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不管是心理學家還是普通大眾，人們都會好奇：人與人之間的性格和行為為什麼會出現差異?人類最善於撒謊，也的確經常撒謊。這讓我們想知道生活中認識的真正的他或她是怎樣一個人，又習慣於怎樣為人處事。
已知的最早人格評價活動誕生於偽科學——占星術。占星術多用來預測未來，比如戰爭、自然災害或者命運。在科學的幼稚年代，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個觀點是，一個人出生時行星所處的位置將影響他的性格和命運。儘管現代天文學和行為科學已證明其純粹是無稽之談，但這種觀點現在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跟占星術不一樣的是，相面術——面部特質反映人的內心真實這一說法，在心理學上並不是無稽之談。我們的表情當然能夠極大地反映我們的真實感受。但希波克拉底、畢達哥拉斯及其他外貌學家均注重的不是表情而是長相，甚至偉大的亞里士多德也強調說：“天庭（前額）巨大者愚笨呆滯，天庭偏小者用情不專，天庭寬闊者易於激動，天庭突出者心直口快。”
另一種用外表區分性格的方法是骨相學，就是撫摸頭骨形狀的偽科學，19世紀曾風行一時。雖然骨相學在20世紀已銷聲匿跡，但許多人仍然相信，大額頭代表智慧敏感，小額頭者多半愚蠢而寡情。
古代使性格與生理特質相聯繫的最有名的理論，是蓋侖（Galen）的氣質體液說。他認為：黏液過多者冷靜鎮定；黃膽過多者性急易躁；黑膽過多者沉湎於憂鬱；血旺者樂觀自信。這一教條一直統治至18世紀，其後繼門人常玩弄營養新潮、蒸汽浴和其他准科學把戲以校正體內的化學循環，以求強身健心。
多少世紀以來，有關性格的討論經常圍繞心理學中最基本也是爭辯最多的一個話題展開： 我們的思想和行為究竟是內心力量的產物，還是環境刺激導致的結果?
柏拉圖及其弟子堅持認為，思想的內容在出生之前已經存在，因而只需記住即可；畢達哥拉斯和德謨克里特則反駁說，所有的知識均源於感知。一場爭論由此而起，並於17和18世紀達到如火如荼的地步。笛卡兒和其他理性主義者認為，大腦裡的思想是天生的；洛克等經驗主義者卻認為，新生嬰兒的頭腦形同白紙一張，只靠經驗在上面留下信息。
當心理學成為一門科學後，遺傳論者——高爾頓、戈達德、特曼等——都拿出調查數據以支持其觀點，而行為主義者——巴甫洛夫、華生、斯金納等——則提供實驗證據以支持自己的觀點，這場爭論一直持續至今。
兩種觀點在兒童哺育、教育方法、心理治療、針對少數的公眾政策、對罪犯的處理、婦女及同性戀者的狀況和權利、移民政策等諸多個體與社會議題上，均得出相反的結論。順理成章的是，最近幾十年來，這一問題也一直制約著人格心理學的發展。人們渴求一個決定性的科學答案。我們下面就來看看兩大陣營的研究者和理論家都悟到了什麼，他們是否得出了這樣的答案。
第二節 人格的基本單位
本世紀初期，對人格理論的最大貢獻是心理分析學家做出的。
弗洛伊德對成人性格做出了解釋，認為成人的性格是自我致力於控制本能衝動並把其轉換成可接受的行為形式的結果。
阿德勒的興趣卻集中於社會力量對性格產生的影響。比如，中間出生的孩子由於位置的關係容易產生自卑感。
榮格認為，性格是由經驗與“集體無意識”（與生俱來的概念）形成的。
心理動力學概念雖然提示了性格的發展，但並沒有給心理學家提供快速、準確地衡量性格的方法。心理分析所揭示的性格特質只有在幾十甚至上百次臨床診療後才能得出，即使這樣，此種方法也只是得出印象上的評估。在性格測試界赫赫有名的雷蒙德·卡特爾（Raymond Cattell）認為，臨床方法“充其量不過是一種勘察”，而心理學需要的是“可計量的分類學”。
最早的分類學始於1917年。美國介入一戰，著名實驗心理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伍德沃思（1869—1962）受命設計一種快速簡易的方法以辨別情緒受挫的新兵。他在緊急中拋出了第一套人格測試問卷，即一種徵詢表格，向受試者徵詢有關症狀，如：“你夢遊過沒有?”“站在高處時是否覺得想向下跳?”等等，將獲得認可的症狀數目加在一起就可得出總的分數。
