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何時想數，就數吧」：弗蘭西斯·高爾頓
1884年，在倫敦國際健康展上，展廳裡只有一個小展台，上面莊重地標著「人體測量實驗室」。展台上擺著一些簡單儀器，其中有一個擺錘和反應鍵，一根手柄和轉盤，一台可用來比較小色塊的光度計，還有一根長管子，在助手向裡充氣時，它可以發出哨音。參觀者只需花費3個便士，就可以測試和測量13項特徵：反應時間、視力和聽力的靈敏度、色彩分辨能力、判斷長度的能力、拉力、擰力、吹力、身高、體重、臂長、呼吸力量和肺活量。
人們為什麼願意花3個便士以獲取這些數據，這就很難說了，但在展覽期間，共有9337名觀眾真的為此付過錢。
展台的經營者就是弗蘭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一位矮個子的禿頂男人，鬢角花白、一雙具有穿透力的藍色眼睛、突出的鼻樑和狹長的嘴巴。所有這些賦予他一種大塊頭男人也要嫉妒的權威風度。
高爾頓是位業餘心理學家。在他看來，人與人之間智力上的差別在很大程度上由遺傳決定，因此，應該鼓勵智力最好的人多多繁殖，從而使人類得以進化，社會得以進步。可如何才能辨認出這些人呢？他相信，一些遺傳的生理特徵或能力，特別是感官和反應的靈敏度，都與智力相關聯。
高爾頓自己的遺傳應和了他的智力觀。一方面，他是著名醫生和植物學家伊拉斯謨·達爾文的曾孫（另一曾孫查爾斯·達爾文是高爾頓的堂兄）；另一方面，他還是非常成功的銀行家的孫子和兒子。除此之外，他在早年收集了大量傑出男人的家譜，從而證明了與智力相關的「傑出」大都呈家族性。
高爾頓自己花錢租用展台以展示人體測量實驗室，其目的是測量與智力相關的生理特徵，並收集結果。這樣一來，他就開啟了使用測量實驗的心理學研究形式的先河。
高爾頓本人是一個擁有超凡智力天賦的科學家，熱情、好奇，對工作專注如一。他是一位真正的博學者，一位成功的發明家，一位贏得大獎的地理學家，權威的遊記作家和氣象學家。他開發出第一套鑒別指紋的實用方法，並第一次對孿生子進行研究，以挑開遺傳和環境的影響。他還發明了關聯分析法，此種方法後來成為心理學和其他科學中最有使用價值的研究工具之一。此外，高爾頓還是第一位使用智力測驗的人。他宣佈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個體差異。他尋找的是個體特徵之間的差異（比如反應時間）及這些差異與他們的其他特徵和能力之間的關係。
高爾頓於1822年出生在伯明翰，他對心理學的貢獻大多在中晚年做出。高爾頓生於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是7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天生聰慧，2歲半開始閱讀，5歲即可閱讀任何英語文本，並懂得拉丁文及法文，還能解決最基本的算術難題。6歲時，他到當地一所小學就讀，卻瞧不起其他孩子，因為他們從未聽說過《伊利亞特》。到7歲左右，他打發時間的主要方式是閱讀莎士比亞和蒲柏的作品。
這顆極有希望的新星在寄宿學校裡卻顯得暗淡，因為這裡提倡的是死記硬背，而天生的好奇心和獨立精神則往往受到壓制。在轉到劍橋學習後，他仍然未能混好：時刻處在出人頭地的壓力之下，忍受著考試和學習成績不如人的壓抑。他慢慢患上心悸、頭暈、走神等毛病，「頭腦裡面好像有台搾油機在轉，」他說道，「我無法排遣這些念頭，有時連書都看不進去，甚至看到有字的紙都煩。」
在精神崩潰的劇痛中，他離開學校，回家休養。後來，他決定不再競爭榮譽生，只做一個普通學生。這種心態使他重新回到學校，並完成學業。不過，終其一生，他對考試和學習成績的名次都耿耿於懷。
在劍橋畢業後，高爾頓完成了醫學培訓（此前就已開始）。父親1844年過世時，給他留下一筆豐厚遺產，於是，他在22歲那年放棄行醫，像鄉紳一樣生活了幾年，整天騎馬、打獵、赴宴和旅行。然而，享樂生活怎麼也滿足不了他無法平靜的大腦，在27歲時，他在咨詢皇家地理學會後，自費到西南非腹地探險兩年。他帶回了大量的製圖信息，填補了原來地圖上的空白，因而在31歲時，他被這個學會授予金獎，並作為傑出的探險者而受到表彰。
