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基本問題
在春天的日子裡，如果站在長島海灣某個靜靜的河岸上，你可能看到雌性麝鼠大聲尖叫著拚命游動，雄性麝鼠則狂亂地劃著水緊追其後（無一例外的情況是，他最終總能捉住她，或她讓他捉住）。在春天荒蕪的海灘上，你還可能看到雄海鷗狂暴地驅趕雌海鷗，因為她不斷地貼近他，想分享他的蟹肉。但一周後，你可以看到雄海鷗允許她叼走一塊肉；再過一周，你會看到他正把一大塊肉往她的嘴裡喂；再過一兩天，他則騎在她的身上，而她也默許著他的無禮。
據人們目前所知，這些動物從未問自己為何對方會這麼做，也不知自己為何會這麼做。只有人類才問：「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也許，這是我們給自己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問題，也是心理學中最基本的問題之一。
早期的心理學家將行為的原因歸結為情慾。在20世紀初，心理學家認為，由生理需要促發的行為取決於本能。
人類行為從解扣脫衣到寫出十四行詩都有動機，但行為主義時代的心理學家只研究動物的動機。後來隨著新認知主義的興起，研究者著手調查人類的動機和情緒。但在起初的幾十年裡，他們的大部分興趣集中在「直接認知」（信息處理、推理等），後來才轉向「間接認知」。直到20世紀90年代，情緒才在心理學研究領域佔據了一席重要之地。
因為這一課題十分複雜，儘管不同的情緒研究者和理論家拿出了許多不同的理論，但仍未出現一個大家所普遍接受的情緒理論。
但是，可以把這些理論分成三大類：一種是側重情緒所引起的生理變化，如心率加速、體溫升高、手心出汗以及大腦局部區域電波的變化等；一種是關注情緒所帶來的感受，比如當我們問別人「你感覺如何」時自身的感受；一種是研究人們對於情緒的理解。
從20世紀到今天，人們對情緒的研究一直是沿著這個軌跡進行的：早期人們關注的是肉體理論，之後是與情緒和動機相關的自主神經系統（ANS）和神經中樞系統（CNS），最後是認知或思維過程。
心理學家的確只對情緒的較高級別發生興趣：情緒服務於什麼功能？是源於先天還是後天經驗？是普遍存在還是因文化不同而有差異？肉體與精神過程是如何與其聯繫起來的？
心理學家還對下面一個實踐問題很感興趣：情緒如何與行為產生關聯？
這樣一來，這個古老的問題——我們為什麼這樣做——最終成為現代心理學的中心問題，而情緒也被視作對這一問題的至關重要的回答。具體內容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解答。
第二節 肉體理論
誰會把一隻老鼠餓上兩天，再關在有食物的籠子裡，可如果想拿到食物就要爬上通電的柵欄，從而爪子觸電。誰會將一隻母鼠放在籠子的一端，再將其幼鼠放在另一端。
虐待狂，你可能認為。但這是實驗心理學家卡爾·J.沃登（Carl J. Warden）的「哥倫比亞障礙籠」，與虐待沾不上邊兒。他希望通過上述實驗觀察並測量兩種動機來源的力量，即飢餓驅動力和母性驅動力。
沃登的報告與其他行為主義著作一樣，根本沒有談及本能，只提到了「驅動力」。驅動力是羅伯特·伍德沃思於1918年提出的概念，他認為驅動力將使動物趨向一個它已知的、可滿足其需要的目標。心理學家假設，生理需要越大，驅動力也越大，該動物表現出來的活動也越多。為檢測這一假設，很多心理學家進行了不同的實驗。1931年，沃登的「哥倫比亞障礙籠」提供了檢測同一驅動力的更有效方法。
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人們發起了大量的實驗來探索其他的主要驅動力，包括為滿足水、氧氣、性交、適宜的溫度及避開疼痛需要的驅動力。1943年，這些動機的生理方面被行為主義者克拉克·哈爾（Clark Hull）歸納成一條簡單的理論，即生理需要催生所有的驅動力，驅動力促使動物做出各種行為，當需要滿足的生理需要被滿足時，驅動力就減緩了。哈爾認為：動物的基本動機就是弱化驅動力。後來證明他的理論是不全面的。
