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所有的巴比倫人一樣，我當過總督；正如所有的人一樣，我當過奴隸；我有過至高無上的權力，也受過屈辱，蹲過監獄。瞧，我右手的食指已被剁掉。瞧，從我的袍子的裂口可以看到一個橙黃色刺花，那是希伯來語的第二字母「Beth」。在每個滿月的夜晚，這個字母賦予我支配那些刺有「Gimel」（希伯來語的第三個字母）記號的人，但是我得聽從於那些帶有「Aleph」（希伯來語的第一個字母）記號的人，而他們在沒有月亮的夜晚則受到有「Gimei」記號的人的支配。拂曉的時候，我在地窖的一塊黑色岩石前扼殺聖牛。有一個太陰年，我被宣佈為無形：我大聲呼喊，卻無人理睬；我偷麵包，卻不會被抓住砍頭……
我的異乎尋常的多樣性要歸功於一種制度：彩票，那是別的共和國所不知道的，或者說不夠完善、不公開的。
阿根廷作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小說《巴比倫彩票》（The Lottery in Babylon），或許可以算作對「文化是一系列的角色和符號，能夠對那些消極的人產生不可思議的衝擊力」這一思想的最好闡釋了。在這部小說中，彩票最初是作為一種較為常見的遊戲出現的，彩票中獎就可以獲得高額的獎金。然而，為了增加懸念，遊戲操縱者增加了一些號碼，這些號碼的彩票持有者需要繳納一定的罰金，而不是獲得獎金。後來，制度發展到拒不繳納罰金者就會被判一定的獄刑，最終這一制度擴展至許多非貨幣性的獎懲方式。彩票（遊戲）逐步變得更加隨意、更加具有強制性和無所不能，並且越來越神秘。對此，人們開始思索：它是如何運作的，它又最終能否繼續存在下去。
乍看上去，人類文化的確表現出了類似於博爾赫斯描述的彩票那樣異乎尋常的多樣性。現代智人會食用包括從蛆蟲到牛尿甚至人肉在內的任何東西。他們對身體部位進行捆綁、刺穿、刻上疤痕和拉伸，這些方式甚至讓今天許多在身體上打孔的西方青少年都望而生畏。人類會認可一些很奇怪的性行為，比如，青少年與年幼男童之間發生的日常口交行為，以及父母為他們5歲大的子女安排婚姻。人類文化呈現出的多樣性，自然而然地會引發這樣一種觀點：文化的存在獨立於大腦、基因和進化之外。反過來，這種劃分又有賴於這樣一種關於大腦的觀念—即從生物學的角度看，大腦屬於白板一塊，依賴於文化對其進行塑造。既然我試圖讓人相信大腦不是空白的，那麼現在我們就該把文化也納入考慮範疇之中了。這樣就能完成從生命科學到關於人性的科學，直至社會科學、人文和藝術學科的統一。
在本章中，我將提出不同於「文化如同彩票」的另一種觀點。文化反過來可以被視為人類顯型的一部分：文化是使我們能夠生存、繁榮並延續血統的一種獨特設計構造。人類是一種能夠運用知識並相互合作的物種，文化在這種生活方式中應運而生。我們可以看一下：當人們積累了自己的發明創造並制定風俗習慣來調整勞動分工和裁決衝突時，我們稱之為「文化」（culture）的現象就出現了。當處在不同時空背景中的人類群體不斷積累各自不同的發明創造和風俗習慣時，我們採用複數形式（cultures）。不同的文化並非來自不同的基因，對此，博厄斯及其弟子的看法是正確的，但是文化並非處在一個與基因隔絕的世界裡，或許可以將文化看成是在沒有任何形狀的心靈上面打下的烙印。
神經回路讓文化傳遞成為可能
將文化與關於人性的科學銜接起來的第一步在於，我們需要認識到，文化並非像毒氣那樣，可以通過皮膚滲入人的身體裡面。文化離不開那些負責我們學習能力的神經回路。那些回路並沒有使我們成為失去辨別能力的模仿者，相反，它們通過異常精巧的活動方式使文化的傳遞成為可能。這也正是為何對大腦內在機制的研究並不能夠取代對學習、文化和社會化研究的原因，前者只是嘗試去解釋後者是如何運作的。
以一個人的母語為例，這是一種習得性的最優秀的文化技能。如果將一隻鸚鵡和一個兒童同時置於一定的語言情境中，兩者都能夠進行學習，但是只有兒童具有心智計算能力，可以從聲波中提取出詞語和規則，並在此基礎上講出或者理解無數的新句子。這種與生俱來的語言天賦實際上是一種學習語言的先天機制。同樣，兒童在學習文化時也並非像攝像機那樣只是被動地將畫面和聲音記錄下來。他們必須具有特定的心理機制才能夠將隱含在人們行為背後的有關信念和價值提取出來，只有這樣，兒童才能夠成為一個熟練掌握該文化的人。
即使是文化學習過程中最簡單、最基礎的事情，如模仿父母或者同伴的行為，實際上也遠非看上去那麼簡單。為了弄清楚當我們毫不費力地學習他人時，我們的頭腦中發生了什麼。不得不想像，假如我們擁有另外一種大腦，將會出現怎樣的情況。幸運的是，認知科學家們已經替我們考慮到了這一點，他們對機器人、動物以及腦損傷病人的大腦進行了探測。
人工智能研究專家羅德尼·布魯克斯（Rodney Brooks）希望能夠製造出具有模仿學習能力的機器人，但是當他想運用計算機科學中比較常見的學習技巧時，很快就面臨著這樣一個難題：