同一年，即1853年，他走進婚姻，同時也稍稍收斂了自己的旅行計劃，轉向發明，生產出一系列實用的裝置，其中包括印刷發報器（電傳的前身）、改進的油燈、撬鎖裝置、旋轉蒸汽機和潛望鏡。潛望鏡的發明使他可以在擁擠的地方越過高個子而拓寬視野。
在不惑之年，他開始研究氣象學。他很快就想出用最近研製出的發報器同時收集不同地方的天氣數據，再把這些數據標在一張圖上。同時，他還把具有同樣氣壓的點用線條連接起來，而後突然發現，它們可以用來描述幾近環形的低壓區和高壓區（氣旋和非氣旋），其在地表的運動則是預測天氣的基礎。
約在同時，高爾頓終於來到他一生中最感興趣的領域：智力的遺傳性。1859年，查爾斯·達爾文發表劃時代的《物種起源》，使高爾頓受到巨大震撼。達爾文的基本假設之一是，進化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他推想，人類物種的進化極可能也是通過由最好的大腦向子孫傳遞的天生心理優越性而發生的。
這與高爾頓在劍橋時期得到的印象相一致，即許多人之所以能夠贏得榮譽和高分，是因為他們的父親和父親的父親都是成功者。於是，高爾頓設想並著手進行一個研究項目：檢查和統計在過去40年時間內獲得劍橋古典知識和數學高分的人及其家庭背景。如其所料，高分獲得者果然一直是某些家庭的子女，比例極不勻稱。他於1865年將結果發表，自此之後，他便將自己的工作重心轉移至對人類心理能力的遺傳本質的研究，探尋如何才能通過選擇繁殖而改進人類的種族。
高爾頓於1869年出版了《遺傳天賦》一書。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也是論心理能力遺傳的4部大作中最有影響力的一部著作。該書旨在選擇一系列傑出人物，察看這些人的家庭，比較這些家庭的才智普及率與一般家庭的差距。
高爾頓在研究中付出的辛勤勞動所得出的碩果是，他發現在其抽樣調查的286位法官中，約有1/9是另一位法官的父親、兒子或兄弟。另外，在這些法官的親戚中，也將產生主教、海陸將軍、小說家、詩人和醫生。在這些人的家庭裡，傑出人物出現的概率比在普通家庭裡出現的概率高好幾百倍，傑出人物其他方面的特徵亦是如此。
他總結了傑出人物所有範疇的數據，報告說，有31%的人父輩傑出，41%的人兄弟傑出，48%的人子女傑出。另外，傑出人物與其親戚的關係越近，該親戚出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高爾頓非常高興，因為他已經徹底證明了自己所提出的假設——「人類天生的能力來自遺傳，與整個有機世界的自然特性遵守同一局限」。
現代心理學家可以指出高爾頓方法學中有許多缺點，尤其是忽略了傑出人物成長的環境。如果大部分人是在極其有利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也許環境和遺傳具有同等重要的影響力。不過，無論高爾頓的方法中存在何種局限，他已經確立了智力中的遺傳性，認為它是心理學研究中一個有效的課題。
高爾頓的名聲卻因為「優生學」的提出被蒙上污點。他認為，如果鼓勵並獎勵優秀人種的繁殖，社會就一定能得到改善並進步。高爾頓的觀點在納粹分子的手中得到可怕的發揮。納粹鼓勵純種雅利安人大量繁殖，並認為猶太人、吉卜賽人和其他一些人種是劣質人種，應該遭到根除。
高爾頓的優生學思想也引發了一些有價值的研究方法。例如，《遺傳天賦》所引起的評論，這些評論指出了環境對智力的影響。瑞士植物學家阿方斯·康多爾提出許多統計數據，證明偉大的科學家大都來自氣候溫和、宗教寬容、政體民主和擁有健康商業興趣的國家，這些都是環境的影響。
這一點激發了高爾頓的靈感，使他想到應該區分一下遺傳和環境在傑出成就中的影響，特別是在科學領域裡。於是，高爾頓發明了另一種研究工具：自我問卷。他設計出一套問卷，讓受調查者回答有關民族、宗教、社會和政治背景、性格特徵，甚至還包括頭髮的顏色及帽子的大小等問題，再將問卷分發給皇家協會的200名會員。其中一些關鍵問題是：您的科學品味看上去有多少是天生的？它們是在您成人之後受某些事件的激發而形成的嗎？如果是，都是哪些事件呢？
