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發達的行業
我們不妨放縱一下，來一點幻想──W.馮特從某個地方重返這個世界。除我們之外，沒有誰能看見他。他特別想知道自己在一個世紀前所發動的那場科學運動，現在是個什麼樣子。
教授的影子身著黑色的演講袍，神色嚴肅，十分困惑地凝視著他的後繼者。他們中的一部分聚在一起，正在一個認知理論的學術會議上討論關於海底軟體動物記憶的分子基礎，另一些人在討論其他內容。但在另一些場面，他不動聲色地露出少許欣慰的笑容，因為他得知，50年前的美國一共才有4000名心理學家，而今天則至少有149000名，其中的70000人是博士，79000人是碩士，增長了近40倍。
然而，當馮特博士飄然來到美國心理學學會時，一臉的笑容頓時消散，面露不悅之色，因為他在這裡得知，在過去的20多年裡，大多數新加盟的心理學博士已不再是研究人員，而是工業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和臨床及顧問心理學工作者，其中臨床及顧問心理學工作者是到目前為止人數最多的一類。馮特曾堅定地反對教育心理學，也反對應用這門科學，而臨床心理學則是最為糟糕的，因為它要聽人們談話，與他們討論隱私問題，這是對心理學最可惡的褻瀆。更糟糕的是，大多數美國人如今在談起心理學家時，往往認為他們是精神病醫生！
在過去的七八十年裡，心理學對美國人產生的所有影響中，最普遍的是改變了美國人考慮和處理感情及精神問題的方式。他們的父輩往往將不幸、失敗、失去能力、不滿足、錯誤的言行等等，歸結為個性軟弱、邪惡或命運，但現在的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所有這些都是心理疾病，所以這些都是可以通過精神治療師加以矯正的。
正是因為這種信念，近年來每3個美國人中就有1人進行過心理治療，總人數為8000萬至9000萬。約1/3的治療由心理學家完成，另1/3由精神病醫生完成，最後的1/3由臨床社會工作者、臨床精神衛生顧問、非醫學人士和教會人員完成。上面說到的大部分專業人士（靠藥物治療的醫生除外），儘管背景不同，隸屬的機構不同，都採取了心理治療的方法，這和其他方法（如物理療法、社交療法和宗教療法）完全不同。
然而，藥物療法的興起也不可小覷。越來越多的治療專家讓病人去醫生那裡開藥，即藥物療法與談話療法同時進行。很多精神病人要求自己的家庭醫生開藥，藉以干預自己的情緒。一些心理療法專家認為，藥物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心理療法。
心理學最初不是一門實用科學，但與其他許多學科一樣，這門學科在二戰之後迅速發展，每年授予的心理學博士人數在1945年至1970年間增長了10倍。但隨著本科生的增長大潮漸漸消退，新學位的持有者難以找到教學工作，因而，所有學科的博士學位數量都開始急劇下降——但心理學除外，因為它仍舊保持著增長的勢頭。
但到20世紀70年代，心理學已不再是一門純科學，而是將不同類型的實用科學混雜起來，其中最大的一種是保健科學。研究類心理學家至20世紀70年代還呈增長趨勢，但接著便迅速下降，保健類心理學者（臨床、咨詢和學校心理學家）則持續猛增。
儘管從事臨床心理學工作的人數有所增長，但約2/3的心理治療要求由其他人滿足，這些人中有的接受過一定程度的培訓，有的完全沒有。
所有這些心理治療現在處理的病人比任何時候都要廣泛。此前，心理治療所針對的主要是那些雖能正常地與現實進行接觸但總是神經質的人群，就是他們患有神經症。但在今天，許多人來尋找心理治療，卻是為婚姻衝突、代溝問題、工作煩惱、孤獨、害羞、失敗等任何可列為「生存麻煩」名下的東西——按照1991年紐約大都會劇院的新聞公告，甚至還可包括壘球守衛、扔直線球和擊球中無法解釋的障礙。
另外，一些精神病重症患者在此前長期使用溫水浸泡、注射胰島素或電痙攣式休克等進行治療，有時甚至對腦葉進行切除，但他們很少使用心理療法。在20世紀50年代，約有50萬人被鎖在全國的精神病院裡。精神鎮定劑在50年代中期問世以後，就有16萬多了。且此前大部分被關起來的病人，現也都居住在生活區裡，其精神疾病也在生活區的精神衛生中心裡通過藥物進行控制和心理治療。
心理治療雖然因此而產生了巨大影響，且已被人們廣泛接受，但其長期以來仍然受到人們的責難，一些人認為，心理學是偽科學，另一些人認為，心理治療是欺騙性療法。
然而，如果能夠見到幾位行醫者，偷聽他們的臨床診療，並觀察其積累而來的療效證據，我們就可能對心理分析療法和心理治療專家的成功得出一個更合理的解釋。
第二節 弗洛伊德的支脈：動力心理治療者
今天，心理治療法幾乎是沒有什麼可以概括的。到目前為止，可應用的方式有五六種或更多，其變種多達數百。一個極端是，病人躺在躺椅上胡言亂語，心理分析者則站在一邊不時地「嗯」出幾聲。另一個極端是，嗜酒者身上綁著電線，只要看到圖片上的酒吧裡有人往加冰的酒杯裡倒酒，他準得挨一次電擊。
不過，關於現代心理療法，還是有一個準確概括，那就是，半數或更多的心理治療專家均使用的是形式不同的動力療法。這個概念儘管屬於心理學，但其根源不在心理學本身，而在於神經學家弗洛伊德的偶然發現，即他在使用談話治療處理歇斯底里時所取得的成功。心理學並沒有立即採納他的發現和理論。在20世紀初期，心理分析學在歐洲的醫生和心理學家中剛剛站穩腳跟，而美國的臨床心理學家仍在忙於心理學的試驗和測量。一些大學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開設過心理學診所，但僅限於對學習障礙兒童進行測驗和培訓。心理療法被視為是一種異國的、外來的治療方法，主要適用於歐洲範圍。
在20世紀初，美國醫學界對心理分析方法的接受也有一個緩慢的過程。當時，美國精神病專家在處理住院的精神病人時，幾乎都採用生理強制手段：捆綁、浸泡、鍛煉和體力勞動。然而，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大批有戰爭創傷的退伍軍人紛紛回來，大批精神病專家也應運而生，因為心理分析療法據說對較重的精神病療效明顯，因此對其情有獨鍾。
在上世紀20年代，心理分析成為先鋒派最喜歡的話題之一，心理動力的概念也為心理學權威機構所接受。如我們所見，這些概念對「主題知覺測試」的發明人亨利·默裡及其在哈佛的研究小組產生過巨大影響。到30年代，當歐洲心理分析學家為逃避納粹而紛至沓來時，各類培訓學校便如雨後春筍，心理分析學說開始變成一場學術運動。
然而，跟歐洲早期的運動一樣，這場運動也經歷著不斷的裂變。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部分心理分析學家對弗洛伊德的學說不斷地進行修正，增加了許多內容，從而使自己與主流的心理分析體越來越遠。值得注意的是一群新弗洛伊德學者，他們開始編製自己的系統，設立機構傳授自己的學說。儘管他們沒有完全排斥弗洛伊德的動力學理論，但在對性格發展和精神疾病的解釋時，賦予了社會和文化因素以平等甚至更為重要的意義。
