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這種恐懼依然存在於我們的頭腦之中。
而且還無處不在，不是藏在我們的兩耳之間，就一定是藏在我們的大腦之中。
湯姆·漢克斯是享譽全球的演員之一，每部電影的片酬高達幾百萬美元，還兩度斬獲奧斯卡金像獎。然而，就是他這麼一位成就卓著的名人，卻為生活所困。
他開誠佈公地講道：「每天晚上，有些人在上床睡覺前想的是：『啊，今天是多麼美妙的一天哪！』而我呢，卻總是戰戰兢兢地捫心自問：『今天你怎麼又搞砸了？』」
安迪·葛洛夫長期以來都是英特爾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在他的領導下，英特爾公司實現了幾十億美元的利潤。
許多人認為，硅谷能有今天的繁榮是離不開葛洛夫的。與此同時，他還被《時代週刊》評選為1997年的年度風雲人物。在他的傳記中，史蒂夫·喬布斯還將其視為是他崇拜的偶像。
不過，別忘了，葛洛夫可是有句至理名言：「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
今天，我們的大腦仍然遵循著這套偏執理論，可謂是治癒苦悶的不二法門。有人將其稱之為醫科生綜合征。
這個詞是傑羅姆·K.傑羅姆在1889年出版的經典之作《三人同舟》[1]中杜撰出來的：
「我記得有一天，我到大英博物館去，想找書看看有什麼方法可以治療我那時正患著的一種小毛病，我得的是花粉症吧，我想是這麼回事。
「我把書打開，把要看的都看了。隨後，又漫不經心地隨手翻了幾頁，懶懶地看起各種疾病的症狀。我忘記了首先看的是什麼病了——反正是一種嚇壞人的要命的玩意兒吧。我看了一會兒，還沒有把《前驅症狀》的一半看完，我便知道不用說我害的正是這種病。
「有好一會兒我坐在那裡一動也不敢動，簡直害怕死了。在絕望中，我又無精打采地翻了幾頁。我看到傷寒那一節——把病症看了看——發現我原來還在生傷寒病，一定是得了好幾個月，可自己還一無所知。
「我繼續想自己到底還有什麼病，於是又翻到舞蹈病看看——果然不出所料，我也得了舞蹈病——我開始對自己的疾病發生了興趣。
「我決定尋根究底，看看我一共害了多少種病。於是，我順著字母從頭查下去——先看瘧疾，發現自己正患著這種病，大概再過兩個禮拜就是急性期……」
其實，不僅僅是醫科生如此，又有誰不是這樣呢？
我們緊緊地盯著問題不放，不就是為了生存嗎？當下，在這個我們親手造就的世界，這種消極的眼光非但沒有消失，而是愈演愈烈了。
在醫院的診療室，醫生看了你的化驗報告後告訴你說：「你的血糖和膽固醇水平正常，但鐵元素含量偏低。」
這個時候，會有什麼樣的場景出現呢？醫生會囑咐你多吃牛排、提高鐵含量。至於血糖和膽固醇嗎，在正常的指標範圍內，不需要採取任何干預手段。
正常來講，膽固醇水平應該在200mg/dL以下，如果是195，說明你的身體很棒！可如果超過了200，達到了205，那你可就得注意了。
這分明是在暗示，醫生的錢純粹是看病掙來的。難道沒病沒災的時候，就跟醫生一點兒關係沒有嗎？
零售店經理一般採取的都是「異常管理」的模式。他們要時刻關注每日的報表，查漏補缺。如果報表上的客流量和客單價都沒有問題，唯獨是結賬速度偏慢，老闆會如何應對呢？毫無疑問，肯定是增加收銀員、縮短結賬時間。而對那些達標了的統計項目，他簡直睬都不睬。
在課堂上，老師發還測驗成績後，一般都會對那些沒到平均分的學生給予特殊的關照。他們要是及不了格，那還了得？留級不說，身心健康也受影響啊，眼巴巴地看著好夥伴都順利升班了，心裡能好受得了嗎？
所以，對於這樣的學生，老師就得趁午餐的時間給他們「加餐」、輔導功課、補考。試問，受這種「優待」的為什麼是他們，而不是那些考滿分的優等生呢？
在工作單位也沒什麼兩樣。業務水平的高低全憑考評結果說了算。考評不合格？好辦！制訂改善計劃，主動找老闆談話，或者接受在崗培訓！而優秀員工的待遇就不同了，除受到老闆的器重外，還可以獲得2%的加薪。
這些案例足以表明，我們的大腦往往對好的一面不是特別在意，而是專注於：
1.尋找問題
2.發現問題
3.解決問題
這就是2000年來外界環境對大腦影響的結果。為此，我們習慣了緊緊盯住世界的問題不放，所以有時候，這種印象就成了我們對世界感知的全部。
《紐約時報》的暢銷書作家凱莉·奧克斯福德在她的推特上是這麼形容醫科生綜合征的：「在線醫療就如同《驚險岔路口》裡的故事，總是以癌症收場。」
我們該何去何從呢？
[1] 《三人同舟》的譯文，引自傑羅姆·K.傑羅姆（英）：《三人同舟——泰晤士河漫遊記》，關品樞譯。北京：商務出版社，1995年。此處的譯文見該書第5頁和第7頁。——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