儘管問卷長得驚人，但大部分受試者還是完成並寄回了問卷。通過問卷，高爾頓覺得非得承認環境因素不可，特別是教育。可他堅持，遺傳資質顯然是科學成就中最基本的因素。實際上，高爾頓的問卷和他對數據的分析存在嚴重錯誤。許多問題的答案都很主觀，沒有科學評判智力和環境的關係。不過，高爾頓使用的問卷和數據分析法卻可以被列為極其重要的發明之一，此後一直成為心理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在接下來的10年，已屆中年的高爾頓工作更加勤奮，全身心地致力於對個人心理差異的研究。1883年，他出版一部雜文集《人類才能及其發展的探索》，集中探討了約30個不同的課題。該書是科學與思辨、數據和猜想、統計與傳聞的奇妙結合。
高爾頓在苦苦思索如何演示天性和教養對意識和性格的影響時，想到了一個絕妙的主意：追蹤雙胞胎的後期發展情況。他知道，雙胞胎有兩種：一種在生理上幾乎一模一樣，另一種則與普通的兄弟姐妹差不多。如果雙胞胎原來極其相像，但經過生活的磨煉後變得不太相像，則可能是後天的教養使然；如果兩個原來不怎麼相像，在一起哺育後，仍然保持其不太相像的特徵，則可能是天性使然。
雙胞胎研究方法不僅成為重要的研究策略，而且也是評估遺傳和環境對智力、性格特徵和其他心理學特徵的影響的幾乎最有決定性的方法。
高爾頓還在《人類才能及其發展的探索》中討論過一系列的心理測試，以便快速簡單地辨認較高智力的人，從而部分地構成他通過優生學改善人類的龐大夢想。此時高爾頓已年屆六旬，他卻在此時大放異彩。他將畢生的精力都耗費在數量上。在人體測量實驗室裡面所進行的測量讓高爾頓感到，如果他能夠發現不同測量結果之間的相互關係，或許可以從中收集到其他重要信息。後來，他通過複雜的研究也在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從高爾頓的諸多貢獻來看，不難理解儘管高爾頓不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但雷蒙德·番切爾還是高度地稱讚他：「對現代心理學來說，沒有多少人產生過像他那樣大的影響。」
第二節 高爾頓的困惑
高爾頓的研究成果是一個困惑。高爾頓創立了心理測試，可大家往往只想起他是優生學的創始人。他長期致力於大學氛圍之外的研究工作，沒有創立任何心理學學派，沒有指導過博士論文，更沒有多少弟子以傳承其衣缽。此外，他的主要貢獻大多是研究方法，很少有給人以啟迪的理論，而這個世界往往只記得後者。
高爾頓的影響在美國達到最大，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高爾頓的測量方法很有價值，因為它對個人間的差別的判定最為切實可行。人體測量最熱情的倡導者是詹姆斯·麥基恩·卡特爾（James McKeen Cattell，1860 —1944）。
卡特爾出生於賓夕法尼亞的伊斯頓市，在拉菲耶特學院接受教育，並於1883年留學萊比錫，師從馮特至1886年。他的主要研究興趣是反應時間，他很大膽，敢於就一些關鍵方法向馮特挑戰。
卡特爾對檢測的人中所產生的不同反應時間大感興趣，並於1885年發表論文對此進行討論，視其為「特別興趣」。次年在獲取博士學位後，他來到倫敦，見到高爾頓。兩人儘管年齡相差40歲，卻大有相見恨晚之意。他對高爾頓的工作方法印象深刻——多年之後，卡特爾稱他是「我所認識的最偉大人物」——並在此後的兩年裡，在南肯辛頓博物館的人體測量實驗室裡為高爾頓效力，很快熟悉了這裡所進行的所有測驗。
1889年，年僅28歲的卡特爾被任命為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也許是世界上第一位獲得該頭銜的人，就連詹姆斯也是第二年才獲得心理學教授頭銜）。卡特爾收集到一套測試題，他將其中的10項測驗交給學生，讓其去測量智力的個體差異。他提出，如高爾頓所說，通過測量得出的主要生理特徵有可能與智力相關。