還有些心理學家認為，生理變化正是情緒的來源，代表理論是詹姆斯-朗格理論。該理論認為，某項事實能激發某種情緒，並因此產生身體變化（如詹姆斯所言，我們遇到熊會發抖，並由於發抖而感到害怕）。
在許多年裡，詹姆斯-朗格理論一直為人們所廣泛接受。到20世紀20年代，新的生理測量方法問世，研究者得以更客觀地測量從前詹姆斯僅憑主觀猜測所得出的身體變化，旨在觀察血壓、脈搏、出汗等受到自主神經系統（ANS）——大腦和脊髓之外的神經系統——制約的具體變化是如何與受試者所體驗到的情緒發生關係的。許多心理學家通過實驗證明了詹姆斯-朗格理論的正確性。
然而，在1927年，傑出的實驗者與理論家沃爾特·坎農（Walter Cannon，1871—1945）經過大量調查發現，詹姆斯-朗格理論是完全錯誤的，因而於1927年發表了一篇具有歷史意義的論文，徹底否定了詹姆斯-朗格理論。在文中，他提出了五種以自己和他人的研究為基礎的證據。
比如，按照詹姆斯-朗格理論，生理的變化（內臟變化）傳遞至大腦產生情緒。坎農通過外科手術將老鼠的內臟與交感神經系統切斷，所以來自心臟、肺、胃、大腸等的所有內臟信息均與大腦中斷了聯繫，可是實驗對老鼠的情緒反應沒有產生任何影響。
但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甚至到目前為止仍在進行的實驗中，不斷地產生新的證據證明詹姆斯-朗格理論在一定範圍內還是正確的。這些原因使詹姆斯-朗格理論得以繼續生存下來。
近幾十年來，眾多學者對情緒和身體症狀哪個是第一位的、哪個又導致了另一個的出現給出了複雜的、多方面的解釋。研究結果表明，辯論的雙方都有道理，而且，情感和認知的神經系統既相互獨立，又相互依存。
總之，肉體理論對於情緒的來源給出了一個合理但又不完全的答案。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探討一下上一個世紀的理論，因為這些理論對當今理論的形成功不可沒。
第三節 ANS及CNS理論
沃爾特·坎農的實驗工作引發了對詹姆斯-朗格理論的爭議，同時，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情緒和動機理論。這兩種理論都對後世產生了長久的影響。
坎農的動機理論與詹姆斯相同，他認為，外圍提示給動物以動機，口渴會引發飲水，胃響會引發進食。他的情緒理論卻完全不同，他認為，周邊或內臟條件並不是情緒的起因，而是其他原因的伴生效果。這使坎農和其哈佛同事菲利普·巴德想到，憤怒和其他情緒起源於丘腦，即大腦核心中從感覺器官（除鼻子之外）接受信息並將合適的信息傳達至皮層和ANS中的原初結構。按照坎農-巴德理論，皮層通常控制並抑制丘腦，但當丘腦發出某種信息時，比如看見敵人，皮層就放鬆控制。丘腦將其情緒信息傳達到兩個方向：一是神經系統，因神經系統會產生對情緒合適的內臟反應；二是皮層的後部，情緒感覺在這裡形成。因此，情緒的體驗及其內臟症狀是丘腦信息的平行效應。
坎農的兩種理論，解釋了驅動力。儘管它們一度佔據著統治地位，但最終仍被其他的實驗證據推翻。1939年，研究人員兩度利用「假飲」進行測試。他們通過外科手術在狗的食管裡接上一根管子，將狗飲下的水接出來，以使水流不進胃裡。儘管狗的嘴裡大量飲水，卻無法減輕口渴。顯然，乾裂的嘴唇並不是引起口渴的驅動力，它來自於一種更深層的內臟信號，並通過神經系統變成行動。
然而，坎農-巴德的情緒理論仍得到強有力的支持，儘管為後來的一些研究所修改。後來的研究表明，ANS、丘腦和神經系統中的其他原初領域可以自行生成情緒，並不需要內臟任何輸入式的參與。在20世紀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瑞士生理學家沃爾特·希斯在實驗狗的下丘腦（位於丘腦下部的部分大腦核心）中植入電極，令其釋放微弱的電刺激，結果狗立即做出憤怒的反應。當希斯將同樣強度的電流送入下丘腦前面的區域時，狗開始鎮定下來，並很快入睡。