機器人觀察到一個人正在打開玻璃瓶。這個人走近機器人，將瓶子放在機器人旁邊的桌子上。他（人）將兩隻手放在一起反覆摩擦著，然後將瓶蓋從瓶子上面取下來。他一隻手握緊瓶子，另一隻手握著蓋子，然後開始沿逆時針方向旋松蓋子。當他打開瓶子時，停下來擦了一下自己的額頭，然後瞥了一眼機器人，看它正在做什麼。接下來，他繼續開瓶蓋。機器人試圖去模仿這一動作。但哪些重要的動作是需要模仿的（比如，逆時針旋轉蓋子），哪些又是不需要模仿的（比如，擦一下自己的額頭）……機器人如何才能對它從這次經歷中獲得的知識進行概括，並將其運用到其他相似的情境中呢？
答案就在於：必須使機器人具備洞察被模仿者心理的能力，這樣它才能夠推斷出人的活動目標，並判斷出人是通過哪些行為表現來實現自己的目標的。認知心理學家稱這種能力為直覺心理學、大眾心理學或者是心智理論（「理論」在這裡是指被人、動物或機器人所默認的觀念，而非科學家們持有的外顯觀念）。而目前已開發出來的機器人還遠遠不具備上述能力。
人們還發現，黑猩猩的頭腦也很難推斷他人的目標。心理學家勞拉·佩蒂托（Laura Petitto）對一隻名為寧姆·猩斯基（Nim Chimpsky）的雄性黑猩猩進行了符號語言訓練，並與它在大學公寓裡共同生活了一年。起初，寧姆看上去彷彿在「模仿」她洗盤子，但實質上還是有很大的區別。寧姆用洗碗布擦洗盤子之後，盤子未必會比之前更為乾淨。如果給它一個並不髒的盤子，寧姆仍舊會按照洗髒盤子的方式來「刷洗」。寧姆並沒有掌握「刷洗」的概念，即使用液體讓某種物品變得乾淨。它只是在模仿佩蒂托擦洗的動作，同時也很喜歡手上沾著熱水的感覺。許多實驗室實驗均得到了相似的結果。雖然黑猩猩和其他靈長類動物都喜歡模仿（即「見樣學樣」），但它們模仿人類行為的能力（即複製他人的意圖而不是執行他人動作的能力）並不成熟，因為它們的直覺心理學不夠成熟。
即使可以通過其他方式進行學習，一個不能識別他人信念和意圖的大腦也不會採用這種傳承文化的學習方式。孤獨症患者進行這種學習的能力受到了損傷。他們能夠掌握諸如地圖和圖表之類的表徵客觀事物的東西，卻不能掌握表徵心理的事物，也就是說，他們不能揣測他人的心思。儘管他們的確是在模仿，卻是以一些很奇特的方式在模仿。一些人總喜歡模仿他人的言語，逐字逐句地重複著別人的發音，而不是提取出其中的語法模式，但正是這些語法模式可以幫助他們構造出他們自己的語句。
一些孤獨症患者也會試著學習自己說話，卻經常將「你」這個詞當作自己的名字來使用，因為周圍的人會用「你」來指代他，但對病人而言，他卻從未意識到「你」這個詞是具有相對意義的，只是在講話者對著自己的說話對像時才會使用。如果一個家長敲擊一塊玻璃，並喊道：「噢，該死的！」患孤獨症的兒童就可能會認為「噢，該死的」指代的是玻璃，這就駁斥了經驗論者提出的理論，他們認為，隨著時間的日積月累，正常孩子僅僅通過將語音和事件聯結起來就可以學會語言。孤獨症兒童的這些行為並非是低能造成的後果。在解決其他問題時，孤獨症兒童是可以勝任的（甚至算得上是專家），其他一些未患孤獨症的智障兒童，並沒有表現出同樣的言語和模仿能力的缺陷。孤獨症屬於一種先天性神經症狀，具有很強的遺傳性。孤獨症患者以及機器人和黑猩猩的例子提示我們：文化學習是可能的，但只有神經正常的個體才具有天生的能力來完成這種學習。
人類擁有比較長的童年時期，科學家往往將其解釋為一種適應方式，它使兒童在步入成年獨立打拼之前能夠從他們的文化中汲取大量信息。如果文化學習依賴於某種特殊的心理裝置，那麼我們將會看到，這種能力在兒童早期就已經表現出來了。我們也的確看到了這種情況。
有實驗結果表明，1歲半的嬰兒並非只是將重疊的事物不加辨別地聯繫在一起的聯結主義者。他們屬於直覺心理學家，在模仿他人的行為之前會對被模仿人的意圖進行揣測。當一個成年人在一個嬰兒面前說出一個詞，比如，「那是toma」這句話中「toma」這個詞，嬰兒會記住這個詞，並認為它是成年人講話時正在看著的那個玩具的名字，而不會認為它是自己看到的那個玩具的名字。如果成年人用一個道具做出演奏小提琴的動作，並暗示這只是一種偶然事件（高聲發出「哎呀」的喊叫），那麼嬰兒就不會刻意去模仿他的動作。如果成年人做出同樣的動作，並暗示這是他有意這樣做的，那麼嬰兒就會對其進行模仿。當成年人試圖去做某件事情卻失敗了時，比如，試圖去按門鈴上的按鈕或者把線纏繞在釘子上，嬰兒就會模仿成年人原本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模仿成年人真正做過的事情。作為一個研究兒童如何掌握語言的研究者，我總是非常驚訝於他們如此早就「掌握」了語言邏輯，以至於在3歲時就能夠掌握本國語言中的大部分口語。還有一種可能是，一旦我們的大腦發育到一定程度，有能力操縱我們的文化獲得裝置時，基因組就試圖使這些裝置盡可能早地發揮作用。