卡特爾於1891年來到哥倫比亞大學擔任心理學教授兼心理學系主任。在這裡，他將心理測試的範圍進一步擴大，每年都讓50名新生志願進行這些測試。他旨在證明，這些測量有可能測出智力差異，有可能顯示其與學生成績之間的關係。為達目的，他收集到近10年的測試數據和學生成績，到1901年，卡特爾已收集到足夠的數據。他的學生對這些數據做了相關性分析，結果使卡特爾再次困惑：學生成績與任何人體測驗結果均沒有明顯的相關性。
然而，毫不氣餒的卡特爾開發出其他一系列測試。同時，他編輯了兩份科學雜誌，創立了心理學公司，並把心理學應用引入商業領域，成為心理學界一位忙碌、實際、善於經營的代表人物。
高爾頓利用人體測量方法進行心理測驗的活動很快告一段落。然而，另外一種不同的智力測試方法幾乎是馬上就取而代之，最終使個體差異研究成為美國心理學中影響最大的一個領域。到1917年為止，在美國心理學學會的會議上，近一半的研究報告大都是關於個體差異的。高爾頓對心理測試的評估幾乎控制了美國心理學，智力測試於是成為主要方法，通過它們，遺傳觀點開始影響學校所開設的課程，甚至影響至軍事訓練中給士兵們分派何種任務及這個國家的移民政策等。
第三節 走近心理年齡：阿爾弗雷德·比內
每個學《心理學導論》的本科生都知道阿爾弗雷德·比內（Alfred Binet），但他並不是一個偉大的心理學家。他沒有形成任何公式，沒有任何聰明的發現，也算不得一位有號召力的師長。然而，他產生過一個簡單而富於創意的念頭，並根據該念頭，與合作者西奧多·西蒙（Theodore Simon）研究出一種心理測試，深刻地影響了千百萬人的生活方式。
比內於1857年出生在法國的尼斯，父親是位醫生，母親具有藝術天賦。他尚在年幼時，父母離異，他跟著母親長大。可能出於這個在當時尚不多見的原因，也可能出於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也或出於他的天性，長大之後，他成為一個相當內向的人，不喜結交朋友，喜歡獨自工作和學習。
為尋找適合自己的專長，比內走了好幾段彎路。在學生時代，他曾拿到法律學位，可又認為科學更有趣味，因此轉而學醫。他有固定收入，並不需要謀生，不久即放棄學醫，轉而研究心理學，因為他在多年前已深深地迷戀上這門學科。但在走向這門學科時，他採取了不明智之舉，不是接受正規培訓，而是埋頭於圖書館浩如煙海的書籍之中（在這裡，他博覽群書，並閱讀到高爾頓的《遺傳天賦》）。
這種自學方式是得不到結果的。但在1883年，他的一位同學，約瑟夫·巴賓斯基(Joseph Babinski)，通過朋友將比內介紹給一家醫院的院長讓·馬丁·夏爾科。雖然比內沒有醫學學位，也沒有心理學學位，但夏爾科對他的智力、知識和對催眠的興趣印象頗深，於是讓其在醫院從事神經學和催眠法研究。
比內在這裡頗有成果地工作了幾年，但又走了不少彎路。他和弗雷做了一些催眠實驗，但控制得不夠理想。然而，他們以為自己發現了歇斯底里病症的新現象，並把這個發現公之於世。他們宣稱，通過使用磁鐵，他們可以使催眠狀態下的病人轉移其正在進行的任何行動，比如舉臂，可使其由舉左臂變成舉右臂。更令人吃驚的是，他們宣稱，已能通過使用磁鐵改變病人的情緒或感覺，比如，將對蛇的恐懼轉變為對蛇的喜愛。
即使在梅斯梅爾時代，這種戲法也令人生疑，因而一出籠即遭到批評。大家都認為這是通過暗示達到的效果，並且在任何人身上通過暗示也能達到這樣的效果，根本用不著磁鐵。這項測試結果使比內的名聲大打折扣，他只得公開宣稱，這些結果的確是從對實驗者的暗示中得來的。
這次不快的經歷迫使比內退出醫院，也中斷了與其他心理學家的接觸。在約兩年的孤獨生活裡，他就恐怖、謀殺和心理疾病等主題寫過幾部戲劇，還興沖沖地花大量時間觀察自己的兩個孩子——馬德蘭和艾麗絲的思想過程。當時兩個孩子一個4歲半，另一個2歲半。為了研究該年齡段的思維，他設計出一系列簡單測試：在一項測試中，他請孩子們說出某些日常用品的用途；在另一項測試中，他讓孩子們判斷兩疊硬幣或兩堆豆子中哪一疊或哪一堆數量更多一些；在第三項測試中，他當面從一堆物品裡拿走一些，然後一件一件地還原，再問她們還有多少沒有歸還回來。當兩個小姑娘長大時，他給出更難的題讓她們解答，以此來研究推理過程的成長。他將這些研究成果發表在三篇論文裡，它們不但為發展心理學家讓·皮亞傑（Jean Piaget）的未來成就埋下了伏筆，而且也是比內邁向成名的第一步。