另一個證據是20世紀70年代由發展心理學家J.E.斯坦納（J.E. Steiner）提供的。他給一些新生嬰兒拍照，在嬰兒第一次通過乳房或奶瓶吃奶之前，讓嬰兒喝下有甜味、鹹味或苦味的水。甜水使嬰兒吮吸嘴唇；鹹水使嬰兒噘起嘴唇，皺起鼻子表示不悅；苦水使嬰兒張開嘴吐水，或作嘔。斯坦納接著給先天無腦的新生嬰兒（無腦是一種畸形，胎兒的大腦主幹以上部分沒有腦組織，該嬰兒很快會死亡）做同樣的實驗，發現他們表現出的面部表情和反應與前述的一樣。這樣一來，簡單情緒及其面部表情看上去就是由腦幹形成的。不過，在正常兒童中，這些反應通過高級神經中樞做了部分修改，因孩子能學會哪些是社會中可以接受的情緒行為。
事實上對動機和情緒的高層次皮層影響在過去近半個世紀裡一直處於科研的前沿。新近一個病例充分說明了額葉皮質（認知過程的中心）對情緒的影響。病人名叫艾略特，30多歲，由於眼睛後面有一個巨大的腫瘤而患了劇烈頭痛症。醫生為他做了切除手術，但未能去掉周邊的額葉組織。艾略特很快康復了，然而卻失去了決策能力。最不可思議的是，他從此對工作和生活中犯下的諸多錯誤沒有任何反應。著名神經學家安東尼奧·達馬斯奧（Antonio Damasio）為他做了檢查後寫道：「我和他聊了幾個小時，可他竟然一點反應也沒有，沒有痛苦，沒有不耐煩，對我無休無止的問題也沒有一丁點的反感。」當人們把令人不安的照片（如嚴重受傷的身體）放在他面前時，他說，手術前他會感到不安的，可現在他什麼感覺也沒有。
哲學及宗教傳統認為，我們的驅動力和感覺來自於動物或生理的一個方面，但現代認知心理學通過艾略特以及其他具體病例發現，我們的動機和情緒大多受到思維的影響，甚至有可能起源於思維。
第四節 認知學說
心理學家們首先強調的是動機的肉體來源，接著強調的是其丘腦和淋巴來源，唯一忽略的卻是一項一般人堅信的日常事實：動機的產生常取決於人類和高等動物的心理需要，而不是生理需要。
養狗的人對此非常熟悉。將狗放在一個新的或不熟悉的宅院裡時，它們會立即在屋子裡四處嗅嗅，東張西望。這些舉動並不出於飢餓或其他肉體需要，而出於需要瞭解環境的心理需求。
父母們也知道這一點。他們往往看到自己的孩子們不厭其煩地按動各種按鈕，四處撥弄存錢罐或類似玩具，以期待找到這些物件的運行原理。
大家都知道，由於暴風雨或生病等原因而在家閉門幾天之後，人們往往產生一種出門的需要，想要四處走走，看一下其他地方和面孔。長時間做同一件事的人，也往往希望幹別的什麼來換換腦筋。
基於行為主義的哈爾與基於心理分析的弗洛伊德認為，動物的基本動機是弱化驅動力。但在20世紀60年代，當認知再次成為心理學所關注的焦點時，一批研究者開始認為，弱化驅動力並不完全正確。他們進行了一系列實驗，證明了高級動物經常受到認知的需要驅動，其行為動機不是生理需要或原初大腦的激勵，而是心理刺激。
20世紀50年代及之後進行的其他實驗顯示，與行為主義學說相反的是，老鼠能學會做一些得不到獎勵的事情——至少不是食物、水或其他滿足其生理需要的獎勵。例如，它們學會在籠子過暗時按動槓桿開燈，或當籠子過亮時按下槓桿熄燈。
動物不僅受到新奇性的激勵，也會主動地尋找新奇的情景，以使自己受到激勵。人類最有可能嘗試新鮮事物，以激勵自己的思想和感覺。我們時常觀看恐怖電影以獲得驚嚇的效果；觀看色情材料以激發自己的性慾；挑選勢均力敵甚至強於自己的對手進行遊戲以挑戰自己；開動腦筋解謎；等等。心理學家弗雷德·謝菲爾德（Fred Sheffield）極有說服力地證明，強化人類行為的不是驅動力的弱化，而是驅動力的引發。我們看電影、讀書或玩遊戲，真正的動機並不在於將之看完、讀完或玩完，而在於觀看、閱讀和玩的過程。
然而，我們不喜歡，也不追求過多激勵，我們只喜歡適度刺激，不喜歡過於強烈、過於可怕或過於混亂的刺激。這個原理我們每個人都很熟悉。凡開車者、玩生理或心理技能的遊戲者，或給他人打工者大都知道，當自己無聊或昏昏欲睡的時候，根本無法將事情做到最好，想把事情做好的壓力過大時也做不好。
自我激勵和解釋的行為背後的動機是獲取競爭和控制切身環境的慾望。證明這一點的最好證據來自皮亞傑和其他人就兒童通過遊戲和學校教育進行認知的研究。有一個例子在這裡再合適不過。一天，皮亞傑給10個月大的羅倫特（其兒子）一塊麵包，羅倫特將麵包扔在地上，摔碎後撿起來，再扔到地上。這個動作他重複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極有興趣。第二天，皮亞傑寫道：