在20世紀30年代，由弗洛伊德學者和新弗洛伊德學者所進行的治療過程，通常是每週4至5次會面。這樣一來，接受治療的病人便僅限於少數既有錢也有時間的人。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產生了遠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多的創傷士兵——1946年，僅退伍軍人管理醫院就有4.4萬住院病人——因而緊急需要更大數量的心理治療專家和簡單易行的治療方法。結果，精神病專家和臨床心理學家的人數劇增，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使用心理動力的概念和方法。
同時，心理分析學中有關人類心靈的說法也流傳開來，並通過一些作家，如安德烈·布勒東（Andre Breton）等，及超現實主義畫家的努力，最終成為知識階層的時尚話題。經過這一次心理分析幾乎成為走向前衛的途徑，沒過多久，心理分析思想開始成為普通百姓的談資。本傑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博士的《嬰兒及兒童養育手冊》倡導人們以心理分析的觀點對兒童進行培育。該書在20世紀40年代晚期至70年代，總銷售量超過2400萬冊，成為最重要的宣傳渠道，至少使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傳至美國社會的角角落落。不幸的是，心理分析學觀點經常被一些過分熱情的人扭曲，將其視作擋箭牌，藉以把自身的失敗歸罪於父母。
考慮到為數不多的心理分析師和接受心理分析者，心理分析學說的影響是相當驚人的。在上世紀50年代它最為紅火的時候，全國只有619位醫學專業的分析師及500位左右非醫學專業的分析師，還有千名員工正在約20所醫學分析師機構和十幾所普通分析師機構裡接受培訓。儘管沒有對接受心理分析的人數進行統計，但按大多數分析師每天工作8小時，每個病人一周門診4～5次計算，接受治療的病人總數應該只有10000多人，在所有精神病人中只佔微不足道的比例。數量相對較少的兒童心理分析師，更是不太可能處理有錢父母之外的孩子。
加上其所需要的時間以及定期看病對正常生活的干擾，注定這種療法無法普及。但是，障礙不止這些。懂行的人士一眼就可看出並對之大加渲染的是，它看起來更像是某種騙術，因為病人花費許多時間、金錢和努力，心理分析師卻幾乎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說。他們只簡單地聽取病人的囈語，常常將病人向他們提出的問題，用諸如「為什麼這對你很重要？」「你為什麼會認為我會那樣看？」等言詞一一擋開。
其原理在於，分析師的思想和感覺表達會對病人形成干擾，使其將童年時的某個重要人物投射到這位心理治療者身上。心理分析培訓強調，病情的轉變主要依靠病人通過自由聯想將潛意識變成有意識，中間需要分析師進行三個過程：夢的解析、移情和排斥。
病人在大部分時間裡感覺到的是心理醫生的沉默和避而不答，這一點往往使他們非常憤怒——但又無法走開。一位分析師曾談過他如何對一位漂亮女士進行治療：「她無情地對我大喊大罵，幾乎每小時一次，罵我不成熟，庸醫，性冷淡，色情狂，等等，但到結束時，她往往又對我投來深情、渴望的一瞥，然後溫柔地說『下次見』。」在《國際心理分析學雜誌》中，另一位心理分析師也報告了一位女病人，她在心情不好的那一天對他一陣痛罵（略有刪節）：
夠了。為這事兒整整折騰了我一年——亂七八糟的一年，可悲的一年，荒廢的一年。為什麼呢？什麼也不為。任何見鬼的東西也不為。就這幾天，我不定哪天就要豁出去離開你，再也不回來。為什麼要回來？你沒有為我做過任何事，什麼也沒有做。一年又一年，你只是在那裡聽。你還需要多少年？你究竟認為你是誰？你怎能這樣做呢？——你沒有改變任何人，沒有治好任何人，只是將錢騙走，然後去百慕大度週末，還不敢承認你在賣假貨。我家裡收垃圾的人也比你有人性。
有時，分析師甚至讓無法表達他或她思想的病人整小時地躺在躺椅上，甚至躺數小時，而不幫病人突破——但時間費用照收。
這些高高凌駕於病人之上，又似乎對他們漠不關心的可怕權威究竟是些什麼人呢? 他們中的一些在臨床時間之外往往扮演著自認為是真我的角色：聰明，善於思想，具有洞穿一切的眼光，習慣於沉思默想，嚴謹，莊重，睿智，能力極強，也容易受到傷害——簡短地說，他們表現得很是弗洛伊德。但實際上，心理分析師中什麼樣的人都有，有冰冷如鐵的，有熱情如火的，有苛刻的，有友好的，有強勢的，有軟弱的。
心理分析的諸多不利因素，外加上更簡便、代價更少的治療過程的發展，都使它的地位和受歡迎程度在20世紀60年代大大滑坡。心理分析的日暮途窮還有一層更重要的原因，它無法證明自己是一種行之有效的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到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心理分析學會的執行主席海倫·費希爾（Helen Fischer）悲哀地承認：「現如今，幾乎沒有一個人能進行全日制的心理分析。」心理分析學說已不再成為治療的模式和理想方法，也不再是治療知識和研究的前沿科學。
然而，它關於人類性格和神經疾病的核心概念卻以另外的形式存活下來。新的幾種療法以更低廉的費用、更可行的治療和更簡單的方式漸漸替代了心理分析，其中最重要的一種叫作心理分析式療法。它直接以心理分析心理學說為基礎，又叫作心理分析導向式療法或動力心理療法。它有很多變種，但最典型的變種是，治療者一周只需察看病人2~3次。病人坐在那裡，面對治療師，後者就這樣一天接一天地被人盯著。可以討論，詢問，提供建議，共享經歷和知識，一般來說，還得更多地充當教導者，而不是純粹的傾聽者和對病人的廢話的解釋者。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一批精神病醫生和心理學家開始以心理分析原理發展「短期動力學療法」。這些方法主要集中於目前給病人帶來麻煩的單個問題。與心理分析師不一樣的是，這些治療師積極地面對病人，治療師往往在第一次見面時就把關係挑明，如下面這位波士頓精神病醫生彼得·西弗尼亞斯（Peter E. Sifneos）所描述的（稍加刪節）：
病人：我喜歡表演，喜歡戴面罩。我給人的印象是，我與真實的自我不同。我的女友與我吹掉之前曾說，她不喜歡跟一個「假冒者」外出。在她之前的女友瑪麗也說過一模一樣的話，只是用詞稍有不同。我最好的朋友鮑勃也這麼說。我知道他們都在說些什麼。有時，即使在這裡，我也有一股很大的衝動，想表演一下，讓你崇拜我。
治療師：那麼，這股衝動是從哪裡來的呢？
病人：很久以前，我喜歡表演一番以取悅母親。記得有一次，我編出一整套有關學校裡的故事。我告訴她，老師說了，我是她曾經教過的最好的學生。我母親非常喜歡，但你知道，醫生，這不是真的。老師的確表揚過我，但我誇大其詞了，編得走了樣。
治療師：這麼說，你是在取悅你母親，你是在取悅你的女友們，還有鮑勃，包括在這裡——
病人：您說還有「包括在這裡」是什麼意思？
治療師：一分鐘之前你說，即使在這裡，你也有這樣的傾向。
病人：我說過嗎？