邁向成名的另一步是，1892年，比內35歲時，在一個火車站的站台上，巧遇巴黎大學生理心理學實驗室主任亨利·博尼斯（Henri Beaunis），與他就催眠術進行了友好爭辯。結果是，波尼斯邀請比內當其助手，並在兩年後退休時讓比內接替了自己的職位。在實驗室裡，他開始從事自己的研究，指導出許多學生，並於37歲那年獲得了姍姍來遲的博士學位。儘管該學位的方向是自然科學，但由於他的地位和發表的作品的影響，比內已成為法國心理學界的知名人士。再加上他的絡腮鬍須、夾鼻眼鏡和一綹藝術地散佈於前額上的卷髮，他看上去也的確有那麼一股學究氣。然而，他最大的願望，即做一名心理學教授的願望，卻從未實現。
除此之外，他又發展了一種奇怪的熱情—— 他想證明，智力直接與大腦的體積相關，並可通過測顱術（頭顱測量）進行測量。結果是，他再一次走上錯路。在這一系列活動的初期，他宣佈說，大腦尺寸與智力相關，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後來，他請老師將自己認為的班上智力最佳的學生和智力最差的學生挑選出來，他一一對其頭顱進行測量，結果發現，頭顱大小的差別幾乎沒有任何意義。
到此時為止，人們很難想像出，已屆中年的比內會很快幹出一份相當具有學術內涵的成就出來，而且該項成就對世界來說影響巨大。
他仍然保持著對智力測量的興趣。1881年，法國實行強制性兒童普及教育。比內所在的兒童心理學研究自由協會於1889年敦促公共教育部，要其設法幫助那些心理遲鈍、難以跟上正常班級的兒童，使他們可以到學校學習。1904年，公共教育部指定成立一個委員會，比內亦為成員之一。該委員會一致認為，可以通過考試，確定出心理遲鈍的兒童，並將其放在特殊的班級或學校裡，讓他們在那裡接受合適的教育。
比內及同事西奧多·西蒙自覺地承擔了這份工作，試圖編製一份考題出來。他們首先彙集了大量實驗測量試題。然後，他們來到一些小學，讓3～12歲的學生試做這些試題。此外，他們還測試了在醫院住院的有障礙兒童。比內和西蒙煞費苦心地指導幾百名兒童進行這些考試，然後刪去或修改一些不合適的題目，最後形成了著名的「智力測定表」。
到此為止，它還構不成智力測驗，因為它沒有給出評分方法。這套試題的前30道題極其容易。實驗者將一根點著的火柴在受試者面前前後晃動，察看其是否存在與視力相關的頭與眼的協調。後面的測試難度遞進，其中包括判斷能力，例如，判斷哪些線段更長一些；重複3個數字；重複有15個單詞長的句子；從一張折疊一層的紙裡剪下一部分後，說出展開來的紙張圖案會是什麼樣子；等等。最後還有最難的問題，即確定一些抽像術語的意義，例如，「尊敬」與「喜愛」、「疲倦」與「悲傷」有何差別？在每個年齡段內，正常的孩子都可以在某個程度上令人滿意地回答問題；年齡越大，他們能夠順利進行下去的題目就越多。這個測定表實際上的確是一種不錯的測量工具。
比內和西蒙在發表該項成果之後，進一步考慮了自己所發現的一些缺點及別人提出的批評意見，先後於1908年、1911年對這套測定表進行了廣泛修改，這些修改還包括給出一定的評分信息。1911年修改後的測定表上包含下列項目：
3歲：
指鼻子、眼睛和嘴。
重複兩位數字。
列舉圖畫中的物體。
說出自己的姓氏。
重複一個由6個音節組成的句子。
6歲：
區別早晨和晚上。
通過用途定義一個詞。（例如：「叉子是用來吃東西的。」）
照樣子畫一個鑽石形狀。
數出13便士。
在圖畫中指出畫得丑和畫得好看的臉。
9歲：
從20蘇中找出零錢。（蘇為法國舊幣名。）
定義一些高於用途的詞彙。（例如：「叉子是一種進餐的工具。」）
分出9種錢幣的價值。
按順序報出月份的名字來。
回答簡單的「綜合問題」。（如，問：「錯過火車後怎麼辦？」答：「等下一趟車。」）
12歲：
對抗暗示。（讓孩子看4對不同長度的線條，然後問每對中哪一根長些，最後一對線條的長度是一樣的。）
用3個給定的詞語組成一個句子。
3分鐘內說出60個單詞。
給3個抽像詞定義（慈善、公正、善良）。
根據一個錯亂的句子，說出它的意義。
1908年的測定表包括對13歲兒童進行測試，1911年的表包括對成年人進行測試。如以後的研究人員所指出的一樣，智力在發育到成人早期後，就停頓下來。