他持續不斷地抓取假天鵝、小盒子和其他幾種東西，每次抓到後就伸開胳膊讓它們掉下去。他有時豎直地伸開胳膊，有時斜著伸在眼前或腦後。當物件落在新位置時（比如枕頭上），他會重複這一地方兩三次，好像要研究其中的空間關係。然後，他就修正了這種情形。
這些活動所取得的是發現這個世界的運行機制，並獲得在某種程度對其控制的能力。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兒童時期，在成人階段，儘管程度有所不同，但我們仍在強制自己增強對這個世界的瞭解程度及處理環境的能力。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心理學家就認知對動機產生的影響方面有了新發現，並提供了大量證據證明情緒經驗及其生理症狀的主要源泉是思維，而不是內臟、丘腦或邊緣系統。
到目前為止，認知對情緒影響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實驗，是1962年由斯坦利·沙切特（Stanley Schacter）和傑羅姆·辛格（Jerome Singer）進行的。該項實驗所得出的理論整整主宰了20年的情緒研究。
沙切特認為，認知因素可能是情緒狀態的決定性因素。他和辛格提出假說，認為人類不能從體驗到的生理症狀裡找到情緒，要想做到這點，他們必須靠外部的提示。思維通過這些提示將身體所體驗到的東西分類為憤怒、喜悅、害怕等。
為檢驗這一假說，沙切特和辛格請志願者注射蘇普拉欣，以檢測這種維他命制劑對視力的影響。事實上，所注射的藥物為類上腺素阻斷劑，可引起心跳加快、面孔發紅、雙手顫抖等較為強烈的情緒。他在事先告訴一些受試者，說蘇普拉欣有上述副作用，但對另一些人保密。
在受試者開始感覺到藥效之前，他們被帶入一個房間，和另外一個假裝也注射過這種藥物的學生（合謀者）待在一起，各自填寫一張長達5頁的問卷。此時，合謀者將其早已預演好的兩段戲之一表演了出來。當著某些受試者的面，他顯得非常輕浮、愚蠢、開心，總是胡寫亂畫，將揉皺的紙團扔進遠處的廢紙簍裡「投籃」，折紙飛機滿屋亂飛，玩呼啦圈，等等，同時信口胡言，比如：「今天我真高興，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孩子。」當著其他受試者的面，他會一邊填問卷一邊牢騷滿腹，說裡面的問題讓他煩心（這些問題問得越來越接近個人隱私，越問越具有侮辱性，最後的問題是：「你母親與多少男人有過婚外戀關係？」——對這個問題，多重選擇答案中最低水平的次數是「4次及以下」）。最後，他會將問卷撕掉，把碎屑扔在地上，大罵著衝出房間。
研究者通過單面透鏡觀察受試者的行為，並給這些行為定分數，之後請志願者填寫一份表格，表明他們憤怒、氣憤、討厭或相反感覺的程度。結果非常有趣。在預先未告訴該藥有副作用的受試者中，那些看到合謀者興奮的人也會產生類似行為，說他們感到了興奮；那些看見他氣憤的人也會有類似的行為表現，聲稱自己的確感覺到了同樣的情緒；而事先知道該藥有生理副作用的受試者卻沒有類似的反應。沙切特和辛格的歷史性結論是：
假如沒有給人即時解釋某種生理激勵狀態，他會給這種狀態標上標籤，並以他所知道的認知術語來描述他的感覺。在情緒狀態取決於認知因素的程度下，我們應能預測的是，正好相同的生理激勵狀態可為「喜悅」 「憤怒」 「嫉妒」，或任何能叫出名字的情緒標籤，具體什麼情緒則取決於當時的形勢。
情緒激勵的認知學說立即走紅。它不僅顯示出認知，這個心理學家所喜歡的新課題的重要性，而且使先前得出的一系列令人驚訝的發現具有了意義。在接下來的20多年裡，心理學家們進行了數量繁多的相關實驗，其中一些證實或反駁了沙切特-辛格學說，但大部分對之進行了確認與豐富。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主要在50年代，心理學其他領域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證據，證明人類的認知過程是動機及情緒的主要來源。我們無法一一介紹這些種類繁雜的研究成果，在此只選舉四例，並列出少量段落：