治療師：是的，你說過。另外，為什麼這一點使你驚訝呢？ 如果你喜歡對任何人表演，為什麼不向我表演一番呢？
病人：我的確有這個想法，也就是說，這是有可能的，可這正是我不想做的事。我到這裡來是想理解我為什麼會這麼做，好使我不再繼續裝下去。希望您能幫助我。
短期心理動力療法仍需要6～20次每週一次的會面才能達到效果。這樣的療法，據報告可對因壓抑和喪親而引起的精神疾病產生效果。對於心理治療師來說，動力治療法，特別是期限更短、交互程度更高的療法，是治療大多數精神病和生存障礙的最有效方法。這些年來，心理學家將治療期縮短，半數接受每週治療一次的病人在第8次會面時，其嚴重症狀往往能得到較大程度的緩解，不過，慢性和更深層的障礙則需要較長的時間。
1990年，在所有的心理治療者中，約1/3基本上為心理動力學派。而最近幾年裡，「心理治療整合法」——根據病人的需要而使用不同種類的治療理論及治療方法——越來越引起人們的興趣。
下面我們就來看一看這些較新的治療方法。儘管它們彼此之間大不相同，但卻取得差不多的成功率，從而享有一定的聲譽。
第三節 作為實驗動物的病人：行為療法
1951年，康奈爾大學一位慈祥和藹的心理學家霍華德·利德爾（Howard Liddell）做了一項在行外人士看來肯定有點虐待意味的研究。他在山羊、綿羊和一頭名叫泰尼的豪豬身上製造出一系列的精神病或某些類似的症狀。在伊薩卡城外的農場上，他與其助手常將綿羊關在羊欄裡，將一根電線接到羊腿上，而後將電燈光照進羊欄，接著即送一股電流。
開始時，綿羊僅僅蹦跳幾下，但在十幾次之後，它漸漸明白了燈光信號的意義，因而，當燈光掃過時，它會在圈子裡胡亂衝撞，似乎要避開電擊——但徒勞無功。這樣，約1000次電擊之後，該羊只要被領進羊欄，就會拚命扭動並衝撞。在燈光掃來時，它便磨牙齒，出粗氣，眼球亂轉，渾身僵硬，雙眼死盯住地板。此時，即使再把它帶回草地上，它也會出現異常行為，遠遠地離開其他羊只，因為它已形成了憂鬱性精神病。
利德爾還想辦法將這一過程逆轉過來。將一隻精神創傷十分嚴重的綿羊用電線綁在小圍欄裡，只讓它看見燈光，但不給它電擊。由於羊不是很聰明，這種無刺激的燈光需要照許多次才能使其忘掉該信號的含義。當然，它最終會徹底地去除條件反射。
相比較而言，豬顯然聰明許多。泰尼慢慢地害怕它的食槽，因為它多次拱開槽蓋時都會遭到電擊，因此，即使它看見人們往裡面倒食物也不敢靠近它。為使它驅散恐懼感，一名研究生開始在豬圈外面給它餵食。豬在這裡感到非常安全，並漸漸地開始相信他。接著，他將它帶到實驗室裡，將一隻汁液豐實的蘋果放進它的食槽裡，一邊摸它的背一邊輕輕說話。「泰尼，出什麼事了?」他說，「為什麼不吃蘋果呢? 去吃吧。」他指著蘋果不斷地與它交談，還拍打著它的後背。泰尼哼哼幾聲，試探性地碰了幾下食槽，並將蘋果吃到嘴裡，沒有遭到電擊。這樣試過幾次之後，那位研究生一到身邊泰尼就去打開食槽。後來，如果有人靠近它，它就去打開食槽。最後，即使沒有人在身邊，它也敢去打開。它的恐懼症已得到矯治。
動物精神病的誘發顯然是標準的巴甫洛夫心理學，只是利德爾走得更遠一些，他試圖通過研究消除條件反射來治療精神病（「休息療法」——在實驗室外度過一段時間——起不到任何效果，因為動物雖有所改善，但一回到實驗室即告復發）。利德爾堅持不斷地進行著自己的實驗，不斷地報告著自己的發現。但在20多年裡，他一直沒有向任何臨床治療者暗示過，這種方法也許可以應用於人類。
現實的發展遠遠地快於他的預料。在南非的約翰內斯堡，一位名叫約瑟夫·沃爾普（Joseph Wolpe）的普通執業者於1947年和1948年在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就讀期間，曾讀過巴甫洛夫的文章，印象深刻。他自己著手進行過類似利德爾的實驗，但用的是貓。他將貓關在實驗室的籠子裡，給它餵食時電擊它，使它產生恐懼型精神病。經過一段時間的電擊，它即使被餓得半死，也不肯在籠子裡進食。然後，沃爾普想辦法將條件反射倒過來，讓它在一間看起來完全不同的房間裡進食。在這間屋子裡它的焦慮程度顯然降低，因而很快學會在這間屋子的籠子裡進食。然後，沃爾普再將貓放進與實驗室的房子差不多的房間，讓它在那裡的籠子裡進食。之後他將貓放進與實驗室更加相像的屋子裡，最後回至原來的實驗室裡。
他將這個方法叫作「反向抑制」或「脫敏」。他的理論是，如果抑制焦慮的愉悅反應（如進食）在產生焦慮的刺激面前出現，則會減弱該刺激的強度。就這些貓而言，對食物的愉悅反應與籠子，且最終與實驗室裡的籠子產生聯繫，於是能夠克服在這個地方所產生的焦慮。
沃爾普開始尋找一種能夠用於病人的技巧。在他看來，在治療精神病時，與動力心理療法相比，用脫敏的辦法來對人類進行重新培訓，顯然更加合理。
經過幾年的實驗和閱讀，沃爾普終於找到一個他認為卓有成效的方法。他在病人身上誘發出一種近乎昏迷的狀態，並通過聯想式培訓使他或她的愉快感受與引發恐懼的刺激聯繫起來，然後再克服恐懼（這一方法僅適用於精神病型的恐懼，因真實和持續的危險，如生活在可能遭到敵人轟炸的城市裡等，而引起的恐懼，它便無濟於事）。
進行這樣的治療時，沃爾普首先花費幾個小時來記錄新病人的病歷，再向他或她灌輸自己的理論，即精神病只是一種或多種由經驗誘發出來的習慣，很容易為新的習慣所代替，根本不需要深挖某個人的潛意識或童年時期的創傷。
然後，他便讓病人進行深度的肌肉放鬆，先使前額的肌肉叢鬆弛，然後再放鬆面部肌肉，一直放鬆至腳趾，直到完全放鬆，進入某種半昏迷的狀態。等病人能夠熟練地放鬆自己時，沃爾普會讓病人在完全放鬆時想像自己最軟弱時的情景。只要它不再引起任何不快，他們就會著手解決下一個問題。病人會越來越多地被解除條件反射，一直解除至最後和最厲害的刺激，使它們與放鬆的狀態聯繫起來，最終變得無害。
在一個典型病案的報告中，沃爾普講到約翰內斯堡的一位52歲家庭婦女C.W.夫人，她極度害怕疾病、死亡，並害怕遭到遺棄，這些感覺使其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感，因而前來找他看病。沃爾普將她的每一種恐懼分析、轉化為一種層次關係。身體症狀分成9項，最輕的是左手疼痛（舊傷引起的），最重的是不規則的心跳。在她進行第18次脫敏時，他已去除了她的全部其他症狀，只剩下單子上3個最嚴重的症狀。於是，他開始對最嚴重症狀中的第三個——左肩疼痛，展開攻擊。首先，他讓她深度放鬆，集中精力想一些愉快的事情。然後，他按下述方法進行進攻：
如果碰巧有場景前來干擾你，你就舉起左手指明。首先，我們要讓你看看自己在這些治療中已經熟悉的東西——你左肩的疼痛（在以前的診療中，她說過自己在想像這一點時曾受到干擾）。你將非常清晰地想像此處的疼痛，且一點也不會受到干擾……不要再想這個疼痛了，集中精力放鬆自己……再想像你左肩上的疼痛……不要想了，集中精力放鬆自己……（再進行第三輪）如果你感到第三輪場景中的疼痛干擾最少，請舉起你的左手（手沒有舉起）。（病人後來報告說，第一次想像到疼痛時稍有干擾，第三次想到時一點干擾也沒有了。）