作為性格評估，這無疑既原始又有限。事實上，後來進行的一項試驗證明，這種測驗確實有效，這些問題的確能將正常人和神經質的人區分開來。診斷出的神經質患者得出的肯定答案平均為36項，正常人僅有10項。
伍德沃思的開拓啟發了很多人。戰後，許多心理學家設計出類似的其他問卷，讓受試者自我評估。沒過多久，這些問卷很快開始涉及總體的性格特質問題。早期測試中的最優秀問卷是1931年由心理學家羅伯特·伯恩魯特（Robert Bernreuter）設計出來的。該問卷共提出125個問題，將分數歸類為四個主要特質：自製、自足、內向及神經質。比如，如果受試者對“你是否常常感到可憐?”的回答是“?”（“不知道”或“說不出”）號，則他或她在內向上將得3分，自製上得1分，神經質上得0分，自足上得0分。全國迅速席捲起一股心理測試熱，在整個30年代，約100萬份類似的測試問卷銷售一空。
到此時為止，性格成為心理學的特別領域，由特質理論主導。該理論認為，每個人在特別情境中都有一套可以識別的特點和慣常的行為模式。
1928年和1929年，另外一種重要的研究似乎從特質理論中脫穎而出。休斯·哈特肖恩神甫是聯合神學院的聖職教員，馬克·梅（Mark May）是心理學家，也曾供職於聯合神學院。哈特肖恩和梅讓若乾兒童做書面測試，以察看其對欺騙、偷盜和撒謊等的態度。然後，他們讓孩子參與諸如集體遊戲或自己給自己打分等活動，孩子們可以在裡面作弊、偷竊或撒謊，看似神不知鬼不覺，實際上研究者一眼即可判斷出。
結果令人十分不安。孩子們不僅在書面測試中說的話與實際行為的關係甚小，在一種情形下與另一種情形下的誠實度也根本沒有連續性，這著實令人驚異。
這與日常生活中的經驗互相矛盾。我們都能感覺出，在所認識的人中，有的誠實，有的不誠實，有的保守，有的開放，有的謹小慎微，有的草率魯莽。哈佛大學心理學系執掌牛耳的戈登·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1897—1967）出來救急，試圖解決這個問題。
奧爾波特是印第安納州一個鄉村醫生的孩子，而且是4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其父所在的家族世代居住在英格蘭，母親則是德國人和蘇格蘭人的後裔。奧爾波特的幼年生活，如他多年後所回憶的那樣，“只有樸素的、新教式的誠實和勤奮”。在他生活的那個地區，沒有醫療設施可言，奧爾波特家裡總是住著許多病人和護士，奧爾波特自小就開始分擔家中的工作，如照應門診室、洗瓶子、照顧病人等。他繼承了父親的人道主義世界觀和價值觀，在以後的歲月裡，他經常引用父親的座右銘：“如果每個人都盡最大努力工作，只取家中所需的最低經濟回報，那麼，就會有足夠的財富隨心所欲。”
在哈佛，奧爾波特除了進行自己的研究之外，還抽出時間從事許多社會服務的志願性工作，從而使其滿足了幫助困難者的深層需要，就像他在自傳中所說的那樣，“使我產生一種競爭的感覺（以糾正普遍意義上的自卑感）”。他的兩大興趣，即心理學研究和社會服務工作，最終融為一體，因為他確信，“若想有效地做好社會服務工作，人們必須對他人的性格進行充分的理解” 。
對於奧爾波特來說，性格研究總是常識意義上的事情。他的興趣只在有意識部分，而不是無意識那難以確定的深層。他經常談到與弗洛伊德唯一的見面，因為那次會晤對他影響深遠。當時，他是一個22歲的小伙子，在訪問維也納時給弗洛伊德寫信說很想見一見他。弗洛伊德慷慨地接待了他，但只是一聲不響地坐在那裡，等他先開口說話。奧爾波特試圖打開話匣子，於是說，在來弗洛伊德辦公室的路上，他聽到一個4歲的小孩告訴母親說，他想躲避髒東西，從而可以看出他對髒物具有一種真正的恐懼。奧爾波特描述說，那位母親穿戴整齊，衣領漿過，氣度不凡。他認為，顯而易見，這種對髒物的恐懼心理與母親大有關聯。然而，如他所回憶的，“弗洛伊德用他那雙仁慈的、治病救人的眼神看著我說，‘那個男孩子是你本人嗎?’”奧爾波特目瞪口呆，只好轉換話題。
在研究生階段，奧爾波特即開始自行設計書面性格特質測試問卷。他和哥哥——心理學家弗勞德·奧爾波特，創造了一種早期客觀的測試法。他們不問受試者是否感到優勢或壓抑，而是問其在涉及那種特質尺度時如何在具體的情境下做出行為反應。這裡有個例子：
有人在排隊時企圖插到你的前面，你已經等了好一陣子，不能再等了。假設這位插隊者與你同一個性別，你常會：