一
20世紀30年代中期，哈佛性格研究專家亨利·默裡創立「主題知覺測試法」（TAT）以測試性格的各個方面，特別是無意識方面。他利用心理分析學說將這些方面編組為35種需要，如整齊、控制、順從、進取、貶抑、教育、聯繫（歸屬和友誼）等等。35種需要中的每一種都是動機激發力量，此後的幾年裡，人們便從這一角度對其進行一一調研。
研究最深的也許莫過於成就需要，或按心理學文獻中的術語，是成就欲。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戴維·麥克萊蘭德（David McClelland）及其同事對成就欲極強者的性格和行為及其來源進行過一系列富有價值的研究。他們發現：成就欲較強者喜歡那些能提供具體反饋信息的任務，因此傾向於選擇那些能夠增長和擴張的工作。成就欲較強的男孩，在其很小時其母親必定期望他能夠獨立，並依靠自己生活，她們對孩子的限制也遠低於那些成就欲較弱的孩子的母親。對23個現代社會的調研發現，社會看待成就的價值觀往往反映在兒童故事中，並與其近幾年電力生產的增加有所關聯。
所有這些指明，取得成就的動機是從一個人的母親和社會那裡得來的，因此在本質上屬於認知型。
二
弗洛伊德認為，在孩子學會控制他或她的即時滿足的衝動，並為得到更大的回報或因不能為社會所接受而推遲其衝動之時，自我，或很大程度上有意識的自我，會慢慢形成。因此，較大兒童和成人身上的動機儘管受快樂原則的力量影響，但在方向上屬於認知型。
20世紀50年代及以後，發展心理學家收集到的實驗證據支持了弗洛伊德的自我發展理論。比如，沃爾特·米歇爾（Walter Michel）及其合作者讓孩子們在直接但較小的滿足和延遲但較大的回報之間做出選擇。大多數7歲孩子選擇的是直接滿足，大多數9歲孩子則選擇延遲但較大的回報。
同時，心理學家安娜·弗洛伊德和海因茨·哈特曼的著作一直成為改變心理動力心理學的焦點。人們發現，自我比原來想像的更有力量，更有影響力，本我的力量則相當有限。對於致力於心理動力學研究的心理學家來說，這一發現意味著成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有意識的願望、自我保護機制和價值觀所激發的。因此，在20世紀50年代，心理治療者和學院式心理學家大都在熱情地探索自我如何利用積極的認知力量以戰勝壓力，並在猶豫不決時抵消焦慮，同時也探索如何解決問題而不是無理防範和自我防禦。
三
20世紀的大部分心理學家，從弗洛伊德到斯金納，都是決定論者。作為科學家，他們相信，人類行為就像現實世界裡的所有現象一樣，皆是有因的。按照這一觀點，個人的行為中有一些或大多數取決於他們的意志。然而，「意志」一詞在20世紀中期即從心理學中完全消失，今天，在大部分現代教材中，甚至連一句也沒有。然而，這一概念並沒有死亡。它改頭換面，以別的名字存活下來，且理由充分。
一方面，心理治療學旨在使病人從無意識力量的控制下解放出來。這只能意味著，病人能有意識地在選擇中進行衡量和判斷，並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如果不是意志行為，那麼，這一決定又是什麼呢？
另一方面，發展心理學家發現，兒童心理發展中的一個關鍵特徵是「元認知」——對自己的思想過程和管理這些過程的能力的認識慢慢出現。兒童漸漸發現，他們有多種方法來記住一些事情，形成問題的求解策略，並對物體進行分類。他們開始練習，對自己的思想過程進行有意識的、自願的控制。
再有，認知心理學需要設計一種現代的意志對等物以解釋決策現象，它們可見於思想與解決問題的無數次研究之中。人工智能專家指的是一些程序中能刺激思維的「經理功能」，也就是那些能衡量在任何點上所取得的成果並能確定下一步採取什麼步驟的程序部分。值得強調的是，人類無論將決策視作完全可預測的管理過程，還是將其視作自願的行動，其動機在起源上都是認知型的。
四