心智，天生就有揣摩他人意圖和模仿他人行為的能力
心智具有一種可以揣摩他人意圖的機制，這樣就可以去模仿他人試圖實施的行為。然而，我們為何想要這樣做呢？儘管我們想當然地認為，掌握文化是一件好事，但對文化學習這一行為本身卻總是不屑一顧。「碼頭工人哲學家」埃裡克·霍弗（Eric Hoffer）曾寫道：「當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時，他們總是相互效仿。」我們可以使用動物園的隱喻來說明這一現象，人類的這一典型能力並無異於動物的行為：除了見樣學樣，我們還具有和猿猴、鸚鵡、綿羊、旅鼠以及牛等動物相同的心智。
社會心理學家曾有過詳細的闡述，他們認為，人具有模仿周圍人的強烈衝動。當主試在不知情的被試身邊安插了許多假被試時（主試會付給這些假被試一定的報酬，要求他們故意做出一些很奇怪的行為），會發現大多數被試都會對假被試的行為進行附和。被試會否認自己親眼看到的事實，並認為一條長線段是「比較短的」，或者認為一條短線段是「比較長的」；或當通風口冒出濃煙時，依然漫不經心地填寫著調查問卷，或者突然莫名其妙地脫下自己的內衣（通過袖珍照相機拍攝到的）。但心理學家認為，在人為操縱的實驗情境下，無論人們的從眾行為看上去多麼可笑，在社會生活中這些行為都具有實實在在的合理性。
信息合理性，即希望從他人的知識和判斷中受益。退伍軍人委員會認為，一個群體的IQ相當於群體中智商最低的那個成員的IQ除以這個群體的人數，然而，這種看法似乎顯得過於悲觀了。人類是一個能夠使用語言、擁有直覺心理學和具有合作意願的物種，是能夠將過去和當前的各種來之不易的發明加以搜集和整理的群體，我們要比那些習慣於離群索居的民族更具智慧。狩獵採集者積累了大量有關如何製造工具、使用火種、捕捉獵物和去除植物毒性等方面的知識，即使沒有任何個體能夠從零開始重新創造這些知識，他們也能夠利用這種集體智慧生存下去。同樣，他們通過對行為的調整。比如，大家輪流駕車或在其他人去搜尋食物時輪流照看孩子，人們就可以像一個多首多足的巨獸那樣行動，並取得頑固的個人主義者不可能企及的成就。眾多的眼睛、耳朵和頭腦之間彼此聯繫，遠勝過帶有缺陷和怪癖的單獨個體。猶太人的一句話可以說是對那些不滿現狀者和陰謀論者做出的最現實的評價：整個世界並非處於瘋狂之中。
我們稱為文化的內容大部分只是積累起來的本土智慧：製造工藝品的方法，如何選擇食物，如何分配意外之財，等等。一些人類學家，比如，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認為，許多看似非常隨意的活動，比如彩票，事實上都可能是解決生態問題的方法。他提出，在印度，牛的確非常神聖，因為它們提供食物（牛奶和牛油），提供燃料（牛糞），還提供力量（用牛犁地），因此保護牛的習俗就避免了那些殺雞取卵的企圖。另一些文化差異或許具有繁衍的合理性，如在一些社會中，男人們生活在父系家庭中，撫養自己的妻子兒女；而在另一些社會中，男人們則生活在母系家庭中，撫養自己的姐妹、外甥和外甥女。
第二種制度常見於某些社會中，其中的男人大部分時間不待在家中，通姦現象相對而言比較普遍，因此他們不能確定妻子生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從生物學角度看，無論誰與誰通姦，一個男人的姐妹（即其母親所生的女兒）生的孩子必然和他有血緣關係，因此在母系家庭中，男人更願意撫養那些必然攜帶有他們部分基因的孩子。
當然，只有普羅克汝斯忒斯（Procrustes，古希臘傳說中的一個強盜）才可能認為，所有的文化實踐都有直接的經濟或基因上的收益。從眾的第二個動機是標準化，不管人們身處什麼樣的團體，都希望遵循團體的標準。但這也並非像旅鼠那樣愚笨。許多文化實踐活動從形式上看是主觀任意的，但它們生成並存在的原因卻並非主觀任意的。沒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證明，為何人們沿著公路右邊行駛比在左邊行駛更好，或者沿著公路左邊行駛比在右邊行駛更好。但人們在公路的同一側行駛，則是有其特定原因的。因此，任意地選擇在公路哪一邊行駛，然後要求多數人普遍遵守這一選擇標準非常重要。類似的，人類其他一些看起來主觀任意卻又協調一致的選擇現象，被經濟學家稱為「合作均衡」（cooperative equilibria），它包括貨幣、法定休息日以及構成語言詞彙的聲音和意義之間的匹配等。
共同遵守那些主觀任意制定的習俗有助於人們應對這樣一個事實：儘管生活中許多事情的分佈具有連續性，但我們做出的抉擇卻是二元性的。兒童並非一瞬間就可以長大成人，約會的戀人也並非立即就會成為終身配偶。一些人生大事慶典及其現代替代形式，比如，身份證和結婚證之類的證件，可以有助於第三方決定如何處理一些含糊不清的問題（如兒童和成人之間、已婚者和約會者之間的區分），而不會因為雙方觀點上的差異無休止地爭執下去。