——規勸這位插隊者；
——對插隊者怒目而視或與旁邊的人用清晰可聞的聲音議論這位插隊者；
——決定不再等，逕直走開；
——什麼也不幹。
對一批自願受試者進行測試後，奧爾波特得出結論說，對任何一個具有挑戰性的情境做出優越或壓抑反應的人，他們在其他類似情境裡多半會做出同樣的反應。
既然如此，為何接受哈特肖恩和梅測試的孩子們會有前後不一的表現呢? 奧爾波特從格式塔理論中找到了答案。每個人的特質都以某種層面的獨特配置集中在一起：在頂層是其主要品質或關鍵特質；再下面是中心特質，也即其生活中的日常聚焦點（奧爾波特稱之為我們在寫推薦信時有可能提到的品質）；最下層是一大批次要特質，所有次要特質均由少數特別刺激引起。因此，一個人的行為在具體方式上有可能不一致，但其在較大的層面上仍保持一致——奧爾波特喜歡稱其為“相合”。
例如，他認為，如果你觀察某人先是慢行，後又見其匆匆忙忙地拿著一本書回到圖書館，你可能判斷他前後不一致，因為在一種情境之下他輕鬆自在，而在另一種情境之下他又疾步如飛。然而，這些只是次要級別的特質行為。另一個更重要的特質是彈性。如果你請他在黑板上寫較大的字，又在紙上寫較小的字，他也這麼做了，你可能認為他富於變化——他也的確如此，如在走路時一樣。他在兩種活動中的行為均顯示出可塑性，因而也是前後相合的，儘管不一定前後連貫。
奧爾波特也用此觀點回答了下面這一問題：為什麼一個人常常會表現出互不兼容的特質，或在不同情境之下表現得前後不連貫? 轉瞬即逝的情緒或狀態經常構成似乎不連貫的東西，緊急的情境有可能在人的心中產生臨時的焦躁情緒，即使他平素靜若止水。
奧爾波特在後來的許多年裡不斷地修正自己的性格理論，但始終認為，特質是性格中最基本且相對穩定的單位。今天的心理學家認為，性格心理學實際上就是特質研究的同義詞。如果他知道這一點，肯定會非常高興。
第三節 人格測量
特質既不是可見物體，也不是具體動作，而是個人的某些特質，因而，擺在研究者面前的中心問題是如何測量它們。
首先，他們要清楚自己所測量的究竟是什麼。早期的性格研究者選擇一大批直覺上非常明顯的特質，比如內向、自製和自足。但不久，他們就放開眼界，將許多其他東西拿進來一併加以考慮，從而導致整個領域因數量龐雜而變成一團亂麻。
因為這裡有太多的可能。勤奮工作的奧爾波特和一位同事曾數過字典中專指不同人類行為或品質的詞條，總數竟達18000條之多。他們測量性格的主要方法如下所示：
個人材料和史料：在信件、回憶錄、自傳、日記等東西裡，存在著大量關於受試者性格的信息，當然也有錯誤信息，因為寫給他人閱讀的自我描述，表現出的肯定是經過偽裝的自我，而非赤裸的真實（佩皮斯的日記裡含有大量放蕩淫穢的段落和無恥的想法，但其是寫給他自己看的，裡面滿是代碼）。
面談：這也許是最常用的性格評估方法，但也是效率最低的一種。就業面試的官員、大學入學考試的主管和心理分析學家等，都可通過與受試者談話得出有關他的信息，但其他人未必就能。研究證明，即使有經驗的面試者，對同一個人也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評價。
由觀察者定級：研究者經常請某人的朋友或熟人來評定他或她的若干具體特質。為求得準確，研究者會讓接受詢問者在某種特質的尺度表上定一個級別。該尺度表從0～5或0～10不等。可是定級的辦法既不可靠，也非有效（所謂可靠，即每次測試均得出相同結果；所謂有效，即所測出的正好就是要測試的東西）。
問卷：它是目前最通用的性格評估工具。比如，提供現實生活情形，徵詢受試者在這些情境中最可能的行為方式。
心理學家斯塔克·哈塞維（Starke Hathaway）和精神病學家J.C.麥金雷（J.C.Mckinley）均為明尼蘇達大學教授，兩人於20世紀30年代合作設計出著名的“明尼蘇達多級問卷”（MMPI）。內容中約有550句話，其中包括：
大部分時間我是快樂的。
我喜歡社交性的聚會，是想與人相處。
我缺乏自信心。
受試者針對每個問題回答“是” “不是”或“?”（不肯定）。它能通過你的回答檢測性格，比如，那些對“大部分時間裡我是快樂的”和這個級別裡的大部分其他問題均回答“不是”的人，可被定為精明、心存戒備和處心積慮者。那些對“我喜歡社交性的聚會，是想與人相處”和相關問題回答“是”的人，可被定為善於社交、活潑和有雄心者，而那些回答“不是”的人則有謙遜、害羞和自我躲閃的傾向。