通過這種方法，沃爾普宣稱，他不僅能完全治療恐懼症，且能治癒多種精神病，且通常只需心理分析診療次數的1/20。他的許多病案比C.W.夫人的更具戲劇性，從極度害怕駕車到恐懼撒尿（一位年輕人，曾尿過床）。一位27歲的婦女前來找他治療婚後生活中的性冷淡（沃爾普的話）和其他嚴重障礙。沃爾普並沒有追究深層的害怕控制的心理原因，而是問她一些問題，之後得出結論說，她的焦慮感來自於此前曾看見或觸摸過陰莖的情形，因為她總是感到這種情景難以承受。接著，他和她建立起一個層次關係，在這層對她來說最不易引起害怕心理的關係裡，她可以想像自己看到公園裡30英尺遠的一個裸體男性雕塑。等她完全克服了想像中這一情景的焦慮之後，他引導她一步一步地靠近這個雕塑，直到她可以想像自己用手握住石頭所做的陰莖。他再轉入一系列的情景之中，讓她想像自己站在臥室的一側，看見15英尺外她的丈夫的陰莖。通過脫敏，她被引導著走向更近的距離，直到自己可以想像出如何輕觸這根陰莖，然後撫摸較長的時間。約第20次診療時，她報告說，她已品嚐到與丈夫在一起的性快感，且做愛中半數可以達到性高潮。
按照沃爾普的說法，這類系統的脫敏法對70%的病人來說是最佳選擇。對於其餘的30%，他也想出了其他的辦法。自此之後，對行為療法的研究及有關行為療法的出版物開始呈幾何級增長。到20世紀70年代，它已成為主導性的治療辦法，直至今天依然如此，儘管它從未排除動力學的療法。一些心理治療師只用這種方法治療，更多的人將它與其他認知療法（我們馬上就要談到）並用，有人有時也用行為療法治療一些特殊的恐懼症，如駕車恐懼、飛行恐懼、怕貓或怕人多的地方。
脫敏技巧的最知名用途可能是對性功能紊亂的治療，尤其是治療性功能障礙和女性性高潮缺失。脫敏法一直是行為療法中最常用的技巧，但在某些條件下，由沃爾普和其他人研究出來的其他辦法往往更為有效。這些療法包括：
厭惡培養：該技巧旨在消除迫不得已的行為，如嗜酒、吸毒或性變態。按照行為主義學說，在對刺激的反應與疼痛或懲罰有關時，該反應會受到削弱或抑制。作為一種療法，它往往需要病人在做或想到他或她所希望戒除的行為時，引起某種不舒服感覺。
在對住院的嗜酒者進行厭惡培養的早期，病人通常會喝一些帶厭惡藥劑的酒液。喝完之後，病人往往感到噁心並產生嘔吐的感覺。做過幾次之後，病人可能在看到酒或想到酒時產生嘔吐感。
此後，對刻意嗜酒者、煙癮較重者、進食過度者、深受強迫性和迷戀型瑣屑行為困擾者和性變態者的治療，往往使用電擊方法。比如，一位前來就診的33歲男子總是喜歡女人的內衣，且在與女人性交時總是陽痿。他常買女人內衣，或從晾衣繩上偷，然後自己穿上，而後手淫。治療時，他往往一直看著一條女性內褲或女內褲的照片，或想像一條女人的內褲。此時，治療師往往給他來一次輕微但能引起痛苦的電擊。經過14周41次治療和492次電擊之後，病人認為，女內褲再也無法引起他的性衝動了。除掉這道障礙之後，治療師有的是辦法來治療他的性無能。
總體來說，厭惡療法如今很少使用。不僅是因為它危及健康，同時也引起了人們道德方面的擔心。此外，病人的牴觸情緒以及公眾對此持有的負面態度都會引起可怕的後果。公眾和社會批評家均覺得厭惡療法令人難以接受，且似乎具有虐待的意味，不近人道。另外，它的好處也沒有得到長效的印證，只是用某些變換的行為方式來代替受到禁止的方法而已。
果斷培訓：它不是某種獨立的技巧，而是數種技巧的合併使用，旨在幫助病人克服社會性焦慮和禁忌，並在其此前一直感到害羞和被動的情形下採取更為果斷的行動。治療先從教育開始，治療師和病人討論一些令病人感到害怕的情形，再分辨出合適的反應。接著，病人會受到鼓勵，在帶有輕度挑戰性的情形中將這些行為表演出來。最後，等他感到完全有把握以後，再一步一步地推向更為嚴重的挑戰形勢。
果斷培訓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行為預習」。病人在挑戰性的情形下扮演自己的角色，治療師則扮演造成威脅的人（老闆、配偶、鄰居）。病人有機會練習他或她在現實生活中需要說的話和需要做的事，治療師往往發出反饋，並給予指導，直到病人在這個角色裡已工於技巧，且對新行為感到舒適為止。此後，他便能以新的眼光來看待自己。
示範法：斯坦福大學的阿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研究了一種新的方法，其理論基礎是，大多數人的行為來自於認同或模仿對其十分重要的人物。該療法的中心是，病人要以特別的方式觀察治療者的行為，通過模仿學會他人的方法，再據此修正他或她自己的行為方式。班杜拉指出，通過這個方法，在主持人俱樂部觀看和學習他人的幾百萬人均克服了不敢在公共場所講話的毛病。
這種方法最初被用以改變兒童的行為習慣，但人們很快發現，它對克服成人的恐懼感也大有用處。典型地說，治療包括下列步驟：先讓病人觀察示範者在相對不那麼可怕的情形中接觸令人害怕的東西，然後，再在越來越可怕的情形下重複這種接觸。比如，在治療人們對蛇的恐懼時，示範者先摸蛇，然後抓住它，最後讓它在自己的身上爬。治療師鼓勵病人經歷同樣的系列活動過程，甚至引導病人，表揚他所做出的努力。漸漸地，治療師減少演示、保護和引導的程度，直至病人獨自在沒有幫助的情形下面對其所害怕的事物。
操作制約：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一項非常成功的實驗是，許多住院病人的行為往往可以通過獎勵而得到修正。之後，許多精神病院也炮製出類似的基於操作制約的治療項目。護士和精神病專家接受培訓，將一些象徵物（撲克牌、卡片或假幣）獎勵給病人，以表彰其所做的好事，如自我清潔，保持房間衛生、整齊，對其他病人的正常行為擔負起責任等。這些象徵物可換成電影、特別食物、私人房間或週末等。這種方法往往能收到積極的療效，尤其在一些長期自我封閉的病人之中。「象徵經濟」活動，他們這樣認為，對癡呆症患者、少年罪犯和受到驚嚇的學齡兒童特別有效。
第四節 全在腦海裡：認知療法
認知療法的發起人之一是艾伯特·埃利斯（Albert Ellis），他僅用一句話便總結出該療法的基本原則，而這一句話幾乎就是愛比克泰德名言的現代翻譯版：「你在很大程度上感受的是你的思想，如果你能改變思想，你就可以改變感受。」
認知心理療法常被稱為「認知-行為療法」，因為它包括行為療法的一些成分。儘管兩種形式互有重疊，但其焦點並不一樣。行為療法常像對待羊或豬一樣對待病人，其行為和反應的生成主要通過脫敏等其他形式的條件形成；認知療法則有所不同，主要是通過修正病人的有意識思想來修正病人的感覺和行為。
艾伯特·埃利斯深受羅特等人作品的「刺激」，1955年開始實踐和促進自己的「理性情緒法」（RET），從而成為「第一位主要的認知行為治療師」 「RET之父及認知行為療法的鼻祖」。（從1993年起，這種療法有時也被稱為「理性情感行為療法」，或REBT。）
確切地說，這些稱呼算不上謙虛，但埃利斯本就不是一個謙虛的人。他曾大言不慚地寫道，他是「『師範大學』裡最傑出的校友之一」，也是「最出名的臨床心理學家之一，更是美國及全世界最出名的性學專家之一」。他最近還說：「我的『老年』，即80年代，是我職業生涯上最引人注目的時期，也是理性情緒法和認知行為療法穩步前進的時期 。」他說：「如果我不幹一點大的、向前推進的、富有創造力的事業，（我）就會索然寡味 。」他還承認自己是個工作狂——從早晨8點開始，一直工作至第二天凌晨1點。毫不奇怪的是，他非常清瘦，甚至有點皮包骨頭，長臉經常陰沉著，但會突然間爆發出惡魔般的獰笑。如果給他安上一對翹起來的黑鬍子，他看上去便與靡非斯特（《浮士德》裡的魔鬼）相差無幾。
