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成年人相比，人們對孩子的應激反應瞭解得更少。臨床上，我們知道許多孩子通過身體不適（如頭痛和胃痛）來表達煩惱。復發性腹痛（RAP）是最常見的兒童主訴。在發病兒童中大約占10%的復發性腹痛指的是至少有過三次嚴重阻礙孩子日常活動（Ramchandani et al.，2005）的疼痛發作。在RAP案例中，僅有10%～15%能找身體原因，而心理原因則更多與焦慮特質和焦慮障礙有關。因為病痛反反覆覆，應激事件也被認為與病痛週期相關。只是還沒有人對此課題進行系統研究。
儘管男性和女性對應激的基本生理反應相似，但男人在皮質醇和免疫系統上可能比女人有更大的應激反應（Kirschbaum et al.，1999；Rohleder et al.，2001）。近期研究也揭示了兩性間的不同應對風格。男性更可能使用以問題為中心的應對策略，即做一些事情來改變應激狀況。而女人卻經常使用以情緒為中心的應對策略，即通過表達情感和尋求社會支持來應對應激（Martin et al.，2004）。女人更可能使用「照料和結盟」策略，而不是「打或逃」反應（Taylor et al.，2000）。應激的早期研究主要評估男性被試，這樣在研究中就不需要控制女性的週期性激素反應（月經週期）的變化。然而，近期的動物和人類研究顯示，女性在應激期間傾向於關心他人或與他人聯盟（即照料和結盟）（Taylor et al.，2000）。這一差異可能反映了進化對不同的雙親角色的影響。例如，母親需要保護後代，她不是去攻擊捕食者而將幼崽扔在一旁，而是帶他們轉移並讓他們平靜下來（Taylor et al.，2000）。這些不同反應可能對男女激素的不同做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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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面對應激時，女性更願意使用「照料和結盟」策略，而不是「打或逃」反應。這種不同反應可能受進化影響——母親更多地選擇保護後代，而不是直接對抗捕食者。
很少有研究去檢測不同種族和民族團體間的應激反應有何不同。在現存的少數研究中，社會經濟地位或者性別等因素都未得到很好的控制。如前面所提到的，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與高水平的應激和疾病有關，但這也可能是由歧視或應對方式和社會支持的差異所致（Gallo＆Matthews，2003）。儘管如此，種族和民族依然可能對應激和健康間的關聯起重要作用。例如，長期暴露於種族或其他類型的歧視中可能與大量非裔美國女性患冠狀動脈硬化有關（Lewis et al.，2006），強的慢性應激對拉丁裔和非拉丁裔婦女的白天皮質醇分泌造成不同的改變（Gallagher-Thompson et al.，2006）。種族或民族背景也可能調節社會支持和其他潛在重要因素（如宗教和精神力量）的影響（見「研究熱點：宗教、應激和健康」）。例如，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似乎更受益於含蓄的社會支持，這種社會支持不需要暴露個人信息；而歐美人士則更受益於外顯的社會支持，如接受來自他人的建議和情感支持（Taylor et al.，2007）。某些種族或者民族團體也可能在更大程度上依賴於宗教和精神力量來減少應激的影響。
小節回顧：
·應激水平取決於個體和事件的相互作用。一個人首先感知到與事件相關的危害水平（初級評估），然後評估自己的應對能力（次級評價）。
·應激可能是急性的（短期）或慢性的（長期），可由日常小困擾或重大生活事件引起。
·應激可在實驗室進行測量，以評估它對生理、神經內分泌和心理反應的影響；或由問卷來測量，通過詢問人們所經歷的重大事件和日常小困擾。
·應激對健康的影響可能是間接的（通過改變健康相關的行為），也可能是直接的（通過對SAM、HPA和免疫功能的生理改變）。
·心理神經免疫學研究的是心理和社會因素、免疫系統功能和疾病之間的關係。
·應激對健康影響的中介因素有人格類型（如A型行為模式）、經濟資源和社會支持。
應用題 如何設計實驗來研究應激對考試成績的影響？如何測量應激？如何才能說明應激和成績之間存在因果關係？
研究熱點 宗教、應激和健康
近年來，關於宗教和精神力量在身心健康中作用的研究明顯增多。大多數美國人相信宗教是很重要的。他們信奉上帝、祈禱和去教堂（Powell et al.，2003；Taylor，2006）。因此，研究宗教信仰和行為對健康的影響就有了重要意義。大量研究已證明，經常參加教堂活動有助於降低健康人群的死亡率（Powell et al.，2003）。其他研究則發現，宗教和精神力量能提高人們應對應激的能力（Graham et al.，2001；Koenig et al.，1988）、減少抑鬱（Braam et al.，2004）、降低青少年性行為的發生（Rotosky et al.，2004），以及提高老年人的認知功能（Hill et al.，2006）。相應研究發現，高水平的宗教和精神力量會更有助於降低血壓和減少高血壓病（Krause et al.，2002；Steffen et al.，2001）、減少伴隨應激產生的皮質醇反應（Tartaro et al.，2005），以及減緩癌症發展進程（Kinney et al.，2003）。宗教會有益於健康也許可歸因於以下因素：與宗教活動相伴隨的社會支持，各種宗教所倡導的健康行為（如減少吸煙、飲酒等），以及幫助人們應對困境的信仰（Taylor，2006）。
這類研究大部分是相關研究，難以得出較多宗教參與和健康改善間的因果關係結論。此外，並不是每一個研究都能證明對宗教/精神力量的參與越多，人就會越健康。例如，一些研究認為宗教和精神力量並不能減緩癌症發展進程、降低癌症死亡率，或者在綜合考慮其他重要因素（例如，病前健康狀況或其他健康行為等）的前提下並不能加快急性疾病的康復（Powell et al.，2003）。有時，研究結果也會隨種族和性別不同而不同。很多研究需要更仔細的研究設計。例如，宗教和精神力量的定義在不同研究中並不一致。有些研究將宗教定義為去教堂禮拜；而另外一些研究，將與宗教有關的信仰或自我報告的宗教認同作為對宗教的定義。有一些標準化問卷可用於評估對宗教或精神力量參與的程度。許多研究因為不能包括足夠多的多樣性樣本而不能得出可廣泛應用的研究結果。未來的研究特別需要多變量的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