1949年，一組性格心理學家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一筆款項。他們設計出的最知名、使用最廣泛且至今使用不衰的就是加利福尼亞心理問卷（CPI）。CPI是哈里森·高夫（Harrison Gough）博士的研究成果，他共收集了1000個問題作為原始材料。在助手和同事的幫助下，他開始對這些項目進行測試，最後的CPI定稿包括480個（1987年版中有462個）項目。比如：
人們常常對我期望過多。
我要坐下來放鬆一下也非常難。
我喜歡聚會，喜歡社交活動。
受試者根據每句話回答“是”或“不是”，這些答案可得出自製、自我接受、自我控制、移情等15個（改進後增加到26個）性格特質的分數。這種測試在今天依然廣為使用，儘管它問世已達40年之久。
其他許多心理學測試法所提供的答案遠比MMPI或CPI廣泛，比如定級測試。下面舉3個例子：
按這種定級方式做出的回答所得出的對態度與感覺的檢測遠遠精確於“YES—NO”問卷。
投射測試：從20世紀30年代早期開始，越來越多的心理學家開始接受心理分析理論，認為無意識過程是性格的主要決定因素，檢測這些特質最可行的辦法是給受試者提供一些模稜兩可的模糊或暗示性的圖形或圖畫，再請受測者來描述它們。一般來說，他們的回答往往顯露出他們部分或全部的無意識幻想、恐懼、期望和動機。
這些測試中最有名的是1912年至1922年間由瑞士精神病學家赫爾曼·羅夏克（Hermann Rorchach）設計出來的。他創造出若干的墨跡圖案，請病人說出每個圖案看起來與什麼相像。之後測試者給病人的回答評分。評分的依據是：受試者是對整個墨跡做出反應，還是只對部分？墨跡的哪一部分受到重視？回答是針對墨跡，還是其背景？以下是幾個相似的（原圖案不允許複製）圖案，還有對典型反應所做出的解釋。
圖 13 仿羅夏克圖案與典型解釋
後來，羅夏克測試法成為臨床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使用最廣泛的測試法之一。
另一種有名的投射測試法是主題知覺測試（TAT），由心理學家亨利·默裡（Henry Murray）及其助手克裡斯蒂安娜·摩根（Christiana Morgan）創出。
在實施TAT法時，測試者讓受試者觀看19張黑白圖片，圖片所描述的事情及原因他們並不知情。測試者要求他們為每張圖片編出一個故事，每個故事約5分鐘，可憑感覺自由發揮。然後對這些故事進行心理學解釋。
儘管TAT法有其價值，但使用起來卻相當麻煩。一些人能夠講出長篇大論的系列故事和大量信息，但另一些人總覺得無話可說，什麼信息也表達不出來。儘管如此，事實證明，它仍舊是一種用來檢測性格特質的可靠且有效的工具。
行為取樣或操行測試：在這類評估中，一位經過培訓的心理學家在特定情形下觀察某人，並檢測或給他或她的行為定級。觀察者通過單向鏡觀察孩子們在教室裡一起完成某個項目、玩耍或面對一個設計好的刺激所產生的反應，如從隔壁教室裡傳來的呼救聲等。在另一種形式的操作測試中，心理學家與某人面對面，讓他或她進入很煩躁或很壓抑的情境裡，再給他或她的最終行為定級。
人們還設計出更為實際的操作測試法。然而，大部分的測試法都要求測試人的參與，且必須在實驗室裡進行，因而不適應在學校、工廠、臨床、機構及軍隊中做大規模的性格測試之用。下面列出幾例：
——受試者要追蹤4道印製的迷宮，每道不能超過15秒，且不能讓鉛筆軌跡碰到迷宮邊緣。如果成功，說明該人有決斷力。
——受試者按正常方法大聲念一篇故事，然後倒過來念。費時差距越大，受試者僵硬和不靈活的可能性也越大。
——一組受試者就一個有爭議的話題表示態度，測試者私下告知每一個受試者，他或她的觀點與大多數人的不同（出於測試目的，不一定是事實）。一會兒之後，受試者再度接受測試，他或她對該話題的態度的改變程度，可用以檢測其對求同壓力或對適應性壓力的抵抗能力。
——受試者坐在椅子裡等待一件計劃好的事件發生，可該事件卻推遲發生。他或她並不知情的是，這把椅子是一個小動作記錄器，可以將所發生的所有動作記錄下來。動作過多的人往往是容易緊張或容易受挫者。