即使人們不喜歡這種誇張，考慮到他起步時的可憐處境，埃利斯所取得的成就和能力也的確超凡脫俗。他將父親描寫成一個吝嗇鬼，且非常不負責任，沒有給過他一點父愛，而其母親將大量的時間花在橋牌、麻將及其他嗜好上。年輕的埃利斯在布隆科斯長大，5～8歲期間因腎炎住過8次院，因而不能進行劇烈運動，遇到此類活動時，他往往表現得像個女孩，而且非常害羞、內向，不敢在公眾面前講話。他說，所有這些都有助於他成為一個「固執而決斷的解決問題者」：
我對自己說，如果人生充滿著這樣的粗野和爭鬥，我怎能活得快樂與成功呢？不久我就找到答案了：開動腦筋！因此，我馬上就設計出如何在我木頭木腦的母親面前賣乖，如何與一天到晚喧鬧著的兄妹相處，如何在不失害羞的情況下盡量過得快活一些。
在其青少年時代，埃利斯的理想是成為一個作家，但是並不成功。他後來想做個臨床心理學家，1947年才獲得博士學位，時年34歲。對於正常人來說，如此晚才涉足這一領域意味著他將一事無成。但對他來說，卻不是。他在新澤西精神病院工作過，同時接受了4年的心理分析培訓，1948年起開始自己接待病人。1952年，他在曼哈頓行醫，並開始寫大量討論性學及相關內容的學術著作和大眾讀物，其激進的觀點和粗俗用語使他惡名在外，而他也似乎樂於充當這樣一個惡人。
1953年和1955年之間，埃利斯開始對心理分析進行反叛。他覺得心理分析的過程太慢，也太被動（在分析師這邊），根本不適合他。因此，他開始變成一個折中主義治療師，在治療中一邊訓導，一邊勸導，主動地加以指導。
按照符合自己口味的技術實驗了兩年之後，他編了一整套理性情感療法。1955年，他開始實踐這一療法，就此開始著書立說。書面上不太容易傳達出RET療法的本質，也不太可能看出埃利斯使用這一辦法的場景。他富於召喚性、挑戰性的治療方式只能依靠人們的想像力。下面這一例子（稍加節略）或許可以捕捉他的一部分方式和過程。該段文字選自他與一位26歲美工的早期談話。該美工有一個固定的女友，也與她定期性交，但總是害怕成為同性戀者。
治療師：使你心煩的主要是什麼？
客戶：我害怕成為同性戀者，非常害怕！
治療師：是因為「如果我成為同性戀者——」會發生什麼嗎？
客戶：不知道。不過我真的煩透了。它使我每天都在懷疑，我的確懷疑一切。
治療師：嗯。我們還是回到前面——請回答這個問題：「如果成為同性戀，我會怎樣呢？」
客戶：（暫停）我不知道。
治療師：不，你知道！好吧，我可以把答案告訴你。但我們還是來看看你自己是否能答出來。
客戶：（暫停）不再是個完人？
治療師：嗯。顯然，你說的是：「我糟透了。但是，如果我成為同性戀，那可真的是糟透了！……」你為什麼糟透了呢？
客戶：（暫停）
治療師：說不出來吧。你為什麼認為自己糟透了呢？即使在100個男人中99個都能與女人做愛，你自己是唯一不能做愛的，你為什麼就一定感覺糟透了呢？（埃利斯這裡是用病人自己報告的數字進行辯駁——每百個男人中出現同性戀的數字當然要大於此數。他還在私下的場合裡說過，他並沒有同意病人的看法，認為同性戀非常可恥，只是向他說明，認為這件事情不好並不會使其真的不好。）
客戶：（半晌不出聲）
治療師：你還沒向我說明哩！為什麼感到糟透了呢？沒有價值嗎？
客戶：（半晌不出聲）因為我不屬於。
治療師：不屬於什麼？
客戶：我不屬於那99個人。
治療師：「我不屬於，因此我應——」
客戶：我應該屬於。
治療師：為什麼呢？如果你真的是同性戀者，你就是個同性戀者。現在，如果你真的是個同性戀者，為什麼一定要做一個非同性戀者呢？這聽上去不對。
客戶：（半晌不出聲）
治療師：看出你的煩惱在哪裡了嗎？
客戶：嗯。
治療師：你在說的是一句正常的話，「如果我是同性戀者，成為異性戀者是我所渴望的」 ，並將其譯成「因此，我應該是（異性戀者）」。是這樣嗎？
客戶：是這樣。
治療師：可這說得通嗎？說不通嘛！
還有與另一客戶的一段對話：
治療師：全是廢話！一直是同樣的廢話！現在，請你來看看這句廢話——不要說「啊，我有多蠢！他恨我！我想我會自殺的」——你馬上會好一些。
客戶：你一直在偷聽吧？（大笑）
治療師：偷聽什麼？
客戶：（大笑）我心裡說的話，跟這一樣，我是這麼說的。
治療師：那當然！而且，根據我的理論，如果不對自己說這些廢話，人們一般不會生悶氣……如果我認為你是我見過的最可鄙的人，這就是我的想法。我做的就是這一行。即使我這麼想，能把你真的變成一個最可鄙的人嗎？
客戶：當然不能。
治療師：什麼東西能使你成為一個最可鄙的人呢？
客戶：自認為是。
治療師：這就對了！你認為自己是，你就是，這是唯一能使你變成這種人的東西。懂了沒？你控制著你自己的思想，我控制著我的思想——我對你的看法。你完全不必受我的影響。你總在控制你自己的思想。
埃利斯認為，這種面對面的RET治療法要遠遠好於非面對面的RET法。埃利斯將自己的想法編成《RET療法的ABC理論》。病人生活中激活（A）的現象與其對這些現象的看法（B）混合在一起，而這些看法導致接下來的後果（C）——情緒及行為上的混亂。最近幾年，他又詳細描述了ABC之間存在的多重性影響和反饋。比如，C的狀況不好——情緒反應——會反饋至信仰系統，並增強B（對某種經歷的思想，然後又反過來影響感覺系統如何實際地對經歷A進行評估）。RET旨在使客戶產生「深刻的、基本的和哲學的變化……要觀察，要屈服，要停止重構其核心的必要性，因為這些必要性處於其不能正常發揮功能的哲學假定的最底層」。總體來說，理性思維是精神及情緒健康的源泉。
聽上去過於簡單化，但事實證明它具有極大的感召力。這種療法開始時發展緩慢，但在埃利斯本人持之以恆的宣傳下，於20世紀60年代開始很快地發展起來。埃利斯的生意越來越忙，最終得以在60年代開設一家理性情緒療法研究所，並在曼哈頓東65大街買下一棟房子作為研究所的工作場所。自此之後，這棟大樓從早到晚充滿了客戶、學生和員工。
在20世紀70年代，儘管埃利斯、他的學生和他的方法在一些專業雜誌上經常遭受攻擊，但RET研究所仍在其他城市和歐洲各地落下腳來。1982年，一項針對800位臨床及咨詢心理學家的調查在美國心理學學會的會刊《美國心理學家》上發表，在心理治療大師的排行榜上，埃利斯名列第二。三家咨詢雜誌的參考資料顯示，埃利斯是20世紀80年代受到引用最多的作者。1985年，美國心理學學會給埃利斯頒發「傑出職業貢獻獎」。
不幸的是，沒過幾年，埃利斯和學院的董事會之間在管理問題上發生了矛盾，最終，於2005年帶著一顆受傷的心被迫離開。然而，他並沒有就此倒下，而是在紐約市的其他地方繼續他的REBT。兩年後，他離開了人世。儘管如此，他是最後的獲勝者，因為他的基本方法（REBT）成了各路心理治療專家的利劍。
還有一位治療專家，他對認知療法的發展起了關鍵作用，這就是艾倫·貝克（Aaron Beck），一個在當代心理療法領域備受尊重的名字。
就在埃利斯發表第一篇論述RET的文章時，艾倫·貝克也在類似的一條路上邁開了堅實的步伐。他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精神病學系的教師，精神病學者。這位朝氣蓬勃、中等個子的年輕人，一頭濃髮，滿臉堆笑，一心埋頭於心理分析之中。在自己的生活中，他也曾試過行為療法和理性技巧，以克服兩種較為嚴重的恐懼感。孩子時，他曾經歷一系列的手術，自此後見不得血，一見頭就暈。十幾歲時，他決定戰勝這種恐懼。「我之所以學醫，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是面對自己的恐懼心理」， 他說。
