數千個名詞可以起到主語的作用，幾千個動詞可以起到謂語的作用，因此個體就擁有數百萬種遣詞造句的方法。這些可能的組合很輕鬆地就能增長到非常龐大的數目。的確，語句的總數從理論上來講是無限多的，因為語言規則使用了一種叫作遞歸的策略。遞歸策略可以允許一個短語中包含與其本身有關的例子，比如「She thinks that he thinks that they think that he knows」（她想他認為他們認為他知道）這樣的句子就屬於此類，而且這樣的句子可以一直延續下去。如果語句的數目是無限的，那麼可能產生的思想和意圖也將是無限的，因為從本質上來講，每句話表達的都是不同的思想和意圖。語言中的組合語法與頭腦中其他的組合程序相互配合，產生出了思想和動機。這樣一來，大腦的各個部分之間有限的組合方式就能夠通過肌肉的活動產生無限多的行為。
一旦從心理軟件而非身體行為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那麼不同人類文化間根本性的差異將大大縮減，由此也引出了第四種新觀念：人類普遍擁有的心理機制可以解釋文化間的表面性差異。我們可以再次用語言作為行為無限性的一個範例。人類大概能夠說出6 000種相互之間不可理解的語言。然而，他們頭腦中語法程序上的差異要遠遠小於他們口頭言語間的差異。很久以前，我們就已經知道，所有的人類語言都可以傳遞同一種思想。《聖經》已經被翻譯成數百種非西方語言和文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海軍陸戰隊從印第安土著部落納瓦霍族（Navajo）招募士兵，並利用該族的古老語言來傳遞跨越大洋的秘密情報。任何語言都可以用來傳遞任意的旨意（從神學上的寓言到軍隊的指令），這表明所有語言都如出一轍。
喬姆斯基提出，從單一模式上來看，個體的語言生成語法是變化的，他將這一語言生成語法稱作通用語法。比如，在英語中，動詞總是位於賓語之前，如「drink beer」（喝啤酒），介詞總是位於名詞短語之前，如「from the bottle」（從瓶中流出來）。在日語中，賓語則總是出現在動詞之前。但是，可以很明顯地發現，這兩種語言中都包含有動詞、賓語以及開頭用的前置詞或後置詞，而不是人們可能想像出的其他無數種用以支撐交流系統的語言搭配。而且，很顯然，這些毫無關聯的語言都以一個中心語（如一個動詞或介詞）和一個補語（如一個名詞短語）來構造短語，並且這兩者都以同樣的順序排列。在英語中，中心語往往出現在最前；在日語中，中心語卻是在最後出現。但在短語結構的其他諸多方面，這兩種語言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從邏輯上來講，常見的中心語和補語類型的排列順序可以有128種可能，但世界上95%的語言都屬於這兩種排列順序中的一種：或者是英語的順序，或者是其鏡中影像（兩者正好是翻轉的），即日語的順序。對於這種一致性，最簡單的總結是，除了語法中的參量或轉換形式要麼是屬於「中心語在前」要麼是屬於「中心語在後」之外，所有語言的語法都是相同的。最近，語言學家馬克·貝克（Mark Baker）總結出12種變量，這些變量簡潔明瞭地說明了世界上現有的各種語言之間的差異。
從這些通用模式中抽取出變異，並非僅僅是一種對一大堆雜亂無章的數據進行整理的方法，它還能夠提供一些線索，有助於我們瞭解那些使學習成為可能的先天神經回路。如果將規則的通用部分植根於神經回路，那麼當嬰兒首次學習講話時，就可以對他們加以引導，也就能夠解釋為何在沒有指導的情況下，兒童可以如此輕易而又無一例外地學會語言。兒童並非只是將媽媽口中的發音作為一種有趣的聲音而進行逐字逐句的模仿，或者任意將其分割為很小的部分，相反，他們在認真地捕捉其中的中心語和補語，並注意到了它們呈現的先後順序，然後再構建一套同這一順序相一致的語法體系。
這一觀念也可以解釋其他方面的跨文化差異。許多贊同社會建構主義的人類學家聲稱，類似於生氣這樣一些為我們所熟知的情緒，在某些文化中卻是不存在的。一些人類學家還聲稱，沒有任何情緒的文化是存在的！例如，凱瑟琳·盧茨（Catherine Lutz）曾寫道，伊法魯克人（Ifaluk，密克羅尼西亞的伊法魯克島上的居民）不會體驗到我們所謂的「生氣」，相反他們會體驗到被稱之為「song」的情緒。「song」是一種憤怒的狀態，是被有悖道德的行為（如觸犯宗教禁忌，或者狂妄自大）激發出來的。它允許人們躲避、厭惡犯忌者，或者對其進行恐嚇和非議，卻很少進行身體上的攻擊。「song」這種情緒指向的對象會體驗到一種不為西方人所知的情緒「metagu」，「metagu」是一種恐懼的情緒狀態，並迫使其向感受「songful」的人表示道歉、交罰款或者贈送禮物，以平息對方的情緒。
哲學家羅恩·瑪倫（Ron Mallon）和史蒂芬·斯蒂奇（Stephen Stich）受喬姆斯基和其他認知科學家的啟發提出：伊法魯克人的「song」和西方人的「anger」（生氣）是否屬於同一種情緒，這一問題是對表示情緒的詞彙含義的詭辯—應當根據外顯行為還是內在心理運算來對它們進行界定。如果一種情緒是根據行為來進行界定的，那麼各個文化之間的情緒自然會存在很大差異。伊法魯克人如果看到一個女性在月經期間仍在芋頭地裡幹活或者看到一個男人走進產房時，情緒反應會很激烈，而我們則不會。我們會對那些進行種族侮辱或者豎起中指的人產生強烈的情緒反應，但伊法魯克人並不會對此類行為產生情緒反應。而如果依照心理機制，諸如保羅·艾克曼（Paul Ekman）、理查德·拉扎勒斯（Richard Lazarus）等心理學家稱作「情緒程序」或者「如果-那麼公式」的這些計算機術語來界定一種情緒的話，那麼我們和伊法魯克人之間的那些差異就不存在了。我們也許都擁有一個程序，即當我們的利益或尊嚴受到侵犯時，它能夠產生一種非常強烈的不愉快情緒反應，促使我們去懲罰或者要求賠償。但關於什麼是侵犯，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中我們是否覺得怒目而視可以被許可，我們認為自己應當獲得多少補償等都取決於我們的文化。刺激與反應可能是不同的，但心理狀態卻是相同的，無論它們是否能被我們語言中的詞語準確無誤地表達出來。
以語言為例，如果沒有某些能進行心理運算的先天機制，我們就沒有辦法去學習文化中必須要掌握的內容。激發伊法魯克人產生「song」這種情緒的情境包括冒犯宗教禁忌、懶惰、無禮、拒絕合作，卻不包括尊重宗教禁忌、善良謙恭和替他人著想，這並不是巧合。伊法魯克人將前三種情況視作是相似的，因為它們喚起的是同一種情緒程序，被認為是冒犯的。這樣就可以使人很容易明白，它們喚起的是相同的反應，人們更可能將這三種情況同等看待，認為它們會喚起某種單一的情緒。