比內和西蒙說，如果孩子的心理年齡比他或她的自然年齡晚2～3年，該孩子就可能需要特別教育。他們還按心理年齡確定出三種心理遲鈍水平：白癡，只有2歲或以下的心理年齡；低能，為2～7歲或以下的心理年齡；弱智，7歲以上，但比他或她的自然年齡要晚許多。
這些歸檔中的弱點是，它們是固定的心理年齡，而幾乎所有的心理遲鈍兒童都將繼續發育，儘管其比正常發育略慢一些。一個4歲的孩子，如果其心理年齡只有2歲，他就是個白癡；到8歲或10歲時，儘管他仍是白癡，但其心理年齡可能已達到4歲或5歲的水平。
德國一位名叫威廉·斯登（William Stern）的心理學家於1912年解決了這一問題。他說，如果用孩子的心理年齡除以自然年齡，結果將是他的「心理商數」（馬上又被命名為「智力商數」，或「智商IQ」），該比率可以表示孩子相對的心理遲鈍或超前的程度。一個4歲孩子如果只有2歲的心理年齡，其智商是50（比率乘以100，以省去小數點的麻煩）。如果在10歲時，他仍然只有5歲的心理年齡，則其智商仍是50。同樣，一個5歲的孩子如果有8歲的心理年齡，或一個10歲的孩子有16歲的心理年齡，則其智商為160，屬於天才智商。因此，智商是非常有用的辦法，不但可以表示測試結果，而且可以提供一個基礎，用以預測孩子的發育潛勢。
1908年的測定表是一個巨大的成功。到1914年，有250多篇文章和書籍評論或利用這一成果。到1916年為止，1908年版或1911年版的測定表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德國、瑞士、意大利、俄國和中國的大部分地方得到廣泛應用。在工業社會裡顯然需要這樣一個測量標準。
第四節 測試旋風
美國對智力測試採用得最快，熱情最高，理由也最充分。美國的社會結構呈流動型，對複雜技術工人的需求迅速攀升，由行為不良者、窮人和罪犯構成的下層階級人數眾多，成千上萬沒有受過良好教育及看上去呈半原始人狀態的大量移民蜂擁而入，因而，領導者急需一種可以評估他人心理能力的科學方法，好從混亂中理出秩序。
雖然比內相信，心理有缺陷的人，特別是接近正常心理年齡值的人，其智力可以通過特殊培訓加以提高，但美國的心理測試倡導者大都接受高爾頓的觀點，認為遺傳是心理發育中的決定性因素，因而，人的智力不可改變。他們通過心理測量，使社會將其成員分配至適合其天生能力的學校和工種上，並確定出哪些人具有生理缺陷，應限制其生育。
亨利·哥達德（Henry Goddard，1865—1957）是持此觀點的領袖人物之一。哥達德是一位堅定的遺傳論者。1906年，他成為新澤西凡尼蘭研究基地——弱智兒童培訓學校——的校長，身邊發生的一切使他更加堅定了對遺傳的信念。許多弱智兒童不僅行為遲鈍，而且其缺陷看上去是先天的。哥達德甚至假設，心理缺陷是某種退行性基因引起的。
在去法國旅行時，他聽人介紹了1908年版的比內-西蒙標準，立即認識到它的價值，迅速將它譯成英語。除將一些法國文化方面的改成美式的之外，他幾乎沒有做出任何修改。
哥達德是第一位使用比內-西蒙標準進行大規模測試的人。他讓培訓學校的400名兒童和新澤西公共學校的2000名兒童參加測試，結果顯示，在心理遲鈍兒童中，智力得分有著極大差距。更令人吃驚的是，在公共學校的學生中，情形也差不了多少，且其中有相當多的學生低於其心理年齡的正常水平。這促使他開展一項活動，即在公共學校裡進行智力測試，以確定低於正常水平的學生，並將其分流至特殊班級。在此後的6年時間內，比內-西蒙標準在許多公立學校裡開始使用，效果極其顯著，大部分教師都要根據這一標準來決定對學生的教育方法。它還被廣泛地應用於許多機構、教養院、少年管理機構及治安法庭，以確定心理缺陷者，改善對被管治者或犯人的處理辦法。
哥達德認為，低智商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必須花大力氣加以解決。白癡和弱智對社會不是威脅，因為他們通常不會繁殖自己，但「高級缺陷者」或癡愚者（該詞是哥達德發明的）卻很有可能，他們也許會成為不適應社會的人或罪犯，且有可能成為反社會者。他還認為大多數罪犯，比如嗜酒者和妓女等，都在遺傳水平和心理能力上次人一等。