默裡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提出，社會因素是動機的來源，但這一提議未能得到人們的認可。在50年代，他的這一提議成為1954年由亞伯拉罕·馬斯洛所整合的動機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馬斯洛也成為50年代和60年代人文主義心理學運動的領袖人物。
馬斯洛認為，人類的需要和來自需要的動機是一種結構或金字塔。它的寬大基座由生理需要構成，其他一切均建立在這一基座之上；它的第二層由安全需要構成（安全、穩定、不再害怕等）；再上一層心理需要，這裡的大部分在本質上表現為社會性（歸屬感、愛、聯繫感、接受以及得到尊敬、同意和承認的需要）；最後，在塔尖的是自我實現的需要（滿足自我的需要，使自己成為能夠成為的事物）。
其他人對社會動機進行的研究進一步探索了類似的課題，並清楚地說明了社會動機是如何與個人的性格緊密關聯的。比如，性格不穩定的人需要贊同，其結果是，他們持續不斷地要求傳達社會大多欲求的特性。在性格測試中，他們會宣稱自己具有令人讚揚但很少是真實的情操，比如：「我從未十分反感什麼人。」他們往往否認自己擁有那些不好但經常是真實的習慣，比如：「我很不喜歡說閒話。」大部分人都以這種方式尋求社會的贊同，但特別需要贊同的人在這樣做時往往達到令人討厭的程度，別人常認為他們是假正經。
社會動機的另外兩個方面成為許多實驗的課題，分別是：對聯絡的需求（研究顯示，焦慮者比不焦慮者更需要聯絡）；對自我價值感的需求（研究顯示，自我價值感較高的兒童往往比自我價值感較低的兒童更願意從事謀取領導地位的社會冒險活動）。在兩種情況下，社會行為中的一部分取決於認知因素：前者取決於個人在朋友中焦慮的弱化感覺，後者取決於個人自我價值的有意識評估。
社會動機的其他方面也成了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該領域的熱門話題。研究之多，不勝枚舉。社會動機內容非常廣泛，我們所提到的僅僅是滄海一粟。然而，我們的確不能在此浪費更多的時間。在過去30年裡，尤其是近15年來，情緒與動機這一領域得到快速發展，出現了很多新的發現。那還等什麼呢？讓我們快點徜徉在該領域重要發現的海洋裡吧。
第五節 縫縫補補的被子
在心理學領域似乎是這樣，早期的理論往往為後來的實驗研究所否認並拋棄，同時，新的理論不斷推出。但現實總是複雜許多：再後來的證據往往重新證明舊理論的有效性，而所謂的新的學說似乎又與證據不符。因而，在心理學中，人們很少能證明某個理論是完全錯誤的。反之，它們看上去總是有限的，不完全的，但當其與其他學說串在一起，拼湊成一床雖不整潔但屢經縫補的理論被子時，卻顯得很有價值。
詹姆斯-朗格學說就是一則很好的早期理論的例子，直至今天，它仍然在這塊理論的雜拼被上佔據著一席之地。它看上去似乎被坎農的研究拋棄，接著又被沙切特-辛格的實驗一舉推出歷史舞台。但在1980年，著名研究者和科學挑戰者羅伯特·扎伊翁茨（Robert Zajonc）卻以新的形式使它復活。
扎伊翁茨出生於波蘭，由於德國對波蘭的戰爭干擾，他直至35歲才完成博士學位課程。然而，儘管起步較晚，他仍然完成了許多具有相當意義的研究工作，特別是在社會心理學方面，為此也贏得了許多榮譽。他極不安分，喜歡解決令他「煩惱」的問題，並總是大膽地勾勒出它們的答案，然後便棄之不顧，讓其他人來完成細節。
在20世紀70年代晚期，扎伊翁茨對「接觸效應」進行過若干實驗。扎伊翁茨讓志願者觀察一些日本商標，有些只給看一次，有些商標則給看27次之多。然後，他問志願者哪些是他們認識的，哪些是他們最喜歡的。他們最喜歡的是看過多次的商標，即使它們對他們而言毫無意義。
這一發現解釋了我們之所以轉而喜歡某些產品或人，僅僅因其名字或形象在我們面前重複的次數太多。扎伊翁茨從這裡看到了某些具有重要科學意義的東西，感覺反應（感覺狀態）可在認知之外發生，也可在認知性評估之前發生，對我們所做的事情比認知更為負責。在《美國心理學家》雜誌上，他發表了一篇富有挑釁性的文章——《感覺與思想：偏好不需要推論》，文章裡講到了情緒生理來源的重要性。