在所有的分類問題中，最含糊不清的當屬對他人的意圖和目的進行分類了。他是忠實於聯盟的一員（我希望能夠與這樣的人並肩作戰），還是一個在處境艱難的情況下可能叛變的賣國賊？他的心是偏向於他父親這一派還是偏向於他岳父這一派？她是一個可疑的風流寡婦，還是會堅守自己的貞節呢？他是討厭我，還是只是一時著急呢？成人禮、部落勳章、哀悼日和演講的各種儀式，或許都不能確切地回答這些問題，但它們可以消除縈繞在人們頭腦中的疑雲。
當風俗習慣一旦在較廣的範圍內確立下來，就會成為一種現實，儘管它們只存在於人們的觀念之中。哲學家約翰·塞爾（John Searle）在他的著作《社會實在的建構》（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中指出，某些特定的事實之所以是客觀真實的，僅僅是因為人們以它們是真實的前提去行事的。比如，喬治·布什是第43任美國總統，辛普森並沒有被證明犯了謀殺罪，波士頓凱爾特人隊在1986年獲得了NBA總冠軍，一個巨無霸漢堡售價為2.62美元，它們都屬於真實的存在，而非某種判斷。然而，儘管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它們並不像鎘的原子數目或者像鯨魚可以被劃為哺乳動物那樣，屬於物理世界中的真實存在。它們存在於某個群體大多數成員的記憶裡，通常是對一些人准許（或否認）權力和地位的協議。
在紛繁複雜的社會中，生活被建構在社會現實之上，最明顯的例證是金錢和法規。然而，一種社會現實全然取決於人們是否願意將其作為事實來看待。它只存在於特定的群體中，當人們都拒絕使用外幣交易或者不認同那種自封為領導者的權力時，我們就能明白這點。而且，它可能會隨著集體心理的改變而走向終結，正如當惡性的通貨膨脹出現後貨幣就會變成廢紙，或者由於全體人民一致反抗警察和軍隊會導致一個政權的土崩瓦解。雖然社會現實只存在於群體之中，然而它依賴於每一個體當前的認知能力：對授予權力和地位的公共協議的理解力，以及在他人支持公共協議時自己也表示贊同。
某些心理事件，如發明創造、矯飾物以及以何種方式與某種類型的人打交道的決策等，是如何轉化成一種社會文化現實的（如一種傳統、一種習俗、一種精神氣質或一種生活方式）？依據認知人類學家丹·斯佩貝爾（Dan Sperber）的看法，我們應該將文化理解成像流行病一樣蔓延的心理表徵：觀念以及實踐活動在人群之中的傳播。當前有許多科學家運用流行病學（疾病是如何傳播的）或者種群生物學（基因和有機體是如何蔓延開的）的數學工具來模擬文化的進化過程。他們的研究表明，人們樂於接受來自他人的創新，這一傾向性會產生一系列結果，而我們往往會使用諸如流行病、野火、雪球和引爆點這樣的隱喻來理解這些結果。如此一來，個體心理便轉化成了一種集體文化。
文化是人們為了生活而積累起來的全部技術創新和社會創新
文化就是人們為了自己的生活而積累起來的技術工具和社會創新，而不是他們將偶然碰到的角色和符號隨意地收集在一起。這一觀點有助於解釋「什麼導致了文化之間的相似和不同」這一問題。當某一分裂出來的小群體離開自己的部落，並被海洋、山脈或非軍事化區域隔離時，在隔離區域一端產生的發明創造就絕不可能傳播到隔離區域的另一端。正如每一群體都會對其積累的發明和習俗進行修正一樣，這些積澱也會發生變異，這就導致群體之間擁有不同的文化。即使兩個群體之間近在咫尺，如果他們存在激烈的矛盾糾紛，那麼他們也會運用行動式的身份象徵，表明自己站在哪一方立場上，並將兩者之間的任何差異進一步擴大。這種分歧和差異在語言的演化上是顯而易見的，語言或許可以算得上是關於文化演化的一個最為清晰的例子了。正如達爾文指出的那樣，物種的起源是具有近似平行性的，這種情況往往發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一個族群分裂成兩個小群體，且他們各自的後代分別朝著不同的方向演化。與語言和物種一樣，新近時期才出現分裂的各個文化之間會具有更多的相似性。例如，與毛利文化和夏威夷文化相比，意大利和法蘭西的傳統文化之間具有更多的相似性。
文化的心理根源也同樣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一部分文化發生了變化，而另一部分文化則保持不變。一些集體文化習俗具有極強的慣性，因為它們會使得那些試圖率先改變這些習俗的個體付出極高的成本。由沿著公路左側行駛轉變為沿著公路右側行駛，這不可能是由某些敢於打破陳規者或某場草根運動發起的，而更可能是自上而下強制推行的（這正是1967年9月3日，星期日早上5時發生在瑞典的那場運動）。其他的例子包括：當全副武裝的敵對鄰邦來犯時，放下你的武器投降；不再使用QWERTY式鍵盤；指出皇帝身上並沒有穿任何衣物；等等。