在上醫學院的第一年裡，他逼著自己站在遠處觀看手術。第二年，他主動要求當外科助手。他迫使自己將血視作自然現象，從而漸漸消除了害怕心理。
貝克在30多歲時才相信並利用心理分析法治療病人，他對壓抑感有著濃厚的興趣。按照心理動力學的理論——他自己的解釋——壓抑是人們自己封閉自己的結果，可被解釋為「受苦的需要」。受壓抑者為滿足這一需要，往往挑起人們反對自己，或不贊成自己。後來證明這一想法是正確的。
為尋找新的信仰，貝克重新撿起了他對一位壓抑病人的夢幻的研究，從中發現了一套全新的理論。貝克發現：
當集中精力於病人的自我描述和體驗時，我注意到，他連續不斷地構架自己的負面形象，只看到自己生活經歷中不好的一面。這些構架——與他夢中的形象非常一致——似乎是現實的扭曲。
通過一系列的測試，貝克發現，病人「對自己、對外部世界、對未來，總體上持消極的看法，這一點顯而易見地表現在廣泛的消極認知扭曲之中」。
既然如此，他推斷，應有可能「通過邏輯和證據規則的應用來糾正這些扭曲，將他的信息處理過程調入現實之中」。也許，通過這種療法，不僅這位病人，而且大部分病人都可治好。貝克引用人文主義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話說：「神經病並不是情緒上的疾病——而是認知上的錯誤。」
這個概念奠定了貝克發展出來的對壓抑的認知療法的基礎。他在1963年至1964年間寫成的專業論文及1967年出版的《壓抑：臨床、實驗和理論探微》一書中分別表達了這些思想。後來，通過數年的周會制度與精神病學系的同事進行個案討論，他將認知療法的用途延伸至其他神經症狀中，並於最近對其進行調整，使其能夠處理配偶關係中所出現的問題。
認知療法並非是從貝克的大腦裡一下子跳出來的。他本人也說，他的理論部分歸因於心理學界早已進行的認知革命，也得益於行為主義運動，因為行為主義療法需要病人思考所獲取變化的心理步驟，因此，部分來說它也屬於認知型。貝克最早想到認知療法的時候，並不知道埃利斯的RET療法，但他的確說過，埃利斯的工作在認知-行為療法的形成中起過很大的作用。
儘管貝克的方法與埃利斯的系統有許多異曲同工之處，但貝克在個人風格上顯得更端莊得體一些，並就神經症疾病提出了更為詳盡的認知理論。比如，在討論壓抑時，他分辨並標示出三種起因：
——認知三聯症：壓抑者對自己、對世界和對未來的扭曲看法（「我不行」 「我的生活讓人失望……」 「將來也好不到哪裡去」）；
——沉默的假定：沒有表達出來的想法，它們將對情緒和認知反應產生負面影響（「如果別人非常生氣，可能就是我的錯。」「如果大家都不喜歡我，我便一無所值。」）；
——邏輯謬誤：概括過度（將個案誤認為是全部）；選擇性注意（注意一些細節，忽略另一些細節）；隨意推論（所得出的結論不合乎邏輯或缺乏證據支持）；其他。
他還提出一些類似的分析，以解釋引起一系列神經症，甚至精神疾病的認知扭曲。
指出病人的認知扭曲遠非貝克認知療法所涉及的全部。讓病人認識到認知扭曲的重要一步是在治療師與病人之間建立一種關係。貝克非常重視給病人以溫暖，他使用了許多認知及行為療法的技巧，其中有角色扮演、果斷訓練和行為預演等。病人在各療程之間要觀察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努力改變它們，並執行一些具體的任務。這種做法不僅可以克服病人的慣性和動機缺乏，而且還能得出實際的成就感，有利於糾正病人所固有的一事無成思想。為達此目的，貝克還常請病人寫出週報（每週報告），將他或她一周內的活動記載下來，並將每種活動所帶來的滿足程度描述下來。
然而，這種療法的關鍵部分，卻是在辦公室進行診療的過程中對病人思想的檢查，同時糾正其認知扭曲度。比如，一位極度壓抑的婦女對貝克說：「我的家人不喜歡我。」「沒有人喜歡我，他們認為我就是這樣的。」她的證據是，她的幾個已長成少年的孩子不再喜歡與她一起做事了。下面是貝克如何引導她檢查現實與她的思想之間的差別的：
病人：我兒子再也不喜歡跟我一起去看戲或看電影了。
治療師：你怎麼知道他不想跟你一起去？
病人：十幾歲的孩子實際上並不喜歡與父母一起去。
治療師：你真的請他們與你一起去過嗎？
病人：沒有。實際上，他倒是問過我幾次，問我需不需要跟他一起去……可我覺得，他不是真的想帶我去。
治療師：試一試，讓他直接回答你的問題，怎麼樣？
病人：我想可以。
治療師：重要的是，不是他跟不跟你去，而是你是否在替他做出決定，而不是讓他自己直接告訴你。
病人：我想你是對的，可他看上去的確不太體貼人。比如，他總是不按時回家吃飯。
治療師：總是這樣嗎？
病人：呃，有一兩次……我想也算不上總是遲到。
治療師：他很晚回家吃飯是因為他不體貼人嗎？
病人：真要說起來，他的確說過那兩天他學習得較晚。還有，他在其他方面還是知道冷暖的。
這位病人後來發現，事實上她的兒子非常願意跟她一起去看電影。
如本例所示，貝克風格認知療法的關鍵是他的蘇格拉底式啟發，即通過提問讓病人說出一些與他的假設或結論正好相反的情況，從而糾正這些認知錯誤。這個技巧的作用可在他的另一份報告中看得更加明顯。下面這個段落是他與一位25歲的婦女所進行的談話。她想自殺，因為丈夫對她不忠，她認為自己再活下去「沒有什麼意思」：
治療師：你為什麼想自殺？
病人：沒有雷蒙，我一錢不值……沒有雷蒙我快活不起來。但我無法挽救這個婚姻。
治療師：你們的婚姻一向如何？
病人：一開始就糟透了。雷蒙一直對我不忠，過去5年來我很難見到他的人影。
治療師：你說沒有雷蒙你就快活不起來。你跟雷蒙在一起時真的感到快活嗎？
病人：沒有，我們總在打架，我的感覺非常差。
治療師：那麼，你為什麼覺得雷蒙對你不可缺少呢？
病人：我猜，可能是因為，沒有雷蒙我就一錢不值。
治療師：在遇到雷蒙之前，你感覺過自己「一錢不值」嗎？
病人：沒有。我認為自己非常出色。
治療師：如果在認識雷蒙之前自我感覺不錯，為什麼現在必須有他才能感覺不錯呢？
病人：（感到迷惑）呃……
治療師：婚後沒有人對你感興趣嗎？
病人：好多人給我丟眼色，可我沒有理睬他們。
治療師：除雷蒙之外，你覺得世界上沒有跟他一樣好的人？
病人：我覺得很多人都比雷蒙好，因為雷蒙不愛我。
治療師：你是否有機會跟他重歸於好？
病人：沒有……他另外有個女人。他不需要我。
治療師：那麼，如果離婚，你在實際上會失去什麼呢？
病人：我不知道（哭起來）。我想，只有徹底斷開了。
治療師：你覺得只有徹底斷開才能與另一個男人相好嗎？
病人：以前我也曾愛過其他男人的。
經過這次診療之後，這位病人覺得完全沒有必要非自殺不可。她開始對自己「除非有人愛我，否則我就一錢不值」這個想法產生懷疑。將貝克提出的問題想過幾遍之後，她決定正式離婚。她離了婚，開始過上了正常的生活。