他的這些認識一方面來自於比內-西蒙標準，另一方面來自他對美國內戰時代一位士兵的後代的研究。一位名叫馬丁·卡裡卡克（化名）的士兵先與一個弱智女生下一子，後又娶了教友派的女人，並與她生了幾個孩子。哥達德追蹤卡裡卡克與這兩位女人的幾百名後裔，直到20世紀初為止。哥達德的報告是，與弱智女所生的大部分後代都與弱智、不道德或犯罪相關，而教友派女人這邊，幾乎所有的後代都是社會上正派誠實的人。
我們現在知道，這項研究漏洞百出。別的不說，他所追蹤的大部分家庭都沒有進行過測試，大部分例證中的智力問題等，都是以貌取人或道聽途說的。另外，兩邊孩子生長的環境也大不相同。然而，在當時（1912年）及後來的許多年裡，卡裡卡克一家被許多心理學家和普通讀者看作智力具有遺傳性的有力證據。
哥達德關於卡裡卡克一家的發現，導致了遠比高爾頓嚴重極端的立場：「非常清楚，不應該允許弱智者結婚或為人父母。」為實現這一目標，哥達德作為專家與證人兩次出席全國委員會聽證會，倡導對弱智者實行絕育措施，其中一次會議甚至將絕育範圍延伸到貧民、罪犯、癲癇病患者、精神病人和先天殘疾者。
立法者對哥達德和其他心理學家的申述印象頗深。到1931年，全美有27個州頒布法令，強化執行優生絕育法，成千上萬個心理和社會「有毛病」者在接下來的30年內全都實施了絕育手術——僅在加利福尼亞一地，絕育者就有近萬人。直到20世紀60年代，一些州的立法機構才開始呼籲新的法規，對心理遲鈍者實施自願基礎上的絕育。
哥達德在移民問題上也同樣呼籲採用比內-西蒙標準。從18世紀與19世紀的世紀之交開始，向美國的移民就持續不斷，且移民者大多是文盲和社會能力較低者。這種現象在美國引起普遍關注，人們擔心這個國家將因過多的心理和社會能力「有缺陷者」而出現問題。後來，哥達德的測試導致了大量的移民被拒簽。
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劉易斯·特曼（Lewis M.Terman）發現哥達德翻譯的比西氏標準存在一些錯誤，於是，他大刀闊斧地對比西氏標準進行修改，修改後的標準亦即斯坦福-比內標準。
這次修改的最大價值是，整個標準比西氏或哥達德-比內-西蒙標準更「標準一些」。一個孩子或成人若得100分，則智力一般；若得130分或更高分，則比99%的人略聰明一些；若只得70分或低於該分數，則比99%的人略笨一些。特曼把智力分數分成如下級別：
140分及以上：近乎天才或就是天才
120 ~ 140分：很高智力
110 ~ 120分：較高智力
90 ~ 110分：正常或平均智力
80 ~ 90分：較木訥，但還不能被判定為低能
70 ~ 80分：接近有缺陷，有時被分為木訥型，經常被視為低能兒
低於70分：肯定是低能兒
按照斯坦福-比內標準元素進行的一項接踵而至的測試，在智力測試領域裡掀起了一場空前的革命。
後來心理測試操作變得更加簡單了，引發這項突破的導火線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的捲入。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於1917年4月6日簽署作戰宣言，兩周後，美國心理學學會指定一個專業委員會，專門研究心理學可以為戰爭做出哪些服務。後來發現，心理學可為戰爭做出的最實用貢獻是設計一套心理學測試方法，從而快速地檢查分類大批軍事人員，從中挑選出最適合進行特種培訓和承擔重大責任的人。
於是，一組心理學家——其中有特曼、哥達德和哈佛教授羅伯特·耶基斯——彙集在凡尼蘭，開始設計這套試題。8月，耶基斯被任命為陸軍少校，受命執行該項計劃。他召集約40名心理學家，在兩個月時間內拿出了一套「陸軍阿爾法方案」，即書面智力測試題，和「陸軍貝塔方案」，即為應召士兵中40%文盲士兵設計的圖片測試題（貝塔卷要求助手將試題大聲念出來）。從今天來看，廣泛使用的阿爾法方案看上去像是一個奇怪的混合物，是科學常識、民間智慧和道德觀念的總匯，如下例所示：
1．如果植物因缺雨水而快旱死，你應該
——給它們澆水。
——徵求花匠的意見。
——在旁邊施肥。
8．寧可戰鬥而不逃跑，因為
——懦夫常被打死。
——戰死更光榮。
——如果逃跑，可能背後挨子彈。
11．回聲的起因是
——聲波的反射。
——空氣中有電子。
——空氣中有濕氣。