這只是一小部分例證，心理學家還編製出數以百計的其他測試法。他們在開發這些產品時，也許還有一些非物質主義的動機：為使結果值得信賴，這些測試的真正目的往往不為受試者所知，因此，編製該道測試題還有某種遊戲或設計某種可操作的玩笑的意味。也許情況是這樣的，設計這些測試法的一些心理學家發現這樣做非常有趣。
第四節 亂中求序
在性格研究的早期，就特質問題收集到的大量數據只不過是一些原始素材。有關一個人的雜亂特質分數，並不能合併成關於他或她的性格的整體圖像。
一些心理學家提議，一定要做到亂中求序，即把一些聯合特質合併成更大的趨向或共有特質。其他人建議把性格特質歸類為雙模式的範圍或類型，比如榮格將人群分成外向及內向兩大類。
在20世紀40年代，一位名叫漢斯·艾森克（Hans J.Eysenck）的德裔英國心理學家，將因素分析應用到複雜的性格分析之中。艾森克採納榮格的兩分法原型，假定說，若干特質如死板和害羞，會在內向的人身上產生強烈的相互作用，而相反的特質卻可能在外向的人身上產生相互作用。對此，他又自己增加了兩種新的兩分法，即神經質的尺度，一個極端是高度穩定的性格，另一極端是極不穩定的性格。他期望一些特質能夠彼此關聯。
按照MMPI和他自己設計的一套性格測試法所得出的數據，他發現自己的假設是正確的：在他認為內向者和外向者身上應該成串出現的一些特質當中，的確存在相互聯動的關係；而在神經病和正常人之間他認為應該成串出現的一些特質中，的確也存在可比較的相互聯動關係。將這四種因素羅列出來時他發現，它們與蓋侖在古代發明的體液理論的四質說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他畫出了下面的草圖：
圖 14 艾森克四重性格表
儘管這種巧合令人激動，但大多數MMPI使用者發現艾森克四重原型說太過籠統，並希望能從測試結果所得出的分數里歸納出更為具體和詳細的診斷辦法。在英國心理學家雷蒙德·卡特爾幾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之下，因素分析法終於問世。
卡特爾沒有像艾森克一樣始於某個假設的結論，而是讓因素分析法自己探索出路。他在大量變量中計算其相互聯動，將那些明顯顯示相互聯動關係的素材列成表格，再給它們編上因素名稱。這是一件繁重的業務，即使在計算機的幫助下亦不輕鬆。比如，要把100種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的相互關係計算出來，就得計算4950種關係。
這一研究聽起來嚴苛認真，遠離現實。但就卡特爾而言，儘管彬彬有禮，富有貴族氣質，卻並非那種枯燥無味的浮誇之徒。卡特爾於1937年來到美國從事研究，在研究工作的早期，他設法將171種性格表層特質歸類為62個串,後來減去重疊內容又將其縮減為35個。最終得出結論說，16種根本性的特質或因素足以涵蓋所有個體性格差異。
16種性格因素中的每一種都有兩極化傾向。比如，情感穩定性，從一端的“受感情左右”到另一端的“情緒穩定”；疑慮，從“不疑”到“多疑”不等。按照手冊裡列出的一些步驟，測試人員可得出一位受試者或某類受試者的性格輪廓。輪廓間的差別非常明顯，且易於看出問題，這些輪廓成為職業咨詢的重要工具。我們在此例舉出3種職業人員的輪廓。
圖 15 卡特爾16種因素法得出的3種職業人員的性格輪廓
多年來，卡特爾16種性格因素問卷一直得到廣泛應用。今天，它已為不那麼複雜的其他分析法所替代，但這些新方法中有許多仍是它的衍生物。
第五節 後天養成的性格
這裡我們主要關注兩個問題：一是性格內在型與外在型的區別，一是男女性格的差異。
內在型與外在型
20世紀50年代，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朱利安·羅特（Julian Rotter）研究發現，病人的基本人生態度通常產生於一些關鍵性的經歷，而這些經歷有好有壞。用行為主義術語來說就是，當某個特別的動作得到或沒有得到回報時，人們會對這樣的環境和行為將能否得到回報形成“總體的預測”。一個經過認真學習而得高分、得獎並自我感覺良好的學生，可能會形成這樣的預測，即在其他情境下如果同樣努力，也能得到相應的回報。而一個經過認真學習但沒有得到高分，也沒有得到與之相聯繫的任何好處的學生，可能會形成這樣一個總體看法，即努力也是白搭。