到20世紀80年代，認知心理療法已經成為主流的重要部分。今天，有約1/3的心理療法醫師宣稱自己屬於認知-行為療法，這種療法已得到相當廣泛的認可，尤其適宜於壓抑和失去自信的病例。現已滿頭白髮、態度溫和的貝克仍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積極地推行此種療法，他也得到美國心理學學會的獎勵，1989年該學會授予他「心理學應用傑出科學獎」，其中的部分獎詞是：
他在壓抑治療上所進行的開創性研究深刻地改變了人們對這種疾病的認識。他的影響深遠的著作《抑鬱症：病因及治療》是一部引用甚廣、在該課題上起決定性影響的文本。他對諸如焦慮和恐懼症、性格偏差和婚姻失諧等多種病症的療法，經推廣證明，其模式既有綜合效應，又具實證性。
1989年貝克獲得美國心理學學會獎的時候，認知療法和認知行為療法都處於上升階段。此後，兩種療法均得到了業內人士的追捧。幾十年來，尤其是近10年來，貝克、他的同事以及其他認知療法專家都不斷地對認知療法進行修正，從而使其可以應用到其他領域。
第五節 療法種種
我們已考察過三個家族的治療方法——動力學、行為主義和認知療法——它們目前是這些努力中的最主要形式。但人們仍在嘗試其他許多方法，且發現者均宣稱他們的辦法是更有效、更便宜、更快捷、也更科學的。1950年之前約有十幾種心理療法，但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已達到130種。而到1988年，匹茲堡大學醫學院的阿蘭·卡茨丁（Alan Kazdin）對外宣稱，「相當保守的估計是，有230餘種不同形式的心理社會療法」。而且，目前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療法研究中心主任保羅·克裡茨·克裡斯托弗（Paul Critz Christoph）說，最新估計600多種。
這種現象看上去似乎使人茫然不知所措，但歸根結底，所有的療法在實際上均可歸入相對較小的範疇。我們已讀到三種，還有其他一些目前在其他書籍中很少涉及的，我們在此也不能一筆掠過。
人文主義療法
在20世紀50年代，人文主義心理學是「人類潛力運動」——主要代言人為馬斯洛——的核心。它是作為可選擇的「第三種力」出現的，第一種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學，第二種是行為主義心理學。
相比較而言，人文主義者更具有哲學意味，而少一些科學含義。他們認為，行為不應該用所謂的客觀、科學的標準，而應該用個人自己的參考框架加以評判。如果個人認為輕鬆、非競爭性的生活是其理想，那麼，這就是他或她的有價值的生活，而不應被視為性格缺陷。寧願單身而不去婚娶也是這樣，性自由不應只局限於一夫一妻制，其他與社會常理不一樣的東西亦如此。人文主義心理學因此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特別是對於生活在個人主義和反叛的20世紀60年代的年輕人來說。
從這種心理學中又冒出一大批療法。儘管這些療法互有不同，但大都基於這樣的立場：治療的目的不是改變客戶，而是使客戶更好地利用這些資源。比如，認為自我形象或感覺較差等，治療師的任務是幫助客戶更好地發展自我。如今，約有6%的臨床心理學家和同樣比例的其他心理治療師將自己列為人文主義流派。
以客戶為中心的治療法：人文主義療法中最重要的一種由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首創。根據這種療法，治療師只是回應客戶——羅傑斯拒絕使用「病人」一詞——所說過的話。他認為，這種做法應能傳遞某種對客戶的尊敬感，並對他「處理自己的心理情景及掌握自己的能力表達出充分的信任或信仰」。下例是他與一位感到壓抑的20歲女子的談話過程（有刪節）：
客戶：有時，即使上街我也覺得費勁。這令人可惱，真的。
治療師：即使小事情——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會讓你煩惱。
客戶：呃，是的，我似乎沒辦法克服它。我的意思是說，它——每天似乎總是這些週而復始的瑣事。
治療師：這樣的話，你非但無法取得進展，（而且發現）事情真的不會好到哪兒去。
客戶：我多少有點跟自己過不去——有點總是在責怪自己。
治療師：這麼一來——你就責怪自己，根本不為自己著想，情況於是越來越糟了。
客戶：是啊。我甚至連試試也沒有想過，我認為自己將會一事無成。
治療師：你感到事情還沒開始呢，自己先氣餒了。
羅傑斯認為，他的方法可營造出「協助性的氣氛，（客戶）可在這個氛圍裡探索她自己所希望的方式，然後向實現這一目標靠近」。到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以客戶為中心的治療法得到廣泛採納，此後，它的影響又漸漸消退。
格式塔療法：該療法由精神病學家弗雷德裡克·佩爾斯（Frederick Perls）首創，他稱其為格式塔療法。不過，它與格式塔心理學沒有任何瓜葛。佩爾斯的目的是讓病人意識到他們自己已經捨棄的一些感覺、慾望和衝動是他們自己的一部分；他還讓病人認識到，他們認為那些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實際上都是借來的，或是從別人那裡接受的。
佩爾斯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是嚴格意義上的面對面接觸，有時甚至非常生硬，包括多種實驗、遊戲、小花招，目的是挑起、刺激並逼迫病人承認他或她的真實感覺。在記錄的診療片斷裡，佩爾斯有時似乎是虐待狂，但就某些病人而言，他的方式往往非常有效。格式塔心理療法於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流行於人文主義圈子之內，今天，在心理療法中它已降至次要地位了。
交往分析
交往分析流行於20世紀60年代，以動力學原理為基礎，主要關心人際行為，在「理性的」基礎上處理神經問題。它的治療作用主要是通過治療師的解釋，即對三種自我狀態中哪一種應對病人的某一特定行為負責進行解釋。
這些自我狀態或自我，是病人在他或她的「交往」中所發生的行為。在任何既定的交往（社會交往的基本單元）中，每個人都以兒童（即兒童自我，很大程度上是情緒化的，始終存在於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父母（一套知覺對像和想法——「應該」和「不應該」——我們從兒童期開始已對父母的感知進行內化）或成年人（認知的自我，成熟和理性的自我）的方式來對待別人。
儘管三種自我狀態都以無意識感覺為基礎，但在交往療法中，治療師是在有意識的層面上處理這些自我的。治療師能指出各種遊戲——將真實交往意義隱藏起來的別有用心的交往——病人往往以不合適的角色玩這些遊戲。病人學會辨識其在與人（包括與治療師）交往時究竟處於哪一種自我之中，與其交往的人又處於哪一種自我狀態之中。在治療師的指導下，他們能夠學會利用自己的「兒童」自我進行玩樂，再利用「成人」自我負責嚴肅的行為。
人際關係心理治療（個性療法）