耶基斯的小組開始在4個軍營中進行測試。幾個星期後，總軍醫決定在全軍範圍內實施該方案。到戰爭結束時，即1918年11月，共有170萬人受測試，耶基斯手下約300名心理學家給每個人打分，並為他推薦合適的軍隊職務。阿爾法方案開始成為一項重要的選拔標準，整個戰爭期間，被提拔為軍官的20萬人，有2/3的人受到了該項測試的影響。
陸軍測試計劃使美國更加意識到心理學的實際用途。20世紀30年代，美國和英國都在學校教育過程的早期通過測試對學生進行分類，以使一部分學生學習知識面更為寬泛的課程，為進入高等學院做準備，同時使另一部分學生學習知識面較窄的職業性或技術性課程，為從事藍領階層的工種做好準備。在美國，人們管其叫「分軌」，在英國則叫「分流」。
測試的發展不僅局限於智力的測試。在20世紀20年代與30年代，人們還開發出其他許多標準，以測試人們的音樂、機械、圖形、言語及一系列職業方面的天資。儘管有人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對智力測試大肆攻擊，但比內的心理能力測試法卻為心理學研究打開了一扇通向廣闊天地的大門，而美國的陸軍阿爾法方案更將比內繁重和昂貴的測試變得既實用又廉價，使其成為心理學領域的流水生產線。
第五節 智商之爭
智力測驗並非無可置疑。從1921年起，智力測試就開始受到人們攻擊。攻擊者認為，阿爾法方案和貝塔方案測試的不是天生的智力水平，而是後天對知識和文化的學習。因而，對處於主導地位的白人中產階級有利，而對低層階級和移民則帶有偏見。
比如，在12歲的標準水平上，斯坦福-比內標準問到 「慈善」和「公正」兩詞的定義問題。如果一個來自西南農村棚屋地區的墨西哥裔美國孩子答題不充分，是他天生存在智力缺陷呢，還是該孩子未能學習過這些詞的意義呢？再比如，在8歲水平的斯坦福-比內標準測試中，有這麼一道題：「如果你把屬於別人的東西弄壞，應該怎麼做呢？」如果這位8歲的孩子生活在城市的貧民窟裡，在這裡孩子們需要拚命掙扎才能生存下去，那麼，他或她的答案反映出的是其天生智力水平呢，還是貧民窟的傳統或這種子文化中的習俗？
1922年，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新共和》雜誌上發起一場批判運動，批評宣稱智力測試能夠測量天生心理能力的人。李普曼認為，智力測試給一些孩子，特別是一些貧窮人家的孩子，貼上了次人一等的永久標籤，從而使其服務於抱有偏見且有權有勢的階層。
他和其他持相同觀點的人士列舉出非常充足的證據以反對陸軍阿爾法測試，其激烈程度甚至超過他們對斯坦福-比內標準的反對。他們還批評了耶基斯以阿爾法方案為模型的測試法可測量天生智力的觀點，認為阿爾法問題中的許多答案要求的顯然是後天所學知識，而不是先天智力。按照阿爾法和貝塔方案，美國白人男子的平均心理年齡只有13歲，僅僅略高於低能兒。
隨著智商爭執的升溫，智力測試於20世紀30年代開始在心理學家中降溫，40年代則大幅降溫。儘管如此，教育工作者、商業機構負責人還在繼續使用心理測試。到60年代，這些測試再次受到攻擊。一些心理學家甚至走到否認存在智力的地步，認為人們講不出智力是什麼，智力只不過是智力測試所測試出來的東西。
儘管標準智商測試遭遇很多挑戰和反對，但它依舊是「心理學最偉大的成就之一」。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炮轟智商測試的人漸漸減少。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該領域開發了全新的測試手段，收集了最新的數據，並找到了最新的解讀方法。智商測試開始廣泛地應用於神經病學研究。
關於智商的爭議潮起潮落，至今仍在繼續。現在智商測試已得到很大修改，比早期更貼近「文化公平」。在學校、機構、軍方、工業和其他領域裡，這些測試仍然得到廣泛的應用。無論如何，心理測試始終對現代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社會生活做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