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用多種程序來評估急性應激、重大生活事件和日常困擾。急性應激常常通過使用急性應激範式（acute stress paradigm）來測量。指在實驗室製造短時應激並測量其對生理、神經內分泌和心理反應的影響的程序。應激可通過不同方式形成，如要求被試解答一個數學難題、發表一個即興演講或接受輕微電擊（Martin＆Brantley，2004；Taylor，2006）。這種方法使研究者能仔細檢驗生理反應（心率、血壓、血液化學物質），並可同時通過訪談及問卷測量心理學變量（慢性應激水平、人格類型）。當在實驗室測量急性應激時，研究人員需慎重考慮在研究中給被試施加應激條件時所涉及的倫理問題（如被試是否會受到任何傷害）。此外，實驗室應激源（如輕微電擊）通常與日常生活中經歷的應激不同，這就限制了該程序所收集到的數據的用途。
測量生活事件的影響在應激研究中很常見。1967年，應激研究人員編制的社會再適應評定量表（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SRRS）（Holmes＆Rahe，1967）到今天依然在用（見表14-1）。SRRS列舉了43項潛在應激性生活事件，其中每一項都有一個數值評分來評估與該項事件相關的生活「再適應」的程度。列表中包括積極和消極事件，二者都會引起應激反應並影響健康。
SRRS是一種評定生活事件與健康間關係的簡單方法，因人們評定的是自己的真實經歷，該量表能被很好地推廣到現實生活中。然而，由於它依賴於人們對事件的回憶而可能會導致記憶偏差。另外，使用SRRS測量生活事件的影響時，既沒有考慮個體差異（生活事件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影響著不同的人），也沒有考慮積極和消極生活事件影響的區別。
當人們感受到應激時可能會變得疏於自我照顧。他們可能會睡不著、增加吸煙或飲酒量、飲食不規律或吃不健康的食物。
小困擾量表（Kanner et al.，1981）測量日常應激源的頻率和嚴重程度，然而振作量表（Kanner et al.，1981）則評估能抵消應激負面效應的日常事件。這兩個量表前者評定日常小困擾的頻率，這些困擾事件包括放錯東西、丟東西或被打斷等；後者評定振作事件，比如完成了一項任務、被誇獎或聽到一個笑話等。除頻率外，也要對小困擾和振作的程度作評定並計算分值。然而，就如SRRS一樣，這些量表都依賴於人們的回憶能力，且那些易於感到壓力和焦慮的人對日常小困擾嚴重程度的評估可能與其他人不同，這就會為應激源和健康間關係的研究帶來問題。