這篇文章激怒了許多認知心理學家，引發了激烈的爭議。伯克萊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理查德·拉扎羅斯成為扎伊翁茨的最主要對手，他激烈地抨擊著扎伊翁茨的觀點。他在同一家雜誌上提供大量的反證，最著名的是他自己收集到的數據，其中受試者的情緒被電影喚起，又被給出不同信息的聲道形式改變。拉扎羅斯此前曾利用電影中關於澳大利亞土著居民的劇情做過實驗。在片中，土著人用鋒利的石片對少年男性做陰莖下皮開槽手術。當這一切開儀式的聲道著重強調其痛苦和殘酷時，一些觀眾感到極其難受，但當聲道強調少年目不斜視地正視這一儀式並因此獲得地位和成人的好處時，觀眾的反應則平緩下來。拉扎羅斯的結論是：
認知活動是情緒產生的必要前提，這是因為，要體驗一種情緒，人們必須得理解——不管是原始的評估知覺或是高度不同的象徵過程——它們的好處均包含在一種轉換之中，不管其是好是壞。對那些為自身得到好處而發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毫無知覺，就不會產生情緒反應。
事實上，他的意思是說，他在情緒的認知作用上抱著「最堅決的態度」，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必要的且完全的條件。（「完全」一詞是指，思想能夠產生情緒；「必要」一詞是指，情緒不能在沒有思想參與的情況下產生。）
扎伊翁茨和拉扎羅斯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辯論，但其他人的研究似乎在指明，兩種認識都沒有過錯，他們的發現並非彼此不容。
譬如說發展心理學家邁克爾·劉易斯及其同事的發現。人的六種基本情緒（喜悅、害怕、憤怒、悲傷、厭惡和驚訝）是出生時或出生後不久就出現的，但另外六種情緒（窘困、移情、嫉妒、驕傲、羞恥和內疚）則是在孩子發育了認知能力和自我意識之後才出現的。
儘管沒有達成一致，這一領域裡的許多著名人士卻大多採取一種新的達爾文式情緒理論。他們認為，這些情緒是信息源，可讓我們評估並判斷出應採取哪些行動才能達到目的。按照認知心理學的觀點來看，情緒和認知均服務於同一個目的，即自我保護。
這一點仍然沒有解答我們所提出的一個問題，即我們為何經常體驗一些可誤導我們的、無用的或可使我們受傷的情緒。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尼可·弗裡吉達（Nico Frijda）提供的幾種答案是，壞情緒有時來自於對情景的錯誤估計，有時來自於一些個人所不能應付的偶然事件，有時來自於一些特殊情形中產生的應急反應。在這裡，稍加遲緩和更為深沉的評估可能對我們更加有利。
當面對一種威脅性較大或非常緊張的情形時，我們的情緒並不是行動的指南，而是痛苦和疾病的來源。被狂徒扣押的人質、前線的戰士、晚期癌症患者都不能從他們的情緒中得到任何益處，只能受到它們的傷害。最後，如果我們產生互相矛盾或不可兼有的慾望，或產生與社會禁忌相左的慾望，我們就能體會到病態的情緒。
近幾年來，許多動機和情緒研究者一直在東挖西采，雖未找到富礦，也沒有驚人的發現，卻為剛剛出現的有關情緒與動機的多元理論提供了大量的證據。他們的研究範圍很廣，從體細胞到神經再到認知，無所不包。下面是各種各樣的例子。
——比如，一些人探索出具體的神經傳遞器是如何影響動機和情緒的。一簇神經傳遞器分子可堵住某些神經接收器，並以此來影響食慾，肥胖者在服用這種化學藥品後能減少進食。然而，這一點並不能反證沙切特的發現，即肥胖者受思維的提示而產生吃東西的慾望；它只能說明，他們的進食可能受到不止一種因素的影響。
——其他人依舊沿著更古老的辦法研究下去，即辨別情緒中的不同生理反應。在最近一項研究中，172名志願者說出了他們感覺不同情緒的身體部位：羞恥感主要在面部，恐懼感可產生於許多部位，但主要集中地是肛門，厭惡感產生於胃部和喉部等。但這些研究者認為，這些並不意味著情緒經驗主要來自於肉體體驗。反之，他們認為，肉體信息是組合過程的一個部分，這一過程包括意識、認知評估和身體感覺，它們相互影響，相互作用。