然而傳統文化也是會發生改變的，其變化的劇烈程度可能會超出大多數人的想像。如今保存文化多樣性被認為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但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並不總是這麼認為。人們有著各種各樣的慾望和需求，當不同的文化發生碰撞時，如果某一種文化能夠更好地滿足這些慾望和需求，它肯定會被處於另一文化背景下的人注意到。歷史告訴我們，當他們注意到這些時，就會選擇放下顏面，從對方的文化中借鑒更好的事物。
文化絕不是能夠保護自我形態的一塊鐵板，相反，它是很容易被滲透的，總是處於變遷之中，語言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雖然純粹主義者和語言研究者一直在哀歎，但是沒有哪種語言的表達方式與一個世紀前完全相同。我們只需要將當前的英語與莎士比亞時期的英語進行對比，或者將莎士比亞時期的英語與喬叟時期的英語進行對比就能明白這一點。還有很多「傳統的」文化活動實際上都是最近才出現的。猶太教哈希德派的先驅們在黎凡特的沙漠中生活時，並不是穿黑衣戴毛線帽的，平原印第安人在歐洲人到達美洲大陸之前並不騎馬。同樣，許多國家的烹調的歷史也並不久遠。愛爾蘭的土豆、匈牙利的胡椒、意大利的西紅柿、印度和中國的紅辣椒以及非洲的木薯都是來自美洲大陸的作物，它們都是在哥倫布到達美洲後的幾個世紀中被帶到它們的「傳統」國度的。
文化是一種生存工具，這一觀點甚至可以解釋這一問題：最早是怎樣的事實促使博厄斯提出了這樣相反的論斷？該論斷認為，文化是一個由多種觀念構成的自主系統。地球上各種文化之間最明顯的差異在於，就物質層面而言，一些文化比另一些文化更加成功。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來自歐洲和亞洲的文化大肆毀滅著非洲、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沿岸的文化。甚至在歐洲和亞洲內部，文化的命運也各不相同，一些不斷發展擴張的文明在藝術、科學和技術方面取得了極大成就，而另一些則陷入貧窮之中，無法抵禦外來者的征服。是什麼使得一小群西班牙人跨過大西洋打敗了龐大的印加帝國和阿茲特克帝國，而不是相反的結果呢？為什麼不是非洲部族將歐洲變成了殖民地，而恰恰與之相反呢？直接的答案是：富裕的征服者擁有更好的技術，更加複雜的政治和經濟組織。但這只是回到了「為什麼一些文化發展出了更複雜的生活方式，而另一些文化則沒有」這一老問題上。
博厄斯的觀點有助於推翻19世紀那種糟糕的種族科學，種族科學將不同文化間的不一致歸結為種族間進化上的差異。博厄斯的繼承者們認為，人類行為是由文化決定的，而文化是獨立於生物學的。遺憾的是，這並沒有解釋不同文化間生動有趣的差異是如何形成的，好像這些差異如同巴比倫的彩票遊戲結果一樣，只是隨機生成的。事實上，這些差異並不是無法解釋的，只是人們覺得它不宜被提及，這完全是出於這樣一種擔憂：一些文化在技術層面上比另一些文化更加複雜，這種現象可能會讓人錯誤地從道德層面將其解釋為先進社會比原始社會更好。但所有人都會注意到，某些文化能比其他文化更好地為人類提供他們嚮往的事物（比如健康和舒適）。認為文化的變化不可預料的觀點，並不能駁斥很多人私下所持的看法，即認為一些種族注定會發展科學、技術和政府治理，而其他一些種族則不會。
但最近有兩名學者分別通過各自的研究得出了明確的結論，他們認為，不需要用種族這個概念來解釋文化上的差異。他們都是在放棄了標準社會科學模型（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l）的情況下得出這種結論的。標準社會科學模型認為，文化是主觀的符號系統，不依賴於個體的心理活動而存在。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在他的《種族與文化》（Race and Culture）、《移民與文化》（Migrations and Cultures）、《征服與文化》（Conquests and Cultures）三部曲中，解釋了他在分析文化差異時的出發點：
文化並不是符號模式，也不能夠像琥珀中的蝴蝶那樣被保存下來。文化不存在於博物館之中，而是體現在日常生活的實踐活動中，它在各種互相衝突的目標和其他存在競爭關係的文化壓力之下不斷演化。文化不是以靜止的「有差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作為一種更好的或更糟的處理事物的方式，通過與其他文化的競爭而存在的—它是更好的還是更糟的，不取決於旁觀者的看法，而是來自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的看法，因為是他們在應對著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坎坷。