這個短期的（心理動力）治療方法在治療抑鬱症方面尤為有效。它關注患者與同伴（同輩、同齡人）之間、與家庭成員之間現有的關係，旨在發現這種關係與患者情緒之間的關係。目的是通過改善他們之間的關係，進而改善患者的心理狀態。治療師幫助患者認識到人際關係所帶來的後果，糾正自己的行為，促進患者與他人之間進行開誠佈公的交流，改善人際關係等。所有這一切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消除患者自身的這些症狀。
群體、配偶和家庭療法
這些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治療方法，而是一些「形式」。形式就是根據治療的單元分類的治療類型（個體、配偶、家庭或群體）。
群體療法：至少存在或存在過100種這樣的療法。每年都有新花樣出台，但大多為曇花一現。
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為迎合時代精神和集體生活的理想，「邂逅集體」之類概念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集體活動可包括的範圍很廣，從討論彼此的問題到角色扮演，從集體支持某一受難者到集體處罰某個行為不為接受的成員，等等。在大多數小組中，治療師往往將彼此間的交往引入某種狀態，然後積極地干預事態，以防止小組以毀滅性的辦法來攻擊某個成員。
小組的人數多少不一，但大多數治療師認為8人為理想選擇。他們通常每週會面一次，花費只有單個兒會面的幾分之一，時間長度從8周到幾年不等，主要取決於他們的目標和治療師的取向。此前小組治療法只是美國的一個專業，現在已流行於許多國家。
配偶療法：配偶療法的前身是婚姻咨詢，但今天它所涉及的內容已遠遠超過了配偶，已轉向將要結婚的伴侶和同性戀者，因為他們大都或多或少地出現類似的關係障礙。
治療師在配偶中的作用有點類似於雜技中的吊繩：如果他讓夫妻中的任何一個看出他偏向另一方，該療法便告流產。因此，治療師必須得尋找辦法以避免在客戶中的任何一方產生偏移，他必須充當解釋者、顧問和教師，向其強調真正有麻煩的關係不是任何人，而是客戶自己。
治療師懇請客戶講出實情，然後進行解釋；教會其運用交流技巧解決問題；將彼此盡量避免的敏感話題挑起來，但又將其置於治療師控制的範圍內；然後給他們分配家庭任務，讓他們知道什麼才是新的和更加令人滿意的行為方式。配偶療法通常每週一次，且大多數問題都能在一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得到解決。
家庭療法：家庭療法於20世紀50年代幾乎在美國各地同時開展起來，最著名的在帕羅阿爾托和紐約。它的基本假定是，心理症狀和各種障礙皆來自家庭內部關係處理不當，而非來自個人內部機制（儘管這一點無法排除）。
儘管家庭裡可能會找出「問題」成員——某個假設有問題的成員，全家人可將家裡所有的麻煩推在他身上——治療師仍將整個家庭視作病人，生病的是該家庭中的相互來往、規定和角色關係。所有這些均組成「家庭系統」，家庭療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充分利用從生物學中借來的該系統的理論。按照此種理論，家庭成員也許彼此干涉過多，也許交往不足；也許過嚴的家規使成員切斷了與外界的聯繫；或反過來說，也許因完全沒有家庭概念從而失去家庭感；等等。
美國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有約23000名成員，他們來自不同的學科，並且符合該協會的要求，即為婚姻及家庭治療師，且具有兩年以上指導研究生的經驗。此外還有數千名心理治療師，他們經過或沒有經過婚姻及家庭治療培訓，但宣稱自己為婚姻及家庭治療師（該詞的使用在許多州尚沒有法律約束），也就是說，他們可以治療一般的病人，也可以治療配偶和家庭的障礙。
五花八門
除上述幾種之外，我們還可選出多種其他療法，至少在美國各大城市，特別是在加利福尼亞。有些療法非常奇怪，但都建立在科學心理學的基礎之上；另一些療法更加奇怪，而且以偽科學或神秘觀念為基礎。總之，它們在精神健康治療方面都貢獻不大。
下面是隨機抽取的例子：
原始療法：如上所述，它要求客戶進行長時間的吼叫，以釋放嬰兒期的憤怒。如果需要的話，還要求客戶在家裡自己練習。
森田療法：日本療法，以禪宗原理為基礎，臥床4～7天，與外界隔絕，去除感官感受。此後，病人要接受自己的感覺和症狀，積極地生活在現世，將思想從自己身上轉移至周圍的世界。
苦刑法：病人要完成非常困難的任務，時常要處於比目前更糟的環境，比如半夜起床，夜夜如此。
矛盾指令：用以打破頑固的反抗行為，讓病人堅持自己有問題的行為，甚或加速錯誤行為，允許病人做一些不允許做的事情以緩解其情緒，去除裡面的倒錯因素。此做法常常帶來突破性進展。
積極心理學：前面提到的積極心理學是一種治療方法的涵蓋性術語。儘管它沒有忽視人們所承受的困苦和遇到的障礙，但是，它卻強調積極的情緒、積極的人格特徵、高峰體驗以及對幸福的理解等。儘管其創始人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在極力推廣，然而，接受該種心理治療的病人卻寥寥無幾。
催眠：催眠，準確地說，應叫催眠後暗示，有時幫助患者控制吸煙或者暴飲暴食，克服怯場，臨時糾正其他一些令人不快的行為。
EMDR （眼部脫敏信息再加工技術）：經過前期的準備工作，患者把注意力放在引起障礙原因的意象上。患者隨著治療師的手指運動自己的眼球，每次20~30秒，並不斷重複這一動作，目的是消除引起障礙原因的意象。
EST療法（艾哈德定期培訓）：風行於20世紀70年代，在舞場待兩個週末（花費250美元），除正式的休息時間外不准使用淋浴間的設施，參加者整天接受主持人不停的辱罵（「你們全他媽是些沒用的屁眼……你們他媽的什麼也不是，一台機器」）。如果客戶感到精疲力竭，大受羞辱，生活的秘密也就顯現出來：你的確什麼也不是，就是一台機器，但能安於現狀，知足常樂。
特別目的車間：持續半天或一天，有時需要整個週末，只能出去進食、上廁所和睡覺。在這裡，講座、集體治療、敏感培訓等其他活動，均可用以解決參加者由某問題，如兒時受虐待、亂倫、虐待配偶、害怕暴露等，所引起的感覺和情緒症狀。
其他：怎麼給其他療法取名字呢？好吧，我們先不管它們叫什麼名字，只簡單地掃它們一眼吧：宇宙活力療法（病人坐在一隻特製的大箱子裡，據說可在裡面收集某種有治病作用的、瀰漫於整個宇宙的能量）、舞蹈療法、前生療法、奇跡療法、幻視療法……該停住了。我們已經超越了科學的界限，儘管許多人認為，這些邊緣活動也是基於心理學的心理療法。
面對多種多樣的療法，我們最關心的問題莫過於：它們真的有效嗎？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對某些疾病來說，某些治療辦法要比其他療法具有更好的療效。
這些療效研究的新形式將比過去的療效研究更具體地顯示：究竟是什麼在心理治療中產生療效，又究竟對哪些病人起作用。心理療法的確能起作用這一點毋庸置疑。假設馮特能夠知道的話，他的靈魂也許會一展愁容，點頭讚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