羅特和他的研究生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來顯示總體預測所產生的影響。在一項典型研究中，他告訴志願者——該大學的男女本科生——他們接受的是超感實驗（是幌子，以掩蓋真正目的）。實驗者舉起一張卡片，卡片背對志願者，上面是一個方形或圓圈，讓志願者猜測，而後由實驗者評判是猜對或猜錯。進行10次實驗之後，他就讓受試者預測一下將在後面的下一組實驗中猜對幾個。一些學生通常預測說，他們將猜得更差，因為他們自認為是憑運氣猜中的。另一些則預測，他們將能猜得更好，因為他們將正確的猜測歸因於自己在超感方面的技巧，他們認為隨著練習的增加，他們對這種技巧將更加熟練。
約在同一時期，羅特指導了一位心理治療醫師傑裡·費裡士（E. Jerry Phares）。費裡士有位40歲左右的單身病人，他總是抱怨自己缺乏社交才能。費裡士敦促他參加一個免費的校園舞會，他去了，而且有幾位女孩跟他跳了舞。但他告訴費裡士：“這一次完全是撞大運了——這樣的事情再也不可能發生的。”當費裡士向羅特報告此事時，一直縈繞在羅特腦海裡的一個念頭突然明朗化：
我意識到，在實驗中，總有受試者跟這位病人一樣，他們即使成功，也不能形成盼望。我和我的研究生先前進行過各種實驗，有些志願者，不管我們在大多數情況下告訴其是對是錯，他們總認為自己在下一輪實驗中表現得更為糟糕。另一些人，不管我們怎樣告訴他，他總認為自己下一次會幹得更好。
因此我得出假設，有人感到發生在自身的事情是由外部力量決定的，另有人則感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是自己努力加技巧的結果。我和費裡士要編製一套測試法，用以檢測個體的認知程度，即個體認為其所得到的回報是自己的行為結果，還是與自己的行為毫無關係。
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發現——稱作“控制位”，他和費裡士為檢測它而設計的測試，即“內-外控制位（I—E）標尺”，由29個項目構成，其中的每一個項目均由兩句話構成，凡接受該項測試的人都要說出每一對中的哪一句陳述最適合自己。
下面是一些典型的項目：
2. a.人生不幸多為運氣不佳所致；
b.人生不幸多為自己所犯錯誤所致。
4. a.從長遠意義上看，人總會得到應得的尊敬；
b.不幸的是，人的價值經常遭到埋沒，不管其多麼努力。
11. a.成功是努力工作的結果，與運氣無關；
b.得到一份好工作取決於合適的時機與合適的地方。
25. a.我常感到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無能為力；
b.我幾乎不相信運氣在我的生活中起過什麼作用。
選擇2a、4b、11b和25a者表明受試者是外在型，這樣的人會經常感到他或她對事件無能為力；選擇其他者則表明是內在型，這樣的人通常認為自己可以主宰生活。外在型傾向於將成功和失敗歸結為命運、運氣或他人的力量；內在型傾向於將成功和失敗歸結為自己的智力、勤奮或其他個性特質。
控制位，因其是影響性格和行為的諸多方面的總體態度，因此就像奧爾波特方案中的“中心特質”和卡特爾方案中的“根本特質”。許多研究結果顯示了控制位預測對行為的影響。
比如，被評為內在型的小學學生所得的分數將高於外在型的學生；“無助的”學生（外在型）在某次包含有困難問題的測試中考砸之後，將表現得越來越差，而能“把握自己的”學生（內在型）將表現得更為努力，也更優秀。在一些實驗中，志願者將面對一個兩難情境，內在型多半尋找有用的信息，而外在型則大多依靠他人的幫助。在患肺炎的住院病人中，內在型對其病情的知情度及向醫生提的問題要遠遠高於外在型。內在型刷牙的次數比外在型多。與外在型相比，內在型坐汽車時更易繫上安全帶，做更多的防範工作，參加更多的體育鍛煉，進行更有效的生育控制。
其負面效果是，一些研究發現，內在型比外在型更不可能同情一個需要幫助的人，因為內在型相信，這些人不思進取，自尋煩惱。而且，內在型在成功時雖然感到自豪，卻可能在失敗時感到羞恥或負疚。相比較起來，外在型就沒那麼在乎成敗。