心理學家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既是一位進化心理學的先驅，也是一位尋求科學和人文學科，尤其是與歷史學科相融合的前輩。在《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這本經典著作中，戴蒙德放棄了那種通常認為歷史只是一些瑣碎事件集合的觀點，試圖將人類上萬年的歷史更替放在人類進化和生態學的背景下進行解釋。索維爾和戴蒙德非常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人類社會的命運既不是因為偶然也不是來自種族，而是來自人類吸收他人創新的動力，以及來自地理環境和生態環境的變遷。
戴蒙德以人類文明的起源作為出發點來展開自己的研究。在人類進化史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們都過著狩獵-採集的生活。文明的陷阱（定居、城市、勞動分工、政府、職業化軍隊、寫作、冶金技術）是近代才發展起來的，而農耕則是在10 000年前左右發展起來的。農耕依賴於植物和被馴化的能夠利用的動物，而只有極少的幾個物種是適合的。它們碰巧都集中在世界上的幾個區域中，包括新月沃地、中國、中美洲和南美洲。人類的第一批文明就出現在這些地區。
從那時起，文明的地域分佈就有了定數。戴蒙德和索維爾指出，歐亞大陸—世界上最大的陸地，是一個巨大的各種地方性創新的聚集地。商人、旅居者和征服者將這些創新收集了起來並將它們傳播到了各地，而那些居住在交通要道的人會更容易將這些創新集中起來。此外，歐亞大陸是呈東西方向分佈的，而非洲和美洲則是按照南北方向分佈的。在歐亞地區，在一個區域被馴化的莊稼和動物，能夠很容易擴展到同一緯度的其他地域，因為同一緯度的區域氣候很相似，但擴展到同一經度的其他區域就沒有那麼容易了，因為在同一經度上如果相差幾百公里的距離，氣候就可能從溫帶變為熱帶。例如，在西伯利亞大草原被馴化的馬匹，我們很容易就可以在西至歐洲、東至中國的範圍內看到它們的身影，但在安第斯山脈被馴化的美洲駝和羊駝則很難在墨西哥出現，因此，在瑪雅文明和阿茲特克文明中並沒有可以用來運輸東西的馱獸。直到近代，遠距離的笨重貨物只能依靠水路運輸，而貿易商人和他們的觀念的傳播也是如此。歐洲和亞洲的部分地區具有先天優勢，它們有著鋸齒狀的地形，因此形成了許多天然的港灣和航運河流，而非洲和澳大利亞則沒有這樣的便利條件。
歐亞大陸的居民之所以能夠征服世界，不是因為他們更聰明，而是因為他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眾人拾柴火焰高」這一原理。事實上，歐洲任何一個征服過世界其他地區的國家的「文化」，都最大程度地集合了數千公里之外的以及數千年來的發明創造。例如不列顛文化，它集合了包括來自中東的穀物和字母拼寫方式，中國的火藥和紙張，烏克蘭的馴馬以及許多其他事物。但由於其與世隔絕，因此澳大利亞、非洲和美洲地區的人們不得不使用本土發展起來的技術，結果是，他們無法與那些「兼容並蓄」的征服者相抗衡。即便是在歐亞大陸內部和（後來的）美洲大陸內部，那些被高山隔絕的文化與週遭那些擁有巨大的交流網絡的人們相比，也要落後數個世紀，例如阿巴拉契亞地區、巴爾幹半島和蘇格蘭高地地區的文化。
戴蒙德指出，最極端的案例是塔斯馬尼亞島。塔斯馬尼亞人是有歷史記載以來技術水平最為原始的族群，在19世紀幾乎被歐洲人滅絕了。與澳大利亞大陸上的土著居民不同，塔斯馬尼亞人不會生火，不會製造迴旋鏢或梭鏢，沒有特製的石器，沒有帶柄的斧子，沒有獨木舟，沒有縫紉用的針，也不會捕魚。令人驚訝的是，有考古發現，塔斯馬尼亞人的祖先來自澳大利亞大陸，而且是帶著上述技術在10 000年前來到那裡的。但是隨後，連接塔斯馬尼亞和澳大利亞大陸的陸橋沉了下去，這個島嶼便由此與世界隔絕了。戴蒙德推斷，某一文化的任何技術都可能在其歷史的某個時代被遺失。也許是因為原材料變得緊缺，於是人們不再製造依賴這種原材料的產品；也許是因為所有熟練的手工藝人都沒有躲過某次暴風雨的襲擊；也許是因為某些史前的勒德分子或者是阿亞圖拉基於某個空洞的理由禁止了某些行為。當上述這些事件發生在一個與其他文化有來往的文化中時，遺失的技術最終會重新為人們所掌握，因為他們希望自己像周邊文化中的人那樣過上更好的生活。但是，在與世隔絕的塔斯馬尼亞，每次那些公認的能促進歷史前進的技術遺失後，他們就不得不再次重新發明它們，因此，塔斯馬尼亞人的生活水準在不斷下滑。