——再有一些人長期致力於對兒童的觀察，旨在尋找移情和利他主義的出現和發展。他們發現，嬰兒在聽到其他嬰兒啼哭時自己也會啼哭，顯然，這是一種最為原初的移情形式（同一嬰兒如果聽到自己在錄音機裡的哭聲卻不啼哭）；還有，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將近1週歲的兒童在看到或聽到另一人經歷痛苦時，也會產生痛苦的表情，2～3歲的兒童則試圖安慰甚至幫助另一個處於疼痛中的人。這些結果導向一個合理的結論：對他人的痛苦做出類似反應的傾向是天生的，但同情的情緒和因之而起的利他主義行為卻是性格發育和社會化的結果，並在移情的基礎上不斷增長。
——安東尼奧·達馬斯奧區分了兩個概念，即情緒狀態和情緒感受。情緒狀態是指情緒所引起的身體症狀，而情緒感受指的是對症狀的認知。至此，他和威廉·詹姆斯的論調如出一轍。不過，和詹姆斯不同的是，他認為情緒狀態和情緒感受可以是潛意識的，而且，對一種強烈情緒體驗過後，便成為一種「體標記」，如對緊急情況的迅速反應以及迅速決策等。為了證明「體標記」的存在，達馬斯奧對腹內額葉損害的患者進行了測試，並把測試結果和「實驗對像」進行比較。雙方對突然一聲巨響這樣的刺激都有反應，皮膚電導增加，這是與生俱來的特質。然而，當把一些災難或身體傷殘的照片擺在他們面前時，實驗對象的皮膚電導急劇改變，而腹內額葉損害的患者一點反應也沒有，因為這種反應是需要後天學習的。患者以往的經驗和他們的體系統不再有任何聯繫。
——與達馬斯奧的研究相關的另一些研究對杏仁體（大腦顳葉內側左右對稱分佈的兩個形似杏仁的神經元聚集組織）受損的病人和正常人的吃驚反應進行了比較。兩組人對突如其來的巨大聲響都感到吃驚。然而，如果聲音來自一個漆黑空曠的大街，那麼，正常人的反應更為劇烈，而杏仁體受損的病人則沒有任何反應。不過，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杏仁體受損的病人認為，漆黑的街道的刺激更為強烈。他們明知如此，可事實上卻無動於衷。
——一些研究人員對情緒對認知和記憶的影響頗感興趣。新近有這樣一個研究，讓受試者看單詞。第一個關鍵詞閃動0.4秒，接著是兩個單詞，其中一個單詞他們剛剛看過。如果關鍵詞代表某種情緒（積極的也好，消極的也罷），那麼，他們很快就會發現，而中性詞則不然。顯然，如果我們看到的東西對我們的情緒有影響，那麼，我們便會很清楚地識別它。至於記憶，各種研究表明，如果情緒「對勁」，那麼，受試者很容易回憶起某些事件和信息。情緒好時，會回憶起生活中愉快的事情；反之亦然。
——在過去幾十年裡，情感智商或情商成為很多研究和理論的焦點。情商是什麼？因人而異。有人認為，情商就是理解情緒、控制情緒的能力。也有人認為，情商指的是人類在對行為進行判斷時對情感的依賴。心理學家丹尼爾·戈爾曼（Daniel Goleman）在其著作《情商》中寫道：「聰明有時和智商無關，但與自我意識、衝動控制、熱情動機、感情移入和社會經驗密不可分。」總之，他認為，我們的情緒有時非常聰明，有時極其愚蠢。一項人格測驗表明，情商高的學生與他人相處得比較好，更容易得到父母的肯定，與朋友打交道也比較愉快。在對保險人員的研究中發現，情商高的員工在老闆眼裡也會有極高的評價，如更容易破解壓力，更懂得社交，更具領導才能，因而，更容易獲得晉陞的機會，並因此獲得更為豐厚的報酬、更好的待遇。
上述例子充分表明，情緒和動機這一古老的領域正在煥發勃勃生機。不過，過去80多年間的諸多發現能不能串在一起，形成一種純粹的動機與情緒學說呢？一些心理學家認為這一點大有可能，儘管迄今為止還沒有出現過一個占主導地位的統一方案。不過，通過對頂尖級的教科書的調查發現，詹姆斯-朗格理論、坎農-巴德理論以及以沙切特、拉扎勒斯為代表的認知評估理論，這三大理論均有道理，其他理論也無不如此。的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讓大家接受的統一答案。
現在，回到本章開頭提出的問題，「我們何以這麼做？」截止到今天，還沒有一個統一的理論或者一個總體設計來解釋所謂的「被子理論」。那些希望得到一個簡單易懂的答案的人，看來只能暫時放棄心理學了。至少，目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