控制位理論還有個特別引人注意的副產品，即可以解釋一種讓人失去能力的現象，他們稱其為“學會的無助”。大家知道，一些無助和消極的人，往往擁有足以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資源，可就是想不出辦法對付這些問題。對這些問題最有價值的解釋發生在1967年，來自賓夕法尼亞大學的21歲大學生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的一個奇想。
塞利格曼做過一項實驗，把一些狗拴在籠子裡施以電擊同時開燈，無論它們如何掙脫都不能逃脫，狗很快將燈光與電擊聯繫起來。然後解開繩子，再放入另一些狗，繼續施加電擊。當電燈打開後，後放入的狗被電擊後很快逃走，而之前被拴過的狗卻只是待在原地，不做任何逃脫努力。因為這些狗認為不管做什麼都難以逃脫被電擊的下場，它們已知道了什麼叫無助。塞利格曼和他的合作者大膽假設，人類存在的壓抑感，可能更多地歸咎於學會的無助——一種無可奈何的感覺或信念，而不是因其真的無法解決自己的問題。
後來，塞利格曼將其理論進一步擴充，他稱其為“解釋性風格”，用以解釋徹底樂觀主義或徹底悲觀主義的性格的基本方面。例如，一個非常糟糕的情形，如生意或戀愛失敗，悲觀主義者將它歸咎於長期或永恆存在的原因，而所有這些全都是自己的過錯；樂觀主義者認為失敗的原因是暫時的，且只限於目前這件事，要麼就是環境不好，或運氣不佳，或他人從中作梗。
性格與性別
就社交學習理論引發新見解的另一個話題是，男人和女人有著性格方面的差別。
傳統上屬於女性的特質——多愁善感、膽小、貪圖虛榮、敏感、善變等——一直被認為是與生俱來的。在心理學的早期，大多數心理學家，包括弗洛伊德在內，均相信這些特質是女性荷爾蒙和生物構成的結果，或是這些特質所引起的特殊經驗的結果。
現在，隨著女性在最近幾十年社會地位的改變，女性性格的許多方面也起了很大變化。另外，由社會學習理論家和其他學者得出的大量研究結果，也對傳統假設提出了挑戰。在過去30多年所發表的幾百篇研究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下面幾個例子：
——女孩子的確比男孩子更怕老鼠、蛇和蜘蛛，這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她們在幼年已經養成一種認知，由她們而不是由男孩子來表達害怕更為合適，也更容易得到容忍。
——女孩子比男孩子更自發地玩布娃娃，這個事實長期以來就是證據，可證明女孩子天生更喜歡養東西，且更喜歡幫助他人。但女孩子總是收到布娃娃作為玩物，應該是社會培訓的結果。女孩子更喜歡養育的天性至少有部分是後天學來的。
——小學的女孩子要比男孩子更具同情心，我們可根據她們更願意給生病住院的孩子寫慰問信做出判斷，但男孩子樂於採取一些被人視作具有陽剛之氣的行為以幫助他人。在成人階段，女人比男人更樂於幫助一些悶悶不樂的人，這主要也是傳統作用的結果，傳統認為，女性更適合這種場合，如照顧受傷的孩子等，男性更樂於在冒險性或需要力量的情形下幫助他人。總體來說，在幫助人時表現出來的性別差別，其原因有部分或較大部分是從社會中學習來的。
雖然女權主義者一度極端地認為，幾乎所有的性格和智力差別都是社會不平等、壓力和後天培養的結果，但研究結果證明，有些認知性差別和性格差別的確是生物構成影響的結果。
結論是，男女差異中的大多數現已歸入後天學習的結果，或是社會影響和生物進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但部分差異的確是天生的。
第六節 身體、基因和性格
你相信性格是先天形成的嗎？讓我們一起尋找答案吧。
關於性格先天論有兩個相關版本：其一是，性格受個人身體特質如相貌、體格等影響；其二是，性格取決於具體的基因或某些基因的相互影響。
20世紀初，在德國南部數所精神病院從業多年的德國精神病專家厄恩斯特·克雷奇默（Ernst Kretschmer，1888—1964）宣稱，他已發現病人的身體與其性格及精神狀態之間存在著聯繫。他認為，四肢短小、圓臉、矮胖健碩的人容易受到情緒的影響，要麼興高采烈，要麼極度沮喪，癲狂與抑鬱交替發作；四肢修長、面容消瘦、身材苗條的人則內向，害羞，冷淡和反社會，是分裂症患者；而四肢平衡、肌肉結實的人富有活力，富於進取，性情達觀，但有其他精神毛病。