對標準社會科學模型最徹底的批評是，它無法實現它最初被提出時所設定的目標：無須借助種族的概念就能解釋人類社會的不同命運。今天，對這一問題的最佳解釋完全是基於文化角度的，但這種解釋將文化看作了人類願望的產物，而不是將文化看作人類願望的塑造者。
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心理學，是歷史與文化的基礎
這樣一來，歷史和文化就能夠以心理學為基礎進行研究了，而心理學又是以計算機科學、神經科學、遺傳學和進化論為基礎的。但這種說法讓許多非科學界人士非常擔憂。他們擔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融合只是一群穿白大褂的門外漢試圖接管人文學科、藝術和社會科學時放出的煙霧彈而已，主觀事物的豐富多樣性將會消失在神經元、基因、進化的衝動等一些空洞蒼白的詞彙之中。這一學說通常被稱為「還原論」（reductionism），我將通過對本章的總結來說明，為什麼科學與人文學科的融合併不會導致上述擔憂的出現。
「還原論」與膽固醇一樣，有好也有壞。壞的「還原論」，也被稱為「貪婪還原論」或者「破壞性還原論」（它在解釋一種現象時，試圖用這一現象最小或者最簡單的構成要素來進行說明）。「貪婪還原論」並不是一種虛假的存在。我知道有幾位科學家就相信（或者最起碼是贊成），通過對神經細胞膜的生物物理學研究或者對神經突觸分子結構的研究，我們就能夠在教育、平息衝突和其他社會焦點問題上取得突破性進展。但是「貪婪還原論」並不是主流的觀點，我們很容易就能看到它錯在什麼地方。正如哲學家希拉裡·普特南（Hilary Putnam）指出的那樣，即便是像方榫頭不能楔進圓孔洞這樣簡單的事實，也無法用分子和原子來進行解釋，而應從更高的層面，如從硬度（不管是什麼構成了方榫頭的硬度）和幾何學的角度進行解釋。如果有人真的相信社會學、文學或者歷史學能夠被生物學取代，那麼他的思路為什麼要停在那裡呢？生物學是以化學為基礎的，而化學又是以物理學為基礎的，如此一來，人們就不得不從電子、夸克的層面來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即第一次世界大戰什麼都不是，只是由無數夸克構成的極其複雜的運動模式，但按照這種方式來描述並不能為我們提供任何見解。
好的「還原論」，也被稱為「分層還原論」，它不僅是用一個領域的知識替換另一領域的知識，而且還將這兩個領域有機聯繫起來或者統一起來。一個知識領域的基石在另一個知識領域成了被放在顯微鏡下進行研究的對象。正如黑箱被打開了，股票成了現金。一位地理學家可能會指出，非洲大陸和美洲大陸曾經連接在一起，但由於它們分別位於朝著相反方向運動的不同板塊之上，因此兩個大陸雖然分開了，但是它們的海岸線仍能夠契合在一起。板塊為什麼移動的問題要由地質學家來回答，地質學家會指出，地球內部岩漿的上湧造成了板塊的分裂。至於岩漿的溫度為什麼這麼高，這需要物理學家從地核和地幔之間的互動來解釋。所有這些科學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僅有地理學家的話，他會認為是某種神秘力量造成了陸地的移動，而如果僅有物理學家的話，他便無法預測到南美洲的形狀。
因此，要想在生物學和文化之間架起一座橋樑也需要這麼做。那些研究人性科學的偉大思想家們的觀念不可動搖，他們認為，人類的心智活動必須從幾個不同的層面去理解，而不能僅從最低端的層面去理解。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計算神經科學家大衛·馬爾（David Marr）、動物學家尼克·丁伯根（Niko Tinbergen）也分別指出了在研究大腦功能時所需的一系列分析層次，這些層次包括：大腦的功能（從最根本的進化意義上來看，它能夠實現什麼功能）、大腦的實時運行（它在這一刻到下一刻的過程中是如何運行的）、大腦活動在神經組織這個層面的實現方式、個體大腦的發育以及整個人類大腦的演化。
例如，語言以一套組合語法為基礎，通過這套語法，人們才能溝通無限的思想。人們通過記憶搜索和規則運用之間的互動才能使用語言。語言的生成是由位於大腦左半球中心部分的神經網絡區域實現的，因為這個區域能夠將記憶、計劃、詞彙意義和語言整合起來。語言能力是在個體生命的前三年中形成的，先是咿呀亂語，然後是單詞，最後是詞組，這其中也包括了亂用語法規則產生的錯誤。語言通過發聲器官和大腦神經回路（這些在人類進化的早期有其他用途）的變化而不斷演進，這些器官的變化有助於我們的祖先建立起各種各樣的社會聯繫，積累豐富的知識，從而促進人類的繁榮。這其中的任何一個分析層面都不能為其他分析層面所取代，如果將某層面單獨割裂開來，我們就無法獲得全面的理解。