道德包括一些人們熟知的行為類型，如婚姻習俗、食物禁忌和民間迷信等，它們在不同的文化中自然會有所差別，並被人們所習得，但它們產生的心理運算的深層機制或許是先天固有且通用的。人們的穿著可能會大不相同，但每個人都在努力通過自己的外表來展示自己的身份。他們可能只是尊重自己家族其他成員的權利，或者將這種對他人的尊重延伸至了自己所在的部落、民族、國家或種族，但所有人都會把世界一分為二地劃為內群體和外群體。將哪些結果歸為人類這種具有意識性的生物的某種意圖的產物，在這一問題上人們之間可能存在差異。比如，一些人只承認手工製品是人類意識的產物，另一些人則相信疾病來源於敵人施加的神秘咒語，還有一些人則認為世界上所有生命都是由造物主創造的。但他們都在借助於有精神的實體概念來對某些事情進行解釋，認為這些實體為了實現其目的而導致了事情的發生。那種認為受自然規律支配的是意識而非行為的觀念與行為主義者的觀點正好相反。
第五種觀念：心理是由許多互動的部分組成的一個複雜系統。心理學家對不同文化中的情緒進行了研究，並得到了另一重大發現。在自然狀態下，各個地方的人的面部表情看上去都一樣，但在某些文化中，一些高雅階層的人逐漸學會了保持面無表情。對此，一種簡單的解釋是，對所有人來說，情緒程序總是以同樣的方式喚起情緒，但另一種獨立的「表現規則」決定著這些情緒在何時才可以表現出來。
這兩種機制之間的差異強調了另一種關於認知革命的觀點。認知革命開始之前，評論者們借用了大量諸如「智力」「理解」之類的黑箱子，對人性進行了粗略的描述和判斷，比如，從本質上講，我們是高貴的或卑劣的。但現在我們知道，人的大腦並非只是一個被注入了單一能量或整體特性的均勻球體，而是模塊化的，它是由許多部分共同協作，共同生成一套思想或者有組織的行為。大腦具有一套獨特的信息加工系統，可以起到排除干擾、掌握學習技巧、控制身體、記憶事情、暫時貯存信息、貯存和執行規則等功能。進入該信息加工系統的內容包括分配至諸如語言、數字、空間、工具和生活事件等不同方面的心理能力（有時候被稱為多元智力）。東極學派的認知科學家們對此提出質疑說，基於內容的心理模塊受到基因的作用，會產生極大的分化；而西極學派的認知科學家們則認為，起初這些模塊之間只存在非常細微的注意偏差，在感覺輸出階段，這些偏差才擴大到了統計學意義上的差異。然而，這兩派都認為，大腦並非是一個均勻的肉球，還可以在情緒程序中發現另一層面的信息加工系統，即動機和情感系統。
那麼結果便是：產生於一種模塊的某種慾望或習慣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被其他某些模塊轉化為行為（或者完全受到壓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認知心理學家認為，被稱作「習慣系統」的模塊是我們傾向於產生特定的習慣性反應的基礎（如我們看到一個書面詞語時，就會自動地產生默讀的反應傾向）。但另一個被稱作「注意監控系統」的模塊則可以克服這種反應情緒，並將注意力集中到與當前問題相關的信息上，如對詞語的印刷字體、顏色進行命名或想出一個與該詞語相匹配的動作。
從更一般的意義上講，心理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解釋人們如何懷有了他們之前從未產生過的復仇性幻想，或者只是在心裡面想像自己犯了強姦罪。產生於認知革命的人性論，與猶太-基督教的人性論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之間有著更多的共通之處，而與行為主義、社會建構主義以及其他版本的「白板說」之間的共通之處則較少。行為並非只是簡單地輸出和誘發，也並非直接源自文化或社會。行為產生於大腦內部具有不同行為指向和目標的心理模塊之間的競爭。
認為人的大腦是一個具有普適性和生成性的運算模塊的觀念來自認知革命，它消除了長達數個世紀的人性之爭。如果現在繼續追問：人類是具有可塑性的還是已經被程序設計好了的呢？各種文化背景下人們的行為是一致的還是不同的？行為是後天習得的還是先天固有的？我們的本性是善良的還是邪惡的？那就是在誤導人們。人類的行為是靈活的，因為他們具有預設的程序：人類頭腦內部存在著合成的軟件，能夠產生無限多的思想和行為序列。人類行為可能因文化不同而存在差異，但生成行為的心理程序在構造上並不一定存在差異。明智的行為可以被個體成功掌握，因為我們擁有先天的能夠學習的系統。同時，所有人都可能同時具有善良和邪惡的動機，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會按照同樣的方式將它們轉化為行動。
橋樑2：認知神經科學
第二個在心靈與物質之間起紐帶作用的是神經科學，尤其是認知神經科學，它研究的是認知和情感在大腦中是如何實現的。弗朗西斯·克裡克寫了一部有關大腦的書，叫作《驚人的假說》（The Astonishing Hypothesis），書中間接地提到，人類所有的思想和感受，歡樂和痛苦，夢想和願望，都存在於我們大腦的活動中。一些冷嘲熱諷的科學家們認為，這一觀念是理所當然的，他們還嘲笑這一標題，但克裡克並沒有錯：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個假設確實非常令人驚訝，他們也是第一次停下來對它進行認真思索。當受監禁的德米特裡·卡拉馬佐夫（Dmitri Karamazov，俄國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試圖弄懂他剛剛從學術訪問中學到的內容時，又有誰不能夠理解他呢？
你想像一下：在神經裡，在頭腦裡—也就是，在大腦中的這些神經裡……有一種小尾巴（真見鬼！），就是那些神經上的小尾巴，只要它們一哆嗦……也就是，我抬眼望一望什麼東西，就這樣望一望，那些小尾巴就開始哆嗦起來……而它們哆嗦起來時，就出現了一個形象……它不是立刻出現的，而是等一剎那，等那麼一秒鐘……就彷彿出現了一個契機；哦，不是契機—去它的契機！—而是一個形象；也就是，一個物體，或一個事件，活見鬼！這就是為何我能看，還能思考的緣故，是因為有那些尾巴，而不是因為我有靈魂，或者我就是那種形象或模型，那全是蠢話。兄弟，這是米哈伊爾昨天對我講的，我當時好像被火燙了似的。阿廖沙，科學真偉大！一種新的人就要出現了—這一點我明白……但是，到底可惜了上帝！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前科學思想本身也是非常驚人的，因為在1880年，人們對神經功能只有一些初步的瞭解，甚至一個具有理性的人也會對此表示懷疑：人的所有經驗都源於顫動的神經尾部。但在不久之後，人們就認識到正是大腦的信息加工活動形成了人的心理，或者說人們認識到，這種信息加工活動就是我們的心理。但是這兩種情形都清楚地表明，心理活動的每一方面都完全取決於大腦組織中發生的生理事件。