後來，哈佛大學的醫生兼心理學家威廉·謝爾登（William H.Sheldon，1899—1977）也開始其“身體差別”（身體類型）研究，並在此後的幾十年內收集了有關身體尺寸和正常人性格的大量數據。他共拍攝4000幅男性大學生的裸體照片，一一記錄下他們的主要身體尺寸。從大量的數據裡，他得出結論說，共有三種基本的人體類型 ：內胚葉型，即柔軟、滾圓、豐滿者；中胚葉型，即硬棒、平闊、大骨架、肌肉豐富者；外胚葉型，即高挑、瘦削、顱骨巨大者。
通過性格測試他發現，性格和體形有關聯。矮小圓滾的內胚葉型通常為社會型，放得開，健談，且喜歡奢侈的生活；平衡發展的中胚葉型則精力旺盛，言行果決，勇敢無畏，樂觀向上，喜歡運動；而高挑瘦削的外胚葉型則大多內向，害羞，智商較高，善於自制，不善交際。謝爾登推斷道，決定哪種類型在胚胎發育時成長壯大的是基因，因而，決定此人將要表現出何種性格模式的也是基因。雖然謝爾登的理論存在著很多謬誤，但在當時還是引發了大量的研究。
到20世紀40年代，紐約大學醫學中心的精神病專家亞歷山大·托馬斯（Alexander Thomas）和斯特拉·切斯（Stella Chess）開始在嬰兒和小孩中進行個人稟性差異的研究。托馬斯和切斯收集嬰兒從出生時起的行為數據。這些數據部分來自於個人觀察，部分來自於對孩子父母的徵詢，如嬰兒第一次洗澡或吃第一口麥片時的反應。他們發現所有生過兩個孩子以上的媽媽都有體會的證據，即嬰兒從出生的第一個小時起，稟性就有所不同。
經過幾年研究，托馬斯和切斯將生命最初狀態下就已明顯的稟性分為九類。但總體來說，約有2/3的嬰兒在生命早期即表現出明顯的稟性，2/5的嬰兒是“輕鬆型”（平和、易哄），1/4是“困難型”（易怒、難哄），1/6是“熱身型”（稍顯糊塗或領悟較慢，但對環境能夠適應）。而且他們發現，如果這些孩子成長中沒有遭受重大事件影響或環境變化，生命早期的稟性基本上就是成年後的稟性。
這些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性格中有部分是先天形成的。那麼，一個人的性格如何受到其基因的控制，基因彼此相關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似的精神能力、性格和成就。結論是親屬、兄弟或雙胞胎兩個人的基因關係越近，其心理上的類同性應越類似。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所進行的浩如煙海的研究證明，情況正是如此：基因關係越近，個人之間的性格也越近。雙胞胎比同胞兄弟更為相像，最好的數據——也是最難獲取的數據，應來自一出生或出生不久即分開在不同地點和不同家庭裡養大的雙胞胎。在這樣的情況下，至少說環境是不同的。
譬如說明尼蘇達雙胞胎與收養研究中心主任托馬斯·布查德（Thomas Bouchard）教授追蹤的吉姆·劉易斯和吉姆·斯賓格這對雙胞胎。他們於1940年出生，剛足月就被分開，分別在俄亥俄州相距約45英里的兩個家庭長大。他們在39歲時才知道對方的存在並相會。見面後，除服飾之外，吉姆·劉易斯和吉姆·斯賓格在身體上是無法區別的。但更令人驚奇的遠不止此。兩個男人都娶了名叫貝蒂的女人做妻子，都嗜好同一牌子的香煙，都喜歡開雪佛蘭車，都咬指甲，都為自己所養的狗起名托依。布查德和他的研究小組對這對雙胞胎進行了一系列性格測試，發現他們的反應和特質分數幾乎相等。
布查德累計追蹤了分開養育的近80對雙胞胎和33對兄弟。在對雙胞胎與不同組別中所存在的相關統計數據認真分析之後，研究小組得出結論，性格中約有50%的變化由遺傳所致。
然而，行為基因學的其他研究者卻得出了更為謹慎的估計。奧斯丁德州大學的約翰·裡林（John C. Loehlin）最近對一系列雙胞胎進行研究並發現，從整體上說有證據證明，遺傳的成分只佔其性格變化中的40%。
除了上述研究，因為其他心理學研究領域的開闢，性格研究這些年變得不那麼熱門了。這一領域最新也最有趣的發展是研究性格對中年和晚年普遍產生的“富足感”（普通意義上的滿足感）的影響。研究發現，外向的人社交能力比較強，老了之後的生活要比內向的人更為幸福。神經質嚴重的人將變老看作危機，擔心健康並為退休感到沮喪壓抑，而神經質程度較輕的人更適應中老年生活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