喬姆斯基對上述這些層面（他本人很少使用分析層面，而其他語言學家卻常常引用）進行了區分。我剛才提到的觀點的優勢在於，它將語言看作了一種內在的、為個體所擁有的事物，如我腦海中擁有的關於加拿大英語的知識。但語言也可以被看成一種外在實體：「英語」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有著1 500年歷史，在全球範圍內有著數不清的英語方言以及混雜了其他語言而形成的新的變種，《牛津英語詞典》共列出了50萬個單詞。對生活在不同時空下的數千萬人擁有的內在語言進行抽像，便形成了某種外在語言。它不能脫離人們大腦中的用以進行交談的內部語言而存在，但也不能還原成任何個人擁有的內在語言。例如，即便是在「任意一個講英語的人的詞彙量都比任意一個說日語的人詞彙量要小」的情況下，「英語詞彙比日語詞彙多」這個論斷也仍然可以是真實的。
英語的形成受到了一系列歷史事件的影響，這些事件並不存在於個體的頭腦之中。這些事件包括：斯堪的納維亞人和諾曼人在中世紀對英國的入侵，它們使英語中增加了非盎格魯-撒克遜語詞彙；15世紀的元音大推移，使長元音的發音變得混亂，也使英語的拼寫發生了不規則變化；大英帝國的擴張，使得一系列英語的變種開始出現（如美國英語、澳大利亞英語和新加坡英語）；隨著全球化電子媒體的出現，可能會使得英語變得更加同質化，因為我們所有人看的都是同樣的網頁和同樣的電視節目。
與此同時，對這些力量的理解，也離不開將有血有肉的個體思想過程納入到我們的思考範疇。這些個體包括了那些將法語單詞吸收進英語中並對其進行重新分解的英國人；那些記不住動詞不規則過去式（如writhe-wrothe, crow-crew），從而將它們按照規則形式處理的孩子們；那些通過煩瑣的發音將自己與底層人民區分開來的貴族們；那些說話含糊不清，發不出來一些輔音的人給我們留下了made和had（這兩個詞最初的形式是maked和haved）這樣的單詞；而那些首先將「I had the house built」（我建造了房子）改成了「I had built the house」的人使得英語有了完美的時態。每一代人都對語言進行了再創造，因為它必然要經由那些使用者的大腦而得以傳遞。
當然，作為一種文化的極佳範例，外在語言也是社會科學家和人文學者們感興趣的研究領域。我們可以按照大腦、進化、個體認知過程及巨型文化系統的順序對語言進行研究，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理解文化和生物學之間是如何建立聯繫的。在人類其他知識領域也存在著很多可能的聯繫，這本書將為你一一呈現。道德感能夠說明法律規則和倫理戒律。侵略心理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戰爭和衝突的本質。親緣心理學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社會政治規則的形成過程，性別差異與兩性間的政治鬥爭密切相關。人類的審美感和情感有助於加深我們對藝術的理解。
將社會和文化層面的分析與心理學和生物學層面的分析聯繫起來，會有什麼樣的收穫呢？我們將會收穫許多激動人心的發現，如美的普適性、語言的邏輯性以及道德感的構成要素，而這是單個學科無法實現的。我們將會從其他科學的融合中獲得令人滿意的獨特見解：將肌肉看成是由細小的有磁性的棘輪構成的，將花朵看成是吸引昆蟲授粉的工具，將彩虹看成由光波波長的發散而形成的獨特現象，而在通常情況下，這些波長混合起來形成的是白光。我們將會體會到郵票收集和偵探工作的差異，將會明白唬人的行話和真正洞見之間的差異；將會明白描述事物是什麼和解釋事物為什麼按照這種方式而非其他方式構成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在一場以蒙蒂·皮東（Monty Python）的《飛行的馬戲團》（Flying Circus）為母本舉行的搞怪模仿秀中，一位研究恐龍的專家大聲宣講了她在雷龍研究方面的新理論：「所有雷龍的身體的一端都比較細小，然後越往中間變得越厚重，而在另一端又開始慢慢變細。」這句話逗得我們哄堂大笑，因為她沒有對其研究對像做出深度解釋，也就是說，她沒有很好地對它進行「還原」。而「理解」（understand）這個詞從字面上看是「站在下邊」（stand under），意思是要進行更深入地分析。
只有將活生生的肉體看成是由分子構成的精密組織，而不是由震顫的細胞質構成的事物；只有從物理學定律的角度來探討鳥類的飛行，而不是認為它是對物理學定律的違背，我們對生命的理解才能更為透徹。同樣，只有將大腦看成由負責思考、感知和學習等活動的複雜神經回路構成的事物，而不是將其看成白板、柔軟而形狀不確定的塊狀物或神秘的幽靈，我們對自身及文化的理解才能更為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