當外科醫生將電流通入人的大腦時，人就會感受到一種生動逼真的體驗。向大腦中注射化學物質，就能夠改變人的知覺、情緒、個性以及推理活動。當某部分腦組織死亡時，與其相對應的某種心理功能便會消失：一個有神經障礙的病人可能會失去對工具命名、識別面孔、評估自身行為的結果、同情他人、記住空間位置或辨別自己身體的能力。笛卡爾曾說：「心靈根本是不可分割的。」他還認為，心靈與肉體之間截然不同，這種觀點顯然是錯誤的。任何一種情緒和思想都會發出生理上的信號，而且探測這些信號的新技術手段已經達到了相當精確的水平，它們能夠準確地識別一個人的心理狀態，並告知認知神經科學家，這個人正在想像一個面孔或一個地方。
神經科學家們能夠從老鼠體內提取基因（在人體內也發現了這種基因），使這些老鼠無法再進行新的學習；或者再植入另外一些基因副本，以提高老鼠的學習效率。在顯微鏡下可以看到，大腦組織呈現出縱橫交錯的複雜性，約有1 000億個神經元通過10 000億左右的神經突觸聯結起來，這一點與人類錯綜複雜的思想和情感體驗相匹配。神經網絡模型的提出者們已經開展研究，旨在探明諸如貯存和提取模式之類的心理運算及其有關組塊是如何在神經回路中得以實現的。當大腦死亡時，這個人就不復存在了。儘管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以及其他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家們進行了不懈地努力和探索，但與死去的人進行交流顯然是不可能的。
當然，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感覺、認知、言語以及情緒都源自大腦。但人們仍舊會像古老的教育類動畫片裡描述的那樣來看待大腦，認為大腦就像具有標準尺和槓桿的控制面板一樣，由使用者（可能是自我、靈魂、幽靈、人或者「我」）進行操作。然而，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表明，自我也只是大腦系統的另一種網絡結構而已。
第一個線索來自菲尼亞斯·蓋奇（Phineas Gage），這位19世紀的鐵路工人為一代又一代的心理學專業的學生所熟知。當時，蓋奇正用一根一米長的鐵掀把炸藥填塞到岩石孔中，一顆火星引爆了炸藥，爆炸的威力使這根鐵掀從他的左顴骨下方穿入頭部又從頭頂飛出。蓋奇奇跡般地存活下來了，並且他的感覺、記憶、言語以及動作能力都沒有受到影響。但他的工友說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話：「蓋奇不再是蓋奇了。」一塊鐵片竟然完全改變了一個人，將他從一個有禮貌、負責任、有抱負的人變成了一個粗魯的、不可靠、反覆無常的人。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蓋奇的腹內側前額葉皮層，即眼睛以上的大腦區域被刺穿了，我們現在已經知道，該區域具有推測他人意圖的功能。同時，該區域還同前額葉皮層的其他區域以及邊緣系統（負責情緒的區域）一起，共同負責預測他人的行為後果，並根據個人目標不斷地調整行為。
認知神經科學家們不僅將幽靈驅除了出去，而且還證明大腦內部甚至並不存在一個能夠像幽靈一樣行事的區域（將所有情況進行全面總結並做出決策，便於大腦的其他區域來執行）。每一個人都會覺得，只有唯一的「我」在發揮著控制功能。但那只是大腦運行產生的一種幻覺，就像我們覺得自己在視野中看到的所有事物都非常詳細一樣。事實上，除了注視點之外，我們看不到任何細節。我們會迅速地將目光轉移到那些有趣的事物上，這就使得我們誤以為所有的細節都能保持在我們的視野中。大腦的前額葉皮層和前扣帶皮層區域確實存在一個監管系統，負責各類行為，如克服習慣和抑制衝動。但這些系統同時還具有某些怪異和局限之處；它們不能夠擔負起理性自由主體的功能，而這一功能在傳統上被認為與靈魂或自我聯繫在一起。
神經科學家邁克爾·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3]和羅傑·斯佩裡（Roger Sperry）的研究生動形象地證實了，統一自我的存在只是一種幻覺，他們通過實驗證明，如果外科醫生將聯結大腦兩半球的胼胝體切除，就相當於將「自我」割裂成了兩部分，大腦半球的每一部分即使沒有另一部分的建議和指令，也能夠行使自由意志。甚至更為駭人聽聞的是，如果沒有來自大腦右半球的信息，大腦左半球會不斷地進行著連貫卻又錯誤的行為選擇。例如，如果實驗人員將指令「走」投射到個體的大腦右半球（通過控制個體視野的方式，僅僅讓其大腦右半球看到這一指令），該個體則會遵從實驗要求，開始慢慢地走出房間。但是當問及該個體（更確切地講，是他的大腦左半球）剛才起身走動的原因時，他卻非常真誠地回答「去取可樂」，而不是「我不大清楚」「我只是有這種衝動」或「自從我做手術以來，你對我已經進行了數年的測試，有時候你讓我做一些事情，但我並不清楚你具體要求我做什麼」。
同樣地，如果該病人的大腦左半球看到的是一隻小雞的圖片，大腦右半球看到的是一幅雪景，然後要求兩個大腦半球必須分別選擇出與它們看到的內容相吻合的圖片時（分別用左右兩手來實現），大腦左半球選擇的是爪子（這是正確的），大腦右半球選擇的是鏟子（這也是正確的）。但當問到大腦左半球為什麼會做出這些選擇時，他爽快地回答道：「哦，這很簡單。小雞的爪子和小雞一塊兒走開了，你就需要一個鏟子來清理雞棚。」
令人感覺怪異的地方在於：當我們嘗試去理解由大腦的其他部分產生的意圖時，我們沒理由認為，病人大腦左半球的這種胡思亂想與我們的行為有任何不同。意識（自我或者靈魂）其實就是一個政委，而不是一個統帥。弗洛伊德毫不客氣地寫道：「人類終將蒙受由科學之手帶來的對其幼稚的自愛天性的三大羞辱。」因為科學發現證實，我們的世界並非是天體的中心，而只是浩瀚宇宙中的一粒微塵；科學發現也證實了，我們並非造物主創造出來的，相反，我們是由動物進化而來的；科學發現還證實了，大多數時候我們的意識並不能夠控制我們的行為，它只是告訴我們自己正在做什麼。弗洛伊德關於這些累積影響的看法是正確的，但上述第三個衝擊來自關認知神經科學而非精神分析理論。
認知神經科學不僅衝擊了「機器中的幽靈」理論，而且還消解了「高貴的野蠻人」理論。前額葉皮層受到損傷，不僅會使個體變得遲鈍或者使其某些行為功能受到損傷，而且還可能致使個體產生攻擊性行為。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額葉受損之後就不能再作為部分邊緣系統的閘門了，尤其不能再作為一種神經回路的抑制閘門（這種神經回路經由一種叫作「終紋」的神經線路將扁桃體與視丘下部連接起來）。每一側大腦半球的前額葉與邊緣系統相連接的部分提供了一個平衡槓桿，人的知識和目標可以通過這個槓桿來抑制某些行為機制，而這些行為機制看起來好像是被設計出來，以產生那些對他人有害的行為。
大腦的生理結構也並非白板一塊。19世紀中葉，神經解剖學家保羅·布羅卡（Paul Broca）發現，大腦皮層中的褶皺並非像人的指紋那樣是隨機生成的，而是一種可被識別的圖形。的確如此，大腦與大腦之間的褶皺分佈都是一致的，每一道褶皺都可以被命名。在此之後，神經科學家還發現，大腦巨視（粗略）解剖（大小、形狀、腦葉與腦細胞核之間的連接部分，大腦皮層的基圖）的絕大部分是由產前的常態發育形成的。因此，人的大腦不同區域中灰質的數量，包括這些區域在內，構成了言語和推理能力產生的基礎。
這些先天固有的圖像和神經線路能夠對人的思維、感覺及行為產生實質性影響。我們在後面的章節中可以看到，某些大腦區域受到損傷的嬰兒，隨著他們慢慢長大，在特定的心理機制方面就會存在永久性缺陷。而那些在出生之時在這些典型的神經回路方面存在很大差別的人，他們的心理活動方式也會存在極大的差異。最近一項關於同卵雙胞胎和異卵雙胞胎大腦的研究表明，額葉部分灰質數量的多少不僅受到遺傳的影響，與智力差異也有著非常顯著的相關性。
還有一項關於愛因斯坦大腦的研究表明，他擁有一個巨大的、結構非同尋常的頂上小葉，這一區域和人的空間推理能力以及對數字的直覺能力有關。在男同性戀者的下丘腦前內側核內，更可能存在一個較小的第三間質核，人們已經認識到，這種細胞核決定了個體的性別差異。那些殺人犯以及其他暴力型反社會的人與正常人相比，他們的前額葉可能會較小，也顯得較為不活躍，大腦的前額葉部分主要負責制定決策及抑制衝動。大腦的這些基本結構特徵幾乎不會因受到來自感官信息的影響而發生變化，這也就意味著智力、科學天賦、性別取向以及衝動性暴力等方面的個體差異並非完全是後天習得的結果。
事實上，就神經科學而言，直到最近，大腦的先天結構仍處於一種令人困惑的狀態。大腦不可能是經由基因一直向下傳遞至最後一個突觸而形成的，因為在基因組中，並沒有足夠多的信息來完成上述任務。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在生活中人們時時刻刻都在不斷地學習，因此這些學習的結果必須在大腦內以某種方式進行貯存。除非你相信「機器中的幽靈」真的存在，否則個體學到的任何東西都勢必會影響到大腦的某一部位。更確切地說，學習就是大腦特定部位發生的改變。但在大腦的先天結構中找到能夠反映學習引起的改變的那些腦部特徵非常困難。隨著個體的數學能力、運動協調能力或者視覺辨別能力逐步增強，大腦並不會像通過舉重來提高肌肉力量那樣得到增強。
現在，神經科學終於開始與心理學一起來研究因學習所引發的腦部變化。我們將會看到，負責不同的身體部位、天賦甚至身體感覺的那些大腦皮層的定位是可以通過學習和練習加以調整的。一些神經科學家非常興奮地發現，他們正在將研究推向另一個方向，即越來越強調大腦皮層的可塑性。但由於諸多原因（這些將在第5章中具體闡述），大多數神經科學家認為，這些改變僅僅發生在由基因構造限定的範圍內。而關於個體發育過程中大腦是如何發展的，我們仍知之甚少，但我們知道，大腦並非可以任由經驗進行無限的塑造。
橋樑3：行為遺傳學
生物學與心理學之間的第三個聯繫紐帶是行為遺傳學，即研究基因如何影響人類行為的科學。能夠將人類與其他動物區分開的思維、學習和情感等所有潛能都依賴於受精卵的DNA中包含的信息。當我們進行物種比較時，這一點就更為明顯了。由人類家庭撫養長大的黑猩猩不會說話、思考或像人類那樣行動，這是因為它們有10兆字節的DNA信息與人類相異。即使黑猩猩的種族不同，即在普通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之間，在它們的基因組中也會存在百分之零點幾的差異，這些差異會表現在它們的行為上。最初動物飼養員常將它們混為一談，後來在不經意間才發現了它們在行為方面的某些差異。在動物學中，普通的黑猩猩屬於最具攻擊性的哺乳動物，而倭黑猩猩則屬於最友好的哺乳動物；在普通的黑猩猩中，總是雄性支配雌性，而在倭黑猩猩中，雌性則處於優勢地位；普通黑猩猩的性行為是為了繁衍，而倭黑猩猩的性行為僅僅是為了娛樂。基因中的細微差異可以導致行為表現的巨大差異。它們能夠影響到大腦不同部位的大小、性質、聯結方式以及釋放、凝固和利用荷爾蒙與神經遞質的納米技術。
異常的基因可能通過多種途徑導致異常的心理狀態，這進一步強調了基因在正常大腦構造中的作用。我還在讀大學時，在變態心理學的課程考試中遇到了這樣一個題目：「能夠預測一個人是否將成為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最佳因素是什麼？」答案是：「這個人有一個同卵雙胞胎的兄弟（或姐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刁鑽的問題，因為當時關於精神分裂症的主流理論都在強調社會壓力因素，例如母親患有精神分裂症、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以及受到其他生活經驗的影響（後來證明這些因素並沒有對精神分裂症有很高或者非常重要的預測力）；而當時很少有人能夠想到把基因作為一個可能的致病因素。
然而即便如此，證據還是很明顯的，即同卵雙生子患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高度吻合，這是由於他們的DNA和生活環境都是相同的，但是異卵雙生子之間患該病的一致性就大大降低了，因為雖然他們的生活環境也基本相同，但他們的DNA只有一半是相同的。面對臨床觀察到的每一種真實存在的認知或情感失調或變異的病例時，人們都可以提出類似的刁鑽問題，並且會得到相同的答案。孤獨者、誦讀困難、語言發育遲緩、語言損傷、學習障礙、左利手、嚴重抑鬱症、雙相障礙（一種主要由感情引起的精神失常，其特點為躁狂與抑鬱並發）、強迫性神經症、性取向問題以及其他各種家族遺傳疾病，同卵雙生子之間患病概率的一致性要遠遠高於異卵雙生子。在對這些疾病的預測方面，具有血緣關係的親屬比那些只存在收養關係的親屬之間具有更強的預測力，而有關環境的測量指標的預測力則很弱。
遺傳並不僅僅會使我們處於異常的心理機能狀態下，而且會使我們雖然處在正常的心理機能範圍內，但心理機能的分佈狀態卻並不一致，這就導致我們周圍的人在能力和秉性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個體差異。查爾斯·亞當斯（Charles Addams）創作的一幅著名漫畫發表在《紐約客》上，該畫對上述觀點只是作了些輕微誇張的描述：
cThe New Yorker Collection 1981.Charles Addams from cartoonbank.com.All rights reserved.
同卵雙生子之間在想法和感受上都十分相似，以至於人們認為他們之間存在著心靈感應。當同卵雙生子在出生時就分開，成人之後再次見面時他們會說，感覺就好像彼此之間已經認識了一輩子。測驗結果證實，無論同卵雙生子在出生時是否被分開，他們在任何一種特質方面的測量結果上都非常相似（當然，不會是完全一樣的）。他們在語言、數學、一般智力、生活滿意度以及在諸如內向性、宜人性、神經質、責任感和對經驗的開放性等人格特質方面都非常相似。他們對一些有爭議性的問題（如死刑、宗教、現代音樂等）都持有相同的態度。他們不僅在紙筆測驗的結果上非常相似，而且在諸如賭博、離婚、犯罪、遭遇意外事故和看電視等序列行為方面也非常相似。他們還很誇張地表現出幾十種共同具有的習性，如不斷地傻笑，無休止地重複簡單問題的答案，將蘸有黃油的麵包浸入咖啡，等等。
在阿比蓋爾·凡·布侖（Abigail van Buren）和安·蘭德斯（Ann Landers）的案例中，他們寫的報刊專欄讓人無法區分到底是誰寫的。他們的腦電波的波峰和波谷都非常相似，就好像同一個人在兩個時間段測試所得的結果，他們的大腦褶皺以及皮層中的灰質分佈情況也同樣非常相似。
基因方面的差異對心理差異的影響是可以測量的，無論使用什麼樣的測量尺度，都會得出同樣的粗略估計結果（0%～100%）。無論是分開撫養還是在一起撫養，同卵雙生子之間的相似度要遠遠大於異卵雙生子；分開撫養的同卵雙生子之間的相似度也非常高；無論是分開還是一起撫養長大，有血緣關係的兄弟姐妹之間的相似度要遠遠高於被收養的兄弟姐妹之間的相似度。這些結論大都來源於對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那些國家的大量研究，這些國家的政府部門掌握了自己公民的大量數據，他們使用的是心理學中效度非常高的測量工具。懷疑論者試圖使基因的作用降至零，他們提出了另一種解釋，出生之時就被分開撫養的同卵雙生子可能被寄養在了相似的家庭環境中，在接受測驗之前這些雙生子可能已經相互有所接觸，因為他們長相很相似，因而可能受到了相似的待遇，除了基因相同之外，他們還擁有一個完全相同的子宮環境。
但我們在關於兒童的章節中將會看到，人們對這些解釋進行了驗證，並完全將其否決了。最近已經出現了一種大量的新類型證據。「虛擬雙生子」是分開撫養的同卵雙生子的鏡像：他們之間是沒有血緣關係的兄弟姐妹，其中一個或者兩個都是被收養的，從嬰兒時期他們就在一起被撫養長大。儘管他們年齡相同，並在同樣的家庭中成長，然而心理學家南希·西格爾（Nancy Segal）發現，他們在IQ得分上幾乎沒有任何相關性。在該研究中，一位父親說，他盡可能地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他們，但這對虛擬雙生子之間的差異「就像黑夜和白晝」那樣明顯。
對雙生子和收養子女的研究屬於自然實驗法，它可以提供強有力的間接證據證明心理方面的差異可能源自基因方面的差異。最近，遺傳學家已經探測出一些可能導致個體差異的基因。基因中存在一種單一的、飄忽不定的核甘酸，被稱作FOXP2，它可以導致說話和語言方面的遺傳秩序被打破。在同一條染色體上的一種叫作LIM激酶1的基因，能夠產生一種可以在生長的神經細胞上發現的蛋白質，這種蛋白質有助於個體發展空間認知能力：在這種基因被刪除之後，個體仍然具有正常的智力水平，但不能夠裝配物品、排列圖塊或者複製圖形。
該基因的一種變體IGF2R同高水平的一般智力有關，它可以解釋4%的IQ差異和正常群體中2%的智力變異。如果你的D4DR多巴胺受體基因比常規長度長，你就很有可能成為一個喜好刺激的探險者，這種人敢從飛機上往下跳、敢沿著結冰的瀑布攀巖或者有更大可能同陌生人發生性關係。如果你的17號染色體上面抑制5-羥色胺遞質的基因鏈較短，那你很可能會成為一個神經質或焦慮的人，這種人總是擔心會冒犯他人或擔心自己表現得像個傻子，因此他們很難適應任何社交場合。
能夠產生極大影響的單獨基因，正是基因可以影響心理特質的生動寫照，但它們並非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許多心理特性是許多基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其他基因參與的情況下，這些基因各自的作用非常微小，心理特性並非是由一些似乎具有極大影響力的單個基因作用的結果，單個基因不是無所不能的。這也正是為何關於同卵雙生子（兩個人的所有基因都完全相同）的研究總是持續不斷地證明遺傳對於某種心理特性的影響，即使是未能成功地找到導致這種心理特性的單獨基因，也不影響這種證明。
2001年，人類染色體組的全部序列被公佈，隨之而來的是我們擁有了一種新的識別基因及其生成物（包括那些仍在大腦中活躍著的生成物）的強大能力。在未來10年中，遺傳學家將要找出那些使我們不同於黑猩猩的基因，並根據這些來判斷在我們的祖先進化成為人類的幾百萬年裡，哪些基因受到了自然選擇法則的支配，而哪些基因組合與正常的、反常的，或與異常的心理能力有關，並開始追尋胎兒發展的因果路徑，以此來探明哪些基因構成了可以讓我們學習、感知和行動的大腦系統。
人們有時候會擔心，如果心理完完全全地受基因的影響，那麼他們必須要徹底消除這種影響。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原因有兩種。第一種原因是：基因的大部分作用只是一種概率。如果同卵雙生子中的一個人具有某種心理特性，那麼另外一個人具有該特性的概率通常不會超過50%，儘管他們的基因完全相同。行為遺傳學家估算出，在既定的環境中，大多數心理特性的變異中，只有一半的變異同基因有關。在有關兒童的章節中，我們將探討這意味著什麼以及另外一半的變異來自哪裡。
認為基因並非萬能的第二種原因是：基因的作用通常取決於環境。在任何一本遺傳學教科書上都可以找到最簡單的例子。不同種類的玉米生長在同一塊田間，因為它們的基因不同，高度也會不同；同一種玉米生長在不同的田里（一塊是乾旱的，一塊是經過灌溉的），因為生長環境不同，它們的高度也不相同。伍迪·艾倫（Woody Allen）則提供了一個關於人類的例證。儘管他的聲望、財富及吸引美麗女性的能力可能都源於他所具有的能增加幽默感的基因，但在《星塵往事》（Stardust Memories）中，伍迪·艾倫則向一個嫉妒他的兒時好友解釋說，環境因素同樣很關鍵：「我們生活在一個重視幽默的社會中……如果我是阿帕齊印第安人，而那些傢伙們不需要幽默劇，那麼我就會失業。」
弄明白在各種情況下行為遺傳學的研究結果對於我們理解人性的意義很有必要。一個變異基因就能夠導致機能失調，這表明要擁有一種正常的人類心理狀態，標準化的基因形態必不可少。但是標準形態的基因並不能夠立即顯現其作用。如果一個有殘缺的齒輪在每次轉動時都會發出沉悶的聲響，我們並不會認為齒輪的完好無缺就可以消除這種沉悶的聲響。
因此，干擾到某種心理能力的基因並不必然就是殘缺的。它可能會產生某種毒素，並妨礙大腦的正常發育，或者使免疫系統出現一個漏洞，然後病原體就會感染大腦，又或者它會使個體看起來顯得非常愚鈍或險惡，繼而影響到周圍人對他的反應。在過去，遺傳學家們並不能夠排除一些無意義的可能性（比如可能出現基因並不直接影響大腦功能的情況）。懷疑論者表示，所有關於遺傳作用的研究都沒有意義，基因的作用僅僅在於使白板一塊的大腦變得異常或者損害大腦的功能，而並非變異成一種無效的基因，從而賦予複雜的大腦以一種先天固有的結構。但是，逐漸地，研究者們開始將基因與大腦聯繫在一起了。
一個被看好的例子是FOXP2基因，它同一個大家族的語音和語言障礙有關。研究者已經在該家族中所有語言功能受損者身上發現了變異的核甘酸（核甘酸是DNA和RNA的基本成分。同時，在該家族之外的另一個人身上，研究者也發現了同樣的綜合病症），但在其他正常的家族成員身上卻沒有發現這種物質，在來自該家族之外的正常群體的364對染色體上也沒有發現該物質。這種基因屬於一種轉錄因子的基因一族（能夠激活其他基因的蛋白質），它們在胚胎形成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種突變破壞了能鎖定DNA特定部位的那部分蛋白質，而這正是在正確時間裡激活正確基因的關鍵環節。在胚胎腦組織中，這種基因似乎尤為活躍。在老鼠身上發現的極其接近的基因形態，在正處於發育階段的大腦皮層中也非常活躍。根據這些研究者們的說法，種種跡象表明，這種標準形態的基因可以激活一連串的活動，這些活動有助於構造出一個正常發育的大腦。
正常個體身上發生的基因變異（與那些導致大腦出現某種問題的基因缺陷不同）的意義也需要進行深入研究。人與人之間的先天差異與各個種族之間共有的先天人性並不是同一回事。證明人與人之間的不同之處並不能直接說明人性的運作情況，這正如證明汽車類型之間的不同之處並不能夠直接說明汽車引擎如何工作一樣。然而，基因變異對人類而言具有重大意義。
如果從遺傳的角度來看，人的心理狀況可以有諸多變化形式，那麼心理的許多成分和屬性就會受遺傳影響，這就使變化成為可能。同樣，任何來源於生物學的現代人性觀（這些與來源於哲學、宗教或常識的傳統人性觀截然相反）都必然認為，儘管構成人性的那些天賦才能，其基本構造（即它們的工作原理）是共通的，但它們在不同的人身上存在著量的差異。自然選擇必須有賴於基因變異，儘管它在塑造每一代的有機體時已經減少了這種變異，但自然選擇從未將這種變異完全消除掉。
無論最終的正確解釋是什麼，行為遺傳學的研究結果都極大地衝擊了「白板說」及其相應的學說。如果不同的基因能夠或多或少地讓人變得聰明，或善於表達，或勇於冒險，或羞怯，或愉快，或有責任感，或神經質，或開放，或內向，或白癡，或行動不便，又或者使人樂於將塗了黃油的麵包蘸在咖啡裡，那麼大腦就不會是空白的。基因能夠以上述種種方式對心理產生影響，那麼與之對應，心理本身就應該具有多種成分和特徵，以接受來自基因的各種影響。類似地，如果某種基因出現了突變或缺失，從而影響到認知的空間結構能力或感覺尋求這樣的人格特質，那麼這種特質或許就屬於紛繁複雜的心靈的一種獨特成分。
此外，受基因影響的許多特質並非都是高貴的。心理學家發現，個體在人格方面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五大方面：不同程度的內向或外向，神經質或情緒穩定，封閉或開放，合群或敵對，責任感或無所拘束。在未刪減版的詞典中，18 000個關於人格特質的詞語大多可以歸為上述五個維度之一，包括諸如漫無目標的、粗心大意的、因循守舊的、缺乏耐心的、狹隘的、粗魯的、自憐自艾的、自私的、懷疑的、不合作的、不可信賴的等一些描述過失和缺點的詞彙。上述五方面的人格維度具有可遺傳性，在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群中，大約有40%～50%的變異都與其遺傳基因有關。那些不幸具有內向、神經質、狹隘、自私和不可信賴等人格在特質的人，其人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遺傳基因造成的。同樣的，那些與其同伴相比更帶有上述某種傾向性的人，其性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影響。
除了一些消極的性格特質帶有部分遺傳性之外，那些能夠產生實際效果的真實行為也同樣具有遺傳性。越來越多的研究結果表明，從事反社會行為的意願，包括撒謊、盜竊、挑起事端和破壞財產等，都具有一定程度的遺傳性（儘管同所有可遺傳性特質一樣，在某些特定環境下這些特質表現得更為突出）。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比如詐騙老年人的畢生積蓄、強姦多名婦女、在搶劫過程中用槍將無辜的便利店職員射倒在地等，往往被診斷為「心理變態」或「反社會人格」。
大多數心理變態者在孩提時就表現出了犯罪的跡象。他們欺負比自己小的孩子，虐待小動物，習慣於撒謊，缺乏同情心，儘管他們出生在正常的家庭中，父母也對他們進行過苦口婆心的教導，仍無濟於事。許多心理病理專家認為，這種情況主要源於遺傳易感性，在某些情況下也有可能源自早期的大腦損傷。無論哪種情況，遺傳學和神經科學研究都表明，心理的陰暗面並不總是歸結於父母或社會因素。
即使基因一點兒也不能決定命運，也不要輕信我們的直覺，即認為我們是「機器中的幽靈」。假設你正在為如何選擇而苦惱，如從事何種職業，是否要結婚，投哪位候選人的票，今天該穿什麼樣的衣服等，最後，你很艱難地做出了一個決定。正在這時，電話鈴響了，是你的同卵雙胞胎姐妹打來的，而在這之前你從來不知道她的存在。通過一段愉快的交談，你得知她正巧和你一樣，也剛剛選擇了一個類似的職業，下決心準備在大致相同的時間結婚，正計劃將她的選票投給同一位總統候選人，她穿著和你同樣顏色的襯衣，這些巧合正如那位對你進行追蹤研究的行為遺傳學家曾經預言的情況一模一樣。如果這些選擇結果已經被預先決定好了，或者至少從概率統計的角度來看，是由數十年前你母親的輸卵管內發生的事件決定的，那麼在做出這些選擇時，「你」真正擁有的判斷力有多少呢？
橋樑4：進化心理學
生物學與文化之間的第四種紐帶是進化心理學，它主要是研究種系演化史以及心理適應功能的學科。該學科有望能夠讓我們瞭解心理的構造與目的，這並非是從神秘主義和目的論的角度來講的，而是從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對設計創造模仿的角度而言的。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設計創造的跡象隨處可見：所有的眼睛好像都被設計來可以形成圖像；所有的心臟好像都被設計來可以形成血壓；所有的翅膀好像都被設計來使鳥兒能夠飛翔。
當然，達爾文認為，自然界中存在的這種設計幻覺可以用自然選擇來解釋。的確，眼睛的構造如此巧妙以至於讓人不敢相信它是偶然形成的。任何疣或瘤，或者任何一種突變所導致的後果，都不可能如此幸運地具有晶狀體、虹膜、視網膜和淚腺，等等，所有這一切都組合得如此完美，且能夠生成圖像。當然，眼睛也並非是由創造人類的造物主依照自己的形象設計而形成的傑作。人類的眼睛與其他有機體的眼睛之間具有驚人的相似性，並且仍然帶有那些已經滅絕了的遠祖身上的奇怪的進化痕跡。今天的人類器官是對我們祖先的器官的複製，這些器官設計得比其他器官能更好地發揮作用，正是因為如此，他們才能成為我們祖先的樣子。自然選擇是我們知道的能夠模擬設計的唯一物理過程，因為在這一過程中，事物的性能如何會對它的未來發展形態起著先決性作用。
進化對我們理解生命極為關鍵，包括理解人類的生命。與所有的生物一樣，人類也是自然選擇的結果。人類之所以能延續到今天，是因為我們遺傳了那些使我們祖先得以生存、求偶和繁衍的特質。這一重大發現解釋了我們生活中最深層的奮鬥目標：為何一個忘恩負義的孩子比毒蛇的牙齒更具有危險性？為何這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一個擁有巨額財富的單身男人必定想擁有一個妻子？為何美麗的夜色沒有讓我們變得溫文爾雅，反而讓我們為光明的逝去而變得狂暴？
進化論對於我們理解自身極為關鍵，因為人類身上的設計跡象並非僅僅停留在心臟或眼睛裡。儘管眼睛擁有無與倫比的精巧構造，但若沒有大腦，眼睛就失去了它的用途。它的輸出結果並非如同一個毫無意義的屏幕儲存器，而是神經回路中形成外部世界表徵的原始材料。這些表徵需要再輸入到其他神經回路中，找出事件的原因並對其進行分類，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提出有用的假設，進而理解外部世界的意義。反過來，這些對意義的理解，起到了諸如飢餓、恐懼、愛、好奇、尋求地位和自尊之類的動機性作用。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樣，人類那些看似毫不費力的能力，比如對事件進行分類、因果推論和尋求衝突性目標等，正是在設計智能系統時面臨的最大挑戰，機器人設計者一直試圖對人類的這些能力加以複製，至今仍未成功。
人類心理中的設計跡像一直都是十分明顯的，這也正是為何心理學總是傾向於進化論取向的原因。認知與情感機制往往被認為是非隨機的、複雜的和實用的，這意味著它們必定是神靈設計或自然選擇的結果。但是直到現在，進化論在心理學中很少被明確引用，因為對許多問題來說，一般性的常識就足以解釋適應環境這一問題了。根本就無須進化論生物學家來告訴你，深度知覺可以使動物避免跌下懸崖或者撞上樹幹，口中感到乾渴可以使你避免脫水而死，記住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無用的要比記憶缺失好很多。
但在我們精神生活的其他方面，尤其是在社會領域中，某種天賦的功能並非很容易就能推測出來。自然選擇偏好那些在特定環境中能夠進行大量繁殖的有機體。當環境中包含岩石、草地和毒蛇時，哪些策略有效、哪些策略無效就相當明顯了。但是當環境中還包括其他種族的成員，並且他們也形成了自己的策略時，策略是否奏效就不那麼明確了。在進化過程中，是單一配偶好還是有多個配偶好？溫柔和富有攻擊性哪個更好？合作與自私哪個更好？縱容孩子與嚴厲管教哪個更好？樂觀主義、務實主義與悲觀主義，哪個更好？
對於上述問題，直覺就不那麼管用了，這也正是為何進化生物學被越來越多地引入心理學領域的原因。進化生物學家告訴我們，將一切有益於人類幸福的事物（如群體凝聚力、避免暴力、固定配偶的一夫一妻制、美的享受和自尊等，都屬於「適應性」的）都看成是人類「適應環境」的產物，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日常生活中某種「適應環境」的特性，從技術層面來看，並不必然就會在物種進化史上受到自然選擇的偏好。自然選擇是一個道德中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最有效的事物在自我複製能力方面超過了其他對手，從而在數量上佔絕對優勢。那些被選擇的基因自然是「自私的」，更確切地用理查德·道金斯[4]（Richard Dawkins）的比喻來講，它們屬於自大狂，即它們對自身進行了最大程度的複製。所謂適應，其實就是在基因的協助下，任何能實現這種自大狂式自我複製的事物，不管其是否有助於實現人類的抱負。而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形成的關於自身能力的直觀感受與這種看法有著天壤之別。
基因的自大狂並不意味著仁愛與合作不能演化，就像萬有引力定律無法證明飛翔不能演化一樣。這僅僅意味著，與飛翔一樣，仁愛屬於一種需要加以解釋的特殊事件狀態，而不是一種偶發事件。它只有在特定情境下才能得以演化，而且還需要一套認知和情感能力的支持。因此，仁愛以及其他的社會動機必須被置於聚光燈下，而不僅僅被視作構成設備的零部件。在20世紀70年代的社會生物學革命中，進化生物學家將這種失真的感覺（即有機體的進化是為了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替換為這樣一種論斷：在個體與子女、配偶、兄弟姐妹、朋友、陌生人及競爭對手的交往過程中，哪些動機更有可能得到進化呢？
當這些假設與人類在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下不斷進化的一些基本事實合併起來時，先前那些不可預測的心理成分就被證明具有與深度知覺和飢渴調節相同的合理性。例如，以審美的眼光來看，人們往往把目光鎖定在那些看起來健康且生殖能力強的面孔上，這正像人們所預測的那樣，通過這種進化可以幫助觀察者找到最適合自己的配偶。同情、感恩、內疚、憤怒等情緒可以使人們在合作中獲益，從而避免被謊言和欺騙所利用。在那些並不能撥打電話求助警察的社會裡，堅強的品質及復仇的渴望是防禦侵略的最好方法。兒童能夠本能地掌握口頭語言，而掌握書面語言卻需要他們的辛苦努力，這是因為在數萬年甚至數十萬年之前，口語已經成為了人類生活的重要特徵，而書面語言進入人類生活並逐漸得以推廣只是近代的事情。
上述這些並非意味著人們完全在試圖複製自己的基因。如果這就是心理運作機制，那麼男性就可能會排著隊走入精子銀行，而女性則需支付費用來使自己的卵細胞受精，然後將受精卵分給那些不能生育的夫婦。上述這些僅僅意味著有關學習、思維和情感的遺傳系統中具有一種設計，從平均水平看，在我們祖先不斷進化的環境中，它可以提高人類的生存和繁衍機會。人類喜歡在一個沒有垃圾食物的社會裡生活，這可以使他們的身體變得強壯，儘管他們的頭腦中不存在食物營養成分這樣的概念。人類偏愛性行為，喜歡孩子，在一個不能避孕的社會裡，這一特徵對基因的自我保存已經足夠了。
推動有機體產生即時行為的機制和在進化時期形成有機體的設計機制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對理解一些術語非常重要。行為的直接原因是在即時情況下推動行為按鈕的機制，比如飢餓和性慾，它們促使人們去飲食和發生性行為。但行為的根本原因是適應的合理性，它使上述直接的行為原因得以進化，比如營養和繁衍的需要可以為我們提供飢餓與性的驅力。要理解我們自身，行為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之間的區別不可或缺，因為它決定了諸如「為何人們要這樣做」等所有問題的答案。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從根本上講，人們渴望性行為，主要是為了繁衍，因為發生性行為的根本原因是繁衍後代，但從直接原因看，他們也會做那些並不導致繁衍的任何事情，因為性行為的直接原因是樂趣。
直接目標和根本目標之間的差異屬於另一種證據，可以證明我們並非是一塊白板。無論什麼時候，人類都會為了一些明顯屬於獎勵範疇的事物而努力，如追求健康和幸福，這既具有直接意義，又具有根本意義，那麼人們可能會想當然地推斷，人類的心理活動僅僅是為了渴望獲得幸福和健康，而大腦中特定的因果關係運算，將有助於他們獲得自己想要的。但人類卻經常希望破壞自己當下觸手可及的幸福，希望自己不會說話，希望自己（包括自己所在的社會）不幸被消滅。他們可能對鄰居妻子的美貌垂涎三尺，可能因為飲食不當而自掘墳墓，可能因為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大發雷霆，可能不能夠善待自己的繼子女。而當遇到自己無法應對或無法逃避的壓力時，他們的身體機能會加速運轉，為了與自己周圍的人攀比，或者為了追逐往上爬而使自己精疲力竭。他們可能寧願選擇一個性感卻危險的伴侶，也不願選擇一個平凡卻可靠的伴侶。這些令人困惑的個體動機背後卻具有很明顯的進化意義上的合理性，這些動機表明，人的頭腦中充滿了各種由自然選擇形成的慾望，但是不存在追求個人幸福之類的一般慾望。
進化心理學還進一步解釋了為何我們的大腦不是一塊白板。大腦是在達爾文所謂的物種競爭中塑造而成的，比較遲鈍的大腦勢必要遜色於那些具有更高技能的大腦，因為那些大腦具有敏銳的知覺系統、出色的問題解決能力、精明的策略以及敏感的反饋回路。但依然比較糟糕的是，如果大腦確實具有可塑性，那麼它會很容易受到對手的操縱，因為對手能夠對我們的大腦進行塑造或調控，讓我們服務於他們的需要，而不是服務於自身的需要。因此，一個具有可塑性的大腦很快就會被自然所淘汰。
人文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們已經開始提供更多具體的論證，以證實大腦在進化過程中具有一種普適的複雜設計這一假設。一些人類學家開始轉向民族志研究，這些民族志在過去往往被用來描述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現在卻有了驚人的發現：在一系列具體的才能和喜好上，各種文化之間具有相同之處。共有的這些思維、情感和生活方式讓我們看起來彷彿歸屬於一個共同的部落，人類學家唐納德·布朗（Donald Brown）將之稱為普遍人類，這是受到了喬姆斯基的通用語法的啟發。從對蛇的恐懼到邏輯運算，從浪漫的愛情到嬉笑怒罵，從詩歌到食物禁忌，從商品交換到對逝者的悼念等數百種特性，都可以在有記載的社會中找到它們的存在。並不是說每一種普遍行為都可以直接反映人性的某種普遍構成部分—許多可能源自心理、身體和世界的普遍特性之間的相互作用。然而，對普遍人性的刻畫是如此豐富和翔實，這對於那種認為「人的大腦是一塊白板或者文化間的差異是無止境的直覺」的看法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而且普遍人性列表中的一些東西能夠將任何基於這種直覺構建的理論加以駁斥。沒有什麼比完整的布朗列表更能說明這一點了。
自然選擇賦予了人類一種普遍的複雜心理，這一看法得到了來自其他區域的證據支持。兒童心理學家不再認為嬰兒世界處於一種十足的「嘰嘰喳喳」的混亂狀態，因為他們已經在嬰兒身上發現了有關基本分類的心理跡象（比如有關物體、人物及工具的分類）。考古學家和考古生物學家發現，史前人類並非是粗野的洞穴人，他們通過藝術、儀式、交易、武力、合作、技術和符號來鍛煉自己的心理活動能力。靈長類動物學家研究發現，我們帶毛髮的近親並不像實驗室裡的老鼠那樣只是等待著被人操縱，它們具備了許多通常被認為是人類獨有的複雜能力，包括概念、空間感、使用工具、嫉妒、親子之愛、互惠互利、調解爭端和性別差異等。在所有的人類文化中，在還未掌握文化的兒童身上以及幾乎沒有任何文化的動物身上，都出現了如此多的心理能力，因此，心理看上去不再像是一種可以被文化隨意塑造成任何形狀的東西。
然而，「高貴的野蠻人」學說成了這一新的進化思想最主要的批判對象。任何非常高貴的事物根本不可能是自然選擇的產物，因為那些希望通過下一代而得到延續的基因之間在相互競爭的過程中，高貴的基因往往會排在最後面。生命體之間的利益衝突是普遍存在的，因為兩個動物不會共享同一條魚，也不會共享同一個配偶。從某種程度上講，社會性動機是適應環境的產物，因為它們可以將那些推動它們產生的基因進行最大化複製，它們的設計應該有助於自己在競爭中獲勝，其中一種獲勝的途徑便是壓制競爭。正如威廉·詹姆斯提到的（當然他有點誇大）：「我們，正是一幕幕大屠殺的成功發起者，儘管我們同時具備愛好和平的優點，而且至今我們身上還保留著它們，隨時等待著爆發出來，但是性格中的陰暗和邪惡的特性卻依然存在，並通過無數次的大屠殺形式體現出來，傷害了他人，而自己卻安然無恙。」
從盧梭到本書第1章中提到的感恩節專欄作家，許多知識分子都信奉那種寧靜、平等和熱愛生態的土著人的圖景。但在過去20年間，人類學家收集了前國家社會中生者和死者的有關數據，而不是僅僅接受那些令人興奮但又失真的刻板印象。他們從中有什麼發現？簡要地講：霍布斯的觀點是正確的，而盧